内奸泄密：抗日名将赵登禹殉国之谜

北京有三条以抗日战争殉国将领之名命名的街道，分别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三名将军中，赵登禹系由南苑进城时中伏身亡，日军是如何得知赵登禹的进城路线从而设伏的?对于此点，一直有不同的说法。而根据笔者的考证，向日军泄密者应是内奸周思靖。

赵登禹将军身高190cm，精通武术。跟随冯玉祥期间，他曾在常德的山上打死一只老虎，冯玉祥非常激动，专门请来摄影师拍摄了一张赵登禹骑在老虎身上的照片，并亲自题写“打虎将军，冯玉祥题”。由此，赵登禹也被称为打虎将军。在喜峰口和日军作战时，37师109旅旅长赵登禹作为前敌总指挥，率大刀队两次夜袭敌营，取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喜峰口战役后，因赵登禹作战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由109旅旅长提升为132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军队在平津一线对峙。宋哲元在7月11日由山东乐陵赴天津，15日在天津寓所开会，发生了29军高层将领的和战之争。宋哲元只好在7月16日单独给37师师长冯治安下作战命令，并命令驻河间、南宫、大名等地的赵登禹部132师星夜急行军向南苑集结。当时南苑驻军有29军卫队旅和集训的爱国学生军训团，以及各师留守办公人员。这些部队都是刚刚参军的学生和非武装人员，而且番号庞杂互不隶属，所以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作战总指挥。赵登禹命部下刘汝珍团负责防守北京广安门，他自己率部抵达南苑准备组织抗战。宋哲元7月19日由天津回到北平，表面发表愿意保持和平的谈话，暗中在做抗战的准备。对于日军提出的无理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一拖再拖，甚至借口“天气太热，等凉快后再说”。而日军则以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的名义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7师撤出卢沟桥。宋哲元拒绝最后通牒，并下令29军全体抵抗。因蒋介石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宋哲元和北平市长秦德纯研究，由秦德纯率领四个团留守北平，其中要动用赵登禹的两个团。因此，7月28日，赵登禹奉命进北京城共商军事。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由南苑进城，在路过天罗庄时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

关于赵登禹殉国一事，有观点认为是遭到汉奸潘毓桂出卖。潘毓桂乃伪满洲国著名影星李香兰的义父，1935年6月，他伙同石友三、白坚武发动“北平自治”。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潘随王揖唐、王克敏等混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任政务处处长。1936年初，潘毓桂因替日本呈《华北防共自治协定》给宋哲元，被宋当场焚毁，并将潘撤职。七七事变时，潘虽屡次向宋哲元进言“求和”，但他是无职赋闲之人，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出卖了赵登禹进城线路的情报。

而根据中日双方的材料考证，1937年7月28日中午，赵登禹将军接到宋哲元军长的命令进城共商军事。赵将军在中午由南苑出发前，和军事训练团的大队长冯洪国(冯玉祥长子、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不久即将调为132师参谋长)告别。此时，冯洪国问赵登禹进城走哪一条路线，赵登禹回答说走天罗庄。这时在他们身边的还有周思靖，当赵将军准备上车时，周思靖回到他的办公室，用电话通知了日本驻屯军。

周思靖，浙江诸暨人。1929年10月至1931年7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科学习，与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期(第22期)毕业生。七七事变前，周思靖在29军任少校参谋，由于其精通日语，分配在29军中给日军顾问充当翻译。他在南苑军中掌握大量的军事机密，以军官的身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直接和日本军方通话。1937年7月26日，在周思靖和熊少豪的带领下，樱井少佐率日军500名及坦克数辆，欲攻入广安门内增兵东交民巷。日军失败后，樱井落荒而逃跌入粪坑，周、熊二人还冒险搭救樱井。

7月28日午后12点50分，赵登禹与冯洪国握手告别后，登上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前后各有一辆满载护卫兵的卡车。早已埋伏在天罗庄三岔路附近的日军一木清直大队，曾经和路过此地的29军骑兵队发生过战斗，所以地上还残留着人、马的尸体，日军用马的尸体将道路阻断。当赵登禹的车队驶到天罗庄时，埋伏在此地的日军便携重机关枪进行猛射，前后两辆卡车上的士兵几乎全被射杀。子弹将小汽车打成了蜂窝状，车上的司机大腿上中了很多枪，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但因失血过多很快死亡。赵登禹将军靠在车的后座上，全身多处中弹，身边的副官头靠在车窗上，从头到脚已中数弹，场面惨不忍睹。

随后，日军从副官身上搜出了赵登禹的名片，从座椅上发现了蒋介石给宋哲元的电报、宋哲元给赵登禹的命令状、132师将校勤务表等其他重要文件，日军将赵将军尸体由车内拉出拍照后，向上级请功去了。到了下午，当地的两位老农将赵将军的遗体抬入高粱地中，用黄土掩埋。

两日后，37师副师长、北京城防副司令田春芳和国际红十字会派人开车寻来，在一农夫指引下将赵登禹尸体从掩埋的黄土中找出，装车运回北平先农坛边的龙潭寺暂厝。赵登禹将军殉国后，他70岁的老母亲仍然健在，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一岁半的女儿，以及一个遗腹子。日军占领北平后，赵家人就开始了逃亡生活。抗日胜利后，冯治安、何基沣为赵登禹将军举行公祭时，找不到赵家人，而是由佟麟阁将军的次子代孝子打幡，并将赵登禹葬于卢沟桥畔。1946年3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赵登禹等举行隆重的入祠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登禹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抗战十四年的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以来，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支持下，东北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众行动起来，自发地组织起人数达30余万的义勇军等抗日武装。义勇军斗争失败后，东北人民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各种方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东北抗日联军从其前身几百人的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开始，就向日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至全国抗战爆发前，东北抗日联军与敌交战上万次，袭击城镇百余座，游击活动遍及70余个县，部队发展到3万余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1931年后，日伪当局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消灭东北抗日联军，每年都要集中大批的兵力和大量的物力财力连续进行“全满扫荡”和“区域讨伐”。据日方统计，所谓“匪贼”出现次数，1932年为39150次,1936年为36517次。而日军仅1932年就先后3次以万人以上的规模对“东边道”(通化、延边)实行军事大“扫荡”。抗日武装伤亡人数1932年为12751人；1933年为11109人；1934年为25153人；1937年为12905人。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东北抗联指战员克服困难，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坚持抗击侵略者。在和敌人的斗争中，东北抗联师以上干部100余人战死疆场，其中军以上干部就有20余人，如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魏拯民、陈翰章、宋铁岩、许亨植、李延平、夏云杰、祁致中、汪雅臣等。

由于敌人的封锁，严禁粮食、服装、火柴、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流入游击区，东北抗联生存条件极端恶劣。部队经常无衣无食，只得吃草根、嚼树皮、喝雪水，饿死的战士甚至比战场上伤亡的人数还多。周保中将军曾讲：在一次战斗转移中，有十几个重伤员无法行动，他们怕连累部队，就主动要求留下来。于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留下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卫生员及一些粮食，让他们在这里养伤，待部队回来时再接他们。日后待部队回来的时候，伤员已经全部牺牲。炊事员也倒在附近的水沟里，扁担水桶都在身边不远的地方，显然是因为虚弱挑水时饿死在那里。在日军的残酷“围剿”下，东北抗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无数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主动出击，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大批日军，粉碎了日本以东北为基地“以战养战”的阴谋，有力地配合了关内的抗日斗争，直至抗战取得全面胜利。

红军之所以称为红军，是南昌起义10个月以后的事。1928年4月间，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此后不久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至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就成了“红军第四军”。值得注意的是，有了第四军，前面还有没有第一、二、三军？后面还有没有第五、六、七、N军？当时还不清楚。福建文史专家傅柒生在《军魂》一书中解释说，因为南昌起义的主体来自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部队“北伐”时期战功赫赫，被誉为“铁军”，朱、毛部队沿用“铁军”番号，表明继承“铁军”的传统基因。发扬“铁军”优良的战斗作风，是红四军战斗力旺盛的精神基础。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主力离开井冈山，实施外线作战，途中打了一个大胜仗，在长汀制作了四千套军服，这也是中国红军第一次统一着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周边都是国民党军和军阀部队，相继投入兵力数十万人“会剿”。奇怪的是，红四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先后击毙反动军队的旅长郭凤鸣，活捉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抵抗了刘和鼎、蒋光鼐、金鼎汉等部接踵而至的进攻。

一个典型的战例是，1928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趁红四军外线作战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会剿”。朱、毛红军下山时，带走了主力部队，惟一的迫击炮因为打不响留给了看家的部队。后来彭德怀做过一个保守的比较，当时敌我兵力对比大概是三十比一。8月30日晨，敌军两个团加强一部，向黄洋界哨口发起进攻，留守部队以区区两个连的兵力，凭险据守，连续打退多次攻击。打到下午，红军子弹所剩无几，最后关头，战士们把那门破炮找出来了，仅有的三发炮弹，前两发都是哑炮。就在绝望之际，一个战士不甘心，又把第三发炮弹填入炮膛，奇迹就在这个瞬间发生了，第三发炮弹不但响了，还正好落在敌军指挥部，上山之敌以为红军大部队杀回来了，连夜逃之夭夭。

解读这个战例，我们不难看出，人少不是问题，枪破不是问题，天寒地冻也不是问题。那么，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为什么能以少胜多，为什么能以弱胜强？事实上，毛泽东在战斗结束之后写的那首诗词，就给出了答案：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就是红军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不仅众志成城，连那门破炮在关键时刻也幽了一默，真是恰到好处，有如神助。

红军初创时期，打了很多胜仗，也打了一些败仗。当然，若依实力对比和伤亡对比论成败，红军即使打了败仗也是胜仗，用俗语说，干掉一个够本，干掉两个赚一个。但是，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赚”要不得，够本不行，小赚不行，大赚也不行，要特别大的赚才行。

星星之火，必须燎原，这就要求年幼的红四军，必须尽快成为一支比纯金还要纯、比钢铁还要硬的队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了解麾下这支刚刚从农民和旧军队脱胎的军队，虽然名称变了，但是很多旧的习气还有待改造，拢到一起就是一块钢，拢不到一起就是一盘沙。早在秋收起义之后不久，部队就进行了三湾改编，克服大而无当，把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把手掌攥成拳头。当然，最重要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对官兵进行组织管理和思想教育，逐步建立主动革命的思想基础。

或许，就是从三湾改编开始，一个课题就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酝酿了，培养信仰，首先就要解决为谁打仗，为谁扛枪的问题。三湾改编的另一个原则就是官兵一致，建立士兵委员会，内部实行民主。官兵很快就有了感情认同，这支部队是自己的，为自己扛枪，为老百姓打仗，为子孙万代打天下。这个认识激活了强大的战斗力。

如果说，三湾改编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摸索阶段，那么，到了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则明确把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作为我军的灵魂。决议第一部分第一条，就是纠正单纯的军事观点。这是一个伟大认识，认识这个真理是红军的伟大转折。一方面讲，没有政治信仰的军队，即便实力再强，装备再好，技术再精，可是，不知道为谁打仗，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最终的出路，第一是成为反动政府的御用军队，第二是成为军阀的个人军队，第三是落草为寇。从另一方面讲，没有政治信仰的军队，当兵为了吃粮，为了升官发财，势必见利忘义，可以随时倒戈，随时“城头变幻大王旗”，上个世纪初的军阀混战便是典型的例子。“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打仗的，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建设革命政权。”一言以蔽之，红军打仗是为了崇高的信仰，这同军阀的雇佣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正是为了军事上的真正强大，是思想和精神动力的强大。为信仰而战，是红军能打胜仗的根本保障。

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白军打仗为吃粮；红军砍头风吹帽，白军风吹两边晃；红军住宿上门板，白军过境如虎狼；红军官兵亲兄弟，白军敲诈又克饷……这是上个世纪红军文艺宣传队创作的一首歌谣，虽然在艺术上略显粗糙，却一定程度揭示了红军能打胜仗的奥秘。

除了思想和制度的先进，红军还比国民党军多了一支重要的队伍，就是宣传队。古田会议决议里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具体到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宣传队把共产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纪律、主张等等，通过印发报刊、张贴布告、文艺演出等形式，艺术化、形象化、通俗化地展现给红军官兵，对于坚定信念、激励士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古田会议把监督执行纪律也纳入宣传队的工作职责，宣传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团结了下级官兵和民众；宣传废止肉刑和不许虐待俘虏，争取了落后官兵和敌对阵营的官兵。以不杀逃兵为例，以往抓住逃兵，多数枪毙，后来发现，杀了一个逃兵，其他逃兵再也不敢回来了，只能孤注一掷，跟红军死拼到底。红军领导人分析认为，逃兵是旧军队留下来的家常饭，甚至可以说是底层百姓的一种特殊生存方式，今天逃了，明天还可以争取回来，信仰要慢慢培养。为此，红军宣传队还将废止肉刑、转化逃兵的故事编成节目，广泛宣传，教育感化部队，从而使逃兵现象逐步减少，而国民党军的士兵受到红军的感化，拖枪倒戈则渐成风气。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兵员，有很多是从国民党军里面投诚或者逃过来的。

宣传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并监督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毛泽东在1928年1月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六项全部是为了争取民心的，具体到“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2月，红四军在瑞金城外大柏地同国民党军作战，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多数跑到山里藏了起来。红军饥肠辘辘，只好动用群众家里的食物，并按略高于市场的价格留下欠条。仅仅一个月后，红军在长汀打土豪筹集了一批款子，毛泽东派人送大洋到大柏地还款，这件事情对群众影响很大。红军爱民的故事通过传单、标语和文艺演出，在人民群众中传播很广。军民同心，其利断金，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是红军能打胜仗的又一重要保障。

红军为什么能打胜仗，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蒋介石写诗写不过毛泽东。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写出《沁园春·雪》之后，蒋介石召集了一帮文人墨客，试图写出一首更有意境、格局更大的作品，可是写来写去，还是自愧不如，只好偃旗息鼓。或许这是传说，但这个传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会写诗和会打仗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统帅的个性和胸襟同战争胜负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红军成立之初，部队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毛泽东依然谈笑风生。1928年8月底，黄洋界鏖战之际，毛泽东率部正在返回途中宿营，一觉醒来，传来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哈哈大笑，一首词冲口而出——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几年之后，中央红军从江西战略转移，头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吃的是草根树皮，走的是雪山草地，诗人照样高视阔步，念念有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再过几年，红军到达陕北，诗人站在黄土高原上，俯瞰苍茫大地，诗兴大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什么气派，什么胸怀，什么格局！其实，那个时候的红军，刚刚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刚刚有了几孔窑洞作为立足之地，刚刚喝上小米稀饭，但是诗人已经预见了中国革命的未来，那些风云人物都成了过眼云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朝的中国，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召开的新的古田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号令全军，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奋斗。

今朝，我们从古田再出发！

总指挥的历史性抉择——南昌起义中的贺龙

北伐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工农群众被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人数急剧下降。然而，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逆境，很多理想信念坚定者，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贺龙就是典型的代表。

“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

早年的革命探索和实践，对贺龙来说，充满着曲折和危险，特别是身处军阀横行的年代，他深感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改变现状的。通过比较、鉴别，他认为“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为此，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予了积极支持，曾经资助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5万银元，并邀请共产党员周逸群开办政治讲习所。1926年8月，他向周逸群明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由于当时尚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不准在友军中发展高级军官入党，因此，贺龙的第一次入党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考虑到贺龙要求入党的热情很高，周逸群鼓励他要等待时机，说：“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有人找你。”这进一步坚定了贺龙要求入党的信念。后来，第一师成立了国民党党部，要贺龙参加，他无论如何也不参加，而是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他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同意在部队建立政治机关，并尽其所能帮助和支持共产党在部队内开展活动，发展党员。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同时，汪精卫武汉政府蠢蠢欲动，妄图宁汉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时刻，贺龙立场鲜明地支持共产党，并对其所领导部队的共产党员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贺龙的这一态度，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7月初，周恩来会见贺龙时，特别钦佩他坚决的革命态度，称赞这是“疾风知劲草”。的确，严峻的形势面前，贺龙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经受住了考验。也正因为如此，贺龙及其所领导的第20军成为共产党十分信任的革命力量之一。这为南昌起义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面对汪精卫的倒行逆施，贺龙采取了愤然抗争的态度。为此，他不仅让一些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加入自己的部队，而且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甚至派兵在共产党机关、工会、农会等团体的门口站岗。据统计，当时在武汉有30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贺龙部队的救助和掩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和诱惑，贺龙全然不为所动，断然拒绝。7月17日，他在对连以上军官发表讲话时，表明了他要跟共产党走的坚决态度。他说，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现在只能走第三条路，也就是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坚决走到底！23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告知贺龙时，贺龙表示热烈赞成，说：“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当周恩来向贺龙告知了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时，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尽管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党组织还是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30日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决定。他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大家在一块都是很久的，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贺龙在第20军享有崇高的威望，据周逸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其部下“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在他的动员和感召之下，广大官兵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经过周密筹划和准备，8月1日凌晨，仅仅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起义军便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和建立自己的军队。

“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南昌起义之后不久，按照预定计划，起义军南下广东。由于贺龙在南昌起义和南下途中的突出表现，以及其本人多次要求入党，8月底9月初，经中共前委批准同意，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当他带少数几个人回到家乡桑植发动武装起义时，他坚信挫折是暂时的，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说：“这条路是我选定的。我走南闯北，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过比较，对国民党、北洋军阀、共产党作过比较。我觉得共产党好，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我贺龙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南征北战，搞了半辈子，今天总算实现了我的愿望。”他还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我贺龙把他看作是救星，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不信你们看吧，共产党一定成功，国民党一定垮台！”回顾当初的选择，贺龙丝毫不后悔，始终认为这种为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说：“如果说为了当官的话，我又何止是个军长呢？蒋介石还叫我当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呢！当官有权有势，日子也过得好……一个人光为个人着想，那确实感到吃亏了，如果想想灾难深重的国家，想想千百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当国民党那个官又有什么意义呢？”抗战期间，蒋介石问贺龙：“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和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由此可见，在理想信念和政治选择问题上，贺龙是毫不含糊、光明磊落的。

总之，自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贺龙便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同党和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忠诚不渝。1943年1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向贺龙同志学习》的讲话，认为贺龙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和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为斗争失败而气馁”。时至今日，贺龙立场坚定、百折不挠、对党忠诚的优秀品格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首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既是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解放战争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运筹帷幄，做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驻的先决条件：延安和平接管

延安原名肤施县，中共中央进驻后，取原延安府名，改肤施县为延安市。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前，延安城由国民党东北军占领。

西安事变爆发后，东北军撤走，延安城只有民团和保安队千人左右。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

1936年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等从保安来到延安，当晚就住在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就延安的接管问题，他指出：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如若不行，就等部队来解决。周恩来离开保安前，就已派黄春甫（江华）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准备接收延安。

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带人护送周恩来等一行人到延安东郊飞机场，转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前往西安。正当周副主席准备登机时，延安城里的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骑马赶到机场来送行。周副主席借机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作了分析，第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第二种是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局面，造成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有利条件。我们要力争实现前者，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希望你（指高县长）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随后，周副主席一行在张将军派来的代表刘鼎陪同下登机，飞往西安。

次日凌晨两点左右，驻防清凉山的张占奎派传令兵报告：肤施县的高县长带着民团深夜偷偷地溜出东门，顺着延河向榆林方向撤退。根据黄春甫司令员的命令，驻清凉山、宝塔山的一、二连部队迅速警卫了南门、东门、北门，同时将县府、党部机关看管保护起来。

天亮后（12月18日），黄春甫司令员率领红一团的部队进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管延安。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央、毛主席决定由保安迁往延安。

进驻延安的宣传和保卫工作

和平接管延安后，党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团长的工作团，陕北苏维埃政府派出以曹华山为首的工作组来到延安，连同延安城防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春甫一起，迅速有效地组织开展宣传保卫等工作。随后成立了延安市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和城市政策，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毛泽东主席是抗日领袖。部队还在延安南关、凤凰山等处挖出和收缴了敌人逃跑前埋藏的几百支枪和部分弹药。延安城内的商业、学校、交通、邮电等各项事业很快恢复正常。

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于1937年1月初来延安“打前站”，在红一团的配合下为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做了许多前期准备工作。

迎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进驻延安是由抗日救国会统一领导和部署的。

1937年1月10日，毛主席从保安动身，经桥儿沟、张沟、余家坡、井沟岔、王家畔，行进23公里，傍晚到达志丹县侯市寺儿台住宿一晚。

1月11日早上，从寺儿台出发，经郭家砭、侯家坡、王新庄、庙合台王兰沟、庄科渠、刘家砭、阳台、樊庄、白庄、寺沟、赵桥、韩砭，行进30公里，到达安塞县王窑高沟口住宿一晚。

1月12日从高沟口出发，经庙湾、白渠、白坪、招安、店子坪、枣湾、龙石头、茶房、新庄坪、云坪、后沟门、滑里湾、严家湾、黄崖根，行进30公里，到达安塞碟子沟住宿。

1月13日，从碟子沟出发，经沿河湾马家沟、杨家沟、下里家湾、赵家崖、河庄坪、石砭塔、李家洼、兰家坪、杨家岭、大砭沟口，行走25公里，到达延安。

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满街贴满了“欢迎抗日领袖”等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大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从北门口起一直排到大砭沟口。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达四五千人。人们手里或高擎或挥舞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纸旗、小红旗。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等早已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泽东主席。

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河西渡过河，顺着一道砭迎着人们走来。

毛泽东衣着十分俭朴，和普通战士一样，头戴缀着红星的八角帽，身穿黑色棉军服，外套一件已显陈旧的灰大衣，右胳膊的袖肘上还打着一大块补丁，脚蹬一双布棉鞋。在黄霖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一一握手问好后相伴前往延安城。

当队伍行进到大砭沟口时，欢迎的场面异常热烈，“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和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毛泽东手牵小红马，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人群点头，挥手致意。群众一直迎送着毛主席经北关、进北门、过钟楼，来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

朱德总司令进城的时间比毛主席要早，下午约3点左右就到了延安，他带着的这支红军队伍中配有五六十把盒子枪，威风凛凛。

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参加大会的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把操场挤坐得满满当当。欢迎大会由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主持，并致欢迎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毛主席要求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他还风趣地说：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

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马生有代表延安人民讲话，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并表示决心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团结一致，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会上，商会还向党中央以及红军战士们赠送了慰问品。

中共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之后，从此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古城便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在北京西苑颐东苑华克放的家中，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母亲沈安娜珍藏的一枚印章。这枚印章历经75年的风风雨雨，仍然保存完好，是什么原因让沈安娜如此珍视？印章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校园爱情在西湖边开花结果

1915年11月7日，沈安娜（原名沈琬）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书香世家。7岁时，她被家里强行裹脚，因此对这种封建陋习厌恶至极。这也为沈安娜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安娜正就读于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在学校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她和同学们多次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而此时，比她大3岁的姐姐沈珉正承受着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被迫辍学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地主的儿子。沈安娜非常同情姐姐的遭遇，为避免自己重蹈不幸，1932年夏天，姐妹俩在二哥的支持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寻求新生。

到上海后，沈安娜准备报考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这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吴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找到学校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苦闷中的沈安娜，得到了一位门房老伯的帮助。老伯告诉她校长不在，让她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

毛先生全名叫毛啸岑，见到他，沈安娜苦苦哀求道：“先生，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了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毛啸岑被沈安娜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便对她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再说。”写什么呢？在没时间多想的情况下，她写下命题为《求学》的作文。正是这篇作文打通了沈安娜的求学之路。毛啸岑夫妇，也因此成为了沈安娜“一生的恩师”。

在恩师家的一次美好邂逅，开启了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爱情之路。1934年初的一个阴天，下着毛毛细雨，沈安娜和姐姐因没有路费回老家泰兴，便去给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恩师家她们第一次见到了两位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男校友，一位是已毕业的舒曰信，另一位便是在校读书的华明之。

在沈安娜的印象中，华明之身材修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安娜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而在华明之眼中，沈安娜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这次的邂逅给双方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那以后，他们4人就经常在恩师家聚会，互相谈及双方的家事。和两位校友相识，改变了姐妹俩的命运，不仅使她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各自找到了感情的归宿。

1934年姐姐沈珉与“中央特科”成员、革命青年舒曰信结婚。受苏联的影响和华明之、舒曰信的建议，沈安娜将名字由沈琬改成了安娜，姐姐改成了伊娜。在舒曰信的鼓励下，同年7月华明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华明之在王学文的领导下开始了“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工作。此时沈安娜因无钱交学费而辍学，为了日后独立谋生，她进入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速记。学习期间，沈安娜十分刻苦，成绩优异。1934年11月，刚过完19岁生日的沈安娜，接受了一个新任务，让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议事科惟一一名速记员，以此作掩护为党搜集情报。

沈安娜将搜集到的情报和衣物混装在一个小皮箱内拎到上海，上报党组织。为了方便对身处杭州的沈安娜进行指导并传递情报，王学文指示华明之以同学之名，利用周末时间，从上海到杭州，联络并指导沈安娜。

两人的恋情就在这日渐增多的会面中不断加深。他们有时在茶馆见面，有时又假扮成亲密的情侣在西湖边上碰头。秘密的接头会面，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他们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爱情之花在西子湖畔绽放。

1935年秋，经王学文批准，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两人走上了充满艰险而又幸福的人生之路。

国民党高层身边的夫妻情报组

两人结婚后，华明之按照组织指示，结束了上海的情报工作，陪伴在沈安娜身边，专门指导和帮助她，接收、送出情报。

1936年，朱家骅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安娜因做人正派和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1938年，在周恩来、董必武的指派下，沈安娜以国民党特别党员的身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立法院等机关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沈安娜认真观察着会上人员的言行，速记着会议内容，甚至还常常坐在蒋介石身边。她源源不断地获得重要情报，由华明之整理送出，直达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手中，因此她也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在沈安娜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夫妻俩经受过无数次危险的考验，甚至有一次国民党特务还带着证据找上了门，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已经到了和上级领导徐仲航（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业务处长）约定接头的日子，可是时间已过，他还是没有来。沈安娜有些担心，但是根据情报工作的规定，上下级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没办法去找，也不能擅自去找。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她的心头，漫长的等待对于他们夫妻来说，是一种煎熬。于是，沈安娜想出一计，以孩子生病急需借钱为由，写了一封信给徐仲航一探虚实。没想到信发出后，杳无音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特务突然来到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收发室，指名道姓要找“沈婉”。沈安娜听后脑子“嗡”的一声，她知道徐仲航肯定出事了。特务说：“沈小姐吗，我们是军统局的，有个事情想跟你谈谈。”沈安娜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我不认识你们，能和你们谈什么？”“你不认识我们不要紧，你看看这个。”特务从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沈安娜一看，这不是前几天写给徐仲航的信吗？怎么会在军统手里？来不及多想，沈安娜说：“这是我写的信，怎么在你们手里？”高个特务说：“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一个月了。”矮个特务追问道：“莫非他是要拿钱收买你？”沈安娜一听，他们都是在信上做文章，就装作很生气的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为了避免两人纠缠，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沈安娜口气强硬地说：“你们有什么事，就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说完，扬长而去。特务们知道沈安娜是朱家骅身边的红人，不敢招惹，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回到家后，夫妇二人分析，可能徐仲航已经被捕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连夜将准备给徐仲航的情报、油印材料、速记资料和保存多年的进步书籍通通烧毁。在此之后，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沈安娜曾回忆道：“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呆在10平方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来取情报。更让我悲恸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人来取，不得不又亲自销毁。”为了让党组织能找到他们，她还多次放弃了搬到更好地方居住的机会，一直住在原地等待。这样煎熬地过了3年，直到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来国统区领导秘密情报工作，他们才重新和组织接上了关系。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沈安娜继续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为党组织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根据组织指示，终于从“地下”走到了“地上”。在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中，他们夫妻精诚合作，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高层内部情报，其中许多具有战略、预警价值，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安娜夫妇相濡以沫70年，晚年定居北京。在她的家中有一枚虽历经战乱和动荡，却一直珍藏着的印章。华克放介绍道，母亲将印章看作是她和父亲的爱情信物。在《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和《华明之沈安娜画传》两书中也谈到了这枚印章。

印章收纳在一个小巧的合金质地印盒内。盒面有轻微磨损，盒内有朱红色灯芯绒衬底。绒布上放着一枚象牙印章，印章长2.5厘米、宽1.1厘米，颜色有些发黄，象牙表面有少许污渍，整体表面光滑圆润，保存状态完好。印章底部篆刻细朱文“沈琬”两字。边款竖刻楷书三列，共14字 “乙亥二月既望登安为安娜女士制”。边款全文的意思是：1935年农历二月十六，韩登安为安娜女士刻制。

当年，华明之为了表达对沈安娜的爱慕之情，找到西泠印社篆刻师韩登安为沈安娜刻印。当时，沈安娜用名是“沈琬”，“安娜”这个名字只在亲人、熟人之间称呼，外人是不知道的，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所以韩登安特意在边款上刻：“登安为安娜女士制”，印底刻：“沈琬”。

自1935年2月起，沈安娜即在工作中使用这枚刻着“沈琬”姓名的印章，历经三个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由中央特科领导，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央情报部吴克坚情报系统领导，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前后历时14年。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她根据党组织指示，正式用名“沈安娜”，才不再用名“沈琬”。这枚印章也就不再使用了，之后一直由沈安娜悉心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安排，华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沈安娜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1983年，两人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

2010年，沈安娜离世后，印章由其女儿华克放继续保存至今。

2017年1月5日，华克放将这枚珍贵的印章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历史文物收藏。这枚印章不仅是两位老共产党员当年的“爱情信物”，也见证了沈安娜“潜伏14年”的艰辛历程。

揭秘：抗战中中国对日本最后一战是哪次战役？

史学界普遍认为，在十四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共进行了22次会战，其中一次叫“豫西鄂北会战”。

关于“豫西鄂北会战”，在不同的著作中，分别被称为“鄂北豫西会战”、“鄂西会战”、“荆江两岸战斗”、“老河口会战”、“西峡口战役”和“南阳会战”。

笔者认同“南阳会战”之说。

在这二十二次会战中，直接在河南打的，史学界也认同的有两次——“豫南会战”(1945年1月25日-2月7日)和“豫中会战”(又称河南会战、中原会战，始于1944年4月17日，终于6月20日)。如果算上“南阳会战”，一共是三次。主战场不在河南的会战有多少，我没有统计，但“随枣会战”中的两次“新(野)唐(河)事变”，毙伤了日军四千多人;“徐州会战”中的“兰封(为今兰考县所辖)会战”，虽然失败了，但演变为“武汉会战”。要研究十四年抗战，不可能不研究河南的抗战。

在“南阳会战”中，中国投入兵力14.8万人，日本投入兵力7万余人，而中国军队用于南阳的约10万人，日本用于南阳的约5万人(用于宛西4万、南阳1万);这场战役，不仅始于南阳地区的南召县，也终于南阳地区的内乡县的马鞍桥。且是，它的主战场就在内乡和淅川，重点是西峡口。

这场会战，始于1945年3月21日，终于1945年8月19日，历时将近5个月，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为八年抗战史所罕见”，南阳会战的实际指挥者，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评价说，这次会战“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

“南阳会战”的直接参与者(老兵)黄润生，在其《八年抗战最后一役——西峡口之战》一书中说“西峡口战役是会战(豫西鄂北会战)中最激烈的一个战场，也是身为中国军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仗。”

在“南阳会战”之西峡口战役中，有四次大战——重阳店、豆腐店、大横岭、马头寨(缽卷山)，我中国军队打得非常英勇，非常顽强，毙伤日军达15000人。

“南阳会战”的胜利，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侵略光辉的一页，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以往出版的一些战史，大都把“芷江会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而我认为真正的最后一役，是南阳。我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请大家翻开历史看一看，“芷江会战”始于何时，“南阳会战”又始于何时?“芷江会战”终于何时，“南阳会战”又终于何时?

“芷江会战”又叫湘西会战和雪峰山会战，始于1945年4月9日，终于1945年6月7日。而“南阳会战”呢?始于1945年3月21日，终于1945年8月19日。“南阳会战”比“芷江会战”早开始了9天，晚结束了两个多月。若是把“芷江会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显然说不通。且是，若把“芷江会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那么1945年6月7日以后，1945年8月15日以前，这段时间里中国军民在干什么?中国军民在这一时期的浴血奋战，又该作何解释。故而，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把“南阳会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战。

说到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始点，过人没有不知道的，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北大营，但很少有人知道，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9日的宛西芦沟村马鞍桥。

神头岭：出其不意巧设伏

在太行山抗战时期的陈赓

神头岭伏击战中，我军在看似不易设伏的地方伏击，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一次重大胜利。

战前，八路军第129师师部并未给386旅旅长陈赓明确伏击战场。1938年3月3日，386旅召开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地图显示，神头岭位于山西省潞城县东北约15公里，山势险峻，邯长公路从两侧山梁之间的山谷中通过，是个理想的伏击地点。然而，当陈赓带领旅团干部到神头岭一看，却发现现地和地图上完全不一样。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面隔着一条山沟与申家山遥遥相望，公路根本不在山谷沟底，而是在山梁上，除了公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残留的破旧工事外，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并且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很难迅速加入战斗。

神头岭的地形，明显不适合常规伏击，但陈赓再三考虑认为，这种不理想，正是出其不意打击敌人的好地方。因为地形不险要，敌人必然会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而且那些原有的国民党工事，离公路最远的不过百十来米，最近的只有20多米，敌人早已司空见惯。如果把部队隐蔽到工事里，那就是到了敌人鼻子底下。为了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3月16日，由骑兵小队组成的日军先头搜索部队出动，眼看他们一步步接近工事，马上就要踩到战士的头上了。但是，正如陈赓所预料的，敌人只注意了远处，对于脚下那些见惯了的工事，根本没有放在眼里。见没动静，日军便继续前进，后面的大队人马，随即沿公路跟了上来。

战斗打响后，日军被分成几块，各个方向都是我军战士。就在这时，108师团笹尾少佐抽出指挥刀对身边的日军叫喊道：“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的干！”刚喊完话，一枚迫击炮弹在他的身边爆炸，指挥官笹尾的当场死亡，让日军顿时乱作一团。

此战后，日军专门用汉字在自己的装甲车上写下“专打386旅”的标语，可见这一战对日军造成的伤害和威慑。

台儿庄:一寸山河一寸血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通过浮桥。

中国军队在临沂阻击进犯的日军。

中国守军在台儿庄外围阻击进犯的日军。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加上临沂保卫战和滕县保卫战等序幕战,这次战役共毙伤日军一万八千余人。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

1938年2月,日军精锐部队及伪军约2万人,自胶济线南下,矛头指向临沂。当时在临沂负责防守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第40军以及张自忠的第59军。

张自忠与庞炳勋都曾同属西北军,却存有夙怨。但在民族大义面前,两人捐弃前嫌,共御外侮。张自忠接到命令后,昼夜奔驰180公里增援庞炳勋。

庞炳勋提出59军需要休整,山东大汉张自忠豪爽地说:“你们第3军团已作战几日,更需要休整啊!为了消灭前面的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们也要上。”

59军奋勇杀敌,一线作战部队的营长伤亡三分之一,连排长全部换了人,但仍坚守阵地顽强抗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59军撤下来休整,张自忠一听急了,“这个时候我们怎能撤退!让我们再打一天一夜,一定能把鬼子打到河东去。”3月18日凌晨1时,反攻作战打响,临沂战斗取得了胜利,切断了南下日军的左臂,使日军东西两侧会攻台儿庄的计划彻底破灭。

由于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第10军团长驱直进,1938年3月上中旬逼进滕县。

面对凶猛的来犯之敌,王铭章被任命为第41军代军长。当时滕县由王铭章指挥的兵力不足3000人,而日军兵力达10万之众。

1938年3月16日拂晓,日军从东、北面猛攻滕县县城,守军731团1营1连奋力抵抗,在第122师特务连的配合下,全歼入侵之敌。日军飞机、大炮不停轰炸全城,当天城内落下近万发炮弹,房屋变成一片瓦砾。

战斗最危急时刻,王铭章发完3封告急电报,命令砸毁电台,指挥余部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当王铭章等转移时被日军发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王铭章及其部属、随从共20余人大部为国捐躯。王铭章腹部中弹,血流如注,仍挣扎着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不要管我!”话音未毕气绝身亡。滕县保卫战,历时3天半,毙伤日军2000余人。

1938年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攻打台儿庄。经过近一周的残酷守城战,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到4月3日,守城的第31师和其他守军仅占据南关一隅,日军调集重炮坦克猛冲。31师师长池峰城向总司令孙连仲请示,可否暂时退到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士兵打完你就自己上前线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池峰城遂横下一条心,炸毁运河上浮桥,誓与城池共存亡。守军以必死的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死守不退。

为收复失去的阵地,池峰城决定组织敢死队,57名勇士头戴钢盔,手持长枪,腰间别满了手榴弹。趁着夜色,插入敌人背后。一时间,喊杀声,爆炸声轰鸣。敢死队员受伤倒下的同时,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深夜,终于夺回了城西北角,最后只有13人生还。

重温那些可歌可泣的青年英雄故事(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纪念建党95周年的日子里，《党史文汇》特别策划，推出此文，希望通过重温那些青年英雄人物的闪光事迹，还原真相，还原历史，还原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信仰！因为，在一代代有良知、懂道义的中国人民心目中，这些人不仅仅是英雄，还是一种象征、一种信仰。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归根结底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使然。这5个大字，是这些英雄留给一个政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见证和折射了理想信仰铸就的一代传奇。英雄是伟大的，信仰是不死的，这是中华民族的脊骨，绝对是我们所要捍卫的！这样的历史记忆，绝不容许随意歪曲、否定。坚持弘扬中共历史主旋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敬爱的读者：你们肯定同有此感。请把你们真挚的感言寄给我们，让更多读者获得教益。

（一）张思德：竭诚为人民服务

张思德（1915—1944），四川省仪陇县人，出身贫苦，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着深厚感情。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红军中，张思德作战机智勇敢，曾在一次战斗中创造了一人夺得两挺机枪的战绩，多次负伤。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到陕北后，入云阳荣誉军人学校学习和养伤。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叫干啥就干好啥。

张思德对待革命工作总是认真负责，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38年春，他被调到云阳八路军某部留守处警卫营担任班长。1940年春，又被调入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工作中，他总是承担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班战士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这年初夏，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军民施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他带领一班人到延安以南的土黄沟深山老林中烧炭。苦战了3个月，经过伐树、打窑、烧火、出窑、捆扎和运输等数道繁重工序，终于将8万斤木炭运到延安。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克服敌人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张思德又随警卫营来到南泥湾开荒。他不仅带领全班战士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担负起通讯工作，白天劳动，夜里步行长距离去送信，积极完成通讯任务。

1942年11月，部队合并整编、干部精简下派，一些连排干部要去当班长，多数班长、副班长要当战士。张思德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被调至中央警卫团一连当战士。不久，他又被调到延安枣园，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的地方执行警卫任务。他为了保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常主动为驻地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采药防病，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

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党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距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堆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1000余人，在延安凤凰山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举行了张思德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献了花圈，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悼念讲话：“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境界给予了高度赞扬。一个普通战士之所以引起领袖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张思德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后来，毛泽东这篇振聋发聩的著名讲话，经过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讲演的主题“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而坚持这个宗旨，正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激战三天，歼灭日伪军两千多人

参加张家口战役时，四十团官兵途经张家口大境门。（资料图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张家口等地的日伪军拒绝投降。晋察冀军区第12军分区第四十团（北京军区某机步旅当时编制）奉命收复张家口。

四十团接到平北军分区政委段苏权命令：火速赶到张家口以东青边口一带集结，准备参加解放张家口的战斗。时间紧迫，四十团在行军过程中边走边进行动员。战士们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要去收复张家口，无不欢欣鼓舞，许多官兵路过家门而不入。一昼夜的急行军，无一人掉队，四十团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19日，段苏权政委在青边口召集了各团主要干部参加的战前会议，传达了上级命令，并把敌人拒降和傅作义企图东进夺取张家口的消息告诉大家。会上决定：我军在苏军向张北狼窝沟及西面的春垦地区守敌攻击的同时，攻打张家口。四十团首先夺取敌人在牛洼山1180高地的阵地，扫清前进障碍，然后直取设在东山坡的日本驻伪“蒙疆政府”的大使馆，继而进攻市中心的铁路大楼，配合十团进攻火车站的战斗。

20日凌晨，四十团迅速向张家口挺进。5时，部队到达张家口东边的牛槽洼山。牛槽洼山，南临榆林机场和京张公路，西距张家口3公里，是敌人阻击我进攻张家口的一个“钉子”。日伪军在这里筑有碉堡群，周围有战壕、铁丝网等守防设置，驻有伪军约一个中队的兵力，配有轻重机枪，火力较强，只有拔掉它，才能为进攻张家口扫除障碍。

5时30分，四十团发起攻击。二连、四连担任主攻。经过激烈战斗，牛槽洼山顶之敌除少数逃跑，其余全部被歼灭。

部队占领阵地后乘胜追击，一连、三连沿高地北侧、口里东窑子村南，直插东山坡日本驻蒙疆大使馆，当时日军已全部仓惶逃窜。我军迅速歼灭部分伪军残敌，占领了大使馆。二连、四连、五连沿水泉沟、日本神社、杨家坟、日军粮库，直插太平桥东南地区。占领制高点后，各连迅速向市区进攻。12时左右，全部占领了清水河以东地区。

简单休整后，22日清晨，四十团和十团再次向张家口发起进攻。上午10时，一连占领沙河路一带敌人的军需、军械仓库；三连占领了太平桥、铁路大楼一带；二连、四连占领张家口东山坡、太平桥东南地区。下午3时左右，从狼窝沟溃退下来的日军沿着清水河逃至火车站，妄图乘车逃走。正在侧翼掩护十团作战的四十团二连、三连、四连马上进行阻击。敌人为了抢夺活路，凭借优势兵力拼命反扑，妄图夺占“宣门”石楼，掩护部队沿铁路逃窜。

“宣门”石楼高10余米，居高临下，是控制敌人东逃的咽喉要道。在火车站货场附近的敌人企图夺占“宣门”打通逃路，遭到二连、三连、四连官兵的英勇阻击，官兵们打退了敌人10多次冲击，日伪军缩在火车站和货场附近没能前进一步。

在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于品卿以及张家口伪市长韩广森等700余名敌伪人员，全部缴械投降。这场战斗，四十团与兄弟单位激战3天，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至此，张家口这座塞北重镇宣告解放。

8月25日，四十团被晋察冀军区授予“张家口四十团”荣誉称号。

从1942年建团到2013年年底整编为机步旅，在该团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一代代官兵前仆后继，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近些年，该团先后参加了支援北京奥运会、西非国际维和、上合军演、国庆首都阅兵等重大任务，被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先进党委”“全军先进军事文化建设旅团级单位”，被北京军区评为“先进党委”“先进团委”，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1次。

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两次伏击，切断敌人交通线

白浪飞溅，硝烟四起。在前不久东南某海域举行的一次实弹射击中，第1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团七连官兵驾驶战车如水中蛟龙，劈波斩浪直扑“敌”近岸据点。

七连是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出来的英雄部队。1937年9月底，日军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突破国民党军内长城防线，直接威胁雁门关、平型关。为配合国民党的忻口防御作战，第1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团七连前身——八路军120师716团特务连跟随团队深入日军侧后，执行破击大同至太原公路，切断敌后方补给线的任务。

10月17日，716团团长贺炳炎得到情报，次日日军将从原平撤回死伤士兵。经侦查，敌军在雁门关并无兵力驻守，只在广武有少量日军。该团遂计划在黑石头沟一带的公路设伏，同时派少量兵力占领雁门关。

18日上午9时许，日军车队拖着滚滚烟尘像长蛇一般从南向北驶来，观察哨报告约有近百辆之多。车队缓慢地拐过小石桥，爬上陡坡，进入伏击地域。“打！”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火力一齐射击，步枪、机枪交织成密集的火网，黑石头沟顿时硝烟弥漫。打头的几辆车被打着了火，燃烧爆炸，车上的日军纷纷跳车，伤亡惨重。

激战正酣，在黑石头沟北边担任警戒的分队突然发现，从阳明堡方向又开来百余辆满载弹药和士兵的日军汽车。警戒分队迅疾冲着打头的几辆汽车猛烈射击，顺利摧毁头车，阻滞车队。后车日军随即下车登山，沿西侧山梁绕至716团左侧，向正在公路战斗的官兵扫射，一时间八路军伤亡徒增。见伏击目的已达到，贺炳炎迅速指挥部队撤出战斗。

这一仗，716团击毁日军汽车20多辆，毙敌300多人。特务连连长李子贵不幸在战斗中被敌人冷枪击中，壮烈牺牲。

两天后，贺炳炎又把部队拉到雁门关西边的山址子上，选择从广武至垭口的公路作为伏击点。日军则吸取上一仗的经验教训，在广武镇提前下车，人走前，车走后，并有5架飞机侦察助战，边搜索边前进。敌变我变，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716团在给敌人以猛烈、突然的火力袭击之后，立即撤出战斗。经过激战，日军以3倍于我的伤亡败退。

在忻口会战的日子里，716团接连两次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日军车队，先后歼灭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一度切断了交通运输线，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的配合。海内外报纸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特务连在战斗中英勇作战，战绩突出，被授予“雁门关伏击战英雄连”荣誉称号。

时光荏苒，特务连几易番号，但“赤胆忠诚、敢打头阵，坚贞不屈、敢于拼搏，勇往直前、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不曾改变。连队先后参加抗美援朝等重大军事任务，并分别被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授予“夜老虎连”“尖刀七连”荣誉称号。近年来，连队还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2次，集体二等功5次，集体三等功13次，连续多年被上级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百团大战：竟扶危局定神州

1940年夏，为粉碎日军“囚笼政策”，敌后抗日军民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八路军参战部队达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仅战役发起的前3个半月，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缴获各种枪5900余支（挺）、炮53门及一批军用物资。全战役，八路军至少作战217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00余人。

百团大战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1940年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一年，欧洲大半沦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陷入低潮。在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高瞻远瞩的持久战思想，将国共两党思想统一起来。八路军实施战略机动，挺进冀中南和山东等地，牵制大量日军，粉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使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1940年，日本以主要兵力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尤其是在华北，加紧推行“肃正建设计划”和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使八路军控制的县城由1939年春的103个，到1940年夏时，锐减至几个山区小县城。

中国战局的发展和华北敌后战场的严重敌情，引起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的极大焦虑。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政府的投降危险，争取华北时局的好转，经过几个月的洞察敌情和深思熟虑，大规模破袭正太铁路的决心日渐形成。7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出席，正式决策：发起破袭正太铁路战役，切断日军由平汉铁路通往山西的运输补给，并有利于太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8月20日22时，“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同一时刻，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等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枪炮声、炸药的爆破声震撼着华北大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120、第129师等，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

百团大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抗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取得的。这次战役，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

“我们的旗帜在前面，白刃格斗英雄连，在抗日战争烽火中成长壮大，忠于人民忠于党……”

在铿锵有力的连歌声中，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旅3营8连连长罗希向记者讲述了“逢敌亮剑、有我无敌、刺刀见红”的连魂形成经过。

英雄连诞生于抗日烽火中，前身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5团8连，组建于1938年1月。

在抗日战场上，8连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其中打得最惊心动魄的，是发生在75年前的百团大战大洛坡反偷袭白刃大战！

1940年8月，8连所在的1纵队25团担负破袭正太路，断敌交通命脉的任务。

8月20日20时，25团发起全线攻击，猛攻马首车站。8连被安排到团指挥所驻地大洛坡村，负责保卫团指挥所和地方群众安全，并担任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为解马首之危，8月21日夜，盘踞在戴家垴的日寇由小队长登木率50余人，趁着风雨夜，绕过龙化山，意图偷袭25团指挥部。

拂晓，日军偷偷摸到大洛坡东南侧，8连炊事员张生旺从沟底挑水刚到村口就发现了敌人，便飞快向连队报告。团参谋长李懋之立即指挥8连组织反击。

8连连长任尚琮率1排、3排迅速抢占村东北高地，进行阻击。指导员张万清率2排赶往村东南抗击敌人。战士们边跑边上刺刀，刚出村口，一群鬼子端着刺刀迎面扑来，相距只有10米远。

一时间，冲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战士们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碎了就用小锹砍……鬼子被8连无所畏惧的气势吓倒，狼狈逃窜。小队长登木被8连战士击伤，逃跑时慌不择路，陷入泥坑。

打扫战场时，团部炊事员张喜碰到装死的登木，上去缴枪时，登木突然向张喜开枪。腿部受伤的张喜忍痛猛扑过去，一手抓住登木的手枪，一手用手榴弹朝登木头上猛砸，结束了他的性命。

这场反偷袭作战，先后持续1个多小时，官兵们大半时间都在与鬼子进行肉搏战。最终，8连以牺牲30多人的代价，取得最后胜利，共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40多人，打破了八路军拼刺刀拼不赢日军的神话！

捷报上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领导专门来到8连看望慰问官兵，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授予8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1940年11月，八路军总部授予8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山西武乡，隶属于长治市，东边就是巍峨陡峭的太行山脉。在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座人口21万、交通不算便利的山间小城。但在70多年前，一支军队进驻这里，随后在这里的山脉沟壑中游走、坚持作战，最后东出太行，走向全国。

地图上，在北京和武乡之间画一条直线，距离并不算很长。但要到这里，先要乘高铁向南到石家庄，再向西穿越太行，经阳泉、至太原，再换汽车。一路上，要穿越无数的隧道，跨过山间的桥梁。

1937年到1942年之间的5年时间里，八路军总部曾经多次在武乡山间辗转抗日，或正面交火，或敌后游击，大大小小有过数百次战斗。

著名的“百团大战”，就是在离武乡45公里的砖壁村中指挥进行。1940年，今年87岁的肖江河老人只有12岁，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他依然记得那个夜晚，“就在我们村的麦场上，因为是保密的，我从会场的幕布底下钻过去，大叔拍着我说，‘小鬼，不要说话，别捣乱哦！’我一看，满满的全都是八路军。”一身布衣的肖老用浓重的山西方言说。

肖江河回忆说，在砖壁发生的最后一战，离村子只有13华里。当时日军获知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包围了村庄。危急之时，彭德怀分出一支80多人的队伍作疑兵，拖住对手；又调来驰援队伍，在山沟里架起8口大锅，炒熟小麦，让战士吃饱后急行军，利用险要地形包围对手，4个多小时，便消灭了600多个日军。

今天，走进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小村，还能看见那座已经参天的“彭总榆”——它是当时彭德怀手植。70多年之后，当年的树苗已成参天大树。

1940年，曾做过日本首相的日本陆军将领阿部信行在日记中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是‘东亚新秩序’的头号敌人。”

让阿部信行把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的，是共产党的坚持抗战。日本的《华北治安书》，就将当时的中共游击战称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而究竟是什么，支撑了当时不足5万人的八路军，让他们在山西的8年间坚持战斗？

肖江河的答案：老百姓的支持。

他回忆道，1942年5月，日军合击在辽县的八路军总部，左权牺牲后，彭德怀决定还是回到砖壁村。他的理由是，“百团大战困难的时候，砖壁的老百姓拿出两万斤粮食支持我们”。

回到砖壁的八路军没有失望。突围出来的部队什么都没有带，村里捐出100条棉被；没有吃的，村长对彭德怀说，您放心，我已经给村民们“排饭”了，大户招待十个八个战士，小户三五个，都安排好了。给左权开追悼会的时候，村民全都自发到场，哀乐都由村里的吹鼓队演奏。

为什么？因为村民认为，八路军是真正给百姓打仗的。砖壁缺水，刚到这里的时候，朱德就曾指挥战士给村里打井、修渠，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全都下到山间给百姓干活儿。

今天，走进砖壁，可以看见一条醒目而又自豪的标语：家家住过八路军，户户出过子弟兵。

今天的砖壁村依然很难称得上“富饶”。险要的山峰间，能用来开垦耕种的土地不多。70年过去，硝烟早已散去，但砖壁人依旧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当年的抗战痕迹。村口的一面墙上，依然刷着过去的标语：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争生存、争人格的唯一出路。

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才在太行山间、在华北敌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景象。抗日战争时，不能上战场的妇女儿童，组织成妇救会、儿童团，手拿红缨枪、大砍刀，守在进村的各个路口，盘查每一个想要进村的陌生人，以防敌人刺探。时至今日，肖江河依然记得当时八路军教他唱的歌，虽然他始终不知道歌名，但依然懂得里面的救亡图存；他也记得当时朱德总司令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话：“这就是以后抗日战场上的小八路！”

70年后，肖江河的孙子肖建廷，已经是砖壁村八路军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给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解着那段历史。偶尔，肖江河也会来到这里，坐在当时八路军打的水井旁，对人们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

高邮大捷：对日最后一役

1945年受降签字仪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战争落幕。三个月后，新四军在江苏高邮与日军进行了一番激战并取得胜利。“高邮大捷”被人们视为中国军人的“对日最后一役”，这场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丰，在抗战史上都颇为罕见。而这场战役的背后，则是国共之间的又一次较量。

芷江洽降结束后，有记者向何应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日本投降以后，当局将如何对待共产党？这位陆军总司令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盘踞在高邮一带的日军不仅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部队向新四军“收复失地”。此时，国民党方面在高邮城外筑起城垣，修建了大量炮楼、碉堡，原先驻扎在扬州地区的日、伪军纷纷进驻高邮，附近的国民党部队也在向这一方向逼近。

原来，蒋介石于11月9日在重庆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打算“用六个月时间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高邮正是蒋介石进攻华中解放区的跳板，他打算以南北夹击之势，在这一带消灭新四军这一心腹大患。

此时，高邮一役已是势在必打。12月15日，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提出攻打高邮的建议。经新四军军部同意后，他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进行战略部署。新四军的计划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很快当地征集了15000名民工、3000名民兵和500条民船，运送粮草150万斤，备下充足的物资。

12月19日19时，战役打响。新四军五个团的兵力从各个方向对驻守在高邮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高邮城外多庙宇，此时日、伪军已把这些寺庙改造成碉堡，妄图封锁住新四军的进攻。但有备而来的新四军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攻势凶猛，到了次日中午，三个主力团已兵临高邮城下。

此时，国民党方面也已显露出其本色。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载了一个细节：战斗开始后，何应钦曾派两架飞机输送子弹接济敌伪，并向新四军阵地扫射。甚至在这场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的飞机仍连续不断向高邮县城扫射了整整六天，每天至少三四次，有时竟达七次之多，当地群众伤亡惨重。

但是，此时的新四军并未立即发起总攻，而是对日军打起了“攻心战”。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后，在华日军内部严密封锁消息，很多士兵并不知道外界的真相，因此仍在作困兽之斗。新四军利用风筝和迫击炮将传单送入高邮县城，同时利用土喇叭向县城内喊话。宣传攻势很快起了作用，两天后，有日本士兵偷溜出城，向新四军投诚。

12月25日18时，最后的总攻打响了。在嘹亮的冲锋号中，炮火摧毁了县城东、南、北三个门楼上的碉堡工事。在南面，攻击部队率先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和肉搏；在城西北，战士们利用老百姓送来的被胎，裹着方桌当作“土坦克”，强行越过开阔地；战士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喊杀声响彻云霄。

日军渐渐被逼退到位于县城东半部的“日军驻高邮司令部”一带，新四军则以城里的人力车夫为向导，向其步步逼近。面对新四军强大的火力，日、伪军明白大势已去，根本无心再战。日军将领岩崎学大佐见败局已定，不得不缴械投降。

12月26日，沦陷六年的高邮得以解放。这是中国人从日军手中收复的最后一座县城。这一天，老县衙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高邮县人民政府”。当天，一场简短的受降仪式在县城内举行，这场仪式却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

当时的《新华日报》详细列举了高邮战役的战果：

计歼灭敌山本源兵团之岩崎大队全部，共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俘敌岩崎大队长以下八百九十二名，歼伪孙逆良诚部第五军四十二师二个团及伪总部特务团等全部，伪颜秀五之二十四二十五等师各一部，计共歼伪约七团之众，毙伪四百余，俘伪副师长任进武，团长颜求森等以下八千余人，据初步统计，毙伤俘敌伪共约万人。缴山炮速射炮狙击炮迫击炮等八十四门，缴轻机枪二百余挺，重机枪二十一挺（日本九二式六挺），长短枪六千余支，美式的汤姆枪二支，卡品式一支，缴机步枪弹四千余万发，汽车七辆，汽船三只，战马一百余匹，其他军用品无数。

后人评价说，这场战役是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以后，中国军队给予拒降日、伪军的“最有力的教训”。但被教训的又何止是日军。一切迹象已经证明，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另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则棋坛佳话

抗日战争时期，在当时的山城重庆，发生过一则棋坛上的佳话，主人公是周恩来和棋王谢侠逊。

谢侠逊，本名谢宣，字侠逊，浙江平阳县人，上个世纪30年代以下遍东南亚棋坛无敌手而出名，被誉为“中国象棋棋王”。1939年夏，在重庆的周恩来得悉谢侠逊住在重庆东方文化协会，就驱车前往拜访。当时，谢侠逊为了唤起海外侨胞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亡，远渡重洋到马来亚、印尼、新加坡等地，以表演棋艺为名，宣传抗日，劝募捐款，刚刚回到重庆。所以，两人一见面，周恩来就紧握着谢侠逊的手说：“您是知名的象棋家。这次出国利用象棋比赛宣传抗战救亡，成绩很不错啊！”谢侠逊听了周恩来的赞扬，连忙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两人落座后，边品茗，边纵论国事。特别是谢侠逊的南洋之行，周恩来问得很细。谈论之余，周恩来谦虚地对“棋王”说：“能否请教一盘？”谢侠逊一听周恩来要同他下棋，十分高兴，命人拿来棋盘棋子。

第一局开局时，谢侠逊让周恩来两先。周恩来以“当头炮”开局，并依仗先手之利，猛攻谢侠逊城下，“棋王”中军频频告急。战至中局，谢侠逊抓住战机，兑掉一车一马，形势这才缓和下来，最终两人握手言和。

接着，周恩来又和“棋王”谈起各种风格的棋艺来。他从《拮中秘》重视“当头炮”谈起，说到《梅花谱》中的偏爱“屏风马”，然后深有感触地总结说：“明朝人重炮，清朝人重马，各有利弊，我们现在应该重视‘兵卒’。”谢侠逊自然听得出周恩来谈论象棋的话外音，马上接言：“马，虽有八面威风，但巧妙地运用‘兵卒’，照样可以制服。”周恩来笑着说：“您说得很对。其实，‘兵卒’就是群众，抗日救国就是要广泛发动群众，谢先生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第二局，谢侠逊只让周恩来一先。两人边弈棋边品茗边谈时局，棋下得过瘾，话谈得投机，不知不觉中，这盘棋又已进入残局。斗了数个回合之后，周恩来因事起身告辞。

周恩来走后，谢侠逊继续演练这第二局残棋，可是不管用什么招数，竟又是一盘和棋。于是，他激动得夜不能寐，以他和周恩来下的第二局残棋，题名为《共纾国难》，撰文发表在当时的重庆《大公报》副刊100号“象棋残局”上。令人惊异的是，周恩来和谢侠逊留下的这盘“共纾国难”，历经70多年，经无数象棋高手演练，总是一盘和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侠逊曾任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史馆馆员。他和周恩来虽有过几次见面，终因周恩来忙于操劳国事，两人没有时间再过招。1976年1月，当谢侠逊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里听到周恩来与世长辞的消息后，耄耋之年的他泪流满面地站在周恩来的遗像前，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七绝：

当年抗日说西安，破碎江山不忍看；

赖有英明周总理，降龙伏虎胜全盘。

2008年周恩来110周年诞辰时，淮安人民为了纪念和宣传周恩来当年以棋会友、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的事迹，专门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西侧地面上做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盘中国象棋残谱，内容就是“共纾国难”。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埃德加·斯诺（） 男，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等同志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场记者。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并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斯诺在旧中国度过了整整13年，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