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纲修缯之兆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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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兰州到呼和浩特 / 公众号： 发布：
【中医名人传奇故事】中医针灸学之祖 皇甫谧
中医针灸学之祖皇甫谧，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卒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二八二年），活了六十八岁。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渑池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三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
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
皇甫谧的家乡安定郡也几易其主，成为封建势力争夺的焦点。连年征战，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汉初的14万多锐减到2万多。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几乎成为无人旷野，曹操《蒿里》诗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好反映了这种残败的景象。安定朝那今何在既然古今资料都把皇甫家族的故里定格在“安定朝那”这个地方，此地究竟在哪里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和今甘肃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朝那县地望今又何所指呢？经查《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近朝那城，故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踞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朝那塞。今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有一个古城镇。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故名。而且位于该镇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处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保存下来。1977年，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他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谭其骧是最早在其研究成果中反映这一新观点的人。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城位置的记载，在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的“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古城镇之古城遗址，这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也记：“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东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考证朝那地望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中早有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域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再考之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东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括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湫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的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湫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的公认，古朝那县治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置疑的事。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据此可以断定安定朝那在今宁夏彭阳县境内已无可争辩。史书记载据《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西汉王朝被王莽政权取而代之，光武帝刘秀起兵中兴，建立东汉，羌汉战争与东汉政权与生俱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东汉中期，愈来愈烈，汉安帝刘枯即位以后于公元107年，不得不下令罢西域都护府。接着于公元110年令金城郡徙襄武，公元111年，又诏陇西也徙襄武，安定徙美阳（今歧山），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治衙于今白水或榆林。而关于属县迁徙，地方志也有详细记载。《平凉县志》记，西汉时，平凉西面的乌氏，南面的朝那随安定郡迁于美阳。这里说朝那在平凉的南部似乎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朝那县东移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次迁徙，可称历史上的大迁徙，除过官衙迁徙以外，连百姓也一同迁移，“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就是说，这次迁徙时割完了地里的庄稼，推倒了百姓的房屋，将院墙也夷为平地。当时又遭干旱与蝗灾，庄稼无收，饥浮遍地，再加上逼民内迁时，驱赶劫掠，流离分散，弃捐老弱，使百姓死亡大半，形成了曹操《蒿里诗》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残败景象。过了18年，即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4年），由于边境羌事稍安，尚书虞诩上书，顺帝下诏安定、上郡、北地还旧土。四、皇甫谧故里出现差错和误解的原因是什么（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所著《读史方舆记要》之误为根源由于顾祖禹误把唐朝的原州错定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应是宋朝原州），又把汉代萧关与唐代萧关县混为一谈，再误认为古朝那城在平凉府之东南。结果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州东南”的方位就被人为整体向东南移位了，于是古朝那就从宁夏彭阳县向东南移到甘肃灵台县去了。(二）建置迁移造成后人误解误解之一，东汉间，由于形势所迫，安定郡曾一度移治于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便认为其属县朝那也随迁到临泾一带了。而实际上，从东汉末到魏晋时期，朝那县仍在原地（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与鹑觚县（今甘肃灵台县）同归迁到临泾的安定郡管辖。误解之二，后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原州朝那县最终从今宁夏彭阳古城镇正式迁往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但这已是皇甫谧故世253年以后的事了，它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故里、籍贯就是今灵台县。（三）皇甫家族后辈迁涉所致皇甫氏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散落到古城周近各地或是更远省区分居，这是很正常的事。各地的分支族人，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情结，往往在新家园建祠、修祖坟，甚至把原籍的一些重要地名移植到新居地区，这是中外常见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就连关于我国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等圣贤的地名，不也是多处出现，几省并存吗？但是，不论怎么说，祖居发祥之地和故里只能是一个地方。皇甫谧的故里在今宁夏彭阳县，证据充足，不容人为制造讹误，应还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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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传》出自《晋书》，是房玄龄编纂的，记事从司马懿开始，至晋恭帝无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东晋的历史。
《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撰。记事从司马懿开始，至晋恭帝无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东晋的历史。又用“载记”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历史。全书130卷，包括《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皇甫谧传》载于《晋书列传第五十一》中。在注释、译文、读解《晋书蜠甫谧传》方面，作者力求正确、简明，在翻译方面则力求准确、流畅、明白。让读者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做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使之积极服务于现代，创造辉煌于未来。
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①，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②，教有所阙③，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④，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⑤，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①、出：过继。②、卜：选择。③、阙：缺点。④、感激：愤激。⑤、躬：亲自。⑥、综：通晓。
皇甫谧，字士安，小时候名叫静，是安定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人，汉代太尉皇甫嵩的曾孙。皇甫谧过继给他叔父为子，随叔父迁居新安。他到二十岁还不好好学习，终日无节制的游荡，或有人以为他是呆傻人。皇甫谧曾经得到一些瓜果，总是进呈给他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说‘虽然每天用牛、羊、猪三牲来奉养父母，仍然是不孝之人。’你今年近二十，眼睛没有阅读过书本，心中不懂道理，没有什么可以安慰我的。”因此叹息说：“从前，孟轲的母亲迁居了三次，使孟子成为仁德的大儒；曾参的父亲杀猪使信守诺言的教育常存，难道是我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缺欠么？不然，你怎么会如此鲁莽愚蠢呢！修身立德，专心学习，是你自己有所得，我能得到什么呢！”叔母面对皇甫谧流泪。皇甫谧深受感动，并激发了他的志气，于是到同乡人席坦处学习，勤读不倦。他家很贫穷，他在亲身参加农业劳动的时候带着经典学习，终于博通典籍百家之言，皇甫谧性格恬静，没有奢望，并从此树立了高尚的志向，把写书作为自已的事业，自已取号玄晏先生，写有《礼乐》、《圣真》等论著，后来得了风痹症，仍然手不释卷。
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孝”的，在儒家经典里还专门有《孝经》，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最注重的也就是“忠”、“孝”二字，这里的“孝”既可以讲成“孝法”，也可以讲成孝敬，古代还专门在各地选“孝廉”，所以华夏民族是“孝子民族”，这话并不滑稽吧。
皇甫谧是个孝子，甚至对养母都能恪守孝道，要做到这一点，真算了不起，单这一点，就会让后代那些不孝子孙汗颜。
古人曾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意思是说：父母亲如果真正爱自己孩子的话，就为他考虑的很深远！皇甫谧的叔母堪称是一位好母亲，她对少年皇甫谧的浪荡忧虑万分，声泪俱下地开导皇甫谧要知书，要识理，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还真感动人哩。
令人回味的是皇甫谧叔母所举的两个古代教子范例：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学习好，迁居了三次，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环境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而曾参的父亲坚决对自已的孩子信守诺言，又说明了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的言行对孩子所起的作用。这两个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千古流芳，直至今天，还对为人父母者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正因为有叔母的鞭策和鼓励，皇甫谧终于成了才，扬名于天下，成了魏晋间著名的医学家。他勤奋钻研，不断探索，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学术名著，尤其是《针灸甲乙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谧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疗为依据，采集和整理大量古代针灸文献资料，“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厘为二十二卷”而成，命名为《针灸甲乙经》（又称《黄帝三部针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该书问世后，一直被认为是学习针灸的必读书。日本早在奈良朝就规定该书是医学教育必读教材，其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或劝谧修名广交①，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②，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③，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和，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④，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⑤，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莫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⑥。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⑦，是非吾心所安也。”
①、修名：赢得好名声。②、鞅掌：烦劳，后指公务繁忙。③、赡：充足。④、喑：哑。⑤、耽：沉湎。⑥、饯：用酒食送行。⑦、中：符合。
有人劝皇甫谧为赢得名声而广泛结交，皇甫谧认为“不是圣人，哪能做官交友博取好名？住在乡村照样可以享有尧舜之道的美名。自已并非圣人，又何必去与达官贵人结交，为公事忙碌从而得到好名声呢？”于是，皇甫谧写了《玄守论》来回答劝他广泛结交的人。他在《玄守论》一文里写道：
有的人对皇甫谧讲：“富贵是人人想得到的，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为什么不顾惜自己，等待困穷而不作改变呢？况且从道义上讲，最可贵的，是治理国家，而对一般的人来讲，及时行乐便是美事，先生已经年老，牙齿也发生了变化，连温饱都没有解决，今后死在山沟河谷之中，又有谁知道呢？”
皇甫谧回答道：“人最看重的，是生命；道最渴求的，是形体的完美。生命和形体都不应该被疾病所侵害，如果扰乱了形体以至于损及性命，又怎么谈得上脱离贫贱而存富贵呢？我听说吃人家俸禄的人，就得分担人家的忧患，形体强壮的人尚不堪忍受，何况我体弱多病呢？对于文士来说，贫穷是司空见惯的，进究道义的人的确也常受到轻视，然处于贫穷之中而得到道的真谛，一辈子没有忧患，与那种为了追求富贵扰神耗精相比孰好孰坏，自然不言而喻啊！另外，生时不为人知道，死时不被人惋惜，这样的人才是最得道的真谛的呀！聋哑的人，是天下最得道的人。一个人死了，天下的人都为他号啕大哭，因为他的死，对天下有很大的损失，有的人健在，全国的人都为之而欢欣鼓舞，因为他的健在，对全国人都有好处。然而，天下人的哭或笑，并不能使该死的人不死，该生的不生。所以有至道至德的人，不会因外界影响损益到他的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魄很健壮。如果为了换回天下人的悲痛而去追求损害生命的名利，顺应全国人的心意去追求无益于身的富贵，这哪是道德的至高境界呢！只有不追求名利，才会无损于性命，身体就会更坚强；只有不求无益于身体的富贵，道行才会更深厚。身体坚强就不会损及生命，道行深厚就不会变浅薄。如果能保持坚实的身体、深厚的道行，将名利、富贵置之度外，看作只是形体表面的东西，那么我的道行是最完善的。”
于是，皇甫谧没有去做官。他潜心钻研典籍，甚至废寝忘食，故当时人说他是“书淫”。有人告诫他过于专心，将会耗损精神。皇甫谧说：“早晨学到了道理，黄昏死去也是值得的，何况生命的长短是上天预定的呢！”
叔父后来有了儿子，二十岁时，皇甫谧年四十，叔父儿子的生母去世。于是皇甫谧回到了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是皇甫谧父亲堂姊妹的儿子。当梁柳要去城阳赴任时，有人劝皇甫谧用酒肉为他饯行。皇甫谧说：“梁柳未做官时探望过我，我都不出门迎送，吃饭也不过盐菜之类，贫穷的人不以酒肉来招待。现在他当了郡太守而以酒宴来饯行，是看重城阳太守的官职而看轻了梁柳本人，难道这符合古人的为人之道吗？那样做，我的心里会不安的。”
什么是幸福？有人认为富贵就是幸福，但皇甫谧告诉我们，唯有身心愉快、精神轻松才是最大的幸福。
有的人白天黑夜盼望富贵，于是步入仕途，希望官运亨通，同时财源广进，可是，皇甫谧忠告当时人：仕宦险恶，伤身劳神，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结果，弄得走火入魔，疲惫不堪，成了一个在精神肉体上都垮掉的可怜虫，那才是最大的不幸！倒不如淡泊一生，轻松一世，真真诚诚做人，洒洒脱脱待人，倒还能颐养天年，长命百岁呢。
人是高等动物，所以必然有动物性，追求物质财富亦在情理之中，《孟子》言：“食、色性也。”儒家大师亦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说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还说：“富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富是人不通过学习就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古诗十九首》高声唱道：“人生寄一世，奄勿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憾轲常苦卒。”那意思，明摆着要人们去升官发财，才不枉活一世，这当然是另外一层意义了，不过，必要的物质基础确实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所以贾谊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意思正相当于今天的“先有物质文明，然后才有精神文明”之意，所以《醒世烟缘传》三十三回里讲得很风趣：“孔夫子在陈地绝得两三日粮，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什么乐处，还是后来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这意思或许就是要读书人去以“财”养学，搞点第二职业吧。
但人这种动物毕竟是高等的，有精神的，讲道义的，所以，如果财富来得不正，人可能不愿接受，这就是儒家所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取也”，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另外，如果财富来得让人精疲力竭，尤其是经过官场或商海的明争暗斗，使出吃奶的劲才得来的话，有的人也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样太累，不过，对另一种人来说，又当别论。
“读书人永远与贫穷相连”，皇甫谧这一观点无疑道出了古今学子们的共通感受，古人言“寒窗苦读”，其实，不只是读书时窗子是寒的，就连写书时窗子也是寒的，文人学者书桌边的门窗，可能一辈子也没有热过。早在汉代，大学者、同时又是大文豪的扬雄就写过一篇《逐贫贱》，唐代的文人韩愈写了《送穷》、柳宗元写了《乞巧》，感叹这“穷”神爷连送都送不走，真是个瘟神，后来的段成式也写了《留穷辟》，由此可见，自古及今，要做文章学问，必与穷困为伴，否则早早撤退。
皇甫谧这个读书人穷惯了，所以他对朋友的贫富变化感觉迟钝，对敌人的飞黄腾达并不逢迎，他对穷困时的梁柳与富贵时的梁柳一视同仁，不免让有的人觉得他太痴、太傻、太迂。该巴结的他却不巴结，该投靠的他却不投靠，难道要穷一辈子而不翻身么？古往今来，多少人拜倒在权贵名利脚下，前人早就说过：“世态既有炎凉，人脸映出阴阳，世事荣枯不定、人情向背无常。”你看，生活中的势利眼、变色龙何其多！先秦典籍记载有位仁兄为获取官职而舐人痔疮，《史记》里更是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苏秦之嫂对苏秦扬名前与扬名后的两种态度，南朝时有个叫沈庆之的人，做官前无人问津，做官之后，父老乡亲竞跪着前来拜见，弄得沈庆之又惊诧又不好意思，不时连声感叹：“我还是从前的沈庆之啊！”其实，沈庆之可能与苏秦有同感，那就是“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可不是么？春秋时代有个孟尝君，官运享通时，朋友如门，遭人打击时，门可罗雀，这孟尝君还有点想不通呢，还是旁人提醒了他：“富贵多士，贪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在《史记》里还记载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廉颇得势时，门客们云，失势时朋友却走得一个不剩，后来廉颇又官复原位，门客们又不请自到，这一下老将军火了，大骂：你们都滚开，可这些门客不仅没有滚开，反而说开了，他们说廉颇傻冒，竟然不懂世情，并且开导廉颇说：天下人都是因为势利二字才交往嘛，你有权有势，我们就与你交往，你无权无势，我们当然要与你分道扬镳，哎，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请看：门客们还真坦率呢，所以一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爠郑列传》中感叹：“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相比之下，还是梁柳这人幸运，他有皇甫谧这样一个书生朋友，这样一个迂夫子，迂得那么可爱，那么真诚，那么值得信任。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尫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茶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之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戚，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却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俱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持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赢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①、旭弊：瘦弱。②、抽簪：簪，冠簪笄，连贯于发者，仕宦所用，故称弃官引退为抽簪。③、披榛采兰：比喻选拔人才。④、皋陶：传说是舜的臣子，掌刑罚。⑤、击壤：相传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⑥、婴：缠绕。⑦、不仁：麻木。⑧、虞丘：春秋时楚国大夫，因荐孙叔敖，使楚国称霸。⑨、樊姬：楚庄王夫人。⑩、周胡：菰米。疲：热病。?辊?輰?讹、傅岩：古地名，传说是隐士傅说筑墙之处。泥滓：污泥。忤：抵触。
后来晋武帝屡次下诏督促逼迫皇甫谧出仕，皇甫谧上书自称草野之臣说：“我瘦弱多病，迷恋道之旨趣，因为有病而归隐林泽山川之间，不熟习人伦礼法，常与鸟兽为伴。陛下到处求贤，连我这样的不是贤人的人也被收取了。贤人在逃脱去布衣当了官，不贤的人就远远的离开了朝廷。我只是个顽钝愚蠢的人，我吃晋王朝的粮食，享受着天下太平，击壤而歌的安乐生活，应该到京城去，在宫阙之外，祝皇帝万寿无疆。而我因不良的品德，才招致灾祸，久为疾病所困，半个身子麻木不仁，右脚肌肉萎缩而变小，已有十九载。又因服寒食散，违背了服食的规则，反造成毒害，至今已有七年。盛冬时得袒露身体服食冰雪，暑天更觉烦闷，并伴有咳嗽气喘，或像患了温疟症，或又类似伤寒症，气急浮肿，四肢酸重。现在情况更为严重，生命危在呼吸之间，父兄见了离去，妻儿常待诀别。如果追于皇帝的权威扶车上路，则病痛更会加剧，所以只好不走仕进之路，将身待罪，俯伏枕上叹息，我听说《韶》、《卫》两种音乐不能同时演奏，《雅》、《郑》两种曲子也不能同时进奏，周时王叔（晋厉公）受离间计而杀谷子，自身反被牵连作为谷子同党而被捕；虞丘推荐了贤才，樊姬就不再说长道短了。所以，有地位的人和被统治者，在敬神典礼中用不同器皿，何况我这大麦糖皮的本质，怎能和菰米和在一起呢！这就如同一个平庸的人，穿着显贵的锦缎绸衣是不相称的。我听说与我一同被征召的人都已到达京师，只有臣我因有疾病，待罪床席，虽也贪图能有光明的前途，但惧怕在路途丧命。即使我没有疾病，且已遇到这样的尧舜之世，如巢父、许由高隐于箕山，亦尚可容忍。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只有陛下能留心才智之士和宽待我这样久病的人，希望能重新旌表奇才异能之士，从傅岩索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皇甫谧的恳切言词，终于获得了准许。
过了一年多，又被举荐贤良方也不去。自己上书给皇帝，要求借书。皇帝送给他一车书。他虽然体弱多病，仍勤读不已。开始服寒食散，因身体与药性相抵触，常常困乏而疲惫不堪，曾悲愤而想伏刃自杀，经他叔母劝阻而止。
皇甫谧给晋武帝的信中，有两句至理名言：“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
由此，我们想到皇甫谧之后的一代贤君唐太宗。有一次，魏徵据理力谏，让太宗觉得有失面子，所以退朝回宫中后，太宗发怒说道：“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这话被一旁的长孙皇后听见了，便问太宗要杀谁，太宗说：“魏徵常常当面侮辱我！”长孙皇后立即向他道贺，说：“魏徵忠直，是因为陛下是明主。”太宗听了后怒气也平下去了。正是由于魏徵直言相谏，太宗克服了不少错误，终于迎来了大唐盛世。公元643年，魏徵病死，太宗大哭，说：“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作镜，可以见兴衰，以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去，我丧失了一面镜子。”
说到这里，我们又想到《国语》里记载的“邵公谏厉王弭傍，周厉王非常残暴，全国百姓都在议论他，邵公向他进谏，告诉他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他却大发雷霆，而且从卫国雇佣了巫师来监视全国百姓，后来，大家终于敢怒而不敢言。厉王欣喜若狂，认为这一下老百姓不敢议论他了。
我们还想到《战国策》里记载“邹忌讽齐王纳谏”。文章里的齐威王可比周厉王聪明百倍，他听了贤臣邹忌的肺腑之言后，大兴进谏和纳谏之风，甚至重奖那些当面向他进谏、批评他的人。
我们来比较一下三位君王的结果吧，先从唐太宗说起，他敢于纳谏，终于带来了唐代的空前繁荣，他也被视为贤君，名扬千古；再看那位齐威王吧：齐威王广开纳谏之路后，刚开始时，进谏的人使王宫门庭若市，数月之后，就只有稀稀疏疏的人前来进谏了，一年之后，大家想来进谏，都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齐国一下子强大起来，周边国家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说威王有那么宽广的胸怀纳谏，有那么杰出的才能治国，都到齐国来见齐王，所以史家们馈赠威王一句千古佳话：“战胜于朝廷”，那意思就是：“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朝廷里战胜了敌人。”可那位周厉王就太惨了，三年之后，他就被老百姓推翻并流放到了彘。
由此可见，是否有人进谏，是否纳谏，正反映了从政者的素质和胸怀，唯有那些心胸坦荡，贤明杰出的从政者，才有纳谏的胆量和魄力。
处在领导岗位，统领一方百姓，本来就不容易听到真挚感人、切实可行的忠言，特别是因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所以为官者总喜欢听奉承话，然而，邹忌早就向齐宣王说过：处于高位，周围的人要么偏爱你，要么惧怕你，要么有求于你，所以如果你要有所作为的话，就要听听忠言，毕竟“忠言逆耳利于行”嘛，老百姓对为官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看得最清楚，也最有感受，他们必然要发议论的，邵公就对周厉王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不能堵，只能疏，最好是采纳，“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才是明智之举。
其实，逆耳忠言，反而比甜言蜜语更有价值，而能否广泛采纳百姓意见，仔细聆听群众的呼声，正是从政者本身素养和政绩的度量衡，皇甫谧的两句至理名言，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宴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乡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类。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阵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开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譻?讹；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扬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①、衾：被子。②、椁：棺材外的套棺。③、暴：暴露。
咸宁初年，皇帝又下诏说：“皇甫谧性格沉静，平凡自安，坚持学习，喜好古文献典籍，与世俗之人有完全不同的志趣，可以任命谧为太子中庶事。”皇甫谧以病重坚决谢绝。开始，皇帝并不强迫他改变志向，不久以后又下诏征辟皇甫谧为议郎，后又补任命为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任命皇甫谧为功曹，皇甫谧都不应允。写了有关葬送制度的论著，命名为《笃终》。说：
玄晏先生认为生死是大自然的规律，人理的必然趋势。按礼规定，六十岁时就安排后事，直到九十岁，寿具各有不同的等级差别，在平日就准备好以防终日的到来，何必要像世俗那样多忌讳呢！我年龄虽未到六十，然而为疾所困已十多年，屡次遇到丧亡的危险，精神形体都遭到损伤，濒危已多次了。我常常恐惧不知何时就夭寿而终，忧虑身后之事平时没有准备，所以大略地陈述我对葬送的真诚看法。
人所贪恋的，是生存；所厌恶的，是死亡。但虽然贪生，也不可能越过寿命期限；虽怕死，也不可能逃脱。人死了，精神活动停止，形体腐败消散，但魂魄如大气一样，无处不到，所以气属于天，寄托于形体的生命终会达到极限，但最终的尸体，返于本来的真寂，所以，尸体藏于地。魂魄如果不再存在于人体，则与大气同升降；尸体不能长久地保存，与大地合为一体。形体与魂魄不会隔绝，这是天地的本性；尸体与土地合为一体，是归真的至理。今生今世不能保存七尺躯体，死后为什么还要用个棺材与土隔开？这样衣被就是用来弄脏尸体，棺材用来隔绝真寂。所以桓司马自已为自己建造内外棺材，三年都没有建成，孔夫子对此很反感，认为还不如速朽为好。季孙氏死后将美玉与遗体同葬，有人说这跟暴尸于外没什么分别。华元等人厚葬宋文公，所以《春秋》经认为他人行为不是臣子所为；杨王孙死前立下遗嘱，要求裸葬，所以《汉书》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远比秦始皇贤明。如果认为灵魂一定有知觉，那么人与鬼虽然有不同的制度，但在阴朝地府的三亲六戚远比活着的人多，他们必将准备物品，用来接待死亡的人。今天，如果用活人的想法来比拟死人的思想，那就不是灵魂本来的意思了，如果灵魂本来就无知觉，那么厚葬就是白白夺去活人的东西，消耗在毫无益处的死人身上，而且使用心不良的人萌生盗墓之心，从而会招致暴露尸骸之祸，增加对死者的伤害。
死，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
传说，有个婴儿出世，旁人说，这孩子要长命百岁，孩子的父母非常高兴，马上赏个红鸡蛋，可还没等这人将鲜红的鸡蛋喂进嘴时，又有一人说：这孩子终究是要死的，这可让孩子的父母大发雷霆，马上赏给这人一个白眼。
其实，后一个人说的是大实话，人当然会死的除非他是神仙！可他为什么遭白眼？原来，他忽略了一点：人都怕死，死是一个讳莫如深的字眼。
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人最怕死，尤其是中国皇帝最怕死。不信，请看一些字眼和称谓：古人称皇帝为万岁，祝寿时，有两句祝酒辞最能说明问题：“万寿无疆”，“寿比南山”，其实，祝一次寿，就与人生的终极死亡愈近一步了。怎么还会万寿无疆呢，这无非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所以，中国人骂他仇敌时，常常有两种骂法，一种是骂对方的“妈”，一种就是骂对方“该死”。这后一种骂法在我们看来，也应该列入“国骂”之中。无论是“该死”、“真该死”，还是“死娃儿”、“死皮赖脸”、“死寂”、“死角”、“死气沉沉”、“死乞白赖”、“死水”、“死心眼儿”、“死硬派”、“死党”、“死板”、“死胡同”、“死灰复燃”，总之，没有一个是好字眼儿的。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现代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字与“死”同音。这一点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更引起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考证后发现，“死”原本是有同音字的，可人们谈“死”色变，于是，那些与“死”同音的字，竟然一个个死掉了，死绝了，由于长期以来，不被人用，它们竟成了死字死词，，由此可见，“死”多么令人恐惧！
人们在世时，害怕死，由活人变为死人时，也忌讳用“死”来概括。古今中外，人们用许许多多其他词汇来代替“死”字，这就是所谓的“委婉语词”。这些委婉语词，有的是为了尊敬死者，有的是为了怀念死者，有的是为了赞美死者，有的则只是为避免重提这个可怕的、神秘的字眼，这也许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习惯，而社会习惯往往是存在于千百年的。当人们不想提“死”这个可怕的语词时，就轻轻地说：“他过去了”，“他不在了”，有必要文绉绉地说话时，就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或者“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人们描述一个革命者过早地死亡时，就说：“他被夺去了生命。”或“他被过早地夺去了生命。”被谁夺去呢？被死神，这不用说：如果描述一个革命者不屈服于强暴而被杀时，人们说这个烈士“牺牲”了，或者说“英勇就义”了。当一个正直的人，作为人民的公仆勤奋工作，却被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或疾病夺去了生命时，人们说：“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或者强调他的作用，说“他献出了自已的生命”，或者换一个说法：“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做代价。”
“牺牲”是“死”的一种委婉说法，这个词带有一种称颂、悼念的崇高感情。每一种委婉说法都带自己的感情，即语感。也可以有反面的语感，例如讲述一个坏人时，就说“结束了他的一生”，或者干脆说：“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后一种表现法比前一种表现法增加了很多贬义。贬义很明显，但仍不失为委婉说法。人们也可以直截了当的表述，不用一点点委婉说法，例如报刊上有过“蒋介石死了”、“赫鲁晓夫死了”这样的表达法，就是不用委婉语词的例子，这种表达方式给人们带来完全不同的语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时要采用更为直接而不那么委婉的表达法。
古代汉语中涉及“死”的委婉的语词更多。这个阶级的成员死了，同那个阶级的成员死了，往往使用不同的语词，甚至同一阶级而身份不同的人死了，也有专门符合他的身份的同义语，例如天子死叫做“崩”，一般人死了就不能说“张三驾崩了”，那样说就不符合身份，而且被认为大逆不道。诸侯死了叫做“薨”，大夫死了叫“歹卒”，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死了也叫“薨”，五品以上官员死了则叫“卒”，五品以下直到庶民，直称为死。未成年的人死了叫“殇”，也是死的委婉说法，由于社会生活起了变化，许多委婉说法也改了个样而某些委婉语词往往随着时间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失去了它的委婉性质。
人固有一死，对死亡产生惧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惧怕千万要适可而止，如果想长生不死，甚至为了逃脱和延缓死亡而对人类、对社会造成巨大的负担、浪费和灾难，那是非常恶劣的做法，这种做法，会使其“死有余辜”，最终还是“不得好死”，“死得轻于鸿毛”，最终被万人唾骂为“罪该万死”。
皇甫谧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对死后丧事的简朴安排，在封建社会里非常难得可贵，我们非常欣赏这种态度，这种高风亮节，值得后人敬佩，也值得我们学习。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譹?讹，或扪肠求珠玉?譺?讹。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譻?讹。故张释之曰?譼?讹：“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誉?讹！”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譾?讹，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譿?讹，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读?讹，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讁?讹，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辊?輮?讹，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袝?辊?辑?讹。袝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竞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①、捋：手握住条状物向一端滑动。②、扪：摸。③、发：挖开。④、张释之：汉朝南阳堵阳人，因奏劾太子（景帝）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受到文帝的重用，后为廷尉，景帝时，因旧嫌出为淮南相，不久病卒。⑤、戚：忧愁。⑥、中野：野中，荒野之中。⑦、含：将宝玉或其他随葬品放在死者的口中。⑧、遽除：古代用竹或苇编织的粗席。⑨、讫：完毕。⑩、怵：恐惧。?辊?辑?讹、付：合葬。
葬的意思就是藏。藏就是不让人看见。如果兴师动众建造内棺外椁，并且将生前的物品用来陪葬，这就好像是在路边埋了金子，又在上面写了说明书一样，即使是愚蠢透顶的人，看到这种情景，也会当成笑话的。用大量的金银财宝厚葬死者，使奸诈之人萌生盗墓之心，或者打烂棺材，将尸体横拖直挪，或顺着死者的双手取下金镯。或按摸肠子寻找死人肚子里的珠玉，这种情形，不是比烧杀之形更残忍惨痛么？古往今来没有哪一个人不死，既然没有不死的人，也就没有不被挖开的墓，所以汉朝贤臣张释之曾说过：假使其中有利可图，即使把棺椁修得像南山一样坚固，还是有缝隙可钻的，假如里面无利可图、即使没有石棺柩，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啊，张释之真是我效法的人。为死者加以厚葬，其实并不是对死者表示孝心，而是给活人看的，厚葬对生者和死者都没有任何益处。所以，抛弃死者的遗嘱，聪明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易经》上说：“古代的葬法，用草盖死者，埋葬在荒野之中，也不堆土为坟，也不种树以标明地址。”所以死者能回归大自然，同时也不会使生者劳命伤财。
所以我希望早晨死，傍晚就埋；傍晚死，早晨就埋，不要用布帛裹身，也不修整遗容，不沐浴，不缝制新衣服，口中珠玉也一概不用。我本来想裸体入坑，身体直接与土接触，恐怕亲人受世俗影响已久，要马上革除这种习俗很难，所以我今天粗略定下规矩。奢侈不过石椁，简便只要不裸体。气绝以后，即穿当时穿的衣服，以及过去用的幅巾，用粗席裹上尸体，用麻绳捆住尸首两头，将尸体停放床上。选择不能长粮食的地，挖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的坑。挖坑完毕，将床抬到坑边，抽去床，将尸下到坑中。生平所用之物，都不随葬，只须带着《孝经》一卷，以表示不忘孝道，粗席之外，便直接接触土地。坑中土填到与周围地平，然后种上以前原有的草，使草继续生长在上面，不种树木，不铲除上面的杂草，不留下痕迹，以免让人可知葬处，连自己想找都找不到。不见可图之利，则奸人不会生偷盗之心，自始至终都不用恐惧，一千年也不需忧虑。尸体与大地融合，魂灵与元气合一，真是厚爱到极点。如果我死了后，前后还有人死去，不能把我们合葬在一起。合葬的礼节是从周公以后才开始的，并不是自古就有的制度。虞舜死后，葬于苍梧之时，他的两个妃子并没有与他葬在一块儿。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必遵循《周礼》的规定。我死之后，办丧事时不必请教巫师，不要相信卜筮之人，不要受世俗之言约束，也不设置神主牌位，不要在十五日早上和晚上供祭祀，祭祀也不需要到坟墓前，只须每月初一在家里供一下就行了，供一百天就不再供了。上供也只须在日出前漏三刻日入后漏三刻，不能在半夜。日常只须在家里穿穿丧服就行了，不需要到坟屋里去居住。古人并不崇尚筑坟墓，这是很明智的做法，今天积土为坟，并且在上面种上树，以标明地方，这都是非常愚蠢的。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去做，而一定要厚葬的话，就等于是戮尸于地下，使死者再一次受到伤害，如果我有在天之灵，一定会怨恨悲伤的，我会永远是个伤痛之鬼，王孙子弟，可以以此为遗嘱，死者的遗嘱。
皇甫谧写有诗、赋、诔、颂、论、难六种体裁的作品，而且著述甚丰。他写的《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和《玄晏春秋》等书，都很受时人的推崇。他培养了弟子如挚虞、张轨、牛综、席纯，这些弟子都成了晋代的名臣。
时下，有的人追求起厚葬来，据说在南方某座城市，发了财的人居然在生前就修好坟墓，那墓穴像宫殿一样，金碧辉煌，死后还把金银财宝和大把大把的钞票带入墓里。他们没有读过皇甫谧的这篇笃论，否则，他们就压根儿不敢也不愿搞厚葬了。
首先，他们不敢搞，皇甫谧不是说过么：厚葬无异于给盗墓者提供发财的良机，一旦墓被挖，那原本供死人享用的金银财宝全被活人抢走，而且要把死尸折腾半天，五脏六腑都翻个个儿，最后，还要把这死尸抛于荒野，让山间野狗来饱餐一顿，这种结局，岂不是比杀戮焚烧还更悲惨么？
其次，他们不愿再搞，厚葬让活人劳命伤财，省吃俭用送到阴朝地府供死人享用，结果是献给了盗贼，孝敬了他人，岂不哀哉？
其实，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一贯对厚葬持批评态度，一代伟人，孔子就坚决要求丧事和葬礼从简。孔子认为：人死如泥，还不如快点腐朽为好。他在宋国居住的时候，看到桓司马用石头为自己建造了外棺，就连声感叹：浪费啊浪费。这个细节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耠弓》里。秦朝的相国吕不韦也最反感厚葬，他在《吕氏春秋》这本书里专门开辟了两章来谈厚葬的弊端，这两章就是《节丧》和《安死》，后来，班固在《汉书娠元王传》里，刘向在《谏营昌陵疏》里，王充在《论衡萠沅》里，杨贵在《报祁候缯它书》里，魏文帝在《终制》里（载于《三国志传暛蜠帝纪》）都苦口婆心地劝诫后人：厚葬既无益于死者，也无益于生者，只有益于盗墓者。
当然，有的生者为死者厚葬，是别有用意的，那就是像皇甫谧分析的那样：“要做给旁人看。”我们常常听到或见到这种现象：死葬既无益于死者，也无益于生者，只有益于盗墓者。死者生前，家人像凶神恶煞一样虐待他；死后，家人却如观音菩萨一般厚待他，那意思：或者是向旁人炫耀自己的富有和对死者的孝心，或者就是祝贺死者死去，为庆祝他离开人世而奖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让他在阴朝地府里慢慢享用，不再让家里人心烦。这种现象自古就有，汉代崔廖在《政论》里，宋代欧阳修在《泷风阡表》里都有详细的记载，很值得今日以厚葬来沽名钓誉的先生们读一读。
厚葬之墓必被盗，就像皇甫谧所打的比方：无异于在某处放入金银财宝，并且放上标签，提醒盗贼快来发财，这个比喻源远流长，在古代典籍《盐铁论》、《潜夫论》和《野客丛书》里均有记载，怎么样做到既厚葬又不让盗贼光顾呢？于是有人想了个“高明”之举，干脆在坟墓上面树一块牌子，牌子上写明：此墓没有厚葬，但这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盗贼更要光顾，而且是首先光顾，不信么？北魏时代有本书叫《水经注》，其中有一章叫《湍水》，里面就记载了三国时魏朝大臣张詹之墓，上面有块牌子，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道：“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钢铁不入，丹器不藏，嗟分后人，幸勿我伤。”你看，这牌子不是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个死人的棺材质量差，衣服布料劣，墓里连铜铁都没放进去，更谈不上丹器，而且哀求后人，千万不要盗这座坟墓，可盗墓者就是不发这个慈悲之心，晋朝元嘉六年，这个墓被挖开，嘿，请看：“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帘，隐以铁钉……虚设‘白楸’之言，空负黄金之实。”原来死者墓牌上的文字完全是在叫穷，所以这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盗贼照偷不误。
纵观古今历史，凡是伟大的建筑和浩繁的工程，大都是厚葬的产物，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秦始皇陵、十三陵，等等等等，它们一方面是古代人民智慧和力量的高度结晶，另一方面也是血泪的浓缩。然而，恰如皇甫谧和张释之所说：只要有利可图，就没有盗不开的墓。魏文帝在《终制》里早就感叹：“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可见，葬礼简洁，实有益于死者平安地长眠地下，而厚葬死者无异于让亡灵再受荼毒。正因为如此，所以南朝陈世祖在天嘉六年八月的刊书里哀叹：厚葬无益，早晨葬在墓里的漆简玉杯，晚上就在市场上出现和出售了，这篇诏保存在《陈书世祖本纪》里。陈世祖的话不无道理，君不见今天市面上或博物馆里的出土文物，不正是厚葬者们留下来的么，有时还有两三具木乃伊，赤条条地躺在那儿，供万人瞻仰欣赏，即使生前有万般羞涩，也无可奈何了。
皇甫谧的这篇《笃终》的写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南朝有个江淹，也就是大家所说“江郎才尽”的那个文人，他写过一篇《铜剑赞》，专门谈到古代的厚葬之风：“前汉奢于后汉，魏时富于晋时。”原来，汉魏前后，厚葬之风盛行，所以有一位叫温韬的古人说道：“呜呼：厚葬之弊，自秦汉以来，率多聪明英伟之主，虽有高谈善说之士，极陈其祸福，有不能开其或者矣！”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皇帝老爷的脑瓜子该不笨吧，但就是听不进去劝告，偏要搞厚葬，温韬的这些话至今还记载于《新五代史杂传》二十八中。
如果说秦汉以来厚葬之风盛行，那么晋代盗墓之风就最流行，著名的竹书，就是盗魏安厘王墓而得。《晋书∠噽传》记载晋悯帝时，盗贼挖开汉代霸、杜二陵，获得很多珍宝，皇甫谧正是有感于厚葬和盗墓之密切关系，故写了《笃终》，文章有许多地方是借鉴了《吕氏春秋》的《节丧》和《安死》两章，但依然不影响其认识价值。
皇甫谧这人真是老练，他不仅要求薄葬，而且要求不树碑，不封土，让家人、甚至连死者自己都搞不清楚葬在何处，这可真是精明之举。因为盗贼一旦知道死者坟墓，发现一无所获时，最终是要发脾气的。邵温《闻见后录》卷二十二写道，古代有两个大臣，一个厚葬，一个薄葬，墓都被挖开，厚葬者东西太多，盗者拿也拿不完，简直欣喜若狂，满载而归，对死尸连声道谢，再拜而去，但那位薄葬者太让盗贼失望，一气之下，盗贼将尸骨砸得稀巴烂，然后愤愤而去。所以，如果他们两位早听皇甫谧的劝告，也许就不会有此灾祸了。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秏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将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叔父有子旣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
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尩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並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欬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穅，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嚴，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
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謐年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皇甫谧，表字士安，幼年时名叫静，原籍安定郡朝那县人，是汉朝太尉皇甫嵩的曾孙。从小过继给叔父做儿子，随叔父一家迁居到新安郡。年已二十岁了，却不爱好学习，游荡玩耍，没有个限度，有人认为他是个痴呆子。曾有一次他弄到点瓜果，就进献给过继他的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上说：‘用三牲奉养，还是不能算作孝心。’你今年二十有余了，但是眼不看受教育的书，心里进不去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你不能安慰我。”于是又感叹地说道：“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来培养孟子的仁心，曾参杀猪来取信自己儿子，教育他守信。难道是我居住没有选择好邻里环境，教育上有欠缺吗？你为什么如此鲁莽愚钝得过分呢？修养身心，专心学习，自然是你自己得到收益，对我来说有什么呢？”接着就对着他流下泪来。皇甫谧于是感动激发起来，跟同乡人席坦受教读书，勤奋努力，不知倦怠。家境贫穷，亲自从事耕种收获的农业劳动，带着经书下地干活，于是能广泛地博览综合经典书籍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他性情沉静，恬淡少欲，开始树立起高洁自守、不愿卑屈求仕的志向，把著书立说作为首务，自己取号叫玄晏先生。著有《礼乐》、《圣真》的论文。后来患了风痹病，还是手不释卷地读书。
有人劝告皇甫谧出世做官，广交社会名流。皇甫谧认为不是圣人谁能同时做到出世为官和居家为民呢？居住在乡野田里之中，也可以喜爱尧舜之道，为什么一定要崇尚交接世事利禄去做官烦劳于公事，忙碌得使自己无暇修饰仪容，然后成名呢？就写了《玄守论》来回答他们，文中说：有人对我皇甫谧说：“富贵，是人都想要的；贫贱，是人都厌恶的，为什么要委屈自身于贫穷之中而不改变一下呢？况且为人之道所重视的事情，是治理社会；人生最美好的是及时享受。先生年龄已高，过着挨饥受寒不富足的日子，辗转死于沟壑之中，那又有谁知道呢？”我说：“人生最珍惜的东西，是生命，为人之道一定要保全的东西，是身体；性命、形体不能受侵犯的东西，是疾病。如果扰乱了保全身体之道而损伤了性命，怎么能够脱离贫贱来保存所想要的东西呢？我听说吃人家俸禄的人就要心怀人家的忧愁，身体强壮尚且不能承受，何况我体弱多病呢？况且清贫是读书人的常事，低贱是道的本质，居清贫之地位而能得到道的本质，就终身没有忧愁了，与富贵扰乱精神、耗损正气相比，哪一种更好呢？另外，生不被人知晓，死不被人惋惜，这是最高尚的境界呀！哑巴、聋子这些人，是全天下有道的人。一人死了而天下人号哭，认为这是减损；一人降生了而四海欢笑，认为这是增益。那么，号哭欢笑不是有益于死而是有损于生。因此最高的道是不减损，最高尚的德行是不增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道德完备了。如果有运转天下的念头，而追求损害生命的祸患，有运转四海的心意，而扩大对道没有增益的病情，难道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吗！只要不减损，那就能坚固；只要不增益，那就能最厚实。坚固，所以最终不会有损害；厚实，所以最终不会变薄弱。如果能够体察、领悟坚固、厚实的本质，安心于不薄的真正处境，立身于减损和增益之外，遨游于形骸之外，那么我的道就完备了。”于是就不出仕做官。酷爱经典书籍，废寝忘食，当时人称他叫“书淫”。有人劝告他过于深爱读书著述，将会耗损精神。皇甫谧说：“早晨得知真理，就是晚间死去也满足了。何况生命的长短、寿分是由上天来确定哩！”叔父有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皇甫谧四十岁时继母去世，于是返回本家承继宗嗣。
城阳郡太守梁柳，是皇甫谧堂姑母的儿子，正要赴官任，有人劝皇甫谧为他饯行。皇甫谧说：“梁柳是平民百姓时到我这里来，我送他迎他不出家门，吃饭也不过是咸菜，贫穷的人是不用酒肉作为招待客人的礼物。如今他做郡太守我去送他，是认为他做城阳太守的官为贵而做为百姓的梁柳是低下的，这难道符合古人做人道理吗？这是不能使我安心的事。”自那以后晋武帝频繁地下征诏令，敦促逼迫不止。皇甫谧给晋武帝上疏，自称是草野之臣，说：“我因为患风痹，沉迷于学术旨趣之中，因为有病，所以屡荐而不出仕做官，散发于山林之中，对人伦纲常之事很不熟悉，跟鸟兽为群。陛下选拔人才，连同我这样的如同野草的不才之人也予以收录。因此，像皋陶那样的贤才会从百姓中出仕为官，不仁德的人会远远离去。我虽然顽劣蒙昧，完全是吃的晋朝粮食，但还记得唐尧时老人作击壤之戏而歌唱称颂太平盛世的歌曲的欢乐，应该奔赴京城，在宫廷门楼外呼颂万岁。可是我不贤德，招致灾祸，长期被重病缠绕，半身麻木没有知觉，右脚偏小，已十九年了。另外，又因服用寒食散，违反了服药的节度，痛苦于寒食散的火邪毒害之中，到现在也已有七年了。寒冬时节裸露着身体去吃冰，在暑热天气就更加感觉烦闷，又加上咳逆打呃，有时像温疟，有时像伤寒，浮气流布，全身肿胀，四肢酸痛沉重。到现在更加疲困劣弱，救命急迫，父兄嫌弃我，妻子儿女长久诀别。我敬仰地迫于皇上的威严，扶车上路前去官任，但是我所患的病就更加重了，因此不堪胜任为官进身之路，只好委屈自身在家待罪，伏在枕上叹息。我听说高雅的韶乐和低俗的卫乐不能同时演奏，雅乐和郑声不能一起掺杂，所以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郤子入周报功，将功劳归己，回国后被晋厉公处死，祸患延及被郤子贿赂的周大夫王叔。春秋时楚国虞丘子被称为良相，楚庄夫人樊姬就掩口嘲笑。君子和小人，按照礼制是不能同才使用的，何况我是个平民百姓，怎么能混杂到士大夫之中！平庸之人穿锦衣，是不能和那种服装相称的。我听说同时拜官的人，都已到任，只有我患病，负罪在床，即使贪恋清明政治的时代前去赴任，但还是害怕送命在路边。假使我不生病，已经遭逢尧舜之君的清明之世，像许由那样执意隐居，还是应当容许的。我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就有竭尽忠诚的臣子。上有宽松的政治，下就有倾注全心的人士。希望陛下留心宽恕，再选拔怀才俊杰之士，到傅岩去求贤，到渭水之滨去访求隐士，不要让我这泥滓一般的人长期把清水弄浑浊。”皇甫谧言辞十分恳切，晋武帝于是听从批准了他的请求。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当时年龄六十八岁。皇甫谧著述的诗赋诔颂论难的著作很多，另外还撰著《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都被世人所推重。学生挚虞、张轨、牛综、席纯，都是晋朝名臣。
本文选自《晋书·皇甫谧传》。《晋书》为唐代房玄龄等二十一人编撰。房玄龄（578～648），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初名相，居相位十五年，举贤兴教，佐理朝政，后封梁国公。《晋书》一百三十卷，记载两晋封建王朝的兴衰史。本文记述了魏晋时期医学家和文史学家皇甫谧的生平事迹。
皇甫谧（215～282）为汉太尉皇甫嵩之曾孙，幼年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家贫，躬耕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通百家之言，而以著述为务。中年患风痹，故而潜心医学，博览经方，尤长针灸，虽婴沉疾三十年，仍手不释卷，笃守著述。他汇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诸书，辑成《针灸甲乙经》十二卷，刊行于世，为历代医家推重，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谧所著文史论著甚丰，有《帝王世纪》《年惓》《高士传》《逸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等，皆为世所推重。本文中还以大量篇幅记述他淡于仕途，数征不赴，不慕名利，唯道是奋的高尚品格。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四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
皇甫谧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浥池），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馀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徵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
皇甫谧生于东汉，长于曹魏，没于西晋，在血风腥雨中度过了一生。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杀伐攘夺，天下离乱，民不聊生。在母腹中的皇甫谧，就嗅到了人间的血腥味，这一年（公元214年)，曹操杀害了躲在夹壁中的伏皇后及两个年未及笄的儿子；当他刚会呀呀学语的时候(公元217年)，曹操又杀害了天下名士杨修，给他上了血腥的第一课。刚过了三年，曹丕废汉帝自立(公元220年)，东汉亡。接著刘备在成都、孙权自武昌称帝，天下三分。公元249年，魏权臣司马懿制造了「高平陵事件」，把曹爽兄弟和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恒范等诛灭三族；此后，掌权的司马氏又相继诛杀了夏侯玄、李丰、张缉、高贵乡公曹髦、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嵇康；公元265年，司马炎逼迫常道乡公魏帝曹奂禅位，魏亡。晋王朝统—后，没有维持多久，又爆发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在混乱中覆灭，接踵而来的是「五胡十六国」的长期大分裂。中国历史上几个著名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皇甫谧的家乡安定郡也几易其主，成为封建势力争夺的焦点。连年征战，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汉初的14万锐减到2万。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几乎成为无人旷野，曹操《蒿里》诗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反映了这种残败的景象。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
皇甫谧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累官不仕，专一著述为务，仅是一名民学者，而著书之丰，确是魏晋首富。
《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并对「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三皇」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把中国历史起源的时间提前到上古时代；对前人以及《史记》中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證；对历史上地方名称的前后变更及一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考證；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将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钱熙祚曾评价「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缺，所引《世本》诸子，今皆亡逸，断璧残圭，弥堪宝重」。(清钱熙祚.《帝王世纪序》)
《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释劝、笃终三论，高士、列女等传，《三都赋序》，并诗诔赋颂，藏珍纳萃，字字珠玑，在文学领域独树—帜。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会教育作用，要比「美」和「丽」更重要，反对言过其实，浮誇竞兴，博言空类。且许多文章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文章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他继承了先秦以来一元论的哲学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著形体的完备，也相应的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著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晋书.皇甫谧传.笃终论》)正是这个道理。
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离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针灸甲乙经》卷六），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别人食物等。准确的表达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主义观点。
皇甫谧不仅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盛衰荣枯和社会历史的演化和进步。他在《甲乙经五脏变腧》中说：「故阴阳者，万物之始终，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谧.释劝论》)。还认为事物矛盾双方不停地转变，促成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释劝论》中，他进一步阐述阴阳转化的观点「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阴阳不断转化，同时又互相制约。表达了朴素的辩證法思想。
皇甫谧著一本高士传，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青年时代，即勤于学习，以著述为务，对经史各家均有研究，著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表现了他在文、史方面的才华。
尧、舜、夏、商、周、秦、汉、魏
在42岁至46岁时，他患风痹，肢体不遂，因而潜心钻研医学；手不释卷。魏晋朝廷曾几次请他出仕，他坚辞不就，一心致力医学，尤以针灸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他汲取了《素问》、《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有关针灸的重要内容，总结了秦汉三国以来的针灸成就，融合了自己的临证经验，于公元256-282年，写成了《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针灸专著。全书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生理、病理，重点介绍了腧穴，详细论述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由于他在编纂过程中是“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故很切实用，易于掌握。该书影响久远，其它的著名针灸著作，都是在《甲乙经》的基础上发挥发展而成。该书早已流传国外，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有深远的影响。
现存的《高士传》分上、中、下三卷，采尧、舜、夏、商、周、秦、汉、魏古今八代之士，立91传，其中《长沮桀溺》、《鲁二徵士》一传记2人，《四皓》一传记4人，共记96人。立传的标准，用皇甫谧自己的话说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皇甫谧·高士传序》）。按照这个标准，被孔子、司马迁称颂过的伯夷、叔齐，被班固表彰过的“两龚”即龚胜、龚舍，也不在立传之列。伯夷、叔齐宁肯饿死，耻食周粟，执节很高，但毕竟有过“叩马而谏”的自屈行为；两龚断然拒绝出仕新莽，晚节很好，但早年总是出过仕的。因此，皇甫谧《高士传》记载的96名高士全是经过旁推毖纬、钩探九流、水中澄金而得到的没有出过仕的“高让之士”（《高士传序》）。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及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甚至于一个侧面的社会历史。
《江上丈人》（入选人教版八下《自读课本》）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员亡，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购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珪，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
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辄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唯江上丈人乎？”
《韩康》（入选人教版八下《自读课本》）
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游名山采药，卖于长安市中，口不二价者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买药于康，怒康守价，乃曰：“公是韩伯休邪，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欲避名，今区区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遂遁入霸陵山中。
公车连征不至。桓帝时，乃备玄纁安车以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佯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寿终。
王倪者，尧时贤人也，师被衣。啮缺又学於王倪，问道焉。啮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鱿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麇鹿食荐，卿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鱿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曰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啮缺者，尧时人也。许由师事啮缺，尧问於由曰：“啮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许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啮缺之为人也，聪明睿知，给数以敏，其性过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审乎禁过，而不知过之所由生，与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异形，方且尊知而火驰，方且为绪使，方且为物絯，方且四顾而物应，方且应众宜，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壤父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馀，而击壤於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曰出而作，曰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也，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
蒲衣子者，舜时贤人也。年八岁而舜师之。啮缺问於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巳为马，一以巳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后舜让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终。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处之高而视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季子大惊，既谢而问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