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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腐败:制度伦理的丧失
2010年第1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以“制度伦理”为研究视角,对足球腐败现象进行学理反思。认为足球职业化制度中工具理性的极端化、行政权力的强势干预、传统官本位文化、制度人文关怀的缺失是足球制度失去伦理意蕴的根本原因。论证了足球制度建设只有实现利益分配上的“公正性”、程序上的“普遍性”和“自洽性”,才能充分体现足球制度“善”的伦理意蕴。 中国论文网 /6/view-2914294.htm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足球制度;制度伦理;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11-0015-05 Corruption of Chinese soccer: loss of institutional ethics WAN Bing-jun1,2,GAO Yuan-yuan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 2.Graduate School,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thics”,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n academic retrospection on the signs of soccer corruption, and thought that the extreme tendency of tool ration, the dominating interven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the missing of traditional official standard culture and institutional humanistic cares,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soccer institution to lose its ethical connotations. The author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only by realizing the “fairness” in terms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the “universality” and “self consistency” in terms of procedures can soccer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fully embody the “kind” et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soccer institution. Key words:China 邓小平[1]曾讲:“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这一经典的论断指出了制度本身是造成生活在制度中的人是否有道德的关键因素。罗尔斯[2]在《正义论》里也指出,离开制度的正义性来谈个人道德的修养和完善是乏力的。本文正是基于制度这一具有伦理学意义的要求,从制度伦理视角批判足球腐败,从制度“善”的定性标准来思考现行足球制度的弊端,进而从“合理性”的制度入手认为足球制度的变迁必须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为今后建立一个具有伦理意蕴的足球制度提供参考。 1制度伦理及其在足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关于制度伦理含义,目前存在3种观点: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与二者的统一。要澄清制度伦理的含义,必须明晰这一概念产生的缘由及历史背景。“制度伦理”这一具有伦理学意蕴的词语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契约和守信来支撑,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加强道德建设[3]。“伦理道德行为准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个人在与环境斗争时发展的现实(意识形态)结构派生出来的,伦理道德是制度产生的基础”[4]。制度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人们对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认同。因此,制度伦理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它是中国语境下的“制度正义”问题[5]。伦理道德是制度安排的根本性担保,制度是道德得以普遍化和内化的有效手段,制度伦理的核心功能就是对制度“善”的评价。基于制度伦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承载的历史任务,以及伦理道德与制度的关系,本文赞同方军[6]的观点:“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 中国足球置于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制度变迁中。足球职业化、市场化制度始于1994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在这些年中,中国足球从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变为烫手的山芋,从国人期盼的蓬勃发展变为举步维艰,从人们可接受的竞技水平变为谈之生厌的运动项目,假球、官员腐败、暗箱操作几乎成为中国足球的“标志”。这些问题的出现,除了个人道德水平不高、市场经济的利己思想过度膨胀外,更深层原因是足球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缺陷。客观地讲,中国足球能够迈出职业化、市场化第一步,就是中国体育巨大的进步,就是足球制度变迁的良性发展的开始。这种不是违背市场规律和道德规范的制度变迁市场化,不是抛弃足球运动本身具有的伦理精神的职业化。从制度伦理角度来讲,如果足球制度不能内部蕴含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和足球运动的伦理精神,那么这种制度必然要遭到遗弃,遭到批判,必须予以革新。 2足球腐败的制度伦理批判 2.1工具理性与行政权力滋生主体参与腐败 恩格斯认为“利益是人行为意识的驱动力,同样利益的追求和主张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源。”“工具理性”行为的实质内容表现为行为者对自身现实利益的理性追求[7],这也是工具理性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所在。当然这里的工具理性必须符合市场的道德规范和市场规律,是获取市场利益的一种“善”的表现。但是,利益的过度追求就会导致道德价值标准的下降,工具理性直接指向物的占有。在这种理性判断下,工具理性就会被市场主体发展到极端,市场主体就会以各种手段来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这也是工具理性在伦理学视阈中受到指责的原因。于是需要制度来约束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但是发挥约束作用的制度必须是合理的,它本身应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善”。 中国市场经济建立几乎是外源化的结果,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用渐进式的改革[8]。但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使权力下放不彻底,致使行政权力渗透于市场中,一些政府部门仍然占有着绝大部分市场资源,仍然担当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9]。权利的制衡依赖于制度的完善,在行政权力强制性的条件下制度的安排和运行必然向权力倾斜。对于中国足球而言,作为设计制度进行管理的足协与具有行政权力的足球项目管理中心是同一个主体,从市场角度来看这个主体既是管理者又是参与者。因为作为行政部门的足球管理中心占有足球市场大部分资源(例如人力资源、裁决权、比赛运营权等),为了保护自身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利用各种管理制度来限制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成为主宰足球市场的强势主体,其所制定的足球制度便成为其获得利益的工具,成为支配其进行制度安排的“座驾”。同时这种制度安排具有道德上的蒙蔽性,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往淹没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中的个人利益浮现出来,造成制度向拥有权力的个人倾斜,这样制度被利益与权力所绑架,也就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10]。而参与市场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由于占有较少的市场资源,尤其是稀缺的制度资源,在经济生活中,个人或组织不具有基本的经济权利就不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11]。这些个人和组织为了获取市场利益,必然采取破坏市场规则的手段,于是出现触目惊心的赌球、贿赂裁判、官员的腐败。
2.2“官本位”意识扩大拓展主体参与腐败的空间 官本位体制是指以官的立场为出发和归宿,以官为核心和重心,使各种精神和物质利益向官严重倾斜,消减了市场经济的公正、公平、自由竞争伦理精神在制度中的体现[12]。在官本位体制下官员极易产生腐败行为,因为上级的意图等同于制度功能,封闭的管理制度使“足协”官员们敢越雷池,为了私人和部门利益,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官官相护”,使各种监管制度流于形式,导致“足球”腐败呈系统性和扩散性,结果“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13]。而按照市场游戏规则来竞争的俱乐部的利益受损,球员得不到正常的工资报酬,禁不住恐吓和诱惑,就参加赌球。这是由体制问题造成的一条利益链,最终演变为一条罪恶链[14]。在这种扭曲的“公平制度”下俱乐部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必然向足协寻租,与足协官员“合作”来操纵比赛,进行贪腐,而获取的巨额利益以官占最大[15]。 官本位意识为官员们参与腐败在思想上和实际操作上提供了便利的空间。为什么作为企业一开始热衷于足球市场,除了看到足球市场的巨大潜力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一个正司级单位的道德水准,相信“足协”领导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这种尊重同时还带着敬畏[8]。在这种观念下,比赛的真实性被认可、裁判的职业道德被认可、官员致力于足球事业的敬业精神被认可、就是对比赛结果不满意的人、由于领导的“高善”,而不能、不敢怀疑。因此制度应具有普遍的平等性,保护所有参与足球市场主体的利益,在进行制度安排时必须具有监督和制衡机制,抵制官本位意识的蔓延,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一个具有伦理缺陷的制度。 2.3缺乏人文关怀诱发主体参与腐败的动机 制度产生和变迁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终极价值的有序追求,是人认识和利用社会规律的“理性”产物,指向人的价值理性。因此合理的制度必须彰显人的存在,在伦理道德层面必须保护制度主体中的弱势群体,合理分配不同主体的利益,有利于制度主体价值的实现,否则该制度就是缺乏人本观念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人本制度是人文关怀“外化”的规范体系。人文精神主导着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趋向,而伦理道德则是制度产生的文化基础[10]。由此来看,制度缺乏人文关怀时必然造成其在社会中的道德失范,从而使制度主体产生违背制度的动机。但是,制度之所以称为制度,是因为它具有超然于人的一面,其最直接的作用是对人行为的控制与度量,使人当下行为和行为结果尽可能符合制度整体利益,进而保证社会活动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制度在此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情的、客观的即具有“刚性”的[17]。然而,这种“刚性”是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不存在普遍的反主体性。正如康芒斯[18]在对制度进行第二次界定时指明制度是控制人与解放人相统一的规范体系。 马克思[19]认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奋斗所取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也就是要求人们遵守制度时,保证人们在获得自身利益上有独立、合理的一面,这是足球市场化建立的基本保障。足球职业化制度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必然要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尊重个体利益相吻合,因为利益的实现是个人或者团体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也是该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在足球市场化、职业化大环境下,参与足球事业的团体(足协、俱乐部)和个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对于所取得的利益应遵循我国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基本制度,以保障不同制度主体的利益,这是足球职业化制度应具有人文关怀的根本所在,也是制度合乎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处。由于各个制度主体在足球市场中所占有资源的多寡不同,存在市场资源的垄断性控制[20]。造成制度主体在获取利益时不是遵循按劳分配而是按“权”分配。制度在此演变为强势主体获取最大利益的“刚性工具”,此时足球制度的刚性具有普遍反主体性。中国足球从市场化到今天没有一家俱乐部是盈利的[21],俱乐部经营的惨状,教练员和球员的利益也就得不到保证,但是俱乐部要生存,运动员要发展,必然会顺从制度中强势主体的意愿,或者向其进行贿赂改变足球制度本身的“公正性”,以实现其自身利益,于是腐败、赌球成为这种缺失人文关怀制度的结果,最终导致足球制度道德失范。 3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制度伦理实质上是对制度“合理性”的评价[22]。马克斯•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和目的合理性,而工具理性直接指向人要求“客体”达到的目的。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是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寻。它们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必须以工具理性为媒介,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两者是相互统一的[23]。由此看来,价值理性是指向人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调整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认识理性,是对善与美的追求,而伦理道德将人的价值理性实践化、内化,因此伦理道德是人类具有价值理性的智慧[24]。工具理性是指向物的,将蕴藏在客体中的人的价值“物化”,以服务于人的发展。但是过分的强调两者中某一个方面,便会造成客体与人发展的畸形,最终导致人的“虚化”危机或者“物化”危机,甚至有时这两种危机会同时出现。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家对工具理性进行了从学科到社会生活的全面批判,就是因为“工具理性”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盛行,导致人的物化危机而进行的深刻思考[25]。足球运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固有的价值与人对自我价值追寻在精神层面得到了契合,这种价值能够促进社会和人自身发展,而对足球运动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一定手段使其达到一定的目的,通过“物”转化为人精神的需要,这种手段――目的便是足球得以良性发展的制度,通过这样的转化便实现了足球制度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也使足球制度具有伦理意义。 3.1制度实质应具有公正性 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具有“善”的标准,核心是这一制度的实质是否公正地体现制度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因为不同利益主体在制度中其价值诉求是不同的,各个主体不同的价值诉求必然对“客体”持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他们经过相互博弈在制度中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通过对客体规律的探索和利用,形成具有“工具”作用的理性设计即制度,从而保证不同主体的利益获得,使制度具有“合理性”。 袁旦[20]在《中国职业足球,橘耶?枳耶?》一文中,阐述了观众、俱乐部、足协三者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足球制度中不同主体利益实现的有序性,足球制度必须首先保证具有“基础”作用的主体利益,然后才能最大化足球的市场价值,和其他主体利益的实现。一个“善”的足球制度最基本的标准是保证三者利益的合理实现,即只有保证为观众生产精彩的比赛(人赋予足球运动的价值理性),观众才会买单,市场主体才能获利,进而刺激其更好的发展足球,才能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在市场经济下要想足球好看,具有高超的竞技水平,制度资源应较多掌握在参与足球投资的主体手上,保证其利益的实现,从而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必然在发展足球运动的过程中遵循发展规律,钻研精彩比赛的标准即参赛队伍的势均力敌、公正公平的比赛环境。正如亲自参与并见证了足球职业化改革全过程的伍绍祖先生所说,足球职业化改革,并不是要求它马上出成绩、拿金牌,而是要以足球为突破口,探索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符合的,新的体育事业发展模式[27]。因此,在市场经济下,足球的争光任务的完成是有条件的,有层次的,必须保证产生经济利益之源――观众的利益――人赋予足球价值的展现。因此市场化的足球制度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价值诉求,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否则这一制度从伦理意义上就有失“公正性”。
3.2制度程序应具有普遍性与自洽性 所谓制度程序就是制度的制定、运行与评价具有正当程序,在时间、空间上有特殊的规定,即伦理化了的制度形式[28]。通过制度程序的理性设计,达到制度主体的价值目标。因为制度程序不直接指向人对“客体”的价值选择,而只是一种间接的价值实现程序,是工具理性意义的方法与手段的运用。一个“善”的制度,无论其实质是多么的“正义”,但若脱离一个合理的制度程序,其实质的正义性是无法彰显的。从制度伦理视角来看,一个合理的制度程序应具有“普遍性”和“自洽性”[5-6]。制度的普遍性表现在制度是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非人格化的机制,它“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不因人而异’,程序上对‘人人’都一样”[29]。然而现行的足球制度,一方面在市场中表现出制度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如足协对俱乐部市场运营的监督权力、俱乐部的投资行为、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约定、裁判的市场收益;另一方面在涉及制度的“权利”层面表现出制度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如俱乐部的运行制度、裁判的选拔和任命、球员的转会都受制于足协的约束,因为制度这种稀缺的市场资源被足协所垄断,造成制度的运行缺乏民主性,制度的修订往往滞后于市场要求,《足协章程》的出炉往往以足协的利益为主,导致制度普遍性的失衡,从而使足球制度扩大了足协获取利益的自由度,而缩小了俱乐部、球员、裁判和观众获取利益的空间,使在足球制度中的人在制度面前没有保持相对的平等性。形成制度的工具理性不再指向其价值理性,而是单一制度主体的利益获取。足球制度的这种伦理缺陷,也与足球运动本身具有的比赛程序不相符合,即比赛必须保持公平、公正,比赛双方在足球规则面前是平等的,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也正是竞技体育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根本价值所在。一个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足球制度,是无法表现足球本身具有普遍价值的。 正是因为上述制度的“刚性”特征,它失去了灵活性,成为制度中弱势主体价值诉求的桎梏,在一定程度上有失合理。因而,必须对既有的制度时时进行合理性监督和评价,促进其克服内在缺陷,不断变革和创新以完善制度。这就需要制度本身具有另一特性即“自洽性”。首先自洽性表现在不能让上层制度主体随意越出制度的警戒线将制度潜规则化,对于制度的实施者要有相应的制度来矫正其不正当行为。现行中国足球职业化制度的生产者中国足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没有其他机构来监督足球制度的制定与运行,造成足球制度缺乏主体间的权力制衡,足球管理者出现了问题需要足协来监管,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自己审判自己,无所谓对错,只要维护其利益的最大化即可,其管制性权力的公正性因被利润法则腐蚀而丧失公信力,于是,联赛最终走向濒临崩盘的局面[30]。因此,一个完善的足球制度应具有监督机制,以保障弱势主体的利益,保证足球制度不再是利益的绑架者,而是足球价值的护航者。其次,自洽性表现为制度能给予主体一个上下传输信息的平台,使不同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诉求具有言论权与反馈通道。然而在中国足球制度中,俱乐部与市场之间、足协与球员之间没有搭建这样的平台,使制度中的弱势主体丧失维护其利益的能力,造成制度的运行只有从上到下,对于市场的真正需求信息而无法传输给经营者。同时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运行方式,使足球参与者成为管理者的棋子,没有主动性,思想上只有服从没有创造,比赛完全流于形式,这也许是导致中国足球没有自身特色的原因之一。最后,制度的自洽性表现在某一具体制度应与社会的基本制度、国际行业制度保持一致。中国足球职业化制度在某些方面与我国市场经济基本制度不一致,例如球员的产权问题归属不明确,与劳动法不相吻合。球员的转会制度,施行的所谓的挂牌转会与国际足联所修订的转会制度具有较大的差异。目前中国足球职业化制度在程序上缺乏自洽性,导致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因此,制度在程序上应进一步完善,使足球制度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使制度的自洽性这一特征成为平衡制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调节器”。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衷是吸引社会资源来发展足球,通过足球的发展模式来发展体育产业,使足球走向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化道路,使更多的人因足球而获利,使社会大众能够近距离感受足球的魅力,使足球运动伦理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市场道德建设。如果足球制度能够发挥上述作用,表明这种制度是一种 “善”的足球制度。因此,我们必须从评价制度本身开始,对足球制度进行伦理价值审视,使足球制度具有公正性。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 罗尔斯[美].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施惠玲. 制度伦理研究述评[J]. 哲学动态,-13. [4]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5] 高兆明. 制度伦理与制度“善”[J]. 中国社会科学,-53. [6] 方军. 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 中国社会科学,-66. [7] 杜承铭. 论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的本性、要求与特点[J]. 现代哲学,-79. [8] 范丽群. 行政权力与市场主体基本经济权利的冲突和化解[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9] 吕庆春. 市场转型期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变移[J]. 理论探讨,):16-19. [10] 李兴成. 论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兼论价值理性道德和工具理性道德的统一[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5-I7. [11] 王克稳. 经济行政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6. [12] 莫岳云. “官本位”文化积习与共产党的执政风险[J]. 湖湘论坛,):16-19. [13] 刘丽英.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N]. 人民日报,(9). [14] 卢元镇. “足球问题”必须标本兼治[N]. 学习时报,(006). [15] 足球反赌风暴揭露“系统性腐败”权力配置黑手理应“永久性退场”[N]. 21世纪经济报道,(001). [16] 常修泽. 人文价值取向与基础制度规范――关于政府转型的一点思考[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65. [17] 杨国荣. 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8] 康芒斯[美]. 制度经济学(上卷)[M]. 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87. [19]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 许永刚. 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 [21] 谢鹏. 中国没有一家赚钱的足球俱乐部[N]. 南方周末,(D18). [22] 吴国娟. 大学制度伦理反思[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8:52. [23] 魏小兰.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OL]. http://myy.省略/file(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4] 葛晨虹. 道德是人类具有的一种价值理性智慧[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6-39. [25] 郑晓松. 技术与合理化哈贝马斯技术哲学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 [26] 袁旦. 中国职业足球,橘耶?枳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5. [27] 熊晓正,夏思永,唐炎.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研究[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8] 江作军,余仁武. 制度伦理研究探微[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5. [29] 马克斯•韦伯[德]. 经济与社会(上卷)[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30] 邓聿文. 中国足球是伪市场化的怪胎[N]. 中国经营报,(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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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办的国际一流科学会议 | 2017国际结构生物学大会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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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2017国际结构生物学大会现场整理 | 周瑞、李元元、刘传、程航、万蕊雪、吴申杰责编 | 陈晓雪● ● ●4月16日，由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主办的2017国际结构生物学大会在清华大学落幕, 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的22位科学家做了大会报告。此次大会共有来自各个国家的500多人参加。会议的主题为“生物大分子：结构、催化和调控”，分成膜蛋白和分子机器、表观遗传学、基因表达与调控、剪接体组装和动态变化、冷冻电镜和核磁共振技术新进展等五个专题进行（会议报告速览见文末）。诺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Kobilka介绍了对G蛋白偶联受体在信号转导过程中的各种动态结构变化的研究。另一位诺奖得主、斯克利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教授Kurt Wüthrich回顾了核磁共振（NMR）技术从解析简单氨基酸构象到目前用来研究高度动态的蛋白质暂态过程的历程，展示了核磁共振技术在结构生物学中的独特生命力。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和英国剑桥大学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教授Kiyoshi Nagai分别介绍了利用冷冻电镜技术对剪接体的研究。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报告了关于钠离子通道和钙离子通道的冷冻电镜成果。哈佛大学教授吴皓报告了通过冷冻电镜技术的方法解析的RAG1-RAG2抗体重排蛋白复合体的结构。这些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基础前沿研究，相关突破充分体现了冷冻电镜技术在当代结构生物学研究中的强大生命力。本次会议的一个特色是结构与功能研究并重。与会演讲者中洛克菲勒大学教授Robert Roeder，哈佛大学教授施扬，首尔大学教授Narry Kim和东京大学教授Mikiko Siomi均为国际知名的功能研究大家。他们的精彩报告充满了发现故事，前沿而有趣，突出了生物大分子功能和结构研究在分子层面的统一。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教授Dinshaw Patel表示，会议围绕结构生物学的不同议题为多种前沿的技术和多样化的研究提供了平台。他同时指出，这次会议是中国科学的一次庆典。“在过去几十年，我已经看到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结构生物学的发展。”在会议的闭幕仪式上，Dinshaw Patel说。他盛赞了中国科学在过去几十年的爆发式的发展，高质量的生命科学研究平台已经在中国建立，颜宁、王宏伟、王艳丽等中国科学家的精彩报告已经反映了这一进步。Patel同时称赞施一公回国对推动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引入终身教职的评审体系，还是聘用大量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毫无疑问，一公回到清华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转折点。他充满激情与远见，使得中国科学家相信自己能够挑战最高水平的研究。”Patel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杨薇曾多次参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国际结构生物学大会（其前身为蛋白质科学前沿研讨会）。她指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内科学的发展，国内科学家报告的内容越来越前沿，水平也越来越高。Kiyoshi Nagai则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结构生物学大会，前几次他也受到了邀请，但没办法参加。“我真的很享受这次会议。会议非常有意思，水平也高，中国学生真的令人吃惊，他们渴望学习，不惧提问，我很喜欢。” Nagai提到。Narry Kim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的质量很高，学生们的热情很高，提出不少好问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加这样的会，我觉得很愉快。”有趣的是，此次报告人中有五位科学家已步入古稀之年，并活跃在科研的一线。其中，Kurt Wüthrich已经79岁，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施蕴渝、Dinshaw Patel和洛克菲勒大学教授Robert Roeder将在今年先后迎来他们75岁的生日，Peter Wright刚好70岁。“科学家现在退居二线的年龄要比以前推迟至少10年。”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饶子和说。他介绍，以Dinshaw Patel为例，2009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当时已经67岁，最近几年不断有前沿的成果发表，“而且很多都发在CNS（Cell，Nature和Science的简称）”。会议最后，Dinshaw Patel鼓励在场的年轻学生投身于科学，“勇敢、无畏地追随你的兴趣，为你们国家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报告速览：膜蛋白与分子机器诺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Kobilka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Kobilka主要研究方向为G蛋白偶联受体，并因在G蛋白偶联受体的重要贡献获得了2012的诺贝尔化学奖。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对于研发镇痛剂、安慰剂等药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中，Kobilka介绍了他们团队对G蛋白偶联受体在信号转导过程中的各种动态变化的研究。通过结合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核磁共振、电子顺磁共振等方法探究了G蛋白偶联受体在结合激动剂、抑制剂以及调节剂时跨膜螺旋5和6所发生的构象变化，展示了该蛋白的动态变化。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与下游的信号蛋白上部分肽段共结晶的方法对G蛋白偶联受体结合信号蛋白后的构象变化进行了研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Osamu Nureki日本东京大学教授Osamu Nureki介绍了过去几年解析的转运蛋白的结构。通过脂质立方相结晶（LCP）的方法，Nureki课题组解析了氨基酸转运蛋白YddG的结构，并且发现了结合在活性中心的脂类分子，他们认为这个脂类分子模拟了底物的结合，并对附近的氨基酸进行了突变。通过将蛋白质重组到脂质体活性实验中，检测并确认了活性位点附近的氨基酸突变可以造成转运活性的降低。有趣的是，他们在结构中发现该蛋白呈现出二聚体的形式。通过特异性化学交联的以及计算机动态模拟的方法，Nureki团队确定了二聚体的存在，模拟了二聚体在转运底物过程中发生的构象变化。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对于钠离子通道以及钙离子通道的研究是此次会议的一大热点。钠离子通道以及钙离子通道在神经兴奋、肌肉收缩以及心脏的正常功能等多个生命过程中发挥着最基础的功能。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药物研发，钠离子通道等都是最为广泛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药物靶点。2012年，颜宁研究组成功解析了细菌中钠离子通道蛋白NavRh的晶体结构，并且通过电生理的实验以及计算机模拟确定了该蛋白质是钠离子通道。2017年，经过几年持续不断的努力，颜宁课题组首次报道了真核生物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3.8 （埃）分辨率结构。真核钠离子通道蛋白的获取极为困难，每8升哺乳动物细胞只能表达纯化得到50微克蛋白质。由于蛋白质样品非常有限，最终选择了使用冷冻电镜技术进行结构的解析。另外，颜宁课题组最近两年还先后解析了兔的4.2埃和3.6埃钙离子通道电镜结构。这些研究对于人们了解钠离子通道和钙离子通道的离子选择性以及开发相关药物等具有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吴皓人体免疫系统之所以能够抵御各种外界细菌等侵入，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这些抗体的产生与某些区域的DNA通过可变剪接相关。然而介导这些遗传物质发生各式组合的机制尚不清楚。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吴皓展示了通过冷冻电镜技术解析的RAG1-RAG2蛋白复合体结构，揭示了该蛋白在DNA水平介导抗体重排实现抗体多样性的分子机制。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教授Christopher Lima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教授Christopher Lima介绍了RNA降解中发挥作用的外切体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清华大学教授王宏伟清华大学教授王宏伟课题组研究的是外切体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他介绍了通过冷冻电镜技术的方法解析了外切体复合物结合RNA的各种状态的结构。表观遗传学及RNA介导的识别与催化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教授Dinshaw PatelDinshaw Patel实验室主要应用晶体学、核磁共振方法及冷冻电镜技术来研究生化反应中大分子复合物参与的识别、调控以及催化等反应机理，目前主要研究RNA干扰和组蛋白密码与表观遗传调控机制。Patel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Pistol、Twister等系列核酶（Ribozymes）的晶体结构，他们发现活性中心磷酸根P-O键附近关键碱基的单点突变即可使切割活力几乎完全丧失，展示了核酶RNA的精细三维结构如何进行分子识别和行使酶催化功能的分子机制；第二部分介绍了V型CRISPR-Cas核酸内切酶“C2c1”与sgRNA（包含crRNA和tracrRNA）和DNA底物复合物以及CPF1与crRNA和DNA底物复合物的晶体结构和切割机制，解释了crRNA介导C2c1使用同一个口袋切割靶向 DNA以及非靶向 DNA的先后顺序和分子机制。此外，Patel研究组还关注病毒反过来抗击细菌宿主CRISPR系统的机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蕴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施蕴渝课题组主要研究对基因表达过程中表观遗传调控，特别是组蛋白修饰，染色体重塑，组蛋白分子伴侣及非编码RNA，以及非编码RNA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施蕴渝报告了她们课题组新近发现的一类拟南芥RNA结合蛋白APUM23与RNA的结构与功能机制研究。她们发现整个APUM23与RNA的复合物结构呈现类似于英文字母C的形状，APUM23通过多达10个重复模块十分特异性地识别11-mer的单链RNA序列，与18S 核糖体RNA序列高度相似。这个工作揭示APUM23重复模块识别特定RNA序列的分子机制，让人联想到将来利用APUM23重复模块识别切割特定RNA序列的性质，有望像锌指核酸酶一样将APUM23应用于基因编辑。哈佛医学院教授施扬哈佛医学院教授施扬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染色体和基因转录。10年前，施扬发现了首个组蛋白去甲基化酶LSD1，首次显示组蛋白甲基化修饰也是可逆的。现在LSD1靶向药物研发临床一期将要完成。施扬报告了RNA 6mA在DNA损伤应激过程中发挥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RNA 6mA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与RNA稳定性和剪接密切相关。该研究工作显示RNA 6mA在促进细胞UV抗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发现了一个新的包括METTL3, RNA 6mA和Pol k在内的在UV引起的DDR反应早期起重要作用的通路。斯坦福大学教授Joseph D. Puglisi斯坦福大学教授Joseph D. Puglisi的报告以“The Choreography of Biological Processes”为题，概述了目前结构研究主要是拍照而不是拍摄电影，无法很好地研究结构动态，生物大分子结构研究不光要研究其动态结构还要研究其组成。通过给tRNA加上各种荧光探针标记，他们团队利用单分子成像生物物理手段，实时监测单个核糖体在翻译延伸循环过程中的动态过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瑞明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瑞明的报告为未发表工作。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海涛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海涛近年关注组蛋白巴豆酰化等新型酰基化修饰与细胞代谢和基因表达调控等的结构功能。他报告了研究组近年发现的两类新型组蛋白巴豆酰化修饰读码器，即YEATS结构域和DPF锌指结构域（溴域Bromo则一般不识别）。李海涛2014年报道了YEATS结构域是一类新型组蛋白乙酰化修饰读码器。基于结构分析，他们发现YEATS结构域识别口袋有一个开放的出口来识别长度更长的酰基化修饰类型，如巴豆酰化、丁酰化等。此外，他们还意外地发现DPF锌指结构域蛋白MOZ和DPF也显示出了对组蛋白巴豆酰化修饰显著的偏好性。这些研究工作深化了人们对于组蛋白巴豆酰化修饰和YEATS家族蛋白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今年年初，李海涛课题组还与合作者共同发现YEATS结构域是急性白血病新型药物靶标，为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提供新方向。基因的表达与调控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Robert Roeder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教授Robert Roeder是真核生物RNA聚合酶I、II、III的发现者，是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研究先驱。2003年拉斯克基础医学奖颁给了Roeder，以表彰他在真核生物基因转录调控研究上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在此次会议上，Robert Roeder介绍了以染色质为模板的转录调控过程中的多个共同激活因子（如组蛋白H3K27去甲基化酶UTX，组蛋白乙酰化酶CBP/p300等）作用的生化分子机制。韩国首尔大学教授Narry KimRNA tailing是众多RNA修饰中的一种，RNA tailing由一组非经典的聚合酶（PAPs）或末端尿苷酰转移酶（TUTs）催化形成，进而控制着多种RNA的合成、稳定性和活性。韩国首尔大学教授Narry Kim介绍了她们研究组在RNA tailing的调控作用和作用机制的进展。东京大学教授Mikiko Siomi东京大学教授Mikiko Siomi报告了PIWI蛋白Siwi结合内源piRNA的晶体结构，发现Siwi蛋白由N-PAZ和MID-PIWI两个结构域组成，这两个结构域分别结合在piRNA的5’端和3’端。她们的工作对理解piRNA介导的转座沉默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杨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杨薇则绍了核酸代谢的一个新范式。酶催化反应已经被研究了超过一个世纪，并且早在1935年酶催化的中间稳态假说（transition state theory）就已经指出，在反应过程中反应物与处于激发态的中间产物会共存，而酶通过稳定中间态降低活化能从而加速反应的进行。然而直到最近我们才得以真正观察到酶催化反应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借助时间分辨的X-Ray晶体衍射技术以及“晶体原位反应”的手段，杨薇组解析了处于不同反应时间节点的底物-产物的晶体结构，捕捉到了DNA聚合酶催化聚合反应的连续的中间状态，直观地展示了催化反应的进行磷酸二酯键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此外杨薇组还在一系列的反应中间态中发现了第三个二价金属离子的电子密度，这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核酸酶催化反应的Two-metal-ion机制。通过时间分辨的X-Ray晶体衍射技术杨薇组发现晶体结构中第三个金属离子的电子密度随着反应温度的上升而增强，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设想。复旦大学教授徐彦辉复旦大学教授徐彦辉报告了DNA甲基化动态调控的结构基础。DNA甲基化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TET蛋白是一类与DNA去甲基化相关的蛋白，它能将5-甲基胞嘧啶（5mC）依次氧化成5-羟甲基胞嘧啶（5hmC）、 5-醛基胞嘧啶（5fC）以及5-羧基胞嘧啶（5caC）。徐彦辉组发现人的TET1/TET2蛋白对5mC-DNA的活性远高于5hmC/5fC-DNA。这表明TET蛋白对于体内DNA的5mC氧化的调控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研究TET蛋白对5mC-DNA底物的偏好的机制，徐彦辉组解析了TET2-5hmC-DNA以及TET2-5fC-DNA复合物的晶体结构。除了TET蛋白，在体内还有一类DNA甲基转移酶DNMT3A/DNMT3B与胚胎的基因组甲基化密切相关。徐彦辉组也解析了处于自抑制状态的DNMT3A-DNMT3L以及处于活化状态的DNMT3A-DNMT3L-H3晶体结构，发现ADD domain通过与催化结构域相互作用阻断了催化结构域与DNA底物的结合，而组蛋白H3则破坏了这种相互作用，并使ADD domain产生了很大的转动，从而解除了DNMT3A的自抑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艳丽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王艳丽介绍了CRISPR-Cas 介导的外源核酸的切割研究。细菌在遭遇噬菌体入侵时会将外源的DNA片段整合到宿主的CRISPR位点形成一个新的间隔，借助这种机制细菌得以对噬菌体入侵产生“记忆”。2015年，王艳丽组揭示了CRISPR-Cas系统特异性选择protospacer以及决定其长度的机制。C2c2是VI型CRISPR-Cas系统的effector，它有两种RNA酶活性，既能切割pre-crRNA又能处理目标RNA。2017年，王艳丽组报道了C2c2自身以及结合crRNA的两种状态的晶体结构，发现C2c2的两个活性位点分别位于两个在空间上相距甚远的结构域（helical-1 & HEPN domain），并且crRNA的结合会引发C2c2发生显著的构象变化，而这种构象变化进一步稳定了crRNA的结合，同时还促进了C2c2对目标RNA的识别。此外，王艳丽组还解析了C2c1-sgRNA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揭示了C2c1高度特异地切割DNA的机制。剪接体的组装、催化和动态变化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针对剪接体对前体信使RNA剪接作用的工作机理做了精彩报告。施一公首先回顾了信使RNA剪接现象以及剪接体的发现及机理探索的研究历史，指出解析高分辨率完整剪接体三维结构对推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紧接着，施一公介绍了于2015年解析的世界上第一个近原子分辨率的完整剪接体结构裂殖酵母（S. pombe）剪接体总体分辨率达3.6埃的冷冻电镜三维结构。这一结构清晰的展示了由37个蛋白质分子及包括前体信使RNA内含子套索结构在内的4条RNA分子共同组成的超复杂的剪接体分子机器的三维结构，揭示了由U2、U6以及U5 snRNA所构成的剪接体催化反应中心，并且首次观察到剪接体的两个亚复合物nineteen complex（NTC）以及nineteen complex related（NTR）的组成结构，由此说明这两个复合物在协助催化反应中心形成和稳定这一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后，施一公对酿酒酵母体内另外4个重要工作状态下的剪接体三维结构进行了介绍，它们分别是：① 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剪接体组装过程中的重要复合物U4/U6.U5 三小核核糖核蛋白复合物（U4/U6.U5 tri-snRNP）总体分辨率为3.8埃的三维结构；②酿酒酵母体内代表着激活状态下的剪接体（activated spliceosome，又称为Bact complex）总体分辨率为3.5埃的三维结构；③酿酒酵母体内代表着第一步反应后的剪接体（catalytic step I spliceosome，又称为C complex）总体分辨率为3.4埃的三维结构；④酿酒酵母体内代表濒临第二步反应前催化激活状态的剪接体（step II catalytically activated &spliceosome，又称为C* complex）总体分辨率为4.0埃的三维结构。通过对如上几个剪接体工作状态的结构分析，施一公指出，剪接体是一个金属离子介导的核酶，由RNA行驶催化信使RNA剪接作用的功能，其中的蛋白质组分的主要功能是稳定或提供柔性从而帮助剪接体在恰当时机进行构象变化从而推动反应进行；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位于剪接体中心的剪接催化反应中心一经形成，构象便基本不再发生变化。施一公还指出，剪接体内有大约20个蛋白及核酸组分从第一步剪接反应前到剪接体解聚前构象完全不变，这20个组分组成了剪接体的刚性核心。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教授Kiyoshi Nagai英国剑桥大学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教授Kiyoshi Nagai报告了对近年来剪接体的冷冻电镜结构的研究，并分享了他对剪接体催化机理的理解。Kiyoshi Nagai由前体信使RNA内含子序列的去除需要两步化学转酯反应引入，随后简要回顾了剪接体的纯化策略，详细介绍了第一步反应后剪接体（C complex）三维结构的解析过程和结构分析。接下来，Nagai着重对第二步反应前剪接体（C* complex）的三维结构以及剪接体中包括前体信使RNA在内的4条RNA分子的构象变化进行了分析，详细介绍了第一步转酯反应后至第二步反应前RNA分子的位置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稳定在特定构象中的，并且由此推测了在两步反应的转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ATPase Prp16蛋白的工作机理。最后，Nagai对比和分析了U4/U6.U5 tri-snRNP、Bact complex、C complex以及C* complex的三维结构，指出剪接体的本质是一个核酶，其两步转酯反应是由同一个活性位点催化完成的；剪接体的催化核心在B complex向Bact complex转换的过程中形成，之后这个催化核心一直被Prp8、NTC、NTR等蛋白分子固定并且保持构象不变；信使RNA底物相关位点进入反应中心是由ATPase调节的，也因此，剪接体是一个由ATP提供能量推动的分子机器。核磁共振技术新进展最后两位报告人均为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核磁共振技术专家： Kurt Wüthrich和Peter E. Wright。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教授Kurt WüthrichKurt Wüthrich是发展核磁共振技术解析生物大分子的开创者，并因此获得了2002诺贝尔化学奖。Wüthrich酷爱运动，语言风趣幽默，在讲演开头为大家展示了他在足球场上英姿飒爽的照片。2015年的《自然》杂志上，更是刊登了他年轻时跳高时矫健的身姿。Wüthrich鼓励大家说道：“在座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在顶级科研期刊上发表工作，获得诺贝尔奖，那么不如首先走出实验室，锻炼出一副健康的体格！”& 将近两百年前，英国植物学家R.布朗就利用显微镜观察到了花粉颗粒在水溶液中的无序、不停歇运动，这种现象也因此被称作“布朗运动”。随后，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理论上推导证明了水分子的热运动是造成布朗运动的分子机制。相比于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和目前发展如火如荼的冷冻电镜技术，蛋白质的核磁共振技术可以在室温接近生理温度的条件下，直接在水溶液的环境中来观测生物大分子的动态变化。Kurt Wüthrich回顾了核磁共振技术从解析简单氨基酸构象到目前利用核磁共振技术研究高度动态的蛋白质暂态过程的历程，展示了核磁共振技术在结构生物学中的独特生命力。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教授Peter WrightPeter Wright的研究同样精彩。在纷繁复杂的蛋白质王国中，有一类看似“垃圾”的蛋白质：固有无序蛋白质（Intrinsic Disordered Protein, IDP）。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具有规则、稳定的三维空间结构的蛋白质不同，IDP并没有固定的三维结构，呈现一种线性的无序状态。可想而知，IDP蛋白的研究是冷冻电镜和X-射线晶体学难以处理的，而核磁共振技术在这里表现出了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Wright详细介绍了其研究组利用核磁共振技术探究了一类在细胞缺氧反应（hypoxia）中著名的HIF1蛋白中一段固有无序结构和其他蛋白CITED2和TAZ1之间竞争性结合的有趣现象：CITED2可以不可逆地替换掉和HIF1蛋白相互作用的TAZ1。中心简介&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结构生物学是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流学科之一。对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解决一系列重大的基础科学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现象本质，而且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将极大地促进基于生物大分子结构的新药研究及开发。结构生物学研究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一度走在世界前列，与英美等国并驾齐驱。例如，北京胰岛素研究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高分辨率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代表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新世纪以来，以清华大学及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国内研究单位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由北京市教委组织成立，是首批13个北京市高校高精尖创新中心之一。中心以清华大学为依托和牵头单位，与北京市工业大学共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要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基地，肩负着为中国培养高层次人才、取得高水平科研成果、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责任。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团队正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在这百年难觅的历史机遇中凝聚、成长、壮大并逐渐展示其国际影响力。中心的首位主任是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目前有20个独立实验室，在站博士后40余人，博士研究生200余人，研究工作涵盖了现代结构生物学的诸多前沿领域，包括生物大分子机器、与疾病相关膜蛋白、肿瘤抑制因子、细胞凋亡调节蛋白和糖尿病药物靶点蛋白等重要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并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作。中心自2015年10月成立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以清华大学为通讯作者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20篇，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为我国结构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依托北京市教委，整合清华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优势力量，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为结构生物学与健康产业提供了一个最佳载体。中心通过集成多学科优势，有机融合技术方法开发与基础科研应用和后期转化，将有可能在未来5-10年内发明出一系列原创性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生物学新技术新方法。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学科交叉、校际合作、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有机整合技术开发、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建设在长时间内世界领先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产生一批在科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并且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础上，促进北京地区生物技术、生物制药产业等健康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中国生物学家融入国际大舞台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制版编辑：邓志英丨本页刊发内容未经书面许可禁止转载及使用公众号、报刊等转载请联系授权点击查看相关文章比尔盖茨&| 衡水中学&| 五行&| 颠覆发现&|&遗作最欢迎&| 精子治癌&| 特殊使命&| 奥数 |&学术辩屠呦呦 | 王晓东 | 白岩松 | 何江&|&张锋&|&霾杨振宁 | 卢煜明&| 王小凡&| 女性成就&| 张纯如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投稿：授权：长按二维码，关注知识分子点击“阅读原文”，牵手科学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