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24寸山地车适合身高适合打游击战吗

论抗日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_最新军事新闻_亚东军事网
论抗日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
导读: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上海是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
中华网军事新闻:抗日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是以弱胜强的一大法宝 &看点【毛泽东,八路军,山地游击战,新四军,国民党,持久战,正面战场】&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上海是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了5项任务: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地说,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谈起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毛泽东一会儿伸开五指,一会儿收拢拳头,形象地比喻道: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是考虑便于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小游击队可以到平原地区发展。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是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是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是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一直为八路军、新四军所遵循,对壮大人民武装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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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在海军陆战队中,用学到的八路军的作战经验,训练一支精干的海上游击队——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少校被委派为他的助手。这支海上奇袭队于1942年8月在吉尔贝特群岛的梅金岛登陆突袭日军成功。
抗战时期,中共武装及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时均采用过游击战术,其中尤以前者发动的游击战最为成功,著名的游击战16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也由此名扬天下。中共领导的游击战深植于自身基本国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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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道战为例,这一古老战法在宋代即已出现。抗战时期,中共发动民众,将之改造、创新,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平原游击战术。资料显示,年,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民兵坚持在冀中平原上开展地道战,挖掘的地下通道密如织网。但与先前强调“隐蔽+防御”功能的传统地道不同,冀中地道更兼具“生活+攻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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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定冉庄地道为例,地道全长16千米,一般距地面2米,洞内高约1至1.5米,宽约0.8至1米,内部设有望孔、射击孔、通气孔、陷阱、翻板、指路牌、水井、储粮室等。洞口隐蔽、可防水、防火、防毒。整个地道网打防结合、进退自如,俨然一座攻防兼备的地下堡垒。依托地道,冉庄民兵以很小代价,毙伤日伪军上千人,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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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战最初诞生于太南地区(今山西东南部一带),1940年之后,这一战术逐渐在胶东半岛等丘陵起伏地带推广开来并发扬光大。埋设地雷的本质在于“守株待兔”,因此其精髓在于合理布置各式“陷阱”,引诱敌人上钩,并让敌人防不胜防。图为抗日民兵在铁路线埋设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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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产力落后,抗日民兵所用地雷多靠自行研制,类型多达30余种雷,从简易的踏雷、拌雷、石雷到较复杂点的子母连环雷、拉雷、水雷,再到工艺更复杂的梅花雷、丁字雷等等。据统计,在地雷战开展最活跃的山东海阳,当地民兵共与日伪军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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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游击战是中共武装对付强大日寇的又一法宝。众所周知,山地交通阻塞、地形隐蔽、拥有较大的回旋缓冲空间,不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而在中国,三分之二国土为崎岖起伏的山地、高原或丘陵,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中心区域也多位于山区,并依托后者创造出花样繁多的山地游击战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麻雀战、山地破袭战等。图为东江纵队在山地丛林区伏击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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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雀战,顾名思义,就是指抗日军民像觅食的麻雀一样三三两两地出动,时聚时散、忽东忽西,出没于密林山野、峡谷隘口等隐蔽地形,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抗战时期,麻雀战是太行山根据地反击日寇大扫荡的主要战法之一。图为抗日民兵不断袭扰日伪据点,用射箭(捆绑宣传品)的方式对敌展开攻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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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太行南麓的河北曲阳,全国战斗英雄、民兵游击组长李殿冰就是运用麻雀战的好手。1941年8月,1200多名日伪军进山扫荡,李殿冰带领游击组隐蔽在沟两侧的山梁上伏击敌人。他们一会在北山头开火,一会在南山梁打枪,趁敌人饥渴时又在水源地设伏,仅半天时间就毙伤日伪军3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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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破袭战亦称破击战,即游击队在山地发动的、以破坏和袭击敌后方及纵深内重要目标为主的作战样式。破袭战的战术目标并不在于敌人本身,而是后者赖以生存和机动的交通运输线、通信和工程设施、重要技术兵器、补给基地等。图为八路军和游击队相互配合破袭日军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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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纵队对日作战超过12万次,毙伤、俘获及受降(包括反正)的敌伪军多达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万余人,缴获枪支69万多支、炮1800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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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游击队开展的破袭战以规模巨大著称,其在战法上与百团大战类似。例如,日至9月15日,苏联游击队发动代号“铁道战”的破袭攻势,参与人员达10余万人,汇聚了5个州的167支游击队,战线从库尔斯克直抵西部边境的广大纵深地带。游击队在长达1000公里的战线上对所有铁路线实施破击,共拆除铁轨21.5万根,折合单线铁路134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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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游击队规模庞大,其最多时有6200多支队伍,总兵力达1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苏联额外动员的400多万民兵。这些人员均归苏军游击运动总司令部统辖,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则设有次一级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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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规模破袭战外,苏联游击队擅长的另一战法为奔袭,即通过实施快速远程机动,以迅雷之势突击敌后方,出其不意地打击对手。1944年,乌克兰骑兵游击兵团连续奔袭45天,足迹遍及乌克兰、波兰的35个地区。整个卫国期间,苏联游击队共毙伤俘敌军官兵、文职人员150万人,约占苏军总歼敌人数的30%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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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的南斯拉夫游击战比较“另类”,这主要是由其特殊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当时的南斯拉夫仍是个工业落后、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农业国。另一方面,南境内地形复杂,山川纵横,西北部是广阔的喀斯特石灰岩高原,非常适合人员隐蔽、利于开展山地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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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托领导下,南共游击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山区和农村建立敌后根据地,广泛发动以山地破袭和突围(反“围剿”)为主的游击战。图为1944年9月,铁托和其他南共领导人在隐蔽的山洞内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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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德意出动13个师共12.7万人,对1.6万人的南共游击队主力发动代号“黑森林”的围剿行动。后者经9天奋战,以牺牲5000多人的代价突出重围。之后,南共游击队迅速挺进东波斯尼亚,开辟了新的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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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苏南两国,法国游击战又呈现出别样景象。不同于尚处在前工业时代的南斯拉夫,当时的法兰西无论工业比重还是城市化率,均已超过50%。仅首都巴黎一地,就汇聚了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与此相对应,法国沦陷后,7成以上的抵抗组织成员生活、战斗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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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日,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在与德军作战,照片中这位女战士名叫西蒙娜(题图也是她),她在2天内打死2名德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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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军工业发达,但由于侵略者的高压统治与疯狂破坏,法国城市游击队员长期处于武器匮乏、供给不继的艰苦环境中,平时还需要合法身份作掩护。图为1944年,法国抵抗组织在巴黎设置路障抵抗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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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游击战绝非“小打小闹”,相反,作为二战时期运用最频繁、最成熟的战术之一,它创造的能量、包含的智慧超乎想象。图为1944年,配合八路军主力屡建奇功的冀中白洋淀民兵游击队,后者正驾着小船准备迎战来犯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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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二战时期,全球游击区总面积达845万平方公里,包括中国、苏联、菲律宾、马来西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几十个国家的上千万人参与其中。在战略层面上,游击战直接配合了正面战场,有些地区的敌后游击队伍甚至成为抗击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在中国战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了半数左右的侵华日军和9成以上的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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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沦陷区,敌后抵抗运动牵制的纳粹兵力多达200万人。南欧小国阿尔巴尼亚,当时人口不过百万,却通过游击战拖住了17万轴心国军队,歼敌约7万人。即便在游击战基础最薄弱的西欧,据艾森豪威尔估计,仅法国、荷兰、比利时3国的抵抗组织就顶得上15个正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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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各国游击队在战术创新和运用上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战法变化莫测,有的甚至令人拍案叫绝,从这点上看,游击战就很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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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把游击战吹嘘成“神乎其神”的超级战术,其同样有不少局限性,要取得重大战果并不容易。图为抗日武装在炸铁桥破坏日军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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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游击战不能脱离正面战场而孤立存在。离开正面战场、正规军的人员、物资、装备及情报支援,游击队很容易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在全民族抗战开始前孤军奋战,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图为日本关东军在炮击抗联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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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联游击队之所以“经久不衰”,与它在体制、组织、武器支援等各方面都牢牢捆绑于苏联红军息息相关。例如在“铁道战”发起前,苏联空军在半个月内向敌后游击队空投了150吨炸药、约18万米导火索、近60万个雷管以及大量武器装备,有力地保障了这场破袭战役的胜利。图为苏军教官正向游击队员演示如何投掷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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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游击战的开展不能脱离民众基础,一支游击队之所以区别于散兵游勇,就在于前者往往拥有稳固的敌后根据地,以及与当地民众之间的深厚联系。二战时期,各国敌后游击队均注重发动、吸收各阶层群众,并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或活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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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游击队则在1943年初,巩固了位于本国中部的西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解放区,面积约37.5万平方公里。菲律宾的“华侨游击支队”虽辗转于全吕宋岛,但主要活动区域仍为南吕宋的热带雨林。马来半岛的2000多名“人民抗日军”战士,则在该国西南部、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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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更是建立了以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山东、苏北、苏中、淮北、皖江等为主的20多个抗日根据地,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涵盖近1亿人口,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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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对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以至受到不少中外军事行家的好评。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游击战嘛,似乎不外乎就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小打小闹而已,怎么会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呢?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外国军事行家到底是如何看待抗日游击战的。“从战术范围跳出来向战略敲门”抗战时期毛泽东有篇经典的军事论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文中他独树一帜地把游击战放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抗日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这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争取最后胜利的必由途径。”抗战初期,美国《民族周刊》登载过一篇题为《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作者为史德华。该文写道:“用大军去对抗,中国迟早是要吃亏的。几千人一组的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日本的战线愈延长,游击战术愈足以摧毁他们的力量。”“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的共产党。”一些外国军事专家对游击战的战略作用深表认同,如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就赞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美国人对游击战的关注,从中国红军时期就开始了。抗战全面爆发前夕,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斯诺夫人)采访朱德总司令是怎么创立游击战的。朱德告诉她,一是得益于蔡锷将军的直接训练,二是率部驻守在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地区剿匪时学会了特殊的游击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后来对红军非常有用。”抗战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人民军队将帅在红军游击战理论基础上,又加以新的创新,具体体现在《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八路军半年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等经典文献中。抗战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先进军事理论发挥了惊人的效力。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作战12.5万多次,消灭日军达52.7万余人。从1938年到1945年8月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抗击日伪军的兵力始终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以上,伪军全部兵力的90%以上,而且这还不算东北抗联抗击的日伪军。正如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人员所指出的那样:“中共军队从1941年以来没有得到任何供应,完全靠自制和从日军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却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共产党人“经受了不仅比中国中央政府部队所承受的更加持久的敌军压力,而且经受了蒋(介石)所施加的严厉封锁”“他们渡过难关,更加壮大了”“这种非凡的活力和力量的成因是简单而带有根本性的。这就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曾任英国大使新闻参赞),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先后担任通信教官和无线电通信顾问,目睹了八路军的敌后抗战,他认为“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美军观察员学习抗日游击战术抗战初期,美军派出过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多次访问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美军又派出“延安观察组”,美军观察员同八路军一起长途行军、看八路军打仗,零距离研究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他们都认为,中国用来抵消日本现代化军事装备优势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面抗战”和游击战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卡尔逊在海军陆战队中,用学到的八路军的作战经验,训练一支精干的海上游击队——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罗斯福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少校被委派为他的助手。这支海上奇袭队于1942年8月在吉尔贝特群岛的梅金岛登陆突袭日军成功。接着在瓜岛战役中,突击营又一次大显身手。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卡尔逊所部在丛林山地行军450英里,伏击敌人30次,歼敌500人。一位海军陆战队史学家称之为“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作战巡逻”。卡尔逊因战功第三次获海军十字勋章。美国《生活》周刊曾以“中国游击战的学生卡尔逊和他的突击队”为题,介绍了卡尔逊作战思想形成的过程。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布鲁克·多兰上尉于1945年1月到晋察冀九分区体验了地道战的威力。日军获知九分区来了个美国军官后,出兵袭击,准备活捉美国人。多兰随八路军迅速钻入地道。日军用镐和钢钎挖凿地道,打骂枪杀群众,向地道中放水、灌烟、投毒瓦斯,这一切都没有奏效。恼羞成怒的日军逼问房东大娘美国人的下落,接连剁下大娘4个指头,她依然摇头不语。日军无计可施,最终被迫撤走。多兰获救后,他向杨成武司令说:“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冀中的老百姓顶好顶好,中国一定会胜利!”日军公开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很厉害有趣的是,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公开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很厉害,厚厚的两卷本从头至尾,谈的大多是怎么对付中共军队,如何恢复“治安”,而日军大为头疼的是“治安”越来越恶化,最终仅剩下城镇的“点”和交通的“线”,而广大的农村“面”几乎都被八路军所占领。侵华日军在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的时候,为扭转战局,曾大批训练特种部队,其教程中《游击战条令》第65条就提出:“游击部队应按敌之进退择机行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几乎就是我军游击战十六字决的盗版。然而,建立在人民群众支持之上的游击战之真谛,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军队是断然学不会的。
当年的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题为《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文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由此可见,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和威力,已走出国门,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国际价值。抗日游击战争作为抗战的宝贵财富,今天仍是值得我们需要深入学习研究、发扬光大的国家记忆与历史宝藏。(作者系国防大学军队建设与军队政治工作教研部副教授)
本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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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德怀[1]同志:
   阎锡山[2]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3]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4]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5]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毛泽东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3]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4]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5]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习惯山地游击战的人,来到平原打游击,
怎么办?徐向前说:建造平原的人山
在十年内战中,徐向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山区打游击,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
祁连山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和战友们的青春热血,留下了那辉煌的战绩和
宝贵的经验教训。有共同实践的人,才会有共同的感情和思想。徐向前对毛泽东提
出的八路军作战原则心领神会,运用自如。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山
地游击战,他说游击战是“拿手好戏”。并将三个师由集中配置变为分散配置,分
别以管涔山脉、吕梁山脉、恒山山脉及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展灵活机动的游
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旗开得胜,并依托山区开始向
平原发展。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于日发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即令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
师第三四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
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在辽县西河头师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
确定了具体行动部署。会上宣布:全师主力以平汉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
左纵队为“路东纵队”,由副师长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九团及
曾国华第五支队,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由陈赓率领第三八六旅,
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左纵队的行动。刘伯承指着地图上的南宫、邯郸、新
乡和石家庄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央突进,两翼配合的部署。背靠太行山,脚蹬大
平原……一定会很快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看看向前,又看看陈赓,对与会干部说:
“同志们,大家的担子都不轻哟!”
4月26日,徐向前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路东纵队”从辽县出发。指战员
们晓行夜宿,沐浴着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翻越太行山,横穿平汉路,像一只下山
的猛虎,直奔南宫。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然而又是有规律的。人们的主观意志与客观实际相一致
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连串的巧合,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演出一幕幕精彩的好戏。对冀
南平原,徐向前早有所图。如今率大部队来了,就要和自己曾多次派出的部下会师
了,怎么能不高兴,怎么能不激动。
事情还要从1937年12且初说起。当时,国民党在冀南战场的军队在日军的疯狂
进攻下,纷纷逃跑,国民党县政府也塌了台,乱得一塌糊涂。中共冀南地方党曾派
人到一二九师,请八路军去收拾局面。当时刘伯承和徐向前商定,先派张贤约带几
名干部组成先遣支队去摸摸情况,视机开展工作。张贤约一行迅速进入冀南的沙河、
邢台一带,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力量。12月中旬,又派孙继先、胥
光义带30多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队,进入冀南平汉路以东的任县、隆平、尧山等地
发动群众,组成了两个游击支队,人数达400余名。1938年1月,派出第三批人员下
山入平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中共晋冀省委书记李菁王率步骑兵6个连组成
东进纵队去冀南,会同孙继先、胥光义支队在南宫地区消灭了二些土匪。伪军,在
平原站稳了脚跟。3月中旬,宋任穷率骑兵团、重机枪连和马玉堂的地方独立支队开
赴冀南。在4个月内,第一二九师先后派出4批干部和部队进入冀南,进一步巩固了
共产党、八路军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日,徐向前率部经过十余天的行军,在陈赓、陈再道、张贤约、张
南生所部的配合和掩护下,没费一枪一弹进入平汉路东,大张旗鼓地经过巨鹿县城,
顺利地进入南宫。南宫县城是控制在八路军手中的华北平原重镇之一,是冀南的政
治、经济中心。物资丰富,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公路成网,处在津浦、平汉两大
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八路军、游击队在大平原的生存发展和与敌周旋。以南
宫地区为中心,发展冀南平原的抗日根据地,已具备良好基础。徐向前的指挥所就
开设在南宫城北街华兴烟草公司院内,由他统一指挥冀南的八路军部队。他的领导
班子还有陈再道、宋任穷和刘志坚,他们在一起研究平原根据地的建设,研究这里
的地形、民情,总结前几个月的斗争经验,丰富了徐向前的军事思想,率先提出了
“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口号,并经过几昼夜的思考,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
战争》一文,发表在日的《群众》周刊上。50多年后,这篇文章收入
《徐向前军事文选》,文章指出:
“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抗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
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
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麻痹的状态;可以使日寇利用中国
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即在供
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河北的地形,除西北两面的一部分是山地外,其余都是广漠无垠的平原地。
如果单从战术上的眼光看来,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
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些人说
游击队既无山的依托与隐蔽,自然地形上的帮助是很少的,而人的两条腿又哪能跑
过机器的汽车或坦克车呢?不错,在平原地上进行游击战争,上面这些困难,确实
是存在着的,但这仅仅只是困难,不能因此作出平原地无法进行游击战争的结论,
否则必然会否认华北广大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这种观念,对于开展河北的持久
抗战,扩大抗战的阵地,与充实抗战的人力物力,是非常有害的。
“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
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井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
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
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
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
这样的山好。
“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
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
“无论从主观上或客观上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必须同样地指
出,空喊是不成的。必须我们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
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
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以正
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运动,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徐向前为在平原创造“人山”,建
立抗日根据地,导演了一幕又一幕好戏。
巧打六离会,唤醒民众投入抗战。徐向前首战威县虽不很理想,但也足以起到
威慑敌人的作用,日军清水、高桥所部伪军高德林,先后从威县、临清撤出,相继
逃往邢台,威县落入八路军手中。但盘据在南宫一带的封建会道门组织六离会被反
动地主和汉奸控制,仍与八路军为敌。他们武装袭击八路军部队,抢走电台马匹,
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引起了徐向前的注意,决心列入武装打击的对象。
六离会为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八卦为中国古代《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名
为乾、坤、震、巽、坎、离、民、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
自然现象。八卦分教见于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
“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
真阴掌领坤卦,真明掌领艮卦,真行掌领巽卦。”其中坎卦为八卦之首,统领其他
七卦。该教中之离卦、震卦,从清朝开始曾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分立独立教派,
南宫一带的六离会同其他地区的一炷香离卦教、义和门离卦教均属六离教派。因
“离”为八卦之六位、象征火,故六离会的信徒崇尚火红,身穿红衣,头扎红布,
大刀长矛均是红柄、红杆、配有红缨、红穗、红飘带。六离会头头李耀庭是南宫人,
青年时考入保定武备学堂。华业后投身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吴佩李麾下,当过中将旅
长,卢沟桥事变后,投靠日本侵略者,是个铁杆的大汉奸。六离会号称5万之众,除
少数骨干分子外,绝大多数为受愚弄的农民百姓。
徐向前同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研究了打击六离会的对策,针对受蒙蔽群众
是绝大多数的特点。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和四条具体措施:“
(一)主力部队向南宫附近集结。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
(二)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三)对反动
首领坚决镇压;(四)散发告人民群众书,张贴布告,勿使群众发生恐慌。徐向前
一面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作战方案,一面拘留了大汉奸李耀庭,并邀请小屯六离
会会长宋印亭来南宫谈判。来印亭一伙自以为人多势众,拒不接受同八路军谈判。
为打击反动头头的嚣张气焰,徐向前派部队攻占小屯,夺回电台、马匹和被俘的战
士,对残害八路军干部战士的六离会骨干分子宋殿元当众宣布死刑,就地枪决。
就在打击六离会的序幕刚刚拉开之时,刘伯承、邓小平给徐向前等领导人复电,
完全同意他们提出的方针原则和战斗部署。徐向前继续派人与六离会头头联系,争
取和平解决,平息事端。但汉奸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他们鬼迷心窍,自不量力,
决心与八路军对抗到底。5月16日,六离会在南宫东南方向的张马、甘狼一带,纠合
一万多人,人路军发起进攻,扬言要打下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这群乌合
之众人人吃了“(石朱)”,说是“刀枪不入”,他们头扎红包布,身穿红衣服,
手持红枪红棒,把大地染成了红彤彤的一大片,随着“刀枪不入”的喊声,一浪接
一浪地向前滚动。徐向前为了减少对方的伤亡,争取唤醒被蒙骗的群众,采取了西
方古战场上常见的方队防御战法,一个连或一个营为一个方队,待六离会冲来时,
瞄准其进攻的大小头头,枪炮齐放,将他们击退,并决不追杀。经过几个回合的较
量,六离会成员眼看“刀枪不入”是骗人的假话,活着的狼狈溃散。5月17日,地方
政府与八路军部队在孙村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接着,又组成若
干个工作队,到各村镇展开政治宣传,动员会员交出红布包着的法衣和那“刀枪不
入”的护身符,召开宣判大会,处决了大汉奸李耀庭、皮动首领高大奎等人,在八
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在事实面前,许多受骗会员纷纷觉醒过来。不少人报名参
加了抗日自卫队。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五万多人的六离会被彻底摧垮,南宫、冀县、
枣强、衡水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群雄”四起。一些地方势力派和惯匪,纷纷打起
抗战旗号,简直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色杂牌武装,遍布冀南三十多个市县的
村、乡和城镇。这些武装有的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有的东一枪西一炮地打日本鬼
子,也有的在老百姓中称王称霸。另外,日军组织起各种伪军、汉奸部队,经常向
八路军进攻。
徐向前决定对各式抗日武装,采取分化、收编的方针;对伪军采取军事打击与
政治瓦解并重的方针,可谓“两个拳头出击”。
1938年5月下旬,徐向前指挥第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东进纵队和第五支队,在
临清附近一举消灭汉奸张屏卿、冯午桥的“皇协军”1000多人,接着连续作战,又
消灭了汉奸李殿清、李守兰部的1000多人。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冀南伪军纷纷
携枪弃暗投明,整连整营的倒戈反正多达3000人。
此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冀南的杂色武装“必须设法改造或收编,以免被日
寇及其他人利用”的指示,邓小平政委通报了鹿钟麟将要到河北的新动向,收编工
作迫在眉睫。徐向前首先对杂色武装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些人“政治目
标杂,组织成份杂,内外关系杂”。他们一既有被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收
买、利用的可能。他们是敌我友三方都在争取的力量”。为此,徐向前提出:凡属
不愿投降,不甘为日寇驱使,而愿意同八路军共同抗日及自愿参加共同抗战者,应
一律欢迎并予以下列保证:一、与八路军主力部队同等待遇,一视同仁;二、不缴
枪;三、不改编,保持其原有干部和编制,如因适应战争环境和提高战斗力,而在
组织上必须适当的调整时,亦应先取得同意,而不应出以勉强;四、帮助其进步。
这些原则在冀南地区的杂色武装内部,产生了很大震动,加速了改编工作的进展。
“青年抗日义勇军团”是一支较大的杂色武装。“司令”段海洲是地主出身的
大学生,国民党员,在冀南拉起一支6000多人的队伍,骨干多系旧军人和土匪。陈
再道、宋任穷先行冀南,已对他作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到南宫不久,段海洲
先派秘书陈子平求见,后又亲自登门拜访,对共产党、八路军团结。收编抗日武装
的方针原则表示赞赏。徐向前对他说:“部队是你辛辛苦苦组织起来的,改编时不
给你拆散,保持原有的干部和编制。为了统一序列,名字改一改,就叫八路军青年
抗日游击纵队吧!”段海洲听了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他回去后不久,就
把大队人马拉到南宫以西的苏村一块空地上,宣布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他当司令员,
请八路军派去的李聚奎当政治委员,后来徐深吉又去任副司令员。在艰苦抗战中,
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成为抗日英才,只是部分旧军官和土匪,陆续开小差了。最后10
00多人改为新四旅。
另有一支队伍,名叫民众“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素质要比“青年抗日
义勇军团”好。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司令”赵辉楼是
河北省宁晋县人。旧军官出身,办过学校,有爱国思想。在孙继先、胥光义挺进支
队进入冀南时,他就初步接受了改编。活动在束鹿、宁晋、藁城及石家庄地区。徐
向前到冀南后,赵辉楼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赵月舫来到南宫,要求正式改
编。徐向前和宋任穷接见了他,了解和掌握大量情况后,又请赵辉楼来南宫面谈。
徐向前对民众抗日自卫军要求改编之举,表示热烈欢迎。他同赵辉楼商定两条:一
是受八路军领导,编为冀豫抗日游击支队,下设3个团,每团2个营;二是活动范围
暂为原地区不变。赵辉楼对这两条都很满意。晚上一觉醒来,总觉得还少点什么,
天一亮就来到徐向前指挥部,要求在部队番号之首加“八路军”三个字。徐向前说:
“好!就叫‘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支队’吧”。并明确赵辉楼任司令员、赵月舫任
政治委员。两个月后,与汪乃贵队合并,组成东进八支队,成为八路军的一支劲旅,
在抗日和反顽斗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赵辉楼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
初夏,笔者在武汉洛加山宾馆见到了年逾八旬的老将军江乃贵,他回忆这段历史时,
十分动情地说:徐帅当年改编杂色武装,提出平原地创造‘人山’的战略,在中国
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
江乃贵和几位老将军都谈到,当年徐向前一面改编改造像段海洲、赵辉楼这样
的队伍,一面打击杂色武装中的顽固派。枣强县有个杨玉昆,自称是忠义救国军,
暗地里与日寇勾结,反共反人民,在他盘踞的县城里,不准八路军去筹粮、筹款;
随意扣留八路军人员。徐向前掌握他的大量罪恶事实后,同刘志坚一起带领七六九
团出击,把这个人抓起来送往太行山并收编了城里的部队。这一改一打,震动冀南。
仅两个多月,在方圆二十多个县的大小几十股杂色武装,先后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
部队扩展到1.85万人,拥有1.15万条枪,分编为18个团及支队。
抗击日寇的进攻和“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日游击战如火
如茶,局面蓬勃发展。徐向前在冀南平原搞了一块天下,聂荣臻在晋察冀和冀中平
原搞了一块天下,这是蒋介石在华北地区难以吞下的两颗苦果。从1937年冬到1938
年秋,八路军在华北进行的大小战斗1400多次,从战略上,紧紧拖住了30多万日军。
八路军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由3万多人猛增到25万多人,控制了晋西北、晋东南、
晋察冀、冀南、冀西、冀东的大片地区。蒋介石私下对他的幕僚们说:“共产党是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我们不可小视。”他非常赞赏阎锡山“抗日要准备联日,
联共要准备剿共”的反动立场。曾密令阎锡山在山西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政权,
“赶走”八路军;接着又派鹿钟麟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带上一批铁杆反共分
子,来根据地夺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各级政权,“收复失地”。
面对这场严峻的斗争,徐向前早有精神准备。他多次向战友们说:“摩擦与反
摩擦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关系到平原“人山”的建设,必须同
蒋介石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鹿钟麟刚到河北时,中共中央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徐向前等领
导作了如下指示:“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
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谈判时我们的要求不妨稍高,如须让步时,
待虑提出方案后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杨秀峰、宋任穷、陈再道、
刘志坚等在南宫召开了冀鲁两省各方人士和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大会一结束,
就开小会进行谈判。徐向前当众提出:为了搞好合作抗战,请鹿主席承认冀南行政
主任公署为唯一政权机构;已经当选的行署、专署领导人及各县县长,可由省府主
席的名义,正式委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是8月14日正式成立的,由1930年加入共产
党的大学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设6个专署,管辖5
1个县政权机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鹿
钟麟是带着蒋介石的一“使命”来的,身前身后不少国民党特务,他避开实质性问
题,冠冕堂皇地客气一番:“鄙人一无枪炮,二无军队,今后抗战要多靠八路军,
‘正式委任’嘛,好商量,好商量!”
鹿钟麟虽属杂牌军老手,但反共与蒋介石是一致的。他一到河北南宫,明里与
八路军友好,暗地四处网罗反共的鱼兵虾将。他委任孙良诚为游击总指挥,张荫梧
为河北民军总指挥,用金钱收买和反革命游说相结合的办法,将民军赵云祥及杂色
武装胡和道的人马拉入他的麾下,还同山东的反共专家沈鸿烈达成“冀鲁联防”协
定,真乃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专找鳖亲家”。
9月下旬的,天,胡和道勾结枣强县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长
枪短枪,向八路军驻姚屯的一个连发起了突然袭击,杀害了10多名战士,包围县城,
用洋铁皮做成的喊话筒狂喊乱叫:“我们要求撤换县长!”“八路军滚回太行山去!”
徐向前明白,鹿钟麟是后台,就出面强烈抗议。最终迫使他宣布解散胡和道收
编的会道门组织,交还被他们抓走的政府人员和八路军战士。一波刚息,一波又起。
赵云祥为了配合胡和道的反共活动,又将新河县抗日群众团体战委会解散。鹿钟麟
更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找民主政权的茬儿闹事。一次,南宫县长赵鼎新在给他写工
作报告时,由于将“鹿主席”三个大字没放在“台头”处,他竟以“对省主席不尊
敬”为由,提出撤换这位县长。紧接着单独任命了一批专员、县长和区长,使抗日
根据地内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并存的混乱局面。徐向前针锋相对,采取
“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广泛动员群众,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各专区专员、县
长和区长的工作,支持他们照常行使自己的职权。鹿钟麟不是徐向前的对手,最后
声名狼藉,逃出了冀南。
“人山”众志成城,平原游击战争迅猛发展。为了反击日寇的“大扫荡”,19
38年10月中旬,徐向前在南宫县城兴华烟草公司的大院内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他
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人在占领武汉后,必然打通平汉线、巩固平汉线两
则,抽兵“扫荡”我敌后根据地。他向与会干部阐述了冀南平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
不利因素: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与八路军形成了鱼水关系;地势辽阔、平
坦,乡村稠密,便于我化整为零与敌周旋;敌人失道寡助,兵力有限,供给不足,
“扫荡”的正面不可能太宽,时间也不会太长;我士气旺盛,具有运动战和夜战之
优长,能够灵活地打击敌人。他要求干部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要看到平原地区
交通发达,利于敌人的机械化运动,战场变化快;根据地
形成时间不长,部队和群众都还缺乏平原游击战的经验;国民党故意制造摩擦,
汉奸暗中打黑枪,我们既要对付日军,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徐向前提出了反
“扫荡”的四项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向冀中学习,
采取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合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
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
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
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会后,由行政主任公署下达紧急动
员令,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1938年11月中旬,侵华日军已将主要进攻目标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
由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开始实施“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地”的作战
方针,对冀南平原开始了第一次“扫荡”。一日军集中组建不久的独立第三混成旅
一四旅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约3700多人,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
动,对冀南根据地中心南宫县城实施合围。徐向前首先指挥部队掩护专署,县区机
关干部转移,主力化整为零,转入乡村与敌开展平原游击战。徐向前和他的指挥部
转战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日军情报机关发现后天天叫嚷“消灭八路军,
活捉徐向前”!可就是捕不到踪影。“人山”保护着徐向前和他的部队,“人山”
阻挡着侵略军的行动。历时16天的反“扫荡”斗争,军民配合作战28次,共歼敌60
0余人。最后敌人狼狈地退回各自老巢。敌人“扫荡”占去的大部分县城,又回到了
八路军与人民政权的手中。
日军经过一段喘息之后,日又对冀南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扫荡”。
日军集中第十师团主力及第一一0、十四、二十七、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
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动,矛头直指冀南抗日根据地。狡猾的日军针对八
路军、游击队在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向冀南中心
区合围,企图将八路军消灭于冀县、南宫、威县地带,控制平原地区。形势十分严
峻。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南宫。他们共同研究,针对日伪夹击的严重形势和平
原地便于敌人快速行动的特点,提出了“先溃后收拾”的作战方针,即主动让出一
些主要县城和据点,把敌人放进来,拖着敌人在大平原上转圈子,经过一段时间后,
将敌人拖得差不多了,再转入反攻,一步一步地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第三八
五旅、第三八六旅、青年抗日游击纵队、东进纵队、先遣纵队等五个主要战斗集团,
分散到各游击区,同地方武装结合在一起,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寻机歼敌。
反“扫荡”战斗打响了。在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共同指挥下,八路军先以
一部兵力阻击和伏击进犯之敌,迟滞敌推进速度,拉开与敌决战的架式。与此同时,
另一部兵力对宁晋、广平。肥乡、高唐之敌进行突然袭击,狠狠打击了敌人的进攻
势头。从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在八路军、游击队的伏击中惊魂丧胆,伤亡过百,
三天只前进二十公里;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遭到八路军、游击队的阻击、伏
击数次,半个月未能接近县城。曲因日军步骑兵100余人进占安寨,被全部歼灭;进
占大杨庄的日军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就有200多人亡命黄泉。当敌人主力占领
南宫、冀县。枣强等县城后,八路军立即转移到敌人侧后,津浦、平汉铁路被八路
军破坏,炸火车、断桥梁,交通被迫中断;德州至临清的水上交通也成了八路军的
打击目标,日军汽船被击沉,30名敌人丧身鱼腹;陈赓、王新亭第三八六旅在威县
香城固一带设伏,“引蛇出洞”,2月1日,敌人进人了“口袋”、经八小时的激战,
歼灭200多敌人,缴获汽车9辆。战炮4门。日军吃了大亏后,更加疯狂,第二天上午,
出动飞机2架,掩护70余辆汽车,载敌2000余人,对八路军进行大举反扑。陈赓、王
新亭已率部安全转移了。
敌人在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进行“穿梭式”的“扫荡”,反复拉过来
再拉过去。面对这一情况,八路军主力继续留在这里目标大,不利于“保存自己、
歼灭敌人”,便主动转入豫北。经南乐、清丰、濮阳,直至滑县、湛县一带。而在
冀南中心地区留下许多游击小组,打一枪换个地方,与敌人巧战周旋。3月间,太行
山区战况吃紧,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一部昼夜兼程,火速回去。冀南反“扫荡”
的重担全部落到徐向前的肩上,他看准时机,带一部兵力重新杀回南宫、威县、清
河地区,继续坚持战斗。
春去夏来。冀南大地麦穗香,迎来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经400多次的大小
战斗,共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徐向前望着那翻滚的麦浪,更深深感到:平原的
“人山”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老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这段战斗历程时,这样写道;
冀南的平原游击战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它不是在偏远地区,而是在临近敌人重要交通命脉的平原地区,坚持下
来的。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
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国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
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可
是,五个月的反“扫荡”经验证明,我们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逼得日军走投
无路,不得不返回老巢去。这是因为,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
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
分散游击,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
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
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毛泽东同志
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它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人山”的基础上,坚持下来的。冀南平原
人烟稠密,村镇如网,虽然没有崇山峻岭,但八百万人口,却是难得的进行游击战
争的依靠力量。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所以,我们一到冀南,就提出建立“人山”
的思想,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由于抗日战争
的正义性,由于我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及八路军的模范作用,加上日本侵略
者实行极端野蛮的政策,激起人民无比的愤恨,因而短时间内,冀南的群众便迅速
发动起来,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十
八至四十五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自卫队或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迅猛
扩展。仅南宫县的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工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即拥有
数十万会员。在反“扫荡”中,群众创造了挖地沟对付日军的办法。在广大平原上
挖了总长达万里的道沟,既限制了日军的机动能力,又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和伏
击敌人,充分证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和力量。千难万难,依靠群众就不难,这
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再次,它又是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中,坚持下来的。在平原地区
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不能机械
搬运山地游击战的那一套。我们当时以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为指南,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反“扫荡”的一些战术原则:(一)战略上
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
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
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利我
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
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
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粉碎敌人“扫
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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