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接班后的权威为何超过江胡?
习近平上任仅—年即迅速启动新一轮大范围的改革以及此前的一系列不寻常的大动作，都清楚地表明，习近平接班后的权威，巳明显超过以往江泽民、胡锦涛。这是为什么？
　　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独特罕见的红二代背景。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不仅仅是开国元勋，而且有着与邓小平相似甚至更加曲折的经历。
　　在陕北开创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在错误的肃反中，与刘志丹丶高岗—起被关押，差点被杀害。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救。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后又被康生打成利用小说反党的反党集团首领。毛泽东发动文革后，习仲勋又被反复批斗和关押。邓小平上台后，他又成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一员大将和开路先锋，开创了最早的深圳丶珠海特区丶湛江特区，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被邓小平等老一代批判并赶下台时，他又为胡耀邦仗义执言打抱不平，并因此而被邓小平等所冷藏，实际上退出了权力核心。所以习仲勋不仅与毛泽东有恩又有怨，而且与邓小平同样有恩又有怨，并在胡耀邦遭难时，不顾个人得失，拔刀相救，这在中共高层中实属极为罕见。
　　习近平这种独特离奇的红二代背景，使他不仅在上层有着江泽民、胡锦涛所没有的极广的人脉，而且使上层各种政治力量都对他的上台抱着较大的期待从而给予更大的支持。
　　二、独特曲折的个人经历。
　　习近平曾有过开国元勋子女的尊荣，又经历过黑帮子女所受的歧视和屈辱。他在艰苦的农村当过多年农民和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经受过底层艰难环境的磨练，深刻体验过底层民众的疾苦。
　　他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福建、浙江、上海担任过县地市省直辖市直至中央的主要党政领导，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政的经验和才干。他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武装部、军分区、省军区的政委和中央军委付主席。加上父辈在党政军各界的历史渊源，这使他熟悉军队的主要情况，更使他在军界有常人所没有的深厚的根底。
　　他有很高的学历和学识积累，为他从政治国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他娶了深受各界喜爱的著名歌唱家彭丽瑗做妻子，彭丽瑗的名气、低调、贤惠和深明大义，不仅提高了习近平的人气，也使习近平有了一个放心施展政治抱负的贤内助。毛泽东，林彪本事都很大，但妻子却最能助纣为虐。薄熙来盛极而亡，不仅败在他自己的面红心黑，飞扬跋扈，追权逐利，更败在他妻子薄谷开来的依仗权势，胆大包天，胡作非为。这表明政治领袖要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需要一个贤惠的妻子。
　　我曾在香港看过一本《习近平传》的书，有感于习近平的上述独特罕见的红二代背景和独特曲折的个人经历，因而早在习近平任福建省委书记时，数年以前我在与几位人大同班同学相聚时就曾予言，习近平以后最有可能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而大有作为。
　　三、习接班后更迅速地掌握了党政军实权，没有以往那么大的老人干政。
　　习接班和江胡不同，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同时就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更重要的是，据香港有关资料介绍，胡退下来后，还主动提出，不再设立胡锦涛办公室。随之江胡都不再设立办公室。这就使习近平接班后得以避免前任的过分干预[当然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把准航向的正确干预]，真正做到有职有权，从而可以甩开膀子去实现自已的政治抱负。
　　很明显，习接班不再像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那样，受前任的过分的不适当的干予，老人政治也在逐步退出政治历史午台。而这实际上也是中国高层政治的一大进步。
　　四、习无欲则刚，求退而得进。
　　据香港有关资料介绍，习接班前夕，曾在中央有关重要会议上发表了恢复和发扬党的若干优良传统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在中央高层引起争议和某些人的非议，习为此愤而提出去辞去接班人和现有各种职务，只保留中央委员，今后只下去做调查和研究工作。后经万里、宋平等元老劝慰，挽留，才同意接班。
　　在官本位深入人心的中国，99.99%从政的中国党政官员都不可能自己主动辞去已经肯定到手的全国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习近平有如此勇气和超常魄力，清楚地表明，他接班的目的不是为了贪图高位，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党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才能抱定决心:要我干，我就一定要按自己的政见和抱负去干，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政见和抱负去干，那就宁可不干。正因为习在权位上无私无畏，所以习接班后，才能有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去甩开膀子干，去勇斗贪腐，攻坚克难。令人心敬服。
　　五、习开局就抓住了党心民心关注的热点。
　　习一上台就马上整顿了形式主义的会风，迅即改变了过去那种秘书起草，领导开会照稿念，人人上台都念稿，念稿离不开官话，套话，空话的恶劣会风，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诸君不要小看了这会风。会风深刻地影响着官风。共产党的会多，它就是通过会议去贯彻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如果连会都开不好，你那领导是一定当不好的。
　　更主要的是习近平一上台就迅速抓住了邓江胡改革的负面效应-当前党心民心所关注的热点，如官员的严重腐败，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片面追求短期GDP的不良经济结构，并且着手排除利益集团的阻挠，推动新一轮大范围的改革，特别是习近平、王歧山上台后迅速开展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强有力的反腐败。这些都大幅度提高了习近平在全党全民中的权威。
　　六、习坚持以身作则，坚持从自身做起，从政治局常委做起。
　　习奉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原则，要求人家做到的自已首先做到，要求下面做到的政治局常委首先做到。这就给下面做出了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榜样力量和示范效应更是常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不仅对改变中国社会不良的官风、党风、民风有巨大的作用，而且也势必大大提高习在全党全民中的威信。而在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威信的大提高，同时也必然是权力效用的大提高。
　　习近平施政的政治方向尚未完全展开。作为独立的思想者，我们也不可能相信习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仅就开局而言，我们又不能不对习近平刮目相看!
　　很显然，习近平正在成为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个政治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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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那只是女性体内的雄性激素过多引起的，女性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引起像男性的特征，比如说，有胡须，身上汗毛茂盛，声音像男生等。意见建议：毛发的生长是受体内雄性激素支配和影响的。如果认为多毛影响形象，可以进行脱毛处理，绝毛膏脱毛和激光脱毛都是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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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网 （）罗昌平揭秘：胡舒立出走 我为什么留守《财经》？_九个头条网——更少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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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昌平揭秘：胡舒立出走 我为什么留守《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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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留守《财经》？
位于东二环外交部附近的泛利大厦，联办买下了几层楼。在王波明杂乱简朴办公室的斜对面，是一间置有长形圆桌的会议室。他把一米八的身体窝进靠椅，双腿搭在圆桌上，后背将靠椅压到接近圆桌的水平，指间烟雾缭绕。
那是2009年10月底的一天，胡舒立说服《财经》杂志172人中的127人另起炉灶，甚至包括前台保安。被釜底抽薪的联办，决定为这场罕见的集体跳槽做内部说明。但对与会的《财经》记者编辑而言，联办强硬的书面回应及波明式会场姿态，与站在道德置高点及作为新闻标杆的舒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给外界的印象，有着贵族气质，略带国企特征。像程益中、杨斌、王小山和我这类草根新闻人，在离开《新京报》后相继转投联办，一度难于适应。僵化的集团行政要求员工必须正装，我跟王小山常因大裤衩视为另类，集团行政前来检查，同事帮忙圆场：&这人是来送快递的。&
其实，外交官之子向来自由散漫，一名下属王安在书中描述他：&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跷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他逃避纽约交易所的高薪生活，放弃中国证监会的仕途机会，舒立走后写下唯一一篇被业界存照的署名社论：&我们不但要自觉地回避被商业利益影响和侵蚀，更要抵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不当管制。&他讨厌一切有形无形的束缚，包括女人。
1998年，胡王走到一起，准备办一份杂志。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200万元的采编预算。双方一拍即合。别看现在的《财经》是一头现金奶牛，&可在1998年，两三年没广告，我说养着。&波明回忆。
早年，双方对&名利&有清晰的界限，新闻人除了国内一流的采编费用，坐拥享誉国际的&名&；投资者则拿走年均六七千万的&利&。但与《财经》的时代贡献相比，这点名利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夏陷阱》，从《SARS何来》到《谁的鲁能》&&毫不夸张地说，《财经》的尺度就是中国媒体的最大尺度，亦是独立思想与改革精神的共享平台。
以银广夏为例，这家上市公司获得多名领导人的视察并赞许，加之保荐人又是胞兄王东明所在的中信证券，王波明担心报道可能导致《财经》关门，或胞兄公司重大损失，于是电话求助王岐山：&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对方答复：&如果是真的，就出吧。&甫一报道，银广夏股票及其高管命运双双&跌停&。
从这一点上讲，波明与小京均有难能可贵之处，即很少干预编辑部工作，尤其是不派题、不审读，以真实性作为决定稿件生命的唯一标准。跟小京的精彩脱口演讲不同，波明需要有书面发言，否则就像失缰的战马。他偶尔会流露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并回忆在唐人街给《中华日报》打工经历，体会&无冕之王&的快感。这就好比一名老妇人不断重复自己年轻时有多漂亮。
波明的人脉纵横交叉，命运跌宕起伏，比如父辈同遭迫害时的同居发小如今已经登上权力之巅；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他的矛盾之处还在于，今天跟美国总统同台指点江山，明天又要亲自面对一名宣传处长的训斥。
当然，也很难找到像舒立这样的敬业者，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她对笼子尺度的计算，更重要的是，她能将联办所有的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以新闻专业主义发挥到极限，以至于12年之后她强大到足以与投资人叫板，索要七成的股权及&三位一体&的职位。文人、商家与政客的混合特质，决定了这宗买卖不可能成功，最终成了决裂。
程益中曾对《纽约客》说，孙志刚事件是对警察权的部分否定，而《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监督它改良它，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意味着它的局限性。胡舒立以比喻回应：《财经》是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
在胡王决裂之时的一天，法满带着我跟波明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他说这是第一次完整讲叙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次谈话使我做出了留守《财经》的决定，切合杨海鹏对我的劝说：&中国能造导弹的记者很多，而能提供导弹防御的媒体很少，联办无可替代。&
其实废墟重建比打砸招牌更为艰难。当数年后《公共裙带》《连氏无间道》以及安元鼎、马三家等陆续问世，我更坚信一点，程益中的话不全对&&安元鼎、马三家这类报道不会发表在以前的《财经》，这本杂志的DNA不全是胡舒立，更有关王波明、戴小京。
在举报刘铁男的那个下午，未接到的巨量来电包括波明的一个，有人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在15时56分发出一条短信，未见回复，于是打电话做了说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责备之意，只是问，证据可不可靠？这是他一如既往关心的核心要点&&不怕闯祸，但怕丢人，报道的东西再敏感，只要证据够硬，他能找到解释的理由。
挂掉电话之前，他都没问我的动机。当天晚上，正是《财经》年会庆功宴，据同事后来描述：波明端着酒杯在人群穿行，然后不断地说：&太大了，这事太大了！&&怎么还有这样的玩法？&
有人将他们称为&新闻玩票者&，或许更准确的表述是，他们介于体制内与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家国变革与拥抱世界的中线，并努力充当沟通者和翻译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当他们两鬓泛白之时，少小玩伴与早岁同僚当处轴中之日，他们是否还记得初心？能否接受批评与监督？会否固为更强大的既利集团？
一个刘铁男，一块验金石。
文章来源：香港人为什么欢迎胡主席？
香港人为什么欢迎胡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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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主席刚刚离开香港，两位香港朋友就先后打来了电话，一位是生意人，一位是媒体工作者，虽然告诉了我相同的内容，但两人的口气和心情却各异。生意人说，没有想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香港很受欢迎，喜欢他的人非常多。我问何以见得，他说，他公司里就有二十几位香港职员，大家星期天聚会，说到胡主席来香港，都很兴奋。这位老兄还不忘记告诫我一句，今后你写文章要注意点啦，不要拂逆民意。
稍后打来电话的媒体人则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想到，胡主席访问香港，港人对他的喜欢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到访香港的国家领导人（包括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他说这是报社今天下午才做的抽样调查，虽然不一定准确，可是毕竟也能反映一些情况。
我从网上和新闻上，以及早前和香港朋友的交流中，也有此印象。看起来胡主席受到港人欢迎是肯定的。我也能够理解两位打电话来的朋友的态度差异，对于那位经常和大陆打交道的生意人，港人欢迎北京领导人自然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媒体人，自然看得稍微要远一点、也深一些，大概更希望港人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的忧愁和激情。
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胡主席受港人欢迎的原因，除了赞扬他有涵养、彬彬有礼又很随和外，主要说到港人对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的满意。挂下这两人的电话，我意犹未尽，又拨打了几位香港朋友的手机，想听听这些在街道闲逛的香港朋友的意见，也顺便通过电话线感受一下香港的喜庆气氛。
我不知道香港的媒体是否已经做出较准确的民意测验，但据我这几位朋友所言，胡主席来香港受到的欢迎，确实是存在的，甚至也出乎一些人的意料。过几天香港一定会有民意调查机构做出准确的统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实事求是地说，回归十年后的香港，虽然在民主进程上还需要加快步伐，但从香港的自由经济以及法制和言论媒体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方面来说，都切实实行了“两制”。
先拿经济来说。香港回归前四年我都在香港工作，从当时的情况看，国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共产党官员对于“一国两制”根本就不当回事，也认识不清。他们以为香港要收回了，自己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在回归前几年，我就碰上很多哭笑不得的事。例如最典型的就是内地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打听如何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南下香港工作”或者开后门搞一个“户口”来香港定居。
诸如此类让我哭笑不得却绝对让港人胆战心惊的事情在回归后并没有出现，得力于中央的严格管制以及那个只有在国与国之间才存在的海关和移民局。
现在大家不妨看一下中港两地的海关和各种关卡，我走过那么多地方，还不得不承认，对于大陆人来说，这里仍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移民局和海关，在这里持护照和大陆通行证排队的人仍然是世界国界之间排得最长的。虽然已经开放了四十多个城市居民到香港的自由行，但至今内地多个省份和非城市居民、农民要到香港去旅游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那么多的自由行中几乎看不到一个农民或者农民工的影子——不要忘记他们总人口超过九亿，在香港隔邻的广东省就有上千万的农民工。
这就是香港，全世界以及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为了保持它的自由和安定，四十多个城市的中国居民要去旅游必须花钱申请通行证，而广大的内地居民和九亿农民要想去看一眼则是困难重重。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有能力阻止本国十几亿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旅行？而目的则是为了保持一个城市里六百万居民所享受的独一无二的自由？
《财富》杂志宣布香港已死的时候，我有一阵子是相信的，虽然我相信的原因和他们所说的有所不同。我想大家都清楚，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保持它的某个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全国近十倍以上，在一国之内的两个城市之间设立海关、移民局和驻守警察把守。
我想不用多说了，就像印度人永远搞不好计划生育一样，中国目前如果实行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香港和大陆之间的海关将立即消失。我很难想象一个不肯拆除国家内海关和移民局的候选人会得到九亿农民的选票，我也不相某个大陆选民会为了某个城市六百万居民的自由，而“自觉地”牺牲自己到那个城市去旅游的自由！
估计资讯发达的香港大众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没有理由不感激北京政府强有力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我只是提醒他们，也记住感激大陆人民特别是比你们穷几十倍的农民兄弟的自愿或者不自愿做出的牺牲。
香港的朋友对我上面提到的看法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我钻了牛角尖，也有认为这种事是心照不宣的，说出来就很没有意思。我想那就不说了吧。不过我们下面探讨的，则是每个人都深有同感的。
还是从我第一次到香港时的见闻讲起的，那是1989年7月份，我经过香港到美国。那次在香港没有到处走，只在附近街道随便逛了逛。说实话对香港林立的商店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也不以为意，至于香港人，除了女孩子脸上稍微光亮一点，胸脯塞得高一点、屁股包得紧一点之外，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再说那时又听不懂广东话，也不知道电视里的人在那里嘀咕些什么。
可是我却被街道上隔不多远就有一个的书报摊深深吸引了。书报摊上大大小小十几种报纸和几十种杂志，包括六七种政论为主的杂志，光看看那政论杂志的封面就够吓人的。都是些对北京政府和领导指名道姓批评甚至带辱骂的语言，如果出现在大陆，不要说放到文革时是会割喉咙或者拉去打靶的，就是放在当时，也是万万不可的。
可是香港的街道却到处都是。实话实说，我当时一下子不能适应，有点为这些办杂志写文章的人、甚至整个香港担心，担心被秋后算账。后来我到香港工作了，一呆就是四年，我也逐渐了解和理解了香港，也从内心接受了香港。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时，我虽然也知道中央下决心保证香港制度不变，毕竟还是有些担心的。
1998年我在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人士有一场争论，他们说香港的言论自由已经完蛋了。我表示了不同意见。当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时，我开始拿香港和美国的报纸杂志作比较。我说，在美国，你们有名的政论杂志大概有十本左右，你们可以报道白宫会议，可以报道白宫主人的丑闻，可以议政，这些香港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做到，只是你们看不懂中文。我说，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美国的杂志如《时代周刊》《美国新闻报道》等绝对不敢写一件未经证实的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丑闻，例如贪污腐败等，因为他们吃不起官司。但中国的香港就不同，那里的报纸和杂志报道北京和其领导人时，虽然大多报道的是有事实根据的，但确实有些捕风捉影，甚至不排除有些故意造谣的，可是，你们看见中国政府干涉了吗？
虽然我说的这一点不能完全代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绝对是最重要的指标。直到今天，如果大家不是抱着某种成见和偏激，就不会看不见香港街道上的杂志和报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而那些直言不讳报道和揭露北京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杂志仍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依然是最好卖的。
但是这些报纸和杂志的存在并没有影响港人对胡主席的欢迎和喜欢。
和1989年那次到香港时的心情正好相反，如果我现在到香港突然看不到那些报纸和杂志，我会非常难受的。我会在不需要任何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宣布“香港已经死了”。但事实真好相反，香港不单没有死，而且还依然充满活力。
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我们当然首先要把香港不死和充满活力的功劳归功于香港人民——人民创造历史嘛，对不对？事实也是如此，我对港民充满信心。1997年8月我离开香港前往美国时，一位送行的朋友问我，你说最能够保证香港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的是基本法，还是香港的法制和自由，还是廉政公署，还是北京政治局、还是特首董建华……
我说，都不对，那些东西说变就变，靠不住，唯一能够决定香港前途的是香港人自己。我补充了一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了四年，我了解他们，他们会决定自己前途的。
至今我还是这样认为，香港能够有今天，首先应该归功于香港人民。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还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功臣——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今天下午就在我和一个正在香港街道上闲逛的朋友通话谈到这些问题时，电话那头传来嘈杂声，我问他在哪里。他说，你知道的，这边有游行和抗议活动。朋友的声音很平静，却一下子打破了我的平静。我怎么竟然忘记了，除了享受世界上最好的媒体和新闻自由外，香港人民还拥有言论、游行和聚会的自由。
大概听到我没有说话，朋友在电话里问，你怎么了？我说，我一时忘了，听说游行示威的规模还挺大的。朋友笑一笑说，每一次都这样，很正常。我说，奇怪，这些行为不影响港人对胡主席的欢迎吗？
朋友怔了一下，爽朗地说，杨子，你怎么一会清醒，一会糊涂呢？我们香港人喜欢胡主席，欢迎胡主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正是因为这些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还能够进行吗……
朋友还想解释，我却已经挂断了电话。因为我突然悟出了一些道理，而且也来了写这篇文章的灵感，我不想朋友打断我的灵感，我要把自己想到的写下来，和我的读者分享。
北京党中央十年来坚持“一国两制”，不但保持了香港经济的平稳发展，提高了港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还保持了香港人民享受的完善的法制和高度自由，包括媒体和新闻自由，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
“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现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牺牲全国人民在自己国家内迁徙的自由而保持了香港的自由之外，让我再提另外两条：
第一条，&&&&&&&&&&&&& 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曾经成功发展或者统治过一个享受法制、自由以及部分民主的地区？无论是原苏联还是东欧，都没有过，可是今天的北京政府却做到了。这一点说明什么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可以促使那些认为共产党和民主水火不容的人多一些思考，也给双方多一种选择。
第二条，&&&&&&&&&&&&& 第二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一个最高领导人（皇帝、总统或者主席）在自己的国家内受到抗议和示威而不出动军警驱散和屠杀的？有没有一个中央集权允许攻击自己的报纸、杂志存在于自己的国家里？没有，绝对没有，皇帝时代不可能，蒋介石也没有做到，毛泽东时代更不可能……但现在毕竟出现了。
如果还要列举，还会有很多条。有些让人困惑，有些鼓舞人心。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生活在最糟糕的时代，但也可能是最好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想象力无法跟上现实的时代。
行文结束前，请读者允许我提两个假设，第一假设香港没有那些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报纸和杂志，假设香港人已不再被允许上街游行喊口号，那么胡主席还能受到这么多香港人欢迎和喜欢吗？我们还能不能通过报纸去调查了解港民是否喜欢自己的国家主席？
对于这个假设，我没有答案。不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当今各国领导人，有哪一个在自己国家行走参加活动时从来不会受到民众的抗议和游行示威呢？我想，你一下子就可以猜对，因为这种国家并不多，都灭亡得差不多了——不错，就是古巴的卡斯特洛和北朝鲜的金正日。如果你认为没有民众抗议和游行的地方就是和谐社会，你大可以立即移民古巴和北朝鲜
相反，当今世界最强大、人民最富裕、社会最和谐的国家如美国、澳洲、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甚至俄罗斯，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经常会被场外高喊的抗议声骚扰，他们的行程甚至也会被迫改变或者打断。
在这种鲜明的实事和不言而喻的道理面前，连我也为香港人民感到高兴，为胡主席在香港受到的欢迎和其他待遇感到自豪和兴奋，看起来，我们国家真有希望了。
感谢香港，只因有你，才让我知道中国人也能够享受那么多天赋的美好东西而天并不会塌下来；感谢香港，只因有你，才让我觉得自己的国家开始从北朝鲜和古巴的行列中脱颖而出，迅速崛起……
不过且慢崛起，请允许我提出第二个假设。假设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山西视察，准备与民同乐。大家猜一猜，会不会有人去聚会、XX、去表达意见，当然不会，——可是我就不明白，黑窑里也就关了上百个奴隶呀，其他的人不都是自由的吗？难道都变成了比奴隶还可悲的奴才？
也许山西人民比香港人更欢迎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我也说不准，要不然我们做一个民意调查，看一看——哎呀，我忘记了，这里是大陆，不是香港，因为好像这类民意调查是不适合我们国情的，适合我们国情的民意调查就是那些诸如：当今世界你最想得到哪一位男人的精子？刘德华？比尔盖茨？金城武？
唉，我的精子你想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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