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欧洲：综述
提起欧洲，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她的形象可能首先是两个方面：改变全球面貌的欧洲文明和“门槛”极高的“欧洲标准”——如环保标准、社会福利标准等。如果这两条可以看作对欧洲历史与现状的“静态”认知的话，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和英法在利比亚积极使用武力的行动则可能是令人印象最深的欧洲“动态”形象。然而，如果把欧洲的“静态”与“动态”形象加以对比，我们却不难发现两个“断层”的存在：首先，欧洲文明改变世界，是建立在殖民扩张与资本输出等“外向型发展”历史基础上的，而高标准的福利社会则建立在“内涵型发展”基础上，此谓“历史与现状的断层”；其次，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依赖高负债的高福利社会不可持续，而在危机重重之中，欧洲大国却在进行一场自感不堪重负的军事行动，此谓“内政与外交的断层”。这两大断层的存在，或许恰恰暗示着欧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欧洲。
二战之后，欧洲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些变化趋势现在愈发明显，并且可能促成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欧洲一体化趋势；最为根本的变化是欧洲人口结构的变化；最莫测的是欧元的前景；最惊人的是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最具曲折性的是欧洲外交的变化；最有心无力的是欧洲军事的变化。
一、欧洲战略格局的新变化
从欧共体到欧盟，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到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总体上沿着加深一体化程度的方向前进，不过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欧债危机引发的欧元区分裂争论及法国等欧盟主要大国出现的反欧洲一体化政党势力抬头，都是欧盟中目前潜在的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欧洲2020战略”能够指引何种道路对欧洲的未来至关重要。
二战后初期西德处在没有军队的状态。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重新武装西德”成为欧洲防务的中心议题，法国总理普雷文（René Pleven）抛出以法国为主导组建欧洲防务集团（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以吸收西德的计划，却因为《朝鲜停战协定》签署等原因而于1954年被法国议会否决。普雷文计划被否决后，在英国外相艾登斡旋下，于日形成《巴黎协定》，宣布结束西德被占领状态，允许其建立50万人军队但不得拥有核武器，接受其加入北约。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西欧联盟”成立。这样，欧洲西半部正式在冷战阴影下走上一体化道路。
1955年6月初，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创建欧洲共同体，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先声。根据墨西拿会议精神，1957年包括《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罗马条约》签署，宣布成立关税同盟和欧共体理事会，欧洲一体化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此后，经过1970年代的欧洲货币“蛇形浮动”机制直到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2002年欧元区正式成立。欧洲一体化一直呈现逐步加深趋势。
2001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欧盟宪法”构想，这是一个刺激人们的国家主权观念的激进设想。2004年6月，欧盟2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的最终文本，进入各国公投程序。然而，2005年，欧盟宪法却被法国、荷兰等国公投所否决。
作为《欧盟宪法条约》修改版的2007年《里斯本条约》是欧洲历史的新里程碑，却也是从欧盟宪法构想的倒退。《里斯本条约》的核心条款是设立“欧盟理事会主席”职务取代原先构想中的“欧盟总统”，设立“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取代原构想中的“欧盟外长”，可以说，都是从“欧盟国际化”立场上的倒退，但也是欧洲一体化的更进一步。
《里斯本条约》使欧盟在国际法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实体。条约赋予欧盟法律人格，意味着欧盟自身可以根据国际法有所作为，如签订国际协议等。但由于新条约要对欧盟的机构进行大手术，其执行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里斯本条约》的执行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于日公布了《里斯本条约》的执行纲领——“欧洲2020战略”，规划了欧盟到2020年的发展重点和具体目标，并将欧盟经济年均增长率从3%调低至2%。
“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欧盟到2020年的三大发展重点、五大具体目标、七大框架计划。三大重点是：实现以发展知识经济为主的智能增长，实现以发展绿色经济为主的可持续增长，实现以提高就业和消除贫困为主的全面增长。五大目标是：使20岁至64岁的劳动人口就业率达到75%；增加研发投入，把研发经费在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目前的1.9%提高到3%；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削减20%，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欧盟总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使之占到20%；把未能完成基本教育的人数控制在10%以下，将30岁至34岁年轻人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从31%提高至40%；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8000万降到2000万。七项发展计划是：实施智能增长的计划有三个，分别是面向创新的“创新型联盟”计划、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实施可持续增长的计划有两个，分别是面向气候、能源和交通的“能效欧洲”计划和面向提高竞争力的“全球化时代的工作政策”计划；实施全面增长的计划有两个，分别是面向提高就业和技能的“新技能和就业议程”、面向消除贫困的“欧洲消除贫困平台”计划。
二、欧洲的人口问题
欧洲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占比的降低、人口老龄化及伊斯兰移民人口的增长都是可能带来根本性变化的趋势。按照目前的势头继续发展，那么40年后，一个“绿色（伊斯兰化）的欧洲”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其影响将是根本性的。
欧盟统计局的2010年人口报告显示，欧盟国家2008年的平均生育率是1.6，2003年仅为1.47。主要国家中，法国平均生育率是2.00，英国1.96，欧盟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德国，生育率也是最低，每个妇女平均只生1.36个孩子。
伴随着生育率下降的另一个趋势是外来移民的不断增长。2010年欧盟国家的合法外来人口已超过2000万人，德国的外来人口最多，达710万人，西班牙570万人，英国440万人，意大利420万人，法国380万。此外，欧盟国家中非法的外来移民可能达千万人的规模。
由于人口的自然补充率是2.1——也就是说，平均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人口规模才能够得到维持，因此，欧洲的人口规模面临不可避免的萎缩。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萎缩，经济可能从根本上失去增长动力；其次是老龄化人口逐渐增多，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福利制度而产生的巨额公共债务将变得越来越无法偿还，整个财政体系甚至信用体系将崩溃；最后，由于地理上的关系，欧洲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由于这部分人口的生育率高于欧洲本土居民，且目前还在以加速趋势涌入欧洲，因此，按照其增长势头，可能在2040年左右超过本土族群成为欧盟第一大族群。
以欧盟主要大国法国为例，法国官方的人口报告称，法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不合理、性别比例失调、结婚减少和同居增加、单亲家庭越来越多（2004年已占家庭总数32.6%）、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法国人口在欧盟、在欧洲和在世界的占比都在逐渐下降。法国人口在欧洲人口中的比重1800年为15.7%，1900年为9.7%，1965年为7.8%，2010年为7.5%。法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1700年为4%，1850年为3%，1964年为1.5%，2000年为0.9%，2015年将下降到0.7%。
欧洲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现在，而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的逐渐下降也将决定着欧洲的未来。
三、欧债危机与欧元区前景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部分欧元区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泥淖中越陷越深，由于债务无力偿还，不得不采取两方面措施：1. 削减政府开支；2. 寻求外部援助。这就引发了两方面后果：
1. 政府能够削减的开支只能是政府可控的部分，因此，在高福利社会政府财政负担主要由社会福利开支和公务人员工资造成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去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公务人员工资，这就引发了希腊公务员大罢工造成国家瘫痪的事件。而法国、西班牙由于涉及社会福利开支的法案问题造成的罢工也属此类。不难预料，今后欧洲此类事件将呈上升趋势。
2. 希腊和葡萄牙几经周折之后获得了欧盟方面的资金援助。然而，这种援助却是附带诸如增税和削减开支这样的条件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借新债还旧债的做法，相当于用今后几年更多的债务来偿还眼下到期的债务，并且还同时被迫节衣缩食。可想而知，这种援助本身可能就是未来局势不稳定的原因。
而在欧盟层面，欧元区债务危机也迫使欧盟不得不出台正式的应对机制：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这种机制的实质是：由欧盟内的“有钱人”如德国等国出钱，筹集一笔7500亿欧元的基金，用于将来“灭火”。然而，这一机制依然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机制，在欧洲经济如今这种“大家全都有难”的状况下，显然不会真正解决问题。因此，欧元区前景实属莫测。
四、欧洲政治生态的变化
源自欧洲的现代政治理论把政治分成左右两翼，而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竞争的图景也成为了人们对欧洲政治生态的经典想像。然而，如今这种经典想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经典左右派划分的起源地法国，如今的政治生态却不是左右二分的。也许左－右划分的经典想像在20年前还能适用于描述法国的政治生态，但今天这种图景绝对不适合了。
法国现在政治生态的特点就是多极化而非两级化。这绝不是政治“光谱”的简单分化，而是经典的“左派”主张集合与“右派”主张集合已面目全非甚至一定程度上打乱重组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等。
法国政治格局中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国民阵线（FN）的崛起和绿党的蓬勃发展。国民阵线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政党。目前，该党领袖马琳甚至已被普遍认为是现任总统萨科齐在2012年大选中面临的头号对手，其战胜萨科齐的机会颇大。在国民阵线的纲领中，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要求经济私有化的纲领与主张精英政治的纲领并存，同时该党还主张种族主义与排外，反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深化。
与法国国民阵线类型的还有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该党主张分裂意大利，把意大利这个至今未能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的一个区域——“第三意大利”从意大利分离出去。该党现在是执政联盟的第二大成员。
绿党／生态学派的兴起是一个全欧的现象。2011年4月的全德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执政的基民党／基社党联盟支持率为32%，绿党率为24%，社会党支持率为23%，自由党支持率为5%。德国绿党党魁菲舍尔被认为是下任德国总理人选的有利竞争者。
与法国国民阵线这类“新型右翼”政党和绿党这类“新型左翼”政党的勃兴相伴的一个现象，是欧洲传统主要政党的分化、改组。这种现象在法国和意大利尤其明显。
法国右翼在1997年大选失败后，发生了大的分化改组。法兰西民主联盟分裂出自由民主党，保卫共和联盟分裂出保卫法兰西联盟。2002年法兰西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保卫共和联盟又联合成“人民运动联盟”，这就是现总统萨科齐所在的党派。
而人民运动联盟的实质是个没有纲领性主张的选举联盟，纯粹为了选举而存在，只有具体问题上的主张。这样的党，已经很难用传统的“右翼”概括了。
意大利执政的中右联盟的第一大党意大利力量党也与法国的人民运动联盟类似，是一些传统右翼政党分化重组成的。意大利力量党作为执政党，公开主张违背意大利现行宪法的联邦制政体，却又不真正推动实施，也算欧洲现在政治的一大风景。
法国现在的整个政治图谱，早已不是左右两分，而是六大政党（得票率7%以上）多极化发展。而2012年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选和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和绿党分别上台执政，目前已经是颇有可能之事了。
五、欧洲外交的二难选择
欧洲地位的相对变化使其外交面临二难选择。
传统上，欧洲外交的首位关系是“跨大西洋联盟”，即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在“跨大西洋联盟”之下，对于东方的俄罗斯和欧亚大陆在政治与军事上更多地是基于抗衡的关系。这种格局事实上是以马歇尔计划之后建立在“欧洲美元”上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依赖于美欧在全球的经济优势。然而，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过程的深化，现在世界上最多的工厂群已经不在欧美，而在东亚。目前，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如果算上“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和俄罗斯，则欧亚大陆国家对欧盟的经贸总量将远超北美。对欧盟来说，东方（欧亚大陆－印度洋）的战略重要性在显著上升，而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则由于深刻的经济危机而相对下降。偏偏跨大西洋联盟的“传统友谊”与对东方关系的深化却存在矛盾，因此，欧洲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二难选择。
在欧洲的外交选择背后，欧洲自身地位的尴尬也造成了选择的难度。作为曾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心，现在的欧洲却是制造业不如东亚，核心技术不如美国，很难在国际关系中树立自己独特的优势。因此，欧洲能利用的资源只剩下了“高标准”方面的优势，比如我们知道汽车排放标准参照欧洲的，欧洲在所谓“人权”方面，制定的标准确实很高，它在把这个东西外化成它的外交，以此来参与国际争夺。欧洲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大会抢先出头，就是把自身标准外化成外交手段的体现。
此外，有三个国家的外交值得专门简述：法国、英国、俄罗斯。
法国历来注重建立与美国和英国不同的外交路线。2007年7月，萨科齐总统上台之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地中海南岸国家，在这几国访问时提出“地中海联盟”计划，即包含欧盟和地中海沿岸11国家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在经济、能源、移民、民主制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当时的计划目标是2010年前建立欧盟－地中海国家自由贸易区。然而，该联盟遭到卡扎菲的明确反对，卡扎菲甚至将该联盟称作是对非洲国家的新殖民主义，并在2008年拒绝出席首届地中海国家峰会，使得联盟的进展严重受阻。今年法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积极带头行动，很难说与此无关。
英国在传统上自视为特殊的欧洲国家：参与欧洲但自己不与欧洲混为一体。二战之前，英国在欧洲大搞“均势外交”。二战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战略，企图通过英国在与美国、英联邦和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环节中的特殊联系，充当三者的联结点和纽带，以维护英国的传统利益和大国地位。尽管“大英帝国”在20世纪60年代殖民地独立浪潮中受到严重打击，然而英国事实上仍然通过巨型公司体系和早已构筑的国际法权体系控制着前殖民地的经济命脉。例如必和必拓公司和力拓公司控制着国际铁矿石市场，戴比尔斯公司控制着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生产，英国又通过伦敦国际商品期货交易所控制全球黄金交易。正如南非的英裔群体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远较与南非黑人紧密那样，英国与前殖民地的经济联系也远远超出主权国家概念限制。大英帝国在这个意义上说，仍然活着，并且是一个自外于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力量极。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是世界第一陆权大国，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寻求的就是争取获得地中海和印度洋出海口，以获得参与海洋竞争的资格。而在英国看来，一旦俄罗斯获得印度洋出海口，它就可能成为“世界帝国”。因此，从英国到二战后的美国，都在每一个俄罗斯可能突破重围获得印度洋或地中海出海口的地方对其进行围堵，由此形成了近代世界史的主线“大博弈”。如今的俄罗斯，是欧洲的主要能源供应方。在日本地震后核泄露导致的欧洲“恐核”环境下，未来欧洲对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性必然进一步增强，因此，俄－欧之间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发展。
六、北约第三份“指导纲领”下的战略收缩
2010年11月，北约28国领导人在葡萄牙首都里斯举行北约峰会，通过了指导今后行动的新战略，这也是冷战后北约出台的第三份战略构想。这次峰会被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评价为“北约历史上最重要的峰会之一”。
北约峰会的大背景是英美与西欧国家在战略诉求上的冲突。苏联解体后，英美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吸收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地区国家加入北约，成员国由冷战结束时的16个增加至28个，引发俄罗斯出于战略空间遭挤压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按照地缘战略设计，正确控制俄罗斯外围“心脏地带”，相继插手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军事冲突。这与法国和德国主张的“欧洲非军事化”背道而驰。
因此，意在弥合北约内部分歧的第三份“指导纲领”对北约的未来战略目标作了重新定位。1991年的北约“指导纲领”解决的是新成员入约问题，重在吸纳东欧和苏联地区成员；1999年的北约“指导纲领”注重的是“跨出防区”，为北约在防区之外的科索沃、阿富汗等地展开行动确立依据；而2010年的“指导纲领”则主要确定的是防区之外的行动如何协调，为北约行动从军事防御拓展到安全、政治领域提供“行动指南”。今后北约不仅将在军事领域继续存在，还要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发挥作用。
不难看出，北约的第三份“指导纲领”实际上是一种有选择的战略收缩，这种收缩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有选择地从欧洲收缩，让欧洲在北约发挥更大的主导权；二是欧洲对军事的投入收缩。
2011年，英法相继宣布了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这是经济危机背景下战略收缩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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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表公告说欧洲一体化是为欧洲“创建一个更加光明，更加强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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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更好的答案
欧洲一体化已经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它是欧洲人民愿望的自然产物；自由和永久的和平取代战争，理解和尊重代替冲突，猜忌与仇恨……这是我们创建一个更加光明、更加强盛的未来的关键，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欧盟一体化的实质是西欧和欧洲国家联合自强、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出现过三个口号：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欧洲要用一个声音说话，欧洲是最好的榜样。 欧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力量中重要的一极，成为制约和抗衡美国单极霸权的重要力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利于建立多极世界新秩序。
因为欧洲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欧洲的国际地位，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有利于增强欧洲经济一体化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
利于增强其欧洲商品品的出口的竞争力，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商品竞争。
欧盟在经济，政治，军事的一体化逐步加强，利于欧洲的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因为历史上欧洲很多时候都是在内斗，特别是一战与二战，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直被美国所左右着，所以欧洲特别想摆脱美国的束缚，来发展自己，共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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