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小品的现实性特征与时代精神的折射
小品发展的初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探索中前行。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即便在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现成果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消费能力依旧有限。衣食住行这些硬件的物质需要占据了消费能力相当大的比例，对文化方面的需求就只能压缩到一个很小的比例了。当时的文化、娱乐方式少，音像业也不是很发达，没有网络，信息闭塞，娱乐产品的传播途径单一。看电视、听广播应该算是当时人们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中国电视几乎也与小品同时起步，在九十年代初期得以迅速发展，小品的传播主要依赖电视。电视业的迅猛发展必然推动了小品的发展，小品本身短小精悍，诙谐幽默，让人笑，笑中又给人启迪，让人们的情绪得以宣泄。当时小品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有利的因素，它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
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视进入百姓家。1980年代中国老百姓从“革命化的春节”走出来，春节晚会为人民提供了一种在世俗生活中体验狂欢的可能。尤其是做为春节晚会的重头戏小品有着非凡的化身，在艺术的皮毛下，有着叙事的肉身，意识形态化的骨血，它以塑造神圣形象，以情动人和欢声笑语等修辞方式，成就了民族的宏大叙事，使春节成为了传媒的春节，国家的春节，意识形态的春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建起整个民族春节叙事的公共话语空间。&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诞生、成长和消亡。戏剧也有四个阶段，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首先恭喜小品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那绝对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环境，一个民族经历了一段惨痛的不忍回首的历史，沉重的历史给了人民太多的压抑的情绪，那段历史结束，人民的压抑情绪需要渲泄，压力需要缓解。人民需要娱乐，需要欢笑，恰在此时，小品出现了，以它当时特有的喜剧效果迎合了当时人民的要求，人民接受了小品，也是时代选择了小品。小品果然不负众望，把握好了这个机会，承担起了它的历史责任。
小品曾经是训练戏剧演员的表演技巧所采用的一种表演方式，也是戏剧学院表演课的一种教学形式，即有一个主题，有简单的人物关系，表演者要即兴编词，按照人物的思维逻辑来发展剧情，形成冲突，达到表现戏剧效果的目的。
1983年，中央戏剧学院80级表演班学生排了一组“观察生活练习”小品，后来这组小品在电视台播出了，岳红《卖花生仁的姑娘》大受欢迎，这是“小品”第一次亮相荧屏。
1980年代，由于电视刚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但大多数电视节目现在看来基本上都是在宣传和教育，表现了当时思想解放大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娱乐放松的一种渴求，早期的电视小品与今天的相比，尚处于即兴、客串、试验的草创阶段，其创作基础是戏剧艺术。
1983年第一届春节晚会的四个小品分别是斯琴高娃和严顺开的《逛厂甸》、王景愚的《吃鸡》、严顺开的《阿Ｑ的独白》、《弹钢琴》。斯琴高娃和严顺开当时正值电影《骆驼祥子》和《阿Ｑ正传》的走红阶段，他们的表演热闹而随意，是电影和戏剧化表演的一种借题发挥，即兴的延伸。与日后脚本和表演反复锤炼的专门化电视小品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而王景愚的《吃鸡》，以及其后的１９８４年春节晚会中游本昌的《淋浴》等，都属于戏剧艺术中的哑剧一类，题目亦标明为“哑剧小品”。这类小品当年都曾为人们津津乐道
《吃鸡》这个节目在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搞的春节大联欢节目中曾演出过。
“文革”十年，这个节目被批了十年，认为王景愚在
“攻击社会主义”，是用
“一只煮不烂、作不熟、吃不动的鸡”，讽刺
“社会现实”，挑动 “群众对社会生活的不满”，达到
“让共产党下台”的目的。牵强附会，胡乱上纲，也让王景愚受了十几年的惊吓。而当年，当王景愚用大幅度夸张的手法描写一个人吃鸡的过程。这个鸡没煮烂，鸡筋比橡皮筋还结实，还有弹力。《吃鸡》演得活灵活现，在舞台上一个人拳打脚踢，吃鸡吃得
“天翻地覆慨而慷”。
被千万观众叫好的同时，也让小品这一表演形式，随着电视文化大潮出现，小品也正好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成为广大观众朋友最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
虽然1983年的小品现在看起来并不成熟，但是极好的现场效果和对观众的吸引力受到大家的重视。小品这种可以让大家快乐的艺术形式一出现就轻易地占领了舞台，这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我们需要快乐。标志着小品已经迅速成熟起来的小品就是１９８４年春节晚会上的《吃面条》。《吃面条》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在84年央视春晚上合作演出的一个小品，这是他俩第一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他俩合作演出的“吃面条”的成功，使小品逐步在中国成了气候。
　　小品《吃面条》本身并没有过多的深刻意义。陈佩斯和朱时茂在表演中也没有搀杂多少所谓的时代、社会、理想等高大而沉重的东西。然而《吃面条》却用强烈的渗透力抓住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吃面条》的情节是非常简单的，仅仅是一个影视发烧友为了成名而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吃面条，而陈佩斯和朱时茂恰到好处的表演使这个短小精悍的小品，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成为经典，也成为我们驻足回望时的第一个美好回忆。小品《吃面条》不但是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登台春节晚会，也是小品艺术真正登上大雅之堂开始与传统相声分庭抗礼。首度合作的陈佩斯和朱时茂选择的关系很是有趣，朱时茂是一剧之长的导演，而陈佩斯则是一个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群众演员，两个人的一切故事都围绕着“吃面”进行。导演甚是威风，可是遇到陈佩斯这样不开窍的临时演员也是够受罪的。这个小品讽刺中带着些许温和，准确地命中了当时青年人一心想当明星的心理。在他们那个时代，小品在陈佩斯和朱时茂手里是打基础的时期，手段还不像后来那么的丰富与多元化，比如，流行歌曲，戏曲和武术等等，更多的是靠他们两人的表情和动作，所以可以说在《吃面条》这个小品中台词并无多少出彩的地方。
　　陈佩斯1984年的经典小品《吃面条》开创了春晚小品先河，同时也成就了陈佩斯、朱时茂二人。这个小品是他们两个人花费了很大的力气，艰苦地创作出来的，并且通过他们自己的传神表演把一个相当明星的青年人的窘境状态准确、生动的展现了出来。朱时茂是导演、考官，陈佩斯是那个挨折腾蹩脚的演员陈佩斯的小品极具特色，其表演不矫揉造作，有很大的搞笑魅力。在我们中国，滑稽和喜剧包括幽默，一直不能和正剧、悲剧相提并论。一个只能是有着活跃、轻松生活气氛的作用，而另一个则能
“深刻反映社会重大题材”，这个节目也可以提炼个主题，就是对那些不懂装懂、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讽刺，
从这个小品开始，中国小品承担起以大的时代背景来反映现实生活折射出时代特征。，
每一部小品无不是从生活中来的，都是在用一个小角色反映大问题，并紧紧的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现实主义历来是一个宽容、开放的美学系统，能够吸收多种美学因素。中国的舞台艺术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已形成了坚实的写实风格的现实主义根基，又有传统艺术中深厚的“写意”、“表现美学”的传统；它能够深刻、敏锐地反映现实，深刻地剖析人物心灵，也能够驾驭人的微妙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并能引向哲理的深度和诗情的意境。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系教授朱宝贺和李献文认为小品在荧屏上走红，有主客观原因。除夕之夜，观众的普遍心理，是希望看到喜庆、有趣、高质量的节目，而小品正是用喜剧形式去讽刺那些不好的社会现象和表现某种社会心态，在笑声中给人思考和启迪。
1985年开始，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农村的管理体制都发生了巨变，农村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城市的改革已正式启动，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1986
年，《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说明改革已经在文化领域全面展开，并进入了实质性实施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的告诉发展，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冲击，小品也正是迎着这样的时代风潮，以自己鲜明的个性，为春晚添了前所未有的新色彩和新气象，，从题材选择，主题升华，手法翻新到价值范畴，审美风格等方面，从再现生活到组合生活，表现“观念”和“感觉”一切表现出来的都不失现实性征
都不失为一种真实，把作品做为独立的“自足体”加以本提的描述分析，以是小品界的时尚。
从这一时期的创作整体形式来看，“表现生活”已经完全替代了“反映生活”艺术观念发生整体移位，小品创作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愈加明显。
1986年，少北京小伙也穿戴上新疆少数民族的衣服和小花帽，扮成新疆人拿腔拿调地卖烤羊肉串。焦乃积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生活现象，就特意跑去体验一下实地的感受。他跟卖烤羊肉串的小伙子聊天：“你是新疆人吗？”“我怎么不是新疆人？”“我听你说话不像新疆人。”……最后把小伙子问急了，张口就说：“我说哥们儿你怎么回事？”这么地道的北京话说出口，也就露了馅。随即，他又把现场了解到的有人把猫肉当成羊肉烤了卖的情况，合在一起创作了《烤羊肉串》。
在1986年的春晚上，陈佩思和朱时茂演出了《卖羊肉串》。在这个小品中道具就只有必备的烤羊肉串的道具，却也演绎的精彩万分。在这其中，台词变得富有浓郁的市井百姓的风格和维吾尔民族特色，比如：“您甭管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十串,您这块头,起码吃个二十串,来,您说,吃多少烤多少”；“不是我说你这人跟我这磨即什么玩意儿,想吃买,不买走走走走!”　“大大大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啊?我上哪跟您拿20去”；“别,师傅我这就几大毛,刚出摊就这么点钱,我兜翻给您看不是,除了这盒烟我确实没了,您抽根烟?”；“啊!烤羊肉串勒!真正新疆烤羊肉串了!烤好的”；“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臭臭的,臭就对了嘛!不臭不要钱啊!”　这些语言是巧妙地利用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的，同时又将老北京人的那种口语化的语言运用地游刃有余。这就将一个北京的具有投机心理又有点狡猾的小贩的形象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那个年代国正处在一场轰轰烈烈的转型和变革中，它表达了当时人们躁动的心态，尤其是表达了青年人那种毫不掩饰的、对物质欲的追求和向往。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穿着喇叭裤、花衬衫的青年男女，手提着“砖头式”录音机，跟着里面震耳欲聋的旋律扭动并哼唱着：“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所以在小品中，陈佩思称自己是阿里巴巴，跳的是新疆的迪斯科。从《卖羊肉串》开始，小品开始注重对语言的设计与运用，把表情，语言和动作渐渐融为一体。他的小品慢慢地迈向了多元化，开放性的良性发展道路。
1987年小品《产房门前》风趣幽默，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浓郁的乡土方言，丰富的身体语言、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表现了“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主题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刚刚开始实行，生男生女一样好，做为一项重要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内的提出。而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还比较严重，所以在小品中，郭达用浓重的方言喊出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还有我爸我妈都对咱是咋说的，就连全村的乡亲们都对咱寄予殷切的希望，我，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七二十一生了二十一个女娃，咱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两个农村小夫妻盼子心切，不要相信算命的，把要相信科学这一当时的时髦用语挂在嘴边，最后说出句，只要生个儿子，干啥都行，表现了大部分农民还是沉浸在从前的要儿子传宗接代的封建意识里，当被质问，当都是男的，没有女的，这个世界会怎样？郭达一句，我可管不了。典型的小农意识，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不顾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当具有穿着干部服装的高兰村出现，他代表着社会另一个阶层的符号，当他喊出时代不同，男女都一样，我们以为他代表着先进的思想出现在小品里，郭达适时的进行狡辩在我们农村就是不一样。当还没有争论清楚是女儿是“小棉袄”还是“大皮袄”时，得知自己劝解别人时，自己却生了个女儿，昏厥过去，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另一个阶层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反映，他们可以在思想上比农民易于接受，也比较会教化别人，可是当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仍然不肯接受，也暗讽了在农村基层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者，只是把工作做成了形式，或者是指标，并没有在政策上进行理解，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
新时期的严重问题依然是教育农民，怎样开启民智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物质生活条件好了，他们可以吃的起“鸡蛋羔，牛奶，咖啡，甚至是西餐，”可他们的思想意识仍然停留在“凉粉”的基础上，虽然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固然质朴，但是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如果农民在精神上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现代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产房门前》还开启了小品用方言演出的先河。方言的运用制造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笑”果　。方言的生活色彩更绚烂，乡土气息更浓郁，方言简直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密不可分。方言承载着古老的民间风俗，承载着传统的地方文化，甚至一个小小地名的读音用字都可能是某个历史典故的遗存。各地方言里大量的俗话谚语歇后语，是传统的地域观念、地域礼俗、地域生活、地域生产方式的生动写照，时代是最好的素材，时代成就最经典的作品。大凡经历时间的磨砺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时代符号的作品，无一不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紧密粘连在一起的。早期的社会环境成就了小品，而小品的着眼点也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态。小品的创作者、演员真正走到人民中间，融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创作出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小品作品。
　小品产生与成熟的这一段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同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多年的政治封闭与文化禁锢，人们开始抵制一切灌输性的、陈旧的、模式化的艺术形式。一直以来，由于历史原因，艺术承担着“政治教化”的使命，然而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也呈现出求新求异求变的审美趋向，艺术的“政治教化”功能此时无法满足民众的这种需要，因此艺术的本体功能———娱乐性便得到了恢复。艺术的娱乐功能使大众生活的趣味的消费活动代替了相对僵化的、灌输式的、被动的理想追求，人们开始转向投入现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由获得快乐所引发。这时的人们开始关注自我，思考个体的生存状态。而小品正是以展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众生相，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和共鸣，同时强烈的喜剧色彩，使观众从中获得轻松和娱乐，而其短小的形式正符合当前人们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正是由于承载着时代发展的文化特征，小品因此得以迅速蓬勃兴起，成为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
电视小品《懒汉相亲》讽刺了农村中的好逸恶劳者.
快过年了,某乡某村一个名叫王老五的懒汉,还在蒙头睡觉, 手里还拿
着他的年货——三个气球.
村长来了,王老五以为是叫他去干活,故意装聋作哑.当村氏说是为了
解决最后的光棍问题,给王老五介绍一个邻村的姑娘时,装聋作哑的王老五
立刻跳了起来,急着问什么时候见面.
要见面了,材长和王老五一起收拾房间.房间里没有沙发,王老五急中
生智,用椅子和汽球,再加上一块布搭起了临时的沙发.村长曾对人家姑娘
说,王老五家里有电视机,王老五又生一计,把一个空纸盒拿来放在桌子上,
姑娘终于来了,在一番尴尬,拘谨可笑的自我介绍后,姑娘想在沙发上
歇一歇,结果坐炸了一个气球,慌得村长和王老五赶快找些可笑的理由圆场.
想倒水招待客人,结果热水瓶是空的.有点近视的姑娘,终于在屋子里看到
了一个电视机模样的东西,她一边问价格,一边走过去想打开电视看看,村
长于是赶快坐到空纸盒后面,当起了播音员"赵忠祥".
当姑娘看清是村长时,事情也变清楚了,这下懒汉王老五急了,千赌咒,
万发誓,说要好好改,要劳动致富.
姑娘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改了再来找我."
好逸恶劳确是人性中一个致命的短处,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 这个短处
对我们非常不利,没有听说过好逸恶劳者能在生存竞争中取胜的,上例中那
个时刻都在想着娶媳妇的懒汉,待相亲时,却因自己好逸恶劳而姑娘白白走
掉了,你说伤心不伤心
因为懒而产生的笑料往往是滑稽而残酷的.人生在
世,就要辛苦奔波啊!奉劝所有的好逸恶劳者都应学学那位种葡萄园的老人,
财宝珍藏在劳动的汗水里.
只图眼前的安逸,不考虑将来,苟且偷安,得过且过.这种人不知道安
危利害,在一个就要崩溃的烂摊子上,还浑然不知,醉里偷生,南宋几届儿
皇帝,莫不如此.他们被金兵所逼,北遁南逃,最后苟安江南,偏踞一方.
国已不国,家已不家.而他们还在醉生梦生,酒色偷乐.最后国破家亡,江
山易姓.这都是失却进取意志,苟且偷安的结果啊.苟且偷安是人性的一面,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惰性,那些大成就者,他们把惰性降到了最低点.而
那些一旦拥有了一些钱财,一定的权势而又缺乏远见的人,他们将这种惰性
变成了一种享受的理由,他们得过且过,头脑中没远大的目标和志向,更不
懂得人生永远需要奋斗不止的道理,所以这些人很容易出现祸患,把原有的
获得都丧失殆尽.
们就完全可以不假思索地将这个领
军人物的头衔给&黄宏。这个小品的成功不仅得力于其本身独特的幽默性，其对社会热点
话题的关注，对社会特定阶段的特定人群的自嘲式的黑色幽默的讽刺，使它成为了一个符
号，&不仅是小品史上的符号，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符号。这也说明，从这一时期开始，
小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现实，它的教育意义和宣讲意义也开始越来越被重&视。所
以，小品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自由时期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瓶颈的限制。同以往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它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否则，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范伟曾有句经典台词：我不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自己是怎么没的。小品同样要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更要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小品的形成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当时的社会思想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很保守，对任何新思想新事物持怀疑、批评态度。怀疑与批评阻挡不了社会向前发展，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国家百业待兴，一切重新开始。文艺界也是如此。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娱乐和娱乐圈这一概念，平民娱乐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谁抓住机会，抢得先机谁就会成功。小品此时横空出世，打破了十几年来人民心中的压抑气氛，让人民接受了，让人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它想不红都难。小品给当时人们的印象多是惊喜新鲜，让人耳目一新，也给后来的小品演员、作者太多启发，他们在学习、在观望、在积蓄着实力，悄悄等待机会。在80年代未90年代初期，小品呈井喷状发展，一派空前繁荣、火爆景象。郭达的《产房门前》、《大米红高粱》，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黄宏、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赵本山的《相亲》、《小九老乐》都是在这一时期登上舞台，这一时期不止是只出了几个好节目，更主要的是培养了人才，成就了名家演员。多年过去了，虽人才辈出，但若大国家，小品的舞台上依旧是他们熟悉的脸孔。
自一九八四年春节联欢晚会
《吃面条》开始，我国戏剧小品迎来繁荣时期。接着《吃鸡》、《卖羊肉串》、《考演员》、《超生游击队》、《相亲》、《芙蓉树下》等许多优秀小品走进人们的生活。如今《擦皮鞋》、《如此包装》、《过河》、《红高梁模特队》、《昨天·今天·明天》、《卖拐》、《卖车》、《功夫》等戏剧小品已成为时代特征的标签，让人们俯仰皆叹。例如这些小品中的语言：“闲的膀子难受”“逼着我动粗”；“其实都是罗卜白菜！”；“吃、喝都没了还臭美啥”；“说那些臭养层子干啥，来时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这里是防‘忽悠’热线”等等。可见，戏剧小品的发展与社会生活内容息息相关。戏剧小品的情趣性、大众性和灵活性就体现在这些语言的通俗化、形象化中。
戏剧小品的现代情趣性，使戏剧小品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一个瞬间、一个场景、一个笑话，甚至是一个动作，从而以小见大，反映深刻内容。如上面提到的任意一个小品都是这样。《吃面条》揭示违规的多吃多占只能自食其果。生活常理就是生活真理；《超生游击队》再现了传统思想重男亲轻女的可悲生活，提醒人们不重视自身的生活质量是多么愚蠢；《相亲》、《芙蓉树下》反映老年人渴望夕阳爱情的社会问题，赞美社会新风尚；《擦皮鞋》、《如此包装》抓住社会新时尚，幽默的讽刺中告诫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过河》、《红高梁模特队》、《昨天·今天·明天》更是再现了当代新农民的爱情观、审美观以及关心国家大事的新观念；《卖拐》、《卖车》、《功夫》这一系列小品则以魔幻式的语言，意味深长的揭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性在精神领域的迷失。总之，这些小品短小精悍，内蕴深刻，以情感人、以趣乐人，给人生以启迪。
戏剧小品的大众性和灵活性，使它表演的空间形式更贴近生活。其对演出条件要求不苟刻，田间地头、街头社区、军营边寨等都是它的舞台。这种灵活的演出形式与生动、深刻的内容相结合，让人们既休闲娱乐，又痛快淋漓。其浓缩的时间性，浓缩的社会性，使戏剧小品成为大众快餐文化，而成为中国人过年的重要内容，从而使其具备了“大文化”的某些质资。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说：“文化乃指人类生活多方面的一个综合体而言”〔1〕（P29）戏剧小品就是这“综合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当代戏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戏剧小品的现代形态及创作倾向
随着戏剧的发展，其形态各异。从内容、性质和美学范畴划分，可有悲剧、喜剧、正剧、滑稽剧等；从容量大小，结构繁简划分，可有多幕剧、独幕剧；从题材所反映的时代划分，可有历史剧和现代剧；从艺术表现形式划分，可有话剧、歌剧、舞剧、戏曲小品等。
我国的戏剧小品从表现手段上分，主要有戏曲小品、话剧小品、歌剧小品等。戏曲小品是以我国传统戏曲歌、舞、剧三位一体为特点的戏剧小品。如袁文良写的《保马谡》（《讽刺与幽默》日）。话剧小品是以对话为主，兼有动作的一种戏剧小品。这是目前最走红的戏剧小品样式。如赵本山等人表演的小品《拜年》、《卖拐》等。歌剧小品是以歌唱为主，兼有对话和旁白。如潘长江表演的《过河》；从戏剧小品的艺术效果上分，我国的戏剧小品主要有喜剧小品、悲剧小品和悲喜剧小品。喜剧小品如《超生游击队》。悲喜剧小品如《芙蓉树下》。悲剧小品目前还不成熟，没有典型代表作品；从戏剧小品与其它艺术形式相结合上分，我国的戏剧小品主要有哑剧小品、相声小品、电视小品、儿童小品、木偶小品。哑剧小品如《吃鸡》。相声小品如冯巩、牛群表演的《点子公司》。电视小品如陈佩斯拍摄并表演的《师徒乐》。儿童小品如曾涛写的《妙决》。木偶剧小品如黄锡钧写的《训猴》，还有神话剧小品等。戏剧小品的创作就是在这些不同形态的实践中成熟起来，其创作倾向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抓生活热点，以小见大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戏剧应该是一面聚集物像的镜子……把微光变成光彩，把光彩变成光明。”〔2〕（P372）写作戏剧小品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此。眼下，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卖拐》、《卖车》、《功夫》，截取的就是生活中人们常有不自觉地受骗上当的小事，反映的却是多方面问题：如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人的自身素养；人的生存之道；人性中懒惰、自私、轻信的弱点；人的交际原则等问题。更深层次的内容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宗教、哲学等问题，不一而足。
第二，巧设结构，出人意料
戏剧小品的结构形式大体上有两种：开放式和闭锁式。
开放式结构就是让戏剧情节按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展开，如赵本山和黄小娟表演的《相亲》；闭锁式结构就是只写高潮和结局部分，把事件最精彩的部分表现出来，即把“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3〕（P163）表现出来。如黄宏和魏积安表演的《擦皮鞋》就是把一天中“早晨”这一重要时刻发生的事表现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反映现代人的“两面生活”，即化了妆的“我”和卸了妆的“真我”二者的矛盾纠葛，揭示了“万变不离其宗”的生活要义。
第三，把握个性生动的语言
戏剧小品成功的关键除了具有新颖、深刻的主题外，最重要的就是小品语言。因为戏剧小品篇幅短，演出时间短，人物一般在30分钟左右，甚至15分钟左右。人物也少，背景简单，这就要求戏剧小品的语言口语化、个性化，极具冲击力。
口语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讲标准的大多数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二是讲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目前戏剧小品的口语化以地方特色为主，南方戏剧小品和北方戏剧小品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但却能引起普遍共鸣，其小品的口语化美感起了相当大作用。
个性化，是指戏剧小品里的人物语言要有个性，是普遍中的特殊，是生活中有的而又无法模仿的语言，如《昨天·今天·明天》中“我十分想念赵忠祥！”和“来时火车票谁给报了？”的语言已经成为某种暗示语。再如“扯蛋，扯蛋，就从这儿来的啊！”、“我这知识都学杂了！”等则已成为“另类”时尚语言而广为流传。
如今，戏剧小品中的人物语言已深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成为某种定势：盲人形象盲人语言；社会闲散人员的语言；神侃胡诌骗子的语言；农民企业家的语言；官僚腐败分子的语言；恋爱中的老人语言；现代摩登意识的老人语言；社会另类青年语言等等，都可以在戏剧小品中找到。
总之，戏剧小品的现代发展越来越丰富。无论内容、结构，还是表演形式都具有与现代社会同步的迅速、简洁、浓缩、审美的特性。它要求创作者深入生活，抓亮点；挖掘材料，升华主题；掌握新的表现方法，艺术地再现生活中的那个“点”，用卡夫卡的话说就是：“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现实时，他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为灵魂的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4〕（P228）那么，戏剧小品就更能让人们真正“品”出蕴籍在其中的无限意味，而无愧于大众文化的形象。
大约在80年代初，由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媒介，小品作为独立的节目参与到演出中。因其活泼、诙谐的表演形式倍受观众的喜爱而一枝独秀。较早的小品演出可能是陈佩斯、朱思茂的《吃面》，其滑稽、幽默的形象动作获得了群众的高度赞赏和认可。其后，赵本山、范伟、黄宏、郭达、赵丽蓉、巩汉林等一大批小品明星脱颖而出，小品这个新的演艺形式空前火暴,它的题材也空前丰富，小品反映社会现象的深度、广度及其表演形式也愈趋多样化。从此小品成为文艺舞台上不可或缺的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
小品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不外乎以下几点：
1、短小精悍，情节简单。这是小品与其它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现形式最基本的区别。小品属于“文化快餐”，它是一碟精美的“小菜”，而不是什么火锅大烩菜。
2、幽默风趣，滑稽可笑。小品是“笑”的艺术。好的小品大多有足够的笑料，让人在笑声中受到启发，得到教益。
3、雅俗共赏，题材广泛。小品反映的小题材、小事件源于基层和老百姓中间。人世冷暖、世相百态都是小品描写的对象，都可以通过小品这种形式在艺术上得到升华，在舞台上进行演出。
4、贴近生活，角度新颖，语言精练，感染力强，这是小品创作的基本要求。只有贴近生活的作品，群众才喜闻乐见，才易于接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适度夸张，事例典型，这是成功小品的要领。
5、针砭时弊，内含哲理。透过表面现象，讽刺一些不合理的事物，揭示一定的哲理，寓教于乐。这既是小品的本意也是人民群众对它的进一步要求。
从1984年第一个小品《吃面条》到1998年最后一个小品《王爷邮差》，陈佩斯总共推出了11个春晚小品，几乎每一个小品都是经典之作，都令人捧腹大笑。陈佩斯和朱时茂逐渐奠定了他们在小品界里黄金搭档的地位，把“陈／朱”式小品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也让观众笑足了一年又一年。可以说作为当年春晚的常客，陈佩斯和朱时茂的黄金搭档成为春晚必不可少的笑料大停两穸既煤芏喙壑诨衬睿芏啻有】此硌莸男∑烦ご蟮娜硕枷Ｍ苤胤荡和砦杼ā?
理由之三：“挽救”小品这一艺术形式
1983年，小品走上春节晚会。此后，风行了整整二十年。很多演员都因为一个个经典小品而一夜走红。甚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一个好的小品就是一个重量级炸弹，不仅决定了一个演员的命运，也决定了一台春节晚会的命运。然而，如今这一切似乎正在悄然改变。二十年间，小品由“风生水起”到“败相渐露”，在春节晚会越来越难办的呼声中，小品的前途也有了别样的景象，这其间的奥秘耐人寻味。陈佩斯的小品极具特色，其表演不矫揉造作，有很大的搞笑魅力。而如今随着赵本山年龄越来越大，事业开创的越来越多，随着人们越来越厌倦了赵本山式的成套路的小品，陈佩斯应该勇于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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