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里爱着，痛着:余秀华诗歌讨论
2015年第6期&&&&&&&&&&&&&&&&&&&&&&&&学习与探索&&&&&&&&&&&&&&&&&&&&&&&&&&&&
No.6，2015
(总第239期)&&&&
&&&&&&&&&&&&&&&&&&&Study
Exploration&&&&&&&&&&&&&&&&&&&&&&
Serial.No.239
·编者按·
近一时期，湖北钟祥农民诗人余秀华的诗歌借助新媒体的推介与传播，受到了文学界读者的广泛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泽龙教授与文学院现当代文学2013级、2014级博士研究生就余秀华的诗歌做了专题课堂讨论。下面把他们整理后的课堂讨论发表在这里，希望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评论。
在诗歌里爱着，痛着
——余秀华诗歌讨论
王泽龙，杨柳等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摘要:湖北钟祥横店村的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近来在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与人的生存境况相互隐喻的农村日常生活描写，构成了作为乡土诗人余秀华诗歌特有的乡土场域；余秀华的乡村体验传达的是一份苦涩心境所葆有的诗性温情。她对生活的观察与生命体验均带有女性或母亲特有的丰满、绵软的气质；她的写作视野大多驻足在爱情婚姻、个人情绪与生活的范畴，她能够将女性的欲望书写得本色直白而又浪漫纯洁。余秀华诗歌的女性书写是与身体书写互为一体的，对身体的书写，有的是从欲望视角对当代农村女性的生成状态的悲悯，有的表达的是身体残缺的自我心理舒放与人性渴望。与当代诗歌口语化、大众化潮流不同，余秀华的诗歌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性特质，语言的本色与力度呈现出她对外界敏锐的感受力和面对痛苦时的审美姿态。
关键词:新诗；余秀华；乡土诗歌；身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5)06-0136-07
主持人王泽龙：近些年来，借助新媒体的推介，新诗又有了回暖的趋势。湖北钟祥横店村的农民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借助网络的传播，在诗坛引起的广泛关注，就是新诗回暖的一个现象。余秀华诗歌引起关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年近中年的农村妇女，坚持写诗十多年，把写诗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她说，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作为农村妇女的余秀华的身份与她诗歌及其表达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她的诗与一般民间诗歌有哪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她的诗歌中应该说有较为突出的身体意识（包括她的身体缺陷），我们如何从身体的角度理解她的诗歌？她的诗歌表达未遵守常规的语言逻辑，彰显了一种怎样的诗性特质？这一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
叶澜涛：作为一个乡土诗人，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变成了她的诗歌。大量与人的生存境况相互隐喻的环境描写，构成了她诗歌中一个特有的乡土场域。我们先看看她笔下的自然环境。作为一个行动不便的农民，余秀华鲜有外出的机会。她感受到的自然是村庄中四季的轮换、风雨雪雷的交替和日月星辰的斗转。余秀华是这样写季节的：“如我所愿，秋天咬了我一口/然后给我很长的时间，看我伤口发炎，流脓，愈合。”（《在秋天》）“它的灰烬还是万物葱茏，它的劫难依旧/休想结束！”（《五月之末》）“雪下了，万物泛白。我不该想到更大的黑隐匿着/在一棵植物还没有发青的内部，没有多余的赞美词。”（《春雪》）五月本是春末夏初之时，一切刚刚开始萌发，原本应该欣喜，可诗人看到的是花朵即将来临的凋谢和勃勃生机后的死亡；秋天本是凉爽和收获的季节，可是秋天的阴湿寒冷以及难耐的寂寞如同野兽咬过的伤口久难愈合。冬天也一样，白雪让人琢磨白的背后隐藏的黑。
她笔下的自然环境充满伤感，她笔下的村落也是如此。诗人常年居住在钟祥市横店村，是一位普通的村妇，她的世界就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横店”这个江汉平原上的小村落成了诗人的“生死场”，春播秋收，年复一年。然而，村落正在萎缩，乡村正在衰败，而她只能守着这个村落，劳作、发呆和写作。“横店！一直躺在我词语的低凹处，以水，以月光/以土。”（《关系》）“沉到地上，渗进泥土，悄无声息的/我不能说爱这寂静，和低于一颗狗尾巴草的宿命。”（《晚安，横店》）“村庄不停地黄。无边无际地黄，不知死活地黄/一些人黄着黄着就没有了/我跟在他们身后，土不停卷来。”（《九月，月正高》）横店不仅仅是钟祥的横店或江汉平原的缩影，中国的很多村庄也在慢慢衰退和萎缩。“村庄荒芜了多少地，男人不知道/女人的心怎么凉的/男人更不知道。”（《子夜的村庄》）乡村如此安静，如此落寞。也是因为爱人不在，心是空的。“而此刻，夜来香的味道穿过窗棂/门口的虫鸣高高低低。我曾经与多少人遇见过/在没有伴侣的人世里。”（《日记：我仅仅存在于此》）乡村的空旷因爱人的缺席而显得更加瘆人，看不到希望。看似漫不经心却触目惊心，那是怎样一种空旷的感觉？几十年没有爱人陪伴的夜晚，腐烂的气息让“乌鸦从身体里飞出”，生命没有质量可言，连看到植物都感觉到提心吊胆。“告诉你一个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爱你》）“这是下午，一群水鸟在微风里的下午/一水芦苇提心吊胆在飘零前的下午。”（《站在屋顶上的女人》）“比起夏天，青草的声音迟缓多了/对这样的断裂不慌不忙，仿佛死亡揣了许久/每一棵草都是空的。”（《青草的声音》）生命活成什么样的状态会感到整天都提心吊胆？那是随时到来的死亡和比死亡更难耐的寂寞。提心吊胆的不是植物，是诗人那颗敏感的心。“横店”这个象征乡土的场所在诗人那里成了现代生活遗弃的悲凉记忆。
任军：余秀华作为一个乡土诗人，可贵的是有一个中国农民所具备的坚韧品质。诗人的梦想之笔又充满韧性地扎根于温润的“泥土”。她在《风从田野上吹过》的开篇写道，“我请求成为天空的孩子/即使它收回我内心的翅膀”，而后在中间三节依次铺展了“冬意弥深”的“田野”、“孤独”的“麦子”、“柔情”的“红高粱”等诸多乡土意象，然后在最后一节写道：“风把我越吹越低/低到泥里，获取水分/我希望成为天空的孩子/仿佛/也触手可及。”极富哲理内涵的结尾使得全诗超越了一般的励志话语，而变得蕴藉隽永、意味深长。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余秀华常常感受到刻骨的悲凉，但她却总能以纯真坚韧之心去应对。例如：“这张床不是婚床，一张木板平整得更像墓床/冬天的时候手脚整夜冰凉/如同一个人交出一切之后的死亡/但是早晨来临，我还是会一跃而起/为我的那些兔子/为那些将在路上报我以微笑的人们。”（《床》）看似平淡的语言中，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张力；这里“一跃而起”的，不仅仅是诗人孤独、疲惫、饱尝病痛的身体，还有一种绝不屈服的抗争姿态——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就在与残酷命运的搏击中得以彰显。这种生存韧性达到一种极致，就有了如下的诗句：“就算喝下十瓶农药/我也不会中毒/我已学会了害虫的生存之道/就算十匹火车从我身上辗过/我也不会流血/我像铁一样活着。”（《活着——写给海子和我的小姨》）当我们面对这种生命姿态，“坚韧”“顽强”等语汇都显得孱弱无力，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拖着病患之身的女子所写的诗句。
倪贝贝：余秀华为大众所认识，可能更多是因为“脑瘫诗人”这一身份。这样一个以身体残疾来博人眼球的命名其实遮蔽了余秀华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殊品格，我认为，余秀华首先应该是一个乡土诗人，是一个身在乡土、表现乡土、与乡土有着复杂关系的诗人。面对媒体给予的“脑瘫诗人”的评价，余秀华坦然接受。她说：“我不甘心这样的命运，我也做不到逆来顺受，但是我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1］可见余秀华并不避讳自己脑瘫患者和农民的身份，相反，她在诗中写道：“我以诗人的身份向你致敬，以农民的身份和你握手。”（《致雷平阳》）对身份问题引来的关注热潮余秀华持以冷静的态度，她认为:“写诗是生命的一部分，与人的身份没有什么关系。不只诗人，农民、工人都会写诗。那么多的人写诗，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不好，诗歌只是一种爱好吧！”［2］可见，身份并不是余秀华看重的一个问题，她也并不很看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相比之下，她更注重的是身份背后隐藏的个体生命感受与体验。
余秀华虽然并不在意自己农民、脑瘫病人、女性及诗人的多重身份，但其多重性本身就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缝。在余秀华诗中，“孤独”这一词汇曾多次出现。如“为只为，牧羊的时候，你的孤独，对峙，和解和贪图。”（《孤独》）“我多么喜欢孤独。喜欢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在河边/洗去身上的伤痕。”（《婚姻》）“而这些，在这孤独的横店村/仿佛就是在偷情。”（《如何让你爱我》）“我突然被一种孤独击穿，亦，我的手掌住满了黑暗。”（《在你的名字里独白》）孤独感源于农村地理位置的偏远、人与人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造成的疏离，源于一个女性对当下婚姻的不满而又无力改变的现实，更源于一个诗人对生活的失望以及“活着”意义的追寻。由此种种反映在诗歌中，造成了余秀华“孤独地存活”［3］的生存状态。从这类诗句来看，她的诗歌又源于乡土，但是比起一般乡土抒情诗人，她的体验与表达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任军：余秀华对她所在的村庄充满复杂的感情。对她身边的花草树木、昆虫鸣禽都满怀着“孩子气”的好奇与悲悯，并给它们赋予了诗情、诗意。仅从诗歌标题我们就不难感知，以“横店村”为代表的自然风物带给了诗人多少诗的灵感，我们也不难体会她对它们的难以言说的感情：《晚安，横店》《横店村的下午》《在横店村的深夜里》《冬天里的我的村庄》《后山黄昏》《在村子的马路上散步》《在棉花地里》《阔叶林》《一棵狗尾巴草》《一只乌鸦在田野上》《蜻蜓穿过五月的阳光》《一只水蜘蛛游过池塘》《一朵野百合只信任它的倒影打开的部分》等等，这都是写给横店的诗。这里摘选其中一首为例：“一篮草割满，坐下来休息/秋草还是比我高出许多/偶尔想起没有写完的诗歌/知道自己还有不可摆脱的矫情//但是蓝天白云下我曾经那样爱过/山山水水间我曾经那样走过/而青草年复一年/把人间覆盖得苍翠而低矮//我应该是在红尘受够了疼痛/才敢一刀一刀把它们还给大地/轻风/和黄昏。”这是《青草的声音》最后三节文字，诗人将“割草”这一非常普通的劳动项目作为诗意产生的切入点，不禁让我们想起《诗经》里的《芣苡》《卷耳》等诗篇。但在这里我们既感受不到《芣苡》的愉悦欢畅，也难以产生像《卷耳》那样的伤感、惆怅；既没有人类征服自然的豪迈与快意，也没有古代田园诗人那样的恬淡自适；我们读到的是一位现代诗人在大自然面前产生的渺小感和卑微感，以及对大自然能够接纳伤痕累累的自己而充满的感恩之情。
王泽龙：这正是余秀华的苦涩心境所葆有的一份诗性温情。当然，余秀华的横店人生，又处处显出平庸与无奈：“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我爱你》）在她的诗歌中，更多生命的渴望：“渴望一场没有预谋，比死亡更厚的大雪/它要突如其来，要如倾如注，把所有的仇恨都往下砸”,“我要这被我厌恶的白堆在我身上！在这无垠的荒原里
/我要它为我竖起不朽的墓碑。”（《渴望一场大雪》）在平凡的生活中，余秀华坚持仰望星空，“在诗歌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她的诗也把这份感动传染给了她的读者。我们再来讨论作为女性诗人的余秀华。
倪贝贝：余秀华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富于情感的女性。她说：“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她对生活的观察与生命体验的视角是典型的女性诗人的视角。在其诗作里，出现了大量与女性身体及繁衍生殖相关的诗句，如：“红衣的女子用乳房一遍遍/搽去井台上的几粒鸟粪/整个胸膛，都弥漫云的回音。”（《井台》）“它们在春汛里没有吐籽”（《我爱你》）。“大地如此丰盈，藏得下来世和前生转换/等待去收割的人群镰刀上呈现雪山的光芒。”（《秘密》）这些意象均带有女性抑或是母亲特有的丰满、绵软的气质。阅读这样的诗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女性与生俱来对孕育和生命力的关注，身体的残疾并未导致诗人丧失女性的敏感触角和审美特质。相对于偏好宏大叙事书写的男性作家，余秀华的写作视野大多驻足在爱情婚姻、个人情绪与生活的范畴。其视线是往内转的，在个人的小世界中追寻自我价值的实现与认同。余秀华的婚姻可谓不幸，因此她这样写道：“一个人把北风捂在心头/
‘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婚姻》）家庭的温情早已逝去，对婚姻的失望犹如凛冽的北风袭过心头。而残疾的身体、狭小的生活空间也使其苦闷：“我希望生活好一点，诗歌写得好一点。不安在于，我不知道怎么样达到我想要的生活，唉，好难啊。爱情方面的想法，因为身体，因为年纪，不可能实现。”［2］当爱情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它就越发显得美好而不可企及：“我不过是用了一辈子/为你/肝肠寸断/若非这样/不能证明，不能证明/我/爱/你。”（《我爱你》）“就算爱情能供天上人间，亦，我还是会和你/保持今生到来世的距离/在内心里把太多的吻痕摘出/亦，此生我要你原谅我/让我把来世的蓓蕾开在你最初的额头。”（《在你的名字里独白》）在余秀华笔下，爱情是神圣的、令人仰视的，值得用全部生命去呵护：“诗歌是要让自己抵达自己，爱情是让世界抵达自己。”［4］
任军：如果我们必须以女性诗人的视角去看余秀华，那么我觉得她对女性欲望的书写是惹人注意的。并不是说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欲望表现应该有什么不同，而是说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余秀华能够将女性的欲望写得那么直白而又浪漫纯洁，充满女性特有的感官色彩。余秀华的诗歌有《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乡土爱情与人性欲望的大胆“粗俗”表白，但余秀华的更多作品，是她非常纯情、浪漫的情感表达：“你说，妹妹，把我们写的唯美一些/我合拢双手，接住你唇边的那抹怜惜/江南的桂花开了，寂寞成片成片地香//给一个诗眼，让你居住/让你左手挽住菊花，右手举起杯盏/我的笔一歪，你便截住生活的暖……”（《给一个诗眼让你居住》）这首诗可能是作者某一段人生际遇的诗意写照，但也未必实有其人、其事——或许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被那诗中的柔情与怜惜所打动，“我合拢双手，接住你唇边的那抹怜惜”——这是多么让人心疼的虔诚与庄重！
她作为女人，敢于真率地表白自己的欲望，例如：“他粗犷，他温柔，他慈悲/哦，我愿意他危险/并涉及到我。”（《你我在纸上》）这里对“他”的欲望大胆直白，但又带点小女人的娇气；又比如：“连呼吸都陡峭起来，风里有火/你看到的，雪山皑皑是假象，牛羊是假象/她给不同的人斟酒，眼睛盯着远方，远方一直远着//她的手颤抖得越来越厉害/眼睛里的灰烬一层层洗去在泪水里/这泪水不再是暗涌，是戾啸，是尖锐的铁锥//把她，把一切被遮盖的击穿/让沉睡的血液为又一个春天竖起旗帜/竖起金黄而厚实的欲望……”（《就要按捺不住了》）这里的欲望书写格外热烈、澎湃，甚至有点惊心动魄，但却丝毫不令人感到庸俗和猥琐，能将情欲（并非纯粹的肉体冲动）写得如此浓烈又如此优雅，足见作者非同一般的语言表现力、良好的分寸感和控制力。
王泽龙：余秀华那一首被较多关注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就是一种女性情感欲望的穿越。当代农村妇女的留守，情感与身体一起被遗忘，她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与对身体另外一半的渴望交织在一起：“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而它们/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在余秀华看来，爱情与婚姻不能没有身体的交流，这是一个当代农民、当代妇女的一种身体觉醒；诗歌中是女人穿越一切去睡你（男人），女性成了自我解放与身体救赎的主体，这样一种本色的情感体验与表达，构成了一种对我们常见的女性诗歌图像的挑战。余秀华的诗歌的女性书写是与身体书写互为一体的。我们再进一步谈谈余秀华诗歌的身体意识。
朱一帆：对身体的书写，在余秀华的诗歌作品中占据了大量篇幅，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对女性身体的认同与拒绝，二是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首先，在余秀华笔下，我们看到了对待女性身体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方面，余秀华借助女性身体书写，建构了一个自信的身体王国。如“五月的睡房/一定有我的肉身/从青涩/一步一迟疑/到美和甜的积累。”（《葡萄》）饱满欲滴之态、成熟丰腴之姿是诗人身体应有之姿态。岁月加诸身体的是正当成熟的风韵之美，诗人对身体的自信与张扬跃然纸上。又如“你无法不承认我身体里的一轮落日/和眉梢秋意/它们在风里依然有/动人之色。”（《五月，遇见》）一轮落日映眉梢，红光漫域疆，诗人的身体之美铺洒于穹庐四野。另一方面，余秀华诗歌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又呈现出一种拒绝身体的态度。如《瓷》一诗中，诗人自语道：“我的残疾是被镌刻在瓷瓶上的两条鱼/狭窄的河道里/背道而行/一白一黑的两条鱼/咬不住彼此的尾巴/也咬不住自己的尾巴。”处于困顿之境的两条鱼，无法通过吞噬他者或自我以打破永恒持续的生命周期，这隐喻了诗人渴求解除身体的无尽苦痛。在全诗的结尾处，余秀华这样写道：“假如我是正常的/也同样会被镌刻于此/让人无从抱怨。”映射出诗人因为残疾产生的对自身身体的拒绝。
余秀华对女性身体的认同与拒绝，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其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背离。余秀华的诸多诗作中无不体现出其对男性中心的排斥。如在《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中，诗人直言自己身体内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我身体里的火车从来不会错轨/所以允许大雪，风暴，泥石流，和荒谬。”火车斑驳的质感，乘客嘈杂的声响，沿途凶险的境况，这所有种种无不是余秀华真正回归女性身体，以自我生命存在的适意性为基准，自我抚摸与温柔谛听的结果。余秀华对自身身体的肯定和认同，建构起女性连贯的自我认同感，女性中心意识得到彰显［5］。
王雨田：有关余秀华诗歌的身体意识，除了女性身体书写之外，我认为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身体残疾对她诗歌所造成的影响。余秀华不讳言自己身体的病痛：“一个病人把病捂起来，是多么可耻的事情。”（《每一个时辰都是孤独的》）也并不把它作为博取同情或关注的资本：“我只有一个愿望：生命静好，余生平安/在春天的列车上有人为我让座/不是因为我摇晃的身体。”（《人到中年》）在几个月以前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梁文道向余秀华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身体之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诗歌创作，并以瑞典诗人特兰斯特罗默的切身经历为例，向她探询。余秀华并未回避先天的身体之疾，虽然她反复强调这种疾患除了影响身体平衡能力以外，完全不会影响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自身疾患造成的痛苦，不断地通过外部的人事投射到诗人自身，这促使她在思考爱、生命、死亡等终极问题时，持续地从这种反馈中汲取足够的灵感。例如，《残疾人余秀华》这首诗的第一部分：“说出身体的残缺如牙齿说牙痛一样多余/我在互联网上流浪：写诗，聊天，调戏不同的男人/不到关键时刻就拒绝想起自己/谁不合时宜地流露真情/我的盾牌就会高高举起/这样的日子其实阳光灿烂/我的存在似乎真的不坏。”在这段诗中，我们能感受到故作轻松的背后，是巨大的创伤感。因为天生的疾患，诗人未能在婚前拥有相对正常的爱恋。当她在虚拟世界中寻求一种事先就已知道结果的交往关系时，每当需要更进一步，伴随而来的很可能是她突然的沉默或反击，最后，就是自我调侃式的结束。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她开始写诗以前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家人的抱怨是种常态。但她以诗的形式思考内在的痛苦时，先前的怨恨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并以一种超脱的姿态出现：“我要挡在你的前面，迎接死亡/我要报复你——乡村的艺术家，玩泥巴的高手/捏我时/捏了个跛足的人儿/哪怕后来你剔下肋骨做我的腿/我也无法正常行走/请你咬紧牙关，拔光我的头发，戴在你头上/让我的苦恨永远在你头上飘/让你直到七老八十也享受不到白头发的荣耀/然后用你树根一样的手，培我的坟/然后，请你远远走开不要祭奠我/不要拔我坟头上新长的草/来生，不会再做你的女儿/哪怕做一条余氏看家狗。”（《手（致父亲）》）与《残疾人余秀华》一样，这首诗也采取了正话反说的形式，但内涵完全不同。父亲成了上帝，诗人的存在是因为造物主的一个疏忽，尽管造物主亲手截取了自己的血肉，想以此来换取她的完好也无济于事。这种疼痛形成了一体两面的效果，如果不是因为自身的疾患，诗人就无法采取这种形式来讲述内心的复杂感受。但诗人对命运的不可测也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她宁愿做看家狗也不愿做父亲的女儿。她把自己放到了极低的位置，并且满怀内疚，认为自己拖累了一切，甚至不如那条在其他诗里出现的，名为“小巫”的看家狗。疾患导致诗人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她在面对外部环境时，总是产生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截然相反的理解方式。她觉得自己是一棵在春天里提心吊胆的“稗子”，相反，她对生命的感受部分来自于黑夜、大雪等意象：“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对春天的排斥，来自于她可望而无法企及的感情。这种内心的冲突，让她不得不让雪成为一种防御，它还可以悬置内心的冲动。但她又会渴望有“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如何溶化内心的雪，或许“徒步向南”是个不错的选择。
王泽龙：余秀华诗歌中的身体意识是非常突出的，这种身体意识，一是女性诗人对自我身份的关注，二是农村女性的生成状态，三是身体残缺的心理意识。我们不必回避她的身体残缺，我们需要从身体的视角走进她的诗歌世界，来理解她的身体表达，不是一种同情。身体的缺陷，具有一种身体的补偿功能，由于运动神经的损伤，诗人的知觉神经比一般人更敏锐，对生活与世界的观察更细微，口头交际的障碍促成了语言思维与书面表达的敏感。从身体诗学，从语言感受与表达的角度看她的诗歌，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值得我们关注的。
杨柳：我来谈谈余秀华诗歌的语言意识。与当代诗歌口语化、大众化的潮流不同，余秀华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诗性特质，我认为这首先得益于她对外界敏锐的感受力和面对痛苦的审美姿态。生活的苦难和爱情的折磨是余秀华诗歌的两大主题。但她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生存与爱情之苦与他人有何不同，而在于她面对人人都会遭遇的苦难体验时采取的那种真诚、坚定和审美的态度。她不在诗歌中发泄愤怒、表达不满或怨天尤人，她不展示、渲染她的痛苦，不以此为傲，也不以此为辱。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真诚的爱情受到鄙视和践踏，看到世人对她摇摇晃晃的步伐投以猎奇、怜悯或嫌厌的目光，看到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老去在一个叫横店的小村庄，她接受了这一切，然后起舞。诗歌就是她时刻以诗意的审美态度面对她所有苦难经验的结果。透过绝望、悲伤和苍凉看天空、月亮和万物生长，一切景物就在她笔下重新获得了一种意义，她那逼仄、屈辱、平淡得有些残酷的生活就被赋予了新的活力，比如一只乌鸦成了诗人自由灵魂的象征往返于时空：“一只乌鸦首先属于天空，其次属于田野/然后是看着它飞过的一个人。”（《一只乌鸦正从身体里飞出》）一棵树化身为精神美人站立在月色流淌的山坡：“它就是一棵花椒树，夜色宽广/它的香飘出去，就回不来。”（《月色里的花椒树》）哪怕是一次跌倒，也浓缩着千万次跌倒表达着生存的困境：“我摔在田沟里的时候想起这些，睁开眼睛/云白得浩浩荡荡/散落一地的草绿得浩浩荡荡。”（《下午，摔了一跤》）余秀华不刻意进行复杂严格的理性思考，而几乎是在直接以她的感官从万物中获取诗歌和诗意。她的诗不是写出来或者“作”出来的，而是用她天然的诗性感官直接从生活的洪流中抓取而来。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余秀华的诗意来得非常自然、非常快，是浑融饱满、天然完整的。她就生活在对生活的诗意化感受当中，尤其善于从日常琐屑生活中提取诗意：“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我爱你》）“早饭以后，我总是走到村里去/再走回来。”（《蠕动》）甚至有些场景本身是“反诗意”的，比如她经常写的“跌倒”，比如“脱下鞋子磕土”（《在田野上打柴火》《日记：我仅仅存在于此》）等等，这些描写往往指向庸常生活对人主体性的吞噬和淹没，消解着主体可能拥有的价值，而余秀华诗歌所作出的全部努力，就是不断地对这种力量进行反抗。琐碎平庸的生活经验经过诗人感觉的渗透和陌生化处理而变得鲜活，成为一系列象征化景象而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普遍意味，它们在构成诗人独特的诗性空间的同时，联通了读者共有的生活体验。
其次，余秀华语言的诗性特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其诗歌的力量感。诗人利用特殊的感受力对庸常人生展开突围，产生的是诗歌语言震撼人心的力量感。发掘余秀华的学者沈睿就首先注意到了她诗歌中“语言的打击力量”［6］。这种语言的力量感来自于词语本身，它直接通过词语作用于人的感觉，触动人的感官，反而与诗歌整体意义的关联不大。因此，初次阅读余秀华，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她在说什么，就会首先被她的语言所击倒。她的诗歌是具有攻击性的，确实能够瓦解人厚硬的感官，突如其来的力量会猛然将人打得晕头转向，好一会才能适应这种语句造成的震荡感。诗人将词语填满来自于生命原初的力量，逐个发射出去，它们如绑满炸药的响箭，穿透物质世界和符号体系的硬壳，直击读者的心灵。具体看来，余秀华诗歌的力量感突出地表现在动词的使用上。因为力量不可能是静态的，它一定是在猛烈运动或准备猛烈运动的，这种猛烈的运动一定需要通过动词来展现。随处可见的奇特的动词在余秀华诗歌中处于某种闪闪发光的核心地位，左右着每首诗力量运动的“势头”。那些充满生命力的惊人动作，或者是生命能量的释放：“花草树木各自生长。各自潜伏，突袭。”（《夜晚》）“如何把身体里的闪电抽出，让黑夜落进来。”（《五月》）“我把自己的残疾掩埋，挖出，再供奉于神庙/或路中央/接受鞭打，碾压。”（《关系》）或者是对生命能量的压抑：“你三碗烈酒，把肉身里的白压住。”（《梦见雪》）“时光的旋转中，捂紧内心的火焰。”（《下午》）“月亮引起的笛鸣/被我捂着。”（《我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在这种释放与压抑的矛盾中，生命力的对撞最终带来自我破坏与摧毁：“我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苍耳/把一身的刺/都倒回自己的血肉。”（《下午》）“如果十月安慰我，就允许五月烫伤我。”（《2014》）“——我怀疑我的爱，每一次都让人粉身碎骨/我怀疑我先天的缺陷：这摧毁的本性。”（《唯独我，不是》）从以上的例子当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点：一是诗人偏爱强度高、力度大、幅度广泛、具有破坏性的动词，这些动作常常指向伤害和自我伤害，代表着诗人与世界、与自身之间的残酷关系；二是这些动词通常不是常规用法，它们往往会与非常规的动作发出者或动作接受者相搭配。动作永远不是孤立的，它一定有或隐或显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在语言学中，前者被称为“施事”，后者被称为“受事”，是语义分析层面的概念。在日常语境当中，每个动作有合乎习惯的施事和受事，而诗歌往往致力于打破这些日常语言规则。余秀华诗歌中，动作的施事除了抒情主体之外，还可以出现其他的可能，比如“花草树木”这种非人事物也可以作为主体“潜伏，突袭”，“五月”和“十月”这种时间名词也可以“安慰”和“烫伤”“我”。动作的受事更是奇特多彩，比如“身体里的闪电”可以被“抽出”，“内心的火焰”可以被“捂紧”等等。施事或受事与动词的非常规搭配必然会构成某种修辞，比如“花草树木”和“五月”“十月”都被拟人化，而“闪电”和“火焰”这些本身无形的事物则被固体化、有形化。这类修辞给诗歌造成了一种鲜明的感官想象效果，激发着读者去感知语言，发掘语言背后的意义，比如读者可能会幻想“闪电”被手握住并“抽出”的触觉和画面，或者幻想“火焰”被双手“捂紧”的压抑或灼烧感，从而领会诗句中所表达的生命内在冲动与挣扎的痛苦。余秀华对动词的重视使她的诗歌充满了动感和实在感，破坏性的动作展示的是诗人内心层层叠加的创伤体验。她将动作与不寻常的发出者和承受者搭配，增加了诗歌语言的打击力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令人惊异的动态画面，为我们呈现出一幅震撼人心的心灵图景。这些，都是她的诗歌有别于一般诗人的优秀品质。
王泽龙：余秀华热爱诗歌，但她也并不把诗歌过于神圣化，她对诗歌的认识朴素、真挚：“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1］余秀华的诗歌也有明显的缺陷，诗歌较多凭着感觉书写，缺少打磨与提炼，有一些诗歌缺少整体性与有机性的内在联系。然而，余秀华的可贵就在于她把诗歌世界作为了自己人生的一种生活形式，是自我生命的交流，是在摇摇晃晃的生活中自我扶持、自我抚慰的力量。她的诗歌在无意之中，通过网络的推介，给了我们一种惊异、欣喜与启迪：在平凡的人生忙忙碌碌，爱着或者痛着，别忘记偶尔仰望星空！一辈子一次生命的栖居，高贵或者卑微，多少需要一些诗意！
参考文献：
［1］ 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M］．长沙：湖南文艺出
版社，2015.
［2］ 朱诗琦.脑瘫诗人余秀华：诗歌没有能力改变生活
［EB/OL］．凤凰网,, .
com/a/54319_0.shtml.
［3］& 余秀华.我是诗歌无法说出的部分［EB/OL］．
［4］ 余秀华.淡如枯荷［EB/OL］．.
cn/s/blog_2te4.html.
［5］& 吉登斯 安.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
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 沈睿.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C］//月光落在左
手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V.
&&&&&&&&&&&&&&&&&&&&&&&&&&&&&&&&&&&&&&&&&&&&&&&&&&&&&&&&&&&&&&&&&&&&&&&&&&&&&&&&&&&&&&&&&&&&&&&&&&&&&&&
&&&&&&&&&&&&&&&&&&&&&&&&&&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泽龙（1957—），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杨柳（1988—），男，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修磊］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