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篇博文被推荐到此博主被推荐的博文：
我和新疆文坛交往那些事儿
&&&&&&&&&&&&&&&&&我和新疆文坛交往那些事儿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我离开新疆到北京三十多年了，但是，在当初与新疆文坛各民族作家的交往，却历历在目。
我和王蒙老师的交往，应当说是最早的。他也是点燃了我文学创作之梦的最初的激励者。那时，我刚刚从插队的生产队调任公社党委新闻干事，公社来了几批深入生活创作的作家。第一位是陈村，他是为创作一部话剧而来，公社党委书记吴元生交待我要安排好他的生活起居，并负责为他做翻译工作，他要和维吾尔、哈萨克族贫下中农交流采访。他是在1973年的早春时节来到的，那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招待所，只好给他腾了间办公室，安了张床，每天在公社食堂负责安排他的一日三餐。他要下去走访，我就陪着他一同去当地社员家里，为他做口头翻译。自此我们成了忘年交，我们的友谊延续到今天。
不知不觉春天就来了，我所在的红星公社便是今天的吐鲁番于孜乡，这里盛产大白杏，汪洋恣肆的杏花一片片的开放，布谷鸟已经在枝头声声啼鸣，催促着春的步伐。大地一片暖洋洋的，到处都在冒着绿意。也就在这春意盎然中，又来了一批客人，称他们为自治区“三结合”创作组，吴元生书记把接待、安排这个“三结合”创作组的任务也交给了我。于是，我就像春天的鸟儿一样忽然变得忙碌起来，每天陪着他们下去走访、座谈、搜集生活素材。他们每一个人的耳朵，就等着我这一张嘴——我当场翻译过来的内容，他们在分别做着认真的记录。只有一人很特别，他既不需要我为他翻译，也不向我问那些维吾尔族农民在说什么，有时还能和他们直接说上几句。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这个“三结合”创作组的牵头人都幸福，我说这位戴眼镜者怎么不需要翻译，而且还会讲维吾尔语呢？
都幸福说，这个人就是王蒙。我说，王蒙是谁？都幸福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人是个作家，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毛主席点过名，后来就打成了右派，到了新疆。他在巴彦岱——伊宁县红旗公社二大队维吾尔群众中待过六年，就学会了维吾尔语，还当过副大队长。
当时对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他被毛主席点过名。我忽然觉得这个人了不起，居然能被伟大领袖毛主席点名！另一种感觉也在心底油然而生，他是一位作家，作家原来也是活生生的人！在此之前我读过很多书，但是，那书里附着的作者照片，都是一种恒定的表情，不是那种白须飘胸的外国老人，就是那种暮秋之年的中国老人。还没有看到过如此年轻、具有活力、还会讲维吾尔语的作家。现在，这位王蒙作家不知不觉就点燃了我心中的作家梦想。我得承认，在此之前虽然我已开始新闻写作，但从未有过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而此刻，这种念头一经出现，便忽然强烈的以至于让我焦渴起来。但是，那是文革期间，各种创作禁区和桎梏阴森存在，我想找到一本现实创作版本借鉴。在伊宁市的新华书店却找不到文学作品出售，全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我搜遍所有的柜台，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薄薄的小册子，是张岐的散文集《灯岛》，定价似乎是0.18元，我如获至宝，买下了它。因为这是在当时最新出版的文学作品集，根据我的新闻写作经验是具有范本意义的。但是，当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本散文集，我却陷入新的迷茫，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海边的生活场景无法复制到我生活的边疆去，该怎么落笔？我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夏季来临，陈村走了，“三结合”创作组也走了，我没有看到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
但是，当我再看到王蒙老师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的春天3月，在新疆人事局招待所举办的《新疆文艺》笔会上（那时候还叫“学习班”）。他这时已经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他的创作也进入了如日中天的辉煌期，已经摘取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新作不断问世，正在引领文坛创作新风。当时一起参加笔会的作者有周涛、杨牧、文乐然、肖陈等人，和我们这些新出茅庐的作者匆匆交流后他便离去。
1980年的3月，我在北京崇文门向阳二所见到王蒙老师时，他已经是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既是1979年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委、也是获奖作者。那天，他见到我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获奖作品集，让我看了你那个短篇，格言民谚多了一点，我给你删了一些，你不会介意吧？”我说：“这怎么可能？我怎么会介意呢？我感激不尽！”他告诉我说，写小说民间格言不要用太多。这是对我写作智慧的一个启迪。
在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王蒙老师又成了我的辅导老师。从那时一路走来，我和王蒙老师师生之情越发深厚。八十年代中期，读王蒙老师《淡灰色的眼睛》系列小说，我发现他所描写的那个环境我很熟悉，还有那个赶车的哈萨克人，那位哈萨克老大妈。其实文革期间王蒙老师居住的那个小院，就与我们所住的伊犁卫生学校家属院一墙之隔，紧挨着清真寺和伊犁三中。聊起来很多细节都能对得上，使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亲近感，一种人文文化的认同。
2012年底，王蒙老师对我说，艾克拜尔，最近我的孩子们在整理东西时发现我写于30多年前文革期间的手稿，一部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连我自己都忘了。这部长篇花城出版社准备出版。但是，由于我离开新疆时间长了，有些事情、有些维吾尔民情风俗记忆也变得模糊了，还有民族政策方面，我建议花城出版社由你来做特约编辑，替我把把关，你看这样可以不可以。我说完全可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我以为自己都有义务和责任做好这项工作。我将60万字的长篇小说清样带回家，利用2013年春节7天长假，完成了对《这边风景》的特约编辑工作（四月初又完成了校对工作），并在我所时任主编的《中国作家·文学》版2013年第五期摘发部分篇章。通读完作品，我发现这部完成于文革期间未及面世的长篇小说，恰恰弥补了我在红星公社陪他们深入生活时没有留下作品的缺憾，王蒙老师那时其实还在悄悄创作，挥笔书写着作品。应当说，这部作品的问世，不仅对于认识王蒙老师创作全貌是一个最佳提供，也是对文革期间的文学活动有一种全新认识价值。
文革期间，1975年9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迁到奎屯市，1977年7月哈萨克文专业出版社——奎屯人民出版社落户这里。于是，客观上就起到了哈萨克语文学创作作品交汇之地的作用。当时，除了自治区文联哈萨克文文学刊物《曙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伊犁河》哈萨克文版正在酝酿创办之中，其他地区的哈萨克文文学期刊尚未创办。因此，除了乌鲁木齐的哈萨克语创作作家诗人尚未将作品投送伊犁人民出版社，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的哈萨克语母语创作作家，开始向刚刚创建的伊犁人民出版社踊跃投稿。另一方面，刚刚粉碎“四人帮”，虽然还有“两个凡是”的影响，但是毕竟与十年文革有所不同，思想界和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一批中老年作家随着落实政策复出文坛，他们生活底子深厚，创作实力很强，蓄势待发。中国的哈萨克族文学创作，也完成了由韵文体走向散文体的时代转型。因此，短期内收到一批长篇小说创作文稿。而伊犁人民出版社编辑队伍尚未建立起来，面对来稿无所适从。
于是，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就责成时任理论处副处长马合甫什，带着文化处的我和纳比坚一起去伊犁人民出版社，指导帮助他们审稿。
那时，尼合买提·蒙加尼（尼华德）刚刚落实政策安置到奎屯人民出版社工作。出版社负责人是吾哈拜，编辑室主任有阿尼瓦尔，出版科长哈里木。
带着手稿来的作家有当时还在伊犁霍城萨尔布拉克的乌拉孜汗·阿赫迈德、来自塔城的朱玛拜·比拉勒、乌拉孜别克·阿布德里、来自阿勒泰的巩盖·木哈江。
当时，参加审读工作的各位都很认真。由于没有现在这样的复印复制和电子排版、拷贝技术，只能众人面对一份手稿，于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围坐在一起，由作者本人或口齿伶俐者朗读，以图加快进度。
当时，奎屯人民出版社根据市政规划在荒原上盖起两排砖砌平房，仅此而已。西侧的一排作了办公室，东侧的一排先作住房。当时，没有几户人家搬来，只有尼合买提·蒙加尼一家搬来。那时已经是五月的天气，午休时和尼合买提·蒙加尼老人家聊起来，他毕业于国民党时期在迪化设立的蒙哈学堂，与苏北海等人是同窗校友，精通汉语，对汉文典籍颇熟悉，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他请我到他家里坐。他夫人——塔塔尔族大婶拿出她亲手酿制的土啤酒（Sira）让我品尝。而也正是从尼合买提·蒙加尼那里得知国民党时期张西曼教授出版的关于西域民族研究的《西域史族新考》册子，他欣然将他珍藏的这本小册子借给我看。也正是在这一次的审读中，老人家拿出了他的叙事长诗《黄河》手稿，让大家会诊。由此可以悉知，真正的文人，无论何时都不会停下笔，只不过是有时会付诸笔端，有时在心里默念。乌拉孜汗·阿赫迈德的长篇小说《巨变》、乌拉孜别克·阿布德里的长篇小说《良师》、巩盖·木哈江的中篇小说《争执》，都是这一次审读的收获。朱玛拜·比拉勒的长篇小说《深山新貌》，作者最终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哈文室编辑出版。
我和哈萨克族作家又一次的群体交流，是在1979年春夏之交。自治区组织一批哈萨克族学者、专家、翻译家集中在乌鲁木齐红山宾馆，撰写、编译《哈萨克族文学简史》。那时，我的汉文创作小说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已经问世，所以将我借调过来作这个文学简史的汉译工作。那时住宿条件简朴，我和阿斯哈尔·塔塔奈老人家被安排住一间房。翻译实际上是下游活儿，上游的编写工作没有完成，处于下游的我只能等米下锅。不过这也倒好，给了我相对富裕的时间，可以继续写我的小说，空闲之余，还可以和阿斯哈尔·塔塔奈老人家神聊。当时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又加上文革前十七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灾难，很多东西被作为封资修噤若寒蝉，所以，像我们当时年龄段的年轻人，对很多鲜活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我是从阿斯哈尔·塔塔奈老人家口中听闻1939年在哈萨克文《新疆阿勒泰报》就翻译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奇事。阿斯哈尔·塔塔奈也是一位著述丰硕的诗人、作家，1934年起就开始文学创作，他搜集整理过一系列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日在北京还受到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见。他办过学校、管过文工团，但也受尽苦难。我对这个安详而平和的老人充满敬意。这一次的《哈萨克文学简史》编写翻译工作由已故的阿布都热西提·巴依波拉提牵头，贾合甫·米尔扎汗、阿吾力汗等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当然，在此期间，也和乌鲁木齐的哈萨克族作家、诗人有了广泛接触。
1979年9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由奎屯迁回伊宁市。这一年的十月，我和伊犁州文联的宋彦明等人去当时的伊犁州党校园内，看望库尔班阿里。当时他刚刚平反落实政策，但是工作岗位还没有着落。我们去看望时，他谦谦有礼，和我们聊了起来。当他得知我就是用汉文创作的青年作家时，他很高兴，他认识我父亲。所以他说，孩子，我这里有几首诗，请你拿去翻译一下吧，我的诗已经很久没有被翻译为汉文了，过去我的诗都是常世荣翻译，现在他们年岁大了，工作也忙，你们年轻人多做一做吧。我欣然应允，拿回了库尔班阿里的新诗稿。当年，他就是以一首《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这首豪迈诗篇享誉诗坛的。当然，这首诗写得好是一回事，翻译的艺术、且及时传递到汉语读者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但愿我能为这位可敬的前辈诗人助一臂之力，把诗译好，让他多年压抑的心境获得一次释放。在此之前，我曾经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语部哈萨克语组翻译过64首哈萨克歌词，我想我能译好。我翻译的库尔班阿里的组诗《阿依娜布拉克》，刊载于《伊犁河》汉文版1980第3期，这也是库尔班阿里文革后诗作首次被译为汉文。
此后，我调到中国作协《民族文学》杂志社工作，与哈萨克族作家、诗人群体有了更为广泛的交流。迄今我还保留着几幅珍贵的照片，其中一幅是1981年1月，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哈萨克族获奖作者库尔班阿里、巩盖·木哈江、乌玛尔哈孜·艾坦、贾合甫·米尔扎汗和我五人，走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还有一幅是1984年12月，参加第四次全国作代会期间有夏侃·沃阿勒拜、贾合甫·米尔扎汗、乌玛尔哈孜·艾坦和我四人在京西宾馆我房间内的合影。历史是漫长的，而历史的瞬间是短暂的，稍不经意，便会稍纵即逝。所以要珍惜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学会捕捉历史的每一个瞬间。
我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作家中有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都有好朋友。记得我在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工作时，就接待过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铁依甫江·艾力耶甫。那是个生性快乐、幽默、智慧、激情洋溢的人。1981年10月，我和王蒙老师、王山在乌鲁木齐特意登门造访过他。王蒙老师和铁依甫江是挚友，他们一见面就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
王蒙老师曾告诉我，文革中经常组织学习发言，有那么几位总爱发言，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止。有一次，上厕所回来在过道里遇见点着莫合烟的铁依甫江。铁依甫江一见面就颇有些愠怒地说，老王，你说说这是什么人嘛，一说一小时了，还没完没了，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空话连篇，烦死人了，我只能出来抽抽莫合尔卡（莫合烟）了。
王蒙老师就说，喂，铁依甫江诗人，难道你不让他们说，是你想说？你有话可说？咱们应该感谢他们才对，不然，冗长的学习时间谁能捱过？是他们在为咱们填充时间。
铁依甫江笑了起来，说，老王，你说得对。便把烟屁股扔了，和王蒙老师一起回到了学习会场。
王山当时在新疆大学维吾尔语专业学习，对维吾尔语韵律和维吾尔诗词格律很感兴趣。铁依甫江拿起都塔尔就给王山弹起“格赞勒”和“柔巴依”的不同节拍，并讲解其韵律的不同。浅显易懂，明了晓畅，令人释然。
后来，我在多次的文学活动中和诗人铁依甫江在一起。有一次，在他房间小酌两杯，他说，喂，艾克拜尔，我只有到了北京，参加你们的会议，我才感受到我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说着，饮下一杯，两眼闪着晶莹的光。
1988年12月，铁依甫江来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会议，有一天他对我说，艾克拜尔老弟，我最近以来一直在发低烧，我想到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检查一下，你帮我联系一下如何。我说，您想去哪家医院看看？他说想去301医院。我说好，我联系一下。我给时任总政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李瑛同志打去电话，李瑛同志说，我联系一下，很快回复你。
半个小时后，李瑛便打来电话，说已联系好301医院高干病房，让铁依甫江同志直接住院检查。我亲自陪同铁依甫江去301医院住进高干病房。几天后，果然查出铁依甫江患了肺癌。当时在京的赛福鼎·艾则孜、司马义·艾买提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医院看望铁依甫江。临近春节，诗人铁依甫江坐着轮椅登上飞机返回新疆。日，在乌鲁木齐逝世。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诗人，就这样走完一生的道路，却留下美丽的诗行。这就应了著名诗人臧克家的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老一辈维吾尔领导人都很有文采，写诗作文，都很精彩。像包尔汉创作过话剧《火焰山的怒吼》，在盛世才的狱中编纂了《维汉俄词典》，还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全部译成维吾尔文。发表了《论阿古柏政权》等论文，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著有回忆录《新疆五十年》。1985年的北京哈萨克族同胞纳吾热孜节庆活动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包尔汉应邀出席活动致词时，我担任了现场口语翻译。1986年，我们还邀请他老人家出席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我和赛福鼎·艾则孜在北京成了忘年交。每当过年过节时，我都会去看望赛福鼎先生，文学、历史无所不谈。他的专著《论维吾尔十二木卡姆》是由我译成汉文。他每次在写什么著作，都会告诉我。在他完成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以后，作品社会反响很好，参加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奖，并获得殊荣。应当说，赛福鼎·艾则孜于193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孤儿托合提》，是维吾尔文学史上第一篇小说，是开辟了维吾尔现当代文学小说创作先河之作，从文本学和文体学角度来说，在维吾尔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文学发展新的步伐。此后，赛福鼎·艾则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两种景色》、《当代奴隶》、《痛苦的记忆》、《遗物》、《光荣的牺牲》等。上世纪40年代，他以戏剧创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战斗的姑娘》、《辉煌的胜利》、《9·18》、《不速之客》等，发表了诗作《统一战线》，这些作品依然是以抗日战争为主题。赛福鼎·艾则孜还翻译介绍国外优秀剧作，如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洛·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乌兹别克斯坦剧作家哈姆扎·伊克姆·扎达的《地主和仆人》等，并自导、自演，亲自搬上舞台。
50年代，他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任主席前后，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创作了《图尔迪·卡斯木的欢乐》、《农民的节日》等一批纪实、特写，《发面团儿》、《斗争之路》等话剧，推出剧本选《战斗的历程》（1959）。60年代初期，他创作了《第一列火车的鸣叫声》、《腾飞吧，伊犁》、《母亲》等散文、小说、诗歌作品。70年代，创作了《红隼》、《歌唱吧，百灵》、《萨拉姆，帕合太里克》等散文诗和诗歌，出版散文随笔集《博格达峰的回声》（1973），诗集《风暴之歌》。
进入80、90年代，随着繁忙的工作负担的减轻，他在年过六旬之际，获得了相对富裕的创作时间。于是，晚年的他进入了创作井喷期。
1980年，赛福鼎·艾则孜出版了当代维吾尔戏剧史上重要作品音乐历史剧《阿曼尼莎汗》。由这部戏剧为转折，赛福鼎·艾则孜的文学创作开始转向了历史深处。后来，赛福鼎·艾则孜亲自将《阿曼尼莎汗》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银幕后不仅深受维吾尔族观众喜爱，也为各民族观众认识、了解维吾尔族历史文化，欣赏《十二木卡姆》音乐艺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影《阿曼尼莎汗》也由此荣获1994年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电影奖。而赛福鼎·艾则孜的另一收获是，在推动《十二木卡姆》研究的同时，撰写出《论维吾尔木卡姆》专著。1990年，他又创作了话剧剧本《血的教训》。
赛福鼎·艾则孜还撰写过一部反映新疆三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英年早逝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长篇传记文学《天山雄鹰》（1988），并写下他本人多卷本长篇回忆录《生命的史诗》（1990）。在这些作品中，他忠实记录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历史事件、风云人物，巨大的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讲述了他自己和他同代的志同道合者，探寻真理，追求革命，实现共同的理想目标的可歌可泣的历程，充满正能量，以史纪志，激励后人。
赛福鼎·艾则孜一生创作了1000多首诗歌。除了现代自由体诗，还有大量的格律诗“格则勒”、“柔巴依”等。他的这些诗作格调高雅，情真意切，富有文化底蕴。他还写有一批政治抒情诗，视野开阔，内涵丰富，胸怀远大。同时，他创作了叙事长诗《生命之歌》，更是别具一格。他的诗作分别收进诗集《风暴之歌》（1975）、《赛福鼎诗歌选》（2003）等诗集。汉译《赛福鼎诗选》于1999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8年，根据赛福鼎·艾则孜本人要求，中央同意由我去协助他整理撰写回忆录。我一边主持《民族文学》的日常工作，一边整理关于赛福鼎·艾则孜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卷宗，理出头绪，交由他的女儿阿尔孜古丽（赛绍华）。
晚年的赛福鼎·艾则孜病魔缠身，长年住在医院接受治疗。在他去世后，阿尔孜古丽找到我，请我将赛老的一首短诗译为汉文，作为墓志铭刻在他墓碑上：
人终归要化作一捧土，
越过了生命之岭再无回路，
那一捧土将孕育出鲜红的玫瑰，
& 或丛生苦涩的列当，抑或荆棘。
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到北京工作后，我们有了很好的交往。他自己也喜欢写诗，并对文学和文化事业非常关心支持。
我在《民族文学》工作期间，曾与江西龙虎山合作推出过“‘龙虎山’杯文学新人奖”，并在龙虎山举办过由24个少数民族24位作者参加的笔会，当时我请铁木尔·达瓦买提副委员长出席，他欣然允诺，并前往鹰潭市出席少数民族作者笔会。这让参加笔会的少数民族作者振奋，鹰潭市的领导也感到很受鼓舞。原来，建国以来到那时，真正走到鹰潭市落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铁木尔·达瓦买提是第一位。那几天，鹰潭市委、市政府作了精心安排，我们的笔会圆满成功。
日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生日。我带着我主编的《作家文摘·典藏》创刊号，还带了一套由我们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巨帆影视公司制作的29集电视连续剧《国家干部》的影碟去看望他。他很高兴，翻阅了一下《作家文摘·典藏》，说这个刊物很好。随即说起这几年来他所作的与文化相关的一些工作。
他说，他自己的文集现在已经有十卷了，如果翻译成汉文，还会更多。另外，他最近正在做“麦西莱甫”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具体承办工作事务。现在已经搜集到一百多种“麦西莱甫”的文本，有一个文本是居住在山区的维吾尔人保留至今的，没有受到任何外界文化的影响，很珍贵。他已经从这一百多种“麦西莱甫”中精选出三十种（摒除其它内容相似的“麦西莱甫”），准备印制成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麦西莱甫”其实远比“木卡姆”内容丰富。
我说，这可是一件好事，真正能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的精神文化。我建议他在编辑出版三十种“麦西莱甫”精选本的同时，把所搜集到手的一百多种“麦西莱甫”全部编辑出版，虽然有些地方可能会有内容相似或重复之处，但是它仍然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文本、抄本研究方面，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他表示赞同。
他说，你看老弟（ukam），我今天整整79岁了，明年就该80岁了。只要我的健康状况允许，我还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文化能不能得到延续，我们的年轻人能不能从中获得滋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呢，把我们能搜集到的这些民族文化精华整理成书，留给他们就是最大的财富。他说，我还主编过《中华各民族大辞典》，你大概见过。
我说，是啊，其中有几个词条当时是我写的。您还组织出版了12卷本汉维英对照《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这都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我觉得您也是生逢其时，这个时代太好了，您有条件做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代维吾尔人没能做出的文化贡献。
他说，的确这个时代太好了，才有条件做这些事情。现在就是全力以赴做好“麦西莱甫”编辑、整理、出版工作。
2008年的10月4日是开斋节，我去铁木尔·达瓦买提家拜年，又聊起文化和文学。应当说，他是一个热爱本民族文化、也是懂文化的一位国家领导人。我很尊敬他。在此之前的9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好参加了由他组织实施的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系统光碟首发式。他说，其实《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辞典》的组织出版工作也是他抓的。当时他给时任新疆区党委书记汪锋写信，提出必须抢救这些文化宝典，汪锋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建议。于是他组织专家完成了这两项工程。到了北京以后，又作了上述文化工程出版工作。他自己的维吾尔文文集出了八卷，汉文文集四卷。他说今年还要出两本书。一本是回忆录，一本是日记选。他说他有500册日记和工作笔记，让他过去的一个维吾尔族秘书整理了一下，经中央批准，同意出版。我说这可是件好事，可以让读者领略许多未曾披露的当代史料。他说他的另外500册日记和工作笔记在一次火灾中焚毁，十分可惜。
我在《民族文学》和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工作处工作期间包括新疆在内，与全国各民族作家有广泛交往。对克尤木·图尔迪、祖尔东·沙比尔等一批维吾尔族作家均有很好的交往。1991年的3月，我组织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赴海南岛、西沙群岛采风，其中就有祖尔东·沙比尔。记得当时他晕船，回到三亚亚龙湾军港，刚一下军舰，站在坚实的大地上，祖尔东·沙比尔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艾克拜尔老弟，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大海的面孔。说罢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第二天，我们从三亚出发乘车赴通什，祖尔东·沙比尔唱了一路的维吾尔小调。他唱的那些情歌，有的我即兴翻译给同行的作家们听，他们听得也个个开怀大笑。
1998年8月，他因心脏病去世。他留下了一批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剧本。应当说他丰富和提升了维吾尔小说创作。尤其在语言上他大量使用了哈萨克语名词词汇，使他作品在表现伊犁维吾尔族生活方面更加鲜活、灵动。
克尤木·图尔迪也是在来京参加中国作协会议时感觉心脏不适，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协调好阜外医院，责成我陪同克尤木·图尔迪去医院安排住院。克尤木·图尔迪夫人要来北京陪他，克尤木对我说，艾克拜尔，你看我家里人要来北京，但她是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的，你看能不能麻烦你一下。我说没问题，我去机场接她。于是，我亲自驾车从机场把他夫人接来。
克尤木·图尔迪是到克拉玛依采风时，徒步攀上白杨河大坝引发心脏病去世的。他是维吾尔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克孜勒山下》的创作者，他的名字无疑会留在维吾尔文学史中。
那年，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热西达大姐去世，我和母亲还有几个妹妹、弟弟一起去她墓地凭吊。归途中，表姐夫哈里说，祖尔东·沙比尔和克尤木·图尔迪也安葬在这块墓地，你要不要看一看？我说当然要看。于是，不一会儿车就停在了墓地小道旁。
他们两个的墓紧挨着。祖尔东·沙比尔是早一年去世的，便安葬在这里。据说克尤木·图尔迪是在此之后带着司机看过墓地，挨着祖尔东·沙比尔的墓买好了自己的墓地，只告诉了他的司机。一年以后，克尤木·图尔迪也仙逝了。两位作家便长眠于此。
我让表姐夫哈里为他们两位诵了《古兰经》，便离开了墓地。
维吾尔文学史中的一章，似乎就这样翻了过去。
（载《民族文汇》杂志2015年第10期）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