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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à jíng fǎ dù成语解释：明：严明；法度：规矩，制度。大力严明制度、法规。成语出处：宋·王安石《上时政疏》：“盖夫天下之大器也，非，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 成语繁体：大明灋度成语简拼：DMFD常用程度：生僻成语成语字数：感情色彩：中性成语成语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用于书面语。成语结构：成语年代：古代成语成语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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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皇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
明皇在边地置颇被人垢病，其实明皇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是很有战略意义的。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曰河东、曰，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唐语林卷八·补遗由以上的资料看出节度使最初在北方及西北、西南的边境设置，是有其战略意义的。再说说唐军在边境地区的兵力分布情况:安西节度西域，统、、、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节度防制突骑施、，统瀚海、天山、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兵二万人。 河西节度断隔、突厥，统、大斗、、宁寇、玉门、黑离、、新泉八军，、、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兵七万三千人。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三军，三，安北、二，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掎角以御突厥，统天兵、、横野、四军，云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节度临制奚、，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镇抚、靺鞨，统平卢、二军，榆关守捉，，屯营、平二州之境，治，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统、、白水、安人、振威、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平夷三守捉，屯鄯、廊、洮、河之境，治，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澄川、六军，屯益、翼、茂、当、巂、柘、松、维、恭、雅、黎、姚、悉之境，治，兵三万九百人。 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 此外又有经略，福州领之，兵千五百人。东莱守捉，领之；东牟守捉，领之；兵各千人。据资治通鉴天宝元年记载: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馀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可以说唐朝统治者为了边疆的安宁，尤其是防范的不断入侵，单单是防范吐蕃就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了。为防御吐蕃而设置的河西节度和陇右节度分别布置了七万三千人和七万五千人之多，而同时要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剑南节度也有兵力三万九百人。养了如此多的军队这对国力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消耗，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对唐玄宗“益事边功”的政策颇有意见，因为当时的老百姓的确被折腾的够呛。但是单就在河陇地区驻扎大量的精兵强将这是完全有必要的，河陇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各种资料来看也成了唐蕃争夺最频繁地区。 从攻唐战略来看，吐蕃要先攻破河陇，然后再以河陇为根据地，进入长安所在的关中腹地，所以对于唐朝来说，要防止吐蕃势力伸入其腹地，河陇地区至关重要。而安西节度和节度其兵力虽然只有二万四千人和二万人，但是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四镇和北庭，则突骑施、、、等西域诸国很可能会被吐蕃控制，成为吐蕃入侵的先锋。吧友无相的风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任何策略都是把双刃剑。驾驭的好的人才可以把握天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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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四镇和北庭，则突骑施、于阗、龟兹、疏勒等西域诸国很可能会被吐蕃控制，成为吐蕃入侵的先锋。--------------------这可不是危言怂听，突骑施的一位可汗苏禄就曾游走于唐和后突厥、吐蕃之间，后来因为与唐安西都护杜暹有矛盾，曾勾结吐蕃围攻安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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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统治的先天、开元年间（712-741），西域的形势错综复杂，东有东突厥西征，西有大食东进，南有吐蕃北侵，北有突骑施苏禄崛起，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先后于西域设置伊西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北庭节度使、碛西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等，又于西州设置天山军，全力加强西域地区的边防力量，藉以稳定西域局势，从而确保唐王朝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其中伊西节度与北庭节度曾几度分合，并直接关涉到碛西节度使之兴废，体现了唐王朝西域边防体制的种种变化及其特点。清人吴廷燮较早关注这一问题，所撰《唐方镇年表》及《唐方镇年表考证》对此有所梳理和揭示[1]。其后，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佐藤长、伊濑仙太郎，中国学者薛宗正、王永兴、苏北海等先生，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取得不少业绩[2]。今拟在中日学者已有成果基础上，对伊西与北庭之几度分合及其碛西节度使的置废等问题再作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唐朝在西域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当为先天元年（712）始设之伊西节度使。《唐会要》卷78《节度使》载[3]： 又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自后不改。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 又《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先天元年条云[4]： 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等使。 二者所记为同一事。史献即阿史那献，他于先天元年十一月以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使兼瀚海军使，表明唐朝继景云二年（711）于凉州始置河西节度使之后，又于次年在西域设置伊西节度使，二节度最先设于西北，反映了唐朝对西北地区边防的高度重视。问题是，伊西节度使之“伊西”二字究为何意？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佐藤长、伊濑仙太郎、荒川正晴等都认为是指伊州和西州[5]，而唐长孺先生则认为：“考设置节度最早者曰伊西。《会要》称：‘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此时碛西未置节度，云伊西者伊吾以西也。”[6]苏北海先生也认为“伊西”是指伊吾以西，伊西节度使的管区包括天山以南的伊州、西州和天山以北的庭州及其以西直至里海为止的广大草原区域[7]。 笔者认为，“伊西”是指伊、西二州的观点值得商讨。作为在西域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伊西节度使仅统有伊、西二州，殊难理解。更何况，此时伊州有伊吾军，而西州天山军并未成立，试问设置伊西节度使的目的和意义何在？唐开元年间设置的八节度，全部皆统有三四军以上，未见有仅统一州一军者[8]。另外，据前揭《唐会要》卷78《节度使》所载： 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又《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云[9]： （开元）十九年，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 又《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记[10]：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 上述记载表明，至迟开元二十二年（734），伊西节度使名号一直存在于西域。这里的“伊西”，如果仅仅理解为是指伊、西二州的话，则西域地区岂不存在伊西节度、安西四镇节度、北庭节度三个节度使了吗？三者之间的职能和分工是什么？关系为何？恐怕是很难解释得清楚的。更何况这些记载皆是就整个西域的边防体制而言的，不可能仅谈伊、西二州和北庭节度，而对四镇节度置之不理。其实，上揭记载有关伊西、北庭节度的几度分合，足以表明当时的西域仅有两个节度使，而非三个节度使，所谓“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一语，可以充分说明此点。因此，唐长孺先生所言“伊西”是指“伊吾以西”，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所谓“伊吾以西”，也并非如苏北海先生所言，是指整个西域地区，而是指除北庭之外的伊州、西州和安西四镇地区。上揭伊西、北庭之间的几度分合，表明二者各自独立，不相统属。明乎此，方能对开元年间西域边防体制的变化做出合理而贯通的解释。 早在景云二年(711)末，唐朝即以阿史那献为持节招慰十姓使[11]，先天元年十一月，又以献为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使其依法统有伊、西、北庭及安西四镇之军，当与西突厥娑葛败亡后西域形势严重紧张有关，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建唐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12]。 阿史那献果然不负所望，于开元二年（714）率定远道行军西征，取得了平都担、收碎叶的重大胜利[13]。东突厥利用阿史那献率大军西征之机，于先天二年(713)秋、冬间，率军攻围北庭[14]，留守北庭的郭虔瓘率军顽强抵抗，伊、西等州兵也参与了北庭保卫战。《旧唐书》卷103《郭知运传》载[15]： 郭知运字逢时，瓜州常乐人。壮勇善射，颇有胆略。初为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战功累除左骁卫中郎将、瀚海军经略使，又转检校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开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于北庭，以功封介休县公，加云麾将军，擢拜右武卫将军。 据此，知郭知运率领伊州军队参加了保卫北庭的战斗。吐鲁番所出《唐开元四年(716)西州高昌县李慈艺告身》记西州高昌县白丁李慈艺参与瀚海军破河西、白涧等阵，被授勋上护军，同甲授勋者还有“西州石定君等壹拾壹人”，[16]证明西州军队亦参加了北庭保卫战。西州境内军民则在西州都督统率下，进行了全面的布防备御，吐鲁番阿斯塔那83号墓所出唐先天二年及前后有关军事文书业已充分证明了此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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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西州军队除保卫北部边疆外，还承担南下抗御吐蕃之使命。吐鲁番阿斯塔那108号墓出有《唐开元三年(715)西州营典李道上陇西县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等文书三件[18]，据朱雷先生研究，这是关于开元二年(714)由西州府兵组成的“西州营”随伊州刺史、伊吾军使郭知运南下陇右抵御吐蕃入侵的文书[19]。这一揭示充分表明，伊、西二州军队虽驻防西域边陲，仍有南下保卫陇右、河西之责任。《册府元龟》卷133《帝王部·褒功二》载[20]： （开元）三年三月，郭虔瓘为北庭都护，累破吐蕃及突厥默啜，斩获不可胜记，以其俘来献，玄宗置酒劳之，及将士等并赐帛。 郭虔瓘身为北庭都护，驻防北庭，破东突厥默啜实有其事，破吐蕃则于史无征。所谓“累破吐蕃”，可能是指郭知运率伊、西二州军队南下御吐蕃之事，因为当时伊、西等州兵由郭虔瓘统辖，郭知运是其麾下，战功显然由主帅郭虔瓘统一申报，所以才会出现郭虔瓘破吐蕃之记载。 据《文苑英华》卷417苏颋撰《授阿史那献特进制》[21]，献为“招慰十姓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节度巴(已)西诸蕃国、左骁卫大将军摄鸿胪卿、上柱国、兴昔(亡)可汗”。制文时间大致在开元二年破都担之后[22]，知阿史那献当时权力极大，统辖整个西域军政。开元三年五月，阿史那献转赴北庭，与北庭都护汤嘉惠联手对付东突厥。此时的阿史那献，仅有“可汗”、“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名号，已不再依法节制整个西域军政[23]。汤嘉惠仅称“北庭都护”，而不称“北庭大都护”，似表明“北庭大都护府”的建制也已取消。阿史那献虽不再继续担任伊西节度使，但伊西节度使的建制依然存在，此点上文业已说明。问题是，伊西节度使治于何处？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注意到，至迟开元二年时，安西已有“四镇节度使”之设置。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年(714)闰二月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李思馆欠练事》残存3行，录文如下[24]： 欠练壹拾捌匹， 1 …………李思绾 更贰拾匹，计叁拾 捌匹 2 ……□被四镇节度使牒，令 3 …………督判牒此等见 李思绾又简称李绾，桥本关雪藏开元二年闰二月五日蒲昌府所受文书中，即记有“李绾所负练，勒……典范阿祚领送州”，[25]又宁乐馆所藏《唐开元二年(714)四月十一日西州都督府牒蒲昌府为李绾替折冲王温玉游奕及索才赴州事》[26]，亦见李绾之名，知李思绾名隶西州蒲昌府，似为管理财务之官吏。从上揭文书残存内容分析，推测西州都督府接到四镇节度使牒后，责令李思绾将所欠38匹练交出由人送州。由2行“被四镇节度使牒，令……”一语足以判断，“四镇节度使”明显为西州都督府的上级机构。文书表明，开元二年时，安西已有“四镇节度使”之设置，但此事不见其他文献记载。据前揭《授阿史献特进制》，当时四镇有“四镇经略大使”，且开元三年（715）十月时，郭虔瓘官衔仍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27]并无“四镇节度使”之名号。“四镇经略大使”与“四镇节度使”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不管如何，“四镇节度使”能够向西州都督府发号施令，西州都督府对之也尊敬有加，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上下隶属关系。又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96号墓所出《唐开元七年（719）洪奕家书》载：“洪奕发家以来，至于西州，经今二哉（载），随身衣勿（物），并得充身用足，亦不乏少。右被节度使简充行，限开元七年五月一日发向北庭征役……”[28]韩香考证认为，文书中的“节度使”即时任安西节度使的汤嘉惠[29]。按洪奕乃驻防西州的士兵，却被安西四镇节度使调往北庭征役，说明西州亦为四镇节度使所节制，这与前揭开元二年的情况是相一致的。而此时西州正属“伊西节度使”所管辖，因此，“四镇节度使”与“伊西节度使”之间当存在某种关联，很有可能二者即是一名二称。又前揭《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记“（开元）十九年，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合并之后的节度使总名“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北庭”名继续存在，“伊西”名则由“安西四镇”名所替代，也表明伊西节度与安西四镇节度之间是有联系的，二者可能等同。果如是，则“伊西节度使”实即安西四镇节度使，治于龟兹。之所以一直沿用“伊西”之名，是因为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四镇地区，还包括伊、西二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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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史那献主政西域的数年间，既任北庭大都护，又兼四镇经略大使，说明北庭已升格为大都护府建制，与安西大都护府并列为西域的两大军政中心。此时的西域军政，皆在阿史那献的统一节制之下，属一元化管理体制，这显然与唐朝力图重建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有密切关联。 众所周知，北庭都护府于长安二年（702）成立后，即与安西大都护府携手共同管理西域地区民族事务，但从二者级别看，安西为主、北庭为辅的西域边政管理格局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唐朝有加强北庭府职能的意图和倾向。中宗景龙四年(710)，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就曾一度改隶北庭都护府，《唐大诏令集》卷130载景龙四年《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载[30]：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心坚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晋卿；终而逐虏之功，永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碎叶镇守使由北庭都护吕休璟所担任，表明碎叶已改隶北庭。王小甫先生认为，唐朝在西域组织的三次金山道行军，都是为了征发突骑施为首的西突厥诸部，以抵抗东突厥的西侵，而突骑施牙帐附近驻有唐军，碎叶改隶北庭，对于兴发唐军及西突厥诸部抵抗东突厥西侵有积极作用[31]。我们注意到，此前的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由安西大都护郭元振所担任[32]，景龙四年，则改由北庭都护吕休璟所担任，且四镇之一的碎叶镇亦改隶北庭，表明唐朝开始对西域边防体制有所调整，即强化北庭都护府的职能，使其承担起管理天山以北地区民族事务的职责[33]。此后，唐朝以阿史那献为北庭大都护兼瀚海军使，提高并强化北庭的地位，使其与安西大都护府并列成为西域的两大军政中心，主要也是为了解决天山以北地区的西突厥十姓问题。 但开元三年后，随着北庭大都护建制的取消，唐朝对西域的管理，又恢复到从前以安西为主、北庭为辅的格局。此时的安西与北庭互不统属，西域边政呈二元分治格局。据《唐大诏令集》卷63苏颋撰《加郭虔瓘食实封制》[34]，开元三年十月时，郭虔瓘官衔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不仅如此，他还加摄“御史大夫”衔[35]，威权极重。这一情况，当与此年安西辖境出现问题有关，《通鉴》卷211开元三年十一月条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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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又，一万征人行六千余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时姚崇亦以虔瓘之策为不然。既而虔瓘卒无功。 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使廓州还，陈碛西利害，请往察其形势；上许之，听以便宜从事。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 据此分析，问题有二：一是安西境内出现某些骚动，故郭虔瓘要募兵予以讨击；二是吐蕃与大食联手攻拔汗那，影响到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显然，唐朝是在张孝嵩出兵西援拔汗那之后，才任命郭虔瓘为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的，而安西之所以出现某些骚动，可能也与张孝嵩出兵有关。因此，唐朝需要加强对安西地区的统治和管理。 开元四年正月，唐朝开始加强对西域军政的权力专控，实施亲王遥领边政大都护、节度大使之制，以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原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则为之副[37]。此后驻于安西的最高军政长官皆称为副大都护，而且，陕王嗣升遥领之职未及北庭，似表明当时的安西与北庭属二元分治格局。不仅如此，郭虔瓘执政安西期间，在对待突骑施苏禄问题上，与阿史那献及镇守使刘遐庆等意见不一，以致唐玄宗要亲自从中调停。《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二》载[38]：“开元五年六月，突骑施酋长苏禄潜窥亭障，安西东(都)护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乃遣使赍玺书慰喻之，并降书谓虔瓘及献曰……”《旧唐书》卷98《杜暹传》云[39]：“开元四年，迁监察御史，仍往碛西覆屯。会安西副都护郭度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按其事实。”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西域军政并非一元化管理体制，此种情况一直到开元十年（722）以后方有改变。 阿史那献以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使兼瀚海军使，统辖整个西域军政，开了安西、北庭合二为一、实施一元化管理的先河。此后设置的碛西节度使，亦节制整个西域军政，当源自于此。《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郎中条载[40]： 凡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其七曰碛西节度使，其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又有伊吾、瀚海二军，西州镇守使属焉。 举凡伊、西、北庭、四镇等地诸军，碛西节度使无不统焉，可见其权限之大。开元二年前后的阿史那献，正是拥有如此权限。问题是，碛西节度使成立于何时？其设置的目的何在？其后变化如何？等等，已有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松田寿男、佐藤长二位先生认为，碛西节度使成立于开元元年，阿史那献任碛西节度使在开元元年至开元七年之间（713-719）[41]。伊濑仙太郎先生则认为，阿史那献任碛西节度使的时间是开元二年的一、二月至同年六月之间，目的是平定都担的叛乱；杜暹于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九月之间（724-726）任碛西节度使，目的是对付突骑施与吐蕃的联手入侵；盖嘉运于开元二十七年七、八月至次年六月（739-740）任碛西节度使，目的是对突骑施发起最后的攻击[42]。薛宗正先生认为，碛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其后几度废置，初置时原本是对付大食，后来却演变成对付自身盟友突骑施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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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之所以认为碛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初年，主要依据如下三条材料： 1、《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44]： （开元二年）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执西突厥都担。 2、《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45]： 长安中，阿史那献为右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四年，以怀道为十姓可汗兼蒙池都护。未几，擢献碛西节度使。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以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 3、《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二年三月条[46]：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以上三条记载皆出自宋人之手，而多采唐国史、实录的《册府元龟》在记阿史那献平都担、克碎叶事时，并没有出现“碛西节度使”的名号，如卷133《帝王部·褒功二》[47]： 开元二年六月丁卯，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枭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孥及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属。 又卷358《将帅部·立功一一》[48]： 阿史那献为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开元二年，枭突厥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孥及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属。不仅如此，在苏颋《授阿史那献特进制》所列阿史那献各种官衔名号中，也未出现“碛西节度使”之名。另外，前揭《唐六典》所载碛西节度使“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颇值注意。此处四镇有焉耆，无碎叶，而焉耆取代碎叶成为四镇之一，乃开元七年(719)之事[49]。如果开元二年碛西节度使业已设置，则其所统四镇不可能有焉耆。因此，这一记载反映的只能是开元七年以后的事，碛西节度使的出现也只能在开元七年之后。 这里还须辩析《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中的一条记载，其文云[50]： （开元六年，718年）安西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治西州。 新表的这一记载不知依据为何，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存在若干疑问。前已述及，开元四年正月，唐朝开始推行亲王遥领大都护之制，以陕王嗣升为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原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则为之副，但亲王遥领实不出阁，边政仍由副大都护统领。按唐制，大都护府设大都护1人，副大都护1人，副都护2人[51]。上述记载先记“安西都护”，后记“副大都护”，这种官称顺序非常奇怪。如果“安西都护”是指“安西大都护”的话，其所领仅为“四镇节度、支度、经略使”，权力反而不如安西副大都护，这委实难以理解；如果是指“安西副都护”的话，其治于何处？没有记载。更何况先记“副都护”，再记“副大都护”，这种从低到高的职官记载也有悖常理。另外，从目前所见资料看，安西副大都护皆治于龟兹，从未见治于西州者。开元年间的安西副大都护，有郭虔瓘、汤嘉惠、杜暹、赵颐贞、王斛斯、盖嘉运等人，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皆在安西，而不在西州[52]。因此，《新唐书·方镇表》的这一记载实有问题，不能作为碛西节度使已有设置之依据。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唐书》、《通鉴》有关开元初碛西节度使已有设置之记载，是值得怀疑的，这不排除欧阳修、司马光等北宋学者把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理解为碛西节度使之可能。碛西节度使的正式设置，当在开元十二年（724），首任节度使为杜暹。其实，清人吴廷燮早已指出：“按自杜暹后，安西、北庭合二为一，后至盖嘉运又分。”[53]诚为卓识。《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二年条云[54]： 春，三月，甲子，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 这与《唐会要》卷78《节度使》所记相吻合，其文曰[55]： 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元六年三月，杨(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至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遂为定额。 所谓开元六年四镇“始有节度之号”的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不过。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之记载，与上揭《通鉴》所记开元十二年杜暹为碛西节度使正相吻合，表明碛西节度使之出现，乃在开元十二年以后。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安西四镇节度使最终固定下来，成为定额之节度使。 不仅如此，唐人亦明确称杜暹为碛西节度使者。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载[56]： 老人少时，以斗鸡求媚于上，上倡优畜之，家于外宫，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为吾子言者。老人见黄门侍郎杜暹出为碛西节度，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见哥舒翰之镇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龙，逾葱岭，界铁关，总管河左道，七命始摄御史大夫。 杜暹以黄门侍郎出任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并摄御史大夫，“始假风宪以威远”，权限非同一般。此前的西域军政长官中，加摄“御史大夫”衔的，似仅有郭虔瓘一例。而都护、节度使加摄“御史大夫”衔，其权力远比一般都护、节度使大。显然，唐朝此次任命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并加摄御史大夫衔，目的是强化其在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权力，所谓“假风宪以威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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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二年出现的碛西节度使，其权限统管整个西域军政，无疑是在此前的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使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值得重视，这就是张孝嵩和杨楚客。王小甫先生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推测开元十年(722)张孝嵩任北庭节度使的身份与唐朝西域军政建制的变化有关，很有启发性[57]。《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载[58]： 张嵩为北庭节度使。开元十年九月，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求救于嵩曰：“勃律之国，是汉西门，汉若失之，则已西诸国并陷吐蕃矣。都护其若之何?”嵩方开葱岭，既闻之，许诺，报曰：“国家西岳，久被声教。王忠勤之至，贯于神明，何彼犬戎，敢此凌侮!嵩忝司镇御，必不容纵，当整师徒，为王翦灭。”谨忙大喜。嵩乃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马步四千人赴援。昼夜倍道兼进。谨忙复乘势出兵，左右夹攻，吐蕃大破，杀其众数万，收其器械羊马等甚众，尽复其九城之胡。初勃律王来朝，上字之为子，于其国置绥远军。以地邻吐蕃，尝为所困。吐蕃每谓之曰：“我非谋于尔国，假尔道以攻四镇。”自嵩此征之后，不敢西向。 《通鉴》卷212系此事于玄宗开元十年八月癸未，未记开葱岭之事[59]。又《新唐书》卷5《玄宗纪》记：“（开元十年）九月……癸未，吐蕃攻小勃律，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败之。”[60]则张嵩即张孝嵩，开元十年为北庭节度使[61]，但小勃律王没谨忙称其为“都护”，此都护不知是北庭都护，抑或是安西副大都护?据吐鲁番阿斯塔那226号墓所出《唐开元十年(722)残状》载[62]： 1 右奉…………送前…… 2 宅上一……送杨大…… 3 州讫，谨 以状上。 4 开元十年…… 又同墓所出《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使文书》第4行记[63]： 4 ……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北庭都护□□营田等使上柱国杨楚客 文书整理者称：“本件纪年已缺，北庭都护杨楚客，检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未见，疑即本墓三《唐开元十年残状》中之‘杨大(夫)’，但无确据。”[64]所疑极有道理，因为斯坦因所获S.11458C号《唐开元十年三月残牒》[65]，即有“大使杨楚客”数字，文书上钤有“北庭都护府印”，表明杨楚客至迟开元十年三月已就任北庭都护。又据《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载，开元九年十月癸未，杨楚客因随薛讷等破吐蕃有功，由右威郎将升右领军卫中郎，并赏赐物200段，钱10万，银200两[66]。其被任命为“副大使”并“检校北庭都护”，当在开元九年末至开元十年三月之间（721-722）。 按文书“副大使”前缺数字，王永兴先生推补为“北庭节度”[67]，孙继民先生认为似可补“节度”等字[68]，薛宗正先生则认为文书所缺应为“碛西”二字[69]。细审图版，“副”前仅残存一撇“丿”，不可能是“西”字，“度”字则有可能。因此，推补为“节度”等字较合情理。既然杨楚客所任为“副大使”，那“大使”是谁呢？开元四年正月，唐朝开始在边疆推行亲王遥领大都护、节度大使之制，驻防西域的军政长官不可能拥有“节度大使”之名号，此名号只能由不出阁的亲王遥领，开元四年陕王嗣升遥领安西大都护、安抚河西四镇诸蕃大使，开元十五年（727）改领单于大都督护、朔方节度大使，延王洄则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70]。故开元十年在西域拥有“大使”名号的，很有可能仍是陕王嗣升。 杨楚客赴任北庭后，即加强对伊、西、庭地区的屯营田、和籴、市马、粮料的管理，敦煌吐鲁番所出开元十年、十一年屯营田及相关经济文书，可说明此点[71]。杨楚客的这些举措，恐怕不能视为一般简单之行为，当带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的目的，与张孝嵩开元十年开葱岭应是东西彼此呼应的。而且，杨楚客的官衔除“检校北庭都护”外，还带有“副大使”、“支度营田等使”之名号，与此前阿史那献以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使的情况颇相一致。换言之，杨楚客可能拥有统管整个西域军政的权力。果如是，则开元十年的西域军政中心已由安西移至北庭，此时的西域是一元化军政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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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把张孝嵩从北庭调往安西，使其开拓葱岭，乃是因张久在西域，熟知边政，而且他在开元三年(715)率军救援拔汗那，大破吐蕃与大食的赫赫战功[85]，亦反映出他是一位颇有作为的镇边名将。 在加强对葱岭地区军事控制之后，唐朝开始把主要目标转向四镇北面的突骑施苏禄。日本伊濑仙太郎先生认为，杜暹任碛西节度使，主要是对付突骑施与吐蕃的联手入侵；菊池英夫先生认为，唐碛西节度使乃是针对突骑施的侵袭而设[86]。所言皆有道理。 我们知道，突骑施苏禄政权是在娑葛被东突厥破灭之后复兴的，对唐王朝时服时叛。对此，唐一方面委之以高官厚禄，如《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记[87]： 开元五年，始来朝，授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却所献不受。以武卫中郎将王惠持节拜苏禄左羽林大将军、顺国公……为金方道经略大使。然诡猾，不纯臣于唐，天子羁系之，进号忠顺可汗。 另一方面，则对之多所防备。王小甫先生指出：“凡是他与唐‘和好’时，多半是他有事中亚时，唐朝则依仗自己在西域的强大军力，服则怀柔之，叛则攻伐之，这就是唐朝与突骑施苏禄的基本关系。”[88]所言极是。唐朝在开元十年开葱岭并兵援小勃律，加强葱岭地区的军事控制，目的就是要切断吐蕃与突骑施在西域东道的联系，迫使吐蕃不可能再借道小勃律攻打安西四镇，这样就能集中力量对付突骑施了。因此，开元十二年碛西节度使的设置，与此前之开葱岭，是前后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深刻体现了唐王朝的西域边防战略意图。而事实证明，唐朝的这一战略意图是成功的[89]。 开元十二年，杜暹为碛西节度使、安西副大都护，驻防安西，西域军政中心又由北庭转至安西。从杜暹对突骑施苏禄的态度，亦可看出双方的敌对关系。《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下》载[90]： 时杜暹为安西都护，公主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与暹，暹怒曰：“阿史那氏女，岂合宣教与吾节度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马经雪寒，死并尽。苏禄大怒，发兵分寇四镇。会杜暹入知政事，赵颐贞代为安西都护，城守久之，由是四镇贮积及人畜并为苏禄所掠，安西仅全。 《通鉴》卷213系此事于开元十四年(726)末[91]。按唐制，亲王、公主所用之公文名即称“教”。[92]唐以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下嫁苏禄，其所发之公文当然称“教”，但杜暹对此置之不理，并怒杖其使者，反映了其对突骑施苏禄之敌视态度。 杜暹在任期间，曾平定于阗王尉迟眺之叛。《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记[93]： 于阗王尉迟眺阴结突厥及诸胡谋叛，安西副大都护杜暹发兵捕斩之，更为立王。 据研究，开元十三年的这次于阗事件很可能是突骑施与吐蕃进行勾结的结果[94]。杜暹于开元十四年(726)九月入朝为相，赵颐贞继主安西，前揭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所记之“节度大使赵君”，即指赵颐贞。 至开元十五年(727)三月，西域边防体制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碛西节度使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成为伊西、北庭二元分治的格局，前揭《唐会要》卷78《节度使》即载：“至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新唐书·方镇表四》亦称：“开元十五年，分伊西、北庭置二节度使。”为何会出现这一变化，有待另文探讨。不过，这种二元分治的西域边防格局存在时间并不长，因为就在同年五月，唐在边疆地区全面推行亲王遥领大都护、节度大使制，由延王洄遥领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忠王浚（即原陕王嗣升）改领单于大都督护、朔方节度大使。《唐会要》卷78《亲王遥领节度使》载[95]： (开元)十五年五月，以庆王浑(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浚为单于大都督护、朔方节度大使……延王泗(洄)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 延王洄遥领之职，《唐大诏令集》卷36《庆王潭凉州都督等制》则记为“安西大都护兼四镇节度大使”。[96]不仅如此，他还兼领北庭“瀚海军经略大使”之职（详后）。由延王洄遥领“碛西节度大使”一职不难看出，伊西、北庭又重归一统，西域边防回复到一元化管理体制。因此，前揭《新唐书·方镇表四》记“开元十九年，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在伊西、北庭合二为一的具体时间上可能存在疑问。此点下文还将详论。 开元十五年五月西域边防体制的这一调整，当与这一时期吐蕃与突骑施联手入侵西域有关。《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春正月载： 去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 吐蕃于开元十四年冬进攻甘州，与突骑施苏禄攻围安西、掠四镇人畜近乎同时，很有可能双方事先已有进犯边境的合谋。开元十五年，吐蕃赞普亲征，攻陷唐之瓜州。《通鉴》卷213叙该年事极详，略引如下[97]： 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河西节度使王君㚟之父，进攻玉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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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戍，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录啜入贡。吐蕃之寇瓜州也，遗毗伽书，欲与之俱入寇，毗伽并献其书。上嘉之，听于西受降城为互市…… 闰月，庚子，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围安西城，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 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 可见，开元十五年，吐蕃曾引东突厥、突骑施寇边，尽管东突厥最终并未出兵，但毕竟会对唐西北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开元十五年的西域形势，敦煌吐鲁番文书也有明确反映。前揭吐鲁番所出《唐开元间西州都督府诸曹符帖事目历》总存28行，其中数行与军情有关，兹摘录如下：[98] 10 ……符为警固事 13 ……兵曹符为警固事 14 ……为已西烽火不绝警备事 16 ……为警固事 一符为访廉苏苏事 19 ……曹符为西夷僻被围警备事 24 ……为警固排比队伍事 25 ……警固收拾羊马事 27 ……□□贼事 文书的年代已被考定为开元十六年，其中所记“贼”，是指吐蕃还是突骑施，并不十分清楚但所言“警固”、“警备”，显然与开元十五年吐蕃与突骑施联手入侵导致边情紧急有关[99]。 据王小甫先生研究，此次吐蕃入侵西域的行军路线，走的是东道，即由图伦碛东南北上进入焉耆、龟兹境内。[100]而吐蕃首次从东线入侵西域，给西域唐军带来的的震动是很大的，尤其是作为唐朝经营西域根据地的西州，虽然在西、北、东三面都有军事屏障，但南面却门户大开，吐蕃从东线攻入焉耆、龟兹境内，对其构成的威胁是严重的，前揭西州事目历中众多“警固”、“警备”之记载，一定程度透示了这方面的信息。因此，加强西州的军事防御力量至关重要，天山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101]。敦煌所出的一组瀚海军事目文书[102]，也与开元十五年突骑施入寇有关。孙继民先生曾对这批文书有过详细透彻的研究[103]。文书多件钤有“瀚海军之印”，其中S.11459G号明确记为“兵曹司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印历”， [104]据此知该组文书的年代在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前后。文书提及当时在北庭的军队，有中军、前军、右军、右一军、右二军、左一军、左一等六军、左二军、南营、南营左军及诸守捉、行营等，孙继民先生认为北庭的这支军队由七军组成，其构成与唐代前期行军普遍实行的“七军”制密切相关。[105]其中S.11453L号中有一目：“董仵朗状为覆贼纵马付所由讫请公验事。”[106]此处“贼”是指谁呢？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所藏第12号、第32号文书，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第12号存5行，录如下[107]： 1 敕瀚海军经略大使 牒石抱玉 2 马军行客石抱玉年卅四宁州罗川县 3 斩贼首二 获马一匹留敦五岁 鞍辔一具 4 弓一张 枪一张 刀一口 箭十三支 排一面 5 锁子甲一领已上物并检纳足 (后 缺) 又第32号文书存3行[108]： (前 缺) 1 斩贼首一 获马一匹瓜父七岁 鞍一具 2 弓一张 排一面 枪一张 箭十支 3 右使注殊功第壹等赏绯鱼袋 （后 缺） 第12号文书背面还存有“牒检校北庭都护借紫金鱼袋阴。大使延王在内”2行文字。笔者曾据相关史料考证指出，“大使延王”，即指开元十五年五月担任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瀚海军经略大使的李洄，阴某则有可能是开元十五年至二十一年（727-733年）担任北庭都护的阴嗣瓌，文书所反映的战争当是开元十五年末北庭唐军参与反击吐蕃与突骑施联手入侵之战[109]。上揭敦煌所出瀚海军事目文书年代在开元十五年十二月前后，其中所提及的“贼”，应当是指突骑施，毕竟北庭唐军位于天山以北，主要是为了对付突骑施。 开元十五年，西域的军政中心似由安西又转至北庭。日本有邻馆所藏第39号文书存10行，是一件有关“都司”的牒文，内容非常丰富，兹引录如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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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司 牒阴副使衙 2 副使阴前别奏上柱国史帝赊 3 牒：得上件人牒称：先是副使别奏，近被曹司□ 4 □未出身人，遂被解退。帝赊见有上柱国勋 5 即合与格文相当，请乞商量处分。依检案 6 内者，今月四日得总管程元珪别奏姜元庆等 7 连状诉称：准格式 勅，合充别奏，请商量 8 处分者，曹判：姜庆等身带勋官，先充别奏，据式 9 解退后补健儿，矜其诉词，改补为傔，谨详式 10 例，别奏不取勋官，恭 称勅文 (后 缺) 本件文书与前揭第12号、第32号文书及瀚海军事目文书都有密切的关联，年代亦大致相当。菊池英夫先生、孙继民先生对此都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111]。拙文《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都司”考》[112]，通过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都司”记载的考察，认为牒文中“阴副使”即上文所说的阴都护，“都司”是指“瀚海军经略大使”设于北庭的最高综合管理机关，系仿效中央尚书省之“都司”而设。此“都司”代表着“瀚海军经略大使”，权限极大，北庭都护府、四镇节度使皆受其统一节制。这无疑表明当时的西域边防体制并非是伊西、北庭二元分治，而是“碛西节度大使”、“瀚海军经略大使”统一节制之下的一元化管理体制，而且军政中心已移至北庭。此种变化，当与吐蕃从东道入侵西域，唐朝需要加强西域东部防御力量有关，西州天山军的设置似可说明此点。由此也影响了此后西域边防体制的调整，开元末伊、西、北庭最终形成为一个整体，由伊西庭节度使统一节制，或与此不无关联。 开元十五年吐蕃与突骑施的联手入侵，遭到了西域唐军的有力反击，“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北庭唐军也取得了斩杀敌首、缴获各种战利品的胜利，伊州军队也加入了抗击吐蕃的阵营，《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二》载[113]： (开元)十七年三月，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张守圭、沙州刺史贾思顺领伊、沙等州兵入吐蕃大同军，大破吐蕃，驱剪不可胜纪。 唐军的反击，给吐蕃以沉重打击，史称：“吐蕃兵数败而惧，乃求和亲。”[114]从开元十八年到开元二十一年（730-733），双方使者不断，基本和好[115]。 唐蕃关系转向和好，又使唐能集中力量对付突骑施苏禄了。《旧唐书》卷144《来瑱传》载[116]： 父曜，起于卒伍。开元十八年，为鸿胪卿同正员、安西副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后为右领军大将军、仗内五坊等使，名著西陲。 又《新唐书》卷138《李嗣业传》称[117]： 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先登捕虏，累功署昭武校尉。 据前揭《唐会要》卷78《节度使》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已任安西四镇节度使，则来曜主安西的时间当在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之间。这一时期正是唐蕃关系处于基本和好阶段，故来曜的主要任务是对付突骑施苏禄。 关于来曜讨苏禄，史载不详。《文苑英华》卷917杨炎《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和)神道碑》记杨和曾“凡三破石国，再征苏禄”，[118]表明唐军曾两次征讨苏禄。按开元二十六年(738)盖嘉运为碛西节度时，曾率兵讨过苏禄(详后)，则来曜讨苏禄确有其事，且杨和曾参预其间。据《通鉴》卷213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玄宗宴之于丹凤楼，说明两国关系当时还未恶化[119]。因此，来曜讨苏禄的时间当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之间(731－732)[120]。来曜所任“安西副（大）都护、持节碛西副大使”一职，似表明当时的西域军政中心又由北庭移至安西，直至开元末。 到了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域边防又由一元化管理体制变为伊西、北庭二元分治格局。《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载[121]：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 实际上，早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后，四镇节度使至此“定额”化，伊西与北庭可能就已分开了[122]。但到开元二十三年(735)，情况又发生变化，同书载[123]： (开元二十三年)冬十月，辛亥，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突骑施寇北庭及安西拨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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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唐会要》卷78《节度使》记[124]： 至（开元）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移隶伊、西、北庭都督四镇节度使。 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开元二十三年十月辛亥正当二十九日，知《唐会要》此条纪年有误，诚如唐长孺先生所云：“旧玄宗纪二十三年十月辛亥称：‘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与会要为一事，知二十九年为二十三年之误，且都护讹都督，又脱一属字也。”[125]所可注意者，这里称“伊、西、北庭都护”，与过去所称“伊西、北庭二节度”有所不同，此前之“伊西”，一般多称节度，而开元二十三年的“伊西”不称节度，仅与北庭合称为“伊西北庭都护”。因此，这里的“伊西”应指伊、西二州，而非过去的“伊吾以西”了。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遂为定额”，四镇节度使走向定型化，伊、西二州则逐渐游离出来，在此情况下，伊西节度使似已废置，不复存在了。 次年十月，唐把伊、西二州及北庭都护调拨四镇节度使统辖，在西域实施一 yuan 化 军zheng 管 理 ti 制，目的是集中力量抗击突骑施苏禄的入侵。可见，四镇节度使统一节制西域军政，西域边防复归一 yuan 化 guan 理t i制，碛西节度使再次重置。关于开元二十三年西域边防体制由分而合的这一变化，还可以从张九龄《曲江集》中得到证实，是书卷10《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载[127]： 敕王斛斯：卿在西镇，军务烦劳，皆能用心，处置不失。顷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降虏生俘，所获过当。悬军能尔，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赏劳，在卿固合优奖，今授卿重职，兼彼领护，且复褒进，终为后图……万里之外，三军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权断。秋后渐冷，卿及将士已下，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据王永兴先生考证，敕文时间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今受(授)卿重职，兼彼领护”，是指同年授王斛斯太仆卿兼安西都护[128]。敕称“万里之外，三军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权断”，表明唐玄宗要王斛斯统一指挥和调动西域诸军，全权负责西域边务。又同书卷11《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载[129]： 敕碛西支度、营田等使兼知长行事、殿中待御史章仇兼琼……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忧，藉卿使车，兼有提振，不独长行、转运、营田而已……冬寒，卿比平安。遣书指不多及。 敕文时间，据考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冬天[130]。章仇兼琼时任“碛西支度、营田使兼知长行事、殿中待御史”，负责整个西域地区的支度、营田及长行转运等事务。在“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忧”的情况下，章仇兼琼能从中协调，使情况多有好转，显然与他任碛西支度、营田使之职是有关系的。那么，在碛西支度、营田使之上，应当还有统管整个西域军政的碛西节度使。复据成于开元二十五年（737）的《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131]，王斛斯时任“四镇节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护”之职，“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大使”则由延王洄遥领，而“四镇节度大使”又称为“碛西节度大使”，“四镇节度副大使”也可称为“碛西节度副大使”，可证当时西域确有碛西节度使之设置。因此，《曲江集》反映开元二十四年前后王斛斯统领西域军政大权的事实，与《旧唐书·玄宗本纪》所载的开元二十三年“移隶伊、西、北庭都护属四镇节度”，是相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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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庭节度使至迟开元十年已有设置(参前述张孝嵩事)，其初并不统有伊、西二州，《曲江集》卷10《敕北庭都护盖嘉运书》载[132]： 敕北庭都护盖嘉运：近得卿表，知旧疾发动，请入都就医。欲遂来表，虑有边要，万一失便，虽悔何追？且苏禄猖狂，方拟肆恶边城，经冬不去，西州近复烧屯，亦有杀伤，想所闻也……至如西州，近者有贼，其数无多，烽候若明，密与两军作号，首尾邀击，立可诛翦。何为当军自守，信贼公行，来有损伤，去无关键，岂是边镇之意也？且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贼共除，有患相救，万里之外，何待奏闻？……春初余寒，卿及将士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郭平梁先生认为，此敕时间在开元二十四年春初[133]。敕称“西、庭虽无节度，受委固是一家”，与前揭《敕碛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琼书》所言“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忧”意同，皆表明当时的北庭与西州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并不存在节度关系。但唐最高统治者业已充分认识到，此种关系并不利于西域东部边疆的稳定，所谓“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忧”是也。于是，西、伊二州此后逐渐转隶北庭，最终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在西域东部形成了伊西庭节度使。《新唐书·方镇表四》记[134]： （开元）二十九年，复分置安西四镇节度，治安西都护府；北庭、伊、西节度使，治北庭都护府。 《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冬十月条亦载[135]： 壬寅，分北庭、安西为二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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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首先在于安西四镇节度使走向“定额”化，伊西节度使不再设置，伊、西二州游离出来；其次，也是借鉴于“西、庭既无节度，缓急不相为忧”的经验教训。从此，伊州、西州、北庭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伊西庭节度使统一节制。 最后一任碛西节度使是盖嘉运，他在开元二十二年刘涣被诛后出任北庭都护，开元二十四年正月，曾率军击突骑施[136]。至迟二十六年，接替王斛斯任安西都护、碛西节度使[137]。《册府元龟》卷434《将帅部·献捷一》、卷964《外臣部·封册二》、卷977《外臣部·降附》俱记其为“碛西节度使”，说明盖嘉运是唐朝名符其实的碛西节度使[138]。他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擒俘突骑施吐火仙，次年三月入朝献捷，六月，被任为河西、陇右节度使[139]。碛西节度使最终完成了消灭突骑施政权的历史使命。所以，开元二十九年，西域边防体制调整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二元分治格局，碛西节度使从此废置，不复存在。《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742)春正月条载[140]： 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 天宝元年的这一西域边防格局，乃是在开元年间不断调整的西域边防体制基础上发展而来，尤其是伊、西二州，最初隶属伊西节度使，直至开元末才转隶伊西北庭节度使，这一变化只能发生于开元年间，并与当时的西域边防形势息息相关。此后，安西、北庭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安西都护、节度使的主要活动更多地体现在对四镇以西、以南地区的经营上，如开元末到天宝四载(745)，安西都护盖嘉运、田仁琬、夫蒙灵詧等曾三讨小勃律[141]；天宝六载(747)，高仙芝又再征小勃律，并最终取得胜利[142]；天宝十载(751)，高仙芝主持了与大食的怛罗斯之战，唐军大败[143]。而北庭都护、节度使则主要负责天山以北地区民族事务，如天宝七载(748)，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曾出兵碎叶，并毁碎叶城[144]；天宝十三载(754)，北庭都护程千里擒东突厥阿布思[145]；同年三月入朝献捷后，唐以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兼领伊西北庭节度[146]，封常清权兼二镇，勤于职守，有力地捍卫着唐朝的西域边防。但是，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西域边防形势发生逆转。从此之后，唐朝对西域的控制已无法回复到开、天时期的局面。 综上所考，所得结论大致如下： 第一、伊西节度使，乃唐朝先天元年于西域地区设置的第一个节度使。所谓“伊西”，并非是指伊、西二州，而是指“伊吾以西”。伊西节度使统辖范围为伊、西二州和四镇地区，并不包括北庭。阿史那献以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领伊西节度使，节制整个西域军政，主要目的是重建唐对西突厥十姓故地的统治，虽开启了西域地区一元化军政管理体制的先河，但存在时间不长，并不代表碛西节度使的产生。 第二、至迟开元二年设置的四镇节度使，管及西州，与伊西节度使当存在某种关联，二者很有可能为同名异称。开元二十一年以前出现的“四镇节度使”、“安西节度使”、“安西四镇节度使”等名，其实质皆与伊西节度使无异，二者似可等同。 第三、碛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十二年，首任节度使为杜暹，权限极大，统及整个西域军政，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突骑施苏禄，也兼有防御吐蕃入侵西域之责。其间于开元十五年三月至五月、开元二十二年四月至二十三年十月有过两次短暂废置，但时间皆不长。至开元二十七年，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灭突骑施、俘吐火仙，最终完成了消灭突骑施政权的历史使命。此后，碛西节度使废置，不复出现。 第四、至迟开元十年北庭节度使设置后，唐朝在西域的节度使只有两个：其一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其二为北庭节度使。伊西与北庭的分合，关涉碛西节度使的置废，二者合则碛西节度使置，西域边防属一元化军政管理体制；二者分则碛西节度使废，西域边防呈二元分治格局。其间的几度分合，皆与西域边防形势息息相关。过去中日学者多把伊西节度使理解为节制伊、西二州的节度使，是有疑问的。如果如是理解的话，则西域岂不存在安西、北庭、伊西三个节度使了吗？三者关系为何？恐怕无法解释清楚。 第五、开元年间，西域军政中心曾几度由安西移往北庭，但大多数时间仍在安西，这主要还在于安西承担着北抗突骑施、西防大食、南御吐蕃的重责，故节制整个西域军政的碛西节度使主要治于安西。而且，安西的最高军政长官多由北庭长官迁转过来，如郭虔瓘、吕休璟、汤嘉惠、张孝嵩、盖嘉运等，皆先为北庭都护，后则转迁安西大都护或副大都护，未有一例从安西长官转为北庭长官者，这也反映了安西在西域地区的中心地位。相对而言，北庭的边防压力远没有安西大，虽在阿史那献主政西域的数年间曾升格为大都护府建制，但大多数时间皆为一般都护府建制，其地位当然不如安西。 第六、开元二十一年以前，伊、西二州受四镇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节制；开元二十一年以后，随着四镇节度使走向“定额”化，伊、西二州逐渐从中游离出来，伊西节度使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不复设置。至开元末，伊、西二州纳入北庭管辖之下，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伊西北庭节度使统一节制。从此，安西、北庭有了比较明确的职能分工，分别管理天山南北地区的民族与边防事务，有力地捍卫着唐朝的西域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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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至14楼内容出自《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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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姐姐辛苦了，整理这么多资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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