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日
格尔木统计：红柳枝挥就的蓝色音符
■ 本报记者 邓艳青& 通讯员 金飞跃/文&&&
&&& 格尔木作为一座城市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1953年，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用手中的红柳枝拐杖勾勒出格尔木的最初坐标，随着石油开发、西藏基地的建立、农垦事业的发展，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大军陆续加入柴达木人的行列，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演绎出一部辉煌的开发建设的英雄史诗。&&& 2014年，格尔木地区经济总量占青海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3.8%，占海西州的比重为56.9%，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一片正在升腾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上，活跃着一支队伍，他们忠实地记录着格尔木的过去，并监测现在、预测未来。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经济发展走势屡屡驶出计划轨道，当中国步入新常态，格尔木亟待做出结构转型时，他们脚踏实地、深入调研，给出适时、精准的发展方向；当一些地方因发展落后，需要帮扶时，他们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就是格尔木统计人。不等不靠& 锤炼队伍&&& 格尔木市统计局长期受困于人员少、基层基础薄弱、调查单位多的现状，2012年，新班子上任后，他们不等不靠，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柴达木精神，主动作为，提升队伍的凝聚力。&&& 格尔木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是世界辖区面积最大的城市，海拔高、地域广，涉及基层单位近3000家，个体户近1.2万余家。内地人到高原地区，爬二层楼都会“气喘吁吁”，而统计工作又是一个对时间要求特别苛刻的专业，所以高原统计人的艰苦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幅员辽阔，他们到距市区500公里的唐古拉镇指导工作，一般都要两天的时间，要住在当地，海拔4000米以上。“要带着氧气瓶上去，不然真睡不着觉”，农调队队长薛玲说。&&& 人是发展的内生动力。他们着力从机构、编制上下功夫，多次向党政主要领导、编委领导报告统计部门的实际情况，工作要求，提出增设格尔木农调队、普查中心，得到重视，最终增设了两个机构、增编9人，达到在编人员16人。另外，争取同工同酬及公益性岗位人员6人。同时，统计局党组还在干部的提拔上充分发扬民主，尊重民意，健全民主管理模式，优化人才配置，即通过民主选拔科级领导干部及主任科员。现在享受副科以上待遇的人员占在编人数的43%，激发了干部干事的主观能动性。&&& “8+1”政策，给格尔木统计人提供更高的发展平台。格尔木市是副地级市，为支持其经济发展，青海省统计局大力推行了“8+1”政策，即省局各处室在会议安排、业务培训和数据核算等方面，格尔木与各地州市享受同等待遇。“员工去国家、省上培训的次数多了，眼界也宽了，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局长王启基说。&&& 管理是一种规则，也是一门艺术。格尔木市统计局以“争创全省统计工作一流水平”及“争创全市政府各部门前列”为目标，以求真务实为核心基石，用科学严谨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开拓创新，辛勤工作，统计事业取得了较大成就，用数字和图表绘就了格尔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光辉篇章。在2014年，也是格尔木建政60周年，他们出版记录统计奋斗史的《荣誉册》，记录集体的荣誉及每个成员的奋斗历程：格尔木统计局自成立以来，获得国家级荣誉19次、省级56次、州级的先进单位荣誉百余项；有15人次获得国家级先进，33人次获得省级先进。一枚枚奖牌、一张张证书，记录着统计工作获得的荣誉与认同。谈起荣誉册，每个人都充满了自豪感，年轻人也有了奋斗的目标。“这是几十年来统计人孜孜不倦，为格尔木的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结果，我们应当牢记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了解这些成绩创造的过程，是为了更好地鼓舞和激励后来者。”王启基说。&&& 现在的格尔木统计人练就了一身的本领，为政府宏观决策拿出最给力的分析报告，为扶贫帮扶拿出最实用的举措。脚踏实地& 优质服务&&& 统计是社会经济的“温度计”，为了更好、更充分地发挥统计服务发展的作用，格尔木市统计局秉承“市场经济发展到哪里，统计就反映到哪里；党政领导决策到哪里，统计就服务到哪里”的理念，奋力实施统计服务质量提升工程。&&& 他们将统计融合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以“有为”求“有位”。领导案头、信息网络、专题报告……他们的数据资料、分析文章、咨询建议时常可见，成为反映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和权威部门。格尔木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原来经济总量少，上马一个大企业，就能有较高的增速，前些年一直保持在20%以上。在全世界、全国都面临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受市场影响比较大，经济在逐步下行。“面对这种情况，领导不适应，要求加大分析力度。我要求一定要分析到位，要说清楚，在严格执行国家报表制度的基础上，把当前形势分析透彻，争取领导理解。”王启基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服务领导、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根据他们的不同需求，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措施。按月向市政府汇报经济运行情况，按季在全市经济运行分析会上通报情况，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工作重点，为市委、市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掌握经济运行情况，对全市经济进行宏观决策和指导提供了科学依据。每年，撰写《统计简报》近200期，形成统计分析、调研文章40篇以上，各类信息及动态在全市信息报送中位居前列。按月编印《格尔木市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提要本，内容涵盖了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运输、财政、金融等各个方面，即整合了各项统计资料，又方便查阅使用，起到了“小年鉴”作用。每年年初及早搜集、整理、撰写、发布统计公报，及时满足各方对统计资料的需求。搜集、整理出版了《奋进中的格尔木》、《格尔木五十年》、《格尔木三十年巨变与辉煌》等资料。这些丰富的统计信息，为企业及时了解经济形势的变化，判断市场发展的方向，科学组织生产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统计服务；为公民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提供了全面及时的信息服务；为外界了解和认识格尔木提供了重要窗口。此外，为配合市“两会”的胜利召开，每年编印《“两会”服务统计信息资料》统计画册，直观地介绍了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与取得的成绩，为各委员和代表参政议政做到心中有“数”。出台《格尔木市统计局信息工作任务分解及考评办法》，将统计信息的撰写任务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年初将任务落实到人，定期通报任务完成情况，年终进行考核。&&& 积极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把国家局、青海省局发的关于宣传统计法的文件及早转给主管领导并积极沟通。“给统计局长的一封信”、“给调查对象的一封信”等都给主管领导一份，并强调其意义。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的提法，及省局局长侯碧波关于新常态的一系列论述，给市领导进行了专门汇报，并提出建议，力主把2015年的目标定低，尽量符合实际，避免攀比，这些对领导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统计的环境宽松多了。&&& 急政府所急，帮助达标企业“升规入统”，得到政府的认可。2015年，按照州政府《关于百户中小企业培育成长工程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全市万名干部入企服务活动”，各专业人员对企业生产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进行跟踪，对于已达到升规条件的企业，及时采取统计政策解读、资料申报辅导等方法，辅助达标企业及时入统。&&& 如何反映市委、市政府“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战略的实际效果，是摆在统计人面前的硬骨头。他们在深入研究国家统计局相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依据，为全面评价格尔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好导向作用，他们针对当地大企业占经济总量多的特点，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分析，对一些资源型企业，提出“一企一策”的政策，为企业、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系列的措施使统计地位明显提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海军在格尔木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总结表彰会议上指出：“统计工作不仅仅是政府统计部门的职责，更是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任务。要以‘超越统计’的思维，跳出狭义的统计思维模式，充分整合、发挥政府综合统计和部门统计两方面的力量，站在更高、更宽、更深的角度，构建‘大统计’的工作格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勇对统计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统计是实行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的基础工作，是指导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宏观调控和监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门以主要领导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的方式，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统计工作的重要性，把统计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和解决统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现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要会议要求统计局参加，并听取其意见；全市重要决策、规划出台之前先咨询统计部门的意见，在有关工作调研时要求统计局派人参加，特别是明确要求各项经济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工作统计局必须全面参与，并坚持以统计数据为准。统计参与决策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充分反映出服务型统计深入人心。定点帮扶& 建功立业&&& 从2011年开始，格尔木市统计局牵头开展定点帮扶，帮助团结村发展，为全市发展排忧解难。&&& “帮扶是投入不多，见效快，只要给思路，就容易发展起来，关键是要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王启基带领干部职工把这项工作做得风风火火。&&& 2012年格尔木市统计局作为牵头单位开展“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活动，共协调党政军企共建资金154万元，用于乌图美仁乡团结村村容村貌整治项目，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新建院墙1931.2米，安装大门27座，团结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党政军企共建示范村”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的表扬。&&& 2013年，结合乌图美仁乡小灶火灌区高标准农田水利土地整理中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筹措帮扶资金3.6万元，为团结村新建17公里水渠制作和安装43个节水阀，团结村的农田水利设施得到改善。同时，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调动广大村民的积极性，为团结村购买了表演社火和秧歌的新服装30多套。&&& 2015年，提出了调整种植结构的建议，确定帮扶项目，落实帮扶资金。为团结村种植结构调整项目筹措资金120万元，全村95%的土地种植了枸杞。为种植结构调整后续项目（枸杞采摘工住房、枸杞晾晒床等项目）引进、协调资金80万元；为格尔木市胖嘟嘟生猪养殖合作社项目协调资金累计50万元。同时，协调引进技术人才6人，在团结村租地种植枸杞。通过项目建设，村民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 通过帮扶，团结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种青稞，每亩收入700-800元，自从种植了黑枸杞后，收入增加了10倍，原来的村里空荡荡的，现在，年轻人都回来了，有了生气。农民生活条件好了，小孩都到市里来上学了。”村委会主任刘存良说。
[近期推荐]
[联系我们]
新闻热线：（010）
广告热线：（010）
发行热线：（010）
举报电话：（010）中国产业报协会产业报行业报新闻道德委员会举报投诉电话:010-举报投诉邮箱:为民生 抒民意 解民忧 新闻热线:
投稿信箱：
当前位置：&>&&>&
班丽霞――一位拥抱世界的行者
来源：中国音乐评论网&&&编辑：班丽霞&&&&&&作者：班丽霞
　　――旅美作曲家梁雷创作与观念评析
　　近几年来，笔者一直比较关注西方现代音乐和中国当代音乐的创作，试图寻找当代作曲家能够立足世界的独特姿态。2000年，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第一次聆听旅美作曲家梁雷的作品音乐会，遂感觉他的音乐风格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我国的其他作曲家。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似乎蕴含着对艺术、对人生、对宇宙的深刻思考。在音乐创作极尽复杂与晦涩的当代，听到这样雅洁、沉静的音乐，不免心生惊奇。
　　梁雷1972年生于天津，父母梁茂春、蔡良玉教授都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他4岁习琴，6岁就常以“乱弹琴”的方式即兴作曲，共有数十首钢琴小品问世。1990年，梁雷赴美留学，先后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哈佛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十几年的留学生涯中，借助美国大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和活跃的文化氛围，梁雷不仅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文人文化传统，也了解到更多样的世界文化传统。美国高等学府重视全球文化视野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教育理念，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2007年7月，梁雷正式受聘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副教授，成为这所著名院校聘任的第一位华裔作曲家。
　　梁雷主要作品类型
　　自1992年至今，梁雷在美国先后完成了50余部作品，包括舞台、室内乐、钢琴、管弦乐、合唱、电子音乐等多种体裁形式，其中室内乐的数量最多。此间，他的作品曾由Arditti Quartet, Heidelberger Philharmonisches Orchester，Ying Quartet, Dinosaur Annex Music Ensemble, ALEA III 等著名演奏团体演出于世界各地。梁雷对音乐艺术的独特领悟、在文化上的广博视野及其作品中沉静、洒脱，充满诗性的艺术气质，都给演奏家和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纵览梁雷赴美之后的代表性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轻微 淡远 冥想
　　受佛教思想与文人音乐的影响，梁雷在年完成的作品中，主要追求一种“禅定”的状态，音乐平静、超脱，像是在展现一个冥想的过程。这类作品主要包括《园》系列（Garden，1996）、《反钢琴》（Against Piano，1999）、《湖》（Lake，为两支长笛而作，1999）、《延伸》（Extend，为管子与萨克斯风而作，2000）等。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冥想性的是《园之八》（为任何乐器而作），2000年梁雷作品音乐会给我触动最深的也是这首作品。美籍日裔钢琴家坂田勋 (Jon Sakata) 的演奏，充分挖掘了钢琴清澄、透明的音色，你能感到他在演奏时的动作与呼吸，已完全与音乐融为一体。《园之八》共分六章：天、地、东、南、西、北。乐曲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和声与织体，只有单音构成的线性旋律。旋律中的每个音符似乎都是独立的，弥散的，没有明确的方向，但给人的总体感觉确是似断还连，意蕴相融。尽管作品在序列手法和具体演奏上，借鉴了一些西方现代音乐的技法，但其轻微、淡远、空明的整体意境却是纯粹东方的。
　　作于1999年的《湖之一》（2004年修订）也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乐曲对“湖”的表现不是描绘性的，而是意象性的。由两支长笛分别勾勒的长线条，相互重叠、相互追随，线条之间的关系既非西方的对位，也非中国的支声复调，而是顺乎自然的延伸与交织。线条的长度和走向非常接近自然的呼吸，宁静、舒缓、绵长，能将听者引入一个自由冥想的空间。作品延续了《园》系列的线性思维，在音与音的关系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线与线的关系。2005年初次听到这首作品时，立刻让我回想起曾在西藏见到的圣湖――羊卓雍措。它像一条深蓝色的绸带蜿蜒在大山深处，雨雾萦绕下，湖面一片寂静，湖面之下更是深不见底、神秘莫测。在这样的景象面前，你会荡涤一切杂念静默相对，湖水会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你内在的自我。而《湖之一》同样唤起了我面对圣湖的感受。梁雷希望听者能“通过音乐贴近自己的心灵，找到更清澈、更本真的状态，并体会真正的自己是谁。”《湖之一》确实营造了这种意境和空间，且依然是以一种简洁的方式。
　　二、至静 至动 狂想
　　自2001年起，梁雷的创作突破了原有的淡定状态，开始尝试在至静与至动、有声与无声、强烈与脆弱之间，寻求新的、近似狂想的体验。这类作品主要包括羽管键琴曲《江户人的空想》（Some Empty Thoughts of a Person from Edo, 2001）、《潇湘回忆》（Memories of Xiaoxiang, 为萨克斯风和电声而作，2003）、《笔法》（Brush-Stroke, 为小型乐队（15位演奏家）而作，2004）、长笛独奏曲《阴翳礼赞》（In Praise of Shadows, 2005）及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Serashi Fragments, 2005）等。在这类作品中，梁雷曾思考过一个问题：“一个声音的建构能不能包容不同的时间流动、不同的文化感受、不同的声音色彩，而又有一种整合感?”早在1998年的作品《三月的殿堂》（March Cathedral）中，梁雷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并通过对过去几部作品片断的整合（如《京剧独白》（Peking Opera Soliloquy, 1994）、《园之六》、《园之八》、《园之九》、《音阶》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近几年的创作中，这种在对比中寻求整合的做法已越发成熟，主要表现在材料与形式的对比更加多样，更趋极端；整合的效果也更倾向内在精神与意蕴的统一。例如，在《潇湘回忆》中，模仿女子“鬼哭”的京剧韵白（令人联想到窦娥冤）、象征湖南地域与人文历史的古琴曲《潇湘水云》片断、代表湖南道县古老民族与民俗的瑶歌曲调、为纪念作曲家莫五平而采录的他生前留存的歌声，以及表征当代与作曲家自我的电声音响，诸此种种在色彩、表情、符号及时空特性上极端对比的资源，都在一种哀怨、孤独、遥远的回想中整合为一体。在这些材料中，梁雷对现成曲调的借用非常独特。以瑶歌和古琴曲为例，他既没有整段借用曲调作为主题，也不用现代技法进行展开，而是只用短短一句片断，将两种人文内涵完全不同的素材纵向并置。当这一片断在耳边掠过之际，就像瞬间定格了永恒，古老而遥远的气息会一直萦绕心中，挥之不去。
　　创作思维与观念
　　上述两类作品，尽管在内在张力和表层气质上有明显区别，但在创作思维和风格语汇上却是一脉相承。梁雷在谈及《园之八》与《笔法》的异同时，曾用过“种子与树”的比喻。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说明两类作品的关系：前一类作品听起来“就像冬天落尽了树叶的大树在静静地呼吸”，后一类作品则可以听到“大树在春天长出了新叶，成千上万片树叶在风中呼吸的声音。”这说明，无论“大树”外在的状态有何变化，其根基和源泉都是一样的。在十几年的创作中，梁雷有着贯穿始终的创作思维与风格语汇，它们如同泥土和水源，不断滋养着他的“艺术之树”根繁叶茂。下文将对其创作思维的主要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述：
　　1、“单音复调”（One-Note Polyphony）
　　作为一位颇具文人气质的作曲家，梁雷对古琴音乐与文化有着深厚的兴趣和领悟。琴乐中的每一个音符，因演奏技法不同而产生的丰富细腻的色彩变化，给梁雷的创作带来深刻启发。通过对古琴音乐的声谱分析，他发现“每一个音符都如同一个十字路口，可以通往不同的音乐空间。”当代声谱乐派（The Spectral School）的创作，也让梁雷对音色的复杂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为此，他尝试在作品中依靠乐器组合的各种可能性，来构建单个音符的色彩转换。在不同乐器间交换的每一个音符都像一个流动的网络，拥有自己复杂的声谱，他将其称之为“单音复调”。“由看似简单的旋律表层构成的前景，镶嵌在不断变化的背景中。”为了让这些单音具有生命的气息，梁雷希望“演奏家们能将每一个音符都视为一个亲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全神贯注的交流。”这种“单音复调”的创作思维与勋伯格试验的“音色旋律”（Klangfarbenmelodie），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区别。两者都强调音色的表现力，但前者立足于由单个音符的色彩转变形成类似复调的织体，后者则力求以不同音色的连续来构成类似旋律的线条。“单音复调”体现出梁雷对东方线性旋律与西方多声织体的融合与突破。
　　以室内乐《笔法》开头4小节为例，双簧管在三连音之后奏出了一个绵长的f2，与之同时演奏此音的还有玛林巴和颤音琴；两拍之后，钢琴拨奏出八分音符的f2，并以踏板延续；又一拍之后，单簧管进入，紧随其后的还有长笛、第二小提、中提和第一小提。在新的音色陆续加入的同时，玛林巴与双簧管的声音早已悄然消失。除中提琴之外，上述所有乐器都在先后或同时演奏f2。在短短不到3小节的过程中，f2的音色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变化。不仅如此，作曲家对每件乐器的力度都有极端细致的要求，几乎每一拍都在改变，因而每个声部中的f2的色彩也在持续转变。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典型的“单音复调”。尽管处在前景中的音高是线型的、简单的，但背景中的音色却在纵向与横向的维度，形成极其复杂的“复调”织体。乐曲是受国画启发而作，但与古琴音乐的意韵也是相通的。乐曲中“至静”与“至动”的极端对比，也似琴乐中“急若繁星不乱，缓若流水不绝”的艺术效果，体现出作曲家对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领会与贯通。
　　2、旋律的翱翔与呼吸
　　在梁雷的构思与写作中，旋律线条的塑造一直占据首要位置，这也是他区别于西方现代作曲家的一个方面。然而在对旋律的运用和理解上，他又不同于大多数华人作曲家。在华人作曲家的作品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无论采用的技法如何艰深，表现的意境如何玄奥，总要留出一段熟悉优美的旋律主题以满足大众的审美期待。像谭盾《鬼戏》中的“小白菜”、盛宗亮《中国梦》中的“小河淌水”、陈其钢《逝去的时光》中的“梅花三弄”等。而在梁雷的成熟作品中却是找不到这种旋律的。他有意避免旋律的传统句法、易唱性和它一目了然的民族性，而是更关注旋律本身的姿态、呼吸和一种“抽象的美”。他对旋律的这种理解正是基于他对中国与东方传统艺术的深刻认识，包括蒙古族音乐与印度哲学的影响。
　　梁雷对蒙古族音乐的热爱由来已久。少年时期，他就受到蒙古族音乐学家乌兰杰的熏陶，对蒙古族长调格外痴迷。在蒙古族音乐中，梁雷钟爱潮尔大师色拉西()演奏的科尔沁长调。蒙古人将他们音乐中的旋律比拟为“翱翔在天宇中的雄鹰”，有时在高空盘旋，有时则突然调转方向、俯冲而下。受此启发，梁雷创作的旋律也有一种“翱翔”的姿态――优雅、自由、出人意料。在创作过程中，他会先为每个旋律片断择取一个音高空间，然后任由旋律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展开，不受任何传统句法与结构的束缚。在《笔法》中，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翱翔”的旋律，先是逐级上升漂浮在很高的音区，然后突然出现一个甚至两个超越八度的下行。
　　梁雷还十分重视旋律中的呼吸状态。古印度哲学家龙树菩萨（Nagarjuna, 150-250 CE）在《大智度论》（Maha-prajna-paramita-sastra）中对呼吸的观想与分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龙树菩萨论及了16种不同的呼吸状态。梁雷在此提出的问题是：“旋律，能否用最精确的细节来量化如此精微的过程？能否像呼吸一样，既是自由的、松弛的，又是迫切紧要的、必然的？”带着这个疑问，梁雷很多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成为他观想、分析自己呼吸的过程。在《潇湘回忆》中，他利用萨克斯来度量自己的呼吸，其长短、深浅、快慢、停顿、犹疑，在旋律上都有丰富细腻的表现。尽管作曲家对于时值、力度、表情的记谱非常精确，但音乐听起来却是自由的、自然的，仿佛根本没有小节线的存在。此外，梁雷还通过音乐中有声与无声的辩证关系，深化了对呼与吸的理解。《潇湘回忆》中有多处无声的片断，就像呼依赖于吸一样，有声也依赖于无声。梁雷相信，“无声所表现的不是一种空白，而是一种至关‘生死’的连续。”
　　3、“隐蔽的代码”（secret codes）
　　梁雷的很多作品给人的印象，都是一种自然、弥漫、随性的状态，那么，他是否真正放弃了对整体结构的控制呢？如果不是，他的控制力又从何而来呢？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梁雷最常采用的是一种自由的序列手法，明显受到巴比特（Babbitt）等作曲家的整体序列音乐影响。如《园之六》和《园之八》就是由基于数字“6”的各种序列构建而成：乐曲共有6个“乐章”、每章有6行乐谱、每行有6个音符、6个时值，全曲采用6种特殊技法。因为《园之六》要求6支萨克斯风同时演奏6个乐章，因此就形成了6个线条的重叠，并要求在6分钟内完成演奏。除此之外，乐曲不同乐章之间也有密切联系，如“地”与“南”的音高序列是互为反向的；“天”和“东”的音高与节奏序列也是互为反向的。这在理性层面上，进一步增强了结构的统一。与“6”有关的序列构思还体现在《园之九》、《迷楼》（1999）和《笔法》中，前者的“石头”部分与后两者的“叫喊”部分，都取自印尼巴厘岛卡恰舞曲（Kecak）的节奏素材，梁雷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了独特设计，每一个单位拍都包括6次“敲击”，属于“密度”（density）层面的序列安排。并且，整段音乐在节奏上形成一首逆行卡农，即节奏的数列安排，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完全相同的。
　　《笔法》中除了这段“叫喊”部分，其他与数字“6”相关的因素还包括：全曲共有6种不同的速度，最慢的是每分钟28拍，最快的是168拍，恰好是前者的6倍；乐曲前半部分（第1-64小节）主要借用了《园之八》第四章“南”的六音音列（E, D, A, F, B,#F），后半部分（第65-123小节）则采用其他六个音（bA, G, C, bB, bE, bD），两个六音音列的关系正好符合巴比特序列音乐的“配套”原则。
　　在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中，梁雷还采用了另一种结构方式――“姓名代码”。因这首作品是为纪念潮尔音乐大师色拉西而作，梁雷就根据在发音上最接近“色拉西”的音名“sol, la, xi”为代码构建了全曲。由G, A, B（包括它们的变化音形式）组成的三音音组，既是贯穿全曲的主导动机，也是构成旋律与和弦的基本细胞。尽管在其贯穿、发展、变形的手法上明显受到序列音乐的影响，但其具体音乐形态却与蒙古族潮尔音乐中的头音、持续音、泛音、拖腔、甩腔、颤音等特性因素融为一体，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独特感受。
　　在笔者看来，这些“隐蔽的代码”多是从理性创作的层面，为作品提供内在结构力。如果没有作曲家本人的提示，或对乐谱作细致分析，很难发现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听众能否觉察出这些代码，也不一定是作曲家创作的初衷。无论结构手法如何精致、巧妙，都不过是表现精神意蕴的手段而已。对于听众而言，他们对于作品统一性的认识完全出于感性。梁雷作品中具有诗性气质的总体韵味，就是音乐统一性的存在，把握住这种韵味也就把握了整部作品。此正所谓艺不在声，而在声外之韵也。
　　在多元文化传统中寻求独立
　　梁雷是一位文化兴趣十分广泛的作曲家和学者，他在文化上的广征博览与深厚积淀，无论在当代青年人中间，还是作曲家中间都是比较少见。听他的作品，看他的文章，都能感受到他对多种文化艺术的深刻领悟。这些领悟转换成他的音乐语汇，构成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与音乐是梁雷风格语汇的主要来源。多年来，他曾在美国剑桥和周边浓厚的文化与学术氛围，以及华人学者中间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还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中国文化典籍，甚至还曾将其中喜欢的部分书籍一本一本地手抄下来。相信在国内外所有学习或从事音乐专业的华人中间，能像梁雷这样沉下心来研习传统文化的并不多见，这也是我个人最钦佩他的地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与领会，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内涵已渗入他的思想与血液之中，其作品对中国文化意蕴的体现，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毫无附庸风雅、故弄玄虚之感。无论是古琴、京剧、昆曲，还是国画、书法、建筑，梁雷总能经过自己的思索将其融会贯通。例如，著名京胡演奏家倪秋平（1905~95）生前与梁雷是忘年之交，两人经常一起谈论各种传统艺术。倪秋平曾评论清代邓石如的书法美学观点：“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认为在音乐演奏中应该反其道而行，即“密处可使走马，疏处不使透风”，意思是说密而不乱，疏而不松才是演奏的至高境界。倪秋平的这番阐释给梁雷的触动很大。其辩证思维让他对国画、书法等艺术的特性，以及至静与至动的对比统一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梁雷音乐语汇的另一来源自然是西方文化与音乐资源。迄今为止，他先后在美国学习、生活了17年，无论对西方现代音乐还是古典音乐都相当熟悉。除接受正规的学院派教育之外，梁雷还曾参加过现代音乐的大本营――德国达姆施塔特的暑期学习班，其作品中的结构手法与简约风格都深受序列音乐的影响。在第一种类型的作品中，梁雷还采用过预置钢琴（如《反钢琴》）、空间音乐（如《圆之九》）、不确定音乐（如《圆之八》）的形式，对于电子音乐手段也从不排斥。但无论采用哪种技法形式，梁雷都经过自身的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表现特定内涵的有效手段。当然，西方文化和教育给梁雷带来的还远不止这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他领会了什么是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拥有一种多元的世界观。
　　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我们还能听到一些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西方的声音，它们来自世界音乐文化，是梁雷音乐中的重要新质之一。例如，《园之六》的八音音列对爵士乐和声的运用；《江户人的空想》引用日本筝与朝鲜伽耶琴的音色与音调素材；《湖》与《阴翳礼赞》借鉴波斯音乐的旋律发展手法，以及上文提到的《圆之九》与《笔法》对印尼巴厘岛卡恰舞曲的模仿，等等。梁雷对世界音乐，尤其是亚洲音乐的熟知，源自他多年致力于亚洲传统音乐的学习、钻研与保护。
　　从上述创作思维和音乐语汇中可以看出，梁雷的创作既有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发掘与继承，也有对西方现代音乐技法的学习和借鉴，体现出他对多元文化与音乐传统的兼收并蓄。更重要的是，他对各种文化传统的认识从未停留在表层，而是力求深刻透彻，通过不断钻研和思考，寻找其最本质的精神与内涵。同时，在实际创作中，他又不满足于对各种文化传统的追随、模仿和借鉴，而是通过现代的、完全个性化的诠释，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可以说，先以十二分的认真研习各种文化传统，再以十二分的勇气突破各种传统的束缚，正是我在梁雷的学习与创作中发现的逻辑。
　　在全球文化日趋多元的今天，中国及所有亚洲作曲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即如何在创作中处理多元文化资源的关系。对此，梁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两种截然相对的处理方式：一种来自武满彻，强调不同资源的矛盾、对比；一种来自朱践耳，强调在扎根中国的基础上，将不同资源进行“合一”。而梁雷的处理方式与这两位前辈作曲家都有不同，他更强调不同资源的“有机并置”。他将不同的素材资源视为“镜子的碎片”，每个“碎片”都自然折射出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在对这些“碎片”的使用中，他所关注的既非表层的多样性，也非风格的本土性，而是个人的独创与独立。在这方面，梁雷曾对陈寅恪先生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表示认同，其本意就是不刻意追求所谓的民族性和现代性，“不因为根植于中国文化就用它贴标签；也不因为接受西方文化就依赖它，”而应在继承各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新音乐的土壤》一文中，梁雷曾写道：“真正的‘现代性’是什么？是对人的个性独立的崇尚，是尊重个人不为社会的压力而放弃对自己理念的追求。”广纳全球文化，寻求个性独立，梁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将他看作一位拥抱世界的行者，正走在属于他自己的路上。
初审编辑：责任编辑：刘鲁民
大众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1、大众网所有内容的版权均属于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未经大众网的书面许可，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大众网的各项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不得把其中任何形式的资讯散发给其他方，不可把这些信息在其他的服务器或文档中作镜像复制或保存；不得修改或再使用大众网的任何资源。若有意转载本站信息资料，必需取得大众网书面授权。
2、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大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3、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大众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本网转载其他媒体之稿件，意在为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如稿件版权单位或个人不想在本网发布，可与本网联系，本网视情况可立即将其撤除。4、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30日内进行。
Copyright (C)
& . All Rights Reserved
大众报业集团主办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