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
天水郡因“天水湖”得名。南宋《妙胜院敕碑》明确记载“天水湖”在“天水县茅城谷”(今甘肃礼县红河镇草坝村)，并言“其水冬夏无增减”，此与南朝郭仲产《秦州地记》所载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纠正《水经注》关于“濛水”水系的误归。“茅城谷”即“昧谷”、“卯谷”、“禺谷”、“西谷”，因濛水(峁水)得名。《妙胜院敕碑》的发现，证实了《水经注》所载“旧天水郡治”、“上邽县故城”、“西城”皆在峁水河谷。这为揭开“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和探讨古地名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
妙胜院敕碑 天水 茅城谷 昧谷
天水、陇南地区气候温润，生态环境多样，具备童年阶段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条件。这一带是中国远古神话人物伏羲、女娲、黄帝、刑天、大禹相关传说的流行区，又是羌戎民族的活动区，更是春秋战国时期引领西北社会发展的嬴秦崛起之域。地名是人们对不同方位、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特殊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天水、陇南地名如西(西垂)、昧(昧谷)、秦(秦亭)、天水、邽(邽山、上邽)等，无不蕴含古老的历史文化痕迹。然而，关于这些地名的地望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新发现南宋《妙胜院敕碑》记载了“天水湖”的确切位置，这为揭开“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和探讨古地名文化内涵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 《妙胜院敕碑》释考
《妙胜院敕碑》，又称“妙胜廨院碑”、“南山妙胜院赐额牒”，今存甘肃省礼县红河镇草坝村妙胜院。南宋庆元二年(1196)刊石。碑纵95厘米，横51厘米。敕碑由两部分组成，上层为《妙胜院赐额牒》，额书“大观敕书”四字，字径约10厘米;其下镌刻北宋大观元年(1107)九月的敕牒文书9行，满行7字，字径4厘米，末行小字书年月，字径2厘米;下层为《妙胜院记》，28行，满行26字，字径2厘米。现将碑文释读如下：
尚书省牒，南山妙胜院惠应殿牒。奉敕：
宜赐“惠应殿”为名。牒至准敕。故牒。
秦州南山妙胜院，敕额古迹。唐朝贞观二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湖”，至本朝太祖皇帝登位，于建隆元年将“昭玄院”赐敕皇改“妙胜院”;“天水湖”改“天水池”。其水冬夏无增减。至乾兴元年真宗皇帝登位，本院铸钟一颗。于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经略周浡夜梦本院降龙尊者具天水池，特奏朝廷，奉圣旨每年遇天宁圣节，许度僧一名。至大观元年，秦凤路久愆雨泽，经略陶节夫奏，八月十二日降御封香，令侧近祈祷于天水池，佛殿焚香，翊日，甘泽滂沾三赤有余。本州奏朝廷，九月六日奉圣旨降到，敕皇天水池佛殿，可赐“惠应殿”为名，蠲免诸般税役。间岁，赐紫衣或师号一道。至宣和元年，经略郭思切见本州冬夕久旱，于惠应殿祈祷有感应，特奏朝廷。宣和三年正月十九日奉圣旨，将惠应殿系祖宗昌英郡望之地，改“法祥殿”，专令护持“天水灵泉无穷”一面给付中，尚书省牒已将敕先次给付讫，请一依前项圣旨，指挥疾速施行，须专指挥右今帖南山妙胜院，仰详此照会。
奉议郎、签书节度判官。奉议郎、通判秦州军州使、龙图阁学士、左忠散大夫、秦州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使郭思。南山妙胜廨院在天水县茅城谷，有常住土田。至绍兴十四年，有檀信税户王楫同弟王宁，同男王光祖，孙王焘、王熙等，舍到院基一所，修立妙胜廨院，佛殿、法堂、三门、僧堂、厨舍共计三十余间，内有五百罗汉圣像，当尊慈氏释迦等圣像。至丙辰正月一日，将本院敕皇碑文再录于妙胜廨院立石。
庆元二年岁次丙辰正月一日辛巳朔。
住持主僧善登，前住持院主僧洪祥。
本院受业僧：善禧、善开、洪修、洪湛、洪满、洪晟、瑞珍、洪玉立石。
进士时日祥书。刊石匠吕全，石匠盖仲。[1]
敕牒，又称符牒，诏书的一种。宋元以来，寺庙多为敕建，寺院之额均由地方守臣陈请，朝廷下牒赐额。宋初由中书门下给牒，元丰后改尚书省给牒，皆宰执亲押。敕牒到后，各寺庙又常将敕牒摹刻于石，制成“石本敕牒”，公告世人。其摹刻时间不定，或数年后始刻，或百年后再镌，或一石一牒，或一石数牒。
由《妙胜院敕碑》悉知，妙胜院原名昭玄院，唐贞观二十三年(649)赐额“昭玄院”、“天水湖”。北宋建隆元年(960)，皇改“妙胜院”、“天水池”。乾兴元年(1022)曾铸钟一颗。元符三年(1100)经略周浡(綍)夜梦龙降天水池，奏朝，敕准每年天宁节(宋徽宗诞辰——十月初十日)允许剃度僧侣一名。大观元年(1107)，秦凤路经略陶节夫奏赐“惠应殿”为名;宣和初，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思奏改“法祥殿”。牒尾署衔二人，“中大夫守右丞徐”者即徐处仁。徐处仁，字择之，应天府谷熟县人。《宋史》卷二十《徽宗二》载：大观元年八月“庚申，以户部尚书徐处仁为尚书右丞”;十一月，“徐处仁以母忧去位”。[2]牒下于九月六日，时间正好相符。“司空左仆射”后留空。考《宋史》卷二一二《宰辅年表三》：“大观元年正月甲午，蔡京自安远军节度使依前司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魏国公。”[3]可知“仆射”后留空处省一“蔡”字。因敕牒重刻于南宋庆元二年，是时蔡京已罪为“六贼之首”，故石牒略去其姓氏。
周浡，“浡”或为“綍”之误笔。周綍，福建龙溪人。熙宁六年(1073)进士，元符二年(1099)累官广信军通判，迁户部员外郎，未几，出任秦凤经略司。崇宁元年(1102)知兴化军。[4]
陶节夫，字子礼，饶州鄱阳人，晋大司马陶侃后裔，第进士。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官，进虞部员外郎，迁陕西转运副使，徙知延安府。历青、秦二州。[5]
郭思，字得之，河南温县人，郭熙子。元丰五年(1082)进士。许光凝《林泉高致跋》称：“思，元丰中太学名进士，五年壬戌高等赐第，博学多才，自结圣知。”[6]由山东泰安《齐州灵岩崇兴桥记》获悉，大观二年(1108)，郭思“新差权通判岷州军州，管勾学事、兼管内劝农事、兼管勾给地牧马事”。[7]政和七年(1117)，“提举成都府等路茶事”。[8]宣和元年(1119)，以“中大夫、直宝文阁、管勾成都府、兰乐、秦凤等路茶事兼提举陕西等路买马监牧”。[9]《牒碑》云“至宣和元年，经略郭思”，可见宣和元年郭思已出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牒碑》所载郭思职衔为：“奉议郎、通判秦州军州使、龙图阁学士、左忠散大夫、秦州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使。”
(一)“濛水”与“天水湖”
关于“天水”地望，现存几种说法，分别为“平襄(通渭西北)说”、[10]“冀县(甘谷)说”、[11]“天水市区说”、[12]“南郭寺说”[13]及“天水市西南说”[14]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天水郡治所屡屡变迁，而郦道元《水经注》又将“洋水”(漾水)与“藉水”相混，把本属“漾水”支流的“濛水”误归到“渭水”支流“藉水”条下，从而造成了水系的混乱。《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载：“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封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迳上封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封，故封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15]
这段话关系到几个重要的水名和地名：藉水、洋水、濛水、天水、封山、上封县故城、天水郡旧治等。上封即上邽，封山即邽山。关于邽山、洋水、濛水三者的关系，首先见于《山海经·西次四山》：“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濛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又《山海经西次三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16]“丑涂”即今西和县之“仇池”。《淮南子》也说：河水出东北，洋水出西北。高诱《淮南子》注称：洋水或作养水。并说经陇西氐道，东至武都为汉水。《穆天子传》：“自赤乌氏北征赵，济于洋水。”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说“洋水，漾水也”。[17]许慎《说文解字·水部》：“汉，漾也。漾水出陇西豲道，东至武都为汉。”《水经》:“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
郦道元《水经注》引阚骃言：汉或为漾。漾水出昆仑西北隅，至氐道，重源显发，而为漾水。又说：“许慎、吕忱并言漾水出陇西豲道，东至武都为汉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诸川，无水南入，疑出豲道之为谬矣。”熊会贞疏云：“《大典》本、明抄本首二句‘漾’俱作‘洋’。”[18]而郦道元《水经注》所谓“藉水即洋水”，“洋”古本实作“氵旱”。[19]《说文》所载古洋水在山东：“洋，水出齐临朐高山东北，入钜定。”《广韵》也说：“洋，水名，出齐郡临朐县北。”对于郦道元的疑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解释是：“豲，各本作‘柏’，字之误也。今依《水经注》所引《说文》正。前志豲道属天水，后志豲道属汉阳，即天水也。豲道不属陇西，当作‘氐道’乃与汉志合。”
综上所述，《山海经》、《淮南子》之“洋水”即“漾水”，亦即“汉水”，今谓西汉水。顾颉刚先生曾指出：“《禹贡》作者的籍贯同《山海经》作者一样，可能是秦国人，因为他对于陕西、甘肃、四川间的地理最明白。”[20]顾说极有理，《山海经》关于濛水的记录非常精准。“藉水”即今藉河，东流经天水市至麦积区二十里铺乡汇入渭水。前文《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此段描述的是漾水支流——“濛水”，与藉水无关。《水经注》卷二十“漾水”条又载：
“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水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邱之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西谷水……又东南流，右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迳戎邱城南……又东北流，注入西谷水，乱水东南，入于西汉水。西汉水又西南，迳始昌峡，亦曰清崖峡。西汉水又西南，迳严备戍南，左则严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右则盐官水南入焉。”[21]
《山海经》、《水经注·渭水》所谓“濛水”、《水经注·漾水》所谓“西谷水”、“杨廉川水”、“茅川水”，说的实为同一水系，即今礼县红河镇南流入漾(西汉水)的峁水河。峁水河，又称峁谷水、冒水河、茅水河、卯水河。藉水与濛水关系十分密切，二水都发源于海拔2535米的龙台山。对照《山海经》，今天的龙台山正是古文献中的邽山所在。藉水(今藉河)出邽山之东，东流入渭，属黄河流域;濛水(今峁水河)出邽山之南，南流入漾(西汉水)，属长江流域。这在中国地理上是非常奇妙的现象，郦道元步履未及陇南，不明此理，遂有水系误归。
《妙胜院敕碑》的发现坐实了“天水湖”就在礼县红河镇草坝村。碑云：唐贞观二十三年赐“天水湖”，宋建隆元年改“天水湖”为“天水池”。《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颜师古注：“《秦州地记》云：郡前湖水冬夏无增减，因以为名焉。”唐《元和郡县图志》也说：“汉武帝元鼎三年，分陇西置天水郡。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取天水名。”[22]《秦州地记》由南朝宋方志学家郭仲产著，隋代以前亡佚，郭仲产另有《陇右记》、《仇池记》等，可见郭仲产曾亲履陇右。然而郦道元《水经注》影响范围更广，此后的方志及研究者皆把《水经注》所载渭水流域的“北城湖水”当作“天水湖”，以此寻找天水地望。“北城”或为“卯城”之误，因“北”与“卯”篆隶字形相近。
地因湖得名，湖是否又因水得名呢?濛水上游“六八图——费家庄”遗址有山名“天台山”，[23]河谷中段又有“天门”之地。因此笔者怀疑濛水或有“天水”之谓。《元丰九域志》便载为水名：“天水，《秦州记》云：郡有湖水，冬夏无增减，因号水名。”[24]何景明《雍大记》、[25]《大明一统志》所载正好与《妙胜院敕碑》铭文暗合。《大明一统志》还附有北宋蒋之奇所赋《天水湖》诗一首：“天水湖，在秦州南七里，其水冬夏无增减，天水郡以此得名。宋建隆初立宇其上，号天水殿，又以水疗疾有效改惠应殿。蒋之奇诗：‘灵源符国姓，丽泽应州名。地脉薰来润，云根出处清。’”[26]只可惜《大明一统志》将“秦州西南七十里”误作“秦州南七里”，致使此后方志以讹相袭。
(二)敦煌汉简《教诲诗》新考
天水郡置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永元十七年(105)更名汉阳郡。西汉郡治平襄(通渭西北)，东汉郡治冀县(甘谷)，但《汉书》、《后汉书》均未言及郡前有湖。笔者认为天水郡元鼎三年初置时治“茅城”(草坝村)，后移治平襄、冀县，移治的原因可能源于一场毁灭性的洪灾。敦煌汉简有《教诲诗》(或称《风雨诗》)云：“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槙到忘相加，天门俫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兮诚难过。”[27]
此简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哈拉淖尔湖岸T.22d烽燧(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号38号烽燧)西南侧灰堆中所获，斯坦因编号T.22d021，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董珊记录“该简长为240毫米，宽26毫米”。[28]关于此简名称和内容的论述颇多，由于不明“蒙水”所指，故各家释文分歧较大。木简中“非”，李正宇读作“排”，[29]张凤、李零释“飞”。[30]“蒙水”，张凤释“濛水”，[31]有理。“州流”李零先生读作“周流”，笔者以为不然。“州”作为地域概念出现较早，《尚书·尧典》中即有“肇十有二州”，《禹贡》篇中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制九州。《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但在《地理志》正文中仅见11州，天水、武都、陇西三郡并无归属。因此诗中“州”无需别释，指“天水郡”。“天门”，许云和称“此天门当指天水郡冀县天门山”，这与许先生所说的“蒙水即发源于凤凰山的罗玉河”相去甚远。[32]从诗意理解天门应在蒙水所经河谷;依地形考察，大约在今礼县红河水库拦河坝处。木简作者未署名，末句“兴章教海”，“教海”李零读作“教诲”，意即“发宪布令以教诲”，透露出作者身份可能是某郡太守。许云和先生曾提出“作者是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最高长官，故这首诗可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之类。现在可以将范围锁定在天水郡，如果要拟定诗题，则为《天水太守教诲歌》。简文描写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洪灾，它起于濛水，因“天门”狭小而积水成灾，冲毁城郭，殃及百姓。若天水郡治设于天水湖所在的“茅城”(草坝村)，必然毁于此次水灾。濛水泛滥，在《山海经·西次四山》中已经有所透露：“(濛水)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33]
据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批木简发现时归于一处，且都是东汉文书。从其著见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47)
十一月丁卯，最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67)九月十二日，时间相隔20年，《教诲诗》就应在这20年间抄成。从木简书写风格看，也符合这一时期的作品。问题的关键是，诗文书写字字独立，排列规整，但在首句第二、四字下便落掉“不”、“兮”二字，这让人匪夷所思，加上第二行所落的“之”字，共落下三字。仅凭首句落字这一点，就可以断定木简并非作者原迹而是后人抄录作品。许云和先生也认为是抄录作品，并进一步考证说：“这本是一首骚体诗，照理来说每句都应该有一个‘兮’字，但诗首二句、第四句、第八句有‘兮’字，其余句子则无之”，这是被抄者省去了。至于省“兮”的原因，一方面《汉书》就有类似例证，另一方面去掉部分“兮”字后文句显得更加简洁流畅。研究者一致认同《教诲诗》(《风雨诗》)的书写者为烽燧的烽率，而石明秀先生说是“东汉前期屯田戍边佚名士卒即兴创作的一篇无题汉赋”，[34]显然无理。《教诲诗》原作必然创作于抄录之前。
李正宇先生在《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一文指出：“余读此诗，虽见有‘风非沙’之句，却不兼涉‘雨’事，同‘雨’了无干涉，初觉其拟名未妥。进而细研读，方知此诗并非写风状雨的《风雨诗》，而是一首抒愤谕世之诗，其末句有‘兴章教诲’之言，因据以改拟其名为《教诲诗》。”[35]李正宇细腻、深邃的思辨能力让人钦佩，正如先生所言，诗文虽有洪灾场面，却与暴雨无关。谛审《教诲诗》，“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两句其实是对大地震发生时的描述，而此后的水灌城郭是地震在“天门”形成的堰塞湖突然决裂引起的。《汉书》卷九《元帝纪》载：“(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宫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山崩地列，水泉涌出。天惟降灾，震惊朕师……地动灾甚者无出租赋。”[36]
《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分析，西汉初元二年(前47)的陇西地震震级为6.75级，震中烈度9级，震中位于陇西东北。[37]虽然说“地震于陇西郡”，但震中无疑包括隶属天水郡的豲道县在内，那么天水郡被灾在所难免。然而《汉书》之《元帝纪》、《五行志》未直言天水郡受灾，或是在有意回避，因为在注重“谶纬之学”和“天人感应说”的汉代，郡治被毁是不详之兆。尽管如此，汉元帝还是发出“治有大亏，咎至于斯”的感叹。若笔者推断不误，则《教诲诗》当创作于初元二年(前47)之后。至于《教诲诗》内容为何出现在敦煌，许云和说：“应该是当时的某种人物传记，而最有可能是那些记录郡国名宦事迹的郡国之书，如耆旧、节士、名德及先贤传之类。”[38]在笔者看来，不能排除天水太守因郡治被灾谪迁敦煌的可能。张德芳《两汉时期的敦煌太守及其任职时间》一文以悬泉汉简为线索，梳理了汉宣帝至新莽时期近20位敦煌太守在职情况。悬泉汉简显示在位6年的敦煌太守“千秋”，于“初元二年十一月丁巳朔甲戌”被“敦煌大守恭”取代。“恭”守敦煌约3年，“初元四年正月”尚在位。[39]《教诲诗》极有可能是在这一时段敦煌太守“恭”回忆初元二年(前47)地震和洪水袭城之情景创作的骚体诗，并在边塞传唱。(三)关于天水家马鼎
礼县西汉水上游曾先后出土3件铜鼎，铭文皆有“天水”二字。天水家马鼎一，[40]出土于礼县永兴乡蒙张村。铜质，器高22.5厘米，口径22厘米。器腹近口及盖表分别凿刻篆隶铭文13字：“天水家马鼎，容三斗并重十九斤。”1996年夏，在距蒙张村不足20里的盐官镇近郊，又出土一铜鼎，铭曰“天水人家”，可惜已流失。近年，又在永兴乡文家村再次出土一尊天水家马鼎二，[41]此鼎与前述家马鼎形制相似，器高17.5厘米，口径14厘米，鼎、盖表各铸12字铭，曰：“天水家马鼎，容三斗并重十斤。”《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载：“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挏马。”颜师古注云：“家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戌事军国所须。故谓之家马也。”[42]据此知天水家马鼎铸造当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之前。近年陕西出土的秦封泥中有“家马”、“上家马丞”、[43]“下家马丞”、“泾下家马”等，[44]此为秦置“家马”之实物见证。三件天水铜鼎的出土充分说明“天水”地名最迟出现于西汉初年，其地在今天水市西南的天水镇及西汉水上游。赵逵夫先生《汉水、天汉、天水》一文指出：“‘天水’是汉代以前汉水(今之西汉水、东汉水的合流)的发源地。‘天水’之得名，同其地在汉水上游有关。秦汉时所谓‘天水’,并非今日天水市的秦州区(1950年至1980年代的专署或地区所在地天水市)，而是指今天秦州区西南七十里的小天水(天水镇)及其以西至礼县冒水河一带之地。”赵先生认为“‘天水’之名非始于西汉，而始于先秦时”。[45]其实，与草坝村同处西汉水上游的天水镇，自古至今一直保留着“天水”命名，唐宋时曾于此置天水县。《读史方舆纪要》载：“天水城，州西南七十里。汉上邽县地。唐初析置天水县，旋废。宋复置，属秦州。绍兴初，州没于金，分置南北二天水县，南天水县隶成州，北天水县亦羁附焉。嘉定初，并为天水军。九年，移于天水县旧治。”[46]今存天水镇庙坪村刊于北宋元丰六年(1083)的《天水县灵源侯封爵敕碑》有云“本州天水县界有太祖山湫”，另刊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的《秦州天水县灵源侯庙记》称：“天水县，南距邑仅百里。有山高而且峻，若倚天之孤剑者名曰‘太祖’。”[47]
三、“昧谷”、“西”及西县故城
《妙胜院敕碑》云：“南山妙胜廨院在天水县茅城谷。”礼县南昇钧先生收藏、草坝村出土、镌刻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裴俊夫妇买地券文》也称草坝为茅城谷，其碑文曰：“维大宋利州西路成州天水县马邑社茅城谷居住河东郡裴俊，以嘉泰元年三月初九日殁故，龟筮协从，相地袭吉，于本县本社茅谷地名成家平安措宅兆。”
“茅城谷”又叫“茅谷”，此与古文献中所载“昧谷”、“柳谷”、“细(西)柳”、“禺谷”、“西谷”应为同地，因濛水(峁水)得名。《尚书·尧典》云：“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孔安国《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史记·五帝本纪》于此亦作“昧谷”，但《集解》引徐广称“一作柳谷”，又《周礼·天官·缝人》郑玄注引《尚书》作“柳”，章太炎以为“柳谷”古文原作“卯谷”,今文作“柳”,其改为昧谷者,自康成(郑玄)始。“冒”、“昧”、“蒙(濛)”、“卯”等字音义密切相关，可视为同源字，古相通。昧，《说文·日部》：“昧，爽，旦明也，从日未声，一曰闇(光线不明，同‘暗’)也。莫佩切。”《玉篇·日部》：“昧，冥也。”《广韵·队韵》：“昧，暗昧。”冒，《说文·冃部》：“冒，冡而前也，从冃从目，古文冒，莫报切。”《小雅·广诂》：“冒，覆也。”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蒙之字今皆作‘蒙’，依古当作‘冡’。”冡，《说文》：“冡，覆也，从冂豕，莫红切。”“冡”即“蒙、濛”之初文。《易·蒙》：“山下出泉蒙。”卯，《说文》：“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陈直《读金日札·柳》：“杨柳得春气之先，最早冒地而出，金文‘柳’字从‘卯’，正合此义。”[48]
《尚书·尧典》反映了唐尧命羲氏、和氏观测天象及制定历法的情况。和仲氏在昧谷主要观测日没时间，并通过黄昏时观测四仲星之虚星，“以殷仲秋”。《尚书·孔传》云“殷，正也”,意即校准仲秋。由此可见，当时的日、星观测已经比较规范、科学。不过，有学者认为《尧典》四仲星可能为殷末周初时所测之星象。《尧典》把它们记述成唐尧时代的天象，只是著述者的假托和附会。[49]
上古以来，人们的测日活动从未间断。和仲也只是校准仲秋，也就是说，在和仲之前这一带已经成为了先民西部测日的中心。《山海经·西山经·西次四山》云：“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郭璞注云：“日没所入山也，见《离骚》。”王逸《章句》：“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淮南子》：“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渊之汜。”《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走大泽，未至，死于此。”“禺谷”，即禺渊、虞渊，郭璞注云：“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联系王逸《章句》及郭璞注解，可知“禺渊、虞渊”正是“冬夏无增减”的天水湖。
祝中熹先生提出，《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羲“生十日”轮番运照的传说和《尚书·尧典》所载尧命主管祭日、测日的“羲和”四人的宾日、饯日活动，实际反映的是史前盛行的阳鸟崇拜习俗。阳鸟图腾部族的首领“羲和”当为虞夏时代东方“九夷”中的凤夷和阳夷的结合群体，尧命“羲和”四人中的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就是让和仲一支追寻太阳的归宿而西行，确定日落的“西极标位”点，一直到西方的“西”定居下来，和仲所宅之“西”就是秦汉时陇西郡的西县，也就是嬴秦早期活动的中心城邑西垂。[50]
“西”字本义正是与太阳栖止相关。《说文》云：“西，鸟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为东西之西。”王国维说：“西字实象鸟巢，即巢之古文。似当从在木上，而巛则象鸟形，篆体失之。”[51]蔡信发《说文部首类释》引鲁实先文，认为“西”字初文(卜辞和彝铭中)像鸟巢而不像鸟在巢上。[52]纵观“西”字诸形，甲骨文像鸟巢，金文、古籀或露鸟首，像鸟的栖止。天水放马滩秦简“西”已与今文字接近，至小篆于“巢”上增以鸟形。“西”字形演变始终未脱离“巢”形。谛审各家对“西”字形的分析，许慎、王国维、鲁实先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此三家理解依旧停留在表面。说“西”像鸟巢之形没错，关键在于这里说的“鸟”不是普通鸟，而是指三足乌——太阳。
上古人就是以太阳出、没的方位来定东、西方向的，因此时辰的朝、夕与方位的东、西合而为一。日落之夕亦为西，日出之朝亦为东。在更早的造字之时，人们关于东、西的观念当更是如此。所以，西字的本意是太阳栖止之所。先秦典籍出现的西垂、西犬丘、西畤等名词，其中“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与“东”相对的方位词，而是确切的地名。
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的秦公簋器盖各有秦汉间凿字一行曰：“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民国初年无“西南乡”的实际建制，其意即“天水西南某乡”，实在今礼县红河镇峁水河上游。王国维《秦公敦跋》云：“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邱。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53]秦器不其簋铭文“王命我羞追于西”之“西”，亦指秦西垂。[54]至东汉初西县县治已不在峁水河谷，其地仅存西城而已。郦道元《水经注》根据《后汉书·隗嚣传》、《后汉书·岑彭传》、《东观汉记》等记录了岑彭、吴汉围攻隗嚣、水灌西城的事迹：“建武八年，世祖至阿阳，窦融等悉会。天水震动，隗嚣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广死，嚣愁，穷城守。时颍川贼起，车架东归，留吴汉、岑彭围嚣。岑等雍西谷水，以缣幔盛土为堤，灌城。城未没丈余。水穿雍不行，地中数丈涌出，故城不坏。王元请蜀救至，汉等退还上邽。”[55]
《水经注·漾水》载：“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水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迳西县故城北。”“西县故城”即“西城”所在地，亦即“西”之地望。康世荣先生经实地考察认为,
犬丘(西垂)、西县故城就位于今礼县红河镇岳家庄、贾家庄一带。因为峁水河上源杨家寺一带分别有10条支流左右汇聚，中游的最大支流花石水，是由7条小流汇聚而成。峁水河的正流与花石支流两水均为东南流向，交汇于今红河镇东南，贾家庄正北、六八图村西南，形成一广阔的三角形平缓地带。此与《水经注》记载完全吻合。[56]雍际春《秦人早期都邑西垂考》也赞同康说。[57]
四、“邽”之地望及伏羲土圭测日
《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三家注《集解》云：“《地理志》：陇西有上邽县。应勋曰：即邽戎邑也。冀县属天水郡。”《史记》将“邽”、“冀”并提，秦武公于此二地最早设县，可见邽、冀为毗邻的戎居之地。2012年至2014年，由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探发掘。经过3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基本上可以确定甘谷毛家坪遗址为古冀县县治所在。[58]古冀县治所的发现，不仅对研究中国郡县制起源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判定古邽县的方位也有重要价值。
关于邽县故城，学术界尚存“清水说”、[59]“天水市区说”、[60]“天水市东北道区说”、[61]“天水西南说”[62]等多种见解。《山海经》说濛水出于邽山，“南流注于洋水”。《水经注》言濛水“迳上封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封县故城”即古邽县，其地约在峁水河上游杨家寺一带。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其中第一块木板A面有“封丘”地名，何双全释作“邽丘”，以为图中“邽丘”对应的是今天水市的“北道埠”。[63]曹婉如曾请教李学勤先生，对各图注记进行辨释，将何氏所释“邽丘”隶定为“封丘”。根据曹婉如的理解，“总图(图一)所绘是嘉陵江上游的两条水，一为西汉水，一为永宁河”。图二所绘“是渭河以南的西汉水支流”，“图上亭形建筑符号，或即陇西郡西县的位置。杨守敬《水经注图》，西县位于盐官水之东的杨廉川和茅川水之间，今峁水河在盐官镇之东，西县当在今杨家寺附近，与《汉书补注》所记亦合”。[64]
笔者赞同曹婉如对放马滩木板地图辨识，但不能说“邽丘”即西县，而应说“邽丘”即邽县故城才对。虽然邽县故城与西县故城相距不远，但毕竟不是同一座城池。
邽地因邽山得名，邽山又与伏羲氏土圭测日有关。
“圭”，甲骨文未见。《说文解字》：“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周礼·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许氏及《考工记》所说的圭，是指诸侯朝觐天子时所执的瑞信玉圭，即“珪”。许慎以为“珪”为“圭”之古文：“珪，古文圭从玉”，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圭”为“卦”之初文，“卦、挂、珪、邽”皆为“圭”之后起字。俞樾《儿笘录》载：
圭者，“卦”之古文也。“圭”之为“卦”，犹“兆”之为“ ”也。《卜部》：“ 兆卜，灼龟坼也，古文作兆”。盖“卦、兆卜
”字，古文作“圭兆”，其从卜者，后人所加耳。“兆”乃象形字，则“圭”亦象形字，古人之筮，必画地以识爻，然则古字作“圭”者，其下之“一”，象地也;其上之“十”，一纵一横，象画之形也。“土”上又作“土”者，象画内卦，又画外卦也。盖与“兆”并为象形字，而非会意字，因经传多段“圭”为“珪”，“圭”之本意为段意所夺，乃从卜作“卦”以别之。[65]
伏羲画卦实始于土圭测日。《周易·系辞传》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66]
土圭为伏羲氏首创。当时人民睢睢盱盱，不知东西南北，伏羲为其中的优秀者，于是自制土圭，测知日景之邪正长短，因而藉以别四方所向。伏羲之世，无所谓国邑，亦无所谓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先民聚为部落，强者智者，遂为酋长。伏羲竭其智力以土圭分别日月星辰，四方上下，初民了无知识，见伏羲有此异能，以为无上神圣，于是奉之为部落酋长。天下部落众多，也有部落闻风归服，伏羲即予以土圭以为往来信物标识。《武梁祠画像题字》载：“伏羲苍精，始造王(工)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论衡·正说篇》所谓“伏羲以卦治天下”。《白虎通·号篇》称：“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伏羲以土圭降服诸酋，诸酋既奉伏羲所赐土圭为其臣属，欲至伏羲之所述职者，必持土圭为凭证，否则伏羲必拒而不纳。沿袭既久，成为瑞信之物，此即后世天子封诸侯赐以命圭之始，亦即诸侯执所受圭以朝天子之由来。[67]《遁甲开山图》：“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路史》：“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开山图》又云：“伏羲生于成纪，徙治陈仓。又都于宛丘，故陈为太昊之墟。”此实言伏羲部落治所迁徙及扩展方向：仇夷(仇池)——成纪——陈仓——宛丘(陈州)。
位于秦州西南方向的天水湖测日点极有可能就是伏羲最早确立的。张远山先生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大胆提出：“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张先生大量列举秦安大地湾彩陶碎片及相关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甘肃天水一带创立的“连山”历法，以及“连山历”的东传与变迁。[68]
《直隶秦州新志》卷二《秦州山水》载有“太阳”、“太阴”二山，似乎也与伏羲画卦有关：“太阳山，南五十里，其上有新洞寺，有太阳洞若观火，有玉香洞。”“太阴山，南五十里，下有大蟒洞，上有妙胜寺。”[69]“太阴山”条所言“妙胜寺”即妙胜院，可见太阴山距天水湖不远。《易说卦传》云：乾为天，坎为水。“天”、“水”相合即为讼卦，看来天水命名还是与伏羲画卦关系密切。
西汉水干流及支流两岸一直都是古代先民休养生息之地。夏禹“嶓冢导漾”，周孝王时“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秦武公“伐邽、冀戎”，秦汉置盐官，有“西盐”封泥遗世。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5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西汉水上游及支流漾水河、红河等流域进行踏查，共调查各类遗址98处。[70]其中红河(峁水河)流域及与西汉水交汇段古遗址多达37处，杨家寺、红河镇、草坝乡(今草坝村)及盐官镇境内古遗址分布十分密集。行文至此，《水经注》所谓“五城相接”者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五城中三城位于峁水河谷，即“上邽县故城”(杨家寺)、“西城”(红河镇)和“北城”(疑“北”为“卯”之误，今草坝村)，另二城大约是指始昌城和卤城(盐官镇)。《后汉书·隗嚣传》言“嚣将妻子奔西城”，李贤注云：“西，县名，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水经注·漾水》称：“西汉水又西南，迳始昌峡，亦曰清崖峡。”可见，始昌城并非西城，而是位于峁水河与西汉水交汇地之西清崖峡口。任乃强先生指出：“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71]盐业生产不仅关系民生大事，而且具有极高的经济及军事价值。无论秦人崛起西垂还是隗嚣称王天水，也无论诸葛“六出祁山”还是氐杨建国仇池，盐官镇都是志在必得的经济、军事和交通命脉。朱绣梓《重修西和县志》卷二《舆地志》写道：“盐官城，一名盐井城，《通鉴》：汉武帝四年置盐、铁官，元狩中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时产盐之区皆置官，此地有盐井，故置盐官，城名‘盐官’义本于此。其城疑即置官时所筑与未可知也。三国时名卤城，即诸葛武侯败司马懿之处。”[72]
总之，天水、昧谷、西、邽之地望相对集中，无论字形还是字义都与土圭测日及伏羲画卦息息相关。南宋《妙胜院敕碑》有助于揭示相互之间的关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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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汉书》卷9《元帝纪》。
[36]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陕甘宁青四省(区)强地震目录》，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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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张德芳：《两汉时期的敦煌太守及其任职时间》，《简牍学研究》2014年第5辑。
[39]铜鼎今藏礼县秦文化博物馆。参见晏波，雍际春：《天水家马鼎的年代及其用途》，《文物世界》2013年第2期。
[40]铜鼎铭盖今由礼县马建营先生收藏。参见田佐：《话说西汉水》，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41]《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
[42]周晓陆等：《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43]周晓陆等：《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44]赵逵夫：《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9《陕西八》，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35页。
[46]此二碑铭分镌于一石阴阳二面，今存天水镇庙坪村灵源侯庙碑廊，碑名由篆额识得。其中《秦州天水县灵源侯庙记》，“因碑损字迹模糊，故觅工补葺以原字样重镌”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
[47]陈直：《读金日札》，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48]王胜利：《〈尚书尧典〉四仲中星观测年代考》，《晋阳学刊》2006年第1期。
[49]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2页。
[50]王国维：《释西》，《观堂集林》卷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51]蔡信发：《说文部首类释》，欣德复印社2007年版，第104页。
[52]王国维：《秦公敦跋》，《观堂集林》卷18，第447页。
[53]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页。
[54](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20，第1686页。
[55]康世荣：《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56]雍际春：《秦人早期都邑西垂考》，《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57]宋喜郡：《毛家坪遗址应为秦武公所设冀县县治》，《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8日，第5版。
[58]徐日辉：《上邽何处寻》，《兰州学刊》1985年第2期。
[59]岳维宗：《古上邽考辨》，《兰州学刊》1986年第2期;薛方昱：《中国最早设置的邽、冀二县考》，《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苏海洋：《秦国邽县故城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60]雍际春、李根才：《段谷与上邽地望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61]田佐：《也谈“邽”地地望》，《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6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
[63]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
[64](清)俞樾：《儿笘录》，《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95页。
[65](汉)郑玄：《周礼郑氏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6]鲍鼎：《释圭》，《说文月刊》第二卷合订本，说文月刊社1943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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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清)江费廷：《直隶秦州新志》卷2《秦州山水》，《中国方志从书》第563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71页。
[6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7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71](民国)朱绣梓：《重修西和县志》卷2《舆地志》，1947年刊本。
( 作者:蔡副全，陇南师专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书协会员，甘肃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陇南市书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