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逐鹿陕川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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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陕川康[转]
文章提交者：cda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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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胡宗南图占华北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关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我已经在“关内辽东一局棋”．“酒畔谈兵录”及“金陵残照记”三书里详细地写过，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我在“金陵残照记”中虽略为提及，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更几乎未曾涉及。而当年的陕北之战，关系固颇为重大，经过亦最具戏剧性。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举世瞩目，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战略政略，都具有惊人的远见；一方面则侥幸进侵，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自欺欺人，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两相比较，实在很有意思。当时，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但他的对方，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甚至于“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后者这种预见，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证明它的正确。他们自延安撤出后，只以二万余人，与胡宗南的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宜川之役，进退攻守，诡变时十分诡变，厉害时十分厉害，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而他们的首脑中枢，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运筹算断，指挥如意，料则屡中，战则屡胜，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而且意义深长。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兵力日多，权势日大，组织日密，信任日专，军、特务自成一套，装备供应优居一等，人力财货积聚特厚，凡此种种，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狂妄不可一世。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几乎料则必错；战则必败，不断地兵歼将毙，手下四五上万人，两三年问，由陕北而陕南，由陕南而川北，由川北而川西，一败再败，一逃再逃，志大才疏，情况狼狈，究其实际，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而他的最后结果，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所以，胡宗南的溃灭经过，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上述种种，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而本书的开头，却要从日本投降，胡宗南进军华北、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八年，胡宗南这位“福将”，没打过几次小仗，已经“完成任务”。其时，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准备“受降”，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与伪军联络。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在八月十二、十三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之后，门致中即派其“总部”的“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蒋在重。庆上清寺“官邪”接见邵青时，叮嘱道：“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一方即令胡军东进。另一方面，胡宗南在军事上，亦赶紧作好部署。其准备是：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河人晋，循同浦路、正大路向北，沿京汉路烽进保定．北平、天津受降；迈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为此，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李文挺进华北，窥伺察绥，第一师去晋南，董别留关中，高双成踞陕北，祝绍周、文朝藉、谢辅三等守陕南；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等候时机成熟，立刻进驻北平。只要看看他这一番“壮志雄心”，就可以明白：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借收复失地之名，劫夺胜利果实，大肆扩张势力，不止逐鹿中原，且欲独霸北国。于是，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从――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遂于八月下旬，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陆，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临汾北进。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本来驻在甘肃定西，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刽指挥。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到陕后立即改由演关渡河北进，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示，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胡说：“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行动愈快愈好。”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驻在陕西商县，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因又问胡：在该军北开时，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胡说：“你们先渡河，十二师暂留兰州，第七师归还建制。你到山西运城后，另拨部队归你指挥。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目前形势很好，到了华北大有可为。那时候，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扩大反共势力，增加个人资本，调兵遣将，有急如星火之势。。这一来，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山西是他的老巢，也是他的好地皮，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他正要恢复自己的“失地”，拿口自己的“钱柜”，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人山西，虽云只是假道而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反客为主？是以半推半就，疑虑重重。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但阎表示：“抗战八年，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大军过晋，粮袜补给和交通运输，均感困难。”总之，支支吾吾，表示并不乐意。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矛盾一直存在，这不必细说；而在抗战期间，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军、师长）李名鼎、陈光斗、李涛、李德庵、王辅等等，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车校第七分校，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凡此种种，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人晋，心中的疙瘩，自然只有增加。因此，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沿途加以阻挠。阎军的高级军官，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你们军队过山西，最好不要进入城市。如需要进城，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处此情势之下，胡军的前卫负责人，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过晋纯属假道，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不会有误。请王靖鼠鬼告阎锡山。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已经是十月，那时阎锡山也已口到太原，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阎才假意示诚说：“你们来得快，很好。河北需要部队接防，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你俞：是我们的前方，我们是你们的后方。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你们需要什么，可以告诉我。”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而事实上，胡军为了假道问题，用电报、人员往。协商，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才算勉强解决。于是，胡部乃得开往北北，十月底，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包括第四十军、第八军、第三十军，沿平汉路北上，亦已侵入，到达磁县附近。蒋介石本以为可趁“接收”、“受降”的名义，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消灭解放军。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在侵入汤阴、磁县等地之后，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结果在邯郸地区，被歼了七万多人，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师长多人，均被活捉。在情况紧张时，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第十六军不敢再进，乃又缩回石家庄．本来，在马法五被歼之前，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马被俘后，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系平汉路．正大路、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又是军事要点、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人解放军之手，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李文办理受降之后，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石家庄防务，即由第三军担任，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罗历戎接受任务后，其防务地区划定为：东至寞城，南至元氏，西至井隆，北沿平汉路到望都。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加强工事，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增设碉堡，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战争就继续进行。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问，石家庄至保定铁路，望郡、新乐和正定的交通，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随后正定解放，十一纵队被歼，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且于是役被俘。在他们被歼之前，井隆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被迫放弃外围据点，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到此，交通只依赖于空运。马法五的命运，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蒋介石为了打气，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学生）派空军到石家庄，．举行陆、空联合演习，借以鼓励士气。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还乡团”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加强血的镇压。同时，罗历戎又将各县“还乡团”加以组合，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加强装备，”以充实地方武力。•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组成一个天主教营，经过军事训练后，发给武器，归军部参谋处指挥。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雷震远是国际间谍，与雷鸣远一样，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事业”的家伙，与“军统”的关系密切。他们在中国，利用教徒深入各地，搜集情报。抗战期间，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随他们一道前往，随时传达情报。“军统”去前方的便车，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一九四①年六月，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雷死时，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昂贵的捕木棺材，可见他们与“军统”关系之深。一方面因为与胡宗南的关系，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所以他们与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与第三军的人来往，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情况，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组成天主教营，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第二回局势紧张 蒋介石急开会议援兵不到 罗历戎终于被俘罗历戎的第三军踞守在石家庄，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听说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的部队有来攻的消息，立即请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兵增援，北平方面只答允从十六军二十二师中，抽调一个六十六团空运前去。另一方面，罗历戎又将被困情况电报西安胡宗南，请求设法援助。但其时，正当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之后不久，主力完全被粘在陕北，再也不能动弹。而且李纪云旅在延安东北的青化泛被歼，李被活捉；麦宗禹旅在延安以北的瓦窑堡附近被歼，麦亦成了俘虏。此败讯频传，胡宗南更哪里抽得出兵力来？因此他复电罗历戎道：“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不但无兵可调，而且大发脾气。这位“西北王”也确实草包，当十六军和第三军由陕渡河东进时，他还自吹过“至到了华北大有可为”；在三月中侵占了延安之后，更是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却已如此泄气了。从此之后，胡军东调部队：由李文指挥的罗历戎第三军和袁朴（原为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就被困在华北，不能再动了。当时华北战场的蒋军，计有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的第三军及十六军，牟廷芳的九十四军，侯镜如的九十二军，林伟涛的六十二军，吴啸亚的二①八师，段的独立九十五师，汤毅生的交警总队。热河地区还有一个石觉的十三军。这些蒋军，自转入一九四七年以后，便日趋被动，处处挨打。第三军在石家庄，更陷入孤立状态了。到了秋天，解放军有进攻保定、截断平保交通、孤立北平的趋势，孙连仲与蒋介石一再商讨对付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办法，十分紧张。跟着，孙又到石家庄视察，当面指示罗历戎及石家庄市长尹文堂等，要协力加强工事，固守石家庄；牵制解放军；并说解放军正准备切断平保线，使石家庄和保定同陷于孤立；因各战场均告吃紧，尤兵可调云云。”、十月上旬，蒋介石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参谋长宋肯堂，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副司令长官邓宝珊，三十四总司令李文，十六军军长袁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十三军军长石觉，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青年军二①八师师长吴啸亚，第七师师长李用章，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二十二师师长冯龙，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一O九师师长周士寅，九十五师师长段，总统特派视察官罗奇，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倘，北平兵站总监吕文贞，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等等，共四十余人。开会时，先由各军军长报告了驻地的敌我情况，然后由蒋介石讲话。蒋讲了国内形势及解放军情况后，特别要各军注意部队的创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随即由李宗仁讲话，他号召各军、师长遵照蒋的指示，完成这次会议的任务，有计划、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会议后的第二天，罗历戎随李文一起去见蒋介石，详细地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以及持久守备在粮袜补给方面的种种困难。蒋问：石家庄有多少工厂、物资？有多少机车？罗说：机车有百余辆，有纺纱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等等，但机器大部分已经陈旧蒋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一面要固守石家庄，一面又要把驻石部队北调，可见在兵力上，已感到捉襟见时了。李文这时说，保定需要，可将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一同调去。蒋又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罗历戎因为早就感到守石家庄的下场一定不妙，很想乘机脱身，因道：“可由我带他们北扑。”蒋说：“可以。关于尔后部队行动计划，你们可同罗泽悄商量。”就这样，作出了抽调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的决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孙连仲派了一个高级参谋、带同命令到达石家庄，要第三军限期作好出发准备，以四天行程到达保定。同时，并附有假命令一纸说，令第三军开往河间，以防真实行动暴露。罗历戎接到命令之后，即作了如下的处置：一、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行人只许进，不许出，以防消息外泄。二、准备留下三十二师，并将配属该军指挥的铁甲车两列、战车一连、炮兵一连、汽车一连，拨归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指挥，继续固守石家庄。三、令第七师与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和军直属部队，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携带四日以上粮袜，并发给部队以冬季服装。在部队开拔之前，罗历戎曾考虑到：由石家庄到保定，要经过三百六十多里的地区，也会发生情况。但据当时的了解，在保定以南，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而且保定以北的徐水，战事刚刚发生，故判断在北开途中，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如果有问题，也是在定县以北的地区，不过过了定县，与保定已距离不远，和友军的呼应也便利了，所以敌情顾虑不大。于是，第三军第七师附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与军直属部队共一万七千余人，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一时，由石家庄北开，连续三天行进，都没有发生情况，到第四天下午进至定县以北清风店附近时，问题来了！约为下午三时半，他们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由北向、南飞行，到达第三军北上部队上空时，便作低飞盘旋，不一会，投下通信袋一个。罗历戎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距离你们不远，请即作战斗准备……。”这飞机有如不祥之鸟，终于把噩耗带来了！大概二十分钟以后，又有由北而南的飞机一架到了上空，又照样的低飞盘旋，照样的投下了通信袋一个，内容写的是：“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照罗历戎的原定计划，当时的宿营地点是望都。但接到了两次空军通信袋后，不得不改变计划，改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和南：赌四个村庄宿营，并饬各部紧急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并即将空军投报及扎营备战的情况转报北平的孙连仲和李文，请他们速运粮弹前来。孙连仲接电后，派了两架运输机，于下午四时许，飞到第三军宿营地上空，投下弹药和饼干等物。再过一小时不到，即下午五时左右，前方警戒部队已与解放军开始接触，枪声由远而近，由疏而密。战至晚上十时左右，罗军第七师十九团宿营的村庄，已被解放军攻破，该团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少数人逃出来，逃到了二十营内宿营地南北合村及军部所在的西南合村。罗历戎当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赶紧将逃出的官兵收谷整理。战至午夜之后，第三军军部亦受到解放军炮轰，有数人仙亡彻夜战况激烈。好不容易才支持到大亮，到了二十日上午九时，罗即将便来战斗情况，报告孙连仲和李文，要求速派援兵和空军前来助战。后得李文复电说：即调部队南下。但罗历戎等了一天，未见援兵到来。由于粮弹缺乏；战况危急，罗历戎不敢再等，乃在二十日午夜十二时，作了突围的决定，并向三十四集团军总部报告。随后又接到三十四集团军李文的复电，说援兵已由保定派出，在午夜十二时分乘汽车出发，约二十一日拂晓可到，叫罗历戎坚守待援。罗的突围计划因而打破，速将保定援兵将到的消息转达各部，借以打气，同时命令他们死力坚守。但到了二十一日拂晓，所谓南下援兵，仍然只影未见。援兵不来，解放军的压力又有增无已，打到早晨六时半左右。罗历戎的第三军军部驻地，即为对方所突破。是时，罗历戎等人只余下一个念头，那就是――-逃。当罗及副军长杨光钮、副参谋长吴铁铮等人从军部走出来的时候，村庄内已经发生巷战，情况已极度混乱。杨、吴两人立即折回军部；罗则跑到第七师师部，与该师师长李用章一同向北突围。不久之后，李用章的右腿受伤；突不出去，成了瓮中之鳖。八时许，解放军冲到罗、李所在之处，把他们同时俘获。到此，第三军第七师、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及军直属部队一万七千余人，全部被歼。其时，蒋军飞机四架还在战场上低飞扫射，但大局已定，清风店之战，已以蒋军的惨败而结束了。这次战役，从十九日近晚打起，到二十一日早晨止，打了两夜和一天，自始至终，均处于激烈状态。第三军伤亡了二千余人，余均被俘。这是由陕境东开的胡军精锐第一次被歼（由李文带往北平的十六军，其被歼过程，已详拙著“关内辽东一局棋”，不再赘）。在清风店战役之前，解放军先在保定南北发动夹击。吸引石家庄的第三军部队北上增援。而清风店的迅速胜利，又大大削弱了石家庄拜军的守备力量。这一战，不但显示了解放军战略上的高明，而且显示了他已掌握到战场的主动，这正是解放车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特征。罗历戎等在清风后被歼之后，该军三十二师刘英部队，更被隔离而显得孤单。二十天之后，解放军即续攻战略要地石家庄。石家庄虽有永久性强固工事，且有空军助战，但也只顽抗了一个星期，二万多人也全被歼了。至此，晋察冀与两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使华北局面完全改观！十二月底，解放军晋冀鲁豫太岳部队及西北野战军一部，又联同攻克了晋陕交通冲要的运城，歼灭蒋军一万三千余人，于是，晋西南也被他们肃清了。到其时，就整个战场形势而言，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军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并从而彻底破坏解放区的企图，因亦破灭。自此以后，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从此，蒋介石的军事就开始走人下坡路，再也无法作根本性的挽救了。这样的大转变的形势继续发展，仅仅两个月以后，在西北战场上，即爆发了有名的宜川之战。这一战，是解放军与胡宗南精锐主力之战。结果，胡宗南损兵折将，受到了严重的震撼！刘勘的二十九军，包括两个整编师共五个旅，官兵三万人全部被歼。军长刘勘、师长严明等人，亦于此役身亡！这是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打的一个大胜仗，这也是胡宗南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当上一年三月十九日，胡军侵入延安时，蒋介石大吹特吹，胡宗南志得意满。是时也，胡宗南顾盼自豪，颇有“棋下英雄，惟校长与生耳”之概。不久之后，他又宣布与女特务叶霞梯结婚。以前，他是吹嘘过“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这一回大概以为“匈奴”已灭，可以拾戴笠之余欢，遂称王之好梦矣。岂知一年不到，解放军一刀削下，便斩掉了他的右臂！为了讲述这位“英雄”的悲哀，且先回叙二下他的得意。第三回自欺欺人 董铡拍电吹大捷出歹露丑 参观把戏极滑稽胡宗南的部队，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进入延安的。在他们进入之前，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机关，已经主动撤出，同时实行坚壁清野，只留下一座空城。这个决定，是中共中央在上一年十一月中便已作好了准备的，在“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的第一个，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指示”中，就已说得很明白。这个“指示”说：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痛快？可奈煌煌一电，只有一句还算合乎事实，这就是：“勘乱建国仍极艰巨”。对他而言，也确是艰巨啊。裴、薛等人看了电报，胡宗南又接着说：“你们看，攻占了延安，先生是多么高兴呀！”高兴的岂止“蒋先生”，“胡先生”亦复如是。胡宗南又说：“现董钊来电说，军队很疲劳，又不明敌人退却方向。去电告诉他们：由第一军之二十七师，担任延安城防，并以一部进驻拐峁镇，构筑工事，。同时远出进行威力搜索后，相机推进青化砭固守，使主力尔后进出容易；第一军主力，即在延安以北西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十九军即在延安富县公路线，构筑工事，确保补给线的安全。”作战命令就这样发出去了。但直到二十三日黄昏，前方仍无确切的情报、他们只好凭主观臆测作出这样的判断：拐峁镇以北无敌情，第一军系由东南向西北迂回，敌人可能迫向安塞方向撤退。胡宗南根据这种判断，于二十四日又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旨如下：“第一军之主力于二十四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前进，如无故情，二十五日仍回延安；其余照二十日作战命令所示行动。”当天早上，胡宗南同裴昌会等一起，乘汽车由洛川出发，午间抵达延安。二十五日，董钊（整编第一军军长，其时军辖三个整编师，师辖三个旅，故师实际等于军）的部队由延安到安塞一带，作了一次“大游行”，完全见不到解放军的踪影，扑了一个空，又毫无所获地回到延安。董本人也到了延安指挥所。胡、裴、薛、董等人闲来无事，集在一起闲谈，因为四野“肃清”，本来也颇有点“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之态。可是不久之后，情况来了！董部二十七师来电话报告说：“刚才三十一旅李纪云的电台在青化泛以南发出危急呼号，几分钟后就叫不出来了。”听到这一消息后，诸人情绪突转，一时相觑无言。过了二会，薛敏泉突向董钊诘问：“谁叫三十一旅向青化泛前进的？”董钊漫应道：“谁也没叫他前进，只是转达二十日作战命令的指示，．叫他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后，相机前进。”二十日下达的命令，确有这样的指示，因此董就反唇相稽。听着薛、董一问一答，胡宗南也憋不住气了。他气愤他说：“不要先追究这些，整一军主力今天行军不远，即刻向拐卵镇以北前进吧。”（按：拐卵镇在延安东四十余里）并立即命令整军长刘勘，转令三十六、七十六两个师，保持机动，准备策应整一军主力作战。于是，董钊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即刻集合部队，向北进发。下午四时许，更糟糕的消息传开了，董钊由拐峁镇来电报告：“讯据少数逃回官兵称：李旅长（指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被俘，全军覆没，敌已向北远去。军如何行动？盼复。”数天前刚报过大捷的董钊，转瞬之间，竟发出这样的讣音。胡宗南这个人，实际是狂妄而说愚蠢的．他的左右都知道，他一向的作法是：顺利的时候就随兴之所至，轻举妄动，部队东调西调，瞎指挥一气；但遭遇到失败。的时候，就一筹莫展，把部队猖缩在一起不敢动了。在目前这种情形下，他急得直跳，只好复电董钊，叫他把部队集结在拐峁镇，昼夜赶筑强固工事，以免遭受损失。并设法四出搜索，摸清情况后冉说。尽管在青化砭（按：在延安东北约七十里）如此呜呼哀哉，但既已“大捷”在前，南京方面早已嚣然哄然，力加军染。一些为蒋介石悉力捧场的报纸及美国记者，更是敲锣打鼓，大吹大擂，以为此一仗也，打击了中共的首脑地区和首脑机关，从此蒋介石就有更大胜利的可能，本来处于不利的形势，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于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手忙脚乱地进行准备，以便迎他首先研究的是叫那些中外记者到哪里去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到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让他们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即时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增、新闻处处长王超凡两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这可使这两个家伙伤透脑筋了，他们即使怎样“超凡”，也感到十分棘手。、连天夜不能寐，才终于想出了这样的“妙法”：在延安周围二十华里内，设立“战俘管理处”十处，以“青训队”五百多人作基干，另在城防部队二十七师里边，挑选伶俐的士兵一千五百多人，混合编成几个“俘虏队”。要他们一律穿上杂色服装，伪作俘虏，加以训练，并强令他们一定要按照事前编好的一套“对答”，应付就要前来参观的人。在参观期间，每人每天加发津贴一元，以示恩惠。但是，由这样的妙手炮制出来的“俘虏”，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与“捷报”上所说的“俘虏五万余”，未免相差太大了，这还是一个问题，这说怎么办呢？刘、王两位“处座”，只好“士急马行田”，作出“英断”：到其时，用车轮战办法，临时互相抽调来充数。用这个办法，他们倒是有经验的，蒋军吃空额，碰到临时点验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个办法去顶替。说因董钊的“捷报”，曾有“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的话；所以“俘虏”有了，“武器”还得设法解决。那倒容易些，步枪一项，即由驻在甘泉的十七师那里，把“三八式”和“汉阳造”这两种老家伙拿过来；机关枪即由延安警备部队中按需要抽调；一同送到“战绩陈列室”去，贴上标签，写上“缴获”时间、地点，总算道具齐全了。•此外，还需要别的“演员”，乃说抽了一些参谋出来，加以训练，备作“陈列室”解说之用。不消说，也为他们编定了台词，让他们登场时可以有唱有和。活人炮制足数，还要制造一些死人。在这上面，还要“有敌有我”才像个样。于是，说抽调了一部分人，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哪些是蒋军“阵亡烈士”墓，哪些说是“共匪”的葬身处。胡宗南的部下，在这一场“好戏”上，倒真算得上是戮力同心，其严重紧张之情，更甚于准备一场大战。但当南京和上海的记者团到达西安时，延安的“备战”工作，仍未最后完成。因此，胡的盛文，就一面“热情款接”，一面借口延安方面的气候不宜飞行，以延滞他们的行程。等延安工作告成。然后把他们送去。参观的时候，宾主尽欢，热烈、感动。吹擂等等，都不在话下，毋须细表。但世间上凡是弄虚作假的事，任是有天大的聪明，也是难免会露出些马脚来的。是故，当时有个别头脑比较清醒的外国记者，就曾问过：“战绩陈列室”里的新式轻重机枪和“中正式”步枪，共产党军队究竟是从哪里弄到的？这样的问题，可谓挖心取胆！那些负责解说的参谋人员，虽然事前经过训练，可没想到对方会提出如此古灵精怪而又尖锐的问题来，只好支支吾吾，含糊作答。在参观“俘虏管理处”时，有些记者又对个别的“俘虏”说：“我不是昨天在某某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被问的人，更只有瞠目结舌，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点声不作。因为在“训练”期间，并没有教过如何答复这样的问题，实在怪不得他们。由于在这场“好戏”的表演过程中，不断地出歹露丑，所以回到“后台”，为人互相指责，又再造成了一些热烈的“戏中之戏”。特别是主办其事的刘庆增、王超凡两人，更陷于哭笑不得的窘境。至于胡宗南自己，有脾气也发不出来，不发又十分不臼在，由“大捷”、“奖叙”而来的“高热”，一下于就在陕北的冷风中被吹得所余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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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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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店之战钟松又一次采用声东击西，临时改变行军路线，骗过了毛泽东在胡宗南长官部的情报内线，从横山出长城，急走沙漠，绕过了彭德怀部两个纵队的阻截，又赶在了毛泽东情报内线的前面,大出彭德怀不意，于12日下午就到达榆林，13日部队全部陆续赶到，形成内外合击之态势。彭德怀部两个纵队傻傻地白等了三天，由于极不利的战局，彭德怀部被迫放弃攻城向南撤退，彭德怀进攻重镇榆林本志在必得，决心拔掉这根背脊上的芒刺，但在坚城强将之下，一个月攻城伤亡竟达八千余人，而守城国军却损失不大，感到前功尽弃，心里十分不甘，被副手强拉下战场。彭德怀部为摆脱不利局面，丢弃不少缁重，仓促撤退。抗战时期，共产党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全面而有效的渗透，国民政府各部门、军队各级都有大量潜伏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胡宗南的长官部在抗战时就已经有共产党的情报网，他们居然已经能做到，长官部当日开军事会议的祥细情况，第二天就能传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钟松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经常在职权范围内临时改变军队的行动，特别是行军路线、攻击点，使有强大情报支持的共军反而常常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被共军将领称为最狡猾、最善于声东击西、最喜欢擅自发挥的国军将领。整编36师也成为了西北战场上彭德怀部最为顾虑的两支国军队伍之一。13日晚，长官部下达命令，令钟松率123旅、165旅迅速南下进攻沙家店，钟松强烈表示了不同意见，长官部仍坚持命令不变，并指令123旅必须留一个团驻守镇川堡以迎接空投给养、再从165旅调给123旅一个团、命刘子奇带此三个团向东靠近刘戡，归刘戡指挥。钟松对此哭笑不得，既然如此，让刘子奇自己的三个团都带过去，由165旅留一个团在镇川堡不是一样的？又何必两个旅的部队换来换去。由于钟松不赞成长官部的战法，认为很可能会出问题，当即命参谋长李德庵将长官部的话全部记录在案。但军令还是必须执行的，钟松当夜召集军官开会动员，强调：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虽很困难，彭德怀更困难，兵贵于神速，只有快才有可能达到战胜的目的。14日清晨，钟松部每人带5天干粮，全军疾驰南下。彭德怀虽然有情报内线的及时报告，知道国军行动意图，但还是没有料到钟松的行动如此迅速，加上其行军路线十分老道，忽河东，忽河西，沿途共军伏击部队总嫌准备仓促，位置总是处于极不舒服地位，甚至有反被钟松歼灭的可能而被挤下了阵地，屡次伏击行动没开始就失败告终，十分被动，期间双方竟发生“隔岸竞走”这种在现代战场上极为罕见的奇观。一向自栩“铁脚板”的共军输给同样靠双脚的国军整编36师，沿途还缴获不少共军来不及转移的军需给养，钟松部14日快速通过归德堡、鱼旺堡，于15日傍晚就顺利占据镇川堡。钟松率123旅、165旅及师部共计有17000余人，16日除123旅一个团留守镇川堡外，165旅将孙铁英一团调给刘子奇123旅，由刘子奇率三个团7000余人马按长官部命令迅速向东面的刘戡部靠近并归刘戡指挥，钟松率师部及165旅二个团共8000余人马向北面70里外的沙家店攻击前进，前进到50余里开始与彭德怀部警戒部队发生战斗，下午三时左右进到达沙家店一线。中共首脑九支队800余人也均被压缩于此地区，部队无法迂回，给养又十分困难，天下大雨，颇为被动，彭德怀感到形势严峻。此时除彭德怀部自己的五个纵队加地方武装外，共军各部从山西纷纷由东面蜂拥赶往沙家店地区“勤王”，什么“模范旅”、“教导旅”等已集结了五、六万人之多。16日晚，双方没有发生战斗，17日清晨165旅两个团在沙家店地区与共军发生激战，感觉共军军力越来越大，钟松确认彭德怀部主力在此一线无疑，遂命令部队占据迅速有利地形，构筑阵地转攻为守，李日基两个团由北向东南占据了四个山头，钟松师部跟在稍后几里占据了两个山头，电令刘子奇迅速回归建制向沙家店一线靠拢，此时刘子奇已到达乌龙堡一线，距沙家店约70华里,如果这三个团能回来，就有五个团一万四千余人，可组成坚固防线在西面堵住共军，与东面刘戡部形成有效夹击，置共军以彻底被动。刘子奇在向沙家店靠拢至还有20华里路时已听到战斗的枪炮声并看见共军在移动，发现地形对己十分有利,认为正是侧击彭德怀部的绝好战机，向钟松要求自己一部侧击彭德怀，钟松坚持命令其迅速回到沙家店一线，又恐刘子奇不会听，钟松特别又叫李日基用自己旅部的电报叫本属165旅的孙铁英团无论如何要归回建制，刘子奇却认为建功立业正在此时，对孙铁英说：军长不懂战术啦，现在我们从这里侧面打过去多好哇。只让孙铁英团单独回沙家店，竟自行带二个团约五千人马不顾钟松的劝说，主动侧击彭德怀部而去，而彭德怀部虽然所处侧向不利地形，但力量却数倍于刘子奇，加上山洪突发，将正过沟的刘子奇部冲个正着，整连整排的士兵被洪水卷走，后虽刘子奇部依然奋战，但终究寡不敌众，撤又没法撤，战至黄昏竟全军覆没。刘戡此时已完全突破彭德怀部的阻击，向西而来。共军压力空前，当毛泽东得知刘子奇兵败被俘时大喜过望，连忙命新华社马上发消息以乱国军军心，周恩来破例主动亲自撰稿。孙铁英团下午四时就安全到达沙家店，见到钟松，告之刘旅长说：军长不懂战术。钟松冷笑道：刘子奇看到的故然是战机，但以数千人去侧击数万人，如同小孩子打大人，力量不成比例，是鸡蛋碰石头，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见孙铁英团归回建制，李日基命孙铁英休息待命作预备队。17日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夜晚，晚七时鉴于确认刘子奇已失败，没有可能回到沙家店一线，钟松认为要在沙家店一线堵住共军兵力不够，没有获胜把握，应立刻趁夜撤退。李日基因整日与共军激战战果不错，彭德怀是比较喜欢人海战术的，但在国军强大火力下，进攻共军伤亡十分惨重，而国军阵地无损，伤亡甚微，主张继续坚守，认为仍可堵住共军。钟松考虑国军火力必竟占优，又是防守，防守阵地也理想，易守难攻，现李日基有三个团七千多人，其又是胡宗南最宠爱的将领，表示尊重其意见，决定继续坚守。但出乎钟松意料的是，深夜师部所在山脚下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按理共军是不可能进入到这个位置的，战场经验极为丰富的钟松断定李日基已经撤走了，马上叫参谋长电话联系李日基问问怎么回事，无人接听，钟松心里一沉，36师师部竟单独被晾在了沙家店战场。师部虽有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6门苏制762炮）、辎重营、卫生队等近三千人，占领着两个山头，但毕竟不是战斗部队，面对数万共军，形势十分危险。钟松当即组织撤退，命令特务营、工兵营负责掩护，到晚上三、四点钟方将队伍集中完毕开始后撤，18日清晨七时安全脱离战场，这天起大雾十米不见人，陕北高原山高壑深，大雾非常有利撤退。钟松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这时前卫部队士兵前来报告说抓到一名共军，带上来一个三十岁不到穿当地老百姓衣服的精壮汉子，当场在身上搜出了彭德怀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及地方武装相机伏击国军，原来是个通讯兵，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地区会有国军部队，又因大雾以为碰到的肯定是自己方的队伍，上前直喊“同志”，“同志”，被前卫部队的士兵抓获。当即进行审问，钟松说，你考虑一下，是想活还是想死，想活就做向导把我们安全带出去，否则我枪毙你。那人想了想，表示想活，做了向导，钟松从此人口中了解了不少彭德怀部的分炎纯觯宦飞厦挥杏龅饺魏喂簿18日傍晚部队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撤到无定河西岸，钟松命令留守在镇川堡的123旅的那个团到无定河西岸镇川堡南30里处与师部会合，此时离沙家店战场已足有100华里了。彭德怀从刘子奇口中得知钟松在沙家店只有三个团，而且给养有限，连忙指挥各部队向沙家店进攻并争取合围，但连日大雨，部队运动迟缓，到19日才向沙家店进行全面攻击，此时沙家店早已无国军一兵一卒，共军还发生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对外却宣称仅二小时就歼灭了钟松部，钟松及李日基穿老百姓衣服只身逃走了，20日正式结束战斗云云。在无定河西岸，钟松命令部队原地警戒东岸彭德怀部。突然前卫部队士兵大喊“第一军、第一军”，原来罗列带整编第一师上来了。钟松给了这个俘虏一些钱，释放了他。在整编第一师师部钟松与罗列见面，罗列说：看见李日基带队伍走了，李日基说你已经先走了。此时钟松才真正确认李日基是先撤了。钟松用罗列师部的电报向军事委员会、长官部报告了情况，钟松报告说36师师部已完整撤出几乎没有损失，自己身边还有123旅的一个团，警戒于镇川堡南无定河西岸。胡宗南知道钟松并没有出险非常高兴。此时罗列师部的收音机正播送新华社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报道，一个播音员说：西北解放军全歼36师万余人，钟松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等等...，钟松听闻一笑。长官部命令放弃原夹击共军计划，所有⒄讲慷咏惶嫜诨ね影病⑺绲碌群蠓匠吠耍揭劢崾钟松部队在绥德集中，师部固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损失，165旅也几乎没有损失，此战仅损失了123旅两个团及其旅部，旅长刘子奇被俘，虽是36师与共军作战首次的吃亏，损失是重大的，达五千人。但彭德怀部估计兵损不下六千，部队近12000余人和装备完整撤出，钟松心里略安。见到李日基，钟松说：我主张撤，你主张守，我同意依你，结果你又先撤，你撤退为什么不通知我呢？李日基说：你说撤，我以为你已经决定撤了。也不知道是战场电话里浙江、湖南口音沟通不清，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各自说不清楚。钟松总结沙家店之战认为，榆林解围后，长官部即命令36师进攻沙家店不妥，而刘子奇不听命令擅自侧击彭德怀部是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幸孙铁英团能听命令而无损，师部和165旅也能安全撤出，但军事目的没有完成，是个败仗。后钟松到延安开会，见到胡宗南讲到刘子奇、李日基的事，感觉领军之困难，要求胡宗南应以军法处理，没想到胡宗南却以开玩笑的口气反问：照你这么说，李日基可能有害你的意思呃？钟松顿时哑口无言，心里十分不痛快，事情不了了之。胡宗南感觉到了钟松的怨怒，告戒了李日基一定要注意，此后李日基特别注意维护钟松在部队里的权威，竟也得到了钟松的谅解，钟松举荐李日基任副师长，而后76军军长廖昂清涧兵败被俘，李日基又升任76军军长，没想到不久自己也被别人无意晾在了战场，在永丰全军覆没，当了共军俘虏，时隔仅半年。钟松1988年回忆说，关于沙家店之战，大陆的官方说法是完全违背客观事实的，认为对国军来说，沙家店之战是败仗中的僬獭此战彭德怀部不但没有歼灭整编36师，甚至也没有全歼123旅。既不是甚么围点打援，也根本不是诱敌深入的围歼。只是能够果断在侧水侧向的不利条件下硬拼了刘子奇，这是内战开始以来，彭德怀部与整编36师多次交锋中首次占了大便宜的一战，有很大的偶然性，此战彭德怀部伤亡达6000余人。（共方仅承认伤亡1800余人，一团参谋长李侃被击毙，而称全歼36师万余人）出于政治的考虑，毛泽东对此战定了“过凹之战”调子，还创造了一个文辞不通的所谓“蘑菇战术”，解放军方面的宣传从此都往这个调子靠拢，强调西北野战军仅有二万余人，全歼整编36师万余人，文革时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到达了顶峰，彭德怀不准许提了，“保卫延安”小说成了大毒草。竟称此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采用什么了“蘑菇战术”，钟松、李日基穿士兵衣服只身逃脱，以往所有较客观描述的文章均消声匿迹。邓小平上台后主张实事求是，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也从原定调的歼敌3000变成歼敌1000（但有资料认为仅200辎重兵），而沙家店之战也从歼敌万余变为目前定调的毙、伤、俘6000余，钟松、李日基只带少数人逃脱，但“过凹之战”，全歼整编36师调子不变。整编36师33000余人，师部（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卫生队等）3000余人，每旅三团 7000余人，每团2000余人。注：这篇文章主要依照钟松1990年的回忆而撰写。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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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情节张弛有度,跌荡起伏,人物性格鲜明,加油！！！虽然说不管你的书更新快慢我们都会支持，但更新的速度也是我们书友看书与支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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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讲的好细啊..搂主,够辛苦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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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回凡事学蒋 黄陆浙一用干部一味反共 抗战愈糟宫愈高胡东南虽躲过了西昌的炮弹，但逃返台湾之后，却挨了一阵“炮弹”。陈诚等人怕他在台湾争地盘，便暗中指使了一群“监察委员”，提出一个所谓“弹劾案”，历数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打落水狗似的把他打了一番。在“弹劾案”案中，那些人大喊特喊道：“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荐至专驻，地位不为不高；界以防共戡乱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界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毅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器占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账可查）；三十七年冬春两度征调，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深宽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炮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若果不以人废言，他们这一大段说胡宗南的话，都是事实；而且文章也作得铿锵可读，足供欣赏。那些“监察委员”于数落子胡宗南一番之后，还引经据典一番，说：“荆吴之争，子囊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意思是：胡宗南既已“丧师失地”，那就应该自杀。这类事情，不过是湾官场中，因派系利害之争而演成的滑稽戏。原因是，胡宗南在蒋面前一向特别得宠，有些人便怕他逃到台湾之后，会夺去他们的地盘，是以给他先来一顿棍棒，造成所谓“社会公论”和压力，作为抵挡手段罢了。无论从哪方面看，胡宗南在蒋介石将领中，都带有代表性。在向蒋介石学步方面，胡宗南更具有典型性。所以，在结束本书之前，不妨再谈谈这个人的种种情形。抗战末期，在蒋介石的军事官员中，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指陈诚；胡者，指胡宗南；汤者，指汤恩伯。盖经过八年抗战，蒋介石在军队中，已将非嫡系部队消灭渐尽，主要只留下了这三大系统的部队。别的方面，即使还保留着一部分力量，但蒋也想借所谓“整编”之名，而加以并吞，以致引起了若干残存的地方势力的反感，是故“陈胡汤”一语。意含讥刺，且带着悻悻与不平。蒋视此“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药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在抗战期间，又一味注意于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视共产党尤甚于日寇。胡也惜此而保存实力，扩充实力。为蒋家天下作长远之谋，君臣之间，特别相得。原因胡宗南与特务头子戴笠勾结得极为紧密，外则重藩，内由阉卫，互相沟通入彼此支持，更使胡宗南在蒋介石集团中，宠固权专，为陈诚、汤恩伯所不及。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之被完全消灭，也在胡宗南部队之前。等到胡部全归瓦解之时，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亦已到了最后结束之日。就这一点来看，又可以说蒋存则胡存，胡亡亦蒋亡，关系也特别密切。从胡宗南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即编人教导第一团充见习官，东征之役，才得任重机枪班班长，北伐军兴，即次第以营长、团长升为师长。抗战发生后，实在没有打过多少仗，却又被蒋介石升为十六军团军团长。他在河南吃了败仗之后即退到陕西去，蒋又令他扩编军队，成立三十四集团军，由胡当总司令。数年之间，又将军队再扩为三十六、三十八两个集团军，。而他也由集团军司令晋升为战区司令长官。除陕西一省之外，并将实力伸展到河南、甘肃和新疆，在整个西北的蒋统区中，不但手握兵权，而且控制省政，乃有“西北王”之称。就这样，胡宗南以抗战为名，反共为实，在蒋集团中，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也成为蒋介石最宠信的一个。蒋介石甚至把“二太子”也放到他的麾下去。使不少人望之眼红，羡之为“异数”之臣。这个“异数”之臣，不但一切惟蒋之命是从，在生活表现上，也处处以蒋为模仿对象，蒋爱装模作样，他也爱装模作样。甚至蒋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他也一样喜欢其部下称之为“先生”，于是南京有“蒋先生”，西安也有“胡先生”，被称者恬然自安，称之者亦恬不为怪。有其“校长”，亦有其“学生”，胡宗南这个“学生”，学蒋介石竟学到十足。蒋介石流氓出身，却随时随地要作伪君子。胡宗南也有这种德性，在蒋系军人中，时时要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在结婚问题上，也要吹一番“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尽管在私生活上暗里胡来，发现之后拒见生身之父，但表面上却装得象个正人君子。胡宗南的原籍，是浙江镇海，于三岁时随其父叔迁居浙西孝丰之鹤鹿溪，所以人黄埔军校时，报的籍贯是孝丰。胡宗南幼年与王微（字显之），章云（字旭初）等同学，后又就读于湖州中学。他读中学时，曾由章云家加以资助。他在湖州中学毕业后，曾在孝丰的一所小学教书，后来他的部属中，有许多孝丰人，而且都是他的学生，像他的左右刘大钧、蒋竹三、程开椿，以及曾任“空军华北区司令”的徐康良等人都是。连用人的方法，他也早就深得蒋介石的衣钵了。在孝丰时，他曾与王微争夺小学校长的位置，结果，因王是孝丰本地产，而胡只属过江人（即钱塘江以东的客籍人），竞争失败，校长一职归了王微。胡宗南乃负气跑到上海去，寄身于章云家里所开的毛竹行。时适黄埔军校招收第一期生，胡于失意中，忽萌投笔从戎之念，乃由章云赠以旅费，到广东投考。因他身材矮小，在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幸面遇到当时的党代表廖仲悄先生，听见他说话激昂，也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就特别准他参加考试，终于侥幸获取。胡宗南在北伐期间，曾在胡公冕部下当过营氏。当胡公冕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时，就保胡宗南接他的团长职务。是以胡公冕和胡宗南既有长官部属关系，胡公冕亦有恩于胡宗南。就因为这种关系，后来胡宗南便与胡公冕和章云两人，结为金兰之交。一九三七年淤沪抗战发生，胡宗南曾指挥第一师、七十八师、一①二师及税警总团参加。退守锡澄线（南起太湖，经无锡北达江阴）时，虽有永久性国防工事为依托，但也打得很不像样。但他打了败仗反而升了官，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即任他为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叫他移驻西安，整编由华北各战场败退人陕的部队。从此，他就把别人的力量变而为自己的资本，资本愈厚，官亦愈高，到一九三九年，蒋又升他为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假手于黄埔学生，逐渐收拾非嫡系部队，本来是蒋介石一向的手法。这时他借着抗战之机，就把他的“得意门生”胡宗南扶植起来了。胡部退人陕西以后，即以“巩固河防”为理由，实际上即屯兵西北，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日忙夜忙的，并不是对付日寇，而是对陕西革命根据地构筑碉堡线，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开设军分校，办理训练班，布置特务网，设立集中营，倒行逆施愈来愈多，他愈来愈获得蒋介石的宠信。有些人对胡宗南所受的“隆恩厚遇”有所不解，实则很简单，是因为他绝对地、彻底地执行了蒋介石对外对内的方针。而从胡宗南在西北的一切设施上，也就可以具体地看到蒋介石方针的实质。抗战愈糟，官升愈高，这两句话，堪为胡宗南的官运写照。他升任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后不久，又被蒋介石擢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其时，司令长官为朱绍良，司令长官部驻在兰州，下设两个副司令长官部：一为傅作义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绥远，代字为“绥”；一为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安，代字为“秦”。胡宗南的部队分布于陕西、甘肃两省，其势力远远渗人到新疆；宁夏、青海“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等部虽不隶属于胡，但亦受他的挟制，朱绍良的司令长官，不过徒负虚名，只当傀儡而已。蒋介石之所以仍然要摆个朱绍良在胡的头上是因为胡仅系黄埔第一期学生。“资望”还差，若在其时就任他为战区司令长官，恐招非议，故不得不用未来挂个名。而论到实权，胡已大大超过一般的司令长官之上。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胡宗南的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前为罗列，后盛文）、副参谋长（前为李昆岗，后为沈策）以下，设有参谋处、情报处、军务处、副官处、经理处、人事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机要处等处。所辖正规部队，有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后由李文任总司令），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范曾一度调任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和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加不在集团军战斗序列的直属军、师及直属炮兵、工兵、骑兵、装甲兵、通信、汽车等特种兵旅、团。由此可见胡的副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庞大和兵力的众多，均非别的司令长官所能比拟。那时候，胡军的一般编制是：集团军辖三个军，军辖三个师，师辖三个步兵团。军又有炮兵团、辎重兵团、工兵营、通讯营；搜索营、特务营等直属部队。当时胡宗南所指挥的正规部队及直属部队，共有四十多个师，约为四十五万人。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蒋特别配属给他指挥的空军等等，还未计算在内。还有归胡宗南领导的各军事学校和训练班，计有设在西安上曲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由胡兼主任，邱清泉、洪士奇等任副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战干四团”，由胡兼副团长，葛武紫任教育长。这两个单位的编制都很庞大，各在万人以上。每年都派人到浙江设招生办事处，招考浙籍学生人校人团受训。此外，还有由金典戎主持的“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游击干训班”，设在天水的“骑兵学校”、宝鸡的“特种兵联合分校”、汉中的“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原为“洛阳分校”）、西安的“军医分校”、“警官分校”以及轮训将校的“将校训练班”等等，总共不下五万人。上边所举的学校和训练班，除了中央分校的训练、教育计划是由军委会军训练部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有关机关负责外，所有人事、经理、政治思想等等，都由胡宗南掌握。这许多学校和训练班训练出来的学生学员，也都分配在胡宗南军中充任干部。蒋介石特别赋予胡宗南以特有的“人事权”。所有军、师长皆由胡报请任命；有时由胡先发表“日令”，再报请加委。团长以下一级更不用说。甚至胡以下的各集团军总司令的去留，亦大多数决定于胡。国民党中央主办的军事学校，如陆军大学及各种特种兵学校的每届毕业生，分配给胡宗南的也比分配给其他战区的为多。而各军事学校刚毕业的青年，也往往因为迷信胡是“青年将领”，且认为胡是黄埔系的首领，“校长”的得意门生，而胡军又是中央嫡系，部队多，单位多，发展大，所以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官运打算，填“志愿”时，上希望分配到胡宗南那边去。况乎胡宗南那里，又一向很少与日寇真枪真刀地打仗，到了西北，连命也比较平安，又何乐而不为？为了上述的种种原因，替胡吹嘘的人，就更把胡说成是“众望所归”，胡的影响也因而越来越大。胡在个人行动上，也有意弄得神神秘秘，如不见新闻记者，非万不得已不照相，场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意把自己隐在缭绕的香烟中，云云雾雾，更显得庄严肃穆，也就更象是一尊偶像，叫别人加以崇拜。蒋介石好弄权术，好扮神扮鬼，胡宗南也深得其中三味，以表面的不爱宣传，而收加倍宣传之效，也是一个善于假戏真做的人。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黄”是黄埔系统以至后来军校出身；“陆”是陆军大学关系；“浙”是浙江人；“一”是第一师的老干部，因胡是靠第一师起家的。如果这四个字都沾不上边，在他所属的部队中，就休想站得住脚。因此，在胡宗南的军事干部中，很少人是行伍出身。其中排、连长，大多数系“中央军校”或相当的各个特种兵学校毕业的学生；军、师长则大多数系“黄埔”出身（如钟彬，周士冕是第一期，罗列是第四期）；于至集团军总司令，则全系“黄埔”第一期毕业生（如范汉杰、李延年等都是），而且大多数都曾进“陆军大学”的“将官班”或“特别班”镀过金；师参谋主任以上的各级幕僚长和参谋人员，则多数是“陆军大学”本科毕业学生，或参谋班毕业学员。其他学校出身的人员，虽有少数，但他们即使不受排斥，也只能居于副位，甚至只能得一份闲差，坐领干薪度日。比方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人，都被逐渐调到副司令长官部或军以上司令部当高参或副职；出身于东北及云南“讲武堂”的人，则调为高参或附员。这些人多数是原来的非嫡系部队、在被胡宗南并编时一同收过来的。胡宗南就用这个办法，使他们在实际上脱离掌握部队的地位。这套办法，亦是深得“蒋公真传”。在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中，胡也有意安排了不少浙江人，特别是在副司令长官部中，当处长、科长的，浙江人占了大多数。蒋介石“用人惟浙”，胡宗南也属遵此旨，惟蒋是师。第廿五回合作害民 手亦酷兮心亦酷源归一脉 胡也完时蒋也完西安设有西北军需局，专责补给胡宗南的部队。该局后来又扩充为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司令程开椿，是胡宗南的同乡，曾任胡的随从副官及“七分校”的办公厅主任多年，一切唯胡之命是从。在武器弹药以及各种军事器材上，蒋介石均优先供给与胡宗南，是故胡军的装备水平，远在其他蒋军之上。抗战期间。军政部军需署署长陈良就曾对人说过，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可见在蒋介石的军队中。胡宗南系统比别的任何人都占优势，而蒋介石携刮得来的民脂民膏，消耗在胡宗南方面的也特别多。关中八百里秦川，都是著名的产粮区，盛产小麦和棉花，故胡军在粮秣及被服的补给方面，也比其他地方的部队为充裕。加上铜川、耀县、白水一带都产煤，所以燃料亦无虞。当时，除了西安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之外，设在兰州的“第八补给区司令部”，也是兼为胡军服务的。在兵源方面，胡军不但保有陕、甘两省的兵源，还经常得到河南、四川新兵的补充。西北又是骡马产区，胡军向“军牧场”调拨或向地方徵补都很方便。由上所说，足知胡宗南不但得“天”独厚，也得地独厚。胡宗南在宝鸡设有规模宏大的仓库，经常有充实的储备。库长是胡的小同乡周世承。周私人在宝鸡开有澡堂、旅馆等等，仗势发财，当地人对他有“宝鸡王”之称。一个库长已经如此，由小喻大，也可想见胡宗南积聚之丰。总之，蒋介石在各方面蓄意培养胡宗南的实力，给他以各种优越的有利条件，使其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坐大，成为嫡系部队中的反共的“王牌”。因此，胡在抗战末期，已经声势渲赫，反动气焰亦已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胡宗南与蒋介石的两大特务系统――“军统”和“中统”都有关系，其中与“军统”头于戴笠的关系尤其密切，有人说他们之间不但“利害与共”，甚至连常人绝不能“与共”的东西，也可以“互通”。胡的侍勤队长是戴介绍给他的，连胡的老婆叶霞娣，也是来自戴的推荐。叶霞梯本来是戴任杭州警校教育长时的“入室”弟子，且跟戴于过多年特务，一向极得戴的宠爱。胡宗南与戴笠关系之密，是由于以下的几个原因：（一）当胡宗南在刘峙部任团长时，戴曾在胡的团部任中尉副官；那时团部的另一个上尉副官，是后来曾任胡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的浙江桐庐人、黄埔第五期的许良玉。戴跟胡时，胡认为他机警灵活有“异才”，后来便推荐给蒋介石，所以戴对他有感恩知己之感。（二）胡是“复兴社”组织的幕后人，“复兴社”的“太保”们，因为他是蒋介石特别提名出来的人，故社中大事无不以胡之意为重；而戴笠的起家本钱就是“复兴社”的特务处，故历史上关系极深。（三）胡、戴既同是“天子门生”，又同是“天子同乡”，同上加同，关系就特别固结。（四）戴知胡甚得蒋的倚重，胡知戴频得蒋的信用，一外一内，彼此都明白，互相勾结则互相有利，这也是一个主因。胡宗南一面娇柔造作，一面也极工心计，所以对于那些国民党的“元老”及军界中资望较深的“前辈”，总装出一副恭顺谦虚的样子，以博取好评。他在并吞别的部队时，也会用种种手法，使用柔术，以麻痹对方的防备，减少对方的阻力，然后阴狠地贯彻自己的目的。例如先用冯玉祥的亲戚李宗毅作他长官部的副官处处长，再通过李去联络和拉拢原来属于西北军的一部分部队归他指挥。又如日本投降后，胡派遣第三十四集团军到华北去接收受降时，因该集团军在河北时，曾一度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胡即聘孙的女婿夏新华任私人秘书，以取信于孙，并表示友好。又如胡对鲁崇义的第三十军、马法五部第四十军及高双成的第二十二军等非嫡系部队，一经归他指挥，都先采取拉拢的办法，在经济和物资等方面给他们以好处，以示“关垂”；俟对方消除了隔阂，失去了戒心之后，就派亲信干部去，逐渐地调整人事，用“抽出来打进去”的办法，加强控制。或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那些部队中的原有主官，调到嫡系部队去当高一级的副职，如调团长去当副师长等等，而另派自己的人去代替，以掌握实际权力。到了最后，即将那些部的原来建制拆散，逐步进行所谓整编。到其时，那些非嫡系部队，虽然番号如故，但已人事全非，实际上便被胡宗南吞并了。蒋“校长”那套权诈之术，在胡宗南这位“高足”实行起来时，也是人木三分的。胡宗南既然手握数十万部队，势力范围及乎西北诸省，既要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又要巩固他自己这个独立王国的统治权，因此，也就和蒋介石一样，槁出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来，为他的目的服务。他的特务组织，有下列的几种：（一）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后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下同）第二处（即情报处）：这是蒋军全国性的统一组织，处长为刘庆曾，湖北人，军校八期生。该处的任务为搜集日伪军及八路军的军事情报，审讯战俘，检查邮电交通，侦察和破坏中共组织。纵的关系，向上，与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后改国防部第二厅）联系，向下，指挥集团军、军、师各级司令部的军警稽查处。在各级设有搜索营（连）及谍报队；在各交通要点加飞机场、车站（铁路、公路）、码头等设有检查站（哨）。其活动方式是公开与秘密相结合，而以便衣侦察为主。（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地服务总队：队长为胡的极亲信人员之一刘大钧，他是胡宗南在小学教书时的学生，浙江孝丰人。这个总队的任务，是刺探河东（山西）日寇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情报。在陕东各黄河渡口如禹门口、夏阳渡、榆林渡、大庆关等处，及在陕北封锁解放区的“碉堡线”，盘查行人，走私贩毒，劫夺解放区物资，截捕投奔解放区的抗日青年。这个总队，名义上属长官部第二处，实际上由刘大钧直接向胡宗南负责。（三）西北特种拘留所：名义上属“军统局”，实际上由胡宗南指挥。这是一所渗无人道的活地狱，专门拘禁和残害革命人员及爱国进步人士。刑讯逼供，枪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在这里被害的人很多。这所秘密监狱原设于西安太阳庙门，当西安接近解放时，随胡部后撤，移于汉中地方法院看守所内。所长系浙江永嘉人林植。（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侍勤队：它的任务是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和胡宗南本人的警卫工作，并监禁“有问题”的将领和重要人员，可算作胡宗南的禁卫军，性质有如锦衣卫。如郝鹏举在胡部任高参时，因散布对胡不满言论，就曾在该队秘密禁闭过一段时期。这个“侍勤队”，是胡专门对付内部的秘密组织，有全用手枪的武装队，有便衣，人数无固定编制，直属胡宗南指挥，不受别的任何部门领导。这个“侍勤队”，最初由长官司令部副官处副处长、战地服务总队队长刘大钧兼任，后由胡的随从副官唐西园接充。唐西园系浙江嫌县人，是戴笠所办的特务训练班的学生，为戴所赏识，特介绍给胡当随从副官。因胡、戴关系特深，胡相信唐有特务专长，可加信任；戴也借此在胡的左右安上一心腹，亦有方便。在西安时。蒋鼎文曾因干女儿“小白兔”被奸污，亲自打电话向胡宗南揭发，胡因尊重蒋的资望地位，不得不表示要将关系人从严惩办，乃一面电告戴笠，一面将唐禁闭于“侍勤队”。但一俟蒋鼎又离陕，立即将唐释放，并任为“侍勤队”队长。唐西园之于胡宗南，不亚于戴笠之于蒋介石。胡军将领闻刘大钧、唐西园之名，多有不寒而栗之感。当时，胡宗南住在西安仓门一号和汉下马陵“官邸”，“侍勤队”设在东仓门城根营舍。西安解放后，该队移设汉中城隍庙内，其任务则以反共活动为主了。（五）青年劳动营：这是胡宗南治下的集中营，分设于西安、天水两处。营的负责人是蒋坚忍，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同族，“复兴社”的骨干。该营的任务为坚禁解放区被掳人员、被捕的革命分子及大专学校进步师生等等。集中营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企图使在营者屈服、投降，供其奴役。更着意于利用叛徒来为胡宗南的“剿共”充当顾问及向导，设法破坏共产党的组织。这个营名义上属陕西省政府，实际上归陕西省保安司令部及三青团陕西支团部负责。在总的方面，听命于胡宗南。（六）铁血团：这是胡宗南为确保个人威信，维持部队军令；肃清内部异己分子，监督归其指挥的非嫡系部队，以巩固其绝对指挥权及“独立王国”的秘密团体。它在平时，专责考察军官的思想言行，起核心的领导作用；在作战时则执行督战任务，使所属官兵一意反共，为蒋、胡利益无条件效忠。该团成员，是胡宗南部队中师：（旅）长以上而又出身于黄埔的高级军官，及胡宗南的最亲信分子。人团要经过考核和两人以上的介绍，并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手续上十分严格，且带有浓重的封建黑社会色彩，较“复兴社”初期人社形式尤为紧张。铁血团的骨干分子有李铁军、李文、罗列、袁朴、罗泽恺、盛文、李正先、许良玉、栋鞠旅、钟松、李日基、王应尊及王微、程开椿等人。他们可以直接向胡宗南密告他人，并有保荐各级部队长直至与自己同一级的人员的特权。（七）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处：处长王微，其历史上文已作介绍。此人随胡后，成为胡统治部队的心腹耳目及得力助手，起着“军师”的作用。机要处的主要任务，是掌管所有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胡军师（旅）以上各级部队，都设有机要处（科）和译电室（组），名义上由各级部队长领导，但实际上自成一独立系统。凡是机要处的工作人员和译电员，都须轮流受训，经过王微的亲自训练，并由王提请任免。在业务上，他们直接对王负责，所肯译电本、密电码，也由王微编发。这种情形，和“军统”的一齐处相仿。机要处的工作人员，可说是清一色的浙江人。因此，各级部队以至其部队长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王微的耳目，完全为他所掌握，而王则直接向胡宗南负责，因王有此特权，故胡军将领对之，均甚恭维，逢年遇节，纷纷送礼，不敢得罪。而且，与称呼胡宗南为“胡先生”一样，也称呼王微为“王先生”。由以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胡宗南的作风作法，实不啻是小型蒋介石。蒋介石处处以“黄埔”、“浙江”、“特务”为重，胡宗南也处处以此三者为重；蒋介石对下有重重控制，胡宗南对下也有重重控制；蒋介石在死党中有死党，在亲上有亲，胡宗南也一样不缺；对蒋的亦步亦趋，没有第二个能象胡宗南这样“完整”。象胡宗南这样的一个人，在蒋介石亲自培植的军人中，实在是一个标本。而这样的一个人的溃灭，也说明了蒋介石的溃灭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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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回关山难越 唐式遵一命鸣呼欺骗属僚 胡宗南深夜偷走唐式遵是在他当上了已经无省的“四川省主席”后，离开西昌走马“上任”时丢掉性命的，可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插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由重庆逃抵成都时，即派唐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省第一路游击指挥”，叫他协助胡宗南“死守成都”。但胡认为唐在四川无实力，起不了多大号召作用，对他并不重视，仅指派李犹龙、林树恩、王元晖三人与他联系。成都解放后，唐式遵辗转逃到西康汉源县羊仁安处。一九五①年一月底，他听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已经被捉的消息，官瘾大发，即刻和羊仁安前往西昌活动，要当四川省主席。曾托贺国光向胡宗南提过，胡只答应考虑，但久未兑现。二月二十日左右，胡宗南请唐式遵、羊仁安及随唐、羊同到西昌的罗八千岁（名已忘，汉源人，哥老会大舵把子）、周瑞麟、伍道垣等七八人，在邛海新村吃春酒，并约贺国光、赵龙方、李犹龙等作陪。春酒酿春昏，因此各人均大讲其昏话。首先是胡宗南，讲了一番“党国垂危，大家要同心协力固守西昌”一类的话。接着唐式遵说：“四川老同事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背叛了党国，投降了共产党；王陵基已被共产党捉去；杨森、孙震等人，也已逃往台湾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大陆上为党国奔走。我到西昌后，有人劝我逃台湾，我是不逃的。我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又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兼第一路游击指挥，党国今天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我若逃往台湾，不但对不起党国，连自己的良心也对不起。我是四川人，死也要死在四川故土。我坚决要回四川号召革命同志和地方有志之士，与共产党周旋到底。”唐空喊了一顿之后，贺国光接着来凑趣。他说：“我今天听到式遵兄的讲话，真使我感慨万端！老友四散凋零，党国危迫眉睫，像式遵兄这样肝胆忠贞的，尚有几人？中央还不给以适当的权位，以施展其忠勇才能，真令人痛心……”戏演到这里，他索性加一把劲，大哭起来，弄得“声情并茂”。这一来，确也使在座的人，或者是发生了兔死狐悲之痛，或者是觉得有助兴的必要，因此都作出悲侧之容，默然不语。其时，坐在贺国光左侧的罗八千岁的孙女儿，即取出手帕交与贺抹其眼泪鼻涕。这样就静了场。有些人心想：戏已演开了，且看胡宗南这个主角怎样接唱下去。大概过了两分钟左右，胡宗南才站起来，用颤抖而乏力的声音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今天正是革命党人向党国效忠、对共产党坚决斗争的时候。象唐先生和贺先生两位这样效忠党国，我想总裁是一定要倚重的。我想建议总裁派唐先生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便为党国效劳，不知唐先生的意下如何？”贺国光感到正中下怀，立刻站起来说：“这是胡副长官的适当措施，时机迫切，事不宜缓。”由贺这么一催迫，胡也立即采取一个“事不宜缓”的措施。胡宗南即刻吩咐李犹龙当场似一电槁，保派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并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叫人拿去拍发。三四天后，蒋介石复电照准，胡又叫李犹龙抄了两份，亲送给唐式遵和贺国光。李半玩笑地问胡：“那天贺国光哭得怎样？”胡说：“他是为唐式遵哭的。”李又问：“我不擅于拟电稿，那天赵龙文在场，为什么不叫他拟，偏要我当场出丑呢？”胡说：“你是四川人，经常与他们联络，在这些场合里，你帮我多做些事，对你的联络工作是有好处的。”原来在这类事情上，胡也安上了心计。以当时的情况而论，胡、唐、贺三个“演员”，还是以贺国光演得比较出色。当胡说了开场白之后，庸式遵倚老卖老；本来就要发作，给胡以难堪。贺国光觉察到这种情形，赶快给唐示意，唐才灵机一动，以悲剧手法表演，先由假哭而至真哭，结果才如此“动人”。胡宗南其时已觉察到唐、贺二人正在合起来对付他，因此赶快争取主动，把牌打出去，直问唐：“意下如何？”贺国光怕胡故伎重施，当场说了，事后又不算数，且唐亦很难自己开口，说一定要当省主席，所以他立即帮上一把，即捧了胡的建议为“适当措施”，跟上又迫出“事不宜缓”一句，要胡宗南确实摊牌。戏剧虽短，暗中是勾心斗角的。在台湾行政院通知胡宗南已通过特任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的第二天，胡约了李犹龙同去向唐道贺，并当面叫唐安排省政府的人事，自报台湾委派，同时请他拟一个川政工作计划。三月二十五日晨，唐即率同伍道垣、周瑞麟等人，并带有机枪两挺，步枪三四百枝，同羊仁安、罗八千岁等一路开西昌，企图经越西县的沪沽镇、甘相营，由大树堡偷渡大渡河，回到川南地区活动。当唐式遵等人离开西昌时，西昌的空气已经相当紧张。在唐等离开的前一天，胡宗南打电话到城里去，约罗列、赵龙文、李犹龙等到邛海新村吃早点。罗等到达时，见胡宗南一个人正在会客室里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各人刚坐下，胡即问罗：“清况怎样？”罗说：“昨晚收到两个紧急而严重的电报：一个是会理顾葆裕的，他说共军已从金沙江渡河，正进攻会理，他打算向滇西方向转进。一个是胡长青从大树堡来的电报，他说共军已占领汉源，他的部队已退过大渡河，据守大树堡。”大树堡在北，会理在南，两者离西昌直线距离都差不多，这两个电报同时到达，也就是南北两路的情势都很紧了。胡宗南一面听罗列汇报情况，一面右手托着脸，左手插在胸前军服里，故作镇静，但脸色惨白，显示了十分的不安。他要罗列复电顾葆裕，必须坚守会理一天一夜。同时又问第一师师长朱光祖此时在哪个位置上，并吩咐说：“急电朱光祖撤出宁南战场，立刻在会理到德昌之间构筑工事坚守。”罗列当场拟好两个电报，给胡批准后交与胡的副官张正达译发。胡又问罗：“由大树堡到西昌，最快要走几天？”罗说：“象共产党那样的行军，只要三天；平时要五大。”胡指示说：“急电胡长青坚守几天，必要他可以退到越西县城。”之后，几个人一边吃早点，一边继续谈。罗列说：“这一情况应急报台湾，并请示总裁是否可以脱离西昌。”胡宗南说：“情况应急报台湾，但不必请示总裁离西昌，我们守西昌的任务只有四天了。”――胡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到西昌，蒋介石要他坚守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这时候已到了一九五①年三月底，胡认为已经可以报销不误了。赵龙文对胡说：“情况是紧急的，长官是否可以先去，海口，二十八日再去台湾？”胡宗南说：“你们不要提我先离西昌的话，我们现在来好好的研究研究紧急措施的办法。”李犹龙提议说：“北路情况一两天还不要紧，南路严重，共军一天便可以攻到西昌，不如要龙文兄今天飞台湾先报告情况，我们立即作撤离西昌的准备。”赵龙文不同意，说他要随胡宗南一起再走。胡宗南说：“我们把西昌的部队集中起来，还有四五千人，用来坚守德昌（距西昌四十华里）两三天总可以。”他的企图是再守四天，好完成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罗列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西昌兵力一空，彝人就会吃掉我们。”他的意思是要保全性命，所以认为不应把西昌的一点兵力也调出去。胡听了厉声发急说：“那么，怎么办呢？”胡的老毛病是，一发急就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所以这时又走开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想不出两全之法。后来赵龙文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昌是决定不能守了，只有准备逃，免被共产党活捉。”赵龙文主张逃，别的人也主张逃，李犹龙接着说：“现在逃还来得及，有两个办法：一是由空运逃往海口或河内，那就是快准备飞机，分批运走；二是走陆路突围，那还是我们前次研究的逃西藏或逃滇西，才是生路。有人主张逃川南雷马屏峨地区，那是绝路，凭我们这点兵力，恐怕走不过大小凉山，就被彝人吃掉。”因唐式遵等曾鼓动胡宗南逃往川南，所以李犹龙有此语。李又说：“如果逃西藏，必须经过木里三大寺，我们已派有人在那里联络，我想没有问题。去木里有两条路，一是经德昌到盐源去木里，我们到了盐源，即可酌情决定或走西藏，或去滇西。这条路是捷径，住的汉人多，彝人少，行动便利，且盐源县长谈和晴和自卫大队长张某都是国民革命同志会会员，我们鼓动他们一同走，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但是要争取时间，德昌一失，这条路就不能走了。第二条路是经沪沽镇和冕宁具到沪定，或者直插木里，这条路，路远山多，都是彝区，到沪定才是藏区，这是条险路，万不得已时才走这条路。”胡宗南和罗列听了之后，都在军用地图面前查看李犹龙所说的路径，最后胡宗南决定：要朱光祖想尽一切办法，在德昌县前面坚守三天，大家积极准备行动，走德昌、盐源这条路。但对外则要扬言走川南，以免被对方所知道，把去路截断。罗列说：“我们要秘密通知贺国光作准备。”胡宗南说：“让赵龙文同贺国光他们在我们行动之前，飞台湾向总裁报告情况，我决定同你们一起行动。”罗列等人到上午八点多钟离开邛海新村，回到西昌城里，见街上已有些店户关上了门，有些人已在搬家，人心惶惶，好像战事将临的样于、他们在汽车上睹此情形，罗列说：“老百姓的消息比我们还灵通。”赵龙文说：“共产党早把消息送进西昌城里了。”第二天，唐式遵等人去了之后，西昌县政府也强迫老百姓要马、要滑竿、要夫子，闹得满城风雨，情形更混乱了。李犹龙和周士冕，都熟知胡宗南到了紧急的时候，是会抛下任何人秘密走掉的，因此，周就搬到城隍庙，住在罗列办公室对门的一个房间；李犹龙则收拾好一切，整天不离开罗列办公室。以便罗列一有什么动静，他们也跟着行动。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北路的胡长青拍来急电说：“共军已强渡大渡河，占了大树堡，故率部退到平坝镇。”朱光祖也拍来急电说：“共军有从德昌南面迂回攻德昌模样”。罗列等人都认为朱光祖所报的情况很重要，就赶去报告胡宗南。胡惊慌他说：“共匪真要截断我们的去路吗？”当场怔了一两分钟，才说：“急电朱光祖坚守德昌，可不可以？”罗列说：“朱光祖现在守的是下面，不敢调动，我想另调第一师的一个营，急行军赶守德昌，四十华里，五小时定可赶到，要这一营人坚守一大一夜，我们突围出西昌后，即作为后卫部队。”胡同意后，罗列即回办公室下命令。李犹龙和周士冕则仍留下来，与胡谈逃出西昌的时间问题。但李犹龙和周士冕同胡宗南谈来谈去，胡总不确定离开西昌的时间。李、周两人认为，胡之所以如此，有两种用意：一是考虑能否在西昌赖到二十八日或二十六日，勉强向蒋介石交了“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卷；二是考虑真的走德昌一路，究竟能否突围。罗列下完了命令，又迅速回到胡的办公室，共商逃跑时间问题，各人都认为己到了关键性时刻，迟了就逃不出去。但是胡宗南只是绕室徘徊，走来走去，默不作声。最后，因为大家都缠着这个问题，胡就不耐烦他说：“你们把行装、给养、交通工具都准备好，等我把动身的时间考虑好了，就告诉你们。”当天晚上，胡的亲信人员都很焦的，也很紧张、大家都觉得身在牢笼，未必飞得出去了。李犹龙和周士冕更妙，两人和衣睡在一床，尽在忧心忡忡，等候胡宗南的逃离西昌的命令，整夜不能合眼。而对面房间的罗列，时而打电话，时而找人，时而口头下命令，时进时出，也弄得个终夜不宁。第二天（二十六）早上五点钟，李犹龙和周士冕撑起失眠的倦眼，走到罗列办公室去询问情况。罗列说：“胡先生已决定二十七日凌晨二时离开西昌，让赵龙文、蔡紫、与贺国光、王梦熊、谈荣章等于今天晚上飞台湾，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沪沽经沪定逃西藏。”李、周又问南北两路的情形。罗说：“北路胡长青正由平坝向越西县城转进，南路顾葆裕部已失联络，可能往滇西跑了。朱光祖只剩了一营多人，向德昌转进，昨天晚上九时赶到德昌的一营人，正即赶修工事。据报共军距德昌还有二十多里，已令朱光祖在德昌坚守到明晨四时，再向沪沽转进。并已令西南十训团与今晨离开西昌，先去沪沽。”上午九时，胡宗南由邛海新村来到城隍庙，神情颓丧，一进门，便到罗列办公室查问战况。接着便找李犹龙和周士冕到办公室去，间他们知不知道逃离西昌的时间。接着又要李犹龙多带些男女青年，在路上才不会寂寞。大概这时候他又想到苦中作乐的重要，所以对于男女青年忽发奇兴。李犹龙说：“离开西昌的时间，罗参谋长已经告诉我们。西南训练团有学生几十人跟我们走，路上不会寂寞。”接着，李和周士冕为了表示为主的忠心，乃一同劝胡宗南应该坐飞机离开西昌，不应该走陆路冒险。这“忠心”也包含着私心，因为他们二人在内心上都想跟着胡宗南坐飞机逃生，以为如果胡决定坐飞机，他们也就有随着坐飞机的希望，那么，就可免除生命危险了。但胡宗南说：“我刚才奉到总裁的命令，要我亲率部队向滇西转进，与李弥部会合，必要时才去西藏，我怎能坐飞机跑呢。”他们离开胡后，即回到罗列的办公室，准备在路上吃的东西，见到胡的表侄、副官处长蒋竹三，正在为胡收拾滑竿和乘马，他们便认为胡宗南一定是带着他们一同跑，因此放了心。李还打算到徐获权家中去弄一些腊肉，好在路上吃。但周士冕叫他不要离开诚隍庙，说：“军事情况，瞬息万变，胡宗南的话你不要信以为真，他是经常找别人作替死鬼的。”胡宗南中午离开城隍庙回到邛海新村，下午即不再到城隍庙办公，到了晚上八点钟左右，罗列和赵龙文很慌张地同车去邛海新村，临走时，对李犹龙和周士冕说：“龙文要去台湾，我陪他去请示，立刻就回，你们不要离开。”两小时后，罗、赵二人回到城隍庙，对李：周说：“请况很紧急，共军正绕过德昌，正向飞机场方向进迫，已派了一个营到飞机场作作战准备。”西昌飞机场在西昌东郊三十五华里，距邛海新村三十华里；距德昌四十华里左右。情势确实已经极度紧张了！罗列随即下令各单位准备行动，候令出发。同时，赵龙文和蔡綮乘车去飞机场，蒋竹三带了两个副官去邛海新村，罗列为周士冕、沈策、王炳炎及李犹龙四人准备了一部汽车，又吩咐裴世予、戴涛准备同他坐一部汽车，俟必要时由飞机场旁边冲过，一同到沪洁滇去（由西昌到沪沽必须经过飞机场）。因此，大家都在罗列的办公室，静候胡宗南下令出发。不久之后，即听到一阵飞机声发自夜空，周士冕、王炳炎、李犹龙等人，都正在说赵龙文和蔡紫他们起飞了。罗列便拿起电话，问飞机场的情况，人人只听他说一声：“怎么？他飞走子，他妈的！”就把电话耳机摔下。别的人急问：“怎样？”罗列说：“胡宗南走了，他妈的！”李犹龙一看表：十一时十分。――一九五①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离胡宗南到西昌之日，是三个月差两天。众人顿时默无一言，面色如土！胡宗南刚说过是要带着他们向滇西转进的，现在却丢下他们，坐飞机逃命去也矣。周士冕便骂道：“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不管旁人的死活！”胡要周士冕随他从海口折返西昌时，就对李犹龙埋怨过，说胡临死还要拖他去垫背，这一回胡未死，而他倒垫定了，所以恨声立出于口。但李犹龙却是一语不发，他把前后的情景联系起来想，总怀疑罗列和赵龙文在这中间有鬼把戏。第廿三回聊以送终 罗列率残余北走四山枪响 蒋军终被歼彝区李的怀疑也并没有怀疑错，当他后来和罗列一道化了装向四川逃跑的时候，曾经问罗：“胡宗南突然飞走，你事前究竟知不知道？”罗说：“这是赵龙文搞的鬼。他说他要飞台湾了，要我同他一起去请示胡宗南。当时情况是万分紧急的，一失时机，胡宗南马上就会变成俘虏，我把情况向胡汇报后，赵龙文即力劝胡宗南同贺国光一起飞海口，我也帮腔、胡说他就是死也再不能违背总裁的命令，让党纪国法来制裁他。最后赵龙文向胡说，不要蹈项羽垓下被困的覆辙。胡就说这一摊子怎么办？我是他的参谋长，在这紧急关头，只好咬住牙关说交给我好了。胡宗南和赵龙文均立刻与我紧紧握手，并要我同你想尽各种办法，从西藏或滇西逃到印度或缅甸，他再想办法来接我们。当时，赵龙文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电报稿交给胡，胡看了后批了交给我，这是用胡宗南的名义报告总裁的电稿，内容是先报告情况紧急，次即说明固守西昌三个月的任务己完成，于三月二十七日晨二时飞离西昌，到海口转台湾面呈一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交我率领，向滇西转进，与李弥会合后，再定行动方向。后面填的发电时刻是三月二十七日晨一时。胡还叫我到了最后再发出，不要发得过早了。从这些情况看，可见是赵龙文摘的鬼，可能是胡、赵二人事前串谋好的鬼把戏。”胡宗南飞逃后三十分钟，即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一时四十分，罗列即下令各单位从西昌向沪沽镇出发。这个溃逃的队伍，由胡宗南卫士营的一个排在前头作尖兵，其余则负责护卫“长官公署”的电台、文卷、金银和行李驮子，第一师的一个营则担任后卫。凡跟着逃走的人员，不管属于任何单位的，都走在队伍中间。包括卫士连、第一师作后卫的一营。守飞机场的一个营在内，估计有人枪八百多。跟着逃的人，包括“长官公署”人员五十多人，西南干训团员二百多人，由四川逃往西昌准备坐飞机去台湾而去不成的各方面的人，大概有三百多人，所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