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真相
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真相&三年自然灾害&是编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毛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天问──&三年自然灾害&王维洛[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然灾害&名列第二。&[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称为灾害。[2&&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7&，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也有旱情；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11&，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因而减产；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甚至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308、557-559页。　　[12&《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丁抒，《人祸》，第286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1页。　　[15&丁抒，《人祸》，第281页。}　　　　【参考文献】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中国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　　郭建增等，《未来灾害学》，地震出版社，、1992年　　丁抒，《人祸》，九十年代杂志社，1996年，香港。　　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李锐，《毛泽东的功与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香港。　　《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中国人口（湖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　　文聿，《中国左祸》，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李文海、周源，《灾荒和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　　晓冲，《祸国的辉煌》，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年，香港。　　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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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统计问题上的伪科学及其推波助澜的机构
作者：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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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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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统计问题上的伪科学及其推波助澜的机构　　日和25日，在下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了题为《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两个帖子。前者为无良精英所写、后者为投机官员所写。　　关于数学模型和数据来源还想说几句。改革开放后全国举办数学模型研讨会。第一次在秦皇岛，第二次在青岛，我都参加了。自然生物种群的还是基于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属于几何级数增长的，当然只能及其有限度使用。马尔萨斯陷阱说的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问题。　　增长可以分为，线性、超线性和指数增长等几种。线性增长就是（相似）比例，科尔用的模型，看上去是线性的，但他线性乘线性，按照牛顿插值，这就是二次，所以李成瑞认为科尔使用的是超线性模型，结论数据是1700万。国内的蒋正华和金辉是按“动态参数估计模型”计算，这样自由度就更大了，第一是参数选择，第二是样本选取。金辉们与廖伯康们（给廖伯康作书还请李锐写序）合流也就很自然的事。　　如果把那三年，说成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还是说得通的。无良学者，为何数据可以不断刷新？用的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比如蒋正华出生率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数，而金辉用56年57年的平均数。自然死亡率用56年57年的平均数，甚至更低，如同廖伯康死亡人数就是饿死那样。看看上海交大金辉的结论：根据其非正常死亡人口计算公式：“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这里不包括他的其他修正与死亡来源，最后他的结论超过4千万。那么他所为的正常死亡人数是怎么得来的呢？以57年为例，再乘以年度的人口之比。那么所谓的正常死亡每年应该是450万，如果按照中国6亿人口，当时中国人人均寿命超过一百岁。然而，那三年恰恰是自然灾害（这些人认为那三年还比其他年度好），食物严重短缺情况之下，死亡率是不变的？　　既然不变，怎么能称自己的模型是“动态参数估计模型”呢？看看他们动态在哪？比如，他们发现城镇人口是增长了680万，在他们眼里农村该如此增长，怎么长？唯有出生率！这些参数既可以估计，也可以修正，随心所欲。他们怎么能知道当年虽然放慢了工业建设速度，但是许多项目正在继续，水利建设也没有停下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59年几乎每年平均1000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来，那三年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还是继续在转移（征地工和计划招工），多数是未婚青年。说这些人是无良学者，正是因为他们不但不从农村人口扣除，反而将城镇增加因子，同样加到了农村，这一来一去680乘２，那就是1360万。他们吃饱撑得，不知道饿死是个啥样！红军当年长征吃树皮、啃草根。饿死一个有生活能力的活人也并非他们所想象。看看海地震后的场景，不就清楚了？要有多少军队维系？有人说，那时有民兵，那民兵不是各家各户的青壮年吗？　　其实，有点阅历的，总可以从那三年以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四清”与“文革”在揭盖子时，为何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字报、小字报揭露“饿死人”事件的呢？像河南、四川、安徽，按照他们的数据，几乎每家（７口之家）平均都要饿死一个人的，全国每１７个人要饿死一个。这个揭盖子能悟得住吗？从“四清”到“文革”哪次也不能轻饶这些迫害饿死人的历史罪人！结论也就是一个，当年中央的粮食政策只有一个，城乡虽有区别，严格执行的相差无几。凡是瞎折腾就差！　　但这30年来，我们却看到了那些投机官员的文章，看到了那些无良精英的以“科学”的名义发表的学术文章。比如，《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会》杂志、《中国人口年鉴》等等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彭尼·凯恩的《年中国的大饥荒》，内外一起夹击，一股阴风四处挂起……这不是反攻倒算又是什么呢？　　我的相关帖子（人民网）　　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　　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　　
关于《官方首次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860万人》的看法
两个非常刺眼字眼“官方首次承认”和“饿死3860万人”，来自金冲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此文还提及了《墓碑》一书，来势不小。还有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李锐 谢韬作序）一书，引起争论，引出了“颠覆谎言”之说。其实，这世界是有各种谎言，有各种违心的话，还有疑点重重的文章。在下看来，毛泽东选集、文集透明度与一致性是最高的，争论了30多年，没有多大变化，观点（如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的不同可以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也都是看着他的书长大的，社会的各类运动许多也是亲身经历在其中的，社会的变化也感受着的。所以，人不无全生活在言语和文字这种状态下，更多的是活生生的实际生活。
毛泽东时代没有进步吗？回答是否定的，不仅有进步，而且在世界大国中属于进步快的行列里面的。咱们的国际环境不如人家，经历几场相关的战争和战役，也经历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苏联好了几年，后来也不好了。也就说中国出了一穷二白和不好的国际环境下，支撑着、发展着，这不是谎言不谎言能够取而代之的。
四届人大周总理满怀信心地说，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说明在新中国的二十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具备走向现代化时代的基础。比如，军事装备部依赖国外，也不再是那个“汉阳造”，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类战机、舰艇、军车、武器装备等。钢产量快速上升（尽管有曲折），石油、煤炭等能源快速提升，化工、化纤工业几乎从无到有，缓解了粮棉相互争地的局面（关系到百姓的吃和穿大问题），机械工业也得到大发展，不再是老江南造船厂的初级水平了，轻工业星罗棋布。农业总体上也基本完成了翻番。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到1976年外汇储备也有5.8亿美元，黄金600吨（其中400吨是73年与74年在国际黄金市场购进）。
诚然，发展过程中也不少的困难和问题，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大问题。争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那就不好说，因为全国情况不一样的。以河南、四川、安徽等省份最为严重。就是同一省份情况区别也非常大。无论如何问题的指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问题归结毛的“大跃进”和“反右倾”。其实浮夸风59年上半年度已经提出遏制，不信可以看看毛泽东先后六封党内通讯的文章和毛泽东当时的指示，这些信生产队长和支部书记都可以看到的（有些省看不到是另有企图的）。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提到的“六条”说得很清楚。在下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毛要这样做？
从1956年开始党内分一线二线领导开始清晰起来，到1959年就比较分明了。一线以刘邓为主线，刘主抓农业，邓主抓书记处（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就是协助刘分管农业）；周不属于一线，主抓工业、财政、科技。自然还都须向毛汇报工作。日常工作分为两大方面。但在后来的他们各自的文选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文选明显缺少，上面所说的透明度，对他们来说就逊色许多。对这三年的争论和问题，都推到毛的头上，在下以为不公允。62年毛作了自我批评，是作为最高领导所承担的责任。其他领导不该承担责任？各有各的账，归于毛一人身上，这仅是毛去世后所发生的。这三年出这么大的事，没有人敢担责任，也许唯有毛可以功过相抵才能缓急的，还是一些人的掩盖错误的法宝呢？反正毛的肩宽，一推了事。事实也是这样的，就连河南、四川等主要领导也轻松许多，甚至似乎没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吴芝圃、李井泉就是一例，在下以为是极其不正常的。这一口恶气都冲着毛。欺上瞒下毛并不知情，所以毛当时要各级领导开展调查风。
当时全国的粮食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况且刘是主抓农业也是赈灾的领导，他的足迹在哪儿呢？李井泉的问题是七千人大会上一个四川干部用匿名信揭示的，李当初就在四川不让省委宣传贯彻执行毛在五九年的那个六条。在七千人大会的分组会上，刘在安徽组（曾希圣），邓在四川组（李井泉），河南由于信阳事件，七千人大会前对吴芝圃作了些处理。事实上“各有各的账”并没有算，文革中算了一下，文革后都彻底平反了，接着就是全部倾倒在毛的头上，一线的领导算了什么账了？所以在文革后对毛各种评价（包括现在精英们流行的），一般都低于毛在国际上各类评价。尤其是对于各国政要和多数学者是这样的，偏差主要是对“三年自然灾害”中各有各个账的不同理解。
比如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两次（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时间较长的访问中国，走了许多地方。“闹大饥荒”就是一个他所考察的内容之一。英国在香港是睁着大眼睛的，西方的情报机构那个也不是白给的。蒙哥马利是军人出身善于侦查，所以在西北考察时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从裸体的人看人的营养健康状态。答案是两个字“正常”！还有1960年，美国的著名作家、记者斯诺也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中国考察，给周总理提出了40多个问题，回国后也撰写了《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从某些领导和精英的主导思想是对毛的彻底清算为先导，所以“饿死人”的数字也一路上升。关于数字问题的来龙去脉，大致是这样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公布三年自然灾害时人口数据。中国在1953年有过人口普查，直到1964年。单项上报统计数字应该是有。由于统计口径（内涵、范围、时间）不同，故统计数据有偏差。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众说纷纭。八十年代初我国进入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并担任领导职位，从1983年开始有国内外学者、专家开始介入。增加了几分“科学”的色彩，加上政治气候也越来越推动这一潮流地发展……
国外的有彭尼· 凯恩、杰斯帕·贝克、安斯利·科尔等，有用专著、回忆录、自传性小说等流传，最有代表性的有安斯利·科尔开始用数学模型，他推断非正常死亡人口结果是2700万，他的用得是“线性模型”。说白了这个模型小学生也会算，都是四则运算。关键这：“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怎么得来的？
国内李成瑞认为科尔使用了多次线性相乘，称其为超线性模型，加以修正后得1700万这个数。1987年蒋正华发表论文，采用的模型叫“动态参数估计模型”，结论还是1700万这个数据。1993年金辉按“动态参数估计模型”计算，得出2791万这个数，为何会多出1000多万呢？出生率不是采用53年至57年的平均数，而是用了56年57年的平均数，前者低后者高，更不是那三年的真实统计数；同时他发现了此时城市人口还有增长的数据（统计的口径不同数据也不同），而且增长了680万（事实上工业建设需要，招工及征地工仍在延续）。所以最终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471万。
关键是“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这些数字怎么得来的？比如“总人口减少值”，金辉发现城市人口增加的，那么农村的人口减少值必须还要增加！比如“出生人口”，是总人口数乘以出生率。有用1‰ ，有用53～57年的出生率的均值，有用56年、57年的出生率。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比如“正常死亡人口”也是根据时间段来获取自然灾害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排除由于营养不好引起的各类疾病而死，也就说这样原因引起的死亡自然也纳入饿死。
怎么用？要看这些学者的心态。其实这就是立场与观点。比如金辉年的情形较为严重，这两年是：＋（万）。　那么不少专家坚信1959年也必须是这个平均数，那么这三年总和为3781.5 万，再加上城市人口的增长680万，就是4461.5万。为什么不能更多呢？那么，反过来想一想不行吗？在所有的模型中，第一项“出生人口”，是至关重要的。这三年为何不能是零增长呢？为何不能是负增长呢？大饥荒为何还有正常的结婚率呢？大饥荒为什么还要多生孩子呢？而生出孩子为何又不加以统计和采用呢？
这种带有数字偏好的现象比比皆是，近年来倒是发现这三年相关人口数字不断增加，也就说或者人数在增长，比如这三年出生人数，只会在日后会减少，但实际数字却在奇怪地增长，而且是百万之众。那么一进一出都是翻了番的。再说了只要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是“饿死人口”，甚至连死亡数也当作“饿死人口数”。数据引用无疑是走极端的，拿着这几个重灾区说事。
从八十年代中期的全国数学模型研讨会（第一、第二届），在下都是参加的。私下听人说起过（当时是不能张扬的），我们这些人是持不赞成的态度，起码动机不纯。而相关的人士有兴趣，而且非常高涨，所谓的调研也都是往重灾区跑。河南史来贺的刘庄就没有饿死一个人，所以是各有各的账。虽然中央关于城乡的粮食政策只有一个，但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数学模型和这样的清算毛的思维，这个数据还能有多少真实呢？但有人喜欢它，在这些人看来它比“原子弹”还厉害百倍千倍。请问：如此走下去，是不是要掉进马尔萨斯的陷阱？重现拉普拉斯之魔呢？
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人算算是怎么来的
说“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这话的人是改革开放后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看看这数据是怎么来的。以下引用《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一文（）。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所以，这《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大饥荒四川饿死1000万人》也就传开了。专家（曹树基）的数据为：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940.2万（其他专家推算四川饿死1000万），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3245.8万。领导这么说，专家也是这么算的，铁定了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本来看看，随他们怎么说，也都过去的事，说起来也揪心，总是共和国令人不爽的三年。可是，最近有些人来劲，非要揭露，还按上“官方首次承认”的字眼，其实那是咋唬人的。凤凰资讯对这些也一直很积极，去年就刊登这篇文章。在下不想说，近来又有人逼着要说，否则这1000万算是铁案。
先来算算这本帐。四川人口总数是多少呢？7215.7万（1957年），按照1949年中国人平均寿命，一般说是36岁，如果按照灾年（四川确实是灾年，从其三年粮食减产来看，确定灾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人均寿命还要降低。为什么不能按照1976年时中国人均寿命65岁来记呢？那个时候没多少人挨饿，医疗防疫也都从62年以后跟上去了。挨饿未必就饿死，但寿命肯定要短。按照平均寿命36岁来记，那么自然死亡人口三年累计就是601万。如果按照平均寿命40岁记，这个数应该是541万。如果按照30岁的平均寿命，这个数应该是722万。按照公安厅死一个就抹掉一个人的计划供应来看，800万是有可靠出处的，而且理由充分。廖伯康的1000万虽然据他说来源省力文件，但统计口不同数据差别也不算什么问题，除非是国家人口普查。800万还是1000万说的总死亡人数，将其说成是饿死一千万，那就居心叵测了。此人其后被打成“三反分子”，我觉得是可以想象的，82年平反，以后升迁为省政协主席位置，在下觉得干部路线有问题，也与后来诬蔑那三年四川饿死1000万还是对的上号的。
朱德那个时期回过老家四川，一人一天八两米还是有保证的（亲友给他说），不满意的就是吃食堂，他鼓励要多搞副业。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很清楚计划经济下的食品供应问题。如果0（万）是瞒报的，那么200万的口粮也就平均给别人吃了，饿的程度也就降低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更简单道理，7200多万人，饿死1000万，也就说7、8个人中饿死一个，与自然死亡率由于吃不饱死亡率上升，可不是一个概念。那个时期是吃食堂的，吃不饱这一点是肯定的，每天挨饿但每天还有的吃，就是这个状态。由于挨饿，营养不良、免疫能力降低、疾病增多，人的平均寿命就要缩短，自然死亡率也就提高。把凡是死得人都算非正常死亡，这不是常识问题，而是良知丧失。非正常死亡也不等于饿死，还包括疫病死亡、事故死亡、没有食物来源的饿死等等。
如果真的饿死有那么严重，在七千人大会的四川分组会议上主持人邓小平也不会放过李井泉这些人！开会时有人写匿名信揭发李井泉不让传达和贯彻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信，倒是有，不知道却让他蒙混过关了？
其实，如何看待那三年，我以为先问自己，自己的家，尤其是过来之人，当年你看到了什么？经历与感受什么？因为我本人生活在公社的小集镇上，城乡也都看得到。我先跟母亲吃手工业社的食堂，后来跟奶奶吃街道居民食堂。农村有亲戚有走动，但不吃饭，因为他们也吃食堂。后来才解散食堂。中国这么大，极端饥饿的悲情肯定是有的，但我没有见过。说很普遍，那是不可能的，原因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农村是集体经济。尤其是吃食堂，吃不饱但总有下顿吃。解散食堂最早是韶山，那时1961年上半年。据胡乔木给主席信介绍他在湖南调查情形，集体化制度与整风搞得好的，死亡率低，反之死亡率高。
我对当年的政策面理解是，由于缺粮，平均每人每天减少一两，农村也是这样。朱德回老家关注的也是那个八两米是不是有保障。乱哄哄的县、公社与大队这个问题就难说了，有听说变为八两毛粮了，有些连毛粮也不能保证了。毛泽东也认为食堂是在所有吃饭人的监督下进行的，把粮食分下去未必保证每顿都有的吃。但机动性就差，这也是实情。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问题还在于是不是按照国家的粮食政策？百姓能不能吃到这些米，吃不到时当地政府怎么办的？百姓又是怎么办的？为什么同样是河南，史来贺的刘庄就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就是胡乔木所指的公社化后实际素质问题。
我所处的公社也没有饿死人。因为我在去支边以前，我还参加过公社编写“队史”的工作，尽管是跑龙套的，但对公社的各个大队有比较，哪个队好哪个队差，就是最差的也没有人饿死，浮肿的人是有。粮食的基本政策是一样，所不同的是各家的自留地蔬菜和养殖等问题。欠收的生产大队吃返销粮。吃返销粮的队实际上总要差一些。我许多亲戚在浙江嘉兴农村，大致也相差不太大，在一些小政策方面有些区别。其实，嘉兴农村与上海的南汇毛泽东在1959年就尖锐批评过的。毛泽东1959年的六条指示，不少来自对嘉兴批评后形成的。
关于自己打得粮食不够吃，吃返销粮的，应该说小岗村是很典型的。合作化至改革开放前23年，没有一年不吃国家返销粮的小岗，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粮食就翻了一番。所以说农村还是很复杂的。小岗也说自己村饿死多少人？怎么饿死的？不说！是吃食堂时期还是不吃食堂时期？也不说！小岗地处安徽凤阳，那三年也算重灾区了，记得胡耀邦当年去凤阳做过调查的。凡是中央得到严重灾情报告，中央还管的，除非瞒上欺下。如果当年问题有现在说得那么严重，那么我也敢大胆推测，文革期间，为饿死人报酬不知道要有多少干部严重清算？起码我在我的公社没有看到这一幕，四清运动时，听说揭批多吃多占的干部，今天看来那才是鸡毛蒜皮的事。再说，一有运动，不管大小，大字报、小字报的早就揭发上了。
我写这个帖子，是以第二重灾区（第一为河南）四川饿死1000万为例，说明那些数据没有真实性的，仅仅表明他们仇视和歪曲新中国。现在的问题，需要提醒当今各级领导，只要不骂自己，骂谁都无所谓，甚至以为前人无能，才显得自己的光彩。理性看待历史，是各级领导起码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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