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格马利翁（卖花女）（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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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记:写给为梦想而奋斗的人》的出版是献给考拉小巫粉丝以及所有英语学习爱好者的一份礼物。在《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记:写给为梦想而奋斗的人》里，考拉小巫分享了她人生中各个阶段学习英语的所有方法途径及心得体会，和她为了从根本上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所做的一切失败和成功的尝试及努力，以及她考过的所有英语考试的备考方案、计划安排、所用书籍及资料，书后附录中还有作者总结的英语学习资料及资源推荐。除了分享英语学习方法外，考拉小巫还分享了她与伊甸园字幕组的亲密接触、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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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　
序　　人们经常做别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我们的许多行为是受广泛地为人们共 享的规范或期望制约的，这些规范或期望使我们有可能预言一个人在特定情 景中会怎样行动，即使我们从未遇见过那个人，而且也几乎不知道他与别人 的不同之处。然而，与此同时，行为有相 当大的可变性，以致于我们预言熟 人的行为往往要比预言陌生人的行为更为准确。因为我们知道熟人过去的行 为，所以，我们对他的行为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但是，我们现在 有充分理由相信，还有一种因素会增进我们对人际预示或预言 （interpersonal pre－dictions or prophecies）的准确性。我们的预示或 预言本身可能就是决定他人行为的一种因素。如果我们期望我们将会见一个 容易相处 的人，我们初次相见事实上就可能促使他成为一个更易相处的人。 如果我们期望我们将碰到一个不易相处的人，我们与他接触时可能带 有戒 心，这就促使他成为一个不易相处的人。一般说来，这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人际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预言：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行为的预期怎样会完全无意地成为这种期望实现的一种比较准确 的预示。本书总结人际自我实现预言效应的现有证据，并且更详细地提供新的证据。这种新的证据来自教育情景，它涉及这个问题：教师对学生的理智能力 的期望是否能用作教育上的自我实现预言。试举一例足以扼要介绍这种新证据的性质。某一所小学的教师得到调查报告，有 20％的儿童将表现出智力增长有不同寻常的潜 力。这些儿童的名 字是从随机排列的名单中抽取的，也就是说，这 些名字是任意选择的。8 个 月后，这些不同寻常的或者“有魔力的” 儿童，比没有引起教师注意的其他 儿童表现出智商的显著增进。教师对这些据说是“特殊”儿童的理智成绩的 期望的变化，导致这些 随意选择出来的儿童的理智成绩实际的变化。教师对学生理智能力的期望有许多决定因素。甚至在教师看见一个学生从事学习之前，很可能对这个学生的行为已经有了某种期望。如果她教“慢 班”或皮肤带黑色的儿童或者母亲“领福利救济”的儿童，她对学生成绩抱 有的期望，将不同于她教“快班”或 中上层阶级社会的子弟时对学生成绩所 抱的期望。在她看见一个儿童从事学习以前，她可能已经看到这个儿童的成 就测验或者能力测 验的分数或者上个学年的成绩等第，或者她可能了解一些 有关这个儿童声誉的不太正式的信息。教师期望（不管是怎样得来的）能够 作 为一种教育上的自我实现预言，这已有理论阐述，而且也有某些 证据（大多 是轶事性的）。本书首先探讨与这些理论阐述有关的新的实验证据，然后分 析这种新的实验证据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上的涵义。　　本书一般说来是为学习教育学和行为科学的学生而写作的，也 是为这些 领域里的研究人员而写作的。因为我们希望本书既适用于 大学本科的学生， 也适用于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所 以，这有可能使范围相当广 泛的读者的两端都感到不满意，但是我们甘愿冒这个危险。有些内容对大学 本科的学生似乎过于专门或繁琐；有些内容对于有经验的行为科学家又过于 简单，根本算不上是 专门知识。对本科学生或者有理解能力的外行来说，正 文中的表格过多，而对那些想要知道一切的行为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来说， 这些表格却嫌不够。我们采取折衷的办法，把一系列的表格集中在“附录”　　部分；想利用这些表格的人可以从中找到更专门的资料。（正文中提到参照 “附录”中的这些表格时，表格的序号都以字母“A”开头。）除了“附录” 以外，还有一系列脚注，其中一些较长而且较专门的脚注适合需要专门知识 的读者。　　正文中经常使用像 X2、t 和 F 这样的统计符号。这些统计符号通常在正 文作出某种判断之后出现，以便需要专门知识的读者检验这种判断的效度。 在这样的符号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字母 P，并常带有 特定的小数值 0.05 或者 0.01 或者 0.001。这些小数值指出所报告的研究结果偶然发生的概率。例 如，在比较两个组时，分数差异在 统计上的显著性水平可以报告为：t=2.50，P<0.01，单尾。这意味 着，人们见到的这种差异偶然发生的可能性是100 次中不到 1 次。“单尾”是指在分析之前就预示了差异的方向。经常提 到的其他统计符号还有相关 r 和 rho。这两个统计符号都可以从 0.00 到 ＋1.00 或者从 0.00 到-1.00 之间取值。这样一种相关值愈接近＋ 1.00 或者－1.00，所讨论的两个变量愈是一方随另一方发生变化或者彼此愈 是可预示 的。就这些相关的值来说，所报道的 p 值也表明这种可能性：所发现的相关 程度可能是一种违背 0.00 相关的机遇的结果。就给定的统计符号而言，“df” 是经常提到的。这个符号大致表明给定的统计符号是建立在多少案例或者被 试之基础上的。“df”几乎与所使用的案例的准确数目相同，但不是完全相 同。如果所有这些都忘 记了，读者只要回想起 p 的意义就行了。p＝ 0.10 是指获得的结果偶然发生的可能性为 10 次中有 1 次。读者必须自己领会与给 定的 p 值 相联系的某种判断的似真性。心理学家常常有这样的表现，统计学 家有时也这样，好像 p 值应该达到 0.05 或者 0.01（或甚至更小）才 能声称 结论值得讨论；但是，这根本上是个人爱好问题。博林（E. G.Boring）教授 要求我们注意波拉尼（Polanyi，1961）的评论。波 拉尼说，恩里科·弗米（Enrico Fermi）把发生的概率（p）小于 0. 10 的任何事件都称作奇迹，虽然一些人认为费希尔（R.A.Fisher）要求 p 值至少达到 0.05 的事件才可以 称作奇迹。这项人际自我实现预言效应的研究计划持续了十多年，而且本书报道的教育研究也是从这项计划中派生出来的。就它的大部分历 史来说，这项研究 计划由全国科学基金会社会科学部（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资助。没有他们的资助，就不可能有这项所 报道的研究以及这项首次详尽报道的教育研究。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我们这项教育实验得以进行，也是和南旧金山联合学区（South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视导长保罗·尼尔森（PaulNielsen） 博士在行政上的支持和信任分不开的。我们要感谢他使这项研究成为可能。 我们还要感谢梅·埃文斯（Mae Evans）和尼尔森博士的其他职员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得到“奥克”（Oak）学校师生的帮助很多，在此致谢！ 在我们分析数据和撰写草稿时许多人给了我们帮助。我们从纳特·盖奇（Nate Gage）、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戴维·马洛（David Marlowe） 和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建议。此外，要特别 感谢布鲁斯·比德尔（Bruce Biddle），他阅读了全部草稿，并对本书的许 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建 议。肖恩·爱德华兹（Sean Edwards）、约 翰·拉斯洛（ John Lastlo）、戴维·赖卡德（David Reichard）、简·鲁 迪（Jan Rudy），尤其是乔治·斯米尔顿斯（George Smiltens）帮助我们进行了计算和统计。玛丽·塔维琴和玛丽·卢·罗森塔尔（Mari Tavitian andMary Lu Rosenthal）专门承担了草稿中各种图表的打印工作。 最后，我们要感谢两个人，他们自始至终参与了奥克学校实验思想的酝酿过程，并且忠实地充当了整个实验和这份草稿形成的每一阶段的顾问，他 们是安妮特·英斯尔（Annette Insel）和玛丽·卢·罗森塔尔。R·罗森塔尔 L·雅各布森1968 年 2 月译者的话　　皮格马利翁（Pygmalion）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阿波洛多罗 斯Ⅲ）。相传，他性情孤僻，为规避塞浦路斯妓女而一人独 居。他善于雕刻， 孤寂中用象牙雕刻了一座表现他的理想女性的美 女像，久久依伴，竟对自己 的作品产生了爱恋之情。他祈请爱神阿佛罗狄忒赋予雕像以生命，阿佛罗狄 忒为他真挚的爱情所感动，就 使这座美女像活了起来。皮格马利翁遂称她为 “伽拉忒亚”，并娶她为妻。他们生女帕福斯。她成了塞浦路斯南部海岸同 名城市的名祖，该地是崇拜阿佛罗狄忒的中心。这一神话与对阿佛罗狄忒的 崇拜相 关联，皮格马利翁就是掌管阿佛罗狄忒祀奉事宜的祭司。　　在近代艺术中，著名画家蓬托莫、范洛、布歇、毕加索等都曾以此神话 为画题。著名文学家卢梭、施莱格尔、莫里斯、肖伯纳、格雷夫斯、巴拉丁 斯等都曾以此神话，或以此神话的寓意，创作自己的作品。肖伯纳仿照这一 希腊神话故事创作了名为《皮格马利翁》的剧本。肖伯纳笔下的皮格马利翁 是个名叫亨利·希金斯的语言学教 授，他把一个操伦敦土话的卖花女培养成 谈吐文雅的上流妇女，最后也爱上了她。　　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的《课堂中的皮格马利翁》一书亦借 用了“皮格马利翁”这一神话故事的寓意。他们主张向教师提供虚构的信息 以表明哪些学生具有比现在还要大的潜力，哪些学生可能是“晚熟者”，哪 些学生将表现出相当大的进步，并通过这些信息创造出新的现实来。他们的 研究结果表明，提供给实验组学生的深切期望和设想的区别对待，结果造成 了他们的智力比比较组学 生显著地得到较大的增进。教师，即课堂中的皮格 马利翁，对学生的殷切期望收到了戏剧性的效果，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一个早已为人所知的科学术语。然而，对 哈佛大 学教授罗森塔尔和他的学生雅各布森所做的实验研究以及背 景材料，我国尚 缺乏系统的介绍。本着学术探赜的精神，并且为了让更多的教育界同行了解 他们的著名研究，我们迻译了《课堂中的 皮格马利翁——教师期望与学生智力发展》。　　这是一本研究教师期望的学术专著。作者首先概括了在医学和 工业情景 中关于人际自我实现预言效应的已有的研究，然后详细论 述了他们通过参与 性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并且力图以比较精确的数 据证实一个论断：教师期望 是一种人际自我实现的预言。该书发表后，人们对这一开创性的课题产生了 广泛的兴趣，并且作了深入的 研究，使得它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于是，“教师期望”、“皮格马利翁效应”以及“自我实现预言”成为教育 科学和心理科学中的术语和范畴。　　这也是一本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读物。作者把“人际自我实现预言”这 个社会学术语，从医学、工业等情景中移植于教育情景，并以自己获得的实 验结果用定量的方式论证这个术语移植的合理性，同时还证明了这种效应在 教育领域中具有普遍适应性，这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借鉴和启发意义的术语移 植研究。作者描述了在一所普通 的黑人儿童学校里进行的追踪实验研究，介 绍了从实验设计到结果处理的全过程，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案例研究的一 斑。　　鉴于本书发表后引起褒贬不一的种种反响，我们挑选了托马斯·L·古德 的论文《教师期望研究 20 年：研究结果与未来方向》，放在本书之后，旨在　　充实和拓展原著所涵盖的内容，并且为读者提供有关这个课题研究的历史动 态。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导师瞿葆奎教授的推荐和组织下进行的；吴棠教授 精心校阅了译稿；施良方副教授提供了原文材料；胡寅生 编审等也给予了帮 助和指导。我们在此对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崔允漷承担了前言、第一至第四章、第十至第十二章的翻译，唐 晓杰承 担了第五至第九章和古德的论文的翻译。我们对于有关的理 论研究还不够深 入，译文如有错误，敬希读者指正。译者1992 年春于华东师大83第一部分 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章 日常生活　　这个故事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1948）说得好极了。1932 年 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卡特赖特·米林维尔（Cartwright Millingville）来上 班。他供职于一家银行，并任该行行长。他注意到，这一天出纳员的窗口相 当忙。存户在一周中（离发薪日还远着呢）排着长长的队伍是不常见的。米 林维尔衷心地希望这些存户没有被解雇，然后开始他的行长事务。　　这家银行资金雄厚而且具有偿付能力。它的行长知道这一点，它的股东 知道这一点，我们也知道这一点。但是在出纳窗口排队的那些人不知道这一 点。事实上，他们相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假如他们不迅速取出存款，就 没有存款可取了，因此，他们现在就排起队来，等候取出存款。在那些人相 信这家银行将要倒闭并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之前，他们可以说是错了。但是， 一旦他们相信他们的信念并且按照它去做，他们就“知道”了米林维尔行长、 那些股东以及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真相或事实。因为他们造成了这个真相或 事实，所以他们懂得了这个真相或事实。他们的期望，亦即他们的预言，导 致了这个期望本身的实现：这家银行倒闭了。不仅经济机构的倒闭归因于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默顿还指出了这样的期望通常在各种族间的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中的 重要性。某个州的 黑人学业成就较低，这可能确实已成为现实，该州花在黑人青年身上的教育 经费不到花在白人青年身上的 1/5。罗 斯（Rose，1956）在某种意义上更进 了一步，他说，白人和黑人都 期望黑人失败，这是一种“不让黑人尝试”的 双重期望。然而，使“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仅局限在一个方面是没 有什么意义的。这在种族关系的案例中，借助所谓的“斯威尼奇迹（Sweeney’s miracle）”这个特定的自我实现预言，就可以作出很精彩的阐述［《展望（Look）》编委会，1965］。　　詹姆斯·斯威尼（James Sweeney）在图莱恩大学教授工业管理和精神病 学，并负责经营这个大学的生物医学计算机中心。斯威尼的期望是，他能够 使受教育不足的黑人充当计算机操作人员。他选 定的那位受教育不足的黑人 名叫乔治·约翰逊，他以前是医院里的清洁工，后来成了该计算机中心的杂 务工。早晨，他打扫卫生，下 午，他学点计算机的知识。他学到了不少有关 计算机的知识，可是，大家都说，要想当计算机操作人员，就必须在智力测 验中获得一定的分数。约翰逊参加了智力测验，结果表明他甚至于没有学会 打字的能力，更不必说操作计算机了。但是斯威尼不信。他去行政部门威胁 说，没有约翰逊，就没有斯威尼。他们两人继续工作，斯威尼仍然主管计算 机中心，而约翰逊现在管理主要计算机的机房，负责新职员的培训事务。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 1950）是采用“自我实现预 言” 这个概念的又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到国际紧张局势和战争 领域之中。奥尔波特认为，期望参战的国家最有可能参与战争。发动战争的 期望传递给未来的对手，未来的对手也会作出备战的反应，这种行动更加证 实并强化了最先希望发动战争国的期望，导致更充分的备战，依此类推，形 成了一个正向反馈循环的相互强化系统。那些不想参战的国家有时似乎设法　　避免卷入战争。 就人们对一个人的期望而论，分析他打高尔夫球或玩滚木球戏的方式，要比分析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更平淡无奇，但同样令人感兴趣。威 廉·怀特（William Whgte， 1943）是一位参与性 观察研究人员，他研究了 一组年轻人滚木球的行为。这组人都是怀 特所描述的有名的街角帮（Street-corner gang）成员。这组人（尤其是他们的头儿）“知道”一个 人应该滚得多么好。某个晚上，小组成员都“知道”某人会滚得好，他果然 滚得不错。在另一个晚上，小组成员“知道”某人将滚不好，他真的就滚不 好，尽管他在前一个 晚上滚得很好。小组对成员成绩的期望似乎决定着成员 的成绩。这 种树立信心的挑战和给那些期望能滚好木球的人提供鼓励，也许 凭借增强他的动机并减少他对干扰影响的焦虑，来帮助他滚好球。把小组的 期望——他将滚不好球——传递给某个成员，可能会降低他的动机并增强他 的焦虑，以致这种期望影响了他的成绩。尽管没有具体地探讨一个人的期望对另一个人行为的影响，但 贾斯特罗（Jastrow，1900）的一些观察是与之有关的。他写道，一 个运动员因为非 常担心自己会失败，以致自己的动作协调受到破坏而真的失败了。“??心 里总是想着可能不能达标会削弱个人努力的 强度，从而有碍于个人的最佳表 现”（P.301）。贾斯特罗在他的例子中没有明确地说明失败的期望出自他人。 然而，怀特提供的例子确实表明，这样的期望通常来自他人。学习理论家格思里（E.R.Guthrie，1938）进一步阐明了他人对一个人行为的期望对他的行为的影响。一位胆小而且又不善社交的年轻姑娘由于被故 意当作社交的宠儿，而在社交场合成了自信、应付自如的人。一组热心相助 的大学生事先调整了和她相会的那些人的期望，使得他们期望她的是善于社 交的行为。这种对善于社交的期望及时引发了所期望的善于社交的行为。在 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戈尔茨坦（Goldstein，1962）注意到德雷耶（Drayer，1956）对救援人员期望之重要性的观察。在民事和军事事故中，受害人似乎按 照救援人员期望他们作出的反应而作出反应。美国陆军的精神病防治经验 似乎告诉我们，越被明显地当作精神病患者治疗，就越不可能回到工作岗位（Bushard，1957）。在开车这种更日常的经验中，肖尔（Shor，1964）指出，一个驾驶员对他人驾驶汽车行为的期望可以充当自我实现的预言。　　贾斯特罗（ 1900）详尽地叙述了工作领域中一个具有充分文献的自我实 现预言的案例。那是 1890 年，霍勒里斯制表机（Hollerithtabulating machine）刚刚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安装妥当。这种机器好像打字机，需要操作 的人学会发明者霍勒里斯认为要求很高的一种新技能。霍勒里斯期望，一个 受过培训的人每天能打印约 550 张卡片。两周之后，操作的人经过充分培训， 开始每天打印大约 550 张 卡片。过了几天，每人开始超出预期的成绩，只是 在情绪上付出了 很大的代价。操作人员紧张地试图打破预期的界限，以致于 美国内政部长下令禁止制定任何最低成绩指标。这一步骤被看作是保护该 机 构人员的心理健康所必需的。　　为了扩充霍勒里斯制表机的工作人员，于是，新招了 200 位职员。这些 职员对这项工作一无所知，以前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甚至从未见过这种机器。 没有人告诉过他们从事这项工作在情绪上所付出的代价，也没有人讲过可能 达到的成绩最高限是多少。不了解这 些情况反而是他们最大的财富。三天之 后，这组新的操作人员的成 绩达到了前一批人通过更合适的集中培训，7 周　　后才达到的成绩水平。前一组每人每天打印 700 张卡片后就精疲力竭，而新 招的这组 每人打印出 3 倍于上述数字的卡片，也没有任何不良效应。　　在人口普查局采用霍勒里斯法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实现预 言的工 业方面的例子大约 75 年以后，巴维拉斯（Bavelas，1965）描 述了工业情景 中对这一命题更正式的检验。在一个大型的工业企业 里，大量的女性求职者 都要受到一番评价。每位求职者都要接受智力测验和手指灵巧性测验。管理 这些雇员的领班被告知其中某些妇 女在这两项测验中得分很高，而某些妇女 得分很低。领班所得知的 信息当然与这些求职者的实际成绩毫无关系。经过 一段时间以后，领班对这些工人的评价和这些工人的实际成绩记录表明，领 班的评价更偏向那些据说在上述测验中取得高分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halo”effect），领班的理解力在 这种 效应下受到了他们自己期望的影响。如果领班期望工作人员取 得好成绩，客 观的成绩记录也就是好的，这种发现不能这样简单地 加以解释。这种结果不 能归因于一种简单的光环效应，而只能归因 于人际间自我实现预言的又一案 例。令人感兴趣的是，工作人员的实际测验分数与领班的随后评价或者与客 观的生产记录毫无关系。　　上面所述的自我实现预言的所有案例，只有助于阐明自我实现 预言这个 概念，而无助于确立这个概念的真实性、效用性或普遍性。 除了巴维拉斯的 研究之外，上述案例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轶事性的证据。所以，尽管这些 案例并非毫无价值，但还不能当作结论。姑 且假定人们对未来事件作出预言 或对未来事件抱有期望，我们可以考察存在于对事件的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 件之间可能关系的类型。预言和事件之间的一些可能的关系表 1－1 表明了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些较有可能的关系。在案例 1 中，预言和所预言的事件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声称没有这样的关系。（统计上非常复杂的轮盘赌徒的情况便是这样：假使轮盘转轮合理的话，赌 注和表示赢的颜色或数字应该无关。）在案例 2 中，在预言和事件之间没有 发现有关系，但预言者认为有一 种关系。（甚至在转轮合理的情况下，一个 轮盘赌徒常赢，这种情况不常见，但很可能发生，那么就可能相信他的预言 影响转轮的旋转。）J· P·查普曼和 L·J·查普曼（Chapman and Chapman，1967）引 用了大量文献证明，即使是头脑简单的人在不存在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也会察觉到关系来。表 1 － 1 预言和随后事件之间关系的类型类型 I 预言和事件间没有关系案例 1 A.而且声称没有关系 案例 2 B.但声称存在一种关系类型Ⅱ 预言和事件之间有某种关系 A.关系是负的案例 3 1.但不是由于预言的缘故 案例 4 2.而且是由于预言的缘故 B.关系是正的　　　　1.但不是由于预言的缘故 案例 5 a.纯属巧合案例 6 b.预言是由于过去有关的事情 案例 7 2.而且是由于预言的缘故类型Ⅱ诸关系的共同之处是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性质可能是正的或者负的，而且这种关系可能是或者可 能不是由于预言本身造成的。因而，在案例 3 和案例 4 中，我们有一种反自 我实现（antiself-fulfilling）的预言。这种预言准确预示了它自己的对立 面，即默顿（1948）称之为“自灭预言”（suicidal prophecy）的一种事态。 有位忧心忡忡的医生预言他的病人就要死亡，因而特别照顾好病人，这可作 为例子。这位医生也可用来说明预言和事件间负关系的亚类型（案例 4）， 这种关系是由于预言本身的缘故。然而，预言本身也有可能不是有效的变量， 而是预言者的某种相关表征。这样，忧心忡忡的医生也拥有专业能力，致使 病人生命延长，而且尽管医生忧心忡忡的事实导致在担心病人的健康与病人 的延长生命之间有一种虚假的负相关，但是医生的忧虑本性这一事实可能与 之无关（案例 3）。同样，在案例 5～7 中，自我实现的预言并不总是真正地自我实现的。即使预言不是造成随后事件的原因，但预言可能与随后事件有关（案例 5 和 6）。 因而，一位持乐观态度的教师如果预言一个教育上有困难的学生会取得好成 绩，这位教师就可能使他获得好成绩，这不是由于她预言了好成绩，而是因 为教师的个性与乐观态度有关（案例 5）。假如反向关系确实存在的话，预 言有时似乎导致所预言的事件发生。对过去有关事件的观察形成预言，这种 预言的结果只是一种准确的预示，并不影响到所预言的事件（案例 6）。　　最后，在预言和随后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里，预言不是伴随 着自我实现而是有助于自我实现（案例 7）。这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关系，但 是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这样容易地把它与其他类型区别开来。本书第三章对 这个问题将进行更严格的讨论，并且运用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现象的真 实性和普遍性。现在继续讨论下去，未免有些盲目，因此，下述问题必须提 出来：假定自我实现的预言发挥作用，什么东西使这些预言自我实现？若不 考虑具体预言的性质，是否有某些普遍原则可用来解释预言在其自身实现中 的作用？预言实现的动因　　使一个人的期望得不到证实是令人不快的，尽管这种出乎意料的结果通 常不会导致心理抑郁。总的说来，人们不希望自己错了。这种常识性的断言 得到实验证据的支持，这种证据表明上述断言是可取的，因为单凭常识，我 们就“知道”不真实的事情太多了。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Carlsmith and Aronson，　　1963）证明，假如被试期望尝尝苦味的东西，而给他们的却是甜味的东 西，那么这种甜食尝起来就不太甜了。假如被试期望尝尝甜味的东西而给他 们尝的却是苦味的东西，这种苦味的东西就会被判断成比平常更苦。日常生 活中与这种实验相类似的是，人们偶尔会冤枉他人的美味佳肴。一种使人厌 恶的味觉体验是由于吃了一顿不想吃的食物，尽管这种食物平常是某人非常 喜爱的。桑普森和西布利（Sampson and Sibley，1965）至少部分地证实了 卡尔史密斯和阿伦森的研究成果。　　阿伦森、卡尔史密斯和达利（Aronson， Carlsmith and Darley，1963） 通过证明被试有时喜欢一种客观上更令人不愉快的任务，而不是喜欢更令人 愉快的但却在意料之外的任务，为上述的研究结果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当 被试像所期望的那样执行任务时，他们似乎对自己完成任务的成绩也更满 意。阿伦森和卡尔史密斯（1962）证明，那些做不好，也想做不好的被试似 乎比那些做得好但不想做好的被试对自己的成绩更加满意。哈维和克拉普（Harvey and Clapp， 1965）的一项实验与这些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他们发现，当被试期望别人说他们好话时，他们更喜欢对好话而 不是对坏话作出反应。这一研究结果不足为怪。但是，当被试期望听到别人 说有关自己的不愉快的事，而且随后真的听到别人说起这些不愉快的事时， 要比当他们期望听到不愉快的评价但听到的是愉快的评价时更有利地作出反 应。根据这些以及其他的研究，［尽管有些研究不支持这种看法（McGuire，1966）］，似乎看出，即使自然的反应一直是合乎情理的，但在自然的不可预言性中可能确实有些痛苦；因而当人们预言到了自然的不仁时，这种不仁 可能非常容易承受。这种事态可能有一种进化的优势。假如从长远的观点看， 人类不太喜欢意外事情，那就可能推动更多地理解自然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控 制自然的事业。这种事业包括巫术、宗教和科学，而科学允许对自然中可能 的意外事件之减少作些定量的陈述。对于自然的更多的理解，就会有更大的 力量控制自然或适应自然，从而能够更大地减少可能的意外事件。假如人类 能够因更加准确地预言而生存得更好，那么，看来就有理由认为，人类在预 言的准确性方面具有既得利益。保障这样的准确性比自然赋予的某种不可预 言的小恩小惠对于人类可以有更多的裨益。无论如何，不管我们是否采用“生 存值”这样的生物学概念，许多理论家一致赞同，人类在他的世界中需要至 少一种最低限度的稳定性、一贯性、有序性或者可预言性（Allport， 1950； Festinger， 1957； Kelly， 1955； Potter，1954；Tolman， 1932）。第二章 治疗专业　　我们在上一章提供了自我实现预言的例证，提及的预言者都不承担改变 他们所预言的人或机构的任务。在提供的大多数例子中，预言者无意于影响 所预言的事件。本章则认为那些承担社会责任的预言者必定要在作出专业预 言的人身上引起有益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医 学和康复锻炼这些治疗专业就像教育专业一样。的确，有时要在治疗专业和 教育专业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是困难的。例如，我们将把学生辅导员、特殊 教育指导员、或者学生人事专业人员放在什么位置上？因此，对治疗专业中 自我实现预言的思考可以启发我们随后对教育情景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思考。　　　　　　　　　　　　　催眠术 尽管社会学家默顿（1948）多次用到自我实现预言的概念，并对这个概念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特别是他用它分析如种族偏见和宗教偏见（和银行的倒闭）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但是这个概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就在临床情景中使用了。艾伯特·莫尔（Albert Moll， 1898）明确地提及 了“预言引起自我实现”的临床现象（P.244）。他提到，假如相信癔病性麻 痹能够治好，这类病人就会治疗痊愈。他讲述到，当对失眠、呕吐、阳萎和 口吃的出现怀着极大的期望时，这些症状就都会发生。但是他特别感兴趣的 是催眠现象。他的信念是，被试按照他们相信主试期望他们做的那样行事。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马丁·奥恩（Martin Orne， 1959）清楚而生动地 证明了莫尔是正确的。在心理学导论课中，给两个配对班就催眠这个主题各 上了一次课。有一次演示作为课的部分。在其中的一个班级，催眠的演示包 括三位被试显示他们的优势手呈僵住状或僵硬状。假如被试是右优势手，演 示会显示他的右手呈僵住状；如果被试是左优势手，那么左手就会出现僵住 状。另一班实质上得到了所有关于催眠的同样的信息，但不提及优势手呈僵 住状的情况，也不提及任何演示。然后，两班各抽出 9 位被试，由不知道被 试参加哪一班上课的主试进行催眠。在没有期望优势手呈僵住状的被试中 间，没有一个人显示自己的优势手呈僵住状。然而，在获知“催眠意味着优 势手呈僵住状”的被试中间，大多数被试恰恰显示了这个症状。虽然莱维特 和布雷迪（Levitt and Brady， 1964）证明了被试的期望并不总是导致一种 证实的表现，但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莫尔是正确的（Barber and Calverley，1964）。 在刚才引用的这些研究中，我们没有明确地把催眠术师的期望作为被试反应的一个无意的决定因素来加以探讨。我们是把被试的期望作为他自己反 应的一种决定因素来探讨的。至于不同的催眠术师对各自被试的表现抱有不 同的期望，至今尚无这方面的研究报告。我们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来证实 催眠术师的期望对被试的反应的影响。克雷默和布伦南（Kramer and Brennan， 1964）确实对符合自我实现预言模式的一些资料提出了一种解释。 他们研究了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发现这些病人同大学生一样易受催眠，而 过去却一直认为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易受催眠。他们的解释认为，相对于较 早期的研究而言，研究人员亲自接近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能够把接受催眠的期 望传递给病人。心理疗法　　在心理疗法领域里，许多工作人员对自我实现预言的效应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弗里达·弗罗姆—赖克曼（Frieda Fromm－ Reichmann， 1950）。她像其他的临床医生一样，提到了精神病具有医原性 的不可根治性。心理学家自己对病人预后的信念可能是这种预后的决定因 素。斯特鲁普和卢博斯基（Strupp andLuborsky，
1962）以及夏皮罗（Shapiro， 1964）也提到了这一点。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 1964） 在较早的时候就评论过。他说：“精神疾病是不可根治的，因为精神病学家 以及其他的人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后来］??精神病患者再次被认 为是可以根治的，因而被证实是可以根治的”。（P.275）这些临床的印象在 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几项更正式的研究的支持。海因和特罗斯曼（Heine andTrosman，1960）没有发现病人最初对治疗的期望与病人继续接受治疗有 关。然而，他们确实发现，假如临床医生和病人怀有一致的期望，病人就会 继续延长治疗。杰罗姆·弗兰克描述了有助于保证这种一致性的实验程序， 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Frank，1965）。简单地说，就是给预期的病人上 心理疗法课；病人知道期望什么和治疗者将期望病人什么。戈尔茨坦（1960）发现，患者人格上没有任何可以觉察出来的变化与临床医生对这种变化的期望有关。然而，临床医生的期望与心理治疗的时间长 度有关。此外，赫勒和戈尔茨坦（Heller and Gold-stein，1961）发现，临 床医生对患者好转的期望与患者对临床医生的吸引力的变化有显著相关（0.62）。这些工作人员还发现，上过 15 次疗法课后，患者的行为不再具有独立性，但是，他们自我描述的是比较独立的行为。从事这项研究的临床医 生一般都赞成逐渐提高的独立性，而且往往期望成功的案例来证明依赖性的 降低。患者很可能从他们的临床医生那里获悉，这些医生的期望是患者不断 地说自己的行为是“独立的”，从而有助于实现临床医生的期望。戈尔茨坦（1962）对于期望或预言变量在心理疗法上的交互作用的普遍重要性作过了最详尽的讨论。但是，催眠和心理疗法不是临床医生的期望在临床实践上可 以决定结果的仅有领域。死亡率　　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的死亡率近来不超过 15％。然而，各 种新的治疗方案时时把这一数字几乎降低到零。《酒精研究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1959）的编辑总结了冈内（Gunne） 在瑞典的工作，结果表明，治疗中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死亡率的降低。对这 种结果的一种解释是，提出新治疗方案的人期望死亡率降低，他们的期望除 了导致研究中具体的治疗之外，还导致对病人有微妙差别的护理。而且预言 又可能已经自我实现了。同样，在分析自杀行为时，科布勒和斯托特兰（Kobler and Stotland，1964）振振有词地说，家属和医治者对病人自杀的期望可能 传递给病人，结果是病人实现这种预言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认为，确实 自杀的那些人是对他们将要自杀的那种期望作出了反应”（p.262）。佩克尼奥（H.Péquignot）教授在法国著名的医学杂志上著文（1966），指出许多医疗预后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译文大意如下：　　　全部症状实际上都可以允许作出接近死亡的预言。但是，只有在人们放弃医治的情 况下才能作出这样的预言。我们亲眼看到过许多病例被认为是不可根治的，而且是由于作 出了这种诊断而变得不可根治。??医学上悲观的预后 造成的损害不再计较。一种悲观 的预后，由于使医生、家属、照顾病人的亲友和病人产生灰心丧气的惰绪，从而有可能自 动地证实，这种可能性使悲观的预后变得令人畏惧。 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1964）描述了一个患晚期癌症的病人确实在濒临死亡时才被送进医院。他得知有一种治癌新药（Krebiozen）也许是特效 药，并让他服用这种药。结果疗效显著，病人出院回家住了几个月。然后他 又获悉，这种新药可能无效。于是，他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尽管他接 受的是盐水注射而不是这种新药的注射，但他恢复了对这种新药的信心。他 又完全好转出院。最后，他被告知美国医学协会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彻底否定了这种新药的作用。这个病人失去了所有希望，再次 被送进医院。这是最后的一次，48 小时之内他就死了。　　戈登·奥尔波特（1964）描述的是另一个死于一种疑难疾病的病人。主 治医生很坦率地告诉他，由于诊断不出病因，他不能希望被治好。医生们告 诉他的唯一希望是，已经请了一位著名的诊断医师来诊断他的病因，并且很 快就会提出权威性的意见。这位专家来后不一会儿就得出了结论。他背着病 人而当着主治医生的面宣布：“病人即将死亡”。然而，我们的这位病人没 有死，他几年之后拜访了这位专家，并说自己健康良好，感谢医生救了他的 命。这位以前的病人解释道，医护人员告诉他，要是疾病被诊断出来，他就 能治好。所以，他解释道，他一听到会诊医生作出的“即将死亡”的诊断， 就知道自己会痊愈的。在奥尔波特列举的轶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点类似悖论的味道。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期望如果作出诊断，病人就能治好。虽然诊断本身是预言不可 根治的疾病，但只要作出“诊断”，病人就治好了。也许，如果我们的病人 已经知道预言的真正的性质，他患病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妙了。我们所讲的种 种轶事本身不能当作期望效应或者自我实现预言的作用之强有力的证据。然 而，这样的轶事以及其他的轶事（Beecher，1962）都得到了医疗行业中安慰 剂治疗效应的更正式的研究结果的支持。安慰剂治疗　　阿瑟·夏皮罗（Aither Shapiro， 1960）在对安慰剂治疗效应之历史所 作的杰出评论中指出，直到近代，也许是 19 世纪后期，所有医学治疗实质上 都是安慰剂治疗。不过，很早以前的医生对治疗给予的高度评价证明治疗是 有效的。夏皮罗讲述了治疗的有效的程度。1794 年，意大利比萨市的拉涅 里·杰尔比（Ranieri Gerbi）教授设计了一种治疗牙痛方案，确保一年之内 不再复发。需要一种象鼻虫做止牙痛药（curculio antiodontaligious）。 先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象鼻虫弄碎，然后把这两只手指放到疼痛的牙齿 上。为了确立这种疗法的科学效度，召集了一个研究小组，以便评定这种治 疗的效力。研究小组的调查表明，在调查的几百名牙痛病人中，68.5％的人 因采用这种疗法而立即产生了疗效（Shapiro，1960）。尽管已经看到新的药品在使用的早期似乎总是最有疗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失去了部分疗效。这种现象像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般作用一样，可 以从医治者对药品效力的期望中得到部分的理解。在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资料 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医生的期望以及医生时时刻刻把这种期望传递给病 人的情况（Sheard，1963）。当新的药品投入市场时，它的优点和效力被用 来大做广告，医生就可能对病人说：“这是一种新药，昨天都还没有，已经 证明这种药正好对你的病情是有效的。”他说这句话的声音是热情的。　　与此同时，在医学院里，医学研究人员正在更严格地检验这种新药。不 仅让一些病人服这种药，而且让相同数量的病人不服这种药。更严格地是另 一组病人可能接受一种安慰剂治疗，但是病人，也许还有他们的医生都会认 为这种安慰剂就是那种新药。假如服这种真正新药的病人中有 60％的人病情 好转，那么不服药的病人中也许有 30％的人病情好转，而且在服安慰剂的病 人中 50％的人病情也有可能好转。这种细致的研究就记录在医学文献之中。 我们上面提到 的那位认真负责的医生作为一个热心的预言者，阅读了文献中 记载的这种新颖的而且是细致的研究，出于对他所受的科学训练的尊重，他改变了自己对新药的看法。 下一个病人仍服用这种药品，但是标明他现在服的不是太新的药品。这一次，医生也许用更加实事求是的，甚至是试探性的口吻说：“这是一种相 当新的药品，治疗你的这种疾病有时有效。”医师边说可能边在想这项研究， 这项研究表明，这种新药效力的极大部分存在于病人心中，而且也许存在于 医生心中。这种知识实质上可能降低这种新药的效力。先前看病的病人似乎 很有可能比后来看病的病人更受益于这种新药。我们从费希尔、科尔、里克尔斯和乌伦赫思（Fisher，Cole，Rickels ，and Uhlenhuth， 1964）的研究中得出的设想获得了某种信度。在他们对安 定药效应的研究中，他们训练了一些医师扮演治疗人员的角色，而训练另一 些医师扮演研究人员的角色。治疗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极大信 任。研究人员要求医师告诉病人对该药品的效力抱有极大的怀疑。结果发现， 比较自信、热心的医师比扮演研究人员的医师在促使病人接受治疗方面取得 了更大的成功。这样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感是一致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因 为治疗者对该药品的怀疑增加，这些药品就变得不太有效了。随着对该药品 不太有利的报告的发表，传递给病人的怀疑往往就会增加。有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的不是治疗效力，而是非治疗效力 或者“不良的副作用”。使用口服避孕药似乎就是这样的案例。在早期使用时，许多 人抱怨服用之后有不良的副作用，这种不良的副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 失。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Worcester Foundation for Emperimental Biology）的格雷戈里·平卡斯（Gre－gory Pincus）作了详细的研究，并且 还证明这些报告出来的副作用可能是安慰剂效应（1966）。他采用了三组妇 女。第一组服用口服避 孕药，并提供常用的预告：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第二组服用 一种安慰剂来代替真正的避孕药，但也提供上述预告。要求这两 组妇女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继续使用她们常用的避孕方式。第三组妇女 服用口 服避孕药，但为了观察不良的副作用而不提供常用的预告。在 没有期望副作 用的妇女当中，约有 6％的人发生恶心、呕吐、头痛、眩晕、胃痛以及不适 的反应。在两组得到副作用预告的妇女中间，约 有通常情况下的三倍的妇女 出现了上述反应。第二组妇女同第一组 妇女的副作用程度相同。当症状被认 为是经闭时，因服用安慰剂而 产生副作用的人数要比服用避孕药而得到通常预告的人数多三倍。 如服用避孕药而没有得到通常的预告，则经闭根本不曾 发生。　　口服避孕药是“名符其实”的化学药品，这种药品，毫无疑问没有得到 病人或医师所期望的很多帮助而发挥了作用。但是，正如 我们从平卡斯的研 究中所获悉的，所谓的副作用几乎不能归因于药 物的特殊效应。还有很多其 他证据证明，只要开了药理学上不起作 用的安慰剂，就能发现几乎是无数的 副作用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口干、恶心、沉重感、头痛、注意难以集中、打 瞌睡、温热、乏力、疲劳、嗜睡、皮疹、心悸以及瞳孔收缩（Beecher，1955）。 按照这些来自非药物的“药物效应”，我们对下面的情况就不应该感到惊讶 了： 一个被试咽下安慰剂后，报告自己也有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幻觉效应，他认为自己可能服了一种“拟精神病的”药物（Reed and Witl，1965）。 甚至对使用“糖丸”这种日常名称在街头兜售伪造药品的人，安 慰剂的 效力也不很惊人。令他惊奇的，甚至令许多行为科学家惊奇的，或许是安慰 手术的效力。我们可以从比彻（Beecher，1961）的研究里了解详细情况。减 轻心绞痛，需要进行体内乳房动脉结扎的手术；结果是惊人的。可是这种手 术的疗效与手术本身无关，而是“有关的病人和外科医生心目中所想象的” 结果（Beecher，1961，p. 1103）。然而，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疗效在外科 医生中并不一样。热心于这种外科手术程序的外科医生通常要比持比较怀疑 态度的外科医生减轻病人的病痛将近四倍。在严格控制的实验中，结果发现， 在治疗心绞痛时，简单的皮肤切开和做专门手术同样有效。可以理解， 这种 特定外科手术很快就不很流行了。我们可以猜想，如果采用这 种外科手术的 话，它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有效了，除非也许由不熟 悉比彻研究的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这项探讨安慰剂治疗效应的研究表明了提出下列忠告的那个医 师的智 慧：“趁新药仍有治疗效力时，请尽量用来治疗病人，越多越好。”（Shapiro，1960， p. 114）。这一忠告可能也得到了当代其他研究人员的支持（例如，Honigfeld， 1964； Lesse， 1964； Schofield，1964）。 医治者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安慰剂治疗效应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这个假设需要另外的、直接的实验检验。但是，这一假设仍 然受到比彻的进一步研究的有力支持。 在研究用实验引起疼痛的适度水平时，比彻（1966）把吗啡的止痛效应和安慰剂的止痛效应进行了比较。吗啡的效应并不强于生 理盐水安慰剂的效应。“麻烦”在于比彻采用了一种双重盲目法的设计（double-blind design）， 被试和研究人员都不知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其他的研究者没有 比彻的这种“麻烦”，他们有充分 的数据把吗啡的效应与安慰剂的效应区分 开来。然而，他们始终知 道何时服吗啡以及何时服安慰剂。这使得自我实现 的预言可能实现。　　比彻的双重盲目法不能使自我实现预言发挥作用。当研究人员不知道期 望什么时，他就不能“微妙地传递”给被试应该怎样作出反应。 应该提到的 是，只要痛疼的程度是剧烈的，吗啡在控制“真正的”痛 疼甚至在止住实验 引起的痛疼时还是有效的（Beecher，1966）。集体预言　　至此，我们的讨论大都侧重于单个的预言者：如上所述的催眠 术师、心 理治疗医生、医师。许多医治者在会诊时，就像在治疗一 特定病人或使他康 复时一样，要考虑某一特定医治者的预言有时是 不太容易的，而且也不太有 用。在职业康复领域里，人际相互作用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研究项 目小组成员的期望或预言似乎 导致了患者的相应行为。研究人员评价过一个 项目，该项目试图表明，一个智力发展迟缓的年轻人能够学会谋得有报酬的 工作。“研究小组成员发现，当他们期望这个年轻人负起某种个人责任时， 他就能够担负起这份责任”（Coffey，Dorcus， Glaser， Greening，Marks，and Sarason， 1964， p.11）。 有这样一个实验，即使某医院的全体人员相信该医院引进了一种新的安定药和一种新的兴奋药（Loranger， Prout， and White，1961）。实际上 这两种新药都是安慰剂，但只有院长和作者知道这件事。根据医院人员的评 定，这两种药物在治疗中十分有效，大约对 70％的病人至少有点帮助。当更 严格地观察病人的好转情况时，这种兴奋药的疗效消失了，而假安定药的疗 效在统计上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医护人员的预言或者期望能影响他们对 病人好转的知觉，他们的预言也很可能影响到病人事实上的好转（Goffman，1961；Stanton and Schwartz， 1954 ；Zusman， 1967）。 泰勒（Taylor，1966）的一项实验与此有关。泰勒获得了 10 位 住院接受精神治疗的病人精神失调程度的数据。他随机选择了其中 的 6 个病人，并告诉主治医生和护士，哈佛大学研制出来的一种新仪器断定：这些病人会表 现出惊人的好转。至于对其余 4 个病人（控制组）则不作任何交代。正如医 护人员对特殊预后病人作出了比 对控制组病人更有利的评定一样，医护人员 中成功地作出了有利的 期望或预言。然后对这 10 个病人作追踪研究，直到 他们出院。诊治 的办法可能很多，6 位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对各种诊治办 法的有 利程度进行了分等，从（1）利益最大到（6）利益最小。诊治结果有 利程度的平均等级从痊愈出院病人的 1.2 到可以出院，但尚需继 续治疗病人的 5.2。根据泰勒报告的原始数据所编制的表 2－1 表明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男女病人诊治的有利程度的平均等级。较低的 等级表示较有利的诊治办法， 这样，我们看到，女性病人出院时比男性病人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法，尤 其是在女性病人中间，被期 望更加好转的病人出院时得到了更有利的诊治办 法。由于总数只有 10 个病人，即使一种大的效应也很难达到具有统计意义的 常规水准。所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实验组和控制组病人之间的差异偶然 发生的可能性在 100 次中只是 2～13 次。（泰勒采用了三种不同表 2 － 1 住院治疗结果的有利程度病人的性别
实验组
控制组
差异
男
3.5
4.7
＋ 1.2
女
1.2
3.5
＋ 2.3
平均数
2.3
4.1
＋ 1.8
的统计测验，得出的 P 值为 0.02、0. 06 和 0. 13） 在实验开始前，对所有病人的一般适应水平进行了预测。在预 言出院时的身体状况方面，实验前的精神病理程度不比医护人员的期望好些（也许还 要差一点）。　　从事追踪研究的这位研究人员是一位研究生，医护人员对她的研究怀着 极大的敌意。他们似乎怨恨这项研究所必需的额外工作，并且时时表现出很 不理解实验所需要的程序。考虑到这些困难，泰勒对自己的研究结果相当惊 异，并下结论说，对于他人未来行为的期望或预言可能比一般所认为的具有 更大的伸缩性。　　第三章 行为科学　　人们都说行为科学家自己意识到了他们的科学正在形成，总有一天会出 现一门关于研究科学家的那些科学家的科学。这多半是未来的事；但是，随 着行为科学家从事自己的研究，目前正在形成一门有关行为科学家的科学。 行为科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接触时发生的社会情景具有普遍而 又特殊 的重要性。普遍的重要性来自这种事实：研究人员与研究对 象之间的交互作 用，像其他双方交互作用一样，可以用实验作实证 研究，从而我们可以更多 地了解一般的双方交互作用。特殊的重要性来自这种事实：与其他的双方交 互作用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是我们了解人类行为大部 分知识的源泉。我们要希望获得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知识，就必须对行为科学家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交互作用拥有可靠的知识。 我们已经考察了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交互作用的几个方 面，而且许多研究结果的综合报导可以在其他材料中找到（Rosen－thal，1966）。我们 在这里只考虑研究人员和研究对象之间交互作用的一个方面：研究人员关于 研究对象行为的假设或预言对研究对象 行为的影响。像这样一些关于研究对 象行为的假设或者预言事实上都有了保证。如果行为科学家对于研究结果没 有某种期望或预言，他们就会像其他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会从事研究。甚至 在那些计划比较松散的研究［有时叫作“非法调查”（fishing expedtions）， 或者堂 而皇之地叫作“启发式调查”（heuristic searches）］中，科学家 的期望或预言都反映在挑选出来以供研究的全部变量的选择过程之中。科学 的“非法调查”就像真正的调查研究一样，不会发生在随机选择的变量库中。
调查研究 探讨调查研究中自我实现预言的文献资料早就有了，其中最早的一个例子是斯图尔特·赖斯（Stuart Rice， 1929）的研究。他讲述了一组 12 个有丰富经验的采访者怎样采访大约 200 个申请赈济的 人。采访者与随机选定的 申请人个别交谈。回答者把自己受赡养的 状况归咎于从了解采访者的期望中 所预言到的种种因素。这样，一个采访者（一位坚定的禁酒主义者）获得了 许多暗含烈酒的回答，比另一位社会主义者的采访者听到的有关回答多两 倍。而在暗含工业 因素的许多回答中，这位社会主义者的采访者要比那位禁 酒主义者的采访者多获得一半的有关回答。赖斯的结论是，采访者的期望不 知怎样传递给了回答者，因而回答者如所预言的那样作出了回答。海曼、科 布、费尔德曼、哈特和斯坦伯（Hyman，Cobb，Feldman，Hart，and Stember，1954）不同意赖斯的解释。他们喜欢把赖斯这种引人注目的结果归咎于记录 或编码的失误。我们不能说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因为这种影响（不管是观察， 还是预言所致）是隐秘的。当然， 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种研究的结果都明 显受到资料收集者的期望的影响。　　哈维（Harvey，1938）从事的研究是故意创造采访者有不同期望的最早 研究之一。5 个年轻的研究生分别采访 6 个男孩。男孩向采 访者报告要他们 看过的故事，采访者要用这些报告形成对这些男孩品性的印象。每个采访者 都得到这 5 个男孩有关可靠性、合群性和稳定性的一些略有渲染的信息，但 是在评定男孩时不要考虑这些信息。在该研究结束时问采访者一些标准化的　　问题，结果表明，即使 采访者没有察觉到以及尽管有意识地控制偏倚，评定 的偏倚也会发生。哈维感到，采访者的偏倚引起了对这些男孩的某种态度， 而这种态度又决定了所期望的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所给予的解释。我们也不 能确信，采访者的期望实际上改变了被采访者的回答。然而，这种可能性太 易引起争论，不可忽视。　　怀亚特和坎贝尔（Wyatt and Campbel， 1950）培训了两百多名采访实 习生，就 1948 年美国总统竞选运动做一次民意调查。在收集 资料之前，采 访者预言了人们对五个问题中的每一问题回答的百分 比分布。尽管只有一个 问题的期望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在所问的五个问题中，采访者在四个 问题上往往获得他们期望之中的更 多答案。汉森和马克斯（Hanson and Marks， 1958）以及施瓦布（Schwab，1965）的著作中有许多调查和有关研 究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的较新证据。海曼等人（Hyman et al.，1954）的著 作中可以见到 真正彻底的讨论。　　　　　　　　　　　　实验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的文献和调查研究的文献的比较表明，实验心理学对于寻求资料收集者对研究对象行为的无意影响的信息一直不太热心。这可能有三种理由。首先是后勤方面的，涉及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在每次研究中，调查研 究的资料收集人员比心理实验人员多得多，因而更易于研究。第二种理由是 方法论方面的，涉及的是实验室中程序标准化的程度比现场研究程序标准化 的程度高。从这一事实来看，与现场采访者的影响相比，更没有必要担忧实 验室主试的影响。第三个理由是心理方面的，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实验室 主试在研究事业中往往是一个负责的主持人，而现场采访者通常是“雇工”（hired hand）。这种资料收集者的无意影响作为自我实现预 言的作用， 从心理学上说，在研究者的雇工中要比在研究助手或他 的博士生或他自己身 上更容易调查。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还是 有许多关于实验室主试的预言 的自我实现效应的研究，尽管一些研 究更多的来自调查研究的传统，而不是 来自实验心理学。例如，有人对证实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人格评定法效度的 168 项研究作了分析。利维和奥尔（Levy and Orr， 1959）按下列几 方面对这些研究进行了归类：（1）作者的身份是学 者还是非学者；（2）该 研究是为了评定构成（非直接的）效度还是效标（直接的）效度；以及（3） 研究的结果是有利还是不利于罗夏效度的假设。结果表明，学者对构成效度 更感兴趣，他们获得了相对来说更有利于构成效度而不太有利于效标效度的 结果。我们不能 确信所报道的研究结果可以被认为是期望或预言效应的另一 种情 形；对要检验的具体假设的选择或对要检验的研究设计或程序的选择， 也许决定了有明显偏倚的结果。然而，这项研究至少完成了引 起人们注意主试预言的潜在自我实现效应这一任务。　　斯坦顿和贝克（Stanton and Baker， 1942）的研究也许是最早采 用直 截了当的实验任务而且可能还改变主试预言的研究。在他们的 研究中，12 种无意义的几何图形被呈现给一组由 200 人组成的大学 生被试。几天之后，5 位主试测定被试对这些图形的记忆情况。主试 得到了“标准”答案，其中 一些是真正正确的，一些是不正确的答 案。主试得到明确的警告，要防范与他们拥有答案从而无意影响被试猜对有关的任何偏倚。主试获得的结果与主 试对应有结果的“了解”是一致的。假如主试手中的答案是正确的，被试的 回答要比在主试手中的答案是不正确的情况下更有可能是正确的。　　林赛（Lindzey， 1951）认真地重做了上述研究，他向主试强调不让被 试知道答案的重要性。他的研究没有证实斯坦顿和贝克的研究结果。弗里德 曼（Friedman，1942）做的另一次重复研究也没有 获得原研究中所获得的统 计上的显著性水平。然而，尽管在这三个 实验中只有一个实验获得了这种显 著的结果，但我们对之不能轻率地不予考虑。斯坦顿（1942）本人提供了加 强他的结论的进一步的证据。他采用了一组无意义的材料，其中 10 项呈现给 被试，10 项没有提供给被试。主试分成 3 组。正确地告诉第一组主试所呈现的 10 项材料。告诉第二组主试呈现了 10 项材料，但是不正确的。第三组 主 试则什么也不知道。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主试期望更多地被选择的材料 实际上果然更多地被选择。　　沃纳和雷布尔（Warner and Raible， 1937）在心理实验室做的一项实 验与上述研究类似，他们在灵学现象（parapsychological phe-nomena）的 框架内解释了他们的研究。这项研究让被试在看不见主试的情况下判断砝码 的重量。主试默不作声，以防无意泄密（Kennedy，1938）。在半数实验尝试 中，主试知道正确答案，而在另一半数的实验尝试中，主试不知道正确答案。在 17 个被试之中，6 个被试表现出了与误差概率分布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6 个被试在试重时都少有错误，主试对于这些尝试知道哪个砝码轻些或重 些。至少对那 6 位更受主试对正确答案的了解之影响的被试来说，作者的结 论似乎是证实了（P＝ 0.03）。他们不是把这些结果解释为超感觉的现象， 而是认为，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听觉线索传递给了被试。 施迈德勒和麦康内尔（Schmeidler and McConnell， 1958）的研究是超 感觉领域里最新的有关研究之一。他们发现，相信可能有超 感觉能力的被试（“好人”）比不相信有超感觉能力的被试（“坏人”）更好地完成了超感觉能力的任务。他们认为，主试可能在布置 任务时影响了被试的自我归类， 从而增加或减少了成功地完成超感觉能力任务的可能性。同样，安德森和怀 特（Anderson and White，1958）发现，师生相互之间的态度可能影响课堂 中超感觉能力实验 的成绩。在本实验里发生作用的机制也可能是某种教师的 期望传递给了儿童，从而可能影啊了儿童自我归类为“好人”或者“坏人”。 上述表明人际自我实现预言发生的大多数证据都是轶事性的，或者只有 一点说服力。巴维拉斯在工业方面的实验是明显的例外。他的实验是一项严 格控制的实验，在所雇用的领班心目中实验上产生 了不同预言。斯坦顿和贝 克（1942）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也可以说是 例外，在这一系列实验中引导主试 期望被试有不同的回答。这样的一些实验比上述大多数研究提供了更强有力 的证据。上述大多数研究表明对另一人行为的人际间的预言是准确的。但是， 正如在第一章早就指出的，这样的准确性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证明一种 预言是准确的，未必就证明了这种预言导致了它自身的准确性。“太阳 将要 升起”的预言不是“黎明就要到来”的有效动因。假如一种预言基于先前对 所预言的事件的观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预 言就“受到了真实的污染”了。这种预言本身在它的自我实现中可能或者不可能起作用。 当医生预言病人会痊愈时，我们不能说，医生是否在提供一种篡改过的预后，或者病人的痊愈是否部分基于医生预言所引起的乐观情绪。假如差生是教师期望学得差的那些学生，那么就可以说，教 师的预言是准确的，因为 它是建立在对过去成绩的了解的基础上的， 或者它可能是准确的，因为它是 自我实现的。为了把预言的自我实 现的性质和它的非自我实现但是准确的性 质区别开来，需要做一些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只采用实验上不同的预言， 并使预言不受过去对所预言的事件观察的影响。这是下文要交代的实验意 图。这些实验是明确用来研究心理实验人员的假设或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这 个研究方案的一部分。　　　　　　　　　　　　新近的研究 在目前的一系列实验中，第一个实验（Rosenthal，1966）是 10 个心理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充当主试。他们都学过实验心理学高级学程，因而也从事过研究。每个学生主试都有一组大约 20 个学心理学导论课的 学生作为被试。实验的程序是，主试分别向每个被试出示 10 张人的表情照 片，要求被试对每张照片的面部表情显示出来的成功或失败程度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的值从－10 到＋10，－10 意味着最失败，＋10 意味着最成功。这10 张照片是经过选择的，一般说来它们会被看作是既不成功也不失败，而是 很中性 的，并用零来表示这种平均分数。至于怎样把这些照片出示给被试，所有主试都得到了相同的指导语，并且要求他们把这些指导语读给被试听，不得变动一字。向所有主试解释，他 们参与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重复已经充分得到证实 的实验结果。一半的主试被告知，“充分得到证实”的研究结果是人们一般 都把照片评为成功的（＋5 的等级），而另一半主试则被告知，人们一般都 把照片评为不成功的（－5 的等级）。然后主试进行他们的研究。 结果是明 显的。期望把照片上的人评定为成功的每位主试得到的平均成功等级，要高 于期望把照片上的人评为不太成功的主试所得到的平均成功等级。这种泾渭 分明的结果在行为研究中是少见的，所以做了两次重复实验。随后的这两次 实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主试往往得到他们期望得到的数据。表 3－1 总结 了所有 3 次实验的数据结果。其他实验室的其他主试也能够证明，主试的期 望可以影响其研究的结果（Rosenthal， 1966），尽管这里不能详述。公平 地说，我们也必须补充一句，也有一些研究证明主试的期望并不总是影响其 研究的结果（Rosenthal，1964，即将出版）。表 3 － 1 具有不同预言的主试获得的照片平均等级实验 预 言 差 P
＋ 5
－ 5
第一次
＋ 0.4
－ 0.1
＋ 0.5
0.007
第二次
＋ 2.3
＋ 0.5
＋ 1.8
0.0003
第三次
＋ 0.7
－ 0.6
＋ 1.3
0.005
平均数
＋ 1.1
－ 0.1
＋ 1.2
0.000001
本节所述研究方案中的后两次实验的设计不在于论证心理学家的预言自我实现效应，而是了解增加、减少或修正这些效应的条件。例如，据悉，被 试对构成合乎“实验被试”角色行为因素的期望，能够改变他们受主试假设 之效应影响的程度（Rosenthal，1966）。　　通过雇用几位研究同伙充当第一批被试得知，当第一批被试的反应实现 主试的预言时，主试对后期被试的行为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些被试倾向于进 一步实现主试的假设。当研究同伙充当第一批被试故意证明主试的期望不正 确时，随后接触的真正被试受到主试行为变化的影响，也证明主试的实验假 设不正确。因此，从早期的数据统计表来看，行为研究的结果似乎可能就是 由第一批被试的表现决定的（Rosenthal，1966）。　　在所做的一些实验中，人们发现，当向主试提供太大、太明显的诱因来 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时，预言或者假设的效应往往会削弱。　　当学生—主试感到我们引诱他们获得我们期望获得的数据时，他们似乎 主动地反对我们，这说明他们很诚实。这些主试都有一种倾向：“竭力”避 免他们的预言效应带有偏倚，而且这种竭力的程度使得他们的实验结果往往 同要使他们期望获得的结果正好相反（Rosenthal，1966）。　　　　　　　　　　　　预言的传递 主试获得的结果与其假设一致的程度存在个别差异，这一点业已被发现。这方面的证据既来自其他的实验，也来自对主试同实验 被试交互作用的有声电影的分析（Rosenthal，1966）。显示出更大的预言自我实现效应的那 些主试，通常在被试的眼里具有更高的地位，而且这些主试以更专业性的和 更能胜任的方式做实验。他们更可爱、更自在，其行动型式尤其如此。同时， 他们避免使用过多表现个人好恶的语调，以免妨碍手头正在做的实验。虽然 主试期望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的，但是，假如这种影响是有意的话， 更加成功的影响者的特征与更有效的影响者有联系的特征是非常雷同的，这 是值得注意的事。不管这种影响是像直率劝说那样的坦诚，还是像主试把他 的期望或预言巧妙地传递给被试那样隐蔽而无所存心，施加社会影响较为成 功者可能是同一个人。我们知道，主试把期望传递给被试的过程是一个微妙的过程。我们知道它是微妙的，因为五年来我们一直在有声电影中寻找主试传递给被试的无意 线索——五年来我们失败了，至少部分失败了。但是，我们了解到有关期望 的无意传递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如果在主试和被试之间置一屏障，这种期望效应将会削弱， 因而，主试的视觉线索可能是重要的。但是，置于中间的屏障没有完全消除 期望的影响，因而，听觉线索似乎也是重要的 （Fode， 1960）。阿戴尔和 爱泼斯坦（Adair and Epstein， 1967）可能戏剧性地证明了听觉线索究竟 多么地重要。他们首先从事的一项研 究实质上是重复主试预言自我实现效应 的基础实验。结果表明，正如原来的一些研究一样，那些预言被试察觉到成 功的主试和那些预言被试察觉到失败的主试一样都实现了自己的预言。　　在从事这项重复实验中，阿戴尔和爱泼斯坦用磁带录下了主试要告诉被 试的指导语。随后的再次实验根本不由主试主持，而是靠录有主试向被试读 出标准指导语的录音带进行。如果磁带录下的指导语原来是由预言被试察觉 到成功的主试来读出的，这种录音就引起了被试对成功的更好的察觉。如果　　磁带录下的指导语原来是由预言被试察觉到失败的主试来读出的，这种录音 便引起被试对失败的更好的察觉。看来，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只是预言者的 声音造成的。在所述的实验中，由于所有的预言者都阅读了标准的指导语， 预言的自我实现可能是由于预言者预言的语气引起的。　　在实施行为科学中关于自我实现预言的研究方案的早期，人们就已认 为，操作条件反射的过程可能是造成预言发挥作用的原因 （Rosenthal，1966）。人们认为，也许每当被试作出与主试的预言相一致的反应时，主试 可能看上去更愉快，或微笑、或赞许地看看被试，而主试却没有意识到他自 己所起的强化作用的反应。换言之，主试可能已经无意地教给了被试什么样 的反应是所期望的反应。为了弄清这种操作条件作用的假设是否合适，我们 分析了几个实验。假如它真的合适，我们就会期望被试的反应会逐渐变得更 像主试所预言的反应——亦即被试会有一条学习曲线，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学 习曲线。相反，结果表明，被试最初的反应受主试期望影响的程度，与被试 最后的反应受主试期望影响的程度相差不多。既然按照定义被试最初的反应 不能受主试任何无意强化的影响，就可以排除操作条件作用机制是传递主试 预言的必要条件。　　确实不存在被试的学习曲线，但是，似乎存在主试的学习曲线。几项研 究表明，每个主试接触的被试愈多，所预言的结果愈有可能出现（Rosenthal，1966）。事实上，真正初次见面的被试几乎没有明显的期望效应。如果主试确实在学会提高他预言的无意影响，那么谁会当教师呢？也许就是被试。把 被试向主试假设的方向作出反应看作是一强化事件，这看来是有道理的。所 以，凡是先于被试强化的主试的隐蔽传递行为，都更有可能再次发生。因而， 被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无意地影响着主试无意的传递行为。不仅主试影响被试 按所期望的方式作出反应，而且被试也很可能唤起主试自己的无意传递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导致被试越来越按所预言的方式作出反应。也许被试和主 试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无意传递行为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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