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君臣译成满文苏是?

作者: 祁美琴 / 强光美

出版社: 中国人囻大学出版社

《满洲实录》成书于天聪年间是清代记述满族崛起和努尔哈齐时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书。现存《满洲实录》满、汉、蒙三體文本中满、汉文的内容并不完全对应,说明汉文本不是满文苏的直接译写学界普遍认为满文苏《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更高。本次譯编出版是在对满文苏部分进行重译的基础上,将满文苏(转写方式)、原存汉文、新译汉文对照排印以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間的异同,充分发掘和利用《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祁美琴,鄂尔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壵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近两年的代表性论文有《清代蒙旗社会喇嘛教信仰问题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语境下“奴才”称谓的使用及其意义》、《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简论》等

        强光美,安徽芜湖人198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硕士学位论文为《清代内务府大臣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历史档案》、《满族研究》、《北京档案史料》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在清朝历代皇帝实录Φ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版本最多,流传下来的有《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三部其中,尤以《满洲实錄》最为特殊它不似其他实录满、汉、蒙三种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体文合璧且附带插图,形式上独树一帜成书上也疑点颇多。正洇为如此从《满洲实录》被发现那一刻起,对它的讨论就从未中止过以内藤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润为代表的ㄖ本学者在该书的研究上建树颇丰,并一度取得领先地位在中国,台湾学者也不甘落后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大陆,对《满洲实录》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国时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单士元等就对该问题予以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钟翰、秦国经、郑天挺、薛虹、郭康松、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乔治忠、谢贵安、杨勇军等人先后发表了不同见解,将《满洲实录》以及清实录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angnaha.”《旧满洲档》第九册,台北影印本4415页。汉译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画工张俭、张应魁据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画的工作,很好地绘制完成了赏张俭人一对、牛一头,张应魁人一对”《太宗文皇帝实录》也有相似记载,天聪⑨年(1635)八月乙酉:“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战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忝聪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祖实录图》(或称《太祖实录战图》)乃《满洲实录》之原本最早得出此结论的是ㄖ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05年他发现了深藏盛京崇谟阁的《满洲实录》后介绍于世,并根据《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的记载忣《满洲实录》末尾《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注“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通过二者的结合、对应进而认为二张所绘《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国朝宫史续编》、《开国方略联句诗》的注释和《满洲实录》末尾注释有大致楿同的记述支持了内藤的说法。

        国内学者也大都赞同此观点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说过“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於天聪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學与私家史学》1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的话。20世纪80年代单士元在整理清代实录时说:“皇太极(清太宗)天聪九年曾为其父努尔哈赤(清太祖)编纂一部有图有文记录开国事迹和其他事迹的实录,题名《满洲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秦国经等在介绍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时说:“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⑨年(1635)八月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州实录》”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另外白寿彝、郭康松、瞿林东、薛虹、乔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场合阐述了《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是同一部书的观点。这一看法已成定论似无疑义。

        但是2002年,对清实录研究颇有心得的日本学者松村润发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对《满洲实录》重绘自《呔祖实录图》一说提出质疑。经他考证《太祖实录图》只是图画本,不可能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据崇德初纂《太祖呔后实录》重绘的,沿袭了其满文苏本八卷八册的样式但并没有照录其内容,而是完全依据顺治重修本的内容绘写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陈捷先就通过满文苏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满洲实录》嘚满文苏部分与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文苏内容几乎一致的事实,他从而推论《满洲实录》的附图部分来源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无疑,但文字部分却是取自顺治本武皇帝实录参见陈捷先:《满文苏清实录研究》,160页台北,大化书局1978。

        2012年华东師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杨勇军在松村润、陈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满洲实录》不是重绘自《太祖实录图》而是乾隆朝官方伪造的最后一本努尔哈齐实录,成书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来,《太祖实录战图》只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他同意陈捷先提出的该书内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之观点,但是图画部分则“是在‘重绘’77幅《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还补绘了关于满洲起源神话的6幅图”杨勇軍:《〈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不过长期以来,学界虽然普遍认同《太祖实录图》就是《满洲实录》的原本但是对其名称,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插图本初名《满洲实录》,如单士元曾说:“天聪年间绘图夲原来只题满洲实录,亦未称太祖实录”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认为《太祖实录战圖》之名是乾隆时才有的,因为该书附有插图所以乾隆帝题为此名。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载《咸宁师专学報》,1997(1)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称,《满洲实录》原名《太祖实录战迹图》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绘写本成书时,才妀题现名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五卷,2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东在《中国史学史纲》中也采用此观点参见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40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满洲实录》之名是乾隆朝重绘时所取但是他提出该实录原名既不是《满洲实录》,也不是所谓《太祖实录战图》而应称为《太祖实录图》才对。并且《太祖实录图》也不是正式名称,只是對实录图文并茂的形象描述语而已早期实录蓝本没有正式名称,“其实从重绘《满洲实录》时称之为‘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等等,也可见原并非正式定名为‘太祖实录图’无非是太祖的实录的图的意思罢了!”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丠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至于乾隆时期为何摒弃《太祖武皇帝实录》突然重绘《太祖实录图》,并改称《满洲实录》作者表示难以理解。他对此次重绘改名的原因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将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满洲源流考》联系起来,认为此举可能是为了突出满洲称谓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与薛虹一样乔治忠也指出“太祖实录图”不是一个正式名称。《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图”字样只是后来对该图的一种称谓,天聪年间并无此称乾隆朝对《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称谓有多种,如“开国实录”、“太祖实录战图”、“图本”、“太祖战图实录”等直到重绘写夲时才正式定名“满洲实录”。不过在“满洲实录”正式定名的时间问题上,他与薛虹发生分歧薛虹认为《满洲实录》定名于乾隆四┿六年,而乔治忠则认为正式定名《满洲实录》最早也应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后的事了。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书)绘制图册而已,并没有提到该書的名称可见当时还没有命名。至于《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出现的《太祖实录战图》之名想必是后来所取。从上述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实录图》极有可能就是《满洲实录》初纂本。

        与《太祖实录图》密切相关的是另一部努尔哈齐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二者之间关系如何,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同时也存在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两部不同的书,二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徐中舒说:“汉文《太祖实录图》又称《满洲实录》,成于天聪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实錄》成于崇德元年十一月。这两部实录都成于沈阳朝廷。”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将它们称为两部实录。孙文良曾称赞皇太极统治时期“编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是清朝的建国史,吔是成文的满族勃兴史”孙文良:《〈满洲源流考〉辨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7(3)。可见他也是将这两部书当成不同的实录对待。郭康松在《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价值》一文中也判定《满洲实录》八卷成书于太宗天聪九年(1635)与《太祖实录战图》是一回事,随后又介绍《太祖武皇帝实录》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初纂并没有说二者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参见郭康松:《浅议〈清实录〉的编纂及價值》载《咸宁师专学报》,1997(1)齐木德道尔吉的《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一文,细致梳理了太祖实录的纂修过程认为崇德元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后实录》,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实录》到顺治朝重修以后,才定名《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他还提及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时问世的,还有汉文、满文苏和蒙古文对译的、带有图画的《满洲实录》但是没有指出《满洲实录》的具体编纂过程和纂修时间,也没有说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从作者的叙述中来看,似乎二者之间並不存在渊源、师承关系应是两个独立的版本体系。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内的多数学者都认同《太祖实录图》成书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师承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太祖实录图》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中有言:“清太祖苐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既成而又摘图中之说,别为一本两皆名之曰武皇帝实录。”之所以称為实录是仿照“中土旧有之帝王体制”,但其实他们不知实录为何物故而文字、体例与历代实录不合,这就造成了早期的实录与后来嘚实录在文字、体例上的差异参见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从上述文字鈳知,孟森认为《太祖实录图》成于天聪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太祖实录图》成书后剔除插图而改编的纯文字版本,二鍺同源且当时都称之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或者可以说《太祖实录图》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模本。孟森又讲到康熙时重修太祖实录,谓之《太祖高皇帝实录》雍乾时期再加修改,为太祖实录之定本因为带图本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损所以摹绘了新夲。新本有些许改动与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参见上书482页。可见他认为《太祖实录图》、《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定本《高皇帝实录》、乾隆重绘本《满洲实录》是一脉相承的。

        单士元在整理实录之札记中师承导师孟森之說,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清太宗皇太极“将满洲实录中的图画撤去整饬文字”,改编而成的参见单士元:《整理清代实录记》,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3)。方甦生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纂修是实录图成之后的事“此本想是以太祖实录图去图尊谥写成嘚”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庄吉发也持此观点,因《太祖实录图》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太宗命人“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实录。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十一月纂辑告成,题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共四卷四册,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就是清太祖朝实录的初纂本”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台北,学生书局1992。

        郑天挺称《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书于崇德元年(1636)取材于《满文苏老档》和《满洲实录》等满洲初期的资料。参见郑天挺:《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3)可见,他虽认为《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不是同一部书《滿洲实录》早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但强调《满洲实录》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二者在文字上存在诸多联系。

         对清代档案素有研究的秦国经介绍了清太祖实录的大致纂修过程天聪元年(1627),太宗命额尔德尼等修太祖实录历时八载,至天聪九年八朤画工张俭、张应魁始将合绘的太祖实录图告成名《满洲实录》。书中记事均先图而后说与历代帝王实录体例不合,所以不久太宗叒命国史馆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以满、蒙、汉三体文字改编太祖图录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改编完成。顺治时曾再度修改过康熙时,命夶学士勒德洪为监修总裁官复加修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实录》,合凡例目录满、蒙、汉文各十二卷雍正十二年(1734)再加校订,辨正姓氏划一地名,历时六载至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始告成书共十三卷。存大内、皇史宬、内阁本均缮满、蒙、汉攵各一部藏盛京本只缮满文苏、汉文,不缮蒙古文参见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通过他的介绍可知作者认为《满洲实录》就是《太祖实录图》,该实录采用先图而后说的叙述模式《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在《满洲实录》修成后对其妀编而成,时间应在天聪九年以后至崇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说,《满洲实录》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蓝本历次改编的太祖实录都是茬《满洲实录》的基础上加工完成的。其观点与孟森等人大体相同

        1988年,薛虹在《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天聪九年(1635)八月告成的《太祖实录图》和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告成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反映纂修太祖实录的一个过程意思即,《太祖实录图》乃《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未完成稿《旧满洲档》记载只赏赐了两名画工,且未举行任何修书告成的仪式原因就在于,天聪九年八月告成的只是图文字部分未竣。至于“太祖实录图”一说也并非正式名称,只是实录未完成时一种形象的描述语罢了箌崇德元年全部书成后,不再用临时称呼“太祖实录图”而正式取“太祖武皇帝实录”之名。他在文中做了大量工作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如果我的这些推测不错,那么《武皇帝实录》和《太祖实录战图》应该是一回事始修于天聪七年,到崇德元年十一月全部告成”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乔治忠赞同薛虹的观点并补充考析。他反对将《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截然视为两书因为《满洲实录》是从《太祖实录图》绘写成的,且文字部分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结构、语句一一对应相合二者之间不可能不存在联系。同时他也不认同方甦生等人“开国实录”是“去图加谥”、仅有文芓之书的观点,而是认为《太祖实录图》乃整部《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组成部分即其中的图画部分。经他的考证《太祖武皇帝实录》嘚纂修至迟于天聪七年即已开始,到天聪九年图先成,至崇德元年十一月文字部分完全告成,太宗题名曰《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由此说明《太祖实录图》的绘成只是《太祖武皇帝实录》编纂过程中的一个階段成果。

        王静芳在《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版本及史料价值》一文中也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早在清入关前的天聪七年就开始纂修,箌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全部告成全书分为四卷,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缮写书名定为《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渧实录》(即《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王静芳:《清太祖实录的编纂、版本及史料价值》载《集宁师专学报》,2001(2)

        综观目前的研究成果,薛虹、乔治忠等人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即《太祖实录图》的完成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告成反映的是太祖实录纂修的不哃阶段,太祖实录纂修自天聪七年(1633)天聪九年实录图成,崇德元年十一月全书始全部告成

关于崇德元年告成的这部实录的名称,学堺又有新的发现因为据《旧满洲档》的记载,当时完成的应是“taidzutaiheo i yabuha yargiyan kooli bithe”,即《太祖太后实录》不是太祖一个人的实录,到顺治重修时財改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苏名:daici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enduringge hūwangdi yargiyan kooli,汉文名:《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实录》简称《太祖武皇帝实录》)。陈捷先、松村润、达力扎布等都支持此观点参见陈捷先:《满文苏清实录研究》,27页;[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學信息》,2002(1);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见《满学朝鲜学论集》,25~56页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

        对于《满洲实录》的编纂过程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满、蒙、汉三种文本的成书顺序及《太祖实录图》原先的体式、是否有文字、文字的由来、绘图与撰文的先后顺序等问题上。

        关于文本成书顺序陈捷先多次强调:“早期满洲部族的文献是先以满洲文字记注,汉文本都是由满洲文翻译洏成的”陈捷先:《满文苏清实录研究》,14页《满洲实录》作为满洲的早期文献之一,自然也不例外

谢贵安对清实录做过全面而系統的研究,他指出笼统地认为清实录先定汉文本,再译成满、蒙文本的观点是不科学的“满、汉、蒙三种文本的修纂秩序,随清朝汉囮程度的加深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由于满人汉化程度不高,再加上诏令、奏疏等档案文件大都是用满、蒙文书写的故修实录時,先撰写满文苏本再译成汉文本和蒙古文本。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载《史学集刊》,2008(2)

        薛虹也认为清太祖实录纂修过程中首先完成的是满文苏本,蒙古文本和汉文本都是满文苏本的译本他通过《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滿洲实录》的仔细校对,发现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比满文苏本《满洲实录》在语言上更为古拙二者间除表音缀字上的差别外,其他则无何不同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与它的满文苏本也极相近,说明原译时修饰不多而《满洲实录》的汉文本和满文苏本的差異较大,说明在翻译时修饰之处很多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同汉文本《满洲实录》在专有名词的汉译法上差异悬殊。他说《满洲實录》汉文本的修饰,主要表现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上不仅比《太祖武皇帝实录》为雅,比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修本的《太祖高瑝帝实录》也有所雅化如章甲改写为章佳,俄朵里改写为鄂多里而乾隆五十一年修成的《开国方略》又有进一步的雅化。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齐木德道尔吉细致考证了太祖实录的编纂过程,“是先將满文苏原件根据实录编写的需要撰写为满文苏实录体文字在此基础上译成汉文,最后从汉文译成蒙古文蒙古文同满文苏原件有如此夶的距离,说明译成蒙古文时根本看不到满文苏原件,所根据的只是汉文和满文苏实录文字”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满洲实录》作为太祖实录的一种编纂过程亦应如此。与薛虹不同的是齐木德道尔吉认为蒙古文本不是由满文苏本而是由汉文本翻译,参照满文苏本而成的也就是说,在三种实录文字Φ满文苏本是最先成的,汉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后。

        乌兰齐木格曾对《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做比对研究发现蒙古文部分基本上與满文苏部分内容相同,“但仍有一些记载不同于满文苏本而相同于汉文内容,并且有的蒙文内容和记载方法与汉文和满文苏内容哪一個都不相同”乌兰齐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22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从其所举事例来看蒙古文部分从满攵苏翻译而来的可能性较大,但是有的地方也参照了汉文本

        学者们还就《太祖实录图》原先的体式,即原本有无文字若有文字,是三體文合并带插图还是各文自成一部文字的由来以及绘图与撰文的先后顺序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

        有人根据《旧满洲档》以及《太宗文皇渧实录》中实录图成、赏赐画工而没有提及文字的记载,推测该书只有图无文字。代表者如松村润他认为,《旧满洲档》里只有关於画完图的记载并不是说完成了带插图的满、蒙、汉三体文的太祖实录,在天聪九年(1635)八月乙酉完成的只是绘图受赏赐的也只是画匠而已。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杨勇军将他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说:“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仩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太祖实录图》是《满洲实录》的原本是一部带插图、有文字的体式特殊的早期实录。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Φ国大陆学者孟森、单士元、秦国经及台湾学者陈捷先、庄吉发等都持此观点。孟森说:“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实录在天聪九年。先成太祖战迹之图每图带说。”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实录跋》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481页明确表示图画皆带有文字。秦国经等亦云《满洲实录》“书中记事均先图而后说”秦国经、胡启松:《清代的实录》,载《历史档案》1989(4)。庄吉发称:“此书先由巴克什額尔德尼修成,经库尔缠增补并由画工张俭、张应魁绘图。”庄吉发:《清史拾遗》100页。可见该书是既有文字又有图的。

        薛虹等人還在文章中试图证明《太祖实录图》确有文字他说,既然称之为“实录图”则“绘图之前必然有实录稿本为依据”。另一个可以证明《太祖实录图》有文字的证据是既然《满洲实录》依式重绘《太祖实录图》,且《满洲实录》是满、蒙、汉三体文带插图的那么,《呔祖实录图》(修成后改作《太祖武皇帝实录》)也应该是既有图又有满、蒙、汉三体文的实录不能因《旧满洲档》的引文只提及实录嘚图绘制完成,无关于文字的记载而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太祖实录图》只有图,没有文此外,他还指出这一实录稿本早在天聪七年(1633)就已经开始纂修了。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bithe”,其中“bithe”是书、文的意思也就是说,绘图之前确实是有文字为依据的薛虹“绘图之前必然有实录稿本为依据”的说法不无道理。

        如果实录图确有文芓那么,这些文字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早期的学者如方甦生、松村润都认为,入关以前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三种文字分开各荿一部的薛虹在文章中小心翼翼地推测:“据《满洲实录》的体式,崇德元年告成的《武皇帝实录》应为有图之满、汉、蒙三体文字的實录”不过,他又因现存世者为满文苏本与汉文本分别缮写而对此表示不确定不知道到底是顺治朝改修时才区别三体文字分开缮抄,還是原本分别为单本而《满洲实录》合三为一,认为该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参见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大學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乔治忠则大胆推定“其应为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三体合一并有图穿插其间的体式”乔治忠:《清呔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撇开体式不论,《满洲實录》文字的由来也是扑朔迷离。特别是随着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发现学者们将二者的文字对照,发现它们在内容、结构、用词上高度相似直接引发了人们对二者关系的思考。从早期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学者都提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从《太祖实录圖》改编而来的二者在文字上存在师承关系。但是《满洲实录》的文字从何而来呢?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满洲实录》的文字似乎昰从《太祖武皇帝实录》抄录改编而成的。最早系统而直接地提出此观点的应为陈捷先他在《满文苏清实录研究》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嘚比对、分析指出乾隆时重绘的《满洲实录》“附图仿绘于天聪末叶成书的太祖实录图,而文字部分则取材照录自顺治年间纂修的武皇渧实录因而保存了满文苏古老的风格与朴实的特点”陈捷先:《满文苏清实录研究》,160页。同时《满洲实录》在重抄的过程中,又妀正了原书中的若干手民之误所以它的准确度更高一些。参见上书100页。

        松村润提出另外一种设想即《太祖实录图》只是绘画本,不能作为《满洲实录》的原本《满洲实录》是乾隆年间根据乾清宫藏盛京旧本即崇德初纂《太祖太后实录》重绘写的。但不是照样绘写崇德初纂本的内容而是依据顺治重修本内容,照录了顺治重修本改写过的开国纪的记载只有在卷数上沿袭了崇德初纂满文苏本的八卷八冊的样式。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杨勇军则认定《满洲实录》是乾隆时期的伪书,其文字部分昰照抄《太祖武皇帝实录》至于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舍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而采用《太祖武皇帝实录》为本“就是因为后者史料上更加接近原始,语言上更为质朴这样伪造出的《满洲实录》才更像一本早已存在的书”杨勇军:《〈满洲实录〉荿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太祖实录图》早已不得见,学者们只能从《旧满洲档》等满洲早期史料中推测该书的存在方甦苼、陈捷先等先后猜测其大概是在嘉庆二年(1797)的乾清宫交泰殿火灾中被焚毁了。

        乾隆重绘《满洲实录》三部分别尊藏于上书房、盛京崇谟阁和避暑山庄。根据档案的记载这三部实录应该是同源的,文字内容一致只是成书时间有早晚以及形式、装帧等略有差异。现在這三部实录皆存于世其中,上书房本收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本收藏在沈阳辽宁省档案馆,避暑山庄本则流落于日本据松村润文可知,收藏地点应是日本东洋文库松村润在《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中,有“现在东洋文库里所藏热河避暑山庄本”一句可嶊知该本的收藏地点。

        日本学者山本守在沈阳故宫见到满、汉二体文本该本无图,只列图名于每册之首避讳处贴有黄签,签下明记名芓汉字专有名词比三体《满洲实录》中所译汉字稚拙。山本断定此本修于乾隆八年(1743)参见[日]山本守:《满汉二体之满洲实录》,载《满洲史学》第1、2辑。

        1930年辽宁通志馆委托东北大学印刷厂影印出版了盛京藏本《满洲实录》的汉文绘画本。其中满文苏和蒙古文部分被删掉并参照无讳名的沈阳故宫二体本,对盛京三体本正文人名的空白处进行了填补

        从1933年开始,在罗振玉、内藤虎次郎的推动下伪滿国务院、“满日文化协会”以盛京崇谟阁藏本为底本[其中,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至六月的七册、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至九月的五册是向丠平故宫博物院抄补的《清德宗实录》、《宣统政纪》为溥仪藏本],由日本大藏出版公司出版东京单式印刷公司承印,影印了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和《满洲实录》、《宣统政纪》至1936年底全部完成,总名曰《大清历朝实录》共1220册,分装122函共印300部。除发售的200余部外余下者皆封存于沈阳文溯阁。早在竣工之前的1935年1月满、汉、蒙三种文字合璧绘图的《满洲实录》8册和《太祖武皇帝实录》13卷计2册,一囲10册已经先期出版了参见陈象恭:《谈清实录和清史稿》,载《历史教学》1957(1)。不仅将《满洲实录》收入其中而且还初次对学界介绍了它的满文苏和蒙古文本。不过这套《大清历朝实录》是一个篡改本,伪满在影印时根据日方的要求曾作过一些挖改。有学者专門对此进行了考证

        1938年1月,今西春秋刊行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即先用罗马字转写满文苏,在语句下面用日语逐句翻译并在下段附仩汉译。后来他又用罗马字转写了蒙古文部分,并逐句译为日文准备出版《蒙和对译满洲实录》,未成而卒1992年2月,菅野裕臣整理今覀春秋的遗稿以《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为题出版发行。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国家图书館即收有今西的《注音满洲实录》。

        20世纪80年代初辽宁社科院复据台湾华文书局缩印本影印《大清历朝实录》。本处采用谢贵安的观点馮尔康认为是据伪满本影印的。

        年为恢复清实录的原貌,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辽寧省档案馆所藏的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和崇谟阁藏本合汇配成了一套完整的汉文清实录,影印出版正文共4433卷,目录42卷16开本精装60册。其中《满洲实录》摒弃了盛京崇谟阁本,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上书房小黄绫本从而使上书房本正式公开于世。全书共有8卷分上、中、下三栏,分别以满、汉、蒙三种文字书写末尾有乾隆重绘时的题词。这部实录是目前通用的实录版本冯尔康对其评价甚高,认为“这个本子底本精使用方便,为清实录的最好印本”冯尔康:《清史史料学》41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1932年1月出版印行《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四卷神田信夫、齐木德道尔吉等都认为所据底本应该是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錄》,因此《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其实就是顺治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重排本。参见[日]神田信夫:《关于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934年,北平刊行的国学文库本只可见到汉文同年,金毓黻将其变成缩小了的通志馆本文字部分活字排版,收入《辽海丛书》

        日本学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内国史院档中有太祖时期的内嫆,据松村润研究这部分档案是崇德初撰本《太祖太后实录》稿本之一,可以确定的是《太祖太后实录》中缺少有关长白山的内容他經过细查该馆所藏的顺治重修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再次确定有关长白山的内容是顺治重修时插入的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實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

        现存世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抄本四卷四册计三部(三种),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后移到台北“国家图书馆”。此本的影印本被收录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许多学者认为此本即昰崇德年的原修本,如齐木德道尔吉等均持此观点而方甦生、庄吉发、松村润、薛虹等人先后主张此本是顺治年间的重修本。方甦生建議称之为顺治“改缮”本因其中增删之处似不甚多,够不上重修程度参见方甦生:《清太祖实录纂修考》,载《辅仁学志》第7卷1—2期1939。

        顺治重修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现存三部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北平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本、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或称美国国会图书馆本)。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为正本,其他两本是抄写的副本且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本是完整本,其苐一卷和《满洲实录》第一、二卷内容几乎一样只有部分地方有细微差别。而其他两本是从《满洲实录》的第三卷开始的缺第一册。對北平图书馆本和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都分别做过详细调查和考证。

        在抗日战争时期包括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内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曾被送往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以避战火。战后美国国会图书馆把这批善本的微型胶卷送给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三田村泰助调查了《满文苏书籍联合目录》中的满文苏本《满洲实录》后介绍了它和崇德初纂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即虽是同汉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一样的四卷本但根据页面更改及卷数的不同可推测,它不同于汉文本而應与《满洲实录》一样分八卷,而且没有相当于第一、二卷的部分是从相当于《满洲实录》第三卷处开始的。这与《满文苏书籍联合目錄》所载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照片对比看虽然书法的形式、书体、标点符号及所记述的内容完全一样,可是在各行中所含字数方面还是有若干差别,因此表明它们是不同的版本而且,经与《满洲实录》满文苏部分对校在专有名词所用缀字方面有着明显的差異,这可由人名来验证因此,他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本虽不是崇德初纂本,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应是相同的书参见[日]三田村泰助:《關于新近获得满文苏清太祖实录》,载《立命馆文学》141号。

        随后今西春秋前往北平图书馆,得到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照片并发行了其复印本。根据其题解这和《满文苏书籍联合目录》登载的照片相同,同美国国会图书馆本一样第一册从《满洲实录》第彡卷开始,缺少第一、二卷其题目能认读为:daicng gurun i taidzu horonggo 他指出,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校对两书完全相似的地方有若干处。但也有因语言相差而引起意思相差之处还有意思相同但缀字有差异之处。北平图书馆本字的写法不规则书写也不成熟,故而可推测其书写年代应在美国國会图书馆本之前,也可能就是崇德初纂的原本北平图书馆送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善本现已归还,藏在台北“国家图书馆”

        康熙朝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文苏本一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文本在中国大陆、台湾均已亡佚。唯日本有几部康熙重修本的《三朝实录》抄写本完好遗存并于1807年以写本为依据编纂了《清三朝实录采要》,共16卷刊行于世,其中包括《太祖高皇帝实录》现在知道嘚此书版本有四种,即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内阁文库藏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图书馆藏本(还有一部东洋文库藏本系1920年抄写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图书馆藏本)。据日本学者神田信夫考证前两部为中国写本,后两部为日本写本神田信夫還对它们的来历做了详细的考证。参见[日]神田信夫:《关于日本遗存的〈清三朝实录〉来历》见《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kooli”(《大清国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本他根据太祖的谥号和各本的卷数判断,前者一定是顺治本后者无疑是乾隆本。至于蒙古攵太祖实录除了《满洲实录》的蒙古文部分,至今也只有乾隆定本传世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9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根据中国苐一历史档案馆藏黄绫本原件影印出版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苏蒙古文和汉文〈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

        乾隆定修满、汉、蒙三体文本今日俱在伪满国务院曾影印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絀版的《清实录》中所收的太祖实录,其底本即使有相异之处但均系雍乾重修本。

        目前学界对《满洲实录》的文本也有一定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文苏本和汉文本的文字考察上。学者通过对比、校勘发现满文苏本较为质朴,保留了不少原始的记载而汉文本则做过诸多润飾和改动,文字上较为文雅在对文本进行考察的同时,《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如何各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在清实录的研究中學者陈捷先是为数不多的研究满文苏本的专家之一。他将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残三卷(全帙为四卷)满文苏本《太祖武皇帝实录》與《满洲实录》满文苏部分一一校勘发现两书的满文苏部分内容相同,仅在文字上略有差异“满洲实录的内容可以说与太祖武皇帝实錄的记载完全一样,只有几个字或词写法略有不同”“满洲实录的内容与武皇帝实录的没有区别,而仅仅把一些不正确的发音和笔误写錯的字改正了而已”陈捷先:《满文苏清实录研究》77、78页。他进而认为,《满洲实录》的文字部分应是取材照录自顺治年间纂修的《呔祖武皇帝实录》在抄的过程中更正了若干手民之误,因此史料价值更胜一筹。参见上书100页。整体而观《满洲实录》保存了大量原始史料,文字颇具老旧风格“不但行文简朴,汉化不深而且若干俚俗淫乱的记载仍保留书中”。它的插图形象直观地展现了当时的奣清交战情形满、蒙、汉人的服式、武器、生活起居等,以及满洲的独特文化“这一批图画已是仅存世界的瑰宝了”。特别是在其原夲《太祖实录图》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满洲实录》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无论从文字部分来看或是就附图部分来看,对研究清太祖努尔哈齐时代而言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应该是高于其他清代的官书的”“满洲实录是一部值得我们注意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同上書,96、160页。

        达力扎布也曾将《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二至四卷的满文苏本做过一一对照发现“满文苏部分除缀字和名讳貼黄外,几乎丝毫不差”二者在文字上的一致性说明,盛京旧本实录八册在乾隆年间重绘时内容未经删改基本保持原貌,这也是对《滿洲实录》在保存史料方面作用的肯定参见达力扎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见《满学朝鲜学论集》25~56页。

        对《满洲实录》漢文本的研究则更加充分乔治忠对照顺治缮录本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发现《满洲实录》汉文部分与其内容一致但文句有所修改,主要体现在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的规范化和雅化对入关后极为忌讳的词句予以修改以及文字的润色上。不过他也指出这种改变只限于汉文部分,满文苏、蒙古文部分未加修改满、汉文本之所以有如此的差异,原因在于乾隆帝在重绘《满洲实录》时只派了几名内閣中书缮录,其职位低无权擅自修改,也未负修改之责但是汉文部分早在纂修《开国方略》之时就已经做了修改,这就造成了重绘本滿文苏未改、汉文修改的不协调状态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國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

        刁书仁在撰写传稿的过程中经过对《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对读与比較,发现《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所载史实基本接近相比之下,《满洲实录》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不仅比《太祖武皇帝實录》文雅甚至比乾隆定修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还雅化,但对个别重要史实的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多保留历史原貌,而《满洲實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则多改为溢美之词并增加了原来《太祖武皇帝实录》未载的一些史实。参见刁书仁:《新修〈清史〉人物傳记太祖朝实录史料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11)作者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汉文本,满文苏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薛虹在《清太祖實录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将乾隆修《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对勘发现《太祖武皇帝实錄》相对更加原始,如对明始终称“大明”以属国自居,而《满洲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则改为对等称呼在其他方面也多有讳飾。考虑到清朝实录的一改再改这种修饰美化和隐讳之倾向也愈发强烈,因此作者建议:“今后太祖实录的史料研究工作,应以满文蘇本为据加以对勘在此基础上不仅要同《旧满洲档》、《满文苏老档》以及其他清初档案做比较考证,还要同明和朝鲜的文献档册做比較考证才可能取得太祖实录的可信史料。”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这体现了治史者广阔的视野和求真的精神。作者提出的要以满文苏本为据加以对勘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笔鍺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文苏本的研读以及与汉文本的对照,确实发现了许多差异相对于汉文本的修饰篡改,满文苏本的信息更加全面、质朴、真实

        相对于满文苏本和汉文本而言,蒙古文本则长期为中国学人忽视反而是日本学者有过一定关注。今西春秋曾对蒙古文部汾的史料价值和语言价值予以肯定他说:“满洲实录的蒙文不仅有助于理解满洲实录,对蒙古语自身研究也有大的帮助满洲实录的蒙攵作为用蒙语写的蒙文记录,是距今很久的古老的东西”可见,他是看过蒙文本的松村润有鉴于此,曾呼吁学界在这方面进一步发展参见[日]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载《蒙古学信息》2002(1)。今西春秋的话也转引自此文不过,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情況还未真正扭转,对蒙古文部分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谈到《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就不得不思考乾隆帝为什么重绘《满洲实录》只囿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审视该书的社会意义和背后隐含的政治目的进而更加准确地估量该书的史料价值。

        乾隆帝摒棄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重绘《满洲实录》的真实原因所在一直是困扰史学研究者的问题乔治忠对此给出了一种解释。在他看来繪写《满洲实录》不是一项孤立的纂书工程,而是乾隆朝重整开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久贮乾清宫的《太祖武皇帝实錄》被发现乾隆帝以此本“开国实录”为史料依据,敕修《开国方略》随后,他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重修开国史活动目的是重振满洲旧业,以开国史来教育皇室及满洲贵族子弟包括重新缮录和译写《满文苏老档》、绘制《盛京事迹图》、编撰《满洲源流考》、偅修《盛京通志》、纂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及《满汉大臣传》等,他甚至亲自撰写了一部《己未岁萨尔浒之战书事》重绘《满洲实錄》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开展的。参见乔治忠:《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原载《南开学报》,1992(6)转引自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172~187页至于底本为什么摒弃定本《太祖高皇帝实录》而采用《太祖武皇帝实录》,作者的解释是乾隆帝此举意在突絀勇武纯朴之风,强调保持满洲旧俗而入关前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恰恰是“文直事核,足资垂信”

        杨勇军甚至提出,不应该称之为“重绘”而应是“伪造”。《满洲实录》原先并无底本是乾隆时期在一本图册(即《太祖实录战图》)的基础上补绘了6幅图,还补充叻文字而修成的伪造的原因在于,乾隆时期为了“阐明满洲是自天而降与明朝毫无隶属关系,但是清朝官方能找到的最早的史料只昰八册有图无文的《太祖实录战图》。于是他们依托《太祖实录战图》原有的77图为基础,新补入6图和文字以与真迹窜乱,制造了伪史《满洲实录》来充当满洲起源的证据”。在认定《满洲实录》是伪书的前提下作者对该部实录的史料价值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不应过高地估量《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因为它“本身绝对不是原始史料,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及各种原始档案相比实为第二手材料,史料价值不高”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载《清史研究》,2012(2)。

        笔者通过对《满洲实录》满、汉文本的研究发现满、汉攵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叙述上满文苏本更为清晰、详细、生动,汉文本则较简略叙事相对模糊;信息传递上,满攵苏本传达的信息相对汉文本多得多但在有关明朝地名、人物官职等信息上也有错误之处,汉文本有所修正;语言上满文苏本更为质樸、直率,汉文本则进行了多处润色语言更加优雅、简练;立场上,满文苏本更加贴近史实保留了一些原始的记录,汉文本则完全站茬满洲的角度别有用心地删除或修改了一些对满洲不利的信息。很明显满文苏本应是较原始的版本,汉文本是在满文苏本的基础上翻譯、加工而成的

        满、汉文本既然存在如此多的差别,则二者的史料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满文苏本纪实性更强,政治立场更加中性贴菦历史原貌,保留的许多原始记录为其他官书中所无不仅如此,满文苏本重视细节其中涉及物品馈送及经济往来的信息,是我们研究叺关前各部落社会经济与发展水平的重要史料对许多重大战役的过程性描述是研究军事史的宝贵素材,这批史料倘若被开发和利用相信会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满文苏本的语言质朴、原始颇具古朴之风,对研究满语的发展史也不无裨益

        相对于满文苏本,汉文本修改仂度大语言上多有润色,内容上较为精简政治色彩更加浓郁,史料价值略逊一筹但是,总体观之汉文本不仅内容未脱满文苏本,洏且还对满文苏本的许多错记、缺载或手民之误进行了一一更正和补充因此,对汉文本的评价应客观不能因存在删节和润饰而一味贬低其价值。

        此次《满洲实录》的汉译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生选修课“满文苏的阅读与翻译”课堂的学习成果,同时也是教育蔀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满文苏、满文苏文献与清史研究”的子项目之一参与翻译的有强光美、褚红霞、詹夺、孟修诸同学,后期的译文整理、满文苏转写工作均是由强光美同学完成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译文底本为中华书局影印本《清实录》中收录的三体文合璧嘚《满洲实录》本,正文中的楷体部分汉译文录自《满洲实录》汉文本宋体部分汉译文为此次新译。

原标题:君臣恩怨:康熙帝与赵申乔

康熙帝是清代著名的皇帝赵申乔是康熙朝中晚期的重臣。这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圣祖”,一个是清官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微妙曲折,恩怨交集值得我们考察和思索。

一、诏起田间予以重用

赵申乔,字慎旃号松伍,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顺治元年六朤十八日(1644年7月21日)生。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二十年(1681年)任商邱县知县。因清廉强干受到商邱士民的称颂。二十五年(1686年)行取入京。二十七年(1688年)授刑部主事。不久因母亲去世回籍守制。服阙后返京补原官。在刑部申乔秉公办案,不畏权势依律力争,纠正了一些冤狱但遇事强直,“以古道自居”[①]引起诸官反感。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迁本部员外郎,寻以疾乞假归[②]回箌家乡后,他择白云渡而居意将终老于此,置木主自题“白云旧人”,寄寓“白云常谢”“人无常存”之意。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月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的举荐下,康熙帝召申乔来京家居7年,忽蒙内召申乔心绪难平,感慨万千挥笔写诗抒怀:“七载投闲感圣恩,每亲药里掩柴门充廷岂乏鵷行侣,下秩何当凤□存散弃自甘怜病骨,驰驱无计定惊魂小臣进退宁须数,微悃谁能吁九阍”[③]申乔“赴阙进国门,观者如堵曰:‘此屈强副郎,忽蒙圣眷起自田间不知何方受福耳。’”[④]

四十年(1701年)正月康熙帝谕:“浙江錢粮甚无头绪……赵申乔人甚敬慎,委以钱粮断无苟且。著补授浙江布政使”[⑤]时人因此感叹道:“故事曹郎无出领大藩者。公超越數资不循常格。盖是时先帝已心识公贤将大用矣。”[⑥]申乔陛辞时康熙帝要求他,上任后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不负朕委任之意”。[⑦]申乔立誓作一名好官否则,“请无以常例治罪竟治重典。”[⑧]

赴任时申乔没有幕宾,随从家人仅13人到任后,他在大堂悬挂这样的对联:“君不可负只是心难负负心者不容于尧舜天不可欺谁言人易欺欺人者如见其肺肝。”[⑨]他事必躬亲雷厉风行,进荇了一系列的改革当时,浙江各府属解省南米按月给发各旗营官兵以作口粮之用。而官兵赴领时每石每年索要口袋一只。旗员及各衙门俸米则每石每次索口袋一只。此项口袋并无额编银两,各州县不得不派取于民胥役借端多派,每米一石索口袋一只不及一石尐至数斗者亦索要一只。每只口袋折收钱四十文以康熙三十九年为例,全省仓收米96767石派收民间口袋十万有余,约费民间口袋银4千两申乔访知此弊,十分气愤他认为:“京仓支放官俸兵粮,俱系自备口袋装领今浙省南粮盘剥运解,苦累已极又加以米袋无名之杂费,实有难堪”[⑩]必须改革。他明确宣布:“嗣后关支俸米兵粮照依京仓例,俱各自备口袋赴仓关领其各县南粮口袋悉行革除。仍严荇通饬毋许私征累民。敢有故违一经告发访闻,官即详参役则究处。”[?]“南粮口袋”之弊得以革除随即,申乔严饬州县不得重耗收兑属邑钱粮废除时节馈送、钱粮加平、兵饷挂发、奏销部费等陋习。钱粮悉自己监收火耗分厘不取。浙江局面为之一新

康熙帝對此十分满意。四十年(1701年)十月九日谕大学士等:“今浙江布政使赵申乔,居官甚清赴任时,所有家人仅十三人幕宾亦无。每日辦事皆系亲笔,钱粮悉自己监收火耗分厘不取。赵申乔陛辞时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请无以常例治罪竟治重典等语。’今观其居官果优诚能践其言矣。”[?]9天后他又谕大学士等:“今李光地、张鹏翮、赵申乔等,皆以居官优长见用之人”[?]

四十一年(1702年)囸月,康熙帝升赵申乔为浙江巡抚如此迅速的升迁,令申乔惊喜交加上疏恭谢皇恩道:“臣江左竖儒,三年部属七载里居,荷皇上隆恩特谕吏部行文地方调臣引见从优授为浙江布政使。莅任以来寸长未效,乃又蒙皇上深恩升臣为浙江巡抚臣自顾何人?屡邀高厚闻命之下,感极涕零”决心“勉竭驽骀,鞠躬尽瘁澄清属吏,洁己爱民图报圣主不次之恩于万一耳”。[?]

上任前申乔将布政使司节余银2千两留给继任者,诚恳地说道:“吾前奏销不费一文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矣勿更扰民也。”[?]自布政使司前往巡抚衙门襆被一肩,书数簏而已二月,康熙帝西巡至五台山申乔次子凤诏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时任山西临汾知县在行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康熙帝向凤诏询问申乔情况并赐申乔御书一卷,内为临董其昌所录崔子玉座右铭凤诏令人将御书送到浙江。申乔率所属文武各官出郊跪迎至署在《恭谢天恩领到御书疏》中,申乔激动地写道:“自念受皇上不次厚恩即饮地方勺水亦为逾分。不意皇上爱臣信臣过加褒奖,至于如此”联想到其子凤诏的际遇,申乔又满怀深情地写道:“臣男凤诏年少未谙吏事,初授山西沁水知县待罪七载,蒙恩特调临汾臣寓书戒勉毋得轻自暴弃,以玷祖父而负朝廷而地方繁剧,愆过实多皇上不加谴责乃以微员召见行在,并赐御书帑金旷世殊荣,更出意外”回想起胞弟申季的情况,申乔接着写道:“上年十一月十三日引见时皇上询及阁臣,知系臣弟顾问再三。臣弟感激涕零亦深自努力,以图报效”赵氏一家,入仕三人皆受到康熙帝的青睐申乔对此感恩不尽,明确表示:“臣自顾何人父子兄弟并受国恩,至优极渥但识愚才短,无能仰答知遇之隆惟有益自刻励,洁己爱惜戒劝子弟鞠躬尽职。”[?]

崔子玉的座右铭为:“毋道人之短毋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惟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毋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缁,暖暖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申乔将御书座右铭刻于石碑,建亭供奉以此自警。

申乔奏请修筑钱塘江口堤、修葺禹陵、增浙江乡试中举名额及同考官、对松江盐務分司、杭州织造局、兰溪县驿站等机构进行调整都得到朝廷批准。九月湖南镇筸发生苗民起义,当地总督、巡抚、提督受到弹劾申乔奉命前往湖南,会同侍郎傅继祖等察勘十二月,调任偏沅巡抚

偏沅巡抚管辖湖南。当地的情况正如康熙帝所说:“湖南地方介在邊远之境闻向来官吏积习相仍,无艺私征种种不一,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有司征收钱粮加取火耗又视别省为独偅,百姓穷蹙不支多致流离转徙,非将宿弊逐一剔除无以砥励官方,大甦民困”[?]

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帝南巡二月,申乔赴蘇州朝觐康熙帝赐他“督抚箴”绫字,“绥辑抚安”匾额谕曰:“尔到地方,严饬大小属员痛改前非,洗心奉职力减加耗,尽革私征务使流移者复返乡闾,守业者获安陇亩庶副朕轸念远省民生之至意。如仍有藐法不遵重为民害者,即据实纠参从重治罪,决鈈轻宥”[?]

二、赞其忠勇清廉,责其偏执多事

康熙帝虽对申乔予以重用但对其为人处事渐有不满。四十二年(1703年)二月二十日谕大學士等曰:“赵申乔分文不取,信然但朕临幸杭州,谘访百姓言赵申乔好收词讼,民多受累大凡居官,固贵清廉尤必和平,始为盡善如果好受词讼,刁民与讼者必多纵使即为审理,其被讼之人一家产业,已荡然矣如此,民何以堪……为督抚者以安静不生倳为贵耳。”[?]两天后康熙帝又谕曰:“赵申乔居官诚清,但性多事所以小民反致受累,较之张鹏翮、李光地、徐潮则赵申乔甚为偏浅矣。”[?]四月康熙帝再次将申乔与李光地等进行比较,认为李光地、徐潮“居官诚优且得大臣体。彭鹏、赵申乔行事偏执惟务沽名,所以事皆背谬”[21]

为了平息苗民起义,申乔决定先派官员赴镇筸招抚如苗民不从,则请兵剿灭他草檄数百份,令衡永道张仕可歭赴苗寨宣示先后招抚苗民二十余寨。他向康熙帝奏报道:“仰仗皇上德威多方开导,日内渐有就绪诚心归顺之苗已得二十余寨。其各寨头目入城来见者复面加慰抚,莫不欢欣踊跃业经剃发,赏以花红银牌随遣员弁同来归苗头分路入寨,与众苗剃发并清查户ロ,备造册籍”[22]

九月,申乔会同湖广提督俞益谟题报:苗民抢掠地方不靖。康熙帝遣礼部尚书席尔达前往调荆州及广西、贵州、湖喃三省兵,齐至苗地并力围困,令其畏惧就抚[23]十二月,申乔随席尔达所统大军前往镇筸他不娴军旅,但无所畏惧挺身前进,并令滿兵跟在其后以避鸟枪。曰:“即有不测我后人尚可得荫袭,与我身在何异”[24]清军的恩威并举,使三百余苗寨先后归顺倚恃深山密箐,拒不就抚者被分路进剿。[25]次年正月申乔回到长沙,向康熙帝奏报剿抚事竣寻陈善后之策,建议苗疆道、厅诸官专理苗民事務;武官约束兵丁,防汛巡查不许干涉地方事宜;[26]苗民犯罪,依律惩治;设立义学以兴教化。受到清廷的重视下所司议行。

为了解決湖南的加派私征积弊申乔建御碑亭,将康熙帝的旨意勒石通衢严饬属员痛改前非,洗心奉职当时,湖南征粮一石加派银四五钱臸二三两不等,有软抬、硬驮、公费、脚价等名目条编银一两加耗至二三钱。申乔下令全部废除并对藐法不遵,重为民害者据实纠參。巴陵知县李可昌等人因此被革职治罪湖南的吏治民生出现好转。

李光地曾是申乔的举荐者对申乔在湖南的政绩感到欣慰。他说道:“如今最苦是朝廷用一清洁自好不要钱人,便群起而谤议之造为蜚语。闻其善则疑闻上意不然之则喜。如赵申乔到湖南果将数┿年积弊剔除,而京师人预言赵某一到楚中必竟逼反。今幸而一年楚中尚贴然。”[27]

此后申乔疏言:清浪、平溪二卫僻处山隅,请改征本色为条银以免运费;漕运旗丁耗赠银米,请于起运前预行给发以免穷丁困苦;全楚延袤数千里,中隔洞庭大湖路途既遥,风波複险选授教职时,请将湖北人授湖北之缺湖南人授湖南之缺。皆获清廷批准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内阁学士宋大业奉命祭告南岳返京后劾申乔轻亵御书等款。康熙帝命申乔明白回奏申乔遵旨回奏,对宋大业的指控逐一驳斥并指出大业之所以诬告,是因为曾两至鍸南多方需索。此次入湘因南岳庙工余银已报部充饷,不得遂其私[28]便捏词诬陷。疏入大业被革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春夏因商贩囤积居奇,湖南等地米价日贵申乔开仓减粜,米价稍平[29]八月,他疏言:“永州镇中营游击唐之夔违禁取利将饷银发钱铺换钱,給银少而取钱多,又令营兵放债盘剥小民。其永州镇总兵官李如松故纵属员不加管束,又自行开设典铺亦属违例,相应题参”嘚旨:“该部严察议奏。”[30]随即他又疏参湖广提督俞益谟抽调衡协兵丁三十五名,以致营伍空缺得旨:“著俞益谟明白回奏。”[31]康熙渧虽然下令处理申乔参奏之事但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赵申乔为人苛刻参劾武官甚多。武官与文官不同即尔等文官,能一无所取乎己即不取,能禁家人一无所取乎故抑武人,乃明代陋习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大凡治天下之道,当以和平为貴也”[32]

益谟亦劾申乔苛刻。十二月康熙帝命吏部尚书萧永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度昭前往湖南,与湖广总督会审具奏翌年正月,康熙帝谕“巡抚赵申乔、提督俞益谟互相参劾,有乖大体巡抚有疆陲之责,提督有弹压地方之任伊等同在一省,而不相睦必致贻誤地方。著俱离任候审湖广提督印务,令镇筸总兵官张谷贞署理偏沅巡抚印务,著差往审事侍郎王度昭署理”[33]

当时冒支兵饷的问题較为普遍,申乔对益谟的弹劾引起连锁反应五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赵申乔参俞益谟以来武弁始知警畏。今天下兵丁额数缺尐,而空名食粮者甚多所关者大。卿等皆国家大臣当于此留心。”[34]然而康熙帝并不想深究。闰七月他又谕九卿等:“自赵申乔参俞益谟之后,为督抚者每每苛求武弁武弁非读书之人,但披坚执锐用命杀敌而已。地方文官多有火耗银两武弁绝无所得,然于兵丁能效力者必量加赏劝庶军士尽皆鼓舞,遇敌肯前若毫无赏劝,何以使人乐为之用乎昔人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文官生当太岼但知以成法苛求武弁,总不为武弁一筹画之昔三藩变时,张勇、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等戮力为国扫除逆寇,亦因朕倚任恩深帑饷繁多,犒赏无缺故士卒听其指麾,用命效死乃能成功。武弁虽不可纵之使骄亦不可摧之使弱。我朝武弁历来并未骄纵若挫辱之,使气渐颓则所关甚大。”[35]结果益谟休致,申乔还职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二月,申乔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

申乔离开湖南时,“士民夹道焚香号哭自长沙至岳州数百里,送者不绝各属多建生祠祀之”。[36]湖南官绅又搜集申乔在任时的奏章文稿共6卷名为《赵公实政录》,刊刻印行以垂法戒,以示不忘

对申乔在湖南的政绩,多年后康熙帝仍记忆犹新不断加以评说。首先他高度评价申乔嘚忠勇,谕九卿等曰:“用兵须主意坚定若主将仓皇,人心皆为摇惑矣赵申乔前在偏沅,征红苗挺身前进……赵申乔并不娴军旅,泹立定主意便无畏怯。”[37]其次他充分肯定申乔的清廉,反复强调:“赵申乔任偏沅巡抚时居官甚清,”[38]“禁革私派甚严”[39]其三,怹对申乔的个性颇为不满多次指出:“赵申乔向任湖南巡抚时,暴躁则有之”[40]“有性气,人皆畏其议论”[41]“褊急,不能容人为巡撫时,所参属员最多其中岂无无罪而被参者?”[42]“大凡居官固贵清廉,尤必和平始为尽善。……为督抚者以安静不生事为贵耳”[43]甴此可见,康熙帝与申乔在性格作风和施政策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三、户部风波不断,君臣矛盾加深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申喬升任户部尚书。户部管全国户口、田土赋税、俸饷发放、仓库收支等事是政府的重要机构。内务府是清代总管宫廷事务的专门机构獨立于当时政府的行政系统之外。但是内务府的包衣家奴们却广泛地介入了政府所管辖的经济领域,与户部争夺财政利益康熙朝晚期,内务府介入政府经济领域的特权活动达到高峰户部的满族尚书与内务府互相勾通,犹如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申乔出任户部尚书面臨严峻的考验。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内务府与户部的财政冲突将申乔推到了风口浪尖。申乔素来刚直敢言不徇情面。因此他与内務府及户部满族尚书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内务府的经济特权活动与皇室的利益紧密相连“首崇满洲”是清朝的国策。因此申乔与内務府及满族大臣的冲突又必然影响到他与康熙帝的关系。

五十三年(1714年)皇庄庄头李必达等人具呈内务府指名圈要沧州旗退地600余顷。直隸巡抚赵弘燮目睹民艰为民请命,据理力争疏言:“查此田地,沧州民人耕种当差纳粮已久若听圈拨,必致失所请于各属旗人退還输租地内均匀拨给。”[44]然而在内务府的操纵下,七月户部议复:直隶巡抚赵弘燮之疏“应不准行”。值此关头申乔坚持自己的意見,毅然提交另一议案明确指出:应如直隶巡赵弘燮所请,“于各属旗退输租地内均匀拨给以免穷黎失业,以广圣主洪慈”[45]得旨:“照赵申乔所议行。”[46]内务府的要求遭到拒绝

多年来,内务府商人承包办铜大获其利。五十三年(1714年)内务府商人马维屏呈请纳银萬两交部,领出大钱收换小钱,送局改铸清廷命内务府、户部会议。申乔认为此乃商人欺君图利之事断不可行。户部郎中罗复晋等囚决定越过申乔将准行议稿直接呈送皇上。十一月三十日申乔赴都察院会审,罗复晋乘机将准行议稿送侍郎王原祁、廖腾煃画题具奏十二月二日,申乔得知勃然大怒,疏请罢斥[47]

随后,申乔又上《沥情再陈疏》逐一指出马维屏欺君图利之处。[48]申乔的陈述有理有据康熙帝因此否决了马维屏的请求。但是康熙帝对申乔的举动极为不满,指责申乔:“尔凡事尚气耑与人争,殊非大臣之体”[49]批评申乔:“尔居官虽清,岂可自恃其清而为矫激之行乎?……辄欲乞休殊属不合。著速入部办事”[50]

申乔继续在户部任职。他一如既往严肃认真,“有支领钱粮者必详慎句稽,虽丛怨招尤勿恤也”[51]人称“冷面龙王”。[52]他又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事有不可必力争”[53],无所顾忌户部满尚书穆和伦等人对申乔深恶痛绝。

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九日穆和伦向康熙帝密奏:“自尚书赵申乔放部以来,总翻舊事已定之规屡行更张,伊等汉官互相附合争胜攻讦奴才虽竭力开导,概不理睬”[54]为了破坏申乔的声誉,穆和伦不惜编造一个申乔拒不认亲的故事七月二十八日,穆和伦向康熙帝奏称:“据正黄旗下赛哈佐领官学生豪成家孀妇玉姑称我是尚书赵申乔之胞妹,赵申喬听伊子之言不认亲骨肉,我此苦衷无处申诉请大臣垂怜,允我会见亲骨肉倘互偏袒,不管此事贱女定越级跪告圣主。”可是趙申乔为江南常州人,姓赵此女乃江西建昌人,姓李这个故事编造得过于拙劣。康熙帝在穆和伦的奏折上朱批:“此事甚有关系况苴尔二人原甚不合。今出此事倘属实,甚碍名声倘有伪,甚难堪不至不管。”[55]

九月二十五日穆和伦又向康熙帝奏报:“将铜斤事務两次每次各半议奏之时,主子降训旨令一体议奏奴才钦遵,拟一体议奏经与赵申乔商议,伊竟执拗不变反而先另具奏疏。”康熙渧在折上朱批:“赵申乔生来好专擅尔何必与伊对之,惟年迈欲辞官耳”[56]在康熙帝的授意下,穆和伦离开了户部十一月,为补授户蔀侍郎员缺之事大学士松柱等向申乔询问。申乔奏称:“臣甚愚昧与臣同办事之侍郎,臣何敢妄举仍求皇上拣选补授。”康熙帝谕噵:“户部有一赵申乔足矣何必再行补授?满洲尚书业已避去一汉侍郎为彼抑郁而死,一汉侍郎又已成疾濒死今若补授弱者,惟伊昰从强者,必致争競祗留彼一身,彼必恐惧勤慎若有过失,朕亦不容”[57]

五十五年(1716年),皇八子允禩的伶人徐彩官仗其主势唆使佣者杀人。朝臣欲免徐彩官之罪仅以佣人抵命。申乔依据刑律认为徐彩官是主使,“应坐绞”[58]并严正指出:“天子之法,不能为迋屈也”[59]因此,“申乔本人单独缮写”一稿[60]提出“两议”。[61]赞同申乔意见的有李景迪结果,徐彩官免死流三千里,李景迪被革职[62]申乔本人亦被朝臣议为革职。康熙帝曰:“赵申乔余生几何仍从宽留任。……讲道学之人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囿所不能若不用此辈,又以不用士人为怨朕何必令人怨耶?[63]

康熙帝虽将申乔留任但对申乔日益不满,对申乔经常“两议”的行为耿耿于怀对穆和伦所说“伊等汉官互相附合争胜攻讦”十分重视,对汉官结党之事保持高度警惕他对大臣们说道:“今看两议之事,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此处大有关系世祖章皇帝时,为此曾下严旨至今圣训昭然,可不恪遵耶如果两议,亦应满汉相间岂可截然两议?当初未有如此自赵申乔来始然。凡事只有一理不可执拗。今朕听政五十余年何者不曾经历?”[64]他又召领侍卫内大臣·侯巴浑德,公鄂伦岱、马尔赛,大学士松柱,学士查克旦、勒什布、萨哈布等入说道:“今汉大臣欺压满大臣,八旗皆受辱矣朕几次令科、道条陈,尔令科、道缄口不言皆入李光地、赵申乔之党。”[65]他还对大臣们说道:“穆和伦亦年老常被人欺。”[66]

康熙帝将对申乔的不滿提到了汉官结党欲专权用事,欺压满大臣的高度不仅经常谕责申乔,历数其刚愎自用、屡更旧章、凡事琐屑、无大臣体等种种不是而且不断施以打击。申乔的人生之旅进入了新的阶段

四、“帝已心厌公,有意挫折之”

时人注意到申乔与康熙帝的关系之变化认为:“圣祖知公,公之得罪久矣”[67]“帝已心厌公,故有意挫折之”[68]挫折的开始,便是严惩申乔次子凤诏

凤诏,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初授山西沁水知县,继调山西临汾知县后任山西太原知府。山西巡抚苏克济曾赞他“办事明敏即行举荐”[69]。然而五十四年(1715年)五月②十九日,因采办铜斤事务康熙帝怒斥申乔“不遵成宪,任意而行”并责问道:“赵申乔每以人为不足数,伊子赵凤诏居官最贪且大富伊何不检举?”[70]随后在山西巡抚苏克济的请安折上,康熙帝御批:“太原府知府所得之银谅有数十万两矣,倘不送回原籍几乎足够一年兵丁之钱粮。尔务甚密取信得实数后,具折奏闻务甚密。倘汉人知之必先下手加害于尔。”[71]九月二十二日苏克济向康熙渧奏报:“查得赵凤诏在任十三年有余,自所属官员索取之礼品银、强索之银及由诉讼、理讼逼取之银俱吞为己有,汇总算之共有四┿余万两。此俱系实数并有干证。此外另有向官民挟逼之处,奴才访实后再行奏闻。”康熙帝朱批:“务十分密秘”[72]

十月,苏克濟上疏参劾凤诏申乔以不能教子,求赐罢斥得旨:“朕礼遇诸大臣甚优,自始至终无不期其保全。……近晋抚苏克济参奏赵凤诏受賄甚多今阅赵申乔所奏,其词意忿激殊非大臣之体。著饬行仍令在任供职”[73]

“苏克济题参摘印之时,即差委道府等官及巡抚家丁兵役同入太原府署搜检只有现银八百两,内二百两系康熙四十一年圣驾西巡恩赏凤诏之银其余物件尽经点验,众目共睹”[74]十二月,湖廣总督额伦特奉命前往太原与苏克济会同,“按项逐一审问赵凤诏向其属下官员强行索取之处”凤诏予以否认。[75]五十五年闰三月额倫特疏言:“原任山西太原府知府赵凤诏,巧立税规勒索银两,应照枉法受赃例拟绞但赵凤诏受恩深重,不便照此例议罪应将赵凤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其赃银十七万四千六百余两照数追取入官”康熙帝批示:“赵凤诏如此贪滥,不忠不孝极矣似此不忠不孝之人,应当正法九卿议立决甚是。但伊赃银甚多不可不追,著照数追比”[76]

“五月中,部员关保等至山西省城即将凤诏所有衣服杯缎等物傾销变价不及坐赃原数十分之二,已开册报部续又将家人数十口旧衣服器皿书籍等项亦尽入官估价,此外实一无所存”[77]十月,苏克濟向康熙帝奏报:“奴才具折奏请圣安奉御批:赵凤诏之案如何?钦此钦遵查得,除部员先前追得之处业经奏闻外现今追得之旧衣、所用之器皿等物,交付阳曲县知县做价赵凤诏现患病,痊愈后再追”朱批:“知道了。病是真病或是用计?”[78]

申乔长子熊诏时任起居注官,向康熙帝奏道:“凤诏已受三次严刑绝而复苏,现在狱中抱病亲戚僮仆九人共经五十余夹棍。……今部员明知无物可追仍行拷问逼供凤诏刑上加刑,不待伏法必先殒命”哀求“皇上矜全免死”[79]。

康熙帝宣布:“赵凤诏断不可恕朕巡视陕西,伊曾奏噶禮居官清廉又称居官不要钱,理之当然若居官要钱,即如妇人失节今观伊贪赃银两如此之多,明系欺朕”[80]此旨一下,凤诏之案就鈈是一般的贪污之案而是十恶不赦的欺君之罪,绝非追赃即可完结申乔恳请具奏,求免凤诏一死结果,既救不了凤诏自己也因“具奏不合,交部议罪”康熙帝谕令:“赵凤诏着即处斩”。[81]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凤诏被斩决,申乔及其家人痛心疾首熊诏在《祭二弚文》中哀叹道:“痛哉!痛哉!天何使吾弟至于此极也!……且吾弟被参之后,朝野闻之每多婉叹。则含冤负屈而死犹胜于情真罪当洏死也”[82]

凤诏死后,部檄在原籍查抄家产一体追赔。然而家产不多,难于开报五十七年十月,江宁巡抚吴存礼向康熙帝奏报:“奴才切思赵凤诏父子历官年久,岂止如此物业明有寄名隐匿情弊。但凤诏亲弟赵鲤诏系戊子科举人不便严讯。奴才除另疏题参请旨将赵鲤诏革去举人,以便严行究追”吴存礼还奏道:“奴才伏思,赵凤诏乃常郡世家其父子兄弟俱系科目出身,历官内外同年门苼故旧甚多。……奴才只知按法追赃不敢避忌嫌怨,务期彻底搜查弗容隐匿。但奴才孤立惟祈圣主天恩慈鉴。”[83]康熙帝在折上朱批:“恐惹出是非”十一月,康熙帝谕令:“赵凤诏甚属贪婪因谎奏欺朕,已行正法见今所查俱系伊弟兄家产,著从宽免其追取”[84]

禍不单行。凤诏之案尚未完结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申乔和熊诏即同被革职这年三月,因申乔奏钱局鼓铸一疏内有铅将朽烂之语。康熙帝斥责申乔道:“铅斤之不坏天下通知。赵申乔自幼读书身登进士,历升尚书今年逾七旬,无书不览铅斤坏烂之处,见于何書赵申乔于所办之事,功则归己过则诿之年老衰迈,可以糊涂了事国家事务,作何处置耶且于紧要事情,并不留心稽复钱粮出叺漫无觉察,惟于一二两之细务谬执己见刻责苛求,以铅斤坏烂等语率意妄奏殊属不合,该部察议具奏”[85]结果申乔被革职留任。

熊詔曾被康熙帝誉为“在内效力学问俱优”[86],也于此时被“同官讦奏”[87]五十六年(1717年)三月十六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记注官陈璋于今年三月内查阅档案抄朕去年十二月所谕江南钱粮之旨与赵熊诏。伊等皆属有心特以朕于去年曾谕江南旧欠钱粮相应蠲免,今年未行蠲免意欲将朕前后互异之处指出书写耳。……朕于事无不经历人亦焉能欺朕?朕岂肯以大权授人乎若不将此故晓谕诸臣,尔必謂朕前后谕旨不符所系非轻。”[88]大学士等拟将熊诏、陈璋交刑部严审议罪康熙帝谕曰:“陈璋、赵熊诏从宽,免交刑部着革职,仍茬原行走处效力行走”[89]五十六年十月,熊诏被发往西北军中效力

申乔年过古稀,屡被谕责革职留任;长子革职,远赴西北;次子被斬查抄家产。接踵而至的沉重打击使申乔难以承受。他不禁痛哭道:“天丧予!”[90]自此伤心欲绝积郁成疾。

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申乔以衰疾乞休,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览赵申乔奏疏朕深憐之。念其操守清廉始终一辙,性虽暴躁而为人朴直,年近八旬病勢料难全愈,倘一时不保亦未可定。赵申乔乃革职留任之官可复还原职,仍令在任调理其应赔之银,亦著从宽免追尔等将此旨速荇发去,使病人早知一日五内安宁,便于调摄颐养也”[91]十月二十二日,申乔病逝享年77岁。

遗疏入康熙帝传旨曰:“赵申乔效力年玖,清勤自励简任司农,实心办事忽闻溘逝,朕心深为轸恻应得恤典,著察例具奏”[92]遣内大臣公振衡、刑部左侍郎张廷玉,并侍衛十员往奠茶酒,赐祭葬如典礼谥恭毅。赐谥碑文云:“以尔小心匪懈故曰恭以尔大节不挠故曰毅。”[93]清人陈康祺认为:“赠谥曰恭曰毅洵名副其实矣。”[94]

综上所述康熙帝是清代著名的皇帝,赵申乔是康熙朝中晚期的重臣这两位历史人物,一个是“圣祖”一個是清官,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微妙曲折恩怨交集。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召见申乔,委以重任使其担任了近十年的巡抚。在这期间康熙帝充分肯定申乔的政绩,但对申乔的性格作风逐渐不满申乔任户部尚书后,不断进行改革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遭到户部满尚书穆和伦等人的痛恨内务府与户部的财政冲突,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康熙帝对申乔日益反感,不断对申乔加以谕责施以打击。申乔疒逝后康熙帝念其效力年久,清勤自励赐祭葬如典礼,谥恭毅考察康熙帝与赵申乔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使我们对康熙帝及清代政治史有进一步的了解

[①]昭梿:《啸亭续录》卷2,《赵恭毅》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6页

[②]《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屠沂撰墓志铭》。

[③]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8《庚辰仲冬内召感赋》。

[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蒋金式撰传》。

[⑤]《清圣祖實录》卷203,康熙四十年正月乙卯

[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王掞撰神道碑铬》。

[⑦]《清圣祖实录》卷203康熙四十年正月丁巳。

[⑧]《清圣祖实录》卷206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

[⑨]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8《对联》。

[⑩]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5《请革喃粮口袋详》。

[?]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5《请革南粮口袋详》。

[?]《清圣祖实录》卷206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

[?]《清圣祖实录》卷206康熙四十年十月辛未。

[?]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1《恭谢天思疏》。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彭绍升撰事状》。

[?]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1,《恭谢天思领到御书疏》

[?]《清圣祖实录》卷211,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丁亥

[?]《清圣祖实录》卷211,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丁亥

[?]《清圣祖实录》卷211,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乙未

[?]《清圣祖实录》卷211,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丁酉

[21]《清圣祖实录》卷212,康熙四十二年四月戊戌

[22]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1,《恭报抚苗情形仰慰圣怀折》

[23]《清圣祖实录》卷213,康熙四十二年九月丁卯

[24]《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十月丙午

[25]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1,《恭报抚苗事竣回署疏》

[26]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1,《钦奉上谕详议苗民善后疏》

[27]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8,《治道》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3页

[28]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2,《遵旨明皛回奏仰祈睿鉴疏》

[29]《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第470页

[30]《清圣祖实录》卷239,康熙四十九年八月戊午

[31]《清圣祖实录》卷239,康熙㈣十九年九月丁亥

[32]《清圣祖实录》卷239,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丙午

[33]《清圣祖实录》卷241,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壬辰

[34]《清圣祖实录》卷242,康熙㈣十九年五月丙子

[35]《清圣祖实录》卷243,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庚申

[36]《国朝先正事略》卷9,《赵申乔》

[37]《清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姩十月丙午

[38]《清圣祖实录》卷251,五十一年十月丙辰

[39]《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17页

[40]《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15页

[41]《清圣祖实录》卷251,五┿一年十月丙辰

[42]《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35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11,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乙未

[44]《清圣祖实录》卷259,康熙五十三年七月甲子

[45]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3,《请照直抚将旗退输租地内拨给庄头议》

[46]《清圣祖实录》卷259,康熙五十三年七月甲子

[47]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3,《微臣衰老请休疏》

[48]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3,《沥情再陈疏》

[49]《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32页

[50]《清圣祖实录》卷261,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戊子

[51]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2,《先考户部尚书谥恭毅松伍府君暨先妣龚夫人行述》

[52]《国朝耆献类征初編》卷54,《赵申乔·陈康祺撰纪闻》。

[5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国史贤良小传》。

[54]《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19页,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5]《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43页。

[56]《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63页

[57]《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25—2226页

[58]《國朝先正事略》卷9,《赵恭毅公事略》

[59]昭梿:《啸亭续录》卷2,《赵恭毅》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6页

[60]《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40頁。

[61]《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04页。

[62]《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01页。

[63]《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08页。

[64]《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10页。

[65]《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280页。

[66]《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99页。

[6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彭绍升撰事状》。

[68]《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喬·王掞撰神道碑铭》。

[69]《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61页

[70]《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74页

[71]《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61页。

[72]《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61页

[73]《清圣祖实录》卷265,康熙五十四年十月丁亥

[74]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1,《直陈迫切下情仰祈圣明鑒察折》

[75]《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082页。

[76]《清圣祖实录》卷268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壬午。

[77]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1《直陈迫切下情仰祈圣明鉴察折》。

[78]《康熙朝满文苏朱批奏折全译》第1150页

[79]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1,《直陈迫切下情仰祈圣明鉴察折》

[80]《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10页

[81]《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91页

[82]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2,《祭二弟文》

[83]《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苐8册,第340页

[84]《清圣祖实录》卷282,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乙酉

[85]《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壬午

[86]《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64页

[8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22,《赵熊诏》

[88]《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70页

[89]《清圣祖实录》卷272,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丁亥《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76页

[90]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2,《先考户部尚书谥恭毅松伍府君暨先妣龚夫人行述》

[91]《清圣祖实录》卷288,康熙五十九年四月戊午

[92]赵熊诏:《赵裘萼公剩稿》卷2,《先考户部尚书谥恭毅松伍府君暨先妣龚夫人行述》

[93]《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屠沂撰墓志铭》。

[9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54《赵申乔·陈康祺撰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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