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传教士伯格理与石门坎的故事
作者：西南教会 微信公众号
2015年，传教士柏格理逝世100周年。128年前（1887年），22岁的柏格理从英国来到了云南昭通；在昭通服事17年后，他被邀请到贵州的石门坎。在石门坎，他创建了教会学校，创造了苗族文字，被几十万苗族同胞沿用至今。柏格理牧师还为苗族人带来了其他的突破。苗族人中几千年来没有改变的祭拜鬼神、纵酒的恶习，他用十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了；苗族本有的抢亲这种不文明的婚姻，也改变了。1905 年被大花苗人称为“龙年得道”之年。为逃避杀戮，这支被称为“大花苗”的族系逃到了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他们没有土地，靠租种彝族土司地主的土 地，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就在那年的7月12日，威宁和水城一带的四个形容枯槁的大花苗人跋山涉水走了几天，找到了昭通圣经公会布道所的牧师柏格理。这年柏格理40岁。这个23岁就来到中国的牧师一直希望能像到非洲传道的李文斯顿那样引领一个民族归信。尽管他在昭通做了很多传教的工作，还曾冒着 生命危险到金沙江附近的凉山彝族中去传教，但效果甚微。他一直在默默祷告。神让他看到了大花苗民族伸过来的犹豫的手。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年冬天，柏格理和几名苗族、汉族信徒到了滇黔交界处的石门槛。他向彝族土司讨要到了一块地。初入苗乡，对于已经在中国生活了数年的柏格理仍然是一个挑战。当年的苗族，由于生活极其艰苦，使得他们头盘长辫，身穿粗麻布衣，披着蓑衣，打光脚或穿草鞋， 很少洗脸，身上肮脏污秽，气味很重，很难接近。但柏格理从不因艰苦而退缩。柏格理进到苗寨去的时候，身着苗族服装，说苗语，住苗家，和苗家人同吃洋芋、包 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麦草堆。有两次他竟在牛棚里与一头母牛及其牛仔同睡于一捆干草之上。他不骑马、不坐轿。路上遇到苗民，就像看到长者一样谦 让。由于他与人们同吃同住，甘苦与共，他不仅被他们视为老师和医生，还被他们视为在苦恼之时可以倾诉的贴心人，被苗民视为最可信赖的人，以至人们称他为“ 拉蒙”（苗王）。能够被苗人所信赖，这正是柏格理所企盼的。在他的《苗族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曾问过这些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不是像乡下的汉族人常表现出的那样害怕 我们。其中一位回答：‘我们听到汉人和诺苏人时常谈起羊人！羊人！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你们这里时有些紧张。但是，当见到你们后，我们发现你们不是羊人，而就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只不过你们来自很远的地方。’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被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 国最贫穷和后发展起来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所有这些成千上万的蒙昧、不卫生、落 后、犯有罪过的但又是最可爱的人们，我的兄弟和姐妹们，我的孩子们！”他把这些蒙昧无知、身上散发着难闻气味的人看作是他的孩子们，是最为可爱的人。并且 他为自己能“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如果不认识神的爱的力量，这样的情感几乎是不能被人理解的。1908年1月初，柏格理踏上了回英国休养的旅程。在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寨时，人们用苗语向他喊道：“再回来看我们！”柏格理在日记中写道：“我答应了他们，我一定要回来。”他真的回来了，而且永远留在了这块苗民的居住地。1915 年7月一场可怕的传染病“伤寒”传到石门坎，并在这里爆发开来。这是苗族人所说的最可怕的“黑病”。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一个刚打了预防针的牧师也病 倒了。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被当作临时隔离治疗室。在那里，柏格理一直守护着病人。在守护中，他不幸也被感染上。他坚持把有限的药品留给村民，而他自己却 再也没有起来。9月15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1岁。在苗乡长达11年的艰辛创建之后，这个看似文弱但内心坚韧的传教士长眠于这块他所爱的土地。据《昭通教会史》记 载：“柏牧师死于石门。出殡时，苗、彝、汉送殡者有好几百人，无一人不痛哭失声，陵壑相应。创建苗族致丰功伟业，岂但该族戴其德泽，凡我西南教区各族群 众，莫不尊之为父。”人们为他捐资修建坟墓，墓地就坐落在一个俯视石门槛的小山坡上。墓碑两边写着“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柏格理生前曾多次向人表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民族的归信”。凭着他对神的信靠，神终于满足了他这个心愿。他日记的编辑者甘铎理说：“当初柏格理 并没有选择中国西南为自己的传教领域，倒是它选择了柏格理，然而他立即就将它当成自己的选择，并向云南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约12:24-25）一个感人的传奇故事：《在天那边》是一部由CCTV《见证·发现之旅》栏目组拍摄，反映英国宣教士伯格理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的电视专题片，分为上、中、下三集，每集30分钟。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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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上月，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上月，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上月，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图：基督时报/王璐德）
处于主后2014年的中国基督教，面临着一方面既要继承艰难环境下持守信仰的十字架传统，一方面又需要继往开来祝福社会。到底，今天的中国教会需要怎样的方向？今天的中国社会又需要怎样的救赎？也许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石门坎过去100多年的所呈现的真实案例,可以为今天的中国教会和社会带来宝贵的启发。上月，北京大学陈浩武教授在一个公开讲座上与基督徒们分享了“石门坎的故事”。他说，“石门坎是一个信仰与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它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而这也显示了“基督教对于时下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为了让读者更直接感受到当天陈教授的分享，基督时报网站将当天讲座以主讲人第一人称的口吻做了摘要笔录，与大家共享：石门坎的故事石门坎位于贵州毕节地区的威宁县，贫困山区，大花苗人的聚居地。它的故事和一位传教士——伯格理息息相关，他是英国循道公会的传教士，1904年来到了石门坎，在这里呆了十年。伯格理之所以来到中国，不得不提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戴德生。他是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一个重要人物，内地会的创办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向中国传教的事工。戴德生希望把基督教从中国沿海到内地传播，于是他在英国发起了传教士的招募，本来计划招60个人，没想到竟然有6000人报名，可以想象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于来中国传教的热情。这样的背景下，伯格理登场了。在报名的6000人之中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就是伯格理，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就是受到内地会的感召来到中国的。1887年伯格理到达中国，当时他只有20多岁，虽然很瘦小，但却很有见识。他心中的榜样是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到非洲传教、使非洲一些部落整体归信基督教。伯格理也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了云南昭通，但是现实让他很痛苦，他在昭通一直做到1904年，前后17年，但这17年过程中，他一直非常压抑。因为他在昭通传教的方针跟明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一样的，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读书人。但是，大家知道，中国的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能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概念，使中国的儒生很难接受基督教文化，很难接受孔孟以外的精神信仰。结果他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平均每年都发展不到一个教徒，而且这些成为基督徒的17人也只是若近若离的状态，并不是真的虔诚。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他每天在村头敲锣说“大家听福音啊”，小孩子们就跟看耍把戏一样看他，他觉得很受羞辱。虽然伯格理升到了主教，但是内心极为痛苦。怎么办呢？要么放弃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1904年，上帝赐给他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昭通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叫做大花苗人，是中国远古时代很有名的蚩尤的后代。蚩尤本来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但因为看守的人喝醉了酒，被黄帝追赶一直追到了楚国、追到贵州和云南的大山里。蚩尤和当时蚩尤军队的后代，就是今天的苗人。其中的大花苗人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他们的前辈非常骁勇善战，但2000年下来，他们成为最底层的人，他们没有土地财产和地位，是奴隶、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任何财产、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任彝族人宰割，因为苗人受彝族人统治，所谓的“土司”和“土目”都是彝族人。有一天，四个大花苗人打了一头野猪，出现彝族人，这些彝族人说这是在我的土地上打的，所以是我的，就把这头野猪抢走了。结果这4个人很痛苦，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一个外国传教士党居仁。党居仁给了他们饼干吃，他们从没吃过饼干所以觉得很好吃，于是问这是什么，党居仁回答是上帝赐的食物。然后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给这些苗人写了一个诉状递给官府，最终官府把野猪判给了苗人。等着四个苗人抬着野猪回去把经历告诉族人之后，族人们整体震惊了，原来会写字、有文化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因为当时的苗人完全生活在一个蛮荒的状态。在一个苗寨里面，可能有几十上百户人家，几百的人口，可是能从一数到一百只有不到一两个人，而且这一两个人基本都是60岁、70岁、80岁的老头子。如果苗寨的人要去赶场，要把鸡蛋等等卖掉换回一点盐，如果没有这两个老人在场是不能完成的。哪怕老人生病了，抬也到抬到那个场上去，因为只有他才能完成他们之间的简单的加减运算，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人连从1到10都数不清。于是，他们决定寻找党居仁，接着他们到处找，说我们碰到一个“眼睛长得跟鸡蛋一样大”的人。最终找到了党居仁，可惜的是他在黄果树瀑布附近，距离比较远，但是他想起来伯格理离这些苗人所在地很近，就把伯格理介绍给了他们。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天早上，伯格理起来开门发现外面站着许多的大华苗人，说“你教我们读书、教我们认字”，开始只是10个人、30个人、100人，后来是1000多人，使得他们家根本无法容纳，他后来知道了这是党居仁介绍来的，想跟他学习文化。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于是他就把传教地从昭通转到了石门坎，这两个地方有60公里之远。接着，循道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伯格理的传教从汉人转到了苗人。伯格理1904年到了石门坎，当时的石门坎是个什么样子呢？当地的人形容石门坎是个“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可见它的贫瘠和荒凉。。到了当地之后，伯格理找了当地一个姓安的土目，说“你给我一块地，让我建个教堂”。这个人本来也很犹豫，因为他们是什么都拜连石头也拜，根本不懂教堂是什么，建的话也会有矛盾，但是如果他下面管辖的人天天成百成百的往昭通跑，更不安宁，于是就给了。这些大花苗人非常感谢伯格里过来石门坎，所以说每家出10个铜钱建这个教堂，很快就筹集好了，大约是5个英镑，修了一个简易的教堂，叫做五磅房。这个教堂一直到今天还有它的遗迹。这是伯格里过去石门坎后建设的第一个教堂，非常简陋。五磅房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是当时伯格理把基督教带到石门坎的原始记录。这个房子就是教堂，就是学校，也是伯格理的住所，他的办公室。汉人尤其是儒生总是有一种“华夷之辩”，觉得外族都是蛮夷，只能我们来影响他们，不能他们来影响我们，苗人完全没这种负担。教堂刚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当时是很多人前一天晚上爬山过来等到第二天受洗，他们过来之后早上把泥巴的衣服脱掉换上节日的衣服，然后等到傍晚受洗，因为教堂很小，每次只有30人受洗，所以要一批批的受洗直到晚上，之后晚上是篝火庆祝、大家一起唱赞美上帝的歌曲。苗人们对伯格理非常尊敬。因为伯格理发现这里没有文化，所以他创办了大花苗文字、也翻译了圣经。发明文字对苗人来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文字一直到今天的乌蒙山区苗人当中还在使用，大花苗文。因为苗人在伯格理之前是没有文字的。但是，苗族人的衣服纹饰中的确有他们的历史记载。伯格理从苗人所穿的衣服各种各样的花纹上产生了灵感，这些花纹都有特殊的记号。因为苗人的祖先是蚩尤，蚩尤在中原和黄帝打仗，失败了以后就被他们往西南边垂追赶，一直追到最偏僻的地区。苗人跟我们讲，如果他们衣服下面三角形下面有一条绿色的横杠，就代表这个部落在南迁中渡了一条大河。如果有两条横杠，就表示渡过了两条大河。可以推定，过一条大河，那就是跨过长江，如果过两条大河，那一定是在黄河以北，一定渡过了黄河和长江，苗族人由于没有文字，很多文化符号都暗藏在衣服的纹饰。伯格理在这个地方和苗人汉人一起发明这个文字，正是这些衣服的纹饰给他的灵感。这个文字被联合国称之为“坡拉文”。或者称为“大花苗文”，文字中很多元音、辅音都是用苗人衣服的符号来作为这个文字的设计。苗人们非常感激伯格理，因为他们的传说是他们曾经是有文字的，但是，苗族在南迁的过程中，跨过大江大河时，大水把书籍冲走了，所以文字就失去了，而如今伯格理把他们的文字恢复了，所以他们说“伯格理就是我们的苗王”。苗文发明出来以后，伯格理用大花苗文翻译了《圣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大家知道，《圣经》被翻译成什么文字，非常重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由他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才使基督教新教开始传播。《圣经》被翻译成为大花苗文，就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成为可能。苗文《圣经》翻译出来以后，当时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工厂可以把大花苗文圣经制版印刷出来，包括工业最发达的上海也不行。结果找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横滨制版完成了大花苗文的《圣经》的印刷，我们今天到石门坎去，你到这些苗人的教堂里面去，所用的《圣经》依然是一百年前伯格理用花苗文翻译过来的《圣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传播。苗文的创制，结束了苗族人没有母语文字的历史，同时，也开启了苗族走向现代教育的文明开端。伯格理创办苗文实际上是把苗人从落后的社会带出来了、带到新的文明。石门坎对于中国西南的意义就是西南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精神圣地。伯格理除了创办文字之外还做教育。他在石门坎传播基督教的信仰过程和办教育的过程是完全同步的。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方圆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循道公会建了几十座教堂，办了120多所小学校。而且还用花苗文编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系统的在这个地区开展扫盲活动。这个平民识字课本涵盖了所有苗人生活的地区。到了后期的时候，整个乌蒙山区的风气是什么样的呢？假设一个男孩要追一个女孩，希望这个女孩和他结婚，女孩会提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不是今天北京的女孩提的要求，什么三室一厅，什么奥迪车。当时苗人的女孩对男孩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把平民识字课本背下来，你能背下来了，我就嫁给你。也就是说，社会风气开始崇尚教育崇尚文化，崇尚知识。有了信仰，有了文化，人们才开始变化。伯格理通过传播基督教的信仰，通过办教育，提高整个苗人的文化水准，他和当地的汉人，苗人一起，开启了这个地区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进程，从而使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变迁。好比说，在伯格理没有去之前，苗人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每一个苗寨，村头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场所，苗人称之为花撩房，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女孩子十三四岁以后，就可以进入这个房间，就可以和其它男人发生性关系。伯格理刚去之后，发现好多非常小的小女孩，大约13，14岁的女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个小孩，这种早婚，早育，性关系的混乱，是导致疾病，贫穷的重要原因，一个13，4岁的小女孩带着两个小孩，怎么可能翻身？所以伯格理来到这里之后，规定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男性要22岁，女性要20岁才能结婚。所以只要他进到一个村寨，就让苗人把花缭房烧掉，让他们讲文明、讲卫生、注重家庭关系、注重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让这些人过一种现代的文明生活。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游泳。他在1914年，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支足球队。你想想看，1914年，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足球为何物，他就在那个地方近了一支足球队。这个足球队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已经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了。一九三几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三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两场，军队的足球队胜一场。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的球员是没有鞋穿的，他们打赤脚踢球。石门坎是贵州省“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于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其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还有游泳，在西南地区建了第一个室外游泳池，而且分了男池和女池，浅池和深池。有一定难度的。苗人把竹子砍下来，打通这个节，从山上把泉水引下来，泉水就把游泳池灌满了。你们不知道，苗人的生活习惯，是一辈子都不洗澡的，他们说一生就洗三次澡。出生时洗一次澡，死亡时洗一次澡，结婚时洗一次澡。但是，生和死的澡都是别人给他洗，实际上自己洗澡一辈子也就一次。但是，伯格理竟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游泳池，提倡苗族人游泳。他在那里每年端午节搞一次运动会，这种比赛项目，都是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比如说女人穿针做一个比赛，缝一个鞋底做一个比赛，甚至怎么搬玉米的，怎么捡土豆的，全是跟当地的生活密切地衔接起来那种竞争的文明。伯格理把基督教信仰带到了乌蒙山区，改变了以石门坎为核心的苗族社区。我们怎么衡量这个改变？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十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苗族人，主要是石门坎文化区的苗人，十万人中有十个大学生。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这个就是伯格理及那些传教士的功劳。他培养出来第一个博士叫做吴性纯，是在1928年。伯格理还培养了大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专科生。而且他培养的人有一条：全部回到石门坎，全部回到苗族。这些人都是因为得到教会的资助出去大学，但没有一个人因为得到教会的资助就一走不回头，而是全部回来建设苗族。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人是16岁才去读小学一年级的朱焕章，但是他品学兼优，教会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读书，他最后是毕业典礼嘉年华的发言人。他才华横溢的演讲引起了在坐的蒋介石注意，蒋介石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到总统行辕工作，但是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说，我的老师柏格理告诉我们，每个苗族人受到高等教育都要回到石门坎，为苗族人服务。他这种不慕权贵深深赢得了蒋介石的器重。蒋介石夫妇送给他很多牲畜和农作物的良种，让他带回石门坎。1946年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会议，他是苗族人中进入庙堂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会议结束以后，蒋介石再次单独召见他，希望他出任民国政府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再次遭到朱焕章的婉拒。他依然回到石门坎，在石门坎开办了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他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苗族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设苗族地区的骨干。可以说，伯格里是把现代文明带给了石门坎和苗族。这就是石门坎的意义。因为石门坎，这个本来蛮荒之地，成为了中国西南的文化高地。在那个时代，石门坎是个怎样的状况呢？这个边陲小镇已经有足球场、电信局、双语学校、中学、小学，麻风病院，邮局….当时所有的信只要写石门坎绝对可以送到。今天去可以看到很感人的一个现象，在伯格里墓地周围有几百个苗人的墓地，为什么呢? 他们说我生不能和伯牧师在一起，我死了之后世世代代也要伴随他的灵魂。这就是苗人对伯格里的情感如此之深。这些苗人对于伯格里的感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对于家乡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在我看来，石门坎就是一个用信仰和文化活生生改变社会的样本。到底怎么用信仰和文化改变和更新社会，就看石门坎吧。然而，从1949年开始石门坎这个地方，就像从一个抛物线的角度又往下跌落。如果说它的起点是1904年，到现在110年。我把这110分为前后50年，从1904年伯格理进去到1949年，这个抛物线一直向上，石门坎地区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从1949年的时候，抛物线开始向下。&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传播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说这个地方有西方的特务。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从50年代初期起，这里勒令基督徒还俗，驱赶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到了1989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我们1979年就改革开放，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了，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1989年的调查，这个地方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前一个阶段，是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是从愚昧到文明，从没有信仰到虔诚信仰的阶段。本来是“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变成文明高地，靠的是信仰和文化，但是把这两个抽走之后，这个地方就再次回到愚昧、从富裕回到贫穷。所以，从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门坎都是一个活的标本，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这个社会丧失的信仰，丧失了文明，整天搞阶级斗争，包括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基督徒在山洞里面祈祷，被民兵杀死，甚至孕妇被杀死的惨案。所以石门坎是一个在我看来，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石门坎是对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也就是基督教对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救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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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威宁石门坎旅游景点介绍（附图）
　　石门坎是贵州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我在卯岭南贴山行走，寻访那些在记忆中拼接历史碎片的人群。这个村落便成为牵挂，石门人一次一次进入我的笔端，讲述和歌呼，我一次一次走进石门，聆听石门人的回忆，聆听群山环抱中空谷足音。
　　此地在何方？云深不知处。
　　在生态版图上，石门坎原本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属威宁，距县城140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深，行路难。到了机动车时代，石门乡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至今，乡村交通仍然羊肠细路，村民往来依旧人背马驮。《石门坎溯源碑》曰：&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遑恤残山剩水&。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茅塞未开的村落，居住着所谓&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苗族。苗语称石门坎为&卯岭南&，苗文写作 &hmaob lis naf&，有两种解释：一说意为像岭南那么兴旺的苗族居住地；另一说为从利亚那搬迁来的苗家，二者都寄寓对好生活的向往。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
　　石门坎近百年历史令人叹为观止：这个从物质角度观察近乎&炼狱&的地方，在文化视野中别有一番景致，这里曾经是文化&圣地&，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异军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川滇黔十多个县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风云叱咤，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关于石门坎教育和卫生的成就，文献这样记载：
　　●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这种文字以石门坎语音为滇东北方言区的标准音，在川滇黔苗族中广泛传播。
　　●100年前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
　　●兴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也是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
　　●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
　　●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
　　●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
　　●倡导民间体育运动，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
　　●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
　　●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最终控制了天花。
　　●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在石门坎。
　　●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
　　●石门坎平民医院是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
　　一种文字和平民教育运动
　　这段历史发轫于上世纪初的一次文字创新。创制苗文，是基督教深入苗区的利器。第一位扣击石门、开辟石门的是英国牧师柏格理 (Rev. Samual Pollad)，初到石门坎，遇到语言障碍，于是拜苗族杨雅各和张武为师，认真学习苗语。从此凡到石门的牧师和教师，都要求熟悉苗语苗文。石门学校成为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学校。
　　自古以来苗族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1905年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称小字母和大字母，小字母写在大字母上方或右侧，以小字母位置的高低来表示声调。这套文字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也含自创的几何图形符号。
　　有趣的是，他们研究了大花苗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于是一个神话开始在苗区传播：苗族以前丢失的文字现在找到，这套文字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正是祖先遗失的文字！民间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石门坎苗文&，学术界称为&滇东北老苗文&或&柏格理苗文&, 英语世界称之&坡拉字母&(the Pollard Script)。借助于类似&绣在衣服上的史诗&般的隐喻，新创制的文字获得了苗族认同，也获得了传播力量。
　　苗文创制是英国知识分子、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共同智慧的结晶。
　　这套苗文用于苗族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老苗文简明、易接受、应用广，上得教堂，进得学堂，下得草房。运用神奇的老苗文，牧师们翻译了苗文版圣经和赞美诗，杨荣新、王树德修订的译本流传至今。学校用它来编写教材《苗文基础》、《苗族原始读本》，发行苗文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苗族同胞乐意学会用自己的文字，通信记帐，记录民族诗歌、故事、传统知识。
　　这套文字帮助苗族提高了文化地位。石门坎苗文曾传遍乌蒙山区，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地区。云贵川边境苗区许多苗族同胞能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据说，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由此扫盲。平民教育帮助苗族摆脱了因文化落后遭受的民族歧视，当时，威宁苗族人口中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也超过汉族。
　　这套文字不仅得到中外语言学界肯定，而且受到苗族的热爱维护。三十四十年代，苗区教育规模和教会规模扩大，引起国民党的不安恐慌，甚至屡屡惊动蒋介石。在行政中央授意下，贵州省政府密切监控石门，并曾计划&开发&石门坎，取缔教会学校、取缔老苗文传播。此动议立即遭到知识分子抵制，苗族革命者张斐然为苗家使用老苗文权利，向当局政要据理力争。维护苗文体现了苗族鲜明的民族立场。
　　　　　　　　　　
&&&&&&& 一位英国人和一个贫困民族
　　透过石门坎历史风云，人们看见一位英国传教士的身影。
　　柏格理先生是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卫斯理公会。柏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弱冠即渡海东来，22岁来到中国，在西南传教近三十载，一生充满传奇，石门坎是他为苗族献身的地方。
　　柏格理牧师开辟石门，曲曲折折。他早年因为家境贫寒而失学，所以非常重视教育。在主持西南的昭通布道所期间，他就开始把现代教育引入昭通。向彝族传教经年，信奉者不多。一天，来了四位风尘仆仆、形容枯槁的贵州大花苗人，和柏建立深厚友谊。从此贫穷却十分虔诚的大花苗源源不断涌来，引起昭通贵族的恐慌，以为苗人要造反。柏牧师大受感动，决意深入苗疆。
　　1904年，柏格理牧师到石门坎勘查地形，向彝族土目安荣之索地，说明只需购置&一张牛皮&之地，安土目以为微不足道，即作赠送之允。柏牧师于是将牛皮割为细皮条，围地丈量，竟然得到土地八十余亩，令安土目瞠目结舌。第二年基督教循道公会正式在石门坎开始传教兴办学校，这便是石门坎选址的传说。
　　柏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象遇到长者一样谦让。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柏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因此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柏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柏格理推动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创制苗文、传教和办学的过程中，他传播西医科学知识，是第一个在乌蒙山区推广接种牛痘疫苗的人。从英国引进接种疫苗技术，最终控制了当地的天花。他倡导互助合作性质的储蓄会、公益场，启动集市贸易，发展苗区经济。
　　1915年石门坎地区流行伤寒病，柏格理因护理患病的学生及村民，受到传染，他把药品留给村民，自己死于伤寒。石门千人痛哭，安葬先生。人们说，他是我们的。守候多日不愿离去。这位英国传教士独立于官府与土目，愿意为弱势族群鸣不平，不顾生命安危，以心传心。柏格理和一批传教士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产生巨大社会感召力，超越民族边界，引发了川滇黔苗族、彝族和汉族大规模基督教皈依现象。以石门坎为锡安圣地，逐渐扩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教会组织。据载到40年代，川滇黔边区约百分之八十苗族信奉基督教。
　　一所学校和一百所学校
　　如果说开启石门、苗区脱离文盲境地归功于创制苗文和平民教育运动，那么苗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得益于推广现代教育的教会学校，并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循道公会在中国提倡通过办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来推动宗教的传播，提出&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的政策主张。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柏格理带领汉族老师到石门坎建教堂创办学校，这是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学校。首开男女同校之先河，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1912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传播教义，也按全国统一课本教学。通过宣传苗族&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苗族子弟纷纷入学。
　　1910年循道公会西南教区苗疆教育委员会在此成立，石门坎由此成为基督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办学和推动乡村建设的大本营。教会带领苗族义务投工投劳，先后建立教堂、小学、中学、游泳池、运动场、孤儿院、供水设施，药房，曾有大小建筑42幢。后人赞叹，&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竟至崇墉栉比，差别有天地。&
　　石门办学很有特色，每年学校的体育运动会深受民众欢迎，以至于演变为民俗。老人们还记得1934年运动会盛况空前，两万余人参与。比赛时，学生对学生，农民对农民。运动会远近闻名，带动云贵边区体育发展，光华小学的足球和长跑项目每每夺魁，石门坎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
　　1943年朱焕章校长把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该校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区分设分校。至1950年，管理96所小学、5所中学、1所卫生学校、1所神学校和一些医疗机构。
　　石门坎成为川滇黔三省边区人才中心。前40年，学校毕业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高初中及中专生，三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四位硕士和博士。其中本乡本土的医学博士吴性纯和张超伦，最令石门人骄傲，因为吴医生是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
　　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庞大教育体系的总部，文化版图日益扩大：从一所小学发展到百余所学校，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可低估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
　　以苗教苗：石门知识分子回归
　　为什么石门坎发展时期人气兴旺？关键在于，石门坎教育系统不仅是培育人才的摇篮，也是塑造人才的基地。
　　观察石门坎百年的风云人物，我注意到：这些为石门坎做出大贡献的教育家、医生、政治家，很多并不真正出生在这赫赫有名、苗家称作卯岭南的村落，石门学生来自远近20县。这些人出生在另外一些和石门坎一样贫穷的村寨，父母必定听说有个善待苗家的学校，才翻山越岭把年幼的孩子送来发蒙。父母是为孩子也为家庭作一次试探和祈福，自己则返回祖祖辈辈的困苦里去，而这孩子则开始了特殊的石门坎人生。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就决定择优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赴成都，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从此石门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老师，此后送出去一批批孩子到外面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石门学校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担任，实现了&以苗教苗&的办学目标。
　　石门学校的教师来源也是开放的，办学初期，由柏格理牧师在昭通聘来的汉族和回族老师任教共十五人。直到十年后培养出一批苗族老师，汉族老师才陆续离开。汉族老师和苗族过着同样清苦的生活，待遇低微，一年只有六块银元，只够当年盐钱。老师衣食来源，如果学生多，靠学生缴纳的包谷学费维持，如果学生少，只有靠家中自产的包谷维持。教师安心工作，按时开课，风雨无阻，灾年也不间断。
　　不论出生在哪里，许多教育家和知识分子的名字与石门坎紧紧相连，比如朱焕章校长、杨汉先校长、杨忠德校长，以及我所拜访的张继乔老人、王德光先生、杨忠信先生、杨明光先生和很多远在他乡的人，获得人们长久记忆和尊敬。就社会生命而言，他们本土化了，象生于斯长于斯的石门人一样书写着石门历史，为苗区教育倾心尽力。
　　这个&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与今天在西部比比皆是的人才困境形成很大反差：一方面，西部乡村教育仍然在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人往高处走、孔雀东南飞，在信奉所谓市场经济规律的今天成为人们流行的行为规则，于是一些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农家子弟迅速地忘却那些挣扎的乡亲，迅速地忘却了自己的由来。而石门教育的行为规则是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这个根植于本土、吸收现代教育营养的&以苗教苗&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
　　西部的&乡村建设运动&
　　发生在中国西南苗疆边区的故事，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现象、教育现象本身，而是一场颇具现代性意涵的&乡村建设运动&。《石门坎溯源碑》称&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正是石门乡村建设运动的写照。
　　英国牧师张道惠 (Rev. Henry Parsons)在西南苗区传教22年，大部分时间在石门。张牧师主持了石门的实业教育和公益事业。实业教育，如研究推广良种农业建立垦殖事业部，推广纺织业建立毛纺厂，开办公益场、储蓄社、筹建生产合作社。公益事业，如修建麻风病院、孤儿院、植树造林、修建乡村公路和赈灾救济。这些计划与21世纪今天各个国际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社区发展计划，如出一辙。在扶贫发展领域，石门坎乡村建设也是先驱。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回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在河北定县，晏阳初博士开始了著名的定县实验调查和平民教育，以后由识字教育转变为乡村建设。在江苏南京，陶行知博士宣传生活教育和师范教育。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开辟了乡村建设实验区。而在中国西南发生的这一场影响久远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则是英国传教士和本地贫穷的知识分子。对比中国西南隅的场景和东部平原&海归&博士们演绎的一幕，既相仿佛又相区别，呈东西遥相呼应之势。个中意义，耐人寻味。
　　共同之处在于，知识分子都是乡村教育运动之领军人物，皆以面向乡村的普及教育作为开启民智的钥匙，可以视为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中国现代化所做的一种重要尝试。同时，他们大都接受过英美教育和基督教文化的洗礼。知识分子推行的现代教育理念，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这个进程包含了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重新建构。如梁漱溟先生所言，创造新文化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
　　不同之处在于，一个位于东部平原、汉族农村，一个在西部高原、苗族山寨，两个地区上演了两种式样迥异的乡村建设运动。东部的乡村教育运动，领导者重研究阐述和学说倡导，教育史上闪烁着教育家的思想之光，而尘埃落定，博士还是博士，平民还是平民，东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就凝聚为个人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声望。西部石门坎的乡村教育运动与之有别，领导者重实践轻著书立说，许多传教士在文献中默默无闻，而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中脱颖而出，文盲成为学者，平民变为博士。建国初，石门学校为贵州省各级政府机关输送了一批苗族知识干部，因此&西部乡村教育运动&的收获是社区整体的成就。
　　本土与世界：一个村落的百年兴衰
　　在千年历史上，中央政府采取了变化多端的战略和体制来打造族群关系，整合中心和边缘格局，但是最终不离武力镇压和威权统治之根本。这一层策略，从&威宁&、&昭通&、&武定&、&镇远&这些西南地名上就可以清楚读出。作为结果，被挤压到边缘的少数民族比如石门坎大花苗这样的族群，越来越贫困，越来越与世隔绝，与政权疏远，所谓不知王化，没有国家意识。但是西式教育制度的进入，则成为历史转机，使成千上万少数苗族接受现代知识，一度超过汉族和彝族等民族，跃迁为文化先锋。
　　那么，是什么使得苗族比其他民族更加热衷教育？获得城市教育资本的优秀学子为什么主动回乡？为什么所谓市场经济规律在这里失灵？当时教师待遇微薄，既无经济上的利益驱动，也无法律约定，没有签订过类似定向培养的合同。能够回到贫穷的石门坎来，他们心中自有一种守持的力量：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
　　石门坎教会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布衣子弟，他们勤奋学习之举包含着一种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尽管这是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最终并不信奉基督教；其二，尽管许多学生不信教，他们对于民族教育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在和平时期，毕业学生怀抱这使命回到乡村，办教育、服务乡梓。在战争危难时期，民族使命转化为政治操守，激励他们中站立起民意领袖和民族英雄，保家卫国、反抗压迫。
　　石门坎的基督教传播和苗民教育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推动中国西南边缘的小小村寨融入外部世界，融入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即便自己的本土文化后来也被&宏大历史&所撞击和消解！
　　石门坎历史属于本土，也属于世界。
　　创造了众多奇迹的石门，如今安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政治洗礼，许多老房子化为残砖碎瓦，许多老人消失在尘埃里。今天来石门怀古，已经难觅当年&光华校旗树黔疆&、&齐声高唱大风泱泱&的盛况。村民、学者、信奉者和寻访者被这个荒远地方吸引，纷至沓来，并使用不同语言符号记录了他们的跋涉和思考。
　　曾经开启石门的老苗文，如今安在？五十年代以后，教堂式微，学校也停止讲授苗文。新苗文创制出来后，老苗文逐渐散落民间，栖身草房漏檐之下，父子相传、夫妻相传，借助于地缘和亲缘网络顽强生存。甚至在与石门坎远隔数百里外的毕节、纳雍、武定，在千山万壑中，在苗家茅草屋里，我都遇见了老苗文的行踪。虽然给一双双黑黢黢的手呵护得发皱，给一个个沾着泥土的衣袖摩挲得变黑，那些寄托了苗族情感的文字依然面目清晰，静静注视着世界。
　　经历了沧海桑田，百年石门不知何时再开？
　　伯格里去贵州之前，那里没有教会学校，只有云南有。威宁处于三省交接，在历史上，威宁属于过四川、云南、贵州，它伸进云南省界，但属于贵州，是贵州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20世纪40年代以前，历经20年中建起的教会学校，以苗族为主的教会学校。
　　柏是开创性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运动，他开了一个头，打好一个基础，这个运动自己在扩展。扩展的主体已经不是传教士了，而是当地少数民族。
　　98年元旦去的，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我知道这个地方更早，是在90年，当时带一个课题组到毕节的一个边远地区，那是第一次去贵州，作一个贫困者行为的研究，那离石门坎还有100多公里，属毕节的边远地区。为92年一本书作的。毕节也有少数民族社区，当时我们经常在乡间走，一次走在一条山道上，远远看到一个女孩蹲在路边看书。我走过去向她问路，同她聊天。聊了一会我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她有点害羞，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给我看。塑料皮包，上面写语文，我说给我看看行吗？她想了一会，拿给我。我一看，是圣经。很偏僻的一个山路上，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看圣经，让人很奇怪。带路的乡村班干部讲起民间对石门坎的传说，他也没去过，只是听说，就把他听到的故事很普通的讲了一遍。石门坎会和我以后的研究或生活有什么关系，从来没有想过。但在我心里留下烙印。
　　90年调查完后去威草海看学生，离石门已经很近了。但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石门，与石门擦肩而过。
　　96、97、98与朋友一起作贫困监测研究，在全国选6个贫困县，而在贵州选的是威宁。调查工作作完后，我给石门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此时我已知道石门就在威宁县。同县政府联系了几次，他们终于答应给我派辆车。一个烂吉普。
　　短期认识，构建一些框架。为以后再去作准备。
　　再次来到是2001年。2个月。一共3个月。前面一个月去了威宁其他乡镇。夏季。
　　2002年春节
　　一个组5个人，在当地请了些助手，老师、学生。
　　格格里同时期传教士拍的老照片。张道惠摄。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从小在那儿长大，一口苗话。
　　张济乔，现在88岁，在英国专程拜访。他住在英国南部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岛上，
　　沈自称是一个不会讲故事也不会写故事的人。图片来之不易，1999年去英国读书。
　　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2002春节)
　　汉、彝、苗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汉、彝是金子塔结构，最高统治者的产生是一级级向上爬;而百年前的苗族，因为都很穷，解放初对苗族的调查，最富裕的是中农，没有富农，大部分是贫农。那这个社会怎么产生王呢?领袖人物的产生是时势造英雄。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一个特殊人物站出来代表大家，民众认可他，伯格里正是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下出现的。传教士成为民族英雄。民间流传一本书叫&民族救星&，政府默认的一种民间文化，90年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本书，乡村干部告诉我的，但他们不给我，如果我从其他途径得到，同他们没关系。后来我找到了。
　　族群关系，苗族在基督教传入时，处在农奴和半农奴的地位，在彝族地盘租种彝族的土地。与汉族的关系，是政治上或官府的关系。在宗教进入前，他们没有国家的概念，语汇中也没有国，有民族。看见汉族，知道是官府的人;看见彝族，知道是土司的人，是汉人、彝人欺侮苗人。识别民族比较浅显。
　　后来通过苗族的识字课本，才建立起国家的概念，教育的结果明显表现是抗日时期参加抗战。如果没有国家意识的教育，他们不会有这样的举动的，保家卫国。
　　第一次到年丰村，住在二嫂家，吴传道家，他的女儿是我们助学计划中的一个孩子。孩子也作了一个小传道。在照片中看见她传道时，我很激动，她长大了。住他们家时，沈和这个女孩睡一个被窝。走村里人唱歌送我，送给我一个外衣(披风)，像一个铠甲，没有扣子，穿起来很麻烦。
　　村里只有两家彝族，和苗族一起生活，也愿意穿苗族衣服，进教堂，苗话说得比谁都好。
　　信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获取社会认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的循道公会教堂，我都仔细观察，傍观者。
（文：沈红）
　　地址：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中水镇
　　门票：没有门票
　　石门坎网站：（有文集和图片）
　　交通：在威宁县城乘云南昭通方向的客车到120公里外的中水镇，车资15元；然后转乘到石门坎的面的，车资30元，人满发车。石门坎位于中水镇北约40公里的乌蒙山深处，原有中巴直达，后因该方向乘客极少，无法经营，故改为面的。中水镇至石门坎山路极差，40公里的路程面的竟开了两个半小时。
　　食宿：石门坎街上有旅社、汉族餐厅和回民餐馆。住宿5-10元。
旅游小贴士
　　1、石门坎赶场日：逢1、4、7日。即每月的1号、4号、7号、11号、14号&&如此类推。
　　2、石门坎在地图上和行政区划名为&石门&，所以在地图上只有&石门&这个地方，而没有&石门坎&。
景点相关资料
　　石门坎（苗语：hmaoblisnaf），是中国贵州威宁的一个乡，称为&石门乡&，著名苗族村寨，人口约14000人。石门坎位于乌蒙山腹地，目前经济靠煤矿开采支撑。
　　石门坎原为苗族一支大花苗的聚居地。1905年，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柏格理应大花苗的邀请，来当地传教。柏格理在当地兴建了教堂、医院和学校，并为当地苗民引进了土豆、玉米等农作物以及农业试验场。他还为当地苗民改进了土灶和纺织机，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历史上第一次为苗语创建了书写系统：滇东北老苗文。柏格理及其他传教士还试图按照西方的习惯改良当地的风俗，引入了多种体育、文化运动，并坚持举办端午节运动会，成为全苗族的盛会。
　　在短短时间内，石门坎一跃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全民受教育程度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汉族地区，石门坎中学校友中甚至拥有博士两名，23人进入了大学学习，著名人物包括杨汉先（贵州大学副校长、创建人之一）、张超伦（纽约大学医学博士）等。当时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日，石门坎发生5.8级地震，造成了沉重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门坎逐渐衰落。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打击下，石门坎的基础设施破坏殆尽，苗语教学一度被完全停止。目前石门坎已经成为威宁最贫穷的地区，失学率极高，氟中毒现象普遍。
　　目前，香港乐施会在当地推行小额贷款扶贫项目。
　　小男孩的姿势颇似庚茲博罗的名画《蓝衣少年》。石门坎教会学校发展，使乌蒙山区2/3的苗民由此扫盲，甚至产生了两位医学博士。至今虽然这里苗族的文盲率仍远低于汉族，但1949年后再没有出现一个本科大学生。
　　礼拜日石门坎教堂中的听众
　　&在各民族的历史及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只能算做一个较小群体。但他们仍是上帝心中的花朵，他又一次选择了地球上的弱者。& &&伯格理《苗族纪实》
　　传教士的别墅，当地人称为&石房子&，现在是石门乡政府的办公楼。楼前的草坪与柏树一如当年的原貌。
　　葬礼上的唱诗班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22岁来到中国，1915年在石门坎护理受伤寒传染的苗民时不幸以身殉职。
前赴后继的传教士以其人格魅力和献身精神引发了川滇黔苗民的大规模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伯格理在民间流传的《苗族救星》一书中被誉为民族英雄。
　　伯格理故居遗址
　　&房屋分为三间，隔墙由黄泥筑成，...虽然付出了冒各种风险的沉重代价，但要我说曾经在何处存在着天国精神，那就在这小小的屋子里，耶稣与我们同在，他就坐在桌子旁边同我们一起掰碎面包。&&&伯格理《苗族纪实》
　　已经荒废了的张道惠牧师主持修建的的游泳池
　　伴随基督教而嵌入的西式教育使石门坎跃迁为文化先锋：在中国首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建造中国西南地区第一个游泳池、足球场和西医医院&&石门坎因此成为苗疆文化圣地。
　　42岁的李文梅在家中忙碌。
　　&他的房屋建筑得非常粗糙，但里面却清扫的特别干净。苗族妇女看起来与汉人大不相同，她们的头发都梳为锥形样式，身着短外衣。地上是一笼木材火，火上是一口巨大的铁锅，他们正在煮荞麦饼和南瓜&&&伯格理日记
　　第一次休假中的塞缪尔.柏格理
柏格理夫妇和他们的长子
摄影并摄影手记：关海彤 本景点最后修订时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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