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一个县的仇和遗政
封面人物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赵佳月
编辑 白伟志 《南方人物周刊》
十多年前的“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落马，如巨石沉渊，引爆民间舆论。在他曾主政的几个地方，对其支持与反对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甚至有人为此割席断交。争议的焦点从未改变，仇和到底是忍辱负重的“实干家”？还是为祸百姓的“酷吏”？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这是他当年最为著名的一句话，作为这句话的旁证，无论是在宿迁，还是在昆明，大拆大建、造城运动都成了仇和的标志。
这套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并非仇和首创。事实上，多年以来，在中国无数个城市，这都是主政官员提高政绩的不二法门，因为它的确可以带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将这一普遍现象放入历史的维度考量，在现行体制和社会综合条件的基础上，几乎无可避免。仇和也绝不会是其最后一个拥趸。
“仇和模式”的命门在于，它建立在对后续经济增长动力提前透支的基础之上。大拆大建的逻辑，无非是政府征地、拍卖，房地产商盖楼、卖楼，资金回笼后进行新一轮的拆和建。虽然政府有钱了，但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腐败增生，陷入恶性循环。更不用说对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的不可逆式破坏，以及对世道人心的败坏，仇和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仇和的落马，源于新一届政府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学者朱学勤表示惋惜：“目前懒官、庸官不少，效率非常低，仇和能有所突破，这种精神还是难得的。仇和被查，清官庆幸，懒官、庸官也会幸灾乐祸。如果仇和确有贪腐，那也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审案。”
仇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的存在。他一方面像个暴君，在自己的土地上惟我独尊；另一方面，他又推崇规则，曾想通过引进40名博士来规范政府的行事程序，还曾派出大量公务员赴新加坡进修。他的偶像，便是本周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曾引用李光耀的话，说自己从不在乎民众支持率，“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马基雅维利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铁血强权的政坛弄潮儿。值得玩味的是，据说，在仇和政治生涯的最后岁月，他孤独、苦闷，开始走向老庄和中庸之道。
日，在南京工作的沭阳人于之（化名）的手机响个不停，他的高中同学微信群炸开了锅。中纪委宣布：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消息像丢进同学群的一块巨石。支持与反对仇和施政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于之也在群内与同学吵开了，激愤之时甚至有人退群。
于之全家都来自沭阳。在家中，这两派意见的分歧也长期存在，以至为了家庭和睦，仇和的功过是非成为沉默话题。对于为仇和被查叫好的人，于之总能找到他们或其亲朋在仇和改革中失势的明证。
如于之这样从沭阳走出的80后年轻人，自称是深受仇和影响的一代人。十多年前，他正在南京一所大学读二年级，接到家乡邀请，回家参加一场沭阳籍在外学子的茶话会，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仇和希望听取他们对家乡发展的期望和建议。这给对政治尚懵懂的于之第一次留下仇和的开明印象。
于之的同学周道（化名），同样身在南京，他接到家中父亲的电话，说起仇和被调查时，从数十年沭阳县级机关公务员岗位上退休的父亲重重叹了口气。
留在沭阳的85后政府机关科级干部卫冬（化名），大学专业是经济学，“受仇和影响，我觉得从事金融行业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有限，远远不如成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仇和就是这么改变沭阳的。”他们都有着忧虑国家改革往何处去的政治抱负。
于之和他的同学担心，竖在沭阳城市中心的标语会随着仇和被查而消失，那是仇和在1997年确立的“沭阳精神”。通往沭阳的高速路沿途，依旧是苏北惯常的低矮村庄。
初春时节，二十年前仇和推动种植的杨树林，将稀疏遍布在田间的农舍掩盖。到达终点站时，沭阳县城像一座海市蜃楼突然闯入视线，满目高楼的繁华与先前的景象形成了巨大的前后景差别。
高速路与城市的接口，两块牌匾排行榜一样罗列着沭阳投资前50强企业和沭阳纳税前50强企业。
“迎宾大道是仇和二十年前来到沭阳修的第一条大马路。”开车带我进入沭阳的罗亮（化名）是于之的同学。
仇和初到沭阳时没有一条柏油马路，放眼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他最初计划把迎宾大道修至38米宽，“政府四套班子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农民更是觉得，在这么荒郊野外花钱修路，不如好好开辟种地。”
仇和说：“不修这么宽，二十年后一定会后悔。”他最后决定把路修到50米。负责城市建设的副县长陈士明在拆迁过程中遇到困难，跟仇和商量能否就修49.5米，仇和断然拒绝。
车行在20年后的迎宾大道上，竟边行边堵地开到学府路尽头。司机甚至开始怀念：“仇和时修的路现在都好好的，倒是后来修的路，不用多久又要重修。”
说着，那块印有
“沭阳精神”的水泥石墙不负于之及其同学的众望，依然伫立路旁：“团结一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沭阳已经从当年苏北县级市发展的末位，一路“追”到了前三甲。
“仇卖光”
沭阳医疗部门官员白守（化名）一直记得仇和来到沭阳的日子：日。
这个日子之前的沭阳，他也记得清晰：全县三分之二的乡镇发不出工资。“医院不要说人才，根本也没才，人也留不住。”
乡镇医院的手术室内脏乱不堪，到处锈迹斑斑，“一张手术床三条腿，还有一条腿是砖块垒起来的。”
司机老孙曾代表单位参加仇和召开的全县各级单位大会，他坐在最后一排，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呼声也随之而起。他是被高音喇叭里突然提高的声音吓醒的：“最后一排第三个站起来！我说话用话筒，你打呼噜都不用话筒的！”仇和在台上怒了。
他赶紧战战兢兢站起身，又颤颤巍巍坐下。这时他已全然醒来，听到仇和在说：“你们只要有一个人花几块钱，手术室的玻璃就能装起来了。”这是仇和自己四处溜达，发现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玻璃坏了。
“这样的环境给你，你会怎么办？”白守认为这也导致了仇和到任后，克扣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和百姓的各项费用，用于修路和公共建设。
相较而言，中医院在当时是很好的医院，“工资能发出来，又有事业编制，工作有保障，人就跟蝗虫一样都要往中医院挤。”
有一天，中医院领导接到一张黄登仁（仇和前任县委书记）批示的单子，要求医院接收57名从外面调来的工作人员。这57人来自：粮管所下岗工人，工商所下岗营业员……“最夸张的是，一个挂号窗口来了6个挂号人员。当时的门诊量也就是每天200号人，挂号费一个人一毛钱，给个处方，发个小本子，半分钟。”
面对这57人，医院领导班子上上下下开了好几次会。接收，被医院医护人员骂；不接收，被上级领导骂。院长、书记、5个副院长，3次氛围沉重的会议讨论，一致决定不接收。这一决定的结果是：中医院院长被调到计划生育委员会。
新一任院长随之而来。有人跟新来的院长开玩笑：“你来了，屁股后头带了57个人，你老实交代，你收人家多少钱？”
“有这样的事啊？”新院长很吃惊。
“前任院长就是因此调走的，你干不干？”
新院长骂了句脏话之后也对黄登仁的批示置之不理。3个月后，黄登仁要求把中医院院长和书记带到组织部训话：“中医院是你家的啊？你这个官是谁的？中医院不是你的，是县委县政府的，你就是个看门狗而已！”
57个人如数进了中医院，其中只有6名护士跟医疗有关的，其余与“医”字毫不沾边。
医院里，医护人员和病人都意见重重，医院领导更是深陷愁云。
最后民间传言：“中医院出奇事，调个护士不识字。”每天上班都有人到护士长办公室吵架。
一位新来的医护人员，记录病人小便瓶上的刻度，试图写下“ml”以示毫升，“l写不上来，就写了个m”，于是流传的说法又加了句：“中医院出奇事，调个护士不识字，小便一验一千米。”
在这样的医疗体制环境下，白守遇到了仇和。“我好在当时没听仇和的，没有去买医院，而是自己新开辟了一家医院。平心而论，仇和当时医改推不开，非常艰难。”
仇和到来之前，“公立医院内部很多医生就都想着出来办医院，因为有基础，有职称，在公立医院拿不到工资，经常被拖欠，想出来，但苦于没有政策，不让出来。”
仇和到来后，召集医疗系统一行人开会讨论医改。那次会议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进行，桌子东拼西凑，在周边围一圈小长条椅。
仇和要求每人发言5分钟，挨个过堂。白守庆幸坐在副县长旁边，副县长先谈：“情况不好，情绪不高，房屋破烂不堪……”
仇和直入主题：“准备怎么办？”
“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各级政府应该重视起来……”副县长开始说套话。
仇和打断他：“你干了几年副县长？”副县长：3年。
仇和生气了：那你这3年白干了？！副县长被说愣了。仇和接着质问：“你自己发现问题，3年都不解决？”
副县长正要继续辩白，仇和再次打断：“不要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
轮到白守说话时，他已经惊出一身冷汗，思忖着：不能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了，不然也要挨批的。他低声犹豫：“是不是分两步走试试，先搞个股份制，逐渐熟悉起来，搞个试点，另外是否能办一两家民营医院，试试看行不行，不行再收回来。”
仇和说：“我知道了。你已经接近边缘了，不像他那样顽固不化。”紧张的氛围这才算缓和下来。
之后几天，白守又被仇和找去，“那天也是我和副县长两人。”这次白守更坦然，心想：反正有副县长在，我也不急着发言。他跟副县长说：“你千万别再说增加政府投入了。”副县长低声问：“不这么说，说什么呢？”白守说：你就说搞两个点试试嘛，对上有交代，对下也有交代。副县长点头称是。
这次谈话后，仇和要求跟白守一起散步继续聊。两个人边走边聊，仇和说要送两家医院给白守。
那天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走了十多公里路，白守抽完了整一包烟，讨论的却是一件事：要送一家医院给他试试看，“行就行，不行再收回来，但是一定要先开个头。”
仇和给白守的考虑期限是3天，“3天后，你给我答案，是你自己开个医院，还是我送一家医院给你。”
两人在路口分手时已是夜里11点。白守纠结万分，连夜跑到仇和要送给他的那家医院院长家敲门，开门即问：“你们医院现在还有多少米？职工有多少天没发工资了？家里库存货还有多少？有多少呆账死账要不回来的？欠外债多少？”
一连串问题让院长幡然醒悟：“你是不是想动主意了？”白守着急了：“你尽快告诉我。”院长说：“明天上午我去清点下，大概数目不会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白守断然回复：“我可以不要你小数点。”
第二日上午10点多，数据悉数而至：外债83万；欠职工工资一年半，150万；呆账、死账、坏账5万；库房7000块钱；加上设备——一个二手的X光仪，卖的话估计能卖500块钱；另有破板凳之类，窗玻璃没了，用塑料纸蒙的，可能还要花两千块钱补。
医院一共85个职工，“平时看不到人，一听说发工资，赶集一样都出来了。”白守开始盘算：我要是一分钱不出，把这家医院拿下来，等于一下子负债两百多万。哪里玩得起？
在犹豫中到了第三天，白守还是不敢去见仇和。但是仇和记着时间，打来电话：今天到时间了！过来，上我这来！
白守给出答案：我想自己出来办个医院。仇和让他把道理说说，他如实把那家医院的情况前前后后摆给他看。
下决心之前，白守也算了一笔账：我们夫妻倆都在医院，可以养活医院52个人。会计核算组为此给他算了3天，算他们前3年能赚多少钱，能看多少病人。
就这样白守成了第一批走出公立体制办医院的破土典型。
下了决心，白守心里仍纠结着：在公立医院一切都很好，有职位，有保障，也有威望，现在要回到原点……最后他豁出去了：算了，管他呢，就当是回家做农民吧！
白守的医院剪彩前一天，仇和给县委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今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做，把公园打扮漂亮。”医院租的房子，墙面脱落，仇和打电话给房东：“你今天晚上不睡觉，把门面的墙面涂好，明天早上我要去剪彩。”房东申辩：那是租户的事啊。“谁来租都不管，房子是你的，我就讲这个理。你不涂，没有租金给你！”8个工人，涂到凌晨3点才完工。
第二天早上，四套班子无一缺席来为白守的医院剪彩，像一场重大活动。“时间是他安排的，讲话也是他讲的，我就汇报了下情况。”
之后，仁慈医院、协和医院……接连在沭阳地界冒了出来。
公立和私立之间的对立也随之而来。公立医院放话：要极力压制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打击他们。夫妇倆在一个医院的，丈夫出去办医院，妻子工作就被撤了；人出来了，住房还在原来医院，就被停水停电；原来关系好的同事，分属于公立和私立两个系统后，走在路上相互仇视起来……
仇和知道这些矛盾后，一次开会震怒了：“卫生局局长来没来？站起来！”“中医院院长来没来？站起来！”“县医院院长，站起来！”
训话开始了：“那几家民营医院关你们什么事？你有本事，你怎么还坐在这个位置呢？怎么不敢出来呢？因为你怕丢官！这个官不是你的，随时都可以拿掉！”如此大骂10分钟，三人站着不敢动弹。之后公私矛盾才慢慢好起来。
2002年，仇和已经离开沭阳，赴任宿迁市委书记。中医院改制开始了，一群从中医院、县医院出去办医院的人，回头来买中医院，中医院的反抗力量到了顶点。“原来这些人不过是一起工作的同事，现在要回过头来成为董事长”，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顶着这样的压力，仇和还是把沭阳的医院和学校都变成了民营。他也因此收获了骂名——“仇卖光”。
沭阳街头，除了银行大楼，就是医院大楼盖得高大豪华。时隔15年，沭阳民众再也不用为“看病难”发愁，但是高企的医疗费用却成为另一块心病。罗亮的女儿最近连日发烧，到仁慈医院打吊针，“同样的一瓶药，在南京儿童医院只要四五十，在沭阳医院就要两百多，还没有医疗保险。”
到了宿迁市，仇和将沭阳的医改在全市各县推行，难度愈发加大，争议引来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领衔的是政府推行医改的专家顾问李玲教授，她最终将宿迁定为医改失败样本。
同时，她也以数据支撑了宿迁医改在经济上的成功：宿迁医改从2000年到2005年，全市医院从130多家增长到400多家，医疗资产也翻了好几倍。2000年宿迁的民营医疗资产只有600万，5年内，增加到11.44
或许是仇和步伐迈得过大，此后沭阳县人民医院51%的股份被政府收回。
2003年，宿迁，仇和一个人走在一群官员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图/王轶庶）
“仇市场”
学者朱学勤听说仇和好读书，每晚必读50页，问他这几年最爱读什么书？仇和的答案出乎朱学勤的意料——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这位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曾在马里兰大学游学一年，期间他到处听课，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萨缪尔森。而萨缪尔森是现当代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回国后，仇和一直跟踪不断再版的《经济学》中文版。十年前，《经济学》出版至第17版，刚拿到这一版本的仇和向朱学勤推荐此书。“作为一名官员，他没有在读厚黑学或古今权术，十年之间《经济学》每两三年出一版，令他紧追不舍。”
十年里，仇和也实践着萨缪尔森不断发展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理论，尽管这一理论和他的实践一样饱受争议。在他离开沭阳前编撰的《欠发达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一书中，他如此表述：“县级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领导县域经济既要了解上情，又要吃透下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医院被强力推向市场的同时，迎来同样遭遇的是学校教育。2000年六七月间，沭阳中学老师杨炳亮将又一届高三学生送入高考考场。这时，另一位老师找到他，与他商量离开沭阳中学，外出共同创办一所学校。
虽已对仇和倡导的民间办学有所耳闻，但真要离开时，考虑最多的还是切身利益。“当时的政策是：公办身份保留不变，来去自由。”这几乎解除了刘炳亮的忧虑，“出来试试，办不成再回去。”
仇和在“民办及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像办公办教育那样大办民办教育，像办普通教育那样大办职业教育”的演讲，称：“在教育工作中，重不重视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又是衡量其是否成熟、合格和有远见的重要标志。”
仇和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视为激发教育活力、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手段。他要求教育相关部门完善民办学校人事政策，建立公办民办学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公办学校教师向民办学校有序流动，解除民办学校教师的后顾之忧。重点高中和职业高中根据教育需求，通过招商引资、招商引校和招生引师，大力兴办民办教育，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现实并没有仇和与杨炳亮们想的那么美满。筹备办学不到两个月，刘炳亮和一同离开公办学校的四五十名教师，被要求从原来的学校辞职，并将人事档案存放到人才中心。刘炳亮有点犹豫，“但是已经出来了，总觉得没做成回去不太好，用我们本地话说：回炉烧饼不脆。”
从公办学校出来之后，杨炳亮的工资就不会再被每月扣除10%的收入作为城市公共建设费用，他们彻底离开了政府财政供养体系。相反，工资待遇也比公办学校高得多，“尤其是股东，刚出来那会收入非常高。”
民办学校最初借助政策扶持，校舍投资由开发商垫付，“到了后期，又要还钱，教育规模扩大，后续投资跟不上，也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但杨炳亮承认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不管怎样，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一定是未来教育的方向。”
因为市场得到改变的，还有新河乡的花木产业。
仇和到沭阳后不久，在一次下乡调研时路经新河乡周圈村，闻到一股花香，了解到这一带的村民一直以来都保留了种植花木的传统。从江苏农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仇和遇到了“行内事”。
那时沭阳的农村里，村民持续着“冬天晒太阳，夏天乘阴凉，不冷不热打麻将”的慵懒生活。被强行调动起来的花木种植成了一场“大炼钢铁”般的运动。几年光景，乡间田地但见四季花木更替。随后，更多的村民参与到苗木买卖中来，他们走出村庄，往南收购南方的花木，往北收购北方的花木，最终使得新河乡及周边乡镇成为全国花木集散地。
春意盎然，在这一片乡村的表现是：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大货车在乡村马路上堵得水泄不通，农地里的花木正在起苗，一车车满载的树种被运出城，一户农家便是一个花木园林公司，到处贴着“青岛直销”、“绍兴直销”等全国各大城市直销点的标牌。家家户户的“广播室”里喊着各种花木名称，被称为“小喇叭”。一身泥的花农忙着搬运花木，招揽生意，连聊天的闲暇都没有。
2004年5月，仇和在周圈村的花木之间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介绍花卉生产。2008年筹办北京期间，新河乡的花农就从花卉产业中净赚了4亿多元。
这些花木中，被仇和从沭阳推向整个宿迁市的是意大利杨树。如今沭阳县木材类加工企业有2486家，规模较大的有370家，用工十余万人，年产值超过150亿元。
但农民算的是另一笔账，在原先的农田上种植杨树：原来良田每年两季，可以收成2000元左右，现在种上杨树之后，每亩地每年收入不到400元。杨树成长快则十年成材，十年后，每棵树能够卖到200-300元，每亩地14株，“也就是四千来块钱，比起种粮食，十年收成该有多少差距?”
这些树林被称为“仇和林”。而最初的木材加工产业，主要是河南、山东、安徽以及苏南运来的木材。
心有不满的农民悄悄打通了电视台的热线，称沭阳在砍伐杨树幼苗。江苏卫视记者李晓光接到采访任务，与同事一同到沭阳采访。最后他们找到县委办公室，“这本是一个负面报道，出来接待我们的不是宣传部工作人员，也不是仇和的秘书，正是仇和本人。”
李晓光对这次15年前的采访印象深刻。他记得与仇和握手的瞬间，不是敷衍的轻轻一握，“能感觉到温度。”仇和承认这是沭阳刚刚发展起来的产业，尚存在各种问题。“但他没有要求媒体不报道，也没有试图请记者吃饭，只是一再要求我们多留几天，对沭阳的杨树产业有更多了解，确保报道更客观全面。”
李晓光和同事决定深入采访，他们问当地电视台要资料画面时，听到了电视台同行的抱怨：“新来的县委书记麻烦死了，每周末都要加班。他自己没事在街头转悠，看到闯红绿灯的人，就上前拉住，然后打电话给我们去拍。”
这种每周末加班的习惯也一直从仇和时代延续到了今日的沭阳机关事业单位，被公务员称为：“周六保证加班，周日加班不保证。”
“仇铁腕”
在仇和的诸多争议中，他对沭阳治安和民风的改变几乎是无疑问的。“他用市场改变了沭阳人的思想，也用强权改变了沭阳人的落后素质。”
包括于之在内的多数沭阳人，几乎都经历过回家被抢劫，目睹过大街上的年轻人打架斗殴……2000年前，到苏南打工的沭阳人遇到的普遍难题是：许多城市明确要求不招收沭阳人。沭阳人给外人留下的坏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袁枚当年记述的“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
日，沭阳的4名失业青年持刀杀害了居住在南京的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普方及其妻儿，至今这一灭门案仍被当地人时常提起。沭阳人到外地都羞于说起自己的家乡。
仇和给各乡镇党委书记下达任务，将现有流散的年轻人送出沭阳去打工。这些乡镇领导只好硬着头皮出门推销自家孩子，家长们流着泪送到村口。
“这些孩子最初背着蛇皮袋，一身邋遢地出门，过了一两年，女孩烫着头发、男孩打着领带回来了。”此时仇和下达给每个公务员的招商引资任务也有了效果，他再给各乡镇党委书记下任务，要求将放出去的孩子招回来。再回到家乡，这些孩子已经掌握了各种技能，在沭阳的企业里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整治治安、发展民办职业教育、招商引资、送失业年轻人出沭阳……这些看似不同领域的施政布局，在仇和这里却成了一条紧密联系的逻辑链。
也是在整治治安民风的过程中，仇和与沭阳本地官员产生了众多矛盾。
许伍（化名）是《南方周末》2004年报道《最富争议的县委书记》一文中，到游泳馆游泳没买门票的那个人，最后许伍在南关荡派出所任副指导员的父亲被仇和要求到游泳馆门口设置治安岗值班。
许伍本与游泳馆合伙人之一相熟，十多年前却遇上游泳馆合伙人之间闹矛盾。他与一众朋友到游泳馆的当晚，已近打烊，“其实是被另外的合伙人找茬，我进了游泳馆，听到外面打闹，顺手抄了一把剪刀在手里。”出门后，许伍看到自己的朋友已经被打趴在地，“搀扶之间，又是一阵扭打。”
事件的最后是许伍和朋友被刑事拘留，最终以寻衅滋事罪入狱一年。出身行伍、额戴一条长长疤痕的许伍觉得，这一年他蒙了冤，“最重要的是让老父亲受到了羞辱。”许伍的父亲最后并没有到游泳馆去值班站岗，但是却从此一蹶不振，早早地告病在家，断送了警职生涯。
一年后，许伍出狱，回到之前的单位——县交通局下属联运公司，开始工作。因为上电视参加县歌唱比赛，被仇和看到后，要求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王益和调查许回原单位上班，是否存在舞弊行为。一调查，把许伍的领导吓坏了，赶紧打发了他。
3月15日这一天，收到仇和被调查的消息，许伍买了500元烟花和鞭炮，在家里燃放起来。当晚，久不喝酒的父亲也开心地与儿子对饮起来。
仇和的铁腕手段，在基层干部中得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效仿，“计划生育株连”政策、农村集资铺路，以及种树拆迁，在实行过程中均未赢得民心。
开着超市的罗亮说，中纪委宣布仇和被调查的当日，超市里的烟花爆竹卖空了。但这一日的沭阳街头更多的是叹息，熟识的人们打招呼的第一句变成了：“听说没，仇和被抓了！唉！”紧随而至的一句是：“没有仇和，就没有沭阳的今天。”
日，前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离开宿迁赴南京时，与群众告别
条块矛盾体
朱学勤认识仇和，是因为蒯大富。
蒯大富与仇和同为盐城滨海人。有一年春节蒯大富回老家参加家乡团拜会，与仇和相识。仇和当时已经是宿迁市委书记，不避嫌疑，热情邀请蒯大富去宿迁看看，并关照说：“生活上有为难之处，来找我。”
朱学勤研究文革史，与蒯大富素有往来。蒯问他有没有兴趣见见仇和？听上述一节，朱学勤欣赏仇和“不随大流，不势利，有侠义古风，在官员中殊为罕见”，遂决定一见。
初次见面，仇和给朱学勤留下不错印象。朱把外界对他在沭阳所作所为的争议告诉他，问：“你敢顶着卫生部把医院卖给民企，得罪卫生部，怎么办？”
仇和说：“在中国官场，官员上下级关系分两种：条条和块块。”条是中央部门对下级的业务指导，块是地方上省、市、县之间的组织隶属。“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曾有专节论述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中国要改革，必须突破已有权限，条条可以得罪，面对块块就要慎重。得罪条条，最多就是对你的业务有所指摘与限制，但没法撤你的职，得罪块块，就可以撤你的职，拿掉你的改革权力。”仇和如此解释他为官与改革的界限。
朱学勤发现，仇和是个有见地的人，“所谓‘突破条条框框’，他这也算一解。可见他知道在这个体制内改革的策略与极限。”中央部门一度要求江苏省委对仇和在沭阳的改革表态，江苏的回应是：“不表态。”
朱学勤问仇和：“块块对你的评价，你如何把握？”
仇和胸有成竹：“江苏省委对我是理解支持的。沭阳、宿迁是江苏省的贫困洼地，此前三任没有打开局面。他们把我派到这里，就是要我大刀阔斧，尽快扭转现状。我同意来这里，也是看中它的开拓空间，可以放开手脚搞改革。”
第二次见仇和，有一个戏剧性情节。朱学勤的一个年轻朋友叫高战，辞去了《中国改革》记者部副主任一职去沭阳，一门心思搞社会公益、乡村建设，官墩乡有农民为反映村干部腐败被抓，高战心急如焚。
那天朱学勤正好与仇和有约，第二次去宿迁，于是电话告知高战当天赶来，抓住这一机会，见仇和，先放人。高战从北京乘飞机往南飞，朱学勤开车从上海往北赶，两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为这件事。
当晚与仇和餐叙，朱谈完正题谈闲题，尽可能拖时间等高战，拖到不好意思了，双方不断看表。临到最后一刻，高终于赶到。十年前交通不如现在便利，高战在徐州下了飞机，转出租车，下了出租转摩托，辗转千里，一脸尘土，坐上餐桌，就向仇和要求放人。
仇和听说村里农民被抓，二话不说，当着两个人的面立即给秘书谢新松打电话，“把人放了，再说其他。”朱和高听他这样打电话下指令，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至于高战乡村建设的构想，仇和约他第二日早餐时间再谈。
翌日见面，高战希望在农村做一些农村改革相关的实践，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教农民学会自我管理等。仇和听完表示支持，询问高战需要什么样的角色，主动提出要给一个乡党委书记职务给高战。高战推却说他不是党员，只需要最基层的工作，不拿工资。仇和当即许诺副镇长兼任村长一职，并当场让秘书安排。
事先听说过仇和的工作风格，高战有几分激动，脑海中泛起了民国时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他觉得自己快要与他们接近了。这一幕发生时，高战记得那天早上在座的还有《南方周末》记者张立，那是2004年对仇和的一次回访。此时的仇和已经因为年初《南方周末》的“一纸风行”成为明星官员。负责此次报道的编辑邓科想起报道的缘起：“那一阵宿迁时常被《焦点访谈》之类报道，新闻事件非常多，后来发现这些事件的背后是仇和这个人，于是有了张立为期一个月的采访。”仇和也随着媒体的争议成为当时的焦点。
高战在与仇和谈完的第二天，便回北京办理辞职，准备进村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实验。他收拾行囊到达村里，把村委会为他安排的宿舍装饰一新，换了新的瓷砖，“觉得要住上好一阵了。”
一个星期后，高战发现没人理他，他再给谢新松发短信时，最初收到的回复是：等。“之后索性就没有回复了”，不知道有什么中间环节阻隔？
回忆起承诺当日，高战说：“能感觉到他是认同民主法治的人，但也非常希望通过权力的方式走向善治，走向市场。他的身上纠结着整个中国的矛盾。”
朱学勤对仇和被查感到惋惜：“官场懒政、庸官相当普遍，效率非常低，仇和能有所突破，这种精神还是难得的。仇和被查，清官庆幸，懒官、庸官也会幸灾乐祸。如果仇和确有贪腐，那也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审案。”
中纪委公布消息后的第四天，于之与高中同学在南京聚会。他们中有的身在沭阳政商各界，有的则位居省直机关或高校。“仇和对沭阳经济和物质的改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改变了我们的思想。”
一周后，沭阳街头一家早餐店内，炸油条的、做烧饼的、添稀饭的，各色小菜罗列了一整间屋子，人们各取所需，形式酷似高档自助餐厅。付钱方式是每个人在吃完后，自报吃了什么。
“不会有人少报吗？这店不会亏吗？”
“现在沭阳人已经是文明人了。”罗亮对这样的疑问置之一笑。
http://chuansong.me/n/1259844
/abstract/2258696.html
/yuedu/.html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