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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大人物》记者木闻新闻人物报道集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三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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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一年年初，我读到一本书《于国于民敢问心》。是赵寿山将军嫡孙赵武原老人历时十余年走访抗战遗迹写成的。
这本五十三万字的书第一句话就很引人：“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我们从小就被云遮雾罩……”
赵武原在官方与民间的各种纪念场合都讲，“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与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不能仅以服装帽徽论英雄”。&
七十多年前，有一支号称陕西冷娃组成的军队，血战中条山，被誉为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率领这支陕军的正是陕西户县定舟村人赵寿山。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他的模样，大个子，说话声也大，只是待人温和，似乎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汉。
翻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照片，赵寿山短发近乎光头，浓眉大眼，目光锐利，领章上各闪着两颗星——当年，他曾是陆军中将，抗击日寇打下赫赫战功和威名。
白发将军赵寿山
“这是一支真正的关中军。从前任创建者到现任师长都是关中人，从师部一直到连排长也都是关中人，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三秦子弟。”
这句话出自小说《白鹿原》，描写的是出潼关打鬼子的一支抗日部队——“十七师”。虽则名为小说，现实中却能找到真切的影子——“十七师”即陆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师长正是大名鼎鼎的陕西户县人赵寿山将军。
赵寿山打鬼子很猛，威名至今传颂于河北、山西、河南一带。有多猛？旅日作家萨苏评价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咬牙不要援军的，在国军中仅有几例：一九三七年在娘子关大战雪花山的陕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为其一。“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余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
短短十来天，十七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那一年，他四十三岁。
“华北战场上，真正抗战的将军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人就是十七师师长赵寿山”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江西庐山。赵寿山一夜未眠。国难当头，这个血性昂然的西北汉子，已经从戎二十年的军人，忧心如焚。一大早，他就将连夜写成的一份签呈递送至牯岭蒋介石公馆。他要请缨作战。
蒋委员长请他吃了一顿饭。赵寿山说，事变已经爆发，身为军人忍无可忍。蒋介石问，你愿意去前线？赵寿山答，我自愿到前方最艰苦的地方去。蒋随即应允，赶快下山，回去做准备。
二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赵寿山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写下一篇回忆录《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详细追忆了抗战爆发那一刻的情景。
当时的情势已十万火急。等到赵寿山率部一万三千余名陕军官兵于当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从陕西渭南乘火车出潼关到达河北，第二天，北平陷落了。三十一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日军逼近，驻守保定的十七师首当其冲。
赵寿山身先士卒，钻进战壕，带着一帮敢打敢拼的陕西冷娃迎战。一次，日军炮弹袭来，崩塌了阵地，赵寿山也被震晕了，醒来后毫不介意，继续杀敌。
不久，十七师奉命开拔至晋东娘子关战场。太行山中部的娘子关是晋冀咽喉，事关山西存亡乃至华北战局。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编辑的《赵寿山》一书中记载，十七师以娘子关前方的雪花山、乏驴岭为阵地，抵御日军。在飞机大炮优势装备的日军进攻面前，十七师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激战两天一夜，雪花山数次易手，日军终未得逞。赵寿山见日军进攻愈烈，若死守，恐不测，遂主动反击。他将部队分为三路，趁日军整休放松戒备之际，猛然发起攻击，连下几座车站，毙伤日军千余，缴获枪炮骡马，是十七师抗战以来一次大胜利。
史书中平铺直叙的寥寥数语，无法全部还原战事惨烈的一点一滴。二〇〇五年，十七师老战士、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原副政委宁必成老将军，曾向我回忆在山西雪花山等地抗战的三次负伤：一次左腿中弹；身旁的副团长杨法震牺牲，如今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一次左臂被打穿，留下一个椭圆形的疤痕。一次差点要命，子弹击中腹部，从背部穿出，养了几个月的伤。
已于二〇一五年三月去世的宁必成老人生前说起雪花山乏驴岭的战斗，只说“打得很惨呢”，一万三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两千来人。《赵寿山传略》记载，“将军悲愤交加，头发、胡子都急白了，无力骑马，只得坐在滑竿上指挥部队后撤”。
前往南京报告战情的娘子关前线指挥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赵寿山说，你对得起国家，十七师牺牲很大，但给国家立了大功。黄绍竑在报端著文称，“华北战场上，真正抗战的将军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人就是十七师师长赵寿山”。
尽管是败了，但陕军在雪花山打出了勇猛的气概。赵寿山痛定思痛，在十七师成立了一个剧团，以“血（雪）花”为名，其意是“‘血花’命剧团，想起娘子关；抗日怕流血，何必出潼关”。
“只要还有一人、一枪、一弹，我就要坚守”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刚刚出征前线的赵寿山在致友人的信中袒露心迹，“寿山自念此次率我三秦健儿北上抗日，姑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但求能在于此民族解放事业中一显身手，生固为复兴华夏之荣，死亦为洗荡三岛之怒潮，其他宁遑计及……”
抗战初期，不乏有诸如十七师这样英勇的军队，但“恐日”情绪也在有些部队中弥漫，与日军一交战就后撤，甚至溃不成军。赵寿山则公开立下誓言：“我准备为国捐躯。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支枪，一粒弹，我就要坚守。”
赵寿山不仅是一员猛将，更是熟读兵书智勇双全的战将。他在《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中回忆，当年防守保定时，曾与小他十一岁的户县老乡、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谈过一次话。赵说，保定很难固守，我的装备比你差，当然是在所不惜，可如果你军遭受损失，太觉可惜。不若保存主力，只留一个团诱敌。待日寇南下，从侧面给以猛袭，估计能打个好仗。
关听了，问，你说保定守不住？赵说，肯定要丢。关“嘿”了一声说，保定丢了委员长要我的头哩。赵说，兄弟，你有几个头？有一百个也是要丢的。将来上海、南京、武汉都要丢。关说，你这是乱说，那样中国不是亡了吗？赵说，中国不会亡。咱边打边准备，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就能把日本打回去。
一九三八年夏，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当时晋南的永济、运城、侯马、夏县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中条山岌岌可危——陕军的威名却也从此远扬，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
这根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经受了多次血与火的战斗锻造而成。其中“六六战役”最为惨烈。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日军三万余兵力进犯中条山。面对猛烈敌火，国军只是严防死守，可伤亡剧增，哪里守得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急令三支部队统归赵寿山指挥，期图破敌。
赵寿山下令“放弃”正面阵地，扰敌背后，迂回侧击。半个月血战，日军终于撤出中条山。当时的军事报告中称，六六战役为“近来三月内最激烈，敌我展开拉锯战，血肉横飞”，仅在运城一地，日军摆出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多个。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八军驻守平陆，军部驻在三门镇望原村。日军重兵来袭，卫立煌认为守不住，命赵寿山放弃望原。赵寿山说，望原丢了，中条山就丢了，敌人就能渡过黄河。“如果守不住，杀我的头！”
赵寿山说到做到。史称“四一七战役”的这场战斗以中国军队血拼大捷而告终。战后，赵寿山给家中打电话报平安，欣喜得知大孙女刚刚出生，于是起名为“望原”。此后，他的孙辈均用“原”字为名，以纪念这次胜利。
赵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件“四一七战役”的遗物，那是赵寿山缴获日军一个指挥官长近一米军刀，掂在手中沉甸甸的，但见寒光凛凛。
&配合八路军打鬼子，“国民党政府就像一棵老树，看起来很高大，内部腐烂了，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守作战时，当地百姓常常为部队指点带路，从未发生过因带错路而遭敌人伏击暗算之事。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走了“群众路线”。
早在保定战役时，一次，部队要过滹沱河，一户村民卸下漂亮的彩绘门板搭浮桥。赵寿山见了说，这太可惜了。那个李姓村民说，不把鬼子打走，要这些有什么用！赵寿山深为感动，带兵时常常说起这件事。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主办的《扫荡报》上，记者金在镕的战地采访记《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也说到了这些方面。“赵将军在生活上完全与士兵共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灰棉布军衣。主将在全军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模范作用。军长提出三大禁令：禁嫖、禁烟、禁赌；四大口号：官兵一致、军民合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
毛泽东当年如此评价三十八军：这支军队“在形式上是国民党编制，但实质上始终是按照党的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早在一九三〇年，赵寿山任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驻汉中时，他就开始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红军接触。他命其部队经常秘密替红四方面军在西安采购、运输物品，彼此关系相处得很好。当然，为了避人耳目，有时也放上几枪，打一些假仗。
在赵寿山心里，他感到“国民党政府就像一棵老树，看起来很高大，但是内部已经腐烂了，只会一天天烂下去。而共产党却像一棵小树苗，充满了活力，目前虽然幼小，但它是新生的，肯定会一天天茁壮起来”。
抗战爆发前，十七师在三原驻守时，赵寿山与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杨尚昆、陆定一、博古频繁交往。一次，众人汇聚在三原县城，赵寿山提出要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合影留念。照完了相，彭德怀开玩笑说，这一下你把“通匪”的证据留下了。赵寿山哈哈大笑，我不怕，我还要上山入伙哩。
有一次，关麟征请赵寿山去澡堂洗澡，闲聊时说，寿兄，人家都说你是“绯红子”（陕西土语，带有红气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吗。赵说，旁人要那样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抗战就必须联共，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讲清楚了的。可有人不抗战，只想剿共。我不管人家怎么说，只要能对得起国家就行了。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十七师被划为第二战区东路军，由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赵寿山非常赞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选送官兵到晋东南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学习，还邀请朱、彭到十七师作报告。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军围攻晋东南时，赵寿山率十七师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作战，朱德、彭德怀在战况报告中说，“我部林师、赵师、刘师、徐旅，所获颇丰”，赵师即指赵寿山的十七师。
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彭德怀电示已任三十八军军长的赵寿山配合作战。赵寿山率部在运城、闻喜等地，数十次越过同蒲铁路，在稷王山区游击，打得日军不敢妄动。
西安事变前向杨虎城建议“把蒋扣起来”，杨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
还是在抗战之初的保定保卫战时，关麟征即奉蒋介石命将赵寿山的十七师分割使用，致使该部不能发挥战斗力，颇有伤亡。在庐山请战时，蒋介石当面答应，后来却一直不肯为这支陕军补充军资。
“问题”出在这支并非蒋嫡系的部队是杨虎城创建的。世人皆知，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蒋介石一直想在这支陕军中培养心腹，先后提拔了陕西籍将领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然而这些人年纪轻、资历浅，没有影响力，发挥不了大作用。而赵寿山则不同，是这支陕军的老人，交往广、根基深。
又要打鬼子，又不能把部队消耗掉。“好比是一个大骆驼，硬是叫拿炒勺炒着吃了”。二〇一五年三月。西安桃园南路一小区。六十九岁的赵武原体会祖父当年的难处。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面对危急的情势，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赵寿山很苦闷，为国家、为他所在的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前途担忧。一九三五年，赵母患病去世。赵寿山请假守孝，之后又赴各地考察，了解国内局势。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刚回到陕西，就在西安、三原几次向杨虎城将军陈述此次外出考察目睹的严峻形势，并向杨呈递了《抗日建议书》。
多年以后，赵寿山撰文回忆了他与杨虎城的谈话：“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蒋最近调兵遣将，看来要进攻红军，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蒋来西安，我们就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杨听了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把你当年杀蒲城恶霸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杨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他以深沉而似乎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好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
“我说，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咱就干脆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杨严肃地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
两个月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赵寿山被任命为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负责解除蒋介石在西安地区的武装，他还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负责事变后的社会治安。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登门拜访赵寿山。“我家当时在西大街甘露巷，就是今天世纪金花美居店那一片。”赵寿山嫡孙赵武原听祖父说过这段往事。那天，祖母下厨做了拿手的户县浆水臊子面招待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
国民党中将做了解放军的军级指挥员
赵寿山与共产党的交往有些年头了。一九三七年年底，部队从山西前线过黄河休整，赵寿山去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临别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密电码本。从此，表面上看，三十八军听命于国民党，而其行动都及时报告了延安。
一九四二年，赵寿山又一次提出入党。毛泽东表示，三十八军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央同意赵作为特别党员，党龄可从一九三六年“双十二”算起。只是为了防止暴露，在党内不公开。
其实，老百姓大都知道这支来自陕西的军队跟别的国军不一样。抗战时期，三十八军曾驻防河南，当地百姓就称该军为“七路半”，意指离“八路”不远了。
赵寿山胆子大，当时他甚至明着把一双儿女送到了延安。蒋介石曾问他，你的公子小姐在哪里上学啊。赵答，在延安上抗大。蒋说，怎么跑到那里去了！赵说，抗战以来，我在前线，没法子管，子大不由父嘛。蒋厉声道，把他们叫回来！赵寿山只得把独子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训，其实是做“人质”。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为了割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将赵寿山部调离中条山。部队刚一调走，中条山即失陷。一九四四年，蒋又用升官的办法将赵寿山调往甘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质是迫使赵离开三十八军。赵寿山在甘肃待了两年，总司令部被撤销。
赵寿山遂以出国考察水利的名义，途经兰州、西安，又从南京到上海，再转北平到天津，绕了好大一圈，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最终到了延安。多年以后，赵寿山用近万字的长文回忆这一历尽艰险的过程，读来惊心动魄。
一九四七年三月，赵寿山给彭德怀做副手，任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指挥解放大西北。赵寿山在国民党军队的军衔为中将，他是唯一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解放军野战军军级指挥员。
一九四九年，赵寿山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一九五九年，赵寿山到北京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五年去世，终年七十二岁。骨灰至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编号为“中1-0010”。
赵寿山骨灰至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以上三幅照片及本篇黑白老照片均由赵武原提供）
赵寿山嫡孙赵武原十多岁时，曾在其祖父身边生活多年。在赵武原看来，声名赫赫的老将军是个可亲的老汉。“我爷非常爱娃，见到小娃亲得很，抱起来就脸贴脸，还说‘来，叫爷扎个胡子’”。
赵武原一九四六年出生时，赵寿山被调到甘肃武威赋闲。祖父为其起名“武原”，寓意其中。“那是他被迫离开三十八军，最苦闷的时候。”赵寿山很爱武原，常给他讲过去，“说起抗战，跟教科书上不太一样……”只是当时的赵武原似懂非懂。
等到赵武原六七十岁了，往事一一浮现，他才渐渐清晰了祖父那一辈人的作为。十多年来，他跑遍了祖父当年抗战旧迹，还写了一本五十万字的传记，以祖父辞世前总结一生的《自叙》诗“于国于民敢问心”作书名。
赵武原记得，一九六二年五一，祖父受邀上天安门看焰火，他也跟去了。先看见周总理从楼梯上来，一会到了八点，猛听《东方红》乐曲奏响，毛主席从西侧的电梯出来了，“我爷在边上欢迎，毛主席挥着手都走过去了，又折回来，说，赵老将军，你还好吗。我爷和毛主席握了手。”
一声称呼“老将军”，让赵寿山感慨万千，回到家他还念叨着，“主席还能想到我。”
【赵寿山将军简介】
赵寿山，原名生龄，字杜亭（户县别称）。陕西户县定舟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幼时家贫，十三岁丧父。一九一〇年考入陆军小学，一九一四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一九一八年参加靖国军，一九二〇年到冯玉祥部任军事教官，一九二四年到杨虎城部，历任排、营、团及五十一旅少将旅长、十七师师长、三十八军中将军长。曾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率部参加华北、山西、河南等地抗战，配合八路军参加了百团大战。率部在中条山挫败日军十一次进攻，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一九三〇年，与红军开始接触。一九四二年，第二次申请入党，经毛泽东直接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四七年三月，秘密进入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八年初，任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解放大西北。一九四九年出席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一九五二年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省长）。一九五九年，调北京工作，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华商报 A3&http://hsb.hsw.cn/system/49.shtml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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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秦人悍将 / 白发将军赵寿山
记者 孙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在这一年年初，我读到一本书《于国于民敢问心》。是赵寿山将军嫡孙赵武原老人历时十余年走访抗战遗迹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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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战场上，真正抗战的将军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人就是十七师师长赵寿山”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江西庐山。赵寿山一夜未眠。国难当头，这个血性昂然的西北汉子，已经从戎二十年的军人，忧心如焚。一大早，他就将连夜写成的一份签呈递送至牯岭蒋介石公馆。他要请缨作战。
蒋委员长请他吃了一顿饭。赵寿山说，事变已经爆发，身为军人忍无可忍。蒋介石问，你愿意去前线？赵寿山答，我自愿到前方最艰苦的地方去。蒋随即应允，赶快下山，回去做准备。
二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一年，赵寿山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写下一篇回忆录《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详细追忆了抗战爆发那一刻的情景。
当时的情势已十万火急。等到赵寿山率部一万三千余名陕军官兵于当年七月二十七、二十八日，从陕西渭南乘火车出潼关到达河北，第二天，北平陷落了。日军逼近，驻守保定的十七师首当其冲。
赵寿山身先士卒，钻进战壕，带着一帮敢打敢拼的陕西冷娃迎战。一次，日军炮弹袭来，崩塌了阵地，赵寿山也被震晕了，醒来后毫不介意，继续杀敌。
不久，十七师奉命开拔至晋东娘子关战场。太行山中部的娘子关是晋冀咽喉，事关山西存亡乃至华北战局。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编辑的《赵寿山》一书中记载，十七师以娘子关前方的雪花山、乏驴岭为阵地，抵御日军。在飞机大炮优势装备的日军进攻面前，十七师只能用麻袋装土做成掩体。激战两天一夜，雪花山数次易手，日军终未得逞。赵寿山见日军进攻愈烈，若死守，恐不测，遂主动反击。他将部队分为三路，趁日军整休放松戒备之际，猛然发起攻击，连下几座车站，毙伤日军千余，缴获枪炮骡马，是十七师抗战以来一次大胜利。
史书中平铺直叙的寥寥数语，无法全部还原战事惨烈的一点一滴。二〇〇五年，十七师老战士、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原副政委宁必成老将军，曾向我回忆在山西雪花山等地抗战的三次负伤：一次左腿中弹；身旁的副团长杨法震牺牲，如今安葬在西安烈士陵园。一次左臂被打穿，留下一个椭圆形的疤痕。一次差点要命，子弹击中腹部，从背部穿出，养了几个月的伤。
已于二〇一五年三月去世的宁必成老人生前说起雪花山乏驴岭的战斗，只说“打得很惨呢”，一万三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两千来人。《赵寿山传略》记载，“将军悲愤交加，头发、胡子都急白了，无力骑马，只得坐在滑竿上指挥部队后撤”。
前往南京报告战情的娘子关前线指挥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赵寿山说，你对得起国家，十七师牺牲很大，但给国家立了大功。黄绍竑在报端著文称，“华北战场上，真正抗战的将军只有两个半人，其中一人就是十七师师长赵寿山”。
尽管是败了，但陕军在雪花山打出了勇猛的气概。赵寿山痛定思痛，在十七师成立了一个剧团，以“血（雪）花”为名，其意是“‘血花’命剧团，想起娘子关；抗日怕流血，何必出潼关”。
一九三八年夏，高平县地方政府决定修建陆军第十七师抗日晋东南各战役阵亡烈士纪念碑，由赵寿山将军题写纪念碑文。
历经七十余年的风雨洗礼，碑文已经有些斑驳了，但仍可辨认。赵寿山将军写到：“夫死有重于泰山，亦有轻于鸿毛，盖当死而死则死重于泰山，不当死而死则死轻于鸿毛。诸烈士捐躯报国，马革裹尸，振我民族之精神，惊彼倭寇之心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重岱岳矣。寿山与诸同志共患难同生死已非一日，尝策励诸同志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寿山痛悼之余，唯有躬率在生同志，秉一贯之初衷，继烈士之壮志，驱日寇出中国，收失地之版图，以慰诸烈士在天之灵，而尽我军人为国之职。”碑的背面刻写几个大字：“精神不死”，气势雄浑。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日，在高平县原村乡窑则头村，树碑仪式举行。高平战斗牺牲的三十七名烈士姓名也被刻在碑座上。如今七十七年了，纪念碑完好无损，依然矗立，当年连日本鬼子也不敢去破坏它。
“只要还有一人、一枪、一弹，我就要坚守”
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刚刚出征前线的赵寿山在致友人的信中袒露心迹，“寿山自念此次率我三秦健儿北上抗日，姑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但求能在于此民族解放事业中一显身手，生固为复兴华夏之荣，死亦为洗荡三岛之怒潮，其他宁遑计及……”
抗战初期，不乏有诸如十七师这样英勇的军队，但“恐日”情绪也在有些部队中弥漫，与日军一交战就后撤，甚至溃不成军。赵寿山则公开立下誓言：“我准备为国捐躯。只要还有一个人，一支枪，一粒弹，我就要坚守。”
赵寿山不仅是一员猛将，更是熟读兵书智勇双全的战将。他在《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中回忆，当年防守保定时，曾与小他十一岁的户县老乡、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谈过一次话。赵说，保定很难固守，我的装备比你差，当然是在所不惜，可如果你军遭受损失，太觉可惜。不若保存主力，只留一个团诱敌。待日寇南下，从侧面给以猛袭，估计能打个好仗。
关听了，问，你说保定守不住？赵说，肯定要丢。关“嘿”了一声说，保定丢了委员长要我的头哩。赵说，兄弟，你有几个头？有一百个也是要丢的。将来上海、南京、武汉都要丢。关说，你这是乱说，那样中国不是亡了吗？赵说，中国不会亡。咱边打边准备，人民都发动起来了，就能把日本打回去。
一九三八年夏，赵寿山升任三十八军军长。当时晋南的永济、运城、侯马、夏县一带均被日军占领，中条山岌岌可危——陕军的威名却也从此远扬，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
这根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经受了多次血与火的战斗锻造而成。其中“六六战役”最为惨烈。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日军三万余兵力进犯中条山。面对猛烈敌火，国军只是严防死守，可伤亡剧增，哪里守得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急令三支部队统归赵寿山指挥，期图破敌。
赵寿山下令“放弃”正面阵地，扰敌背后，迂回侧击。半个月血战，日军终于撤出中条山。当时的军事报告中称，六六战役为“近来三月内最激烈，敌我展开拉锯战，血肉横飞”，仅在运城一地，日军摆出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多个。
一九四〇年四月，三十八军驻守平陆，军部驻在三门镇望原村。日军重兵来袭，卫立煌认为守不住，命赵寿山放弃望原。赵寿山说，望原丢了，中条山就丢了，敌人就能渡过黄河。“如果守不住，杀我的头！”
赵寿山说到做到。史称“四一七战役”的这场战斗以中国军队血拼大捷而告终。战后，赵寿山给家中打电话报平安，欣喜得知大孙女刚刚出生，于是起名为“望原”。此后，他的孙辈均用“原”字为名，以纪念这次胜利。
赵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件“四一七战役”的遗物，那是赵寿山缴获日军一个指挥官长近一米军刀，掂在手中沉甸甸的，但见寒光凛凛。
配合八路军打鬼子，“国民党政府就像一棵老树，看起来很高大，内部腐烂了，只会一天天烂下去”
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守作战时，当地百姓常常为部队指点带路，从未发生过因带错路而遭敌人伏击暗算之事。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走了“群众路线”。
早在保定战役时，一次，部队要过滹沱河，一户村民卸下漂亮的彩绘门板搭浮桥。赵寿山见了说，这太可惜了。那个李姓村民说，不把鬼子打走，要这些有什么用！赵寿山深为感动，带兵时常常说起这件事。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主办的《扫荡报》上，记者金在镕的战地采访记《苦守中条山的赵将军》，也说到了这些方面。“赵将军在生活上完全与士兵共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灰棉布军衣。主将在全军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模范作用。军长提出三大禁令：禁嫖、禁烟、禁赌；四大口号：官兵一致、军民合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
毛泽东当年如此评价三十八军：这支军队“在形式上是国民党编制，但实质上始终是按照党的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早在一九三〇年，赵寿山任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驻汉中时，他就开始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红军接触。他命其部队经常秘密替红四方面军在西安采购、运输物品，彼此关系相处得很好。当然，为了避人耳目，有时也放上几枪，打一些假仗。
在赵寿山心里，他感到“国民党政府就像一棵老树，看起来很高大，但是内部已经腐烂了，只会一天天烂下去。而共产党却像一棵小树苗，充满了活力，目前虽然幼小，但它是新生的，肯定会一天天茁壮起来”。
抗战爆发前，十七师在三原驻守时，赵寿山与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杨尚昆、陆定一、博古频繁交往。一次，众人汇聚在三原县城，赵寿山提出要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合影留念。照完了相，彭德怀开玩笑说，这一下你把“通匪”的证据留下了。赵寿山哈哈大笑，我不怕，我还要上山入伙哩。
有一次，关麟征请赵寿山去澡堂洗澡，闲聊时说，寿兄，人家都说你是“绯红子”（陕西土语，带有红气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吗。赵说，旁人要那样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抗战就必须联共，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讲清楚了的。可有人不抗战，只想剿共。我不管人家怎么说，只要能对得起国家就行了。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十七师被划为第二战区东路军，由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指挥。赵寿山非常赞赏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选送官兵到晋东南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学习，还邀请朱、彭到十七师作报告。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军围攻晋东南时，赵寿山率十七师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作战，朱德、彭德怀在战况报告中说，“我部林师、赵师、刘师、徐旅，所获颇丰”，赵师即指赵寿山的十七师。
一九四〇年，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著名的百团大战，彭德怀电示已任三十八军军长的赵寿山配合作战。赵寿山率部在运城、闻喜等地，数十次越过同蒲铁路，在稷王山区游击，打得日军不敢妄动。
西安事变前向杨虎城建议“把蒋扣起来”，杨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
还是在抗战之初的保定保卫战时，关麟征即奉蒋介石命将赵寿山的十七师分割使用，致使该部不能发挥战斗力，颇有伤亡。在庐山请战时，蒋介石当面答应，后来却一直不肯为这支陕军补充军资。
“问题”出在这支并非蒋嫡系的部队是杨虎城创建的。世人皆知，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蒋介石一直想在这支陕军中培养心腹，先后提拔了陕西籍将领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然而这些人年纪轻、资历浅，没有影响力，发挥不了大作用。而赵寿山则不同，是这支陕军的老人，交往广、根基深。
又要打鬼子，又不能把部队消耗掉。“好比是一个大骆驼，硬是叫拿炒勺炒着吃了”。二〇一五年三月。西安桃园南路一小区。六十九岁的赵武原体会祖父当年的难处。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面对危急的情势，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赵寿山很苦闷，为国家、为他所在的杨虎城将军十七路军前途担忧。一九三五年，赵母患病去世。赵寿山请假守孝，之后又赴各地考察，了解国内局势。一九三六年十月，他刚回到陕西，就在西安、三原几次向杨虎城将军陈述此次外出考察目睹的严峻形势，并向杨呈递了《抗日建议书》。
多年以后，赵寿山撰文回忆了他与杨虎城的谈话：“我看情况愈紧，便对杨说，目前的形势，对国家的兴亡，对我们的前途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蒋最近调兵遣将，看来要进攻红军，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是否可以考虑，蒋来西安，我们就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
“杨听了有些惊异，望着我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我说，只要把你当年杀蒲城恶霸的精神拿出来，就敢干！杨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他以深沉而似乎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在外面转了一圈，回来脑子发热了。这样的大事，要好好考虑，不能轻举妄动。
“我说，如果这一举胜利了，整个国家就可以振兴。万一失败了，咱就干脆打出红旗与红军合作。杨严肃地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
两个月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赵寿山被任命为十七路军军事行动总指挥，负责解除蒋介石在西安地区的武装，他还兼任西安市公安局局长，负责事变后的社会治安。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曾登门拜访赵寿山。“我家当时在西大街甘露巷，就是今天世纪金花美居店那一片。”赵寿山嫡孙赵武原听祖父说过这段往事。那天，祖母下厨做了拿手的户县浆水臊子面招待延安来的中共领导人。
赵寿山获得的解放西北纪念章 木闻 摄
国民党中将做了解放军的军级指挥员
赵寿山与共产党的交往有些年头了。一九三七年年底，部队从山西前线过黄河休整，赵寿山去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临别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密电码本。从此，表面上看，三十八军听命于国民党，而其行动都及时报告了延安。
一九四二年，赵寿山又一次提出入党。毛泽东表示，三十八军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央同意赵作为特别党员，党龄可从一九三六年“双十二”算起。只是为了防止暴露，在党内不公开。
其实，老百姓大都知道这支来自陕西的军队跟别的国军不一样。抗战时期，三十八军曾驻防河南，当地百姓就称该军为“七路半”，意指离“八路”不远了。
赵寿山胆子大，当时他甚至明着把一双儿女送到了延安。蒋介石曾问他，你的公子小姐在哪里上学啊。赵答，在延安上抗大。蒋说，怎么跑到那里去了！赵说，抗战以来，我在前线，没法子管，子大不由父嘛。蒋厉声道，把他们叫回来！赵寿山只得把独子送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受训，其实是做“人质”。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为了割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将赵寿山部调离中条山。部队刚一调走，中条山即失陷。一九四四年，蒋又用升官的办法将赵寿山调往甘肃，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质是迫使赵离开三十八军。赵寿山在甘肃待了两年，总司令部被撤销。
赵寿山遂以出国考察水利的名义，途经兰州、西安，又从南京到上海，再转北平到天津，绕了好大一圈，进入晋冀鲁豫边区，最终到了延安。多年以后，赵寿山用近万字的长文回忆这一历尽艰险的过程，读来惊心动魄。
一九四七年三月，赵寿山给彭德怀做副手，任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指挥解放大西北。赵寿山在国民党军队的军衔为中将，他是唯一担任过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解放军野战军军级指挥员。
一九四九年，赵寿山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此后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一九五九年，赵寿山到北京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五年去世，终年七十二岁。骨灰至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编号为“中1-0010”。
赵寿山骨灰至今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以上三幅照片及本篇黑白老照片均由赵武原提供）
赵寿山嫡孙赵武原十多岁时，曾在其祖父身边生活多年。在赵武原看来，声名赫赫的老将军是个可亲的老汉。“我爷非常爱娃，见到小娃亲得很，抱起来就脸贴脸，还说‘来，叫爷扎个胡子’”。
赵武原一九四六年出生时，赵寿山被调到甘肃武威赋闲。祖父为其起名“武原”，寓意其中。“那是他被迫离开三十八军，最苦闷的时候。”赵寿山很爱武原，常给他讲过去，“说起抗战，跟教科书上不太一样……”只是当时的赵武原似懂非懂。
等到赵武原六七十岁了，往事一一浮现，他才渐渐清晰了祖父那一辈人的作为。十多年来，他跑遍了祖父当年抗战旧迹，还写了一本五十万字的传记，以祖父辞世前总结一生的《自叙》诗“于国于民敢问心”作书名。
赵武原记得，一九六二年五一，祖父受邀上天安门看焰火，他也跟去了。先看见周总理从楼梯上来，一会到了八点，猛听《东方红》乐曲奏响，毛主席从西侧的电梯出来了，“我爷在边上欢迎，毛主席挥着手都走过去了，又折回来，说，赵老将军，你还好吗。我爷和毛主席握了手。”
一声称呼“老将军”，让赵寿山感慨万千，回到家他还念叨着，“主席还能想到我。”
【赵寿山将军简介】
赵寿山，原名生龄，字杜亭（户县别称）。陕西户县定舟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幼时家贫，十三岁丧父。一九一〇年考入陆军小学，一九一四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一九一八年参加靖国军，一九二〇年到冯玉祥部任军事教官，一九二四年到杨虎城部，历任排、营、团及五十一旅少将旅长、十七师师长、三十八军中将军长。曾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率部参加华北、山西、河南等地抗战，配合八路军参加了百团大战。率部在中条山挫败日军十一次进攻，被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一九三〇年，与红军开始接触。一九四二年，第二次申请入党，经毛泽东直接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一九四七年三月，秘密进入晋冀鲁豫边区。一九四八年初，任西北野战军（一野）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指挥解放大西北。一九四九年出席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一九五〇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一九五二年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省长）。一九五九年，调北京工作，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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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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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三角形白色花岗岩碑石，屹立于苍松翠柏之间。碑石右上方雕刻着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侧着脸，凝视远方。有人说，从正面看，他是微笑着的，侧看神情则是忧国忧民。
他，就是胡耀邦。这里，正是耀邦陵园。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990年12月5日，胡耀邦骨灰深葬在江西鄱阳湖畔共青城富华山的红土绿林之中。今天，耀邦离开这个世界整整26年了。
与耀邦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共青城
胡耀邦曾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夫人李昭向中央报告了耀邦遗愿。当时，各大报纸都披露了这一消息：“根据李昭同志的愿望，胡耀邦同志的骨灰将深葬在他亲手创建的江西共青城的绿林之中。”
江西，是胡耀邦60年革命生涯的起点。原来并没有共青城这座城市。1955年10月，近百名热血青年告别大上海，志愿来到江西省德安县，在荒无人烟的鄱阳湖畔搭起茅棚，开始垦荒。一个月后，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去上海检查工作，听说了这支志愿垦荒队，当即去看望他们。胡耀邦被满腔热血开垦荒原的知识青年感染，当他听说这支垦荒队还没有名称，就用筷子夹上一坨药棉，为垦荒队题写了“共青社”的名字。
多年奋斗，共青社的队员们在荒芜的水洼山丘之间白手起家，把当年的血吸虫病高发区建设成一座垦殖场。1984年，已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一次来看望共青人，面对这座新兴的城市，他欣然题写“共青城”三个大字。201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共青城市，这是中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
胡耀邦安息在鄱阳湖边的红土绿林中
据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记载，当胡耀邦骨灰将安葬共青城的消息传来，共青人感到莫大光荣，提出要把这里最好的地方——七墩林作为胡耀邦安葬地。这是城中心一座山环水绕的公园，登山远望，共青城尽收眼底。
但胡家认为不妥：公园是人们放松身心的地方，“父亲生前最害怕侵占群众利益，死后怎么能与群众争地呢？”
墓址最后选在鄱阳湖边的一个小山包上。满妹最初觉得“这里过于荒凉了”。光秃秃的红土山包上几乎连荒草也不长，山顶上只有孤零零斜长着的一棵矮小的马尾松。就在这座荒坡上，满妹根据母亲的意见向共青人表达了愿望：在国家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之际，千万不要为父亲的墓地大兴土木，也不要再将灵堂、纪念馆之类的建筑物压在他身上。“他生前精神是解放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们相信，逝世后，他也不愿意被束缚在大理石与钢筋混凝土的僵硬形式里。将他的骨灰深埋地下，与土地融为一体，他就会长眠于终生眷恋的祖国大地。”
1990年12月5日一早，覆盖着党旗的胡耀邦骨灰盒，在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等人护送下，安抵江西。墓前举行了简单的安葬仪式，李昭老人含着眼泪对大家说：“从现在起，耀邦就是共青的人了……”
每年有四十余万人前来耀邦陵园瞻仰纪念
2015年4月15日。江西共青城。气温21度。鄱阳湖波光粼粼，送来习习春风。上午9时，记者在陵园门口见到前来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他们抬着花篮，缎带上写着“深切缅怀耀邦同志”。胡耀邦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每年都有四五十万人前来瞻仰纪念。
记者跟随人群进入陵园，赫然入目的是大门两面墙上胡耀邦手书的一幅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胡耀邦当年改写了南阳武侯祠清人顾嘉衡撰写的一幅楹联。原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许多人在这幅对联前驻足、吟诵，继而又以其为背景留影。进入陵园，两侧环绕着的青石板路通向耀邦墓地，73级石阶象征胡耀邦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两旁樟树郁郁葱葱，陵前宽大的绿草坪上，是褐红色植物修剪而成的“耀邦陵园”四个大字。整座陵园给人以平静祥和的氛围。
陵园尽头就是胡耀邦墓地。这里坐西朝东，苍松翠柏环绕，对面是一望无涯烟波浩淼的鄱阳湖。墓地正中矗立着一座用三块白色花岗岩拼成三角形的巨碑，仿佛旗帜的一角，厚约一米，顶端高约4.5米，底长十米。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侧面头像，左面依次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和中国共产党党徽，喻示胡耀邦曾是党、团、少先队的领导人。碑石左方镌刻着“胡耀邦”三个烫金大字，还有生卒年代“”。碑座用六块墨晶玉花岗岩拼成一条长方形铭文碑，镌刻着中共中央定稿的580字的《胡耀邦同志生平》。墓碑周围还有十二块石头，代表着当时十二亿中国人。碑石后侧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李昭老人书写的八个大字“光明磊落&
无私无愧”，赫赫在目。
“耀邦！您在这里还好吗”
上午十时，胡耀邦同志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致祭。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姜维大声说，耀邦同志，您在这里还好吗，我们来看望您了。
光彩集团1984年成立，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私营企业，当时得到了胡耀邦大力支持。
在纪念仪式上，一位来自河南的老者开言喊了一声“胡总书记”即泣不成声，只是连连鞠躬表达敬意。还有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女士，面对墓碑上的耀邦像，说起了“右派”父亲被胡耀邦平反的故事，语调悲戚又充满感激。
50岁的刘银荣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这里了，“我几乎每个月都要来看耀邦伯伯”。他的父亲刘荫彬是胡耀邦在十八兵团的老战友。刘银荣把三支香烟点燃，放在墓碑前，双手合十，喃喃祈祷。耀邦陵园前有个喷水池，“里面的鱼是我养了送来的，给他做个伴”。
“中央对胡耀邦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
胡耀邦是湖南浏阳人，投身革命时只有14岁，当年被称为“红小鬼”。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都有胡耀邦的突出贡献。
中共中央在《胡耀邦同志生平》中评价，“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六十周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201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报道，今年清明节，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前来扫墓，他手持一支白色菊花，三鞠躬，并绕墓地一周。胡德平向参加纪念仪式的各界人士表示“中共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百年诞辰活动已有郑重安排”，他希望“把纪念和传承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按中央精神办理。”
自清明节至今天，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社会各界向耀邦陵园致祭，墓地周围摆满了花篮。为纪念耀邦诞辰百年，美丽中国志愿者行动组委会工作人员帮助各地纪念者拍照留念，摆放花篮。记者看到花篮缎带上有“李昭率全家”、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众议院原议长河野洋平的名字，还有很多普通人的名字。
“耀邦叔叔不允许我们走后门”
胡耀邦身材瘦小，却有着感人的作风和惊人力量。他在中央工作，其兄长胡耀福在老家做农民，直到去世也是如此。
2005年10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记者曾在湖南省浏阳市中和镇苍坊村，采访了他的侄子胡德资。胡德资讲述了他被叔叔批评的一件往事。
“耀邦叔叔当总书记的时候，我30岁出头，有一次认识了岳阳县一个领导，他介绍我到岳阳工作。我那时就是个农民呐，种田为生。有机会可以到城市去工作当然好啦，但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这个总书记叔叔嘛，他个子小，可脾气大，万一被他知道了，肯定会有麻烦的。我就连我老父亲也瞒了。
“我父亲是耀邦叔叔的三哥，也一直在家务农嘛。没想到，我还是没瞒住啊。结果耀邦叔叔知道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呢，你是浏阳人，怎么被岳阳招了工呢？肯定是走后门嘛。他一个电话打给湖南省领导，要求他们取消我在岳阳招工的事情。当时我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到岳阳县物资局下属一个公司去，当副经理，就等着上班了。可叔叔发话了，哪个敢不听呢？我当然就没去成，被退回来了。
“没去成也就算了，可耀邦叔叔还不算完。后来有一次，我父亲去北京看他，他很不客气地批评了我父亲，说‘不允许走后门’之类的话。我父亲其实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耀邦叔叔话语很重，结果呢，他哥俩就吵了一架。后来，叔叔知道我父亲原来不知情，有一次到长沙出差时，专门请我父亲去，当面道歉了。
“因为这个事情恨不恨我叔叔？嗨，不恨不恨。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嘛，不允许亲戚走一点后门，搞那些没名堂的事情。后来我见了他，他对我说，浏阳人嘛，就在浏阳好好干。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在家乡，还是个农民嘛。我还有个哥哥胡德安，也一直在家乡务农。”
胡德资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语气始终是平静的。他笑着说：“他当总书记，我们是没沾什么光。”
提起“农民诗人”，人们会想到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时，“村村要有李太白，乡乡出个郭沫若”，一大批“农民诗人”以及民歌、歌谣，层出不穷，一时颇受追捧。
当历史的喧嚣散去，重新审视早已受冷落的“农民诗人”、“农民诗歌”，
我们会发现，如果剥离掉曾经附加其身的政治光环和意识形态符号，那些来自田野乡土的诗人和诗作，还有一种久违了的朴素清新的气质。
它是另一个视角的历史细节，同样丰盈并如实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每个经历者都在这里投下了命运的影子。“农民诗人”，留下的是他们的“农民诗歌”。
农民诗人 一道时代变迁的刻痕
“中国是一个诗国。陕西，是这个诗国的‘白菜心’。”61岁的常智奇发出这样的感叹。
常智奇曾任陕西省作协文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文艺评论与研究。在他看来，陕西这个诗的“白菜心”，浸淫着绵延数千年的诗意。《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咏叹发自豳地，就是今天的彬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出自《秦风》，大概是指今天兴平、凤翔一带。
这些美好的诗句是谁写的呢？“我猜，首出普通劳动农民之手，继而经过文人加工、改造、整理，才臻于完善和定型。”
数千年来，多少无名的农民诗人湮没于滚滚的历史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誉为“庄稼汉诗派”的“农民诗歌”创作一时兴起，从此，中国文学史有了“农民诗人”的名字。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他们获得了不同的历史评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临潼农村的赛诗会。任永健
诗言志——散发着烟火、泥土和生命气息的农民诗人
人们常说“诗言志”，或说“歌以咏志”。萌发于春秋时期的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就凸显着诗的这一本质特征。喜怒哀乐，人们都用诗歌来表达。
常智奇认为，自古以来，中国诗歌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两种样态，也可以看为两条“长线”。一种是多用典故，讲求修辞的华丽，诗境的高古，比如李商隐、柳永。
另一条就是《诗经》里的精华《国风》民歌，崇尚自然，流畅真挚，直抒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而这后一条道路，正是从民间汲取营养的——“农民诗歌”也源于此。
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形势影响着文艺创作。1958年4月，被誉为“新民歌运动”的农民诗歌创作运动开启，开始“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提出的口号甚至是“村村有诗人”。这在如今看来，确实有“浮夸”、“跃进”的成分在，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形态。临潼诗人王老九等一批农民诗人，就是由此备受追捧，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只是，今人在时过境迁的氛围里，说起当年的王老九们，往往以为他们的“诗”不过是政治环境下的历史产物，甚至不是诗，是顺口溜，是一种口号。常智奇以为，这是一种偏见，“评价农民诗人及农民诗歌，必须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时代。”
“一颗珍珠土内埋，满身光彩难出来，一声炸雷天地动，挤出土来把花开。”这是王老九1949年写的一首诗。常智奇评价说，这首短诗只有四句，自然、流畅、简洁、明快，是古体诗的节奏和民谣的情绪表达的完美结合，一出手，就把王老九推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
“像王老九一样，那个时代的农民诗人，从曾经吃不饱的旧社会进入阳光新生活，发自内心地充满喜悦，他的感情是真挚的，创作的诗歌自然有一种向上的朝气。”常智奇说，王老九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王老九和他的诗就像土地里的庄稼，自然而朴素，散发着一股烟火气、泥土气，以及庄稼汉的生命气息，“这就是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传统。”
&&文艺评论家常智奇
& & & 孙强
农民诗人的创作，是出于一种朴素真实的热情
说起农民诗人，83岁的中共陕西省委原秘书长何金铭老人，以19岁时的一段经历，来说明那个年代农民诗人特有的“诗情”。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50年5月，从中央团校毕业后，何金铭被分配到西北新青年报社做记者，经常下乡采访。他从小喜欢文学，一次，看到陕西三原农民诗人谢茂公，写了个宣传新婚姻法的快板诗《秀女结婚》。这是一个农村青年反对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何金铭就把这首诗背了个滚瓜烂熟。有次，他到当时的宝鸡县贾村塬采访，在火车上，他就站在通道里，打起竹板，说起了快板诗《秀女结婚》。
“秀女今年十七八，她大给娃说下家……”已经过去64年了，何金铭还记得这首农民诗歌，“‘大’是爸爸，‘下家’是婆家。这首快板诗用的都是关中方言，说的又是关中人熟悉的故事，乘客们一下涌过来听，把车厢堵严实了，一阵鼓掌。”
到了贾村塬，正好乡里“过会”呢，十里八乡的乡党们都来听戏。还没开演时，19岁的何金铭又跳到戏台上，说，乡亲们，我先给大家说段快板诗吧。就又说起来。何金铭说着一口正宗秦腔，诗人谢茂公那生动有趣的语言，一下子就把乡亲们吸引住了。快板说完，一阵叫好。
何金铭在他所著的《宝鸡峡》一书中，专门写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和诗歌。对于大多数诗作者来说，是出于一种朴素真实的热情，想要改变面貌。而最能充分反映这种情形的文学体裁就是民谣——农民诗歌。因此，陕西著名的《我来了》，当时被文坛誉为“无论在思想性或艺术性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是六亿五千万人民英雄的声音”。
这些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就像那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一样，现今有些人不太理解当时的情形，以为那种拼命苦干，是报纸的虚假报道，其实，“这其中也有许多真人真事真感情。”
只是这种热情，在当时被鼓吹、渲染到狂热的地步。当头脑发热，热到发昏时，科学、实际，都不顾了。有些农民诗歌，也夸张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葆有朴素情感的农民诗人，难免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农民诗人的价值所在——他们的经历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历史细节
除了老干部的身份，何金铭还是位作家。2009年，中国作家协会向他颁发了一张“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的荣誉证书，褒扬他“对新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
何金铭认为，如果没有当年的亲身经历，可能不太好理解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诗人和民歌民谣，“当时的农民迫切盼望着建设家园，比如解决缺水的问题，兴修水利的热情如火山爆发，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歌颂水利的诗歌创作，也在情理之中。”
在《宝鸡峡》书中，何金铭引述了多首当年的农民诗歌，比如《我们擒住千条龙》：人人都说愚公行，我们还比愚公能；愚公只移山一座，我们劈开万丛岭。人人都说武松行，我们还比武松能；武松只打一只虎，我们擒住千条龙。
还有《一下挖到水晶殿》：铁镢头，二斤半，一下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就打颤，就作揖，就许愿，“交水，交水，我照办。”
当时，这样的作品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何金铭认为有些诗“颇富诗情画意”，比如由诗刊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载有北京昌平区的《龙王爷走了》和四川南溪的《社员更比张飞猛》两首——
《龙王爷走了》：龙王爷走了，水也有了！土地爷没了，地也肥了！灶王爷滚蛋了，人也吃饱饭了！
《社员更比张飞猛》：长坂坡前张飞吼，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江水上山头。
由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8月第一版），有一首署名为“三原县渠岸乡二社廖文奎”的陕西农民诗歌《思想解放了》，也曾誉满全国——指标呀！指标！昨天看到你，似乎有些高；今天看到你，实在太低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只一条：学了总路线，思想解放了。
这些诗现在看起来也很有趣，体现着那个年代真实的历史细节，不可无视。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来看，常智奇认为这些农民诗歌，“是从广大农民的爱好、情趣、欣赏习惯出发，吸收民间文学以及百姓的口头语言，融化在诗风里，体现着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是时代变迁的“痕迹”
怎样理解那个年代的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在当时就有不一样的观点。
当年，整个社会被卷入“大跃进”的氛围中，文艺界也不例外，号称“全民办文艺”。其中，影响最大的正是被称为“农民诗歌”的新民歌运动。1958年，郭沫若在回答《民间文学》编辑部提问时，对新民歌大唱赞歌。当时中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号召文艺界成为一支“采风大军”。次年，两人还共同署名，从全国大量的农民诗歌中选了260首，编印了一本《红旗歌谣》，颇具影响。这本歌谣分为四类，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直到1979年，此书还再版重印。
有关数据显示，“大跃进”期间，全国选印的民歌集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
《红旗歌谣》前言中说，“新民歌是劳动群众的自由创作，他们的真实情感的抒写。表达了劳动人民要与天公试比高，要向地球开战的壮志雄心。”现今再读这些话，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当年，诗人何其芳曾不合潮流地提出：“民歌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何其芳认为，新民歌也许可以简单明了，但却远远不能反映日益丰富的现代生活和人们复杂深刻的感情。这篇文章引发了民歌是否成为新诗主流的争论，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与他展开辩论。
作家聂绀弩也记录过1959年他在北大荒农场当右派劳动时写诗的情景。“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做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个李白、杜甫，多少个鲁迅、郭沫若。”
聂绀弩写下一首诗：整日田间力已疲，下工回屋事新奇。解衣磅礴床头坐，万烛齐明共写诗。人物风流最此时，江山至美古无之，
社会主义歌难尽，一夜须吟万首诗。
时过境迁。农民诗人与农民诗歌，成为时代变迁一道深深的刻痕。
人民网《“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兴衰历程》中说，1960年，这一人人写诗的运动渐渐偃旗息鼓。毕竟，“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这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0年10月，陕西省农民诗歌学会出版了《陕西农民诗歌六十年》。颇有趣的是，该书在相关表达时不说“诗人”，而是说“诗歌作者”。“目前，陕西农村有农民诗歌作者3千余人，骨干作者600余人，是陕西农民诗歌的生力军，是王老九诗歌的传承人。”仅在陕西就有临潼的王老九诗社、骊山诗社，汉中的农二哥诗社等等。
学者刘荣庆认为，中国农民诗歌60多年最大的艺术缺陷，是将诗歌与宣传、诗歌与新闻混为一谈，有的作品充斥宣传味与政治口号，走“廊庙诗”的路子。但王老九等农民诗人的作品，爽朗明快，雅俗共赏。
陕西省诗词学会副会长、诗人商子秦认为，诗歌之根在民间，写诗就要学王老九。王老九的诗，源自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农民的喜怒哀乐，诗句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繁缛的用典，就是大白话，风趣幽默，融入了民间传说、谚语、谜语、对联等多个民间文艺的形式和内容，富有生活气息，通俗生动，为农民所接受，丰富了农民的精神生活，老百姓爱读。
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好诗有生活，关注民生，追求梦想。今古皆同。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5-1-26
华商报 A16&
台北有个阳明山，山顶有一座墓园，墓碑朝向海峡，大陆依稀在望。
整整五十年了，于右任先生怀着无尽的乡愁长眠于此。空余那首著名的遗歌在世间传诵——“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2014年岁末，于右任先生故乡陕西的<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mso-fareast-font-family:楷体_GB2312; color:#余名乡党，首次带着泾阳故里的土、泾河渭河的水，还有家乡的特产蓼花糖、西凤酒、茯砖茶，来到阳明山上祭慰髯翁。
“这一趟，我们来得并不容易。这一湾浅浅的海峡，当年是于右任先生难以逾越的生死线。历史曲曲折折，让我们等了半个世纪……”
撒一把故乡的土 泼一抔泾渭的水
陕西乡党50年首跨海峡祭髯翁
“爷爷！我们来看你老人家了！”
当于媛女士声音略带颤抖地说出这句话时，周遭显得更为寂静了。濛濛雨雾笼罩了莽莽青山。山很高，西北望长安，海天之间，苍茫一片。
这里是台北25公里外的阳明山，海拔800余米的大屯山顶。50年前，86岁的于右任先生辞世，临终前在日记里写下：“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山要最高者。”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年后的2014年岁末，60余名陕西乡党带着故乡的水、土和特产，涉过海峡，登上高山，来到于公的青冢前，一声秦腔，一把黄土，一支高香，一杯浊酒，还有一个深深的鞠躬叩首，祭奠孤零零长眠在此的老乡于右任。
“右老！你在天有灵，可曾感知！”
至今未能实现的遗愿：“十年后，子孙将我与老夫人合葬”
台北的冬季有好几年不曾这么冷了。当地人说，前些时候一直不下雨，若是有了雨，会更冷，湿寒难耐。2014年12月16日，天气预报最低温度8&#8451;，有微微的北风。上午10时，就在众人登上阳明山的那一刻，小雨果然飘零而至。雨雾很快染湿了山体植被，沾满众人的衣襟。
于媛觉得冷极了，心里却按捺不住一股热流在激荡。年初，她就筹划着这桩沉甸甸的大事。久久期盼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
于媛是于右任的侄孙女，从小生活在西安南门里的书院门52号。现在这里是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于媛是馆长。当年，她的祖父于孝先置办了这座三进的四合院，比于孝先大两岁的兄长于右任也曾在此常住。1949年，于右任去了台湾，夫人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留在西安，就住在这里。于媛自小就像老人的拐杖，“我婆走到哪，我就搀着她跟到哪。”
在于媛的记忆深处有幅刻痕般的画面：高老夫人总是坐在大宅门左边的那个青石墩上，把头扭向路口张望。于媛问，婆你看啥呢。老夫人就说，你大爷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过一两年就回来了。有时，老人会对着虚空轻声念叨：你不是给我说，过两年就回来吗？为啥还不回来？久而久之，老人常坐的那方青石墩磨得像绸缎一样光滑，她不坐时，别人谁也不敢坐了。
忽忽五十年。于右任没能回来。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64年，于右任在台北病逝。临终前，他在日记和遗诗中写下一串载满乡愁的句子：“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我想葬在高山上，及今思之，如大太太何。不如说十年后非我子孙将我俩合葬。”
老翁的遗愿至今没能实现。作为于氏后人，于媛一直想为右老做些什么。于媛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没有见过这位伯祖父。及至年长，她读了于右任的诗，了解这位先祖的人生经历，常常不能自已。
在于媛心中，于右任早已超越了家族亲人，是须仰视的一代伟人。从青年时“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到投身辛亥革命、创建共和，最终遗歌“望大陆”，于右任“满满的都是忧国忧民、爱国爱乡、期盼统一的赤子情怀，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这些年来，于媛编纂了于右任多部书籍画册，传播一时。2004年，于媛策展，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于右任《望大陆》诗作公开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使得这首震撼中华民族的诗作在海内外传诵更广。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是于右任诞辰135周年暨逝世50周年。10月，于右任《望大陆》诗的日记真迹手稿，首次回到诗人的故乡陕西，魂归故里，观者如潮。在与两岸政界、侨界及友人的往来交流中，于媛萌发了一个念头：既然右老未能归葬故里，就把故乡的一抔黄土撒在他的坟冢上，以慰逝者绵绵的乡愁。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11月5日。西安建国路。陕西省政协会议室。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贤达50余人相聚回顾于右任先生豪壮的一生，以及他在文化、教育、水利、书法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座谈会只开了短短一个上午，却由此拉开了海峡两岸系列纪念活动的序幕。
一份普通而珍贵的供品——取自故乡、黄帝陵、杨凌的水、土、五谷
世人都知道于右任是陕西三原人。1879年，他出生在三原西关的一个农民家庭。如今，三间老屋仍在，老炕和书房还是当年模样，多次出现在于右任诗词中的那株老槐树亭亭如盖。
其实，于右任祖籍泾阳，当地人提起他常说“斗口于家”。斗口，是个地名。“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过后，于右任曾在此创办了陕西最早的农林业生产试验基地——斗口农场。他请人种麦植棉，向农民免费传授农耕新技术，低价供应良种，还栽了好些果树。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10月，于右任三子于中令先生在西安曾向记者回忆，于右任晚年在台湾，每每吃水果时，就会想起斗口农场。老先生说，哪里的水果都没有斗口农场的好吃。
当年，于右任甚至为斗口农场立了一份遗嘱，“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我去世后，本场即行奉归公家，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这块遗嘱碑至今还保存在农场——现在属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个农业试验站。
于媛把即将撒在伯祖父坟冢上的第一份土就选在了斗口，这是于家祖地，又是老人当年倾注了心血的地方，意义非凡。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11月10日。于右任逝世50周年纪念日。泾阳各界近百人齐聚斗口。敬香祭奠之后，村里一名长者将取自此地的祖土装进一个提篮式的小木匣里，郑重地交给于右任的曾侄孙于鸿钧、于鸿彬手中。于鸿钧几人用一块黄绢仔细包裹了小木匣，说，和咱的乡亲一块，把这抔土送到台湾去。
第二份土取自黄帝陵所在的桥山。黄帝陵上的土是不能随意挖取的。在黄陵县有关方面的协调下，11月22日，于公后人及爱戴者数十人，在黄帝陵前祭祀如仪，鞠躬祈告；于媛等后裔被特许在桥山的一棵柏树下双手掬了几捧土，装入黄绢袋中。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月7日，一行人又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3号教学楼前的于右任雕像广场，校方将一盒在杨凌生长的五谷样本郑重地交给于公后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当年，于右任先生选定在武功县张家岗——即如今的杨凌创办该校。传说后稷于此教民稼穑。于右任在此地建立农校，纪念农业始祖哺育炎黄子孙。如今，取了杨凌的五谷，献给于公，颇具深意。
当日下午，一行人马不停蹄，来到西安北郊泾河渭河分明之处取水。众人在渭河边摆上一方小小的香案，献上鲜花时蔬，一番告祭，分别取了清清的泾水、浊浊的渭水。几天后，他们又驱车赶到汉中洋县，取了一瓶汉江之水。
台湾中华于右任研究会会长赖灿贤先生专程来陕，与于氏后人全程参与了取水、取土活动，并在于氏祖屋灵前焚香致敬。文化学者、西安阳羡创意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薛平，一连写出几篇告慰于公的祭文，每到一地取水土处，就用陕西方言朗声告慰髯翁：“北风萧瑟，寒林肃然。祭我农神，拜我于公。”“我等后人，祖德感召。集掬乡土，五谷薄醪。”“悠悠渭水，滋我秦川。欲携渭水往，洒泪浇玉山……”
“这是咱老家的土，你闻一闻熟悉的乡土味儿吧……”
玉山是台湾最高的山，主峰海拔3900余米。于右任晚年多次说过，“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还说，“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但最终，于右任未能归葬玉山。于右任逝世后，他在台湾的遗属亲友反复琢磨其遗愿真义，寻觅勘察了七星山、观音山等地，后来选定台北阳明山光明里海拔800多米的“巴拉卡”，作为墓地。当地人步行至此须登山160余步，闽南语“百六脚”读为“巴拉卡”，因此得名。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12月15日深夜11时许，来自陕西西安、三原、泾阳等地的60余名乡党抵达台北。次日一早，众人齐聚阳明山于右任先生墓园谒陵。但见此地林峦青翠，背倚群峰，左为支脉，右为支峰，被称作“青龙抬头，白虎伏首”，山环水抱，俨然福地。尤其是前临一道山谷，迤逦而去，远眺台湾海峡，中原河山遥遥在望，气势颇为雄浑。
从公路边登上墓园，共140余级青石台阶。第一层矗立着10米高的华表，正面山体上镶着各为一米见方的6块大理石，上刻“于右任先生墓”，是集王羲之行楷。字本鎏金，岁月侵蚀，有些斑驳了。拾级而上，二重台的后壁上嵌着大理石长碑，刻有于右任墓表，系国民党元老张群撰文。再由两侧台阶登上三重台，右侧有座双层六角亭，匾上“仰止亭”三字为孙科所书。
三重台上正是于右任墓冢。圆冢高近两米，直径4米有余，青石垒砌，冢土高耸，绿苔依依。冢前立着一壁厚重的墓碑，朝向西北，碑上刻有纪年及“监察院院长于公右任之墓”，落款“蒋中正敬题”。碑前一条石案，左右各置一尊一人高的石鼎，墓后护坡嵌有一块大理石，刻着蒋介石的挽书“耆德元勋”。青藤缠绕，岁月悠悠。
于氏在大陆的后裔及乡党人人佩着一条黄绢绶带，缓步登临，来到于公墓前，不由垂手肃立，一时无语。有人掏出手机，拍照留念。于媛等人则手捧黄白菊花，点燃香蜡纸表，又将花果时蔬，以及从陕西带来的西凤酒、太白酒、三原蓼花糖、泾阳茯砖茶，还有杨凌的五谷，一一敬献。
陕西各界人士代表团依次打出了红底黄字的旗帜，阵列于墓前。分别为辛亥革命后裔陕西联谊会、陕西省新闻书画家协会、陕西古代音乐文化研究院、中华李仪祉研究会筹委会、西安易俗社、西安阿宫腔研究会、《辛亥百年陕西纪念文集》编委会等代表团，还有泾阳、三原于氏后裔亲友及乡党代表团。台湾中华于右任研究会同仁亲友也肃立在于公墓前。祭奠者手持白菊，依次献于冢上。
默哀，焚香，献花，奠酒，鞠躬，叩首，宣读祭文……祭奠全程行礼如仪，庄重而肃穆。
陕西各界代表团团长、辛亥革命后裔陕西联谊会会长于媛及于鸿钧、于鸿彬三人，端出黄绢里的故乡土、桥山土，拌一把花瓣，捧一抔黄土，绕着墓冢一边走，一边轻轻扬撒在坟头。青冢上旋即腾起一团黄色的土雾，又被雨水打湿，与原先深色的冢土融为一体。接着，几人把三瓶分别来自渭河、泾河、汉江的水，逐一洒下。
后来，于媛说，撒土洒水的那一刻，她在心中默念：“爷，这是咱老家的土，这是咱故乡的水，你闻一闻熟悉的乡土味儿，感知来自故乡的水温吧……”
秦腔、阿宫腔献祭髯翁，阳明山上余音萦绕
雨雾升腾，氤氲的水汽渐渐浮满山间，于公墓园弥散着一股浓郁的伤情。静谧中，陡然飘来一曲幽幽的悲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是秦腔，是久违了的秦之声。当年，于右任曾扶助西安易俗社，并亲笔题匾。此刻，易俗社社长、国家一级演员惠敏莉面朝青冢，缓缓地唱起了秦腔《望大陆》。小小的随身播音器效果并不好，却平添了几分愁绪。凄婉激越的秦腔曲调如泣如诉，摄人魂魄，久久萦绕在墓园上空，闻者无不动容。
一曲歌罢，国家一级演员、秦腔“女小生”陈淑玲再献一曲。她的唱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被誉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富平阿宫腔：“台湾高山缅髯翁，爱国忧民胆碧红……阿里山畔唱阿宫，终南云巅吟秦声。千山万水隔不断，秦腔秦韵乡党情……”
这场五十年来规模盛大的追思祭奠在雨雾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此次纪念活动组委会秘书长赵西斌主持家祭、乡祭，陕西各界代表团团长孟西安主持公祭。辛亥革命先贤汪晴江先生外孙李铠、李仪祉先生嫡孙李晑等人也以乡礼致祭，三叩九拜，每每伏于墓地，任由衣襟沾湿。来自泾阳、三原的乡党们一一奠酒，浓香的酒气伴随着袅袅烟雾弥漫在阳明山上。
谒陵礼毕，天空骤然放晴，一时天朗气清，乡党们精神为之一振。人民日报原陕西记者站站长、陕西省新闻书画家协会主席孟西安当即吟咏一首长诗：“冬雨落地泪沾襟，天地动容人动情……敬天敬地两杯酒，同根同祖一脉承。”
陕西乡党来台湾，同根同祖的同胞岂不欢欣。当晚，台湾中华于右任研究会在台北举行欢迎晚宴，台湾各界人士数百人云集。中华于右任研究会与辛亥革命后裔陕西联谊会举办《辛亥百年陕西纪念文集》首发仪式，一套六卷的厚书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这部文集的主要编撰者之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应超说，这是向辛亥革命先贤于右任诸位先生致敬。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洪秀柱、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原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理事长简汉生出席晚宴并接受了赠书。
洪秀柱即席讲话，她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是海峡两岸共同的“资产”，“稳定、发展、和平、交流，应是让老先生安慰的事”。她现场吟诵了于右任的《望大陆》诗，说，“老先生如果天上有知，知道两岸关系今非昔比，心里一定很多感慨，不用‘痛哭’了。”洪秀柱认为在台湾开展纪念活动，让大家认识右老，非常有意义。“因为台湾的年轻一代，对于右任不是很熟悉了。”
两岸同胞相聚，晚宴气氛融洽。洪秀柱乘兴讲起一桩趣事：中华于右任研究会会长赖灿贤曾向洪秀柱介绍于媛，问，你知道她是谁吗。洪秀柱说，知道啊，你的夫人啊。赖灿贤说，看来你不知道她是谁——她是于右任老先生的侄孙女啊。洪秀柱颇为惊讶，说，真不得了。她和赖灿贤开玩笑，你的身份多了一个字：于右任老先生的侄孙女婿，真是两岸一家亲啊。
两岸同胞共祭&
髯翁“一定欣慰”
海峡两岸高规格联手一同纪念于右任，是此次纪念活动与往年不同的地方。两岸政界、侨界以及文化、教育、传媒、艺术和商界等社会各界人士，都以各种形式深度参与追思活动。
<span STYLE="font-size:12.0line-height:150%;font-family:宋体;color:#14年12月17日上午，正在台湾参访的陕西省政协主席马中平，率陕西省文化经贸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纪念活动。马中平观看了于右任晚年在台湾的书法真迹，以及陕西乡党带来的右老当年为泾惠渠治水的工程图纸、用过的笔墨等文物。
此前，台北还展出了约200件于右任书法、日记及遗物。最大的亮点，是由日本收藏家西出义心先生珍藏的于右任钢笔日记手稿《望大陆》。这份珍贵的真迹，刚刚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展出。
台湾中华侨联总会和台湾中华于右任研究会，还于12月17日上午在台北举行了纪念大会暨两岸学术座谈会。会场入口处的一幅对联“心怀天下高风亮节百代楷模，民族复兴功懋德勋两岸共仰”，引起两岸数百名与会者共鸣。现场的大屏幕播放着一段20分钟的视频，向台湾各界友人展现于氏后裔取水、取土，以及在陕西举行纪念活动的情况。视频中，94岁高龄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也回忆了与于右任的忘年交。
中国国民党代理主席吴敦义说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纪念活动，感佩右老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贡献。他用“当代草圣、高风亮节、端肃政风、国之纲臣”16字表达他对于右任先生的敬意。吴敦义说，右老担任监察院长时立下清廉政风的榜样，一生不置私产，以身作则，树立了御史大夫的良好风范。
吴敦义向来自陕西的同胞问好。他说，追思右老，心灵上会有一种丰收的感觉。“两岸从过去好多年的冲撞、对立，发展到近年来在‘九二共识’和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和平、稳定、发展，人民进行经贸、文化、教育、观光旅游的沟通交流。我相信，如果右老现在看到，一定会感到欣慰。”
座谈会上，91岁高龄的台湾陕西同乡会秘书长张佐鹏老人，回忆了与于右任先生的交往。他一开口就是“秦腔”：“我是旬邑人。”“旬”字发音为“s&n”，在场的陕西乡党们都会心一笑。
首次策划联合两岸共同举办纪念活动，于媛女士感慨万千：“我们总是与于右任先生不期而遇。五十年来，他曾创办的学校、兴办的水利设施，依然在家乡的土地上福惠人民；他的诗作、书法、传奇故事，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依然充盈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一趟，我们来得并不容易。”于媛说，“这一湾浅浅的海峡，当年是于右任先生难以逾越的生死线。历史曲曲折折，让我们一直等了半个世纪，才得以带着老人晚年朝思暮想的家乡的土、家乡的水而来……”
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赖灿贤先生说，我和于媛的家就是“两岸和平统一”。
&以上彩照均为孙强摄，黑白照片于氏后人提供
华商报 B6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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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逆雷的二〇一四年
這一年是跟老漢們賽跑。他們跑得太快了。攆都攆不上。越到年底這種感覺越深。好在還是追上了幾位，邊跑邊抓緊著問幾句話，囫圇著聽了一些故事，瞎好寫就幾篇文字，才不是虛度了光陰。
&一月。鎮安。旬陽。
這一年是從↑這張圖開始的。冥冥之際，它定下了全年的基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逃是逃不脫的。
首輔出巡，途經域內，真理國字號辦公室定下個調調，要兩個素質都過硬的跟訪，這正是說洒家麼。這號事在胖子那裡以為是喇叭花，人不知而不慍，又好計較什麼，好處是近距離看到七點電視見不到的趣事。
擱過去，這些事是要寫進手札的，一年攢上個八萬字，現在不，巋然精進，變革和機巧，是把它們都寫進了公開的文字里。譬如吃糖，賣辣子，被收起來的福字，於細微處見好玩，見數千年已降國民之順之奴之愚之忠之可慨之可歎。奈何。圖片的偉大是不著一字盡得咂摸。
三月。渭南。
認識↑這老先生有兩年了。是偶然在一段錄像上見了，居然按捺不住很有些激動。從業十五年，沒有一個人物像這老漢，油生欲罷不能的興趣，哪怕不公差，也要會會的。神望一半年，終於得晤真人。最終圖拍了稿子做了，留下餘響綿延。任何時代都是小人物更有價值。以及得見大人物的另一面——如果可能的話。可惜，世事往往是，皇帝老兒的馬也會刻成石頭遺留千年，血肉活人則碾作塵泥。這亦是為何近年來致力於此，不為所謂指揮棒所動，只是平心靜氣，愈奮愈勇而已。若能兩相照應，皆大歡喜。
三月。甘孜。
&這個月還去了高原。又是真理部在召喚。以為到溜溜的山上跑馬春個遊，哪裡曉得四千米高山上去就幾乎一整天。也因此見證/感喟中國浩大，太息民生之多艱。人是非常卑微的動物，內裡又極其強大。↑向老阿媽致以敬意。文以六字真言起句，嗡瑪呢唄咪哞。又以直言私語收尾，嗡瑪呢唄咪哞。
四月。西安。
&去翻故紙堆。以往還稍作辯論，而今累了，埋首自顧，也沒閑時間多言。故紙堆少有人翻。忙忙人生鬼吹火，翻的是手機屏，十五分鐘一間隔，劃一下，再劃幾下，宇宙太空，奏折紛至沓來，事事無所不知，卻也囫圇吞棗，端的是事事不知，哪裡還有零碎時光瞥一眼故紙堆。
那麼，我去。
嗯，我去。
試圖讀懂當下，故紙堆有答案。↑尤其是一個人悠悠的一生，到他快一百歲了，還念叨父親，保存著老父的墨跡，↓活色生香，溫婉可人，是歲月苦中作樂的愜意和閒適，以及無數個體命運卑微被忽視的扭變。每每沉浸其中，渾然不覺外界打打殺殺，恍然一悟，今古皆同。又及，這次是「欽點」的哦。唯不以物喜。
&五月。西安。
&剛從山裡歸來那年，偶然得到一本書。一奇。為生者做傳，這是不多見的。也因其人特殊，等到蓋棺時方能定論，未免殘忍。此奇之一。二，兩老者作序，直言不公正遭遇云云，頗為罕見，再則欲言又止/點到為止，未與說破，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反倒勾起探究之慾了。
溝通屢次，終入深宅大院。堂堂書記，泯然一老人矣。謝謝你來看我哦。他吃著麻花，說。本想坐坐就走，只聽要問什麼你說，咱們拉拉。於是察言觀色提了倆問題。一個以後說，一個不好說。↑這是老人在書上簽名，一橫沒畫出，遂作罷。
數千字成稿未發，平台左顧右盼，或可理解，可歎世事無常。而今還在院中，祈禱少些病痛之苦，緩緩恢復。或有一日，再說究竟了。可歎。
六月。北京。
這次故紙堆鉆得勁大了。時間緊、人物多、要求高。活是接了，未免忐忑。一入宮門身心寂然，唉，老大帝國，怒其不爭哀其不幸，徒喚奈何。↑不說也罷。
七月。旬邑。
或許這是而今「爭議」最突出的一稿。人不知而不慍，何必求全責備。這幾年安步以當車，新聞審查「柏」，罵蔣進攻「奚」，五一六的「權」，三綫挖洞「風」，以及此番的整風「爺」，之後的早春驚雷「胡」。長安回望，山門次第洞開，不禁慨然而歡喜。
是想碰一碰。其實不容易。
如五爺事，其實暗合與十一世相關，也是有趣了。怎麼讀懂中國，這便是。過往與現實。↑
八月。西安。安康。
如見耀邦。↑自以為逮住了老漢的神情。
也有遺憾。此會中見將軍之女。或為老人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活動。此前還曾為南方媒體訪問聯繫，又見證婚人張秀山回憶錄，暗忖以此為由見見聊聊，卻終於聽聞去世的消息。百餘天忽忽而過，不知忙個什麼。又及，成教授屢屢言及白玉潔老人，兩年不動靜，打探時已在醫院，終於離去，可歎。自當緊迫。
↑無意于前台發現一封五月來信。原來老者一直在等。旋即赴臨潼拜訪。趣聞在在。老人都是財富，活成「精」「褒義詞」了。
九月。高陵。
這一次得窺一眾骨灰盒。無數史料里的名字，化為面前小小一匣。從來是榮譽稱號，其後也有喧囂。一歎。
十月。西安。
前年自山中歸來，漸漸各頭綫索匯聚，若干故事竟也交集層疊。余生也晚，不曾料那些與鄙有何干係，而今清晰浮現。祖父口中的于右任國共大人物名字，↑儼然佇立面前。↓我何其幸，做一個安靜聽故事的人，得見歷史些微的真相。
十一月。臨潼。安康。
這年去了三次安康。故鄉土，心安妥。見者以為那紅皮蘿卜是佛陀少破的。一笑。
還是聽故事去了。運動與歷史洪流滾滾，人如草芥，泥沙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