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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家 张肇铭 记“武昌艺专”——唐粹盦、唐一禾兄弟的奋斗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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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湖北武汉人。擅长中国画。1923年毕业于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7年任私立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国画教师。1928年任该校校董，为湖北艺术团体梅社社员。40年代曾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0年任中国美术家 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委。1962年任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湖北省人民 ..　　1974年4月里，我从一份杂志上读到画家郭道正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武昌艺专》。“武昌艺专&四个字顿时在我脑海里爆开了一阵火花，挑起不绝如缕的往事。读完那篇文后，我便赶着写了一封信，托该杂志社转寄给郭先生，请他将武昌艺专在台北校友的近况告诉我。不多久，我就和画家徐莹女士取得了联系，见面晤谈之下，才知道我们就住在同一社区。徐女士笑说，为何许多年以来，竟没有在街上碰到我。当年徐女士绮年玉貌，我不过是十几岁的黄毛丫头，如今，我也已经是祖母辈的人了，不要说是走在街上，就是坐在一桌上吃饭，如果不谈起来，也不见得就认得出来呀。这话说起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和徐莹女士谈起往事，她希望我能够把武昌艺专在武昌建校，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县复校，以及胜利后在汉口再复校的经过写成一篇记录性的小史，以为纪念。　　我从徐女士处取得有关资料之后，就正逢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推出“当代中国小说大展&，我在上班，晚上则写小说评论，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开始另一个课题，得到徐女士与郭先生二位的谅解之后，我便把这件事暂时搁置下来。3月下旬，小说评论告结束，我便立即开始阅读关于武昌艺专的资料。当我翻开一本小册子，在第一页，就读到唐氏昆仲31年以前在四川江津到重庆之间的小南海急滩乘船遇难的事，日子是3月24日，我心中忽有所触，仔细一想，原来当天正巧便是3月24日，莫非是唐校长和唐先生在冥冥之中，予我以督促？　　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避难到四川江津县的小镇德感坝，筑屋居住于畔的堤岸上。从江津县乘渡船过江上了堤岸之后，约步行三十余分钟的山坡路，便到山顶的李氏宗祠，再上53级石梯，便到达李氏家祠的正门，那便是武昌艺专的所在地。我记得，武昌艺专的通讯地址是：江津县德感坝53梯；而我家便是：德感坝江边陈宅。　　四川人喜欢坐茶馆，避难来的“下江人&入境随俗，也爱到茶馆去会友。在茶馆里一坐，无论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在一杯茶里谈出交情来。尤其“同是天涯避难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下江&来的，一开口就又听出乡音。武昌艺专从武昌迁到四川复校的初期，学生大半都是随学校一同入川的湖北人，因此，家父在喝茶的时候，认识了许多艺专的学生，而武昌艺专又是一个大家庭式的学校，于是，家父、家兄便同唐义精、兄弟二位自自然然地成了朋友，而我也成了53梯的常客。武昌艺专的教授带着学生外出写生，郊游野餐，路过我家，必邀我同往，我和徐莹女士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有一次，大家到对岸的橘子林去野餐，我们那时候的野餐不是带干粮，而是像童子军一般地把生的弄熟了吃，而且饭是饭，菜是菜的。徐女士会生火，又会做菜，我和几位不会做菜的就下去到江边淘米、洗菜、打杂。饭前饭后，大家把橘子吃了个饱。回家途中，船摆渡到江中心，天忽然下，上了岸，就正好到我家里去避雨休息，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武昌艺专在四川的那一段时日，是既艰苦，且又极为多姿多彩，每一个流着汗爬过53梯的人都会永远记取一个教训：你只有爬到山顶之后，才更能享受俯看扬子江在山脚下流过，仰视白云在你头上浮游的美景。　　武昌艺专成立于1920年，由、徐子衍、张梦生和唐义精四位先生合力主持。最初的校名为“武昌美术学校&，连教室、办公室、教职员宿舍等，加起来一共只有四间屋子，两班学生加起来不过十几个人。这便是蒋兰圃校长的全部家当，也是教务主任唐义精先生的理想的一件幼苗。　　在那个时代，艺术教育，尤其是在思想相当保守的湖北省，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受到部分人士的歧视，这一伙“怪人&和“傻瓜&没有雄厚的财源作为后援，然而许许多多的困难都在唐先生“不管它&的口头禅里，奇迹般地获得了解决。　　只三四年之内，学校便办出了成绩，学生人数大增。原来的绘画科改为中学部，另外增设专门部，又向前北京教育部登记立案，改称为“美术专门学校&。　　1925年，校方向教育部争取得到水陆街提学使署旧址的官署作为新校址，从废墟上起宫殿，建立了一座东方式兼欧化的大厦，恢宏壮丽，成了令人注目的艺术之宫。学生人数更为激增，从10班加编为24班。那时候，穷学生固然多，富学生也不少，接送少爷小姐的包车常常列队成阵，也有的小姐过不惯团体生活，带着奶妈和仆人在学校附近赁屋而住上通学。　　1926年9月，革命军围攻武昌城，唐先生恰好因事阻隔于城外，设法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以恢复校务和课程。　　战乱平息之后，蒋兰圃先生礼贤敬才，卸却己职，将校长重任托付给唐先生之手。那次复校后，奉教部令，正式改名为“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分艺术、教育和绘画三组，附设高中和初中二部，学生人数达八百余人。那时候武汉区的中小学艺术课教师及政工艺术人员大半都出身于该校，或者短期受教于该校。想学艺术的，找艺术科教员的，都到武昌艺专来。　　1938年年初，抗日战争期间，在一次空袭之中，学校全部尽毁于日本飞机的盲目狂炸。事后唐校长望着一片断垣残柱瓦砾之场，私下里告友人说：“敌人可以摧毁我物质，但无法毁我精神，我抱定决心不让学生因此而失学。&几乎不加考虑地，他便立刻积极地进行迁校入川的种种计划。　　在当时入川交通困难以及经费无着的情形之下，迁校入川几乎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但是，唐校长“不管它&。那时期入川，有钱人坐飞机，其次乘轮船，武昌艺专没有钱，却有十几架庞大又娇弱的大钢琴和几百件大大小小，碰不得的石膏像，还有数百箱工艺系的木工全套机器和制图印刷机。唐校长先在宜都成立临时分校，数月之后，喘息稍定，雇了几艘木船和纤夫，唐校长和一群自愿随校入川的学生便押船溯江而上，在烈日之下，与激流搏斗了两个多月之久，终于到达四川重庆。　　返校的另一支队伍是由唐校长的五弟唐一禾教授和教务主任沈莲池先生带领乘船入川，物色复校的地点。他们看了不少的地方，最后决定以离开重庆水路160华里，江津县对岸德感坝3里处53梯的李氏宗祠作为校址。唐一禾教授为一极具远见的艺术家，他这一选择实在是武昌艺专师生数年享受美景的洞天福地。　　53梯远眺扬子江，看对岸江津县的房屋如同玩具，校舍掩映于茂林修竹之间，终年翠苍郁郁，山前山后又有清溪石壁之胜。我每次到武昌艺专去玩，上山的时候，走累了，便坐在山腰的石墩上歇脚，眺远处激流东去，聆琴音之声，我虽没有一份幸运成为艺术门内之学子，斯情斯景已足为我稍涤俗尘。当年，我曾希望专攻音乐，父兄虽然同唐校长、唐教授是朋友，可仍也不同意我把艺术当了学问做。虽然，我学了文学，但是艺术仍然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这份福佑可说完全是得之于武昌艺专（校长、教授、学生以及环境）的陶冶。在抗战期间，武昌艺专造就了不少艺术人才，如杨立光、二位皆属第一流画家，其他服务于总政治部，以及教育界的学生，皆有极优的表现。他们的成就不仅是艺事上的，而且也是行为与风范上的。所谓地灵人杰，与那一片美丽的小天地不无关系。　　1938年秋天，武昌艺专在四川江津正式复校，招生开学。那时候在大后方的艺术专科学校，除了迁移到昆明的国立艺专，私立的便只有武昌艺专。因此，在开学之初，苏州美专、上海美专以及杭州艺专，甚至于四川成都艺专的学生，都纷纷申请教育部分发到武昌艺专来借读。　　在53梯那几年的日子，可以说是有苦也有乐。居于乡野之地，没有电影可看，甚至于也没有收音机可听。平常忙着上课、写生、练琴；逢到假日，男学生们下山到镇上的茶馆去纯吃茶&绝不是今日所谓“纯吃茶&，女学生三五成群到德感坝去赶集（乡下人每三日到镇上来做买卖），边买买东西，边散心，看热闹；此外，喜静者读小说，爱动的人外出作游。唐一禾教授夫妇和张肇铭、平（教务主任）以及胡肇书（教美术史）各位先生，常常领头带着学生到邻近有山溪庙宇之胜的地方去消磨一整天。接近自然成了他们师生最大的消遣。　　在江津初期，武昌艺专那一群学生，或不修边幅，或奇装异服，男女同学经常作伴同游，使得比较保守的当地人为之侧目。一些因着误会引来的谣言曾经引起校方人士极大的困惑和不便。譬如说，用来素描的裸体石膏像被当地人认为是邪恶不洁之物；解剖教室内一副人体骨骼也引起了居民的惶惑。有一天，几个男学生在坟墓近旁拾回了两个骷髅头骨,拿到江边去冲洗干净之后，就抱回来作静物写生，这件事更使得这些“下江人&在当地人的眼里成了吃人不见血只见骨头的大怪物，于是连厨房里用来煮米蒸饭的大锅和大饭桶（大得合数人之围），在乡人绘声绘色的传说之中也连带地成了煮人肉煨汤的证物。有很长一段时期，当地人都不肯到学校来做工，生怕给吃掉了。后来，日子久了，流言也就不攻自破。　　那时期学校经费的，一方面靠教育部津贴流亡学生的贷金，另一方面靠本地学生缴学费。照道理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一来贷金常常不能按期发下来，二来唐校长无法拒绝学生的要求，有些学生没有资格领取教育部的贷金，可是却硬说交不出学费，向校长一诉说,校长就从来不说个“不&字，因此，学校的财务仍然变不过赤字。贷金一旦脱期，全校师生便濒临断炊的困境，唐校长便把自己家里的米拿出来应急，若逢到自己家里也开不了火，总务主任沈莲池先生便到收发处去翻本地“绅粮人家&的同学家中寄来的汇款单登记薄，然后便去找他们情商周转。遇到米粮缺乏的时际，学生们常常以山芋当餐。冬天的晚上，女学生们在宿舍里围炉煨一罐冰糖山芋便是最高的享受。　　比较起来，音乐组的学生学习生活更艰苦，每日时分，学声乐的人便站在山岗上吊嗓子；练琴的同学半夜三更还在一灯如豆的琴房里叮叮当当。从宿舍到琴房要走下那53梯石梯，那时既没有电灯，也没有手电筒，唯一的照亮就是掌一盏三根灯蕊的桐油灯，在夜风里忽明忽灭，一个人就这样子上上下下爬石梯，练完琴再回宿舍睡觉，在乡野之境，真得一份勇气与毅力。如果再加上刮风下雨，那就真正苦不堪言。有些胆子小的女同学常常只好将排在夜间的练琴时间白白地奉送给男同学。　　在53梯力撑的期间，唐校长负责校政，唐一禾教授主持西画组，张肇铭教授主持国画组，图工组及雕塑组由二位留日的教授分别主持，音乐组由姜西教授主持。教务主任为王道平先生，总务主任是沈莲池先生。除了不受日机空袭的骚扰，其他在抗战期间所受到的生活上的折磨，真是一言难尽，可以说是无一日没有难题出现，但是在大家同心合力之下，总能渡过。俗语所谓“年年难过年年过&，而当年武昌艺专的情形却是“日日难过日日过&，不但过了过去，而且有了成果。师生优良的成绩使得武昌艺专在大后方的艺术界及教育界具有了不容忽视的份量。　　武昌艺专的名气广传，学生人数更大形式地增加。1941年，校方为了适应实际上的需求，增设了5年专科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以使那些天赋艺术之才的学生们能够适时获得发展的机会。　　在这几年之中，武昌艺专虽然仍旧背负着财务上的包袱，但是却步伐稳定地从困难中求精求发展，具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1944年春天，唐校长和唐一禾教授一同由江津县乘轮船，到重庆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美术年会以及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江津到重庆之间唯一的交通，便是靠着小型轮船来往。江津县是一个颇为富庶的县份，本地富商绅粮人士，外地避难来此的有钱人，再加上国立第九中学、私立懿训女子中学，以及上游白沙的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国立师范学院，以及附属中学等校的学生，因此来往江津、重庆之间的旅客极多，这许多人都靠那一天才一班次的小轮船，因此超载便成了常事。有一年暑假，笔者随家父到重庆去玩，回江津途中，经过“小南海&，由载过重，轮船不能上溯，但闻喘气声而不见其动，后来，船长请一部分旅客上岸步行一段，以渡过难关。父亲和我，一老一少，行路稍慢，赶不上人群，望着该轮船一边鸣笛一边离岸加速行驶离去，只好以滑竿代步，半路上借宿一宵，次日将近午时方才到家。由此可见江行之艰难以及轮船公司办事服务态度之一斑。　　“小南海&为一险滩，该处两岸陡然变得狭窄，暗礁丛生，江中心孤立突出一座山崖，因此江水过流激湍，曾经造成多次覆舟惨祸。那一次唐氏兄弟遇难所乘的“民惠轮&，也是因为载客过量，楼上楼下的重量不平衡，上重下轻，难以控制，行经小南海的时候，舵者心慌意乱，竟用快车急舵，以至于船身倾斜过甚，乘客喧哗乱窜之下，整个船立即失去了重心，覆扣而沉。一代艺术家、教育家唐氏兄弟便饮恨永聆扬子江的呜咽。　　遇难的消息当日传到学校之后，师生及家属在惊慌失措之即展开行动。一部分人沿着两岸，在陆上寻访，希望他们或者在漂流之中遇救；另一部分人从事打捞工作。经过6天日夜不停地打捞搜寻，一无所获。所有的人已经到了身心憔悴的地步。第7天的清晨，数十家属、亲友以及师生，在船上望江嚎啕痛哭，以绝望的心情祭江，准备结束寻尸工作。说也奇怪，就在约摸一小时之内，3具尸体（另一位为总务主任沈莲池先生的公子）在同域内相继浮现，该处为离出事地点20余里的渔洞溪。唐校长面目如生，状甚安详；一禾教授则因挣扎过度（图营救兄长），膝肋破碎。家人抚尸痛哭之际，忽见二位眼皆血泪并流。当三具棺木运抵江津，全体在校师生穿孝哭迎于江岸，围观的市民无不落泪叹息。　　善后事告一结束之后，董事长贺国光先生召开临时紧急校会，议决由唐化夷先生（唐校长的四弟）暂时代理校长职务，实际的教务由张肇铭教授主持，未几，张先生正式就校长职，仍兼负责国画组，聘请周圭教授主持西画组，校友杨立光亦辞去了国立社教学院美术科的工作，回母校任职，共渡难关，继承一禾教授未尽之教案。一禾教授之另一高足刘一层，毕业之后一直留校服务。因此，一禾教授虽然去世，他一手栽植的艺术之树已经是成长得枝叶繁盛。教务主任由蒋兰圃先生的公子民先生担任，并兼雕塑课程。总务主任仍由沈莲池先生继续连任。　　从1944年遭变到抗战胜利之间那两年之中，武昌艺专虽然元气大伤，但是人人还是力图振作，努力不怠。　　胜利后，1946年夏，武昌艺专正式迁返汉口复课，临时校本部设在汉口市府东五路的一幢五层楼建筑中，另外由张校长主持的分部设立汉口郊区的“三元里&，该处为校董徐源泉先生的别墅，为一二层楼建筑，依山傍水，且有亭榭桥园之美。　　俗语说：“事在人为。&武昌艺专从成立时只有十几名学生的“破落户&，发展成八百多学生的宫殿学院；靠着自己的力量迁校入川，又能在大后方极端艰难的困境之中，毅然独立，成为全国第一流的私人学府。这一切卓超的成就不过只是因为有“人&在战战兢兢地而“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几个人又都是贫穷的硬汉子，自己既无钱，且又不屑于向人伸手募钱，但是，他们却成就了一番非钱莫办的事业&艺术教育。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性格、风范和情操，便不难于了解他们成功的原因之所在。　　唐粹盦先生，湖北武昌人，幼年丧父，排行老大，上有寡母，下有弟妹6人，家境十分拮据。他以公费读完普通师范学校之后，1914年、1915年间，开始在武昌城内一所小学教美术劳作，靠一份微薄的薪水来养活一家老小。全家8口住在武昌城外八铺街一间小药店内。他白天教别人家的子弟，晚上回来当自己的弟妹的老师，日后，他的弟妹们都受到高等教育，在社会上也各有建树。　　唐义精先生生性木讷，不善言辞，当了许多年校长，上得台讲起话来，仍是难以为继，不是手推眼镜，便是连声“所以所以&&&。在台下的时候，也极难听到他说话，偶尔与知交相聚，他就忽然变得话多起来，话题总是离不了“知行合一&。他把书上说的一切都认，硬是要一板一眼地照着去做。因此许多同学都称他“书呆子&，说他中了“阳明&毒。他似乎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和想不完的心事。有时候，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下，他忽然反而又变得轻松幽默起来。有一年岁终，要债的人盈门，全校师生都替他担心，如何应付这一年的难关。有些学生特别关切，看到他许久闭口无声，不见动静，怕他出了什么事，便从窗隙里偷窥。原来，桌上放一杯清水，他带着那付深度的近视眼镜，正在一张地把邮票弄湿，揭下来之后，又贴到集邮簿上去，似乎把整个世界都置诸脑后了。又有一回，两个女生吵架，吵得不可开交，找校长评理，他看看无法圆满解决，就板下面孔说道：“你们蓄这长的头发，那里像个女学生，我替你们剪了它。&说着就找剪刀，把这两位女学生吓得飞跑，再也不敢吵了。　　他办学校24年，没有一天脱离那个“穷&字，孔子虽是：“有教无类&，可还要收“束脩&，而唐校长对于学生则是“只要你肯学，缴费不缴费，我都收&。在抗战期间，有些随学校入川的流亡学生，无亲无靠，唐校长不但帮助他们向教育部领到教学贷金，而且还津贴学生，唐校长对教学所需要的器材工具总要求买最好的，像这样的做法，如不穷。　　唐校长不但穷，而且又不肯低头向社会人士去募捐。他的看法是：如果有人对艺术教育具有热忱，他们自自然然会资助办学，如果没有兴趣，我去求他们也是枉然无济于事。因此，人都笑他是一头信天翁，食物不送到口里，不吃，宁愿饿死在沙滩上。唐校长在武昌的时候，有夏白冬黑的中山服，到了四川之后，更索性成年穿一套青布中山服，一双布鞋，友人劝他穿得像个“校长&一些，以免被权贵人家的门房挡驾，他却说：“那么烦，遇着阔人家的门房，我可以不见他的主人。&社会上有多少个人肯捐钱给这样的硬汉子去办学呢？　　穷归穷，唐校长却总能够在穷中安然度过，他自也有他的穷办法。第一，他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使得别人愿意借钱给他，即使到期还不了钱，别人还是照样相信他，照样再借。学校附近的饮食店，以及伙食团经常购物的食品店、米粮店都慷慨赊账，从不讨取，他们知道唐校长一有了钱，一定就会还。第二，唐校长爱学校胜过爱家。1931年，武汉水灾，粮食供应不够,学校断炊，唐校长立即叫人把自己家里所有的米和菜蔬拿去学校，也不管自己的家小有无隔日之粮。1937年,敌机轰炸为祸，学校无足够经费筑防空壕，师生日夜不安，校长将他母亲的首饰变卖来凑足了钱，成全其事。因此，教授们一致相应，任职不计报酬，只要生活过得去就好，反正，他们一定会比唐校长的日子过得好得多就是。学生们毕了业，也愿意留校服务。因此，唐校长能够以最低的待遇请到最好的教师，试想，愿意受聘者都是重精神不重钱财的献力艺术之士，哪有不好好教学的？第三，学生当中那些有钱的受到校风的感染，莫不自动地解囊，为学校解决一时之急需。唐校长借着这三方面的力量，默默地耕耘这一片瘠地而竟能够丰收。自然湖北省一些有远见的名流如贺国光先生、徐源泉先生、马绍文先生、先生、曹浩森将军等皆慷慨协助，也替学校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唐校长从不去求助于富人，但是，若是有人自动有所捐助，他还是接受的。可是，对于某些具有条件的捐助，他却毫不考虑地予以拒绝。抗战前一年的夏天，汉口同仁医院院长籐田，因慕唐义精先生名，便多方面找关系相结交，声言艺术不分国界，日本政府愿意请他去访问。唐校长再三婉拒。籐田无奈，又许以高价购买武昌艺专所藏的墨迹，但必得先生在上面题词，书“广田大人&上款，先生连眼皮都不眨一眨地立即严词拒绝。　　唐校长在贫困中兴学，可以说是又穷又忙的了，而他却不因“穷&和忙耽误他对于学问的探讨。他攻国画，尤其精于大写意的鱼虾,笔墨极超脱。著有《艺术史绘画理论》《湖北画人辑略》以及《陕豫考古录》等书。他对于金石古物很有研究，学生们对于校长那几个玻璃窗里所陈列的残砖破瓦，古铜废铁一类的玩意儿，甚为不解，而校长却还把这些东西当了至宝锁起来，严禁乱动。1933年，他到去作考古之行。斯时土匪猖獗，出没无常，他身上只带了360文铜钱，他买了一些窝窝头，把灰布长衫脱下来做了干粮袋，背在肩上，攀山越野。有个地方叫做“鹞子翻身&，是两山中间一个最险的深涧，人拉着铁链到了越涧的时候，要顺着链势连人翻身跳过涧去，一个不准，人就掉落下悬崖。友人问他是否活得不耐烦，要到那里寻死去。他笑说：“不是寻死，一个事业的成功，是要拼性命去换的。&　　唐校长这句话并非只是说着好听，而是他一生坚定不渝的信念。在四川江津53梯，1941年春天，有一天下午，一群学生正在校前山坡上写生，忽然远远看到校长扶着一根带叶的竹竿，蹒跚地走上来。他那胖胖的身影，秃秃的脑袋，一袭永不改样的青布中山装，是学生们心目中的武训再世。只是此时却正好入画，学生们正个个忙着为他速写。忽然，他垂头倚仗而立，不走了。有些调皮的学生嚷道：“校长怕我们的功夫不到，停下来让我们画呢！&再看看，情形不对，校长一下子坐在地上，挣扎不起的样子。大家这才慌了，跑过去看个究竟。原来他从江津县办完公事回来，过了江，爬上堤岸便感不支，在路旁顺手捡了一根竹子当拐仗，一路吐血而行。走过山坡之地便力乏难支了。大家正感为难之际，恰好一位每天坐滑竿上学的女同学路过该处，她便马上下来，几人七手八脚地把校长放在滑竿上，护送着他回到家里。不多久，又常常看到他吃力地在山坡处爬上爬下。　　由江津到重庆的船行之险，可以说是人人心中的隐忧。可是不坐船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便只好口里不说，得过且过。逢到放寒暑假，有时校长和学生们同船赴渝，船上开饭总恰好是在经过“小南海&险滩的时候。船身倾斜，装饭的大木桶滑到船的一处，校长便连忙丢下碗筷，跑过去抱住饭桶，一边叫学生：“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抱住，你们快吃！&　　唐义精在他一生当中，不曾为自己活过一天。为母亲、为弟妹、为学校，一直到死于执行公职。妻子和儿女也是属于自己份下的，因此所得到的照顾甚至反不如一般学生。　　许多人把唐义精比作现代武训。就“以贫兴学&这方面来说，二人的精神可谓一致。可是在动机和抱负方面，二人之间却又有些层次的分别。武训先生由于自己贫穷失学，因此奋力兴学，希望别人能够受教育。在心理上，可以说他企图从供别人以求学的机会之中，获得一种满足与报偿。唐义精先生本身学的是艺术教育，他因为认识了艺术对生的重要性，又鉴于当时在湖北省的保守风气之下，一般人对于艺术的歧视和漠视，他便毅然献身于展开艺术教育这一项事业。他明知道这项事业的艰巨，但是他早已准备以“拼性命&去换得成功。　　唐义精先生遇难之后，尸体在长江的洪流中飘泊达一周之久，仍然状至安详，可谓“视死如归&。他一生致力于艺术教育，呕心沥血，终于捐躯。尽心、尽力，且尽其生，实不愧为我国近代艺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位完人。　　和先生，字一禾，小时候，七八岁便开始从长兄处受教习画，1928年，毕业于武昌艺专之后，任总政治部宣传少校，随部队到豫南一带工作。次年，返母校任教。1931年，赴法国深造，他在法国国立巴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的时期，受教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伦斯教授。精于素描，深为老师所器重期许。那时期的法国春季沙龙画展，选画的标准十分严谨，甚至于连法国本国成名的画家的作品入选的机会也不多。而一禾先生的作品竟得入选，亦可谓中国人的光辉。1934年归国之后，在武昌艺专主持西画组，又兼任教务主职，因此，人称为武昌艺专的“灵魂&。后来由于行政工作分心太甚，使他不能专心于创作和教学，便辞去了兼职，而由王道平先生担任教务主任。　　一禾先生不但个人在艺术上有杰出的成就，教诲学生不遗余力，而且具有真挚的爱国热诚。在艺术上，兼具这三个条件的人并不多见。他的素描功夫最负盛誉，连与他同时代的常书鸿、吕斯百、秦宣夫、、周圭等鼎鼎有名的画家都无不赞佩先生的造诣。当时在大后方，绘画风气极为浓厚，每年有“美术展览&、“劳军美展&，另外还有“联合国美展&，无论哪一种性质的美术展览，武昌艺专扮演了要角。而唐教授的作品则被誉为画廊之光。一禾先生对待学生期之以严，爱之以诚，因此师生之间不仅能够尽传衣钵，而且培植了一种属于亲情的爱心。有的学生毕业之后，不愿他就，留校继续聆教并以之教人；有的学生外校任教，听闻老师遇难恶讯，宁愿不计待遇返母校任教，以完成他的遗业，以报答他的教诲。在抗战期间，政治部时常需要巨幅宣传抗日战争的油画，唐教授总是在百忙之中，全心全力地指导西画组的学生们如期完成之所需。　　唐粹盦先生和家父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由贫苦中奋斗出一番事业，因此二人有惺惺相惜的默契交情。一禾先生则和家兄成为好友，无形之中，我也与一禾先生及其夫人熊明谦女士较为亲近。唐先生算得是个瘦子，个性沉默，说话的声音低沉有力，话虽不多，极具幽默感。他特有的温和的揶揄，能够使得一个固体的空气顿时轻松起来，充满了生气。而他却往往是其中说得最少，动得也最少的一位。他经常着蓝色长衫、西裤、皮鞋。冬天戴一顶法兰绒帽，十分潇洒的神态。唐夫人熊明谦女士毕业于武昌艺专，攻国画，她本人在学校兼课，他们有两个儿子：长子宅凱、幼子宅朗。他们家里四周墙壁都是黑板，两个孩子从小就以“画&为玩乐。小时候，宅凱锋头极健，人都称为“小画家&，成人之后，宅朗倒成了极负盛名的大画家。　　一禾先生不但为武昌艺专在四川江津县挑选了风景极佳的53梯作为复校之地，他更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智慧与魄力。武昌艺专所用的房子原来是一家李姓大户的宗祠，房子虽大，建筑格式却极为普通，而且分给教职员作为宿舍用的一部分又是比较差的房间。一禾先生夫妇终能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匮乏与困难，建立起他们的家居之所与画室。他们住的房子虽老旧，但是，他们在面对长江的那一面开了两扇大窗户，只需站起来，一幅“一江春水流&的活画便映入眼中。且窗前的鸟语，梯下的琴声，时时穿凿而入，真可说是有画，也有音乐。　　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到他家去玩，他早起正在作画。画的是一横幅人像，当模特儿的那位女学生穿一件白缎礼服，手上捧着一束玫瑰花，早上的阳光从窗口斜视进来，照得室内的一切都是那么明朗。望着远处默默而流的江水，令人心里油然而升圣洁之念。时隔30多年，走笔及此，那顷刻间明丽之景之情在我的忆念中，依然生动无比。时光流逝，但人生行旅中有某些奇妙的情景，哪怕只是片刻之间的印象，也竟能长存，你只需呼唤，它就将你沐浴于重温。　　那幅画是我所见过的人像画中最美丽的一幅，可惜那一块画布的质料欠佳，经过若干时日之后，遂至画面变色。一禾教授愤而将画全毁。我听了真觉得好像这世界上损失了一件宝物一般。　　1942年，唐教授以《胜利与和平》一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此画一出，观者无不称为神品，当即为成都某富豪所购。唐教授遇难之后，唐夫人决定以数倍高于买价的代价将画购回，以纪念其亡夫。　　《胜利与和平》完成的进度很慢，又正值放假期间，我几乎可以说是逐渐看着它完成。我那时才十几岁，而且那时尚未予以命题，我不能了解那幅画的含义，只觉得美得好像希腊神话一般。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一禾教授：“我知道这幅画一定有一个故事，到底是说些什么呢？&一禾先生微微地笑了笑，以他一贯温和的揶揄回答道：“小丫头，你要是看不出是什么意思，我这画就是白费心思了！&话是这么难听，他还是耐心地向我解说一番：那个持剑的美男子代表什么，在他身边的美女代表什么，而那可爱的胖娃娃又代表什么。自从1942年那幅画展览于重庆全国美展之后，我就无缘再见到它。但是，那瑰丽的色彩，柔和的画面，人物充满深刻意义的表情，仍栩栩如生在眼前。我常感谢上苍予我以如此幸运，使我的生命充满了美丽事物的光辉。　　一禾教授与夫人之间相敬如宾。他二人说起话来，一个低低地，另一个是轻轻地。他们也并非没有点脾气的人，但是都知道克制自己。那时候在艺专的教授夫妇中，有两对有名的欢喜冤家，吵起架来又骂又打，各自找人诉苦，大数对方的不是。不料别人正不知如何处理是好，他们俩却早已又卿卿我我地打情骂俏起来。唐一禾夫妇从来不会在人面前表现热情的“艺术&镜头，可是他们二人在默默之中相互体会谅解之情却令人感动。　　一禾先生幼年丧父，靠寡母和长兄抚养教育成人。自小时候起，生活一直都很苦，留学法国那几年日子也是挣扎苦学度过的。回国之后，在武昌艺专任教，由于校长是自己的哥哥，又是个穷学校，自然不计待遇。在大后方那些年，武昌艺专因着一禾先生的盛名而迅速发展，别的许多学校便以重金争相延聘。那时候，一禾先生的生活十分清苦简寒，再加上两个孩子的教育负担。他果真要走，当校长的哥哥也是无话可说。可是，他对那些企图说动他的友人表示：他认为他在武昌艺专的工作十分重要，如果此时离校，他不但对不起学校，也更对不起兄长。　　一禾先生能够摒绝外界诱惑，守一辈子清苦的物质生活，并且，他还能为自己创造出丰富的精神生活。他利用大自然的山川，谷流溪涧，茂林修竹的美景，以补简陋屋舍之不足，而怡然自乐于其中。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并不要求一定的水准，但是，对于绘画艺术各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却务求至善至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买不到画素描所需要的木炭条。他想到利用四川特多的柳树，教学生将树枝削成和铅笔一般长短，用铁皮盒盛沙，把柳枝条埋于沙中，然后用火烧之，俟有烟冒出，立即转用文火慢烤,火灭而炭条烧成。烧这种木炭条最重要的是要将火控制得恰到好处，细心的徐莹女士便被同学推选出来担任监“厨&。每逢枯水，江津德感坝江边呈露一片沙滩，这便是武昌艺专的学生们自制木炭条的大好时机。在沙滩上，他们一面写生、野餐、谈天，一边烧木炭，克难工作变成了一种令人流连忘返的赏心乐事。而且，据说这样烧出来的木炭条，比法国货还要好使用。另外，由于53梯离开市集还有一点路程，买馒头不是十分方便，而馒头却是绘画同学们画木炭画必用的“橡皮&。因此，女同学们又学着自己做馒头。这种种活动在一禾教授默默地推动之下，将所有的困难和不便在欢笑之中轻快地一一解决。他不但在绘画的成就方面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在生活上，也是一位令人敬佩心仪的长者。　　据当日在“民惠轮&一同遇难但幸而获救生还的方万邦先生说（任国立体专校长，由江津上游乘该轮到重庆参加师范教育会议），他亲见唐一禾先生已附舟出险，并且扶助一位老太婆一同上船。但在人群之中不见其兄长，便立即再入江寻救。那时刻，一禾先生本人在惊骇奋力逃生之后，心力疲惫，此际再下长江激流寻救其兄，任谁也可以预知，既无法营救，而且是自身难保，但是，一禾先生敬爱兄长一片赤诚，早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即使妻子幼儿也挽不回他的忠义和牺牲的勇气。　　一禾先生自幼得兄长养育教导，他未尝一日忘此爱此恩。有生之日，与兄长共守贫寒，分尝艰辛，一同为艺术为教育而奋斗。临到兄长危亡之际，复不惜生命去作万分之一赌注式的营救，终至他正值绚烂欣荣的生命，献给他曾经滋润了他生命的人，其风范和人格将同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永相辉映。　　唐氏兄弟在他们的一生当中，默默地，但坚毅地，卫护了我国传统所珍视的艺术家的清风傲骨，以及教育家忘我为人的精神。他们刻苦克己到把自己的生活降低到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却将无限的爱心和教诲丰富了无数人的生命。　　书写二位先生的往事至深夜，黯然推窗舒怀，但见星空宛然如昔，而在今日社会上价值观念倒置混淆的情况之下，艺术界和教育界清风亮节，广爱无私的精神，可谓已荡然无存，遂觉虽然时隔30余年，二位先生独行苦斗之史实对于现代徬徨的人心，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脱稿于日　　本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27卷第6期　　1975年12月出版　　陈克环　　作家记者曾任教于台湾大学　　其散文集《悠悠我思》获台湾文学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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