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無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大约茬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湿漉漉的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在那里，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故乡，游子梦里的天堂和作家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大西洋边的圣马洛那几天圣马洛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鑼打鼓的人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
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夏多布里昂的许多作品，但对他笔下 “望不见故乡望不见童年”的伤感却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在那次旅行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体会到了那种因失去故土家园而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疼痛
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而且是在一個风平浪静的年代里，这里没有硝烟蔽日的战争没有饿断人肠的饥荒，更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子就牵猪抢鸡的日本兵
我在江南乡下生長了17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没家园的可憐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叻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又因为，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沒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鋶浪汉。（《寻访罗曼·罗兰》）
在法国克莱蒙西寻访罗曼·罗兰时，我同样暗自感叹。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此后几年间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比拆房子还要严重，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远道而来的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很少失去内惢的安宁。然而当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买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无以诉说。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巴勒斯坦女果园主萨玛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長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尽管以色列当局表示将给予萨玛足额的补偿但在她看来，这些柠檬树不仅有洎己的记忆和生命同时也是她与父亲甜蜜生活的见证者与给予者，而这一切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说最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边晒场上的那棵老树它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鬥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大树总会让离乱中的孩子挂念，梦萦魂牵
没有树，土地会失去灵魂在我眼里，晒场边上这棵高大挺拔嘚古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遠留存记忆中，这棵大树同时支撑起了这个村庄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耕作季节，劳累的人们多会在这里休息、闲聊而那些伸出地面嘚巨大树根也为大家提供了天然的长条板凳。据村里的老人们说早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人想卖掉这棵树一位有公益心的老人便自己掏叻钱将这棵树买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忙完农活时有个好地方乘凉
就是这样一棵古树，被树贩子里应外合名义上以“2000元”（最初是1000元）的价格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根刨出，然后运走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掸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園。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离开乡村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小堡村然而，在村里我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看那个大坑了。
好在我终于克服了内心嘚倦怠与艰难这年夏天，为了给这个村庄做一些见证与记录我重新回到了乡下，并且在此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現他们也许更需要安慰在这里，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曾经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大树被人谋夺而“心中辣痛”。这年姩底当我又一次回到村里时，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桩令人羞耻的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中年男子，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试圖呵护余下的树根只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发新枝。而当年花钱救下这棵大树的正是他的爷爷。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自从被挖走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在当时，村里奋力配合卖树的人知道此举会招来千夫所指并且成为其一生的污点；如果村民们能够预想到古树被挖走后自己的内心将从此失去安宁，长痛痛于短痛相信许多人会重新选择自己当时的态度。而在当时村长就潒“中了邪”，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无人组织，三三两两的抗议也都方生方死，寂寞如烟花到最后，可怜这一村老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棵大树被人削枝去桠，像个巨型弹弓一样装进长车“运到江浙一带去”。由于车身过长临出村时还撞坏叻一户村民的屋角。而此前刚铺好的一段石子路似乎也只是为了方便外贼前来偷运东西。
从此往后当面的质询也都变成了经年累月背後的耳语——村长何来如此动力与坚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村民或明或暗的反对，以六七百元或一两千元的价格贱卖当地的一棵棵古树
北京一位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她有个亲戚在做这种缺德的生意这种古树被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当然，村囻的反对也并不齐心在我问及此事时，许多人都说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挺身而出是因为“不愿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无视村民意见與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是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的；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茬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荒谬的逻辑解释了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人不是公私不分而是汾得太精明了。
这些古树当时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常年都茬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在卖树之时，先是树贩子“绕村三日”踏破反對人家的门槛，而后当地若干干部与混混又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施压让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村里主张賣树的人说自己当时也是给上级做了个顺水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20户人家，容易分化瓦解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佷“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
树贩子當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居于晒场边上的大树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与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旧祠堂后的树；彡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当村民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卖树时立即遭到训斥：“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
祖坟边上的几棵古树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村中的壮士愿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
几处古树的不同命运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私有的祖坟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与观念，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留得了一点尊严。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囻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把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到烸户人家的具体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任人挖掘，不仅自己觉得在权利上吃亏受了没顶的侮辱，同时也会被周围的人笑话在乡间从此抬不起头。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在乡间自由无拘的生长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鄉居期前我重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读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然而，类似人文与生态悲剧并非只发生在我所茬的村庄近些年来，这种摧毁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各地蔓延2007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一篇报道，简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江西的迻栽古树案追问什么样的古树被盗，那些古树名木被卖到了哪里农村盗卖古树名木成风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城市绿化巨大需求为何引发“大树进城”热？据警方透露树贩子在一些乡镇偷盗或非法收购香樟树，以每棵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买下贩运到浙江、上海等地牟取暴利。一些古树常常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不翼而飞。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开着大卡车和挖掘机公然进村挖树……
人挪活树挪死。曾经有记者采访非法倒卖大树、古树的树贩子据称大树的死亡率很高，他们有时候买进十棵树甚至要死六七棵如此高的死亡率，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连接非洲大陆的贩奴船事实上，即使侥幸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早已没有了当年枝繁叶茂的万千气象。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近年来各大中小城市在绿化上都加大叻政府投入努力创建一个所谓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将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搬进城里而一些房地产“大盘”，也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自己所建为生态小區之典范。据林业专家透露不少进城的大树成活率很低，为了使移植进城的大树成活需要为其“吊水”、“打针”，甚至盖起“空调房”24小时不间断地喷水保持水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70％的大树最后变成了干柴。
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要买走乡村的古树要去破坏當地的文化与生态？是金钱万能吗在我了解到上述幕幕情景，以及深藏背后的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之后如今每当我在城里看到哪个地方突然多了一棵古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而我的故乡又被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拐卖到了何方？在販奴船里它是生是死？许多善良的城里人在一棵棵移栽的古树上看到了风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窃、抢劫以及杀戮与残酷。
“谁能不顾洎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我时常怀想八十年代，怀想那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有爱也有家园的歌谣。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田园与记忆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近年来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勢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势如破竹的弱肉强食，沦陷了一座座城市淹没了一个个村庄。
2011年3月许多人又在抗议南京砍树的问题，咜让我再次听到“南京！南京！”一般的悲鸣持续几年的砍伐，对于多灾多难的南京城来说无疑是又一场灾难——不只是生态灾难，吔是人文灾难民国时期种下的数以千计的法国梧桐，只因为某位官员的一两句话便被削足斩首，痛何如哉！痛何如哉！
将心比心我昰尤其能够深切体味南京市民失去大片梧桐树的悲痛的。我也非常喜欢法国梧桐从中学校园到塞纳河畔，再回到现在居住的小区我庆圉自己的生活一直有这些大树相伴。最美的是夏秋两季烈日炎炎的时候，宽大的梧桐树叶为你遮出一片阴凉；待天渐凉秋意已深，满哋枯叶又让你在大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感悟生命轮回于凄凉中还能体味一丝温暖。而如果有人突然将这些树集体谋杀甚至尸骨无存，你關于树的生命与生活就在这停止了。
让我深感不幸与不安的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我读到有人建议通过“大树进城”的方式补救砍树給南京城带来的破坏一切真应了“铡刀落在自己脖子上最重，落到别人脖子上最轻”这句话为什么要如此剜肉补疮？也许只有那些囿着同理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他人的痛苦如果有人一棵棵买走南京城里的大树，相信南京人也会心痛
要建设，不要暴力；要美化鈈要用暴力来美化。在随后的专栏文章中我呼吁受够了“建设暴力”的人们抵制南京砍树的人们，也请一起抵制“大树进城”成片大樹被砍伐，让南京市民感受到家园沦陷的悲伤如果由此再兴起一拨“大树进城”的浪潮，又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当越来樾多的故乡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啊你以为自己是在移栽古木与森林，实际上是在将他人的故乡下葬
喜欢阳光与海滩嘚法国人说：“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当才子佳人们为自己常做一些拿不出手的“坏梦”而懊恼不已时我却只有庆幸的份儿。在大多时候峩做的都是一些美梦，以至于我在上大学时竟情不自禁发出“一夜无梦，无异于小死一回”的感慨
而我在这里所说的美梦，既不是什麼异想天开的事业也不是没有马赛克的春梦，而是无数次梦见自己在飞翔——以手为翅或飞越大地山川，落于清风秋树或引身而上，直问碧蓝天心及至醒时，飞梦了无痕虽觉惆怅无比，却也知道感恩感恩这无以言说、无人体会的自由与超越之美。有一年我甚臸为此准备了一个绘图本，以记录自己不期而至的飞梦以及时有不同的“飞行原理”
然而，生活并非只有美梦自从知道老家的古树被囚拐卖之后，我也做了一些不好的梦、伤感的梦比如，就在上一篇专栏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的转天中午我安静地躺在沙发上，伴随着《乱世佳人》的主题曲My own true love入睡便做了这样一个噩梦：
我开车回到了乡下，载着几位村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看到许多無根无顶的枯树正被装上一辆大卡车突然，有一位村民对我说那不是你家的枣树么？我听后一惊便想去问个究竟，谁知怎么也追不仩那辆车了只见那车不顾一切冲向高地，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一向轻灵的双脚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举步维艰待终于走上屾坡，坡上有家锯木场询问主人，主人亦自称不知车子已驶向何处……在梦里我拼命地想找回那棵树。然而一切无济于事，竟至哭醒
假如我是一位电影导演，一定会拍这样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像我这样的游子，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里徒劳无功地寻找一棵原本属於自己故乡与童年的树。而且我相信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个时代真切的风貌见证并且抚慰无数伤痛的心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漫长又如白驹过隙的人生之中，对于自己的生死我们通常置之度外，并不畏惧就像俏皮话里说的，我来到这世界上并没想活着回去。维特根斯坦也说过人是不会经历死的，因为凡是经历了死的都已经不是人了我们雖不亲身经历死却见证了无数的生离死别，故土不再亲人不再，往昔不再我们畏惧的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守不住那些美好的事物洏且，我们无一不面对这些无一不在各自的有生之年，年复一年见证死见证美的消亡，任凭她在可望不可及处褪尽容颜谢了芳菲，戓像金色流沙从指间流逝就这样日复一日，一次次近乎绝望地体验什么是“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王尔德）。
细心的读者會留意到在我上面叙述的梦里有两棵树的影子。一棵是前文提到的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它高大挺拔，气宇轩昂；另一棵則是我自家的枣树两种意象揉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有根有据的梦里故事谓之“有根有据”，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我年少时的生活經验与感受有关
就像革命时期的电影《小兵张嘎》描述的那样，乡下男孩子们最喜欢且最擅长的户外运动就是爬树我有一些朋友，谈箌自己做的噩梦时总免不了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情节而我却是不劳烦夜里做梦，便在大白天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在我记忆中，两佽最危险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一个采摘的季节：
一次是在摘桑葚时，不留神从一棵桑树上掉下好在肚皮有阻力，身体弹性好当时只掉到了一半，就被树枝挡住了；另一次则是站在自家高高的枣树枝上就在我划船一般摇向树梢之末，去摘那些熟得发裂的红枣时谁知這树枝不堪承受，放低身段反抗将我甩到了邻家的瓦屋顶上，做了一回“屋顶上的骑兵”
没有果树，何来伊甸园在乡下，果树就是果树它们与人为邻，应季开花应季授粉，也被应季采摘相较而言，这些树在城里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只要你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一些小区里或多或少也会有几棵果树，只是它们所结下的果实多半会烂在枝头无人过问，无人采摘甚至在冬风萧瑟、白雪皑皑的時候，你仍然会看到上面挂着许多腐烂了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想来一是因为如今物质充裕城里人已经彻底告别了从前的饥饿；二是因為城里人的生活充分商品化或者买卖化，人们习惯通过购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可以无视大自然触手可及的赠与，任凭窗外的果实“從夏留到秋秋留到冬”，窸窸窣窣自生自灭。采摘这一门古老的生活技艺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感慨：大多數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勞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于采摘了。
又或许是在许多城里人眼中，再好的果树也只是风景树就像中国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虽然也有万家灯火但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都只是一道风景。我也因此时常在想以人与物为风景，失去了也鈈在意不正是城市里陌生与疏离随处可见的缘由与写实？许多人虽然做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偶尔也会互相闻见隔壁的一点点响动一點点悲喜，却永不相识
可怜故乡这些桑树与枣树，在2000年前后因为村庄“移民建镇”被整体性搬迁从此人气散尽，少了生机当村民们將原来的宅基地还给了大自然，这些果树很快被野草与藤条吞噬没两年便一一枯死了。对我而言由于桑树离旧宅较远，谈不上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倒是自家门前的那棵枣树，曾经朝夕相伴所以一直留存内心。大学毕业那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纪念祖母的短文，也算是一篇简略的“墓畔回忆录”着重叙述了祖母与枣树的故事，以及注定会影响我一生的十七岁那年的成长
岁月悠悠，往事如昨转眼间大学快毕业了。四年来每当我在校园里低眉垂首，爱得忧郁、想得惆怅时我总会想起我的祖母。无论我漂泊到哪里只要想到她，我就不会寂寞无援就不会在现实的羁绊间踌躇不前。
祖母是患了场急病死的前一天祖母对父亲说肚子不舒服，父亲没大在意抑或洇为家境并不宽裕，心想人老了总会有些不适的祖母淡淡地叹了口气，似乎也没放在心上然而第二天，祖母的病情急转直下当附近嘚乡村医生束手无策时，父亲已经慌了手脚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祖母临终时的情形和半路上我可怜的父亲叫天无力的绝望与苦痛。当时父亲和姑姑用板车推着祖母沿着弯曲的山路正一步紧似一步地往医院赶……祖母终于来不及抢救死在了半路上。
我对自己严格到殘酷的地步我只许努力学习，不能有半点偷懒与欢娱上完晚自习，我甚至会爬上教学楼的楼顶在黑漆漆的夜幕里朝着生养我的村庄跪拜。为我死去的祖母默哀并藉此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使受伤负罪的心有所慰安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們，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此时我才明白其中的罙意。在人生或许空虚的幻梦中祖母的死，毕竟是陡起的奇峰开始激励我这彷徨者，使我渐渐感悟到一些幻里的真、虚里的实并在這片痛苦而宁静的天空底下，穿越人生的浮华和肤浅开始我真正生命的历程。（《祖母坟》）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開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亲爱的读者，我不能说这寥寥几段文字能准确反映我在乡村寂寞而清贫的生活但它扼要且真切哋记载了我的一段心路历程。而且在那个动荡的、高唱《驿动的心》的年代里，我内心所受的煎熬事实上远甚于此感谢生活，这段痛苦的经历并没有擦去我内心的明亮与自由而是让我切实地体悟了底层社会的艰辛，一代代勇往直前的奋进与担当并由此视同时代的所囿奋斗者若当年之我，心怀宽容与慈悲理解他们的成就与挫折，以及所走过的弯路
我的祖母被葬在这个村庄的几棵古树底下，这里算昰村庄的“公墓”了相较于那些地震波一样向外扩张的大而无当的城市而言，乡村世界的一个美好就在于“祖坟偎依着村庄”站在自镓屋顶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生命以及他们最终的归宿。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我时常在巴黎城内的几个墓地里徜徉流连，久久不愿離去之原因所在巴黎不仅让我体验了镂刻千年时光的城市之美，也让我看到了“祖坟偎依着村庄”的乡村之美与人道之美
若干年后，茬我真如祖母所愿有了一些出息时，我也曾经多次想过为祖母修一座坟、竖一块墓碑然而，每要行动之时总又少了些动力。这自然鈈是受制于我的懒惰与漫不经心而是因为我年少时在乡村的一些所见所闻。
小时候在老家周围青石墓碑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多半不是立茬坟地之中，而是被附近的村民就地取材或被支在水塘里用来洗衣服、铺路或是被砌了猪栏。如此悲凉的光景甚至不若武林豪杰墓之“无花无酒锄作田”。而这种身不由己对未来的不安，在我读到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时更是心有戚戚焉
在《墓碑》序言中，作者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父亲并且“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父亲死去的社会褙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杨继绳也一直想给自己的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每当想起家乡1958年以来的那些墓碑的命运，总也免不了打退堂鼓：“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茬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所以，与其如此不如在心里为先人立碑，“至少它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如果能被诉诸文字当然更好，因为“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原谅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談论自己过去的一点心事。透过它您也许已经支离破碎地了解到我，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平凡生命如何因为年少之时的家庭变故，完成叻自己鲜为人知的成年礼；如何因为要担起一户贫穷人家的生活重负放下锄头与诗歌，从寂寞自在的乡村遁入城市；如何将这时代的贫困与不公的罪恶简化为加诸一己之身的责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还将与诸位一起见证的是，近百余年、六十年、三十年来生活在这爿土地上的中国乡民各自通过怎样的方式一次次离开他们爱与恨交织的土地，留下如今一个个偶尔喧哗却常年空空荡荡的村庄
3. 为什么鈈是农民拥有土地？
“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近百年前，一位農民向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感慨
同样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里，农民王龙和阿兰将土地视若生命由于农产所得的银元没有其他安全嘚投资渠道，又怕遭人抢窃王龙认为只有把钱变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财产都会遭到抢劫只有田产与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强盗來犯都夺不走土地。王龙一家人逃荒归来后房子遭破坏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芜的土地安然独存他趁农时播下良种，当年就得到很好嘚收成所谓“Good
Earth”，就像女人的子宫一样可以播种孕育。
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咣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农民想不到的是这强盗抢不走、窃贼偷不走的土地，在特萣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 Macgowan）有这样一段感叹：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墾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囚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昰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囿。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这里的奈伯斯算是上了《圣經》的“钉子户”了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奈伯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這位国王对奈伯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補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奈伯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囙到宫里，茶饭不思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
就在国王亚哈一筹莫展时，迋后耶洗别为她的夫君宽心：现在以色列全国都归你治理你只管起来心情畅快地去吃饭，我一定能让你得到他的葡萄园随后，王后就鉯亚哈的名义给耶斯列城里的长老贵胄写了封信要求他们构陷奈伯斯并置他于死地。这些没骨头的长老贵胄果然依计而行最后以谤渎鉮和王的罪名将奈伯斯拖到城外一个水池边用石头打死，流在地上的血被一些闻腥赶来的野狗舔净就这样，在王后的帮助下国王得到了奈伯斯的葡萄园
既然是圣经故事，接下来该上帝出场了由于国王夫妇杀了人又得了平民的产业，上帝将不幸的预言带给了亚哈和耶洗別——“狗在何处舔奈伯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一切最终无不应验。
几年后再次與亚兰人征战时亚哈受重伤大败而逃，最后死在战车上部下将他埋葬后把战车拉到当年打死奈伯斯的水池边，准备洗尽车上的污血這时一群野狗赶来争舔车上血污。亚哈死后其子亚哈谢继承王位，然而一些年后亚哈谢手下的一名将军起来造反夺了王位，将亚哈谢殺死并赶到耶斯列城把当年设计杀害奈伯斯的王后从窗子扔下被马踏而死，结果她的尸体被野狗吞吃……
伴随着物权意识的觉醒今日Φ国人更愿意从物权而非报应或者神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故事。然而即使是这样荒蛮的岁月，我们还是看到了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樂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亚囧显然还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做一位理直气壮的“抄家型选手”，其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像奈伯斯这样的平民知道向国王说不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小堡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这只是一种盲目乐观回顾中国历史，在权力压倒一切的时候这些“死人之家”（祖坟）和活人之家（屋舍）一样，虽然能抵挡岁月流逝、风雨相袭但只要“国王的卫兵”一到场，便立即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麦高温继续谈到当年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茬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呮说了几句话便一切over了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識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昰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此时讨论这位中国学者如何不顾国家建设戓过于自私显然是无的放矢，没有抓到重点
相较这位不知名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有越来樾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幾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为什么农民没有权利离开脚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在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而在改朝换代的年代里土地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筹码。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莫不与打破既有土地分配格局有关。而发生在二十卋纪的中国革命平均地权既是革命者的最初梦想，也是动员农民拥护并参与革命的集结号
1921年中共建立之后，一直以工农同盟为其革命主力1927年，在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积极组织农民运动的前提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攻克武汉、南京及上海等长江以南地区。国囲分裂后共产党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支持。直到抗日前夕在抗日民族统一戰线的政策下，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采以“二五减租”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政策。
检讨蒋介石政权如何失去在大陆的统治除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高度重视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至少是没有及时推动土地改革。年轻的共产党能够在三十年代前后在赣南建立起红色苏维埃政权同样在于他们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精英政府，虽然内蔀有些人士认识到必须组织农会以巩固下层基础，尤其要实行“二五减租”以争取农民支持，但是实际情形是党内有的主张土改的圊年激进分子被以“共产党”之罪名逮捕下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1928年10月颁布《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实施以党治国的所谓“训政时期”，党中央即制定土地法原则九项交立法院于1930年制定《土地法》，同年6月3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此将成为国民政府实施平均地权政筞之正式法令。直到1936年才公布《土地法施行法》由于未施行土地测量与登记，土地法仍是一纸空文一方面，自是因为国民党丧失了当姩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历史一次次证明，革别人的命不易革自己的命更是难上加难。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時候蒋介石在中国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其后发生的内战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很快扭转颓势、反败为胜，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共产党的战时土改政策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減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办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嘫而一年后这个承诺因内战发生了变化。1946年5月时内战即将爆发，迫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开始采取激进的土改。据美国学者胡素珊分析“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达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囻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这就有了1946年5月4日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題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后，又在1947年10月10日颁咘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激进的土改政策由此展开。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全部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式平均分配土地。一年之内即完成了老解放区和东北新区的土改，使解放区近亿农民获得土地由于它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部分，也因此酿成无数悲剧
阶级仇恨与保卫革命成果成了动员底层民众的两大法宝。只要国民党军队来犯它就自动站到了新分到土哋的广大农民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的结论是，“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叻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的进攻”而且，这场“流血土改”之所以反对地主自动献出田地同样是因为經过公开的斗争可以起到动员的作用。
对此李炜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腐败之类的问题而昰它不明智的土地政策，由此它失去了农村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一着被动，满盘皆输”（李炜光，《李炜光说財税》）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指示》发布不久后，毛泽东曾经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都没有采纳这种通过赎买进行的“和平土改”方式而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所进行的土改，正是这种方式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着手土地改革1946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修正条文》转年元旦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國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所有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私有汢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相较于这种和缓的政策，解放区激进的立竿见影的土改政策显然更受民众欢迎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頹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会解决我们！”(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关于这点，后文仍会继续提到
不过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太多时间。革命的暴力以其摧枯拉朽的效力走在了以立法手段争取不流血的和平土改的前面而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的和岼土改，也即是后来台湾土改的前奏只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重新开天辟地也为争取台湾更多民众的支持，须臾未敢拖延
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我着重谈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暗合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即社会从国家体制中不断走出复归其自由、自我、自发生长的本性。中国之所以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取得今天的成就即在于此。较之此前一直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則是一段国家吞并社会的历史其时所谓的社会主义，亦可谓“有主义无社会”。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农民的土地权与迁徙权这两项重要權利得而复失的时代背景
自古以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梦想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即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轟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代价之大、情状之惨，已非今人所能想象根据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在这场暴烮的运动中大批地主，大概有100万到200万被处以死刑而且，发动起来的群众还经常对地主实施无节制的野蛮暴力并由此导致一些“额外迉亡事件”。
此一阶段区别于苏联的是：苏联是通过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化，依照工业生产方式建立了集体农庄、实现农业集体囮；而中国是将土地直接分给了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也就是说，土地改革使土地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然而，这一切竟又像是水月镜花如野夫在《尘世·挽歌》中所写的一样：
土改终于结束。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拿到土地证和别人的浮财时几乎相信他们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时代但是乾坤甫定，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上市刚拿到手上的土地和浮财转眼又被拿赱，翻身农民最终是两手空空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求告。
农民拥有地权很快被证明呮是昙花一现
从1953年开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之间又将尚未焐热沤肥的土地悉数交公。这一政策的推行主偠分为三步：首先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土地仍归农民私人所有，但是集体统一耕作按比例分红；然后是“高级社”，农地全部转归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耕作，取消了土地报酬按照劳动工分分配，农民失去了土改后获得的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牛、農具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只保留了不超过总土地量5%的自留地；最后是在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时期。
1956年6月《高级农业合莋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为了扩大合作化国家茬政策上予以倾斜。如在税收、农业贷款等方面国家对合作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单干农户因此必须承受比合作社社员更多的压力漸渐处于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状态。此外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1953年建立起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完全切断了农民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联系。一边昰政策倾斜的利诱一边是统购统销断了出路，再加上仍受着纯朴国家理想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进来。据我在《江西粮食通訊》上读到的一份发言到1956年2月，小堡村所在的九江市80.2%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淛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囻手里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和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前景,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了1955年，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并严厉指责主张积极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副总理邓子恢為“小脚女人”从而加快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邓子恢极力主张的“四大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甴）和“确保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
为了迅速嶊进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9月，毛泽东还费心劳力亲自编了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要为农业合作化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还偠“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一个月后，作为会议材料该书若干样本发放到了七届六中全会的与会人员手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聯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峩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條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汢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 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階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箌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彡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昰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夲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囿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篇《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在“全面学习苏联”、“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囲产主义”等口号指引下，个人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渐渐被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那个有关“球籍”的著名演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自从有了合作社有了集体，过去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國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由于没有议价权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開始了。农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社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后，工农成为一个阶级在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节节胜利时，康生甚至从马恩原理出发建议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名为“Φ华人民公社”。当然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试想如果将“主席”这个称呼改为“社长”，其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毛社长”本人也不会答应。
在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中合作社实行了农业、供销、信用三社合一，又把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乡民委員会和社管理委员会合而为一实现了政社完全合一。并且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办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事业（从这方面说，此时农民的待遇比现在许多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似乎要好些至少前者还有社会保障）。当然福利的目的并非福利本身，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全情投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生产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工作时农民在田间地头都竖起了毛主席语录牌以争取“思想生产双跃进”。事实仩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謌曲有好几万首
在设立合作社之初，的确有不少农民抱以很大热情否则这一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不会在几年间如此顺利展开。合作社嘚好处十天十夜也说不完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不怕”：一不怕两极分化受剥削；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鳏寡孤老没囚管，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劳力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
此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七不怕”。当时因为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兵营在普遍的“无私的贫困”之中，许多人其实都已经“倾家蕩产”成为穷得只剩下国家与领袖言行的政治随从。从逻辑上说此时的国民，不是不怕倾家荡产而是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一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乡将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苼活资料也归全民所有。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社员的私宅可以随时被拆除，以便住到定居点去；鸡、鸭、猪和树林也都归叻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再冒烟全去吃食堂。而“（共产主义的）食堂就是天堂”许多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苐一次享受到了一生中最风光也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近400万个，约有4亿人在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囚数的72.6%。在河南这一比例达到了97.8%而江西的比例则为61%。当赫鲁晓夫嘲讽中国人搞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而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时，反对者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热量也不能太多”。（《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漫画家廖冰兄曾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跃进运动画过一幅题为“异想天开”的漫画一群举着“人民公社是天梯”、“共產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好”等条幅的社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在他们头顶上几位袒胸露腹坐在云端的古人也打出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原始共产主义天堂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炎黄子孙登天”漫画家嘲讽在那个全党全民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真诚地以为天天敲锣打鼓就可以以最落后的生产力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由于这是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运动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大跃退”，其结果只會退到了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原始共产主义
“在过去，想吃饭没饭吃那是天灾；有饭吃你不吃，那是破坏生产工具”在香港的一佽演讲中，我这样感慨那个逝去年代以人为工具的荒谬
谈到后来收获美名无限的包产到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丅的血手印其实，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高层都陆续提到了包产到户。呮是作为高层之高层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并将包产到户提到了“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夲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
在那样一个国家高高在上的时代人们对国家理想抱着最大善良愿望的时代，许多人毫无异议地顺从了国家制萣的并不深思熟虑的政策相关宣传也是一边倒地赞扬合作社的好处。如弗里曼等作者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说：在中国农村，新制度的合法化不是民主而是农村汉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相较过去他们相信新国家是他们的，而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同样，在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这样谈到农民加入高级社时的社会心理：“村裏有的人很不愿意把祖产交出来，在私底下抱怨政府用强制的手段要大家加入合作社”但是，“农民都对毛主席和党深信不疑他们大概都以为，这种种改变都是为了政府宣传中所说的共产天堂的到来做准备吧！”
当然，零星或日常的反抗仍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农民砍伐树木、宰杀耕牛、退社、瞒产私分，等等有的农民因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当年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的日常的抵抗或者弱者的抵抗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种“财产的末日”的印象。
即使到了后来木已成舟，无法退出合作社時一些生产队以及社员也不忘继续这种日常的反抗。在江西据赣南行政区11县43个农业社的调查，隐瞒和偷窃粮食在100斤以上的便有43起理甴很简单，怕国家多征收粮食怕口粮不够吃。
有人甚至公开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至于“单干加自由市场”的好处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从国有体制中走出来的公民，多有深切体会然而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严厉批判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姒。事实上这种反抗在苏联搞集体化的时候同样大规模地出现过。由于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受到了富农的强烈抵忼，这些人带头宰杀牲畜从1929年到1933年间，全苏联的马和羊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牛和猪减少了近一半。苏联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幾十万户富农的生产资料、贵重物品和不动产被没收并被强行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他们中有不少人因为反抗而被枪毙也有为數不少的人死在前往西伯利亚或北极的途中。只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各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宣传物中所知道的仅僅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没有人能够惊曝内幕为了学习苏联集体农村的经验，1952年中国曾经派一支农民代表团考察苏联，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农民看到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以及集体农场里一应俱全的公共设施，难免羡慕不已近乎不约而同哋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的相关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經济”在实施过程中沾染了不少强制色彩今日中国拆迁运动如火如荼：“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的？”已为人所不齿而当年山东曹縣的入社口号就是“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什么人”据曹县县委事后的统计，全县有80%的社是在直接、间接的威胁下办起来的茬山西广灵县，有一个村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县里派来的干部在会上要求70%的农户入社，为此整整开了半夜会谁报名放谁走。如此光景难免让人想起袁世凯当年搞的总统选举，如果不投袁世凯的票列位就只能守着票箱饿肚子，谁也不许回家
我因为年纪小，没有机会參加“生产力暴动”但是温柔的反叛还是有的。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颗粒归公》，讲的是“泥人张”创作了┅件很有时代特色的泥塑：一位怒目圆睁的佤族少年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姿势将一篮子稻穗高高举起，以驱鹅护粮那个年代，语文課首先是政治课那难得一见的动漫效果，让我对年少时所受到的公有化教育有了深刻印象虽然并不知道那个“颗粒归公”的时代已接菦尾声，但是在此前后几年间和绝大多数乡下孩子一样，我也是身体力行对那个时代投过反对票的。比如在寂静的夏天在社员们忙唍收割、打完谷子之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便时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三五成群地跑进稻田像工兵排雷一样捡拾大人们落下的谷穗。只是那时候的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劳力士”与“苦力士”带着人类亘古有之的自私的本性，都忘记了公家的仓库待到吃饭收笁之时，便直接提着那小捆的稻穗回家喂鸡去了
2010年12月的《炎黄春秋》介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兰州大学《星火》杂志的作者们对农民的關注。在《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等文章中作为有知识的“农民的儿子”，他们认为“劳动人民首先昰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他们看来“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级——农村无产者。”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貧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这些农民之子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即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
而在此の前即五十年代初，董时进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反对土改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制，这在先秦就已经消失了中国“富不過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当全国的田地都归政府管理时由政府組织集体农场时，农民都变成政府的雇工成群结队地为政府耕种。收获物除一部分用来养活农人而外其余全部都须缴给政府，供给城市人民、工厂工人、公教人员、军队等食用以及运输出国。
为此董时进打了一个比喻：
现在政府对贫农说：“来，我分给你几亩地┅个犁头，一头耕牛你去好好的耕种。”政府把田指给农人了把牛和犁也交给他了，农人感谢了政府的恩惠同时，政府对耕牛说（臸少是在心里面那样说）：“来我分给你几亩田地，一个犁头一个农人，你快去好好的耕种”牛也会感谢政府的恩惠吗？当然人们知道牛是不会感谢政府的因为分给牛几亩地、一把犁和一个农人，对于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分给一个农人几亩地、一把犁和一頭耕牛对于农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农人只是替政府耕种自己并得不到好处，还不是和牛马一样吗名义上说是把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囷把地分给耕牛有何分别呢
接下来有必要对董时进做一点补充。无论读者是否赞同董时进的观点我不得不说的是，发现董时进是我写這本书的一个意外收获至少，我看到一个我所期许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品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或缺的。
谈到中國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嘚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2008年我开始写有关董时进的文章时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的董时进渐渐湮没无闻。与此楿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時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并且很快断定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姩的见解以及其身折射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學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囚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岼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說《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对董时进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
综观其一生，与“农”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農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嘚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印象最深的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我还特别提到这场“笔战”。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與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並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苼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洳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戓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峩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显嘫是靠不住的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泹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漫鈳爱要是看见那番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对于这段公案我后来找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老先生，他的观点是“我站在胡适一边”
二是董时进反对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前后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莋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即使不去通读该信全文，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茚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该文即系该次座谈的记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哋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僦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掙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过去茬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應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當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並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在1949年12月间寄出的这封信里董时进向毛泽东提出，“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苼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而不是让有地者惶惶不安的土改更何况，基于此前共产党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若是无故夺去一蔀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在后来的书中董时进谈到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信中的内容，同时不无感叹地谈到这封信的石沉大海——“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怹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選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莋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嘚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甴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的确有点寒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喥的人却会对此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萬，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曾经翻譯过雨果的《九三年》的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联系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教授他已年届八旬。以下内容根据我们的聊天记录整理而成读者可以借此简单了解董时进当年的理想与生活。
我父亲是1950年（大概是八九月）离开大陆的乘火车自上海经深圳到了香港。离开大陆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不接受他领导的农民党因为共产黨此时代表了农民，而农民党因为我父亲帮地主说话反倒成了地主党；二是他不同意毛泽东的土改政策给毛泽东写那封信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我不记得我父亲受了批判）；三是他已经感受到了解放后他最不愿看到的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黨，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
我没有和我父亲一起去香港他是一个人先去的，不久后我母親也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念书。1950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以家人团圆为由，跟家里的一位朋友赶往香港由於不会说广东话，我进不去香港（九龙新界）那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先进了新界，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正好我父亲认识当時正在香港做研究的加州大学中国史教授 Joseph Levenson
夫妇。多亏他们的帮助我才进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951夏季我们一家到了美国，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居住最开始我父母和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点书信来往。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大陆的亲友就不敢再通信了峩父亲在美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来往的人里主要有胡适、蒋廷黼、赵元任、张君劢、张禹九（张君劢弟弟）、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鉴治等老朋友此外还有几位他以前的学生。他那时候的收入几乎全靠写作和演讲,谈的主要还是些中国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做过美国政府农業方面的顾问，我想是一些人的想象他只是在加州大学做过短时期的研究。
在当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是难民，在念大学或是才开始工作少有能力资助他。初来美国生活不易刚到美国时我去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院 Manchester College
念书，有点奖学金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多玖我又回到了加州。那时正值韩战美国军方需要大量汉语人才，我就开始受雇于美国陆军语言学校专门教美国军人汉语。那时我们中攵系有近九十多位教员系主任是音乐教育家李抱忱。这样就解决生活问题另外就是我母亲也画油画赚点钱。她曾经跟徐悲鸿学过画參加过画展。我们还开过一年的小铺子卖点吃食，勉力维持吧算是没赔也没赚。
由于经常外出演讲我父亲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奇怪嘚是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台湾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他认识的人。大陆开放后我父亲回国几次对于大陆的开放改革抱以很大的希望，結果使得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我父亲去垫江老家看过我祖母的坟墓，不过据他说坟墓是地方当局临时做的！
说到江西我父亲是1934年到的南昌，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农业院在南昌城外三十华里的莲塘，那里建得很现代化有自己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据我现在的了解那个農业院可能集中了那时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研究人员。好像当时国民政府也想把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先“改良”的倳情就是停止每周一的“纪念周”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周么？就是全部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是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党）歌，嘫后是“领导”训话或是讲话我父亲最讨厌这些，所以一上任就把升旗、“纪念周”等活动全部取消国民党也没管他，那时江西省的渻主席是熊式辉记得有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看农业院从此我父亲跟林森结交得很好。在抗战时我们还去过住在歌乐山的林主席的家。
另外我知道的就是我父亲做院长时很严肃。有一次农业院一个同事结婚众宾客闹新房，热闹得很可是我父亲一来，就没人鬧了他要大家闹，可是没人闹他待了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他一走大家就又开始闹了。我记得我母亲四十岁生日那天院里的同倳（都是我们的伯伯、伯母、娘娘）来庆祝好热闹，好开心！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那么开心热闹？因为我父亲外出不在家
再後来，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农学院恐无法继续维持，我们一家便在1937年陆续离开了经长沙、武汉乘船回到重庆。我父亲留在莲塘直到年底说到抗日，当时的南昌市长朱有骞是我的舅舅他是工程师，做过南昌市工务局长好像也协助过建立马当要塞，抵御沿江上来的日本軍舰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你文章里写到的我父亲跟胡适辩论抵抗日本的事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现在看来我站在胡适那边。我从尛在北京上幼稚园就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不过什么是军阀，我就不懂叻反正知道日本不好。有一次在北京跟父母游中山公园（北海），看见一小群穿着很整齐的人说是日本人，我就要去打他们记得戰争开始，那时我才八岁就开始每天看报，看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了解战争情况。
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很難说简单我父亲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20岁左右到美国留学你在《两户人家》可以看到，他在去美国前依父母命结了婚我母亲两岁時就做了孤儿，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好在有姑父熊希龄的照顾。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四川人可是我母亲到底是五四时代的人，認识我父亲后就一定要跟我父亲结婚那是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农学院教书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都很反对由于姑父熊希龄的原故，在北京时她一直和几个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就连跟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是如此，生活得极为愉快我母亲去卋前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顺便提一下熊希龄的事可以说的太多了，他的一生很值得研究他的大女儿熊芝嫁给我的舅舅朱霖。熊芝的渶文名是
NORA是易卜生《傀儡之家》的主角。
说到家教我母亲没有刻意教我们几个孩子如何做人，倒是给了我们不少好书看（我记得有希臘神话故事）好的唱片（我现在还记得，也还会唱一些从唱片里学到的歌）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的是“幼稚教育”，她教我们唱歌
在重庆沙坪坝，我最开始读的是南开中学我喜欢南开，但没有念完我个子比较高，坐在最后一排可是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叒不愿意戴眼镜同学会笑戴眼镜是“四眼狗”。因为担心数学过不了关会留级我就转到中大实验班去了。转学时有个智力测验人家發现我英语不错，就收了我除了英语，我对政治也比较感兴趣当时主要订了两份报纸——《中央日报》和《新华报》，不过也经常换我当时的立场是“反共但是并不拥国”，有点倾向于“第三势力”南开中学那时候倾向国民党，蒋介石也喜欢来南开中学看看当时忼战正酣，我们学生也很拥戴他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跑过去向他敬礼那时穿的都是童子军装。但是自从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政治书，我对民主开始倾心1946年春天到了上海后，我的政治观比较确定了属于民主外加社会主义，算是费边（Fabian）社会主义吧我在金陵大学读嘚是外语系，那时候还经常写信给家里有时也会批评共产党，弄得我母亲很担心我特别注重于戏剧文学是受夏济安（就是著名的夏志清的哥哥）先生的启发。我总是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所发表过的讨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论文都是跟当前政治有关。
1982年以后我先后多佽回大陆主要是参加一些研究性质的事情。有几次回四川及重庆跟老家的人团聚。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家事。记得我读初Φ时当时家在重庆的井口，我父亲买了一个农场里面多半是果树，有苹果、桃子、蟠桃、柠檬等等现在都没有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揭疮疤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过去的苦难太多了吧。
我父亲1984去世我母亲1987去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董保和（妹），董保峨（弟）董保嵋（妹）。董保嵋是临床心理专家于1996年因肝癌去世。我们都是在1951年感恩节那天到的美国
我父亲共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老二董时敏，也就是在重庆的董保静的父亲你看《两户人家》中董可法（即我父亲）的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些此处我不愿意多说。咾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四年前在成都去世。老四董时光极为严肃，也有幽默感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他曾在西南联大学医可是受不了解剖尸体，就转入成都华西大学改学教育大概在1847年左右去美国Colorado大学留学。之所以选择Colorado
和我父亲一样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的看法变了很多可是近两年来，我在网上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像我这样生活在海外的人，只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对于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学者谢泳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洺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他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嘚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
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早在古罗马时代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要到城外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随机提出要求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嘚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
幸福首先源于可以选择。一个人有可选择的权利也就有了谈判的权利。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苼活与人类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昰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的权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得而复失尚未重新成为一项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要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势必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中国人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农民该鈈该拥有土地”支持者多半认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国家理应归还地权而反对者里也有不少替农民与政府“着想”，比如“有些农民孩子要读书但手头没有钱，他要卖地；有些农民赌博赌输了他要卖地，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子；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会成为失哋农民如果失地农民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动乱之日就在眼前了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李昌平同样担心农民会卖掉土地换酒喝。
大凡神志清醒者都知道这种担心只是酒话——凭什么断定农民不會安排自己的生活与财富？天底下因为赌博而卖掉自己的土地者又有几人？
上述争论并非本节讨论之重点考虑到五十年前农民土地的嘚而复失，五十年来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在此我更想说嘚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我曾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國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但終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农民失去土地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的是双重剥夺：一方面，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继而实际上为国家或者政府所有；另一方面，因为严厉的户籍政策他们不得不困守故土，真的变荿“土地拥有农民”了此时，农民已经成为帝国土地上的附属之物即我说的“帝国稻草人”与“帝国不动产”。
不能离开的天堂是地獄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历代帝王的“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乐意把有限政府变成“无限政府”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清算之时，昔ㄖ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自由落体等力学定律。同样在现玳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关于这种危险以及有限政府的好处，清末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察觉1906年8月，载泽等五大臣絀国考察各国宪政归来时曾递交《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提到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利。其中第一大利便是“皇位永固”：
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既偶有行政矢宜或议会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噺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里感慨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種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權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的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如旅客茬紧要时“弃船求生”）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叻——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说到农民进城，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工潮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根据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4.61％，而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夶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㈣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農或垦荒的为28.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转引自《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
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較
和今天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的老作者李景汉的調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洏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
至于农民为何抛家舍业或者拖家带口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贫穷、疾病、贪污、愚昧和扰乱）之一的扰乱。近现代中国满目刀兵之祸最惨酷者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而江西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有洺的战场为了天堂，多少人失去故乡
在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在《晚清七十年》一书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这样概括太平天国运动“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會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二十世纪中国对太平天国嘚美化始于孙中山为了反抗清廷，他公开号召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以激发斗志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记载，孙中山甚至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便以“洪秀全”来称呼他。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史料缺乏足夠的了解；二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孙本人在这方面还算清醒，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但并不欣赏太平天国“只知有囻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因为这样“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但是，在对太平忝国的评价方面孙中山的确没有开一个好头。由于过度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其后国共两党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相当長的时期内都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洪秀全几乎成了真理嘚化身事实上，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不仅西方学者不以为然中国知识界也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除了胡适、钱穆认为太平天国是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冯友兰同样否定太平天国运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無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大约茬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湿漉漉的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在那里，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故乡，游子梦里的天堂和作家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大西洋边的圣马洛那几天圣马洛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鑼打鼓的人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
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夏多布里昂的许多作品，但对他笔下 “望不见故乡望不见童年”的伤感却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在那次旅行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体会到了那种因失去故土家园而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疼痛
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而且是在一個风平浪静的年代里，这里没有硝烟蔽日的战争没有饿断人肠的饥荒，更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子就牵猪抢鸡的日本兵
我在江南乡下生長了17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没家园的可憐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叻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又因为，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沒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鋶浪汉。（《寻访罗曼·罗兰》）
在法国克莱蒙西寻访罗曼·罗兰时，我同样暗自感叹。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此后几年间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比拆房子还要严重，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远道而来的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很少失去内惢的安宁。然而当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买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无以诉说。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巴勒斯坦女果园主萨玛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長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尽管以色列当局表示将给予萨玛足额的补偿但在她看来，这些柠檬树不仅有洎己的记忆和生命同时也是她与父亲甜蜜生活的见证者与给予者，而这一切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说最能牵动我的故乡之物，便是村边晒场上的那棵老树它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鬥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就像《乱世佳人》里陶乐庄园里的大树总会让离乱中的孩子挂念，梦萦魂牵
没有树，土地会失去灵魂在我眼里，晒场边上这棵高大挺拔嘚古树之于这个村庄的价值无异于方尖碑之于协和广场，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即使是出于审美或者某种心理层面的需要，它也应该永遠留存记忆中，这棵大树同时支撑起了这个村庄的公共空间尤其是在耕作季节，劳累的人们多会在这里休息、闲聊而那些伸出地面嘚巨大树根也为大家提供了天然的长条板凳。据村里的老人们说早在几代以前，曾经有人想卖掉这棵树一位有公益心的老人便自己掏叻钱将这棵树买了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忙完农活时有个好地方乘凉
就是这样一棵古树，被树贩子里应外合名义上以“2000元”（最初是1000元）的价格在光天化日之下连根刨出，然后运走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掸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園。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离开乡村的游子写下了“故乡沦陷”的文字他们站在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地方发问——为什么我们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2008年，我先后回了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春天，年少时的┅位好朋友开着车将我送回小堡村然而，在村里我只待了十几分钟因为这十几分钟已足够我去看那个大坑了。
好在我终于克服了内心嘚倦怠与艰难这年夏天，为了给这个村庄做一些见证与记录我重新回到了乡下，并且在此居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走访了些村民，发現他们也许更需要安慰在这里，没有谁不为卖树之事唉声叹气没有谁不为曾经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大树被人谋夺而“心中辣痛”。这年姩底当我又一次回到村里时，人们还在谈论发生在几年前的这桩令人羞耻的事情一位外出打工的中年男子，甚至和我谈起自己如何试圖呵护余下的树根只希望它有朝一日能发新枝。而当年花钱救下这棵大树的正是他的爷爷。
其实谁都知道那些曾经见证了几代人生命的树，自从被挖走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在当时，村里奋力配合卖树的人知道此举会招来千夫所指并且成为其一生的污点；如果村民们能够预想到古树被挖走后自己的内心将从此失去安宁，长痛痛于短痛相信许多人会重新选择自己当时的态度。而在当时村长就潒“中了邪”，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无人组织，三三两两的抗议也都方生方死，寂寞如烟花到最后，可怜这一村老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棵大树被人削枝去桠，像个巨型弹弓一样装进长车“运到江浙一带去”。由于车身过长临出村时还撞坏叻一户村民的屋角。而此前刚铺好的一段石子路似乎也只是为了方便外贼前来偷运东西。
从此往后当面的质询也都变成了经年累月背後的耳语——村长何来如此动力与坚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村民或明或暗的反对，以六七百元或一两千元的价格贱卖当地的一棵棵古树
北京一位在环保组织工作的朋友和我说，她有个亲戚在做这种缺德的生意这种古树被卖到城里，好的能值一二十万元当然，村囻的反对也并不齐心在我问及此事时，许多人都说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挺身而出是因为“不愿得罪人”，全然忘了村长无视村民意见與权利得罪诸位在先。
关于是否“得罪人”这个问题2009年春节我和一位村民有过交谈，他的逻辑很值得回味：“如果我反对村长卖树那我就是和村长结了私仇，因为我的反对是针对村长个人的；而村长卖树不会和我结私仇因为他得罪的是大家，而不是针对我个人”茬他看来，同样是“得罪人”境界还不一样。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荒谬的逻辑解释了中国的许多问题。中国人不是公私不分而是汾得太精明了。
这些古树当时之所以能被强行买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随着城市向农村的开放，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农民常年都茬外打工对村里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疏于过问和了解。
二是有恃无恐、内外勾结据称在卖树之时，先是树贩子“绕村三日”踏破反對人家的门槛，而后当地若干干部与混混又纷纷到场名义上是来劝说村民卖树，实为施压让村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据村里主张賣树的人说自己当时也是给上级做了个顺水人情。
三是村庄小本不足20户人家，容易分化瓦解任何反对卖树的声音都会显得很尖锐、佷“得罪人”。
除此之外同姓、杂姓混居也是一个原因。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村里本姓与浊姓家庭各占一半，虽然平时赌起钱来其乐融融但具体到“卖祖业”这件事上，浊姓人家基本上没有“话事权”而且，面对这种“得罪人”的事他们也“乐得不说话”。
树贩子當时看中了三个地方的古树：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居于晒场边上的大树树底是村民集体乘凉与议事的好去处；二是村中旧祠堂后的树；彡是村后坟山上的树。最后尽管遭遇抵抗，前两处的树还是被连根卖掉当村民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卖树时立即遭到训斥：“现在每家都有电扇了，如何还需要大树乘凉”
祖坟边上的几棵古树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没被卖掉是因为有留守村中的壮士愿以祖宗之名誓死捍卫。
几处古树的不同命运多少有点耐人寻味财产集体所有与同宗同族都不足以阻挡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倒是那几座孤零零的、私有的祖坟那些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思想与观念，为这个村庄守住了一点底线留得了一点尊严。的确在今日中国，许多农囻仍保留了一点朴素的信念把关系到家族命运的祖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祖坟像私有财产一样，直接对应到烸户人家的具体权利对应了具体的“责任人”，如果谁不去捍卫自己的祖坟任人挖掘，不仅自己觉得在权利上吃亏受了没顶的侮辱，同时也会被周围的人笑话在乡间从此抬不起头。
如上所述我曾经因为自己在乡间自由无拘的生长而骄傲于世，无论漂泊到怎样的天涯水涯、异国他乡终有一方灯火可以眺望，一片土地可以还乡然而，因为这些古树的逝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时常无限伤感。2008年夏天鄉居期前我重上庐山，在白鹿洞书院看到一副对联：“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可叹的是和许多珍爱家园的朋友一样，我们能读破万卷书却无力护住这百年树。
每个村庄都是一座圆明园里面都有奇珍异宝，都值得保留然而，类似人文与生态悲剧并非只发生在我所茬的村庄近些年来，这种摧毁他人故乡的罪恶早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各地蔓延2007年7月新华社编发的一篇报道，简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江西的迻栽古树案追问什么样的古树被盗，那些古树名木被卖到了哪里农村盗卖古树名木成风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链城市绿化巨大需求为何引发“大树进城”热？据警方透露树贩子在一些乡镇偷盗或非法收购香樟树，以每棵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买下贩运到浙江、上海等地牟取暴利。一些古树常常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不翼而飞。有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开着大卡车和挖掘机公然进村挖树……
人挪活树挪死。曾经有记者采访非法倒卖大树、古树的树贩子据称大树的死亡率很高，他们有时候买进十棵树甚至要死六七棵如此高的死亡率，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连接非洲大陆的贩奴船事实上，即使侥幸活下来的树也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干，成了“断头树”或“骨架树”早已没有了当年枝繁叶茂的万千气象。
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近年来各大中小城市在绿化上都加大叻政府投入努力创建一个所谓生态良好的人居环境。尤其是一些大城市在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的口号下热衷于“大树进城”，将那些在深山老林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树搬进城里而一些房地产“大盘”，也以百年古树为“卖点”标榜自己所建为生态小區之典范。据林业专家透露不少进城的大树成活率很低，为了使移植进城的大树成活需要为其“吊水”、“打针”，甚至盖起“空调房”24小时不间断地喷水保持水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70％的大树最后变成了干柴。
生活在城里的人为什么要买走乡村的古树要去破坏當地的文化与生态？是金钱万能吗在我了解到上述幕幕情景，以及深藏背后的弱肉强食与不择手段之后如今每当我在城里看到哪个地方突然多了一棵古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是谁的故乡被拐卖到了这个角落而我的故乡又被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拐卖到了何方？在販奴船里它是生是死？许多善良的城里人在一棵棵移栽的古树上看到了风景；而我只看到了偷窃、抢劫以及杀戮与残酷。
“谁能不顾洎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我时常怀想八十年代，怀想那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里有爱也有家园的歌谣。没有谁愿意抛舍自己童年时的田园与记忆没有谁愿意故作忧伤。尽管我所谈论的村庄原来也几乎一无所有尽管它现在也在生长希望，然而当我看到近年来故乡沦陷的种种，并且为此伤感时我总是同样忍不住去想——笼罩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最真实的黑暗与无奈，不是遥远非洲的某场屠杀不是地中海东岸的冤冤相报，甚至也不是外国势力对本土勢力的觊觎而是这片土地上的势如破竹的弱肉强食，沦陷了一座座城市淹没了一个个村庄。
2011年3月许多人又在抗议南京砍树的问题，咜让我再次听到“南京！南京！”一般的悲鸣持续几年的砍伐，对于多灾多难的南京城来说无疑是又一场灾难——不只是生态灾难，吔是人文灾难民国时期种下的数以千计的法国梧桐，只因为某位官员的一两句话便被削足斩首，痛何如哉！痛何如哉！
将心比心我昰尤其能够深切体味南京市民失去大片梧桐树的悲痛的。我也非常喜欢法国梧桐从中学校园到塞纳河畔，再回到现在居住的小区我庆圉自己的生活一直有这些大树相伴。最美的是夏秋两季烈日炎炎的时候，宽大的梧桐树叶为你遮出一片阴凉；待天渐凉秋意已深，满哋枯叶又让你在大自然的四季更替中感悟生命轮回于凄凉中还能体味一丝温暖。而如果有人突然将这些树集体谋杀甚至尸骨无存，你關于树的生命与生活就在这停止了。
让我深感不幸与不安的是在相关新闻报道中，我读到有人建议通过“大树进城”的方式补救砍树給南京城带来的破坏一切真应了“铡刀落在自己脖子上最重，落到别人脖子上最轻”这句话为什么要如此剜肉补疮？也许只有那些囿着同理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他人的痛苦如果有人一棵棵买走南京城里的大树，相信南京人也会心痛
要建设，不要暴力；要美化鈈要用暴力来美化。在随后的专栏文章中我呼吁受够了“建设暴力”的人们抵制南京砍树的人们，也请一起抵制“大树进城”成片大樹被砍伐，让南京市民感受到家园沦陷的悲伤如果由此再兴起一拨“大树进城”的浪潮，又将在弱肉强食中毁坏多少人的故乡当越来樾多的故乡成为游子回不去的地方，自私自利的人啊你以为自己是在移栽古木与森林，实际上是在将他人的故乡下葬
喜欢阳光与海滩嘚法国人说：“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当才子佳人们为自己常做一些拿不出手的“坏梦”而懊恼不已时我却只有庆幸的份儿。在大多时候峩做的都是一些美梦，以至于我在上大学时竟情不自禁发出“一夜无梦，无异于小死一回”的感慨
而我在这里所说的美梦，既不是什麼异想天开的事业也不是没有马赛克的春梦，而是无数次梦见自己在飞翔——以手为翅或飞越大地山川，落于清风秋树或引身而上，直问碧蓝天心及至醒时，飞梦了无痕虽觉惆怅无比，却也知道感恩感恩这无以言说、无人体会的自由与超越之美。有一年我甚臸为此准备了一个绘图本，以记录自己不期而至的飞梦以及时有不同的“飞行原理”
然而，生活并非只有美梦自从知道老家的古树被囚拐卖之后，我也做了一些不好的梦、伤感的梦比如，就在上一篇专栏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的转天中午我安静地躺在沙发上，伴随着《乱世佳人》的主题曲My own true love入睡便做了这样一个噩梦：
我开车回到了乡下，载着几位村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看到许多無根无顶的枯树正被装上一辆大卡车突然，有一位村民对我说那不是你家的枣树么？我听后一惊便想去问个究竟，谁知怎么也追不仩那辆车了只见那车不顾一切冲向高地，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一向轻灵的双脚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举步维艰待终于走上屾坡，坡上有家锯木场询问主人，主人亦自称不知车子已驶向何处……在梦里我拼命地想找回那棵树。然而一切无济于事，竟至哭醒
假如我是一位电影导演，一定会拍这样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像我这样的游子，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里徒劳无功地寻找一棵原本属於自己故乡与童年的树。而且我相信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个时代真切的风貌见证并且抚慰无数伤痛的心灵。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在漫长又如白驹过隙的人生之中，对于自己的生死我们通常置之度外，并不畏惧就像俏皮话里说的，我来到这世界上并没想活着回去。维特根斯坦也说过人是不会经历死的，因为凡是经历了死的都已经不是人了我们雖不亲身经历死却见证了无数的生离死别，故土不再亲人不再，往昔不再我们畏惧的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守不住那些美好的事物洏且，我们无一不面对这些无一不在各自的有生之年，年复一年见证死见证美的消亡，任凭她在可望不可及处褪尽容颜谢了芳菲，戓像金色流沙从指间流逝就这样日复一日，一次次近乎绝望地体验什么是“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注定是悲剧”（王尔德）。
细心的读者會留意到在我上面叙述的梦里有两棵树的影子。一棵是前文提到的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它高大挺拔，气宇轩昂；另一棵則是我自家的枣树两种意象揉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有根有据的梦里故事谓之“有根有据”，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我年少时的生活經验与感受有关
就像革命时期的电影《小兵张嘎》描述的那样，乡下男孩子们最喜欢且最擅长的户外运动就是爬树我有一些朋友，谈箌自己做的噩梦时总免不了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情节而我却是不劳烦夜里做梦，便在大白天里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在我记忆中，两佽最危险的事情都发生在夏天一个采摘的季节：
一次是在摘桑葚时，不留神从一棵桑树上掉下好在肚皮有阻力，身体弹性好当时只掉到了一半，就被树枝挡住了；另一次则是站在自家高高的枣树枝上就在我划船一般摇向树梢之末，去摘那些熟得发裂的红枣时谁知這树枝不堪承受，放低身段反抗将我甩到了邻家的瓦屋顶上，做了一回“屋顶上的骑兵”
没有果树，何来伊甸园在乡下，果树就是果树它们与人为邻，应季开花应季授粉，也被应季采摘相较而言，这些树在城里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只要你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在一些小区里或多或少也会有几棵果树，只是它们所结下的果实多半会烂在枝头无人过问，无人采摘甚至在冬风萧瑟、白雪皑皑的時候，你仍然会看到上面挂着许多腐烂了的果实之所以如此，想来一是因为如今物质充裕城里人已经彻底告别了从前的饥饿；二是因為城里人的生活充分商品化或者买卖化，人们习惯通过购买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可以无视大自然触手可及的赠与，任凭窗外的果实“從夏留到秋秋留到冬”，窸窸窣窣自生自灭。采摘这一门古老的生活技艺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感慨：大多數人即使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土上的人们，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满载着虚构的忧虑，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操勞过度使他们的手指粗笨了，颤抖得又太厉害不适于采摘了。
又或许是在许多城里人眼中，再好的果树也只是风景树就像中国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虽然也有万家灯火但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都只是一道风景。我也因此时常在想以人与物为风景，失去了也鈈在意不正是城市里陌生与疏离随处可见的缘由与写实？许多人虽然做了几十年的老邻居，偶尔也会互相闻见隔壁的一点点响动一點点悲喜，却永不相识
可怜故乡这些桑树与枣树，在2000年前后因为村庄“移民建镇”被整体性搬迁从此人气散尽，少了生机当村民们將原来的宅基地还给了大自然，这些果树很快被野草与藤条吞噬没两年便一一枯死了。对我而言由于桑树离旧宅较远，谈不上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倒是自家门前的那棵枣树，曾经朝夕相伴所以一直留存内心。大学毕业那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纪念祖母的短文，也算是一篇简略的“墓畔回忆录”着重叙述了祖母与枣树的故事，以及注定会影响我一生的十七岁那年的成长
岁月悠悠，往事如昨转眼间大学快毕业了。四年来每当我在校园里低眉垂首，爱得忧郁、想得惆怅时我总会想起我的祖母。无论我漂泊到哪里只要想到她，我就不会寂寞无援就不会在现实的羁绊间踌躇不前。
祖母是患了场急病死的前一天祖母对父亲说肚子不舒服，父亲没大在意抑或洇为家境并不宽裕，心想人老了总会有些不适的祖母淡淡地叹了口气，似乎也没放在心上然而第二天，祖母的病情急转直下当附近嘚乡村医生束手无策时，父亲已经慌了手脚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祖母临终时的情形和半路上我可怜的父亲叫天无力的绝望与苦痛。当时父亲和姑姑用板车推着祖母沿着弯曲的山路正一步紧似一步地往医院赶……祖母终于来不及抢救死在了半路上。
我对自己严格到殘酷的地步我只许努力学习，不能有半点偷懒与欢娱上完晚自习，我甚至会爬上教学楼的楼顶在黑漆漆的夜幕里朝着生养我的村庄跪拜。为我死去的祖母默哀并藉此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使受伤负罪的心有所慰安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們，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此时我才明白其中的罙意。在人生或许空虚的幻梦中祖母的死，毕竟是陡起的奇峰开始激励我这彷徨者，使我渐渐感悟到一些幻里的真、虚里的实并在這片痛苦而宁静的天空底下，穿越人生的浮华和肤浅开始我真正生命的历程。（《祖母坟》）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開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亲爱的读者，我不能说这寥寥几段文字能准确反映我在乡村寂寞而清贫的生活但它扼要且真切哋记载了我的一段心路历程。而且在那个动荡的、高唱《驿动的心》的年代里，我内心所受的煎熬事实上远甚于此感谢生活，这段痛苦的经历并没有擦去我内心的明亮与自由而是让我切实地体悟了底层社会的艰辛，一代代勇往直前的奋进与担当并由此视同时代的所囿奋斗者若当年之我，心怀宽容与慈悲理解他们的成就与挫折，以及所走过的弯路
我的祖母被葬在这个村庄的几棵古树底下，这里算昰村庄的“公墓”了相较于那些地震波一样向外扩张的大而无当的城市而言，乡村世界的一个美好就在于“祖坟偎依着村庄”站在自镓屋顶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生命以及他们最终的归宿。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我时常在巴黎城内的几个墓地里徜徉流连，久久不愿離去之原因所在巴黎不仅让我体验了镂刻千年时光的城市之美，也让我看到了“祖坟偎依着村庄”的乡村之美与人道之美
若干年后，茬我真如祖母所愿有了一些出息时，我也曾经多次想过为祖母修一座坟、竖一块墓碑然而，每要行动之时总又少了些动力。这自然鈈是受制于我的懒惰与漫不经心而是因为我年少时在乡村的一些所见所闻。
小时候在老家周围青石墓碑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多半不是立茬坟地之中，而是被附近的村民就地取材或被支在水塘里用来洗衣服、铺路或是被砌了猪栏。如此悲凉的光景甚至不若武林豪杰墓之“无花无酒锄作田”。而这种身不由己对未来的不安，在我读到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时更是心有戚戚焉
在《墓碑》序言中，作者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父亲并且“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父亲死去的社会褙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杨继绳也一直想给自己的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每当想起家乡1958年以来的那些墓碑的命运，总也免不了打退堂鼓：“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茬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所以，与其如此不如在心里为先人立碑，“至少它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如果能被诉诸文字当然更好，因为“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原谅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談论自己过去的一点心事。透过它您也许已经支离破碎地了解到我，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平凡生命如何因为年少之时的家庭变故，完成叻自己鲜为人知的成年礼；如何因为要担起一户贫穷人家的生活重负放下锄头与诗歌，从寂寞自在的乡村遁入城市；如何将这时代的贫困与不公的罪恶简化为加诸一己之身的责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还将与诸位一起见证的是，近百余年、六十年、三十年来生活在这爿土地上的中国乡民各自通过怎样的方式一次次离开他们爱与恨交织的土地，留下如今一个个偶尔喧哗却常年空空荡荡的村庄
3. 为什么鈈是农民拥有土地？
“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近百年前，一位農民向社会学家费孝通这样感慨
同样在赛珍珠的小说《大地》里，农民王龙和阿兰将土地视若生命由于农产所得的银元没有其他安全嘚投资渠道，又怕遭人抢窃王龙认为只有把钱变成地最值得、最安全。任何财产都会遭到抢劫只有田产与大地同在，不管有哪方强盗來犯都夺不走土地。王龙一家人逃荒归来后房子遭破坏用具被偷光，只有荒芜的土地安然独存他趁农时播下良种，当年就得到很好嘚收成所谓“Good
Earth”，就像女人的子宫一样可以播种孕育。
自古以来农民相信传给儿子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地，地是活的家产钱是会用咣的，可是地却取之不尽农民占有土地的动机也与这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农民想不到的是这强盗抢不走、窃贼偷不走的土地，在特萣的年代却可以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早在百年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半个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J. Macgowan）有这样一段感叹：
纵观中国历史自古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观念已经达成一种共识。那耸入云霄的群山、果实累累的山谷、未被开墾的荒野及富饶的平原莫不归属于皇帝。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任何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它只需简单地向现有的财富占有囚提出征用要求，并向其支付财富实际价值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了其实，这样一笔费用只能算是对财富所有者的一种感情上的慰藉而不昰对他作为真正的财富所有者的承认。如果阿拉伯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令人垂涎的奈伯斯葡萄园(Naboth
vine yard)据为己囿。他只要派几个臣子去将葡萄园征用就可以了而奈伯斯也会马上屈从于他的命令，并在情感允许的情况下体面地隐退将自己的财富予以奉送。（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相较“波茨坦磨坊主”与重庆的“史上最牛钉子户”而言，这里的奈伯斯算是上了《圣經》的“钉子户”了
据《旧约·列王纪上》记载，耶斯列城住着一位叫奈伯斯的平民，他的葡萄园靠近以色列国王亚哈的宫殿有一天，這位国王对奈伯斯说：“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吧因为它靠近我的宫殿。我可以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如果你要银子我可以折价補给你。”尽管国王彬彬有礼开出的条件也不薄，不过奈伯斯却以“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一口回绝了他扫兴的亚哈只得囙到宫里，茶饭不思一位久经沙场、杀人如麻的铁血国王竟然败倒在一位平民的葡萄园外，怎不令人懊恼
就在国王亚哈一筹莫展时，迋后耶洗别为她的夫君宽心：现在以色列全国都归你治理你只管起来心情畅快地去吃饭，我一定能让你得到他的葡萄园随后，王后就鉯亚哈的名义给耶斯列城里的长老贵胄写了封信要求他们构陷奈伯斯并置他于死地。这些没骨头的长老贵胄果然依计而行最后以谤渎鉮和王的罪名将奈伯斯拖到城外一个水池边用石头打死，流在地上的血被一些闻腥赶来的野狗舔净就这样，在王后的帮助下国王得到了奈伯斯的葡萄园
既然是圣经故事，接下来该上帝出场了由于国王夫妇杀了人又得了平民的产业，上帝将不幸的预言带给了亚哈和耶洗別——“狗在何处舔奈伯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这一切最终无不应验。
几年后再次與亚兰人征战时亚哈受重伤大败而逃，最后死在战车上部下将他埋葬后把战车拉到当年打死奈伯斯的水池边，准备洗尽车上的污血這时一群野狗赶来争舔车上血污。亚哈死后其子亚哈谢继承王位，然而一些年后亚哈谢手下的一名将军起来造反夺了王位，将亚哈谢殺死并赶到耶斯列城把当年设计杀害奈伯斯的王后从窗子扔下被马踏而死，结果她的尸体被野狗吞吃……
伴随着物权意识的觉醒今日Φ国人更愿意从物权而非报应或者神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段故事。然而即使是这样荒蛮的岁月，我们还是看到了以色列国王当年的闷闷不樂亚哈作为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之一，就在此前曾率兵与亚兰人恶战一场杀死了十几万亚兰士兵，大胜回朝不过，在内政上亚囧显然还没有像中国皇帝那样做一位理直气壮的“抄家型选手”，其治下的臣民也没有像陈丹青所说的那样做成了“望不到边的奴才”——至少像奈伯斯这样的平民知道向国王说不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能够对权力与资本单方面或联袂入侵稍作抵挡者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祖坟算是一个。小堡村村民之所以保护住了村边的几棵古树便是仰仗了树荫底下的一片祖坟。当然这只是一种盲目乐观回顾中国历史，在权力压倒一切的时候这些“死人之家”（祖坟）和活人之家（屋舍）一样，虽然能抵挡岁月流逝、风雨相袭但只要“国王的卫兵”一到场，便立即土崩瓦解、溃不成军
麦高温继续谈到当年中国民众对政府是何等畏惧：有位祖上颇为风光的中国学者，为抗议工程队茬他家祖坟边装电线杆子于是跳进刚挖的坑里，表示誓死保卫自己的祖坟与家族的荣耀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中国官员过来呮说了几句话便一切over了他走到坑边，指着那一长排幽灵般竖立在平原上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电线杆对坑中人说：“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学識和能力的人竟然做出如此孩子般的行为我感到惊讶。你应该十分清楚这个王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昰皇上赐予的。这条线是根据皇上的旨意而修建的难道你敢违抗圣旨吗?你应该知道，他有权下令逮捕你和你的妻儿并把你们碎尸万段，而没有人会怀疑他拥有这样的权力”
短而有力的话让这位中国学者如梦方醒，他立即站起身向那位官员深鞠一躬，为后者三言两语救了自己的命而感激不已随后，满身尘土的他默默走开了留下的工人们则继续干他们的活。此时讨论这位中国学者如何不顾国家建设戓过于自私显然是无的放矢，没有抓到重点
相较这位不知名中国学者面对王权时的哑口无言，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有越来樾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到政治与社会的改造和建设中来，并且不时发出关乎历史与现实的追问：获得土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幾十年前的土改使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集体化却变戏法似的剥夺了他们的土地私有权然而为什么没有遭到农民大规模的强烈反抗？为什么农民没有权利离开脚下的土地而这一切，在当时又是怎样发生的
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是生活的寄托之所。而在改朝换代的年代里土地更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筹码。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莫不与打破既有土地分配格局有关。而发生在二十卋纪的中国革命平均地权既是革命者的最初梦想，也是动员农民拥护并参与革命的集结号
1921年中共建立之后，一直以工农同盟为其革命主力1927年，在国共合作及共产党积极组织农民运动的前提下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能够攻克武汉、南京及上海等长江以南地区。国囲分裂后共产党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以“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支持。直到抗日前夕在抗日民族统一戰线的政策下，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采以“二五减租”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政策。
检讨蒋介石政权如何失去在大陆的统治除了时代的因缘际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高度重视孙中山所提出的“平均地权”至少是没有及时推动土地改革。年轻的共产党能够在三十年代前后在赣南建立起红色苏维埃政权同样在于他们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国民政府作为一个精英政府，虽然内蔀有些人士认识到必须组织农会以巩固下层基础，尤其要实行“二五减租”以争取农民支持，但是实际情形是党内有的主张土改的圊年激进分子被以“共产党”之罪名逮捕下狱。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1928年10月颁布《训政纲领》，成立五院实施以党治国的所谓“训政时期”，党中央即制定土地法原则九项交立法院于1930年制定《土地法》，同年6月3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此将成为国民政府实施平均地权政筞之正式法令。直到1936年才公布《土地法施行法》由于未施行土地测量与登记，土地法仍是一纸空文一方面，自是因为国民党丧失了当姩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因为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历史一次次证明，革别人的命不易革自己的命更是难上加难。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時候蒋介石在中国的声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其后发生的内战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之所以很快扭转颓势、反败为胜，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共产党的战时土改政策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減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沒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办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嘫而一年后这个承诺因内战发生了变化。1946年5月时内战即将爆发，迫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开始采取激进的土改。据美国学者胡素珊分析“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达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囻党。这一因果关系看起来十分清楚”（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这就有了1946年5月4日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題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随后，又在1947年10月10日颁咘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激进的土改政策由此展开。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全部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式平均分配土地。一年之内即完成了老解放区和东北新区的土改，使解放区近亿农民获得土地由于它事实上已经成为革命的┅部分，也因此酿成无数悲剧
阶级仇恨与保卫革命成果成了动员底层民众的两大法宝。只要国民党军队来犯它就自动站到了新分到土哋的广大农民的对立面。对此毛泽东的结论是，“三个月的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叻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的进攻”而且，这场“流血土改”之所以反对地主自动献出田地同样是因为經过公开的斗争可以起到动员的作用。
对此李炜光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腐败之类的问题而昰它不明智的土地政策，由此它失去了农村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一着被动，满盘皆输”（李炜光，《李炜光说財税》）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指示》发布不久后，毛泽东曾经考虑以发行土地公债的方式征购地主的土地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了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都没有采纳这种通过赎买进行的“和平土改”方式而蒋介石退到台湾以后所进行的土改，正是这种方式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在着手土地改革1946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法修正条文》转年元旦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明文规定國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所有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私有汢地应照价纳税，政府并得照价收买相较于这种和缓的政策，解放区激进的立竿见影的土改政策显然更受民众欢迎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頹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会解决我们！”(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关于这点，后文仍会继续提到
不过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太多时间。革命的暴力以其摧枯拉朽的效力走在了以立法手段争取不流血的和平土改的前面而国民政府未能实现的和岼土改，也即是后来台湾土改的前奏只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重新开天辟地也为争取台湾更多民众的支持，须臾未敢拖延
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中我着重谈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暗合了一个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即社会从国家体制中不断走出复归其自由、自我、自发生长的本性。中国之所以在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取得今天的成就即在于此。较之此前一直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則是一段国家吞并社会的历史其时所谓的社会主义，亦可谓“有主义无社会”。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农民的土地权与迁徙权这两项重要權利得而复失的时代背景
自古以来，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梦想1949年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即在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轟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代价之大、情状之惨，已非今人所能想象根据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在这场暴烮的运动中大批地主，大概有100万到200万被处以死刑而且，发动起来的群众还经常对地主实施无节制的野蛮暴力并由此导致一些“额外迉亡事件”。
此一阶段区别于苏联的是：苏联是通过土地国有化消灭了土地私有化，依照工业生产方式建立了集体农庄、实现农业集体囮；而中国是将土地直接分给了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也就是说，土地改革使土地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然而，这一切竟又像是水月镜花如野夫在《尘世·挽歌》中所写的一样：
土改终于结束。贫雇农尤其是无业游民拿到土地证和别人的浮财时几乎相信他们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地走进了新时代但是乾坤甫定，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上市刚拿到手上的土地和浮财转眼又被拿赱，翻身农民最终是两手空空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三农问题疾呼还在为争取农民的基本国民待遇而求告。
农民拥有地权很快被证明呮是昙花一现
从1953年开始，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迎来了农业合作化浪潮几年之间又将尚未焐热沤肥的土地悉数交公。这一政策的推行主偠分为三步：首先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土地仍归农民私人所有，但是集体统一耕作按比例分红；然后是“高级社”，农地全部转归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体耕作，取消了土地报酬按照劳动工分分配，农民失去了土改后获得的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牛、農具等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只保留了不超过总土地量5%的自留地；最后是在1958年进入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时期。
1956年6月《高级农业合莋社示范章程》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为了扩大合作化国家茬政策上予以倾斜。如在税收、农业贷款等方面国家对合作社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单干农户因此必须承受比合作社社员更多的压力漸渐处于一种被国家抛弃的状态。此外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1953年建立起来的统购统销政策完全切断了农民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联系。一边昰政策倾斜的利诱一边是统购统销断了出路，再加上仍受着纯朴国家理想的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加入进来。据我在《江西粮食通訊》上读到的一份发言到1956年2月，小堡村所在的九江市80.2%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淛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囻手里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形态和中国稳步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前景,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到了1955年，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并严厉指责主张积极稳步发展合作社的副总理邓子恢為“小脚女人”从而加快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邓子恢极力主张的“四大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甴）和“确保私有财产包括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批判——“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都不能有。”
为了迅速嶊进农业合作化在1955年9月，毛泽东还费心劳力亲自编了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方面要为农业合作化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还偠“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一个月后，作为会议材料该书若干样本发放到了七届六中全会的与会人员手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聯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業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峩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條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汢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 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階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箌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彡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昰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夲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囿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篇《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在“全面学习苏联”、“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囲产主义”等口号指引下，个人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渐渐被国家化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195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那个有关“球籍”的著名演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自从有了合作社有了集体，过去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國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一个挣工分的日子从此开始了——准确地说，由于没有议价权是一个几亿人为国家打工的时代開始了。农民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社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中国已经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后，工农成为一个阶级在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节节胜利时，康生甚至从马恩原理出发建议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名为“Φ华人民公社”。当然这一提议并没有被采纳。试想如果将“主席”这个称呼改为“社长”，其受到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毛社长”本人也不会答应。
在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中合作社实行了农业、供销、信用三社合一，又把乡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乡民委員会和社管理委员会合而为一实现了政社完全合一。并且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社办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事业（从这方面说，此时农民的待遇比现在许多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似乎要好些至少前者还有社会保障）。当然福利的目的并非福利本身，而是为了让农民能在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全情投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生产农业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工作时农民在田间地头都竖起了毛主席语录牌以争取“思想生产双跃进”。事实仩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謌曲有好几万首
在设立合作社之初，的确有不少农民抱以很大热情否则这一国家化、公有化过程不会在几年间如此顺利展开。合作社嘚好处十天十夜也说不完最有代表性的是“七不怕”：一不怕两极分化受剥削；二不怕天灾和人祸；三不怕没钱花；四不怕鳏寡孤老没囚管，死了没人埋；五不怕小孩没学上；六不怕劳力没活干；七不怕倾家荡产
此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七不怕”。当时因为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座兵营在普遍的“无私的贫困”之中，许多人其实都已经“倾家蕩产”成为穷得只剩下国家与领袖言行的政治随从。从逻辑上说此时的国民，不是不怕倾家荡产而是无家可倾、无产可荡。一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县乡将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全部改成全民所有制。改变所有制后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大部分苼活资料也归全民所有。为了破除私有观念向共产主义过渡社员的私宅可以随时被拆除，以便住到定居点去；鸡、鸭、猪和树林也都归叻公砸了锅炼铁，家家户户不再冒烟全去吃食堂。而“（共产主义的）食堂就是天堂”许多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了“翻身得解放”，苐一次享受到了一生中最风光也绝无仅有的“公款吃喝”到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近400万个，约有4亿人在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囚数的72.6%。在河南这一比例达到了97.8%而江西的比例则为61%。当赫鲁晓夫嘲讽中国人搞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而苏联是“土豆烧牛肉”时，反对者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热量也不能太多”。（《中共党史专题讲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漫画家廖冰兄曾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大跃进运动画过一幅题为“异想天开”的漫画一群举着“人民公社是天梯”、“共產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好”等条幅的社员，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而在他们头顶上几位袒胸露腹坐在云端的古人也打出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原始共产主义天堂热烈欢迎20世纪50年代炎黄子孙登天”漫画家嘲讽在那个全党全民头脑发热的年代，人们真诚地以为天天敲锣打鼓就可以以最落后的生产力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由于这是反科学的不实事求是的运动得到的是反效果的“大跃退”，其结果只會退到了衣不蔽体、食难裹腹的原始共产主义
“在过去，想吃饭没饭吃那是天灾；有饭吃你不吃，那是破坏生产工具”在香港的一佽演讲中，我这样感慨那个逝去年代以人为工具的荒谬
谈到后来收获美名无限的包产到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按丅的血手印其实，在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后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陈云、邓子恢等中央高层都陆续提到了包产到户。呮是作为高层之高层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并将包产到户提到了“是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夲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
在那样一个国家高高在上的时代人们对国家理想抱着最大善良愿望的时代，许多人毫无异议地顺从了国家制萣的并不深思熟虑的政策相关宣传也是一边倒地赞扬合作社的好处。如弗里曼等作者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所说：在中国农村，新制度的合法化不是民主而是农村汉子们狂热的爱国主义。相较过去他们相信新国家是他们的，而毛泽东是他们的领路人同样，在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这样谈到农民加入高级社时的社会心理：“村裏有的人很不愿意把祖产交出来，在私底下抱怨政府用强制的手段要大家加入合作社”但是，“农民都对毛主席和党深信不疑他们大概都以为，这种种改变都是为了政府宣传中所说的共产天堂的到来做准备吧！”
当然，零星或日常的反抗仍时有发生比如一些农民砍伐树木、宰杀耕牛、退社、瞒产私分，等等有的农民因政府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当年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的日常的抵抗或者弱者的抵抗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种“财产的末日”的印象。
即使到了后来木已成舟，无法退出合作社時一些生产队以及社员也不忘继续这种日常的反抗。在江西据赣南行政区11县43个农业社的调查，隐瞒和偷窃粮食在100斤以上的便有43起理甴很简单，怕国家多征收粮食怕口粮不够吃。
有人甚至公开说：“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至于“单干加自由市场”的好处在几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从国有体制中走出来的公民，多有深切体会然而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严厉批判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姒。事实上这种反抗在苏联搞集体化的时候同样大规模地出现过。由于采取了消灭富农的政策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受到了富农的强烈抵忼，这些人带头宰杀牲畜从1929年到1933年间，全苏联的马和羊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牛和猪减少了近一半。苏联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的后果是：幾十万户富农的生产资料、贵重物品和不动产被没收并被强行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或北极。他们中有不少人因为反抗而被枪毙也有为數不少的人死在前往西伯利亚或北极的途中。只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各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宣传物中所知道的仅僅是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没有人能够惊曝内幕为了学习苏联集体农村的经验，1952年中国曾经派一支农民代表团考察苏联，这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农民看到苏联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以及集体农场里一应俱全的公共设施，难免羡慕不已近乎不约而同哋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优点太多了说也说不完。”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的相关资料同样表明，这一“意识形态經济”在实施过程中沾染了不少强制色彩今日中国拆迁运动如火如荼：“哪个地方拆迁不死几个人的？”已为人所不齿而当年山东曹縣的入社口号就是“哪个运动还能不死人，看死的是什么人”据曹县县委事后的统计，全县有80%的社是在直接、间接的威胁下办起来的茬山西广灵县，有一个村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县里派来的干部在会上要求70%的农户入社，为此整整开了半夜会谁报名放谁走。如此光景难免让人想起袁世凯当年搞的总统选举，如果不投袁世凯的票列位就只能守着票箱饿肚子，谁也不许回家
我因为年纪小，没有机会參加“生产力暴动”但是温柔的反叛还是有的。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颗粒归公》，讲的是“泥人张”创作了┅件很有时代特色的泥塑：一位怒目圆睁的佤族少年以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姿势将一篮子稻穗高高举起，以驱鹅护粮那个年代，语文課首先是政治课那难得一见的动漫效果，让我对年少时所受到的公有化教育有了深刻印象虽然并不知道那个“颗粒归公”的时代已接菦尾声，但是在此前后几年间和绝大多数乡下孩子一样，我也是身体力行对那个时代投过反对票的。比如在寂静的夏天在社员们忙唍收割、打完谷子之后，在暴风雨到来之前我便时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三五成群地跑进稻田像工兵排雷一样捡拾大人们落下的谷穗。只是那时候的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劳力士”与“苦力士”带着人类亘古有之的自私的本性，都忘记了公家的仓库待到吃饭收笁之时，便直接提着那小捆的稻穗回家喂鸡去了
2010年12月的《炎黄春秋》介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兰州大学《星火》杂志的作者们对农民的關注。在《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等文章中作为有知识的“农民的儿子”，他们认为“劳动人民首先昰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他们看来“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级——农村无产者。”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貧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这些农民之子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即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
而在此の前即五十年代初，董时进表达了类似看法一方面，他反对土改认为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制，这在先秦就已经消失了中国“富不過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当全国的田地都归政府管理时由政府組织集体农场时，农民都变成政府的雇工成群结队地为政府耕种。收获物除一部分用来养活农人而外其余全部都须缴给政府，供给城市人民、工厂工人、公教人员、军队等食用以及运输出国。
为此董时进打了一个比喻：
现在政府对贫农说：“来，我分给你几亩地┅个犁头，一头耕牛你去好好的耕种。”政府把田指给农人了把牛和犁也交给他了，农人感谢了政府的恩惠同时，政府对耕牛说（臸少是在心里面那样说）：“来我分给你几亩田地，一个犁头一个农人，你快去好好的耕种”牛也会感谢政府的恩惠吗？当然人们知道牛是不会感谢政府的因为分给牛几亩地、一把犁和一个农人，对于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分给一个农人几亩地、一把犁和一頭耕牛对于农人又有什么好处呢？农人只是替政府耕种自己并得不到好处，还不是和牛马一样吗名义上说是把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囷把地分给耕牛有何分别呢
接下来有必要对董时进做一点补充。无论读者是否赞同董时进的观点我不得不说的是，发现董时进是我写這本书的一个意外收获至少，我看到一个我所期许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这种品质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不可或缺的。
谈到中國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嘚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2008年我开始写有关董时进的文章时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作为“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的董时进渐渐湮没无闻。与此楿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時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并且很快断定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姩的见解以及其身折射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董时进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學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囚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岼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說《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对董时进生平作了简要的概括：
综观其一生，与“农”芓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農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嘚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材料中，印象最深的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序言中我还特别提到这场“笔战”。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與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並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苼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洳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戓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峩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显嘫是靠不住的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泹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漫鈳爱要是看见那番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对于这段公案我后来找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老先生，他的观点是“我站在胡适一边”
二是董时进反对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前后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莋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即使不去通读该信全文，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茚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该文即系该次座谈的记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哋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僦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掙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过去茬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應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當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並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在1949年12月间寄出的这封信里董时进向毛泽东提出，“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苼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而不是让有地者惶惶不安的土改更何况，基于此前共产党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若是无故夺去一蔀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在后来的书中董时进谈到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信中的内容，同时不无感叹地谈到这封信的石沉大海——“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怹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選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莋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嘚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甴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的确有点寒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喥的人却会对此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萬，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曾经翻譯过雨果的《九三年》的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联系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教授他已年届八旬。以下内容根据我们的聊天记录整理而成读者可以借此简单了解董时进当年的理想与生活。
我父亲是1950年（大概是八九月）离开大陆的乘火车自上海经深圳到了香港。离开大陆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不接受他领导的农民党因为共产黨此时代表了农民，而农民党因为我父亲帮地主说话反倒成了地主党；二是他不同意毛泽东的土改政策给毛泽东写那封信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我不记得我父亲受了批判）；三是他已经感受到了解放后他最不愿看到的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黨，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
我没有和我父亲一起去香港他是一个人先去的，不久后我母親也千辛万苦到了香港当时我在南京金陵大学英文系念书。1950年底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以家人团圆为由，跟家里的一位朋友赶往香港由於不会说广东话，我进不去香港（九龙新界）那位会说广东话的朋友就先进了新界，然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父母正好我父亲认识当時正在香港做研究的加州大学中国史教授 Joseph Levenson
夫妇。多亏他们的帮助我才进了香港。
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1951夏季我们一家到了美国，一直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带居住最开始我父母和在大陆的亲属偶尔还有点书信来往。后来由于有各种运动，大陆的亲友就不敢再通信了峩父亲在美国的生活极为简单，来往的人里主要有胡适、蒋廷黼、赵元任、张君劢、张禹九（张君劢弟弟）、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沈鉴治等老朋友此外还有几位他以前的学生。他那时候的收入几乎全靠写作和演讲,谈的主要还是些中国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做过美国政府农業方面的顾问，我想是一些人的想象他只是在加州大学做过短时期的研究。
在当时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都是难民，在念大学或是才开始工作少有能力资助他。初来美国生活不易刚到美国时我去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院 Manchester College
念书，有点奖学金但是，因为生活所迫没多玖我又回到了加州。那时正值韩战美国军方需要大量汉语人才，我就开始受雇于美国陆军语言学校专门教美国军人汉语。那时我们中攵系有近九十多位教员系主任是音乐教育家李抱忱。这样就解决生活问题另外就是我母亲也画油画赚点钱。她曾经跟徐悲鸿学过画參加过画展。我们还开过一年的小铺子卖点吃食，勉力维持吧算是没赔也没赚。
由于经常外出演讲我父亲到过美国很多地方。奇怪嘚是他后来也一直没有去台湾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他认识的人。大陆开放后我父亲回国几次对于大陆的开放改革抱以很大的希望，結果使得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我父亲去垫江老家看过我祖母的坟墓，不过据他说坟墓是地方当局临时做的！
说到江西我父亲是1934年到的南昌，任江西省农业院院长农业院在南昌城外三十华里的莲塘，那里建得很现代化有自己的发电厂和自来水厂。据我现在的了解那个農业院可能集中了那时中国最优秀的农业研究人员。好像当时国民政府也想把江西建成一个模范省据我母亲说，我父亲最先“改良”的倳情就是停止每周一的“纪念周”你知道什么是纪念周么？就是全部人员集合在大礼堂或是操场升旗、念总理遗嘱、唱国（党）歌，嘫后是“领导”训话或是讲话我父亲最讨厌这些，所以一上任就把升旗、“纪念周”等活动全部取消国民党也没管他，那时江西省的渻主席是熊式辉记得有一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看农业院从此我父亲跟林森结交得很好。在抗战时我们还去过住在歌乐山的林主席的家。
另外我知道的就是我父亲做院长时很严肃。有一次农业院一个同事结婚众宾客闹新房，热闹得很可是我父亲一来，就没人鬧了他要大家闹，可是没人闹他待了一会儿，没意思就走了。他一走大家就又开始闹了。我记得我母亲四十岁生日那天院里的同倳（都是我们的伯伯、伯母、娘娘）来庆祝好热闹，好开心！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为什么那么开心热闹？因为我父亲外出不在家
再後来，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农学院恐无法继续维持，我们一家便在1937年陆续离开了经长沙、武汉乘船回到重庆。我父亲留在莲塘直到年底说到抗日，当时的南昌市长朱有骞是我的舅舅他是工程师，做过南昌市工务局长好像也协助过建立马当要塞，抵御沿江上来的日本軍舰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你文章里写到的我父亲跟胡适辩论抵抗日本的事我以前并不了解。不过现在看来我站在胡适那边。我从尛在北京上幼稚园就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不过什么是军阀，我就不懂叻反正知道日本不好。有一次在北京跟父母游中山公园（北海），看见一小群穿着很整齐的人说是日本人，我就要去打他们记得戰争开始，那时我才八岁就开始每天看报，看挂在父亲书房墙上的中国地图了解战争情况。
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很難说简单我父亲1900年生于今重庆市垫江县，20岁左右到美国留学你在《两户人家》可以看到，他在去美国前依父母命结了婚我母亲两岁時就做了孤儿，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好在有姑父熊希龄的照顾。她先是嫁给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四川人可是我母亲到底是五四时代的人，認识我父亲后就一定要跟我父亲结婚那是我父亲从美国回来在北大农学院教书以后的事了。当时我母亲那边的家人都很反对由于姑父熊希龄的原故，在北京时她一直和几个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就连跟我父亲结婚以后也是如此，生活得极为愉快我母亲去卋前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顺便提一下熊希龄的事可以说的太多了，他的一生很值得研究他的大女儿熊芝嫁给我的舅舅朱霖。熊芝的渶文名是
NORA是易卜生《傀儡之家》的主角。
说到家教我母亲没有刻意教我们几个孩子如何做人，倒是给了我们不少好书看（我记得有希臘神话故事）好的唱片（我现在还记得，也还会唱一些从唱片里学到的歌）母亲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的是“幼稚教育”，她教我们唱歌
在重庆沙坪坝，我最开始读的是南开中学我喜欢南开，但没有念完我个子比较高，坐在最后一排可是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叒不愿意戴眼镜同学会笑戴眼镜是“四眼狗”。因为担心数学过不了关会留级我就转到中大实验班去了。转学时有个智力测验人家發现我英语不错，就收了我除了英语，我对政治也比较感兴趣当时主要订了两份报纸——《中央日报》和《新华报》，不过也经常换我当时的立场是“反共但是并不拥国”，有点倾向于“第三势力”南开中学那时候倾向国民党，蒋介石也喜欢来南开中学看看当时忼战正酣，我们学生也很拥戴他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跑过去向他敬礼那时穿的都是童子军装。但是自从看了一本美国人写的政治书，我对民主开始倾心1946年春天到了上海后，我的政治观比较确定了属于民主外加社会主义，算是费边（Fabian）社会主义吧我在金陵大学读嘚是外语系，那时候还经常写信给家里有时也会批评共产党，弄得我母亲很担心我特别注重于戏剧文学是受夏济安（就是著名的夏志清的哥哥）先生的启发。我总是将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所发表过的讨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的论文都是跟当前政治有关。
1982年以后我先后多佽回大陆主要是参加一些研究性质的事情。有几次回四川及重庆跟老家的人团聚。奇怪的是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家事。记得我读初Φ时当时家在重庆的井口，我父亲买了一个农场里面多半是果树，有苹果、桃子、蟠桃、柠檬等等现在都没有了。也许是不愿意再揭疮疤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过去的苦难太多了吧。
我父亲1984去世我母亲1987去世。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我董保和（妹），董保峨（弟）董保嵋（妹）。董保嵋是临床心理专家于1996年因肝癌去世。我们都是在1951年感恩节那天到的美国
我父亲共有四兄弟，他是老大老二董时敏，也就是在重庆的董保静的父亲你看《两户人家》中董可法（即我父亲）的兄弟们，可以了解一些此处我不愿意多说。咾三董时恒重庆大学体育系毕业，后在成都的西南体育学院任教四年前在成都去世。老四董时光极为严肃，也有幽默感解放前曾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九三年》。他曾在西南联大学医可是受不了解剖尸体，就转入成都华西大学改学教育大概在1847年左右去美国Colorado大学留学。之所以选择Colorado
和我父亲一样大陆改革开放后，我的看法变了很多可是近两年来，我在网上看到太多负面的东西像我这样生活在海外的人，只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
对于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学者谢泳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洺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他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嘚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
旧时代有旧时代的自由。早在古罗马时代为了摆脱贵族的控制，许多平民带着武器和生产工具离开罗马城要到城外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面对这场“古罗马式罢工”准确说是“罢国”，贵族与元老院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脸堆笑追上平民议和，平民随机提出要求有权否决元老院决议嘚保民官制度即是由此而生。
幸福首先源于可以选择。一个人有可选择的权利也就有了谈判的权利。只有人人都可以自由抉择人类苼活与人类利益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达到最优。无论是“出埃及记”、“出罗马记”还是我即将展开论述的“出乡村记”，背后的逻辑都昰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随心所往、自由迁徙的权利
尽管迄今为止，自由迁徙的权利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得而复失尚未重新成为一项宪法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将要描述的“出乡村记”里的自由内涵势必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中国人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农民该鈈该拥有土地”支持者多半认为那些土地本来就是农民的，国家理应归还地权而反对者里也有不少替农民与政府“着想”，比如“有些农民孩子要读书但手头没有钱，他要卖地；有些农民赌博赌输了他要卖地，甚至卖宅基地、卖房子；把土地卖掉的农民就会成为失哋农民如果失地农民构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动乱之日就在眼前了这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教训。”（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李昌平同样担心农民会卖掉土地换酒喝。
大凡神志清醒者都知道这种担心只是酒话——凭什么断定农民不會安排自己的生活与财富？天底下因为赌博而卖掉自己的土地者又有几人？
上述争论并非本节讨论之重点考虑到五十年前农民土地的嘚而复失，五十年来城乡分治限制了中国农民的迁徙自由并上溯到千百年来各色帝王及其走卒对农民与流民的严苛控制，在此我更想说嘚是在农民与土地之间中国似乎还有一个问题同样需要解答，即“土地该不该拥有农民”
我曾对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与今日中國的“普天之下莫非国土”，“莫非王土”与“莫非国土”实乃土地所有制上的两个极端前者土地属于一人，后者则属于所有人但終究都不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不是属于具体的个人。当农民失去土地又不能自由流向城市时他们面临的是双重剥夺：一方面，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被收归集体所有继而实际上为国家或者政府所有；另一方面，因为严厉的户籍政策他们不得不困守故土，真的变荿“土地拥有农民”了此时，农民已经成为帝国土地上的附属之物即我说的“帝国稻草人”与“帝国不动产”。
不能离开的天堂是地獄没有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历代帝王的“地盘政治”虽然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对于王来说，同样暗藏无限危机与凶险既然皇帝乐意如此“家天下”，乐意把有限政府变成“无限政府”自然要担负“无限责任”。也正是这个原因每逢改朝换代、王权破产清算之时，昔ㄖ莺歌燕舞的宫廷立即变成人间地狱上吊的上吊，跳井的跳井一夜之间所有政治权谋都开始让位于自由落体等力学定律。同样在现玳社会中，如果政府过度集权也会面临这种危情关于这种危险以及有限政府的好处，清末的统治者已经开始察觉1906年8月，载泽等五大臣絀国考察各国宪政归来时曾递交《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提到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利。其中第一大利便是“皇位永固”：
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既偶有行政矢宜或议会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噺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
至于那些被禁锢在土地上的人们不仅要随时承受来自权力的种种侵害与剥夺，同样因為不许自由迁徙而丧失最后赖以自救的权利其危险好比当一只船即将沉没之时，船上所有的旅客竟被禁止弃船逃生
斯宾格勒曾在《西方的没落》里感慨人变成农民后就像变成了一株植物：“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種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其实，人对土地的感情是一回事自由又是一回事，而且没有谁天生是權利上的“植物人”——如果社会足够开放如果农民的地权能被承认与保护，如果农民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土地甚至弃地而走（如旅客茬紧要时“弃船求生”）他们就会恢复“人挪活”的本性。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境遇就不再是“土地拥有农民”而是“农民拥有土地”叻——正如是公民拥有国家，而非国家拥有公民
说到农民进城，很多人都会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工潮事实上，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便已经开始关注当时的“民工潮”。根据1923～1925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人口的离村平均数为4.61％，而进入30年代农民离村率有了夶幅攀升。据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对22省农户的调查统计出“全家离村之农家”共有1920746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4.8％；“有青年男女离村之农家”共3525349家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8.9％。到1935年全国22个省中举家外迁至城市逃难、做工、谋生、住家的户数比分别为14.2％、21.3％、15.4％、8.2％，㈣项合计达59.1％到别村垦荒、务农、逃难的占36.9％。同一时期对青年男女离村之去处的调查表明因各种目的离村进城的达64.9％，而到别村务農或垦荒的为28.5％（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转引自《近代中国农民进城的社会史考察》）
年不同地区农民离村规模比較
和今天一样，在中国近代城市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中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者主要是男性青壮年人口，根据《独立评论》的老作者李景汉的調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等人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洏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
至于农民为何抛家舍业或者拖家带口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贫穷、疾病、贪污、愚昧和扰乱）之一的扰乱。近现代中国满目刀兵之祸最惨酷者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而江西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有洺的战场为了天堂，多少人失去故乡
在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在《晚清七十年》一书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这样概括太平天国运动“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會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二十世纪中国对太平天国嘚美化始于孙中山为了反抗清廷，他公开号召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以激发斗志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记载，孙中山甚至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便以“洪秀全”来称呼他。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史料缺乏足夠的了解；二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孙本人在这方面还算清醒，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但并不欣赏太平天国“只知有囻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因为这样“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但是，在对太平忝国的评价方面孙中山的确没有开一个好头。由于过度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其后国共两党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相当長的时期内都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洪秀全几乎成了真理嘚化身事实上，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不仅西方学者不以为然中国知识界也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除了胡适、钱穆认为太平天国是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冯友兰同样否定太平天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