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球世界名马耒西亚的叫什么伟_百度知道
羽毛球世界名马耒西亚的叫什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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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李宗伟，详见林李大战，纯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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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羽坛名将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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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四大天王」之称的中国运动员林丹从2000年开始各国名将相继冒起、印尼运动员陶菲克、丹麦运动员彼得·盖德及马来西亚运动员李宗伟最为人熟悉，近年羽毛球界则是李宗伟跟林丹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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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世界联合会（简称BWF）是一个国际性羽毛球运动的管理组织，成立于1934年，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现有163个正式会员协会。世界羽联的任务是普及和发展世界羽毛球运动，加强各国羽毛球协会之间的联系。现任主席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奥运冠军丹麦人拉尔森。正式工作用语为英语。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历史起源
通过第一部章程，国际羽毛球联合会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国际羽联有9个成员（、、、、、、、和），之后即迅速发展为拥有众多成员并受到 世界公认的国际性组织。，国际羽毛球联合会与1978年成立另一组织（World Badminton Federation）合并，并维持原有名称。日，国际羽毛球联合会正式改名为现如今的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新联合会第一项举措是在2007年创办12站羽毛球，而且赛季末将举办超级系列赛的总决赛。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任务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的任务是普及和发展世界羽毛球运动,加强各国羽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毛球协会之间的联系,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举办奥运会、、世界杯赛和其他国际比赛。
羽毛球在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国际羽联是的成员。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举办的主要赛事有:赛(男子),从1949年起每3年举行一届,从1982年起改为每两年一届;(女子),从1956年起每3年举行一届,从1982年起改为每两年一届;,1977年开始举行;奥运会羽毛球赛、汤姆斯杯和尤伯杯赛都要求先按地区进行,优胜者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机构设置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的任务是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吸收新会员,审议会员提出的有关修改章程和规则的建议,选举领导机构和专门委员会,听取主席和秘书长的总结报告。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负责各项工作,理事会由不超过7人的官员(主席、前任主席、下任主席、若干副主席)、5个大洲联合会代表和12个委员组成。国际羽联下设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5个地区联合会。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成员
羽球世联有159个成员，39个，51个，30个，31个，8个。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举办赛事
羽球世联主要组织7项大型国际羽毛球赛事：
与合作举办奥运会羽毛球赛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世界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 汤姆斯杯
苏迪曼杯 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 以下两项赛事不再有规律地举办：
于1997年暂停举办。然而在2006年又重新举办了这项比赛（中国作为东道主），但只作为一项邀请赛。中国队包揽了五项冠军，但该项比赛并不被当时的国际羽联认可。 世界羽毛球大奖赛总决赛自2000年起还没有再次举办过。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新会标
第十届进行之际，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原国际羽联)十五日在公布新会标。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印尼人阿伯伊波·鲁斯发设计的会标最终从1669件作品中脱颖而出。图为新会标及其设计者。
由羽毛球、地球和羽毛球世界联合会的英文名称共同构成的动感会标，像一支羽毛球拍在击球，既反映了“羽毛球联合世界”的主题，也进一步表达了羽毛球世界联合会联合世界羽毛球运动的努力。
在会议上，国际羽联更名为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并通过了有关征集协会新标志的决议。从十一月一日到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共征集了一千六百六十九件作品。作品来自五十七个国家，其中大约半数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主席中和副主席古纳兰在格拉斯哥宣布新会标，最终获选会标来自印尼的阿伯伊波·鲁斯发，他得到五千美元奖金，并可以免费观看八月十三至十九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世锦赛。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主席一九三四年成立，有一百六十三个会员。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举办的主要赛事有:汤姆斯杯、尤伯杯、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奥运会羽毛球赛等。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主席姜荣中日前对吉隆坡世锦赛期间发生的内讧进行了浅尝辄止的释疑，并表示如果世界羽联继续如此，羽毛球恐怕真的会无缘奥运会。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中国加入
于1981年加入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总部设在吉隆坡。
主席：姜荣中（Kang Young Joong ）
执行副主席：庞迟-古纳兰（马来西亚）
成立时间：1934年
拥有会员：163个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相关报道
在2007年8月吉隆坡世锦赛期间，姜荣中在被理事会提出不信任案后发表声明，描述世界羽联财务不透明，并炮轰第一副主席古纳兰篡位夺权。古纳兰等人在第二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回击，认为姜荣中这两年的工作没有成效，并责成姜荣中让出主席一职，一场世界羽联高层内讧上演。
其实，在期间，姜荣中和古纳兰都领到了不信任案，只不过都没有被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通过。世界羽联内讧历史悠久，这尤其表现在“亚洲帮”和“欧洲帮”的争斗上。2004年世界羽联总部从转移到马来西亚，标志着“亚洲帮”的胜出。但是，包括移址问题在内，赞助问题、电视转播问题、专业人士没有话语权问题……给2005年上台的姜荣中留下一个“烂摊子”。刚上台的姜荣中力图掌控世界羽联，而以古纳兰为代表的一派也试图控制世界羽联，两人的矛盾逐步升级。据《雅加达邮报》报道，在解释为什么将矛头指向古纳兰时，姜荣中说：“实际上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有不同的看法。这纯粹是观点不同。事情的起因是首席运营官问题。按照世界羽联规定，这个职务是必须有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任命一个的原因，但被任命的首席运营官后来被停职了。2005年世锦赛后，我们就曾一度没有首席运营官，这是违反世界羽联规定的。同样，按照世界羽联规定，（古纳兰的）第一副主席这个职务是不存在的。”
而按照古纳兰的说法，当时选他为第一副主席，姜荣中是同意的。姜荣中本人在吉隆坡世锦赛发表声明时没有提到第一副主席这一职务是否合乎世界羽联规定，只是表示一年半的期限已过，古纳兰应当交回实权。
古纳兰回应移址问题时的说法是“该问题正在接受调查”，而对于广泛拉赞助、增加电视转播，其目的是欲将羽毛球打造成“世界第一拍类运动”。
接手世界羽联首席运营官一职仅4个月的冈加拉奥被古纳兰等人停职。当时有说法称古纳兰解雇冈加拉奥是因为后者“叛变”，转投姜荣中，但也有说法称是姜荣中的“策反”。马来西亚人冈加拉奥为此与同胞古纳兰打起了官司。该官司引起社会广泛注意，马来西亚有关方面认为，身为马来西亚人的古纳兰卷入其中有损国家形象，马来西亚青年和长还曾呼吁古纳兰辞职。
古纳兰首先否认了来自马青年和体育部的压力，并表示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辞职，但还不是时候。他还曾对新华社记者解释，不认为解雇冈加拉奥的做法是错的，因为自己是为了帮助羽毛球更快、更有效地“战胜”网球，成为拍类第一运动。
对于自己是否成为这场内讧的牺牲者这个问题，姜荣中说：“我不确定。我是被理事会选举出来的。即便是牺牲，我也是牺牲自己把错误的事情纠正过来。”
2005年苏迪曼杯期间，姜荣中当选世界羽联主席。仅仅两年时间，姜荣中感觉自己被古纳兰架空，他认为后者不仅拥有世界羽联的实际主席权力，而且官居多职：第一副主席、首席运营官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3个委员会的主席（洲际联合会委员会、市场和研究委员会、培训中心和发展委员会）。对此，说：“在一个组织内部，权力应当划分于各个委员会或部门中间。每一个人也应当具有一定权力。但就世界羽联而言，某一个人却有着太大的权力。这是不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羽联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组织。我已经尽力让世界羽联成为一个负责、透明的组织，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在内部有一个声音，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我们只有形成统一的、经过协商的意见，才能够帮助世界羽联发展。”
世界羽联基本上是被少数几个“控制”，这让很多人感到困惑，姜荣中同样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应有平等的机会。任何一项羽毛球比赛都应当是强队和弱队共同的节日。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羽球宿将在回应世界羽联内讧时表示，两人的主观目的都是好的，只不过背景、文化的差异导致他们做事方式的差异，她对此表示遗憾并希望双方应当以共同利益为重。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08赛事日程
赛事 日期 地点 奖金(美元) 星级
马来西亚超级赛 1.15 -1.20 吉隆坡 200,000 2*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韩国超级赛 1.22-1.27 韩国 200,000 2*
全英超级赛 3.04-3.09
200,000 2*
超级赛 3.11-3.16
200,000 2*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欧洲羽毛球锦标赛 4.12-4.20 丹麦 125,000 3*
4.15-4.20 马来西亚 125,000 3*
赛 5.11-5.18
菲律宾公开赛 6.03-6.08
120,000 3*
超级赛 6.10- 6.15 新加坡 200,000 2*
印尼超级赛 6.17-6.22 印尼 200,000 2*
公开赛 6.24-6.29
120,000 3*
奥运会 8.08-8.24
公开赛 9.02-9.07 印度 120,000 3*
中国公开赛 9.09 -9.14 台北 17000 3*
超级赛 9.16-9.21
200,000 2*
中国大师赛 9.23-9.28 中国 200,000 2*
公开赛 9.30-10.05 澳门 120,000 3*
新西兰公开赛 10.07-10.12
荷兰公开赛 10.14-10.19 荷兰 50,000 3*
丹麦超级赛 10.21-10.26
200,000 2*
法国超级赛 10.28-11.02
200,000 2*
公开赛 11.11-11.16 越南 50,000 4*
中国超级赛 11.18-11.23 待定 200,000 2*
超级赛 11.25-11.30 香港 200,000 2*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世界排名
男单姓名国家/地区积分1李宗伟马来西亚962812谌龙中国752413约根森丹麦751634田児贤一日本686945苏吉亚托印尼617136王睁茗中国594207孙完虎韩国571728西蒙-桑托索印尼520899维汀休斯丹麦5131610杜鹏宇中国50895女单姓名国家/地区积分1李雪芮中国946642王适娴中国880873王仪涵中国800414成池炫韩国679245裴延姝韩国640536拉特查诺泰国634927内瓦尔印度604718戴姿颖中华台北560489布拉纳普拉瑟苏克泰国5437710马林西班牙53680男双姓名国家/地区积分1李龙大/柳延星韩国844182亨德拉/阿什桑印尼769603远藤大由/早川贤一日本728824摩根森/鲍伊丹麦692195李胜木/蔡佳欣中华台北61068女双姓名国家/地区积分1包宜鑫/汤金华中国866302莱特/佩德森丹麦774903高桥礼华/松友美佐纪日本754954张艺娜/金昭映韩国651365垣岩令佳/前田美顺日本62573混双姓名国家/地区积分1张楠/赵云蕾中国883202阿哈迈德/纳西尔印尼776803徐晨/马晋中国751804尼尔森/佩德森丹麦749905克里斯/加布莱尔英国64870日
男单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球员姓名　所属国家（地区）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2　　马来西亚
6　索尼　印尼
10　西蒙-桑托索　印尼
女单世界排名世界排名　球员姓名　所属国家（地区）
5　　中国香港
8　　马来西亚
10　　中国香港
男双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球员姓名　所属国家（地区）
1　蔡赟/傅海峰　中国
2　/　印尼
3　古健杰/陈文宏　马来西亚
5　/　印尼/美国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
女双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球员姓名　所属国家（地区）
1　/　中国
2　/　中国
4　/　韩国
5　/　中国台北
混双世界排名
世界排名　球员姓名　所属国家（地区）
1　/　中国
2　/莉莉亚娜　印尼
3　林培雷/玛利莎　印尼
4　/张亚雯　中国
5　/　中国
羽毛球世界联合会引进“鹰眼”
日，世界羽联(BWF)确定将在超级系列赛和主要大赛引进“鹰眼”(Hawk-Eye)技术。
在经过过去几个月的鹰眼技术测试后，世界羽联秘书长伦德透露羽联已经和为网球提供边线技术的鹰眼公司达成协议，并将在12站超级系列赛和主要大赛赛场上正式使用；该项技术现在印度公开赛试用中。
伦德表示：“在过去我们一直尝试不同的系统，包括了此前测试的回放技术等，但最后我们认为鹰眼的判断更为准确，尤其能够协助裁判更进一步确认边线球，减少误判。”[2]
．凤凰体育．[引用日期]
．新浪[引用日期]
清除历史记录关闭(7)陈明远：甲金文实验古学与历史考古的新观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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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明远：甲金文实验古学与历史考古的新观点系列
&&&&摘要：甲骨文为探索华夏初始文明和史前史遗迹，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专从甲骨文所蕴含的远古信息，探讨史前先民的狩猎与动物驯化以及家畜饲养与农业的关系。大约1万年前在西南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东亚（华夏），几乎同时开始了养畜业。本文通过对甲骨文相关字源的解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华夏先民的渔猎三步曲发展实况；分析了华夏先民牧放或圈养家畜的几种方式；进一步叙述了中外史前驯养动物的差别、远古诸民族对家畜的使用等等；并比较了中外古代先民的祭祀用畜情况。最后，本文还着重论述新兴的古DNA技术，可帮助我们揭示更多的动物驯养史，也为探讨史前人类迁移史提供重要的参考。
&&& 正文：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所著《古代社会》一书认为：在史前史进化过程中，东半球野蛮期的中级阶段，从驯养动物开始[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赞成摩尔根的这一观点[2]。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Childe，Vere Gordon）最早做出这样的结论：食物生产——对食用植物尤其是谷物的自觉栽培以及对野兽的驯化、饲养和选择，是人类历史上自掌握火以后最伟大的经济革命。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将农业的开始作为文明史的第一次浪潮，认为那是人类社会的首要转折点。
&&& 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代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符合[4]。人类文明发源地——西亚地区的凯巴拉（Kabra）文化（约公元前1.6万年-公元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木矛、石箭镞等木-石复合工具，并以石质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考古遗址的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已有最初的畜牧，如佩特拉（Petra）[5]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Mount Carmel希伯来语作Harha-Karmel）附近的法拉赫遗址（The ruins of Farah,距今约1万年），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表明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就是最早的家畜；当时凯巴拉文化的先民尚未发明陶器。
&&&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Hallan Cemi）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一岁的雄猪，说明养猪已经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距今年间，是迄今人类养猪的最早纪录。
&&& 在西亚的前陶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农业和家畜饲养：如黎凡特Levant[6]南部的耶利哥Jericho（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约8000年前）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文约尼（When Johnny）遗址发现有从甲骨文看史前狩猎与动物驯养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Anatolia）[7]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Jarmo Site）约公元前7000年[8]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早于公元前6000年，都还未有制陶业。
&&& 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华夏，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1万年前，未成熟的陶土器开始零星出现，在这之前已有鸡、猪、犬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年左右）[9]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距今约年）[10]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短”。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早就很普遍和成熟，牛、羊的饲养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都有相关发现[11]。可见，在东半球，“饲养动物的部落”是在流行制陶术之前即“前陶文化”时期；特别在两河流域，“饲养动物”远早于陶器时代。而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这一史实的判断，被证明是跟历史真相有差距的。驯化和饲养家畜，是在木石器时代早就开始的；而到了陶器时代，家畜饲养已经盛行了。
&&& 一、甲骨文的网、罗等字记录非石质生产工具。《说文》所收录另一个表示“麻”的“枲”（音xǐ，大麻的雄株）字。不过，金文里就有 “厤”（俗作麻）字，远古字根（皮与茎易由绳索编织成的“羅”（罗）网，是史前先民在采集和渔猎时期的重要生产工具。罗网的发明和使用为史前先民获取野生鱼类、兽类、禽类等食物，发挥了重大作用。与罗网的功能相类似的，还有陷阱装置（有利用天然土穴的，也有人工掘坑设置的）。罗网和陷阱都属于智力创造的“智力型工具”。罗网和陷阱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智慧与知识，开创了狩猎技术的新阶段，促进了史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 罗网要用绳索来编结。而绳索多是由植物纤维经预处理得到细缕，再用细缕或搓拧，或扭绞，或纺绩，加工得到绳索；而后用绳索编结为网。另有用草茎整体来搓绳的，或也有用马的尾鬃来下套，拴套鸟脚的（“缳”字、“雝”字）[12]，这两者都是绳索的特例。甲骨文里识读出了“索”字、草（屮艸）字，还未见“绳”“线”等字；甲骨文索是象形字，由粗麻搓成。《说文》曰：“索，艸（草）有茎叶，可作绳索。”明确指出：“索”是草茎编成的。《小尔雅》曰：“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而且，甲骨文里识读出了“继”“续”“断”“绝”字等与绳索有密切关系。又，在河姆渡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里，就有残留在陶罐提耳孔里的绳索实物出土[13]。编结渔猎罗网以使用长纤维原料为佳，麻是一种优质广用的长纤维。甲骨文里面有无“麻”字？应该有。但在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里未见“麻”字，也未见分离的草）衍生出金文麻；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史前绳索分析鉴定报告里，鉴定对象一粗一细，证实了《小尔雅》曰：“大者谓之索，小者谓之绳。”报告肯定了史前的粗绳索含有麻类纤维材料[14]。可见，史前甲骨文里早就有编结礼品罗网所用的麻绳，然而名称不叫麻绳而称为“索（）”。
&&& 1、“网”的字源。甲骨文网、＝＋＋＋像两根木桩之间，以绳索编成格状交结。有的甲骨文简化了格状绳索。“网”字本义：绳索结成的渔猎用具。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有的金文将甲骨文简化的绳索编格状写成“亡”，也作为声旁。古人通常称捕鱼捕兽的罩为“网”，称捕鸟的罩为“羅”。《说文》曰：“网（網），庖犧（伏羲）所结绳以渔。从冂，下象网交文。，网或从亡。，网或从糸。，古文网[ ]，籒文网。《诗·大雅·瞻仰》曰：“天之降网，维其优矣。《”广雅》曰：“网，谓之罟（gǔ）。”
&&& 2、“渔”的字源。甲骨文渔或=（手）+（钓竿）+（鱼），表示手执钓竿钓鱼。又有形象复杂的甲骨文渔=（双手）+（石岸）+（网）+（鱼）。表示在岸上的渔夫两手撒网捕鱼。金文=（水）+（鱼）+（双手），表示双手在水中捉鱼。《说文》：“[ ]，捕鱼也。从，从水。”篆文从鱼。《说文》曰：渔，捕鱼也。《诗 ?鲡传》曰：獭祭鱼然后渔。《礼记?月令》曰：命渔师伐蛟，命渔师始渔。
&&& 3、“再”和“冓”的字源。华夏先民不仅用“网”捕鱼，还创造了竹制渔笼（渔篓子）。田罔也。从，象毕（畢）形。微也，或曰：甶声。”《诗·小雅·鸳鸯》曰：“鸳鸯于飞，毕之网之。”甲骨文“再”和“冓”，都是先民捕鱼的竹笼。（畢）早期甲骨文再=＋是最早单一渔笼的象形，又写为[ ]。华夏先民将毛竹一端劈开为许多弹性竹条，用细竹篾将竹条编成喇叭口，再套接一个漏斗形竹圈，使游鱼可进不可出，困在竹笼里，由此可反复捕鱼。晚期甲骨文，金文。又，甲骨文冓＝＋，像两两对接的渔笼，放置在水沟、水渠里捕鱼，渔笼外都露出鱼尾。有的甲骨文将两个渔笼上下连接。金文、承续甲骨文。篆文承续金文。“冓”是“溝”的本字，当的“渔笼本意消失后，再造溝（沟）字代替。《说文》曰：“再，一举而二也，从冓省。冓，交积也，象对交之形。”华夏传统的竹-木结构可见一斑。
&&& 4、“羅（罗）”的字源。羅（简体字罗），甲骨文=（网，罩具）+（鸟），表示鸟落在网罩里。本义：用网罩捕鸟。金文=＋＋，表示用手中的牵索控制网罩。《说文》曰：“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古者芒氏初作罗。”《诗·王风·兔爰》曰：雉离于罗。《韩非子·难三》曰：“则雀不失矣。”隹，音zhuī，鸟之短尾总名也。不是“佳（jia）”。（或民族性）“蛋用”
&&& 5、“畢（毕）”的字源。畢（简体字毕）与“禽”，在甲骨文中原为同一个字，后分化。甲骨文“畢”或=（开口向上的，把倒过去）+（抓）+（田），表示田猎持网捕鸟。金文将甲骨文手持网罩的形象写成。《说文》曰：“毕（畢）”。
&&& 6、“禽（擒）”的字源。“禽”是“擒”的本字。甲骨文禽是倒写的“网”（把倒过来）。网口朝下表示在地面狩捕鸟类或小动物，网口朝上表示用网罩在空中追扑飞行的鸟雀。本义：持网捕鸟。金文在网罩上方加一个盖子，表示将抓捕的鸟雀放在封闭空间里。《说文》曰：“禽，兽緫名。从厹，象形，今声。禽、离、兕头相似。”
&&& 7、“离（離）”的字源。甲骨文离=（鸟）+（禽，网），本义：鸟儿被网罩住。金文=（林）+（禽），表示在林中捕鸟。
&&& 8、“綱（纲）”的字源。甲骨文纲＝（网）+（糸），表示提网的绳索。籀文写成“木（柄）、糸”（绳）会意。《说文》曰：“纲（綱），维纮绳也。从糸，岡声。，古文纲。”
&&& 二、甲骨文字根“网”。“U”内收捕获的动物木石器时代狩猎的方式，最初使用棍棒、木矛、投石等，奔跑追逐、围捕。大约两三万年前创造了弓箭，后来才发展出网罗、陷阱等。“一逐杀、二射击、三网阱”，可称作“原始人狩猎三部曲”。
&&& 1、“逐” 的字源。甲骨文逐=（鹿）+（止，追捕），有的甲骨文=（豕shǐ，野猪）+（止，追捕），本义：追猎鹿、豕等野兽。金文加“彳”（行），显示追捕“冓”“有兔爰爰，以天下为罗”，“网”的主题。篆文承续金文。远古称追兽为“逐”，称追鸟为“進”。“逐”和“進”不同于抓人：缉捕人为“追”，《易?暌》曰：“丧马勿逐。”《易?大畜》曰：“良马逐。《”说文》曰：“逐，追也。从辵，从豚省。” 这说明到汉代“逐”与“追”的词义含混合一了。
&&& 2、“進（进）”的字源。甲骨文進（简体字进）=（隹，鸟）+（止，追逐），本义：追逐鸟雀。金文加“彳”（行），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曰：“进（進），登也。从辵閵省声。”这说明到汉代，“進”的原义改变了。
&&& 3、捕具。远古，网是广泛使用的捕具，甲骨文有用“网”字根与不同的禽兽组成字；表示用网罗捕鸟、，捕豕（野猪），捕牛（野牛），捕鹿，捕熊，捕鱼……等等。在《甲骨文字典》“网（罒字头）”下面还收录许多猎物形象。总之，罗网是有效而重要的狩猎捕具，被史前先民广泛使用，并且把这状况反映在最早的甲骨文造字阶段。
&&& 4、“臽（陷）”的字源。以陷阱捕获兽类，启发了先民用栏圈和畜牢关禁所获的动物，继续饲养，进而驯化。下面列出甲骨文井?臽（陷阱）的字源。我们首先指出“陷阱”的字根是，（土坑）；此为创见，“臽”是“陷”的本字。甲骨文臽=+ +（松土）+（某物），指事符号表示松土，有的甲骨文省去松土符号。本义：掉进猎人预设的土坑。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将土坑写成“臼”，表示坑内布满利刺。篆文字形。综合甲骨文和金文。《说文》曰：“臽，小阱也。从人，在臼上。《”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曰：“有绝其几而臽之深。”原始的甲骨文、、、都是象形字，表示牛、羊、鹿、犬等各种动物掉进土坑里面。过去多解释为“埋”字，不符合造字原义，故不妥。
&&& 5、“井（阱）”的字源。 “井”是“陷阱”的本字，甲骨文井=（鹿，代野兽）+（“井”表示陷坑井”，加上一点，以与水井相区别），本义：在山野地面挖设的捕兽陷坑。金文=（阜，山野）+（陷井）+（土，地面），强调陷阱设在山野。：“阱，陷也。从阜，从井，井亦声。”?雍氏》曰：“春令为阱获沟渎之利于民者。”《礼记?中庸》曰：“罟获陷阱。”这里，“陷阱”与“水井、井栏”构造相似，都是以两横两直的木框形表示，作为支架，但两者用途各异。
&&& 三、网捕易获取活体，是野生动物驯养的来源。在史前的狩猎时期，用棍棒、石块或者弓箭等狩猎工具来击打野兽，往往先把野兽打伤，致使不能逃走；野兽受伤后拼命挣扎，猎人必须继续加大打击的力度；或者还加上猎犬的协助（甲骨文的字，就由打击的“干”与“犬”组成），直到彻底制服挣扎的野兽。由打击方式所捕获到的野兽，非死即伤；多数不易留下来继续喂养。而罗网捕获的野兽，容易获得健全的活体。这种活体留下来继续喂养，是史前先民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驯化的第一步。
&&& 英国学者编绘的《古埃及》一书里，叙述了古埃及猎杀野牛的过程：“法老猎捕野牛只是走走形式。之前野牛就已被制服，此后法老出场，显出势不可挡的大无畏气概。每当有这种打猎，都先由猎手把野牛逼到绝路，用箭和矛射杀，使野牛不再凶猛，再用一根套索拴住，使其不能飞奔，最后才由法老用一支矛将野牛刺死。”哈布城（Medinet Habu）拉姆西斯三世的陵庙（Temple of Ramesses III）墓中浮雕，描画了拉姆西斯三世正在猎杀一只野牛的情景[15]。
&&& 据有些研究者认为，家畜的起源似乎还要早于农耕出现的时代。例如人类最先驯养的犬，驯养者是猎人而不是农夫，猎人们养犬是为了让它充当狩猎的助手——猎犬。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多见关于狩猎的记载，由此可了解殷商时代野生动物的种类及数量。罗振玉辑有卜辞1169条，分为卜祭、田猎、征伐、风雨等9项，其中卜祭一项即占538条，居第一位；田猎186条，居第二位。
&&& 较早驯化的家畜是犬（猎狗），狗的祖先是狼，由凶狠的狼驯化为忠诚的猎犬，显然是猎手们的功劳。猎手们围猎和追猎的最好助手，就是他们精心培育的猎犬。华夏发掘的多数木石器中晚期遗址中，都见到犬（狗）的遗骸，最早为距今年，属磁山、裴李岗和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犬骨的头骨较小，据研究应是体格中等的猎犬。犬骨在一般遗址中出土的数量很少，表明它没有被大量饲养，多数情况下应是作猎犬使用的。本文附带指出：远古猎人对于“猎犬”宠爱有加，而对于狼的凶猛本性并无厌恶而是相当欣赏。这从远古甲骨文可得到第一手证据。甲骨文狼＝（犬）＋（良，如意）。《说文》曰：“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从犬，良声。”甲骨文狈＝＋（贝，宝贵、漂亮）。古人称高大凶猛的雄犬为“狼”，称娇小漂亮的母犬为，《字汇》曰：“狼无狈不立，狈无狼不行，若相离则进退不得矣。”成语“狼狈为奸”原意指培养大公狼小母狈交配，可生育优良的小猎犬。据日英国《每日邮报》载，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发现一具犬（狗）头骨化石，距今33000年，这个发现提供了早期驯养猎犬的证据。这具猎犬头骨化石发现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的一处山洞中，保存完好。它的特征与现代犬类有很大不同。这块头骨的口鼻部大小和1000年前的格陵兰犬相似，但它的牙齿类似于欧洲野狼。
&&& 1、“狩”的字源。甲骨文狩＝（犬，猎犬）＋（干，木矛，投枪），本义：操干带犬，埋伏狩猎。一说：甲骨文的“兽”字与“狩”字同源，后分化成为两个字。“守”的“埋伏守猎”本义消失后，篆文另造“狩”代替。《说文》曰：守备者。从兽从犬。”《说文》《周礼》“狩”。
&&& 2、“兽”的字源。甲骨文兽＝（犬，猎犬）＋（弹弓）＋（干，木矛，投枪），以“狩，（犬）“狈”。弹弓和投枪打猎。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将金文的“单”写成“兽”。当“兽”的“狩猎”本义消失后，篆文另造一个带 “犬”旁的“獸”字来表示野生动物的泛称。《尔雅?释鸟》曰：“四足而毛谓之獸。”《释兽释文》曰：“兽，毛虫总号。按，獸中可畜养者则曰兽。”
&&& 3、“彘（音zhì）”的字源。甲骨文彘＝（豕shǐ，野猪）＋（箭矢）像一箭将野猪射穿。有的甲骨文将箭形简化为一线。金文简化，有的金文＝（野猪）＋（矢）＋（猎犬），强调用矢和猎犬捕猎。篆文变形，＝（彑，为“彖”的头部）＋（两个匕，动物的爪）＋（矢，箭）。本义：猎获的野猪。《说文》曰：“彘，豕也。后蹏发谓之彘。从彑矢声；从二匕，彘足与鹿足同。”
&&& 四、史前聚落遗址所见的牲畜圈栏。史前处于渔猎和采集阶段的人群，尚未有定居生活。偶尔捕获的动物，在先民食物充裕时会尝试留养，逐渐积累了留养动物的经验。留养动物，会成为促使先民定居的一个因素。而且，定居与留养动物这两件事情，还会相互影响，成为走向定居生活的良性循环。同样，如本文作者以前所述，陶器的制作和广泛使用，也跟定居生活相互促进。继后出现的农耕生产，更加强了人对土地的依赖。“以田为本”的农业跟“倚田而居”的方式，或以聚落为活动中心、在聚落四周开垦农田的生存类型，都渗透了耕作对人的束缚作用，让史前农耕的先民适应定居。农业与定居之间相互作用，更为强烈。
&&& 史前先民对于野生动物的留养，最终出现了动物的驯养和驯化，发展出了家畜家禽。驯化是指人类培育野生动物，使其野性逐渐改变，成为对人类有用的家养动物的过程。家畜家禽在社会发展中，为人类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在各种环境和生产系统里，支撑着畜牧生产的持续发展。有资料表明，犬和豕是最早驯化和饲养的家畜动物[16]，成为了史前农业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 1、“畜”的字源。华夏先民对于狩猎捕获后留养、驯化的野兽，写为“畜”。甲骨文畜=（系、绑）+（囗，栏圈）+（米，谷物），本义：将动物系在栏圈里，用谷物饲养，以备人们对肉食之需。其中，=（囗，栏圈）＋（米，谷物），金文将甲骨文字形中的（栏圈、谷物）写成“田”。篆文、将金文的写成“玄”。《说文》曰：“畜，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为畜。”，《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对于“玄田”为畜的字义，《甲骨文字典》引述了《淮南子?本经篇》曰：“拘兽以为畜。田猎所得而拘系之，斯为家畜。”该《字典》认为，此为“玄田”之正解。国内一些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史前留养动物的圈栏遗迹，有所发现。在山东滕州北辛遗址一些窖穴底部，发现远古的动物粪便层，说明这些窖穴就是圈养牲畜的圈栏，时期在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两座小型家畜栅栏遗迹；西安半坡遗址有较大的牲畜圈栏遗迹；临潼姜寨遗址还发现两座牲畜夜宿场，场上留有几十厘米厚的畜粪堆积。
&&& 2、“突”的字源。甲骨文突＝（犬写穴）+（犬），金文、将甲骨文的将“犬”写成、。篆文承续成“穴”，《说文》曰：“突，犬从穴中暂出也。从表明仰韶文化居民的家畜饲养已有规模；金文。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座猪圈栏遗迹底部，发现了五具完整的小猪（豚）遗骸。到陶器时代末期的龙山文化，华北又驯化家猫、家山羊与绵羊，可能还有了家马。
&&& 3、“家”的字源。我们可从甲骨文“家”字看出畜养豕（即猪）和犬（猎犬及看门狗）对于远古先民定居生活的重要性。在浙江河姆渡遗址、陕西半坡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都发掘出豕与犬的遗骸。可见这是先民最初驯养的家畜。甲骨文家=（宀，房屋）＋（豕，猪），像屋里畜养豕。猪是温顺、繁殖力旺盛的动物，对古人来说，家里养的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因此畜养生猪便成了定居生活的标志，直到现在还有少数保留古风的客家人在居所内圈养猪。有的甲骨文将豕简化成。金文略有变形。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曰：“家，居也。从宀，豭（jiā）省声。，古文家。”
&&& 再看另一个甲骨文“犬”（狗）与字形相似，细微区别在于尾的长短：尾稍长的为“犬”，尾稍短的为“豕”；但有时“犬”写为（短尾犬）。甲骨文“家”也可写成=（宀，房屋）+（短尾犬），像屋里养着看门狗，以表示有犬守护家庭的安全感。远古先民畜养犬，还把它饲养在住处的犬穴（狗窝）里，由此产生“突”字。犬在穴中。一曰滑也。《”易·离》曰：“突如其来如。”有时猎犬从犬穴里突然窜出，让人意外。
&&& 4、“狀（状）”的字源。甲骨（篆）文状=（爿，木床）+（犬，看家狗）史前先民饲养家犬作为看家狗，常活动在室内木床附近，这样就增加了住所的安全感。《说文》曰：“壮（狀），犬形也。从犬，爿声。”方言中的“爿”今音pán ，有人主张音qiáng ，未有定论。《说文》曰：“壮（牀）从木，爿声。注引徐锴曰：爿则牀之省。象人衺（斜）身有所倚著。”由此可见，蓄养豕、犬,成为远古先民定居生活的标志物。但在甲骨文中的“豕（猪）”和“犬”两个字，并没有严格区分出野生的还是家养的。
&&& 在史前从事农耕的部落中，最重要的家畜是豕。豕（家猪）驯化的年代可能与犬大体同时，华夏木石器中晚期遗址普遍出土了它们的骨骸。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了距今1万年前的豕遗骸，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居民都饲养有豕。许多文化共同体的居民都有用猪作随葬品的习俗，人们食豕肉，用豕作祭典时献给神灵的供品。如大汶口文化居民，常以豕头和豕的下颌作随葬品，有时一座墓中出土多块豕的下颌骨。
&&& 史前华南华北的家畜品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犬和豕，在华南华北木石器中晚期和陶器时代居民都有饲养，而且都是以豕为主要养殖对象。区别在于南方还饲养水牛，北方还饲养鸡，都有7000年以上的驯化历史。过去曾认为中国家鸡是自印度引种的，而考古学家在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家鸡的骨殖[17]。
&&& 此外，南方的彭头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家养水牛的骨骸，目前还不能判别是肉牛还是役牛。在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了7具完整的水牛头骨，附近太湖流域的其他遗址也都见到不少的水牛遗骸。
&&& 5、“豚”的字源。甲骨文豚＝（豕）＋（肉），本义：食用小乳猪。有的甲骨文把“豕”写成。金文加“又”（抓），表示用全猪祭祀。篆文将金文的“夕”（肉）写成了明确的“肉”形，同时将金文的和连写成。隶书又误将篆文的“肉”写成“月”。《说文》曰：“豚，小豕也。从彖（音tuàn），象形。从又持肉，以给祠祀。凡豚之属皆从豚。豚，篆文从肉豕。”
&&& 6、“豢（音huàn）”的字源。甲骨文豢＝（豕）＋（幼仔）＋（双手接生）；意为照料即将生仔的母猪，表示畜养母猪。本义：繁殖、饲养家猪。篆文加“米”（谷物），表示用谷物养猪。“豢”泛指饲养。《说文》曰：“豢，以穀（谷子）圈养豕也。从豕，声。”古今传统饲养的家畜统称为“六畜”，指的是马、牛、羊、鸡、犬（狗）、豕，农人不仅盼望五谷丰登，也盼望六畜兴旺。在木石器时代结束之前，传统的六畜都已驯化，后世华人的肉食品种格局，早在史前史时代就已形成。远古农耕畜牧生产技术的发明，是文明社会出现的首要前提。
&&& 在距今7000年河姆渡遗址，发现史前家畜圈栏遗迹：“第一期文化里的建筑应是长条形干栏式长屋，在房屋基址内还出土有大量的栽培稻谷和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同时还发现家畜圈栏和少量圆形和椭圆形灰坑。” 河姆渡第一期文化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18]。
&&& 在襄汾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里，发掘到先民居住的窑洞。一些窑洞是先向下掏出一个方形的深坑当院落的天井，天井里有斜坡道上行到院落外面来；在天井院子的四壁再横向掏土，筑成窑洞安居。一孔窑“洞顶骤然坍塌砸死的猪和砸毁的炊器盛器”，在遗址的考古发掘里被发现[19]。
&&& 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约公元前4600年），发现有两处牲畜圈栏：“姜寨一期的家畜饲养业要较同期的半坡早期和北首岭中期发达。在居住区内的大房子F47（F是房的拼音缩写，编号是考古发掘报告的原始编号——作者注，下同）附近发现两个饲养家畜的圈栏，在大房子F74及F53的门前，发现两处牲畜夜宿场。根据动物的骨骼鉴定情况来看，豕骨和鹿骨占有很大比重，犬、羊也有—定数量，可知豕、鹿、羊等是当时饲养和放牧的主要家畜。从牲畜夜宿场地的面积看，一处可同时集中数百只畜类，其放牧规模可以想见，当时的渔猎经济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从出土渔猎工具的数量、种类以及兽骨中鹿骨较多等情况看，可知当时渔猎生产还是比较重要的产业。“”饲养家畜的圈栏面积较小，牲畜夜宿场面积较大。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在居住区的房屋附近，栏内及牧六牲。”《周礼·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郑玄注：“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又《天官·膳夫》：场内都有畜类粪便堆积”[20]。
&&& 在距今约6000年的半坡遗址里，也发现疑似家畜圈栏的遗迹：“在居住区的北边，靠近大围沟和西部两个小沟道之间，发现两个长条状的建筑遗迹，编号为第1号和第2号圈栏（原文如此——引者注）……在这两个建筑遗迹中，都没有发现灶坑或者居住面等居住痕迹。我们推测它们很可能是当时饲养家畜的圈栏一类的建筑遗迹”[21]。
&&& 上述所引的几例木石器中晚期和陶器时代遗址所见牲畜圈栏，都在定居点的住房附近。这些牲畜圈栏考古实例说明了，在仰韶文化及河姆渡文化阶段，即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母系氏族社会的先民已经普遍饲养了牲畜。家畜的驯养，大体经过了拘禁驯化、野外放养与定居放牧几个阶段，可用散放、牧放和圈养作为家畜驯养的三种形式。其实动物的本性有别，它们的驯化不可能采用同一种模式。甲骨文“养、牧、匡、牢、圉”等字，反映了史前先民牧放或圈养家畜的几种类型，有关的字源见下文。
&&& （一）放牧养。殷商甲骨文里，可以见到一些关于牧养牲畜的文字，为探索远古农牧业提供了宝贵而可靠的信息。古代称放牛为“牧”（牛字边旁），称放羊为“養”（养，羊字边旁）。后来“養（养）”专指圈喂家畜家禽。《周礼·牧人》曰：“掌“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
&&& 1、“養”（养）的字源。甲骨文養（养）=（羊）+（攴，手持棍或鞭），表示驱赶羊群（或畜群）。本义：牧羊。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羊）＋（食，喂食），表示圈羊喂草。《说文》曰：“养（養），供养也。从食，羊声。《”荀子·礼论》曰：“殳能生之不能养之。”
&&& 2、“牧”的字源。甲骨文牧=（牛）+（手）+（细枝）像手持枝条鞭牛。本义：放牛（或畜群）。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曰：“牧，养牛人也。从攴，从牛。”《诗》曰：“牧人乃梦。”《左传·昭公七年》曰：“马有圉，牛有牧。”《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谁扞牧圉。”《尔雅》曰：“郊外谓之牧。”《周礼·牧人》曰：“掌牧六牲。”大体都是泛指牛羊马等大型牲畜。
&&& （二）圈养
&&& 1、“匡”的字源。甲骨文匡，=（曲，揉弯的竹子）+（羊，泛指家畜），表示用揉弯的竹子做成栅圈，驯养羊等家畜。金文将甲骨文的“羊”写成“生”（牲畜），强调用竹栅圈防止羊或牲畜逃跑。有的金文将揉曲的竹子简写成。古文中“匡”常被假借为“筐、框、眶”。
&&& 2、“牢”的字源。甲骨文牢=（围栏）+（牛），像牛被关在围栏里。本义：圈养牛羊等牲畜的围栏。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在牛栏门口加一横，表示将牛锁在牛栏里。《说文》曰：“牢，闲，养牛马圈也。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甲骨文里表示“牢”的字形，在圈栏里面，除关禁“牛”之外，还有写为“羊”或“豕”或“马”的，但都为泛指牲畜。甲骨文“牢”的各种异体字，表明在殷商及更远古时期，先民驯养家畜采用圈养的方式。
&&& 3、“圉”的字源。甲骨文圉（音yǔ）=（囹圄）+（捆住）+（牲）。有的甲骨文顶部露头。本义：牲畜关在牢里。金文、篆文承续甲骨文字形。《左传?昭公七年》曰：“马有圉，牛有牧。”《说文》曰：“圉，囹圄，所以拘罪人，从幸从囗。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掌马者。”《尔雅》曰：圉，禁也。篆文圈=（卷，围成圆柱状）+（囗，围栏），本义：将家畜关在栅栏里饲养。《说文》曰：“圈，养畜之闲也。从囗，卷声。”与圈养方式相对应的，是半野生、半饲养的“苑囿”形式。
&&& （三）“苑囿”养
&&&&“囿”（音yòu）的字源。甲骨文囿=（篱栅）+（卉，百草），表示草木茂盛禽兽繁生的园子；有的甲骨文=（墙垣）+（林），表示有垣墙的园林。另有认为“囿”是养禽兽的动物园。金文=（墙垣）+（有，捕获物），表示可供游猎的林苑。采用苑囿来放养的禽兽，不一定都是家养动物，还有一些不能驯养的野生动物。采用苑囿来饲养动物的形式，除了提供王公贵族肉食与祭祀用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王公贵族提供狩猎场所和狩猎对象。《左传·僖公卅三年》有条记载，反映出了各诸侯国（殷代方国亦类似）普遍设立有苑囿禁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自远古以来，直到清朝，历代王公贵族几乎世代相传设置“鹿囿（鹿苑）”，“苑囿养”的主要半野生动物是各种鹿类，即鹿、麂、麋、麞（獐）等等。
&&& （四）“牡牝”今释。牡牝（今音mǔ pìn）古代指畜养的雄性和雌性。远古先民重视对动物的驯养繁殖，因此对动物的性别敏感，定义也相当准确，如甲骨文“牡”，《说文》曰：牡，畜父也。从牛，土声。可见牡今音mǔ，但在甲骨文时代（殷商）音同“土”。甲骨文则写为“畜名＋上字”。如公牛，即“上牛”种牛写为=（牛）+（上），“上牛”表示交配时体位在上的公牛，即种牛。本义：交配时体位在上的动物，即雄性动物。
&&& 牝字，古音同“匕”《说文》曰：“牝，母畜。”字形采用“牛”做边旁，“匕”做声旁。《易》曰：“畜牝牛，吉。”就是说：“畜养母牛，大吉大利。”
&&& （五）“龍（龙）、寵（宠）、龐”（庞）的字源。本文特别提出一个事实：远古的甲骨文龍（龙）寵（宠）龐（庞）等三个字证明，华夏先民不仅豢养豕犬牛羊，而且还豢养真正的龙（古代一种爬行动物，即蟒）。而且，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并称为四神兽，都实有其物。十二生肖之一的“龍（龙）”，跟其他十一种动物一样，在华夏上古时代也都是现实存在，并非虚拟的。甲骨文龍（龙）或[ ]或[ ]的形象是活生生的图画，完全就是一条张着大口、蜷着身子的蟒蛇（不是普通的小蛇），并不像鳄鱼那样长着四条腿和脚爪，所以有人想龙。”……可见，古代许多人认为“龍（龙）”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至于此后千百年来，历代朝野人为地将“龍”（龙）渲染成“马首（或狮头）、虎舌、鹿角、蛇身、鹰爪、鱼鳞、鱼鳍，威武完美，无可匹敌”的形象，又传说得神乎其神：象“龙即鳄鱼”不符合事实。“龍（龙）”这种威猛的蟒蛇成了华夏先民的图腾，因此有的王公贵族在家豢养这种蟒即龍（龙），以祈求吉祥幸福。《左传》载：“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 甲骨文中的“龍（龙）、寵（宠）”与“龐”（庞）三者字形相近。“寵”（宠）=（宀，大屋）+（龙，张着大口的蟒），本义：把龙（龍）当做宠物养在家中。《说文》曰：“寵，尊居也。从宀，龍声。”表明：这个字的古音与“龍”相同，应该也读龙lóng，不应读今音chǒng；至于宠物的宠（chǒng）是多年以后的方音变化。类似的甲骨文“龐”（庞）=（广，大屋）+（龙，张着大口的蟒），本义：豢养巨蟒的大屋。《说文》曰：“宠，龐，高屋也。从广，龍聲。”明确指出：这个字的古音也是与“龍（龙）”相同，应该也读龙lóng，不应读今音páng；至于庞大的庞（páng）是多年以后的方音变化。
&&& 《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也就是说，麟为白虎、凤为朱雀、龟为玄武、龙为青龙。《孔子家语·执辔》曰：而龙为之长。”《左传?襄公廿一年》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刘向《新序?叶公好龙》曰：“叶公子高（龙）“甲虫三百有六十，“龍，好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那都是后来层层累积的神化了。
&&& 五、中外史前驯养动物的差别
&&& （一）远古中外驯养家畜的对比。史前，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是最早孕育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大约距今１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札格洛斯（Zagros）山麓的沙尼达尔（Zawi Chemi Shanidar）遗址，出现了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9000年前，在西南亚“新月肥沃地带”种植作物及畜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仍为重要的生活方式。8000年前，札格洛斯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Jarmo）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安那托利亚山区的卡塔?休裕（Catal Huyuk）遗址，及地中海东岸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都是初期农牧业的重镇。
&&& 公元前7000年，耶利哥聚落面积已经超过十英亩。耶利哥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大麦和小麦耕作；饲养家畜，主要是羊，供应肉和奶；狩猎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狩猎瞪羊和各种湿地鸟类供应肉和皮毛的需求。卡塔?休裕位于土耳其南部，稍晚于耶利哥。考古发现证明，卡塔?休裕的经济门类较耶利哥更加多样。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狩猎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家畜饲养的规模和种类远远大于耶利哥。札格洛斯山麓，如今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远古先民选择可栽培的品种，尝试培植为食用作物。最早培植的品种，可能是“黑麦”，后来又尝试培植“单粒小麦”“二粒小麦”、二棱及六棱大麦，和如今的“面包小麦”（bread wheat）及豆科作物。在两河流域，先民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那托利亚高地在距今8000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这些生活资源，不仅为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也由此向四面八方传播，使欧洲、北非洲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农牧业及定居的文化。
&&& 远古埃及尼罗河流域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畜养的家畜主要是驴、山羊、绵羊、牛和猪。第四王朝（约公元前2625年）贵族哈佛拉安在墓志铭里，记载他拥有835 头有角大牲畜、220头无角大牲畜、760头驴、2235头山羊、974头绵羊；第五王朝（公元前2494-前2345年）的贵族萨布在墓志铭里记载他有406头公牛和乳牛、1237头牡牛，小牲畜则在10000头以上。希拉康波里等遗址一些贵族的墓葬壁画中，还绘有畜牧活动的图景，都表明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但在古王朝时期，古埃及人还曾尝试驯养鹤、牛鹭、羚羊和瞪羚等动物。古埃及人强行给它们喂食，以将它们驯化，但未获成功。新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古埃及人还在猎杀野生动物，此后缺乏新品种被驯化的记载[22]。
&&& 本文只讨论古代农耕民族定居生活下的家畜动物饲养，而不涉及游牧民族的动物牧养以及追逐水草的游动放牧。着重叙述的动物奶食，也是基于农耕民族之间的比较性讨论，而不涉及游牧民族对奶食的依赖。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里阐述了史前先民驯养家畜的重大历史作用：“掌握家畜饲养业的部落能保证肉类和乳类食物的供应，因而得以从一大群其他的野蛮人当中分化出来。在西半球，如仅靠狩猎获取肉类食物，供应得不到保证。村居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仅限于一种（作者按：指植物性食物），这对他们是不利的……在东半球，因饲养家畜而使得勤俭的居民能保证肉类及乳类食物的供应；毫无疑问，这种食物对于增强种族的体质和活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对于增强儿童体力的作用尤为突出”[23]。
&&& 有一种理论认为，种植业的发明可能是家畜养殖的需要，当初的收获物都是用于动物的饲养，后来逐渐培植成功食用谷物，作为人类自己的食粮。摩尔根所叙述的“东半球居民”以肉类、乳类食品为主要食物，讲的是以古代苏美尔人[24]、古代埃及人[25]和欧洲人为主的农耕定居的“东半球居民”；他们饲养并培育出乳用畜的生产方式，现在比较容易理解——乳用资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只要畜养活体动物，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乳品；聪明的先民在驯养野生动物为家畜后，首先利用兽乳资源是非常明智的措施。而在亚洲远东的古代诸农耕民族，则以谷物鱼类及素食为主、肉食为辅，并未独立发展出乳用家畜品种，未形成社会性的日常食用乳品的习惯。笔者感到，这是古代东亚农耕民族与古代西亚、环地中海以及古欧洲农耕民族的显著区别，或者说是东半球农耕文明的两大类不同的饮食文化形态。
&&& （二）远古诸民族对饲养家畜的使用情况。猎获和饲养动物，以取得禽畜肉类供食用，这是所有史前先民狩猎活动的直接目的。随着历史的进展，先民驯化了家畜，对于家畜的利用除了食肉之外，还扩展到了役用：用家犬帮助狩猎的“猎役”；看家护院的“卫役”；协助放牧牛羊的“牧役”；用牛拉车拉犁的“力役”；用马、驴供乘骑代步或拉车的“路役”；用猫抓老鼠以保护粮食和住宅安宁的“靖役”；用雄鸡报晓的“晨役”。还扩展到了利用牲畜的皮张或者体毛制衣，用动物脂肪制烛炬和润滑车轴，用角和骨制工具的“材用”；食用家禽蛋的。以至于，对家养动物粪便的“肥用”。很可能对于污秽粪便的处理，亦是种植农业迟早出现的促进因素之一。特别一提的是，扩展到了用家畜家禽来祭祀祖先和神灵，这是史前人类从物质生活方式产生出了精神生活方式。
&&& 上述对家禽家畜的饲养和利用，在西亚欧洲北非的史前诸民族里是一致的。东亚诸民族与西亚北非欧洲民族的差别在于：东亚农耕民族没有培养出奶用家畜（奶牛、奶羊），没有形成乳食的传统生活习惯（游牧民族除外）。远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泥板文书留下的大量动物寓言里，“提及最多的是狗、家养奶牛和驴，狐狸和猪次之”[26]。在古代埃及的德尔巴哈里（Deir el-Bahani）地区，考古发现的浮雕上就有牧民跪在地上挤牛奶的形象，而待哺的小牛犊，画面里被牛鼻绳拴在了母牛的左前腿。浮雕的母牛形象，其右眼下一滴清晰可见的泪珠[27]。
&&& 在史前欧洲野蛮时代，对于猪如此利用：“猪是肉、油和皮革的来源，另一方面猪还用来踩踏田地，彻底翻耕土壤表层，除草松土，为栽培做准备，同时也施撒粪肥。”对于牛如此利用：“一开始养牛是为了吃肉和制革。以后人们也因牛奶而饲养，它是一项重要资源，其形式很可能是奶酪。”对于羊如此利用：“当时绵羊和山羊都产奶，尽管这方面证据寥寥，山羊产奶时间与牛产奶时间差不多。在地中海地区，山羊是该地主要家养动物，也是奶的供应者，羊奶多半用来做奶酪；在温带欧洲，牛是主要供奶者，尽管人们也用羊奶”[28]。
&&& （三）中外古代先民的祭祀用畜。从甲骨文里还可以窥见远古华夏使用牲畜来祭祀的一些信息。罗振玉辑有殷商卜辞1169条，其中卜祭一项即占538条，居首位。可见华夏先民对于使用牲畜祭祀的重视。祭祀，指祭神（上帝）、祭祖（先王先公），根据宗教或社会习俗，进行一系列象征性仪式。《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说，古代（周秦以前）国家大事有两项最重要，就是祭祀和战争。远古祭祀的仪式，起初没有宰杀动物献给上帝祖宗，叫做“薦（音jiàn，即荐，神兽所食草）”。后来用牲畜敬神，“而加牲曰祭”。《公羊传?桓公八年》载：“无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礼记·王制》曰：“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薦。”说明贵族若从事祭祀，需要一定的地位和财产。
&&& 1、“祭”的字源。甲骨文祭=（手）+（肉）+（血滴），祭祀的形象为手持滴血的肉块。本义：用牲畜的血肉敬供上帝（天神）和祖宗。有的甲骨文加“示”，强调祈祷天神。金文将甲骨文的“肉”写成，并调整结构。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曰：“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礼记·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
&&& 2、“祀”的字源。甲骨文祀=（示，神）+（巳，幼儿），本义：用幼儿做活祭。有的甲骨文=（異，巫师面具）+（人举双手），表示巫师头戴面具祈祷。金文、篆文承继甲骨文字形。篆文异体字综合两款甲骨文字形。《说文》曰：“祀，祭无已也。从示巳声。禩，祀或从異。“”禩”是“祀”的异体字，“異”为声旁。《周礼》曰：“以雷鼓、鼓神祀。”说明祭祀仪式要敲鼓。
&&& 3、“獻（献）”的字源。甲骨文獻（简体字献）=（鬲）+（肉食祭品），陈列祭品以敬神。还有的甲骨文作=（持）+（卜，神杖）=（人）＋（手）+（卜），表示占卜时的敬奉。
&&& 4、“牲”的字源。甲骨文牲=（羊）+（生，即牲），金文=（牛）+（生，牲），本义：用于祭祀的牛羊等动物。篆文承续金文字形。从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可见，古华夏王公的祭祀用牲，比古埃及的规模显赫。
&&& 古埃及遗留下的石刻作品里，用于祭祀的肉类，有牛腿、牛头、鸭鹅禽类，古埃及人认为牛的左前肢（埃及文为 khepesh）是祭祀献肉的最好部位，宰杀了牛之后，左前肢是最先从牛身上割下来，用魔力粉浸泡之后，成为任何一种祭祀仪式都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29]。《诗经》里有许多用牛羊祭祀的篇章。《楚茨》：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无论古代或是近代现代，隆重的祭祀里，是采用全身的三牲作为献祭品，次一级的祭祀，用三牲的头。里关于“太牢”的解释是：古代王、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亦作“大牢”，甲骨文三牲为=、+、（羊）+（豕）。殷墟出土的“后（司）母辛”鼎；特别是（司）母戊”鼎，重量达875公斤，其硕大《小雅（牛）《辞海》“后不凡的体积，显然是祭祀时当作烹煮三牲之用，而不是日常的炊事器具。
&&& 延伸讨论，对比在世界各博物馆里见到的远古青铜器制品，古埃及、古希腊表现平民人物形象的青铜制品较多；而华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表现神权和王权的重器及其铭文很多，表现个人形象的制品很少。偶尔出现个别的人形，如受过刖刑的奴隶被安置在青铜暖炉的火门旁边；某一青铜器四角承重支足的就是四个跽坐的奴隶。这是自古以来，中外文化对“人的观念”的一大差异。
&&& （四）饲料生产导致中外农牧业的不同趋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对欧洲史前大田农业起源做了推测。他注意到同一种牲畜的名字在雅利安语系的各种方言里彼此相同，而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名称却彼此不同，根据这一语言现象推论：“雅利安人发现谷物和种植谷物晚于他们之饲养牲畜。”摩尔根认为，牲畜动物的饲养是在雅利安人的始祖还没有分化的早期就已发生，并且付诸语言的表达；所以尽管后来雅利安人分化为若干支系，但是牲畜的名称却是统一的。相反，雅利安语系的不同分支里，对谷物的名称不同，则有可能是在出现语言分支以后，各自先后对谷物的独立命名[30]。
&&& 摩尔根进一步指出，雅利安语系史前先民的种植生产，首先发生在小块土地的园圃里，是为了种植饲养牲畜所需的饲草——“看来，园艺的兴起与其说是出于人类自身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饲养家畜的需要”。摩尔根在分析和叙述从定居部落再分化出游牧部落时，又重申自己的上述看法：“谷物的种植看来很可能是出自牲畜的需要，并与这些部落向西方迁移的运动有关；而且他们由此获得的知识终于使他们自己得到了淀粉食物”[31]。由园圃种植逐步扩展为大田种植谷物，摩尔根依此推论，史前欧洲“园艺的出现早于田野农业”。
&&& 本文从史前的劳动工具角度来分析问题，认为摩尔根的上述看法符合劳动工具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垦荒为田的初始阶段，工具简陋，只能在蛮荒环境里先开辟小块的土地。如果（西亚欧洲先民）是为了种植牲畜饲草饲料，那么为了防止其他的野兽也来“偷吃”，将小块土地圈围起来，是顺乎其然的举动，这就是摩尔根笔下的式耕作方式。随着农垦工具的进步，特别是犁的发明和畜力的役用，开垦荒地为农田的生产力增强了，于是“园圃”农业发展扩大为田野农业；栽培的作物也从饲草饲料扩大到人类的粮食种植生产。至于在史前的欧洲，究竟农业的起源是从种植饲草饲料开始还是从种植人用粮食开始，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拟作专文讨论。摩尔根关于古代欧洲农业起源于小块土地的垦种，起源于园圃，在欧洲其他作者著述中亦可读到：“在线纹陶文化中，聚落周围的场地清理很有限，向外延伸不超过一英里，在许多情形中，田地更像是林园，就在房前屋后。在意大利塔沃列雷，早期耕作与之类似，局限于屋边适于耕作“园圃”的小块土地。这种形式在欧洲其他地区随处可见”[32]。
&&& 从现存的古埃及、古亚述巴比伦的资料来看，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都与河流每年的周期性泛滥密切有关。河流一年一度的定期泛滥，是在人类涉足那片土地之前就已存在，造就了肥沃的冲积平原，且因每年洪水涨落处没有森林，只有沼泽、草原。最早的真人（Real Human）先民来到这种环境里，自然以渔猎为生，并且易于驯养家畜；也因冲积平原便于开垦，很早便产生了原始农业，培植出大麦、小麦等重要的粮食作物。大麦和小麦，是大自然馈赠给西亚的珍贵礼物，提供了西亚史前先民的牲畜饲料和粮食生产的本源，为西亚发展出世界最早的家畜养殖和粮食栽种，奠定了基础。在史前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先民种植小麦是供人的食用，而种植大麦则是用来酿啤酒和当作饲料。有关文献资料里记载的用大麦当饲料，并不是仅用大麦酿制啤酒之后的残渣来养畜，两河流域的先民直接用大麦原粮来喂养家畜。
&&& 1949年美国考古队在尼普尔发现的丁头字泥板文书残片，经整理恢复后被释读了出来，被称之为《苏美尔农夫家训》。该泥板文书记述：“每一顷（18亩）田配给3斛（180升）大麦作为牛饲料和种子，以保证每只犁牛有力量胜任工作强度”[33]。古代西亚、北非和欧洲由于在农业的肇源初始阶段就实行了饲料的种植，他们的家养牲畜规模可以发展得很大。强大的家养牲畜生产，为西方先民提供了丰富的肉食、乳食、皮毛衣料原料，形成了西方民族与东亚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也叙述了北非、西亚和欧洲等地在新石器时代为牲畜种植饲料：“当畜群超过一个下限时，则要为它们提供特别的口粮……作物可能被刻意地种植、收割和保存起来，用作牲畜的饲料”[34]。西亚、北非和欧洲的饲料种植，繁荣了畜群和畜牧业。对比之下，华夏先民在史前农业初始阶段，垦荒种植时，为人自身需求考虑较多，而较少考虑饲养家畜。参照甲骨文金文，可以看出中外的差别。金文的“園圃”主要种植瓜果、菜蔬，供人食用，而不是用来种植牲畜的饲料。
&&& 1、“園（园）”的字源。金文園（园）=（袁，圆形衣领）+（囗，栅圈），本义：用篱栅围起来种植瓜果（桃李之类）的田地。篆文承续金文字形。《说文》曰：“园，所以树果也。从囗，袁声。”《诗·魏风·园有桃》曰：“园有桃。”《乐府诗集·长歌行》曰：“青青园中葵。”
&&& 2、“圃”的字源。金文圃=（苗，指菜地）+（囗，栅圈），本义：有栅栏围护的种植菜蔬的园子。篆文将金文的“苗”写成“甫”。《说文》曰：“种（種）圃，种菜曰圃。从囗，甫声。《诗·豳风·七月》曰：“九月筑场圃。”华夏农业畜牧传统——牛羊几乎以草食为主，较少喂饲谷物；普遍饲养的家猪，则以养户的食余之物、粮食加工的下脚料当作饲料主体。如此饲料数量有限，于是小农家庭养猪数量也有限。传统的门户分散饲养，包括一些贵族家庭庄园雇用劳力养猪，虽然其数量略大些，但仍属家庭的分散饲养，并没有集约化的养猪产业。粮食酿造后的残渣或谷物加工淘汰的麸皮，才作为家畜饲料。在古代中原的传统农业里，没有独立的大规模牲畜养殖业，没有乳畜饲养，没有乳食，只有小规模的依赖于人类食物残渣和下脚料或草料的饲养业。家庭饲养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经济里，始终是一种副业（这里的论述分析，局限于中原农耕产业，不包括中国版图里游牧民族的游牧产业）。
&&& 六、“家畜起源”的学术争论。最新动态：关于驯化与驯养家畜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共同瞩目的焦点之一。近年以来，国际学术界对“豕”的起源，基本上达成共识，即认为约万年以前“豕”有两大主要起源中心——西亚与远东（华夏），逐步扩展到全球各地。然而，对于牛、羊、马等家畜的驯化与驯养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众说纷纭。有关“家畜起源”的学术争论，近来得到不少最新的进展：一方面，来自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来自最新分子生物学的古DNA（ancient DNA）分析，将“古DNA技术”引入到家养动物的起源与进化研究中，提供了许多新证据[35]。
&&& 英国考古学家Grahame Clark首次提出“生物考古”即“古DNA技术”，主要是针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古代动物的考古学基因研究。保留在古代生物遗骸中的遗传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是重要的遗传学资源。近年来，“古DNA分析”成功地运用于考古学中，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分子考古学”。古代生物体死亡腐朽后，从遗骸（骨骼等）提取、鉴别其体内留存的线粒体DNA样品结构，进行实验分析，可以揭示其血缘遗传的世系，从而确定该生物种群的历史起源与进化；在解决野生动物的驯化家养过程等重大问题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古DNA分析是研究人类史前史的强有力工具[36]。
&&&（一）世界各地驯养豕（家猪）的起源和扩展。研究表明，源自西亚（近东）的家猪，在木石器时代晚期和陶器时代进入欧洲，但欧洲本地的野猪也在同一时期（可能就在近东家猪引进之后）被驯化；欧洲猪一旦驯化以后，在整个欧洲迅速地取代了引进的近东家猪。这一研究为农业经济由木石器时代起源地——西亚（近东）地区向西（欧洲）迁徙的历史研究增加了更多的证据[37]。这也就解释了：先前欧洲学者利用现代猪的遗传信息，得出了欧洲家猪与欧洲野猪关系更近的说法，那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欧洲的家猪连同农业一起，源自西亚。
&&& 国际学术界还分析了来自38个国家的686个家猪和野猪样本的mtDNA控制区序列，得出结论：世界历史上至少形成六个家猪驯化中心，包括近东（西亚）、华夏、东南亚、印度及太平洋岛屿、西欧和意大利。研究者们还通过分析欧洲221个古代和323个现代猪样本的mtDNA控制区序列，揭示了亚欧猪种的驯化和迁移历史。此外, Larson等人[38]通过对781个古代与现代猪mtDNA样本的研究分析, 证明早期伴随着人类迁徙的家猪通过东南亚半岛向大洋洲的扩散历史。遗传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显示, 现代和考古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和大洋洲的猪，与东南亚大陆的家猪相关联。这些猪的品系被带到了华莱士线以东地区, 包括新几内亚, 这一地区所谓的“野猪”也是早期的农耕者带来的家猪野性化形成的。另一次猪的扩散把东亚大陆类群连接到了西部密克罗尼西亚、台湾和菲律宾。这些重要的数据，可以用来验证人类在大洋洲扩散的各种假说。
&&& 在国内,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者首次从多个历史时期的猪骨中提取出DNA, 其中包括最早发现家猪的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会同国外学者, 他们结合古代猪和1500多个现代猪的线粒体信息, 从多角度阐释华夏及东亚家猪的驯化历史。一方面，从纵向的角度，确证了家猪近万年来在华夏中原地区延续性的驯化历史，这与欧洲家猪驯化历史的非延续性形成对比；另一方面，从横向的角度，揭示出在印度、东南亚、台湾岛沿线的另外四个家猪驯化中心。此外, 该研究还揭示出多个现存的、分布广泛的野猪支系, 它们自始至终没有对华夏家猪有遗传上的贡献。该研究提供了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亚洲家猪驯化历史图景[39]。
&&& 百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华夏远古驯养的牛（黄牛）、羊（绵羊）、家马等，都是由外界输入的。这是因为过去一些考古资料证明：牛与羊最早驯化于西亚地区，传播到北非和欧洲；马则最早由中亚的雅利安部族驯养。这种观点居于强势，且从欧亚草原的游牧地带看来，类似的家畜输入华夏是可能的。但仍然有人坚持认为华夏本土有自己的黄牛、绵羊、家马驯养史；这方面也提出过一些考古学证据。两种看法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如今，新兴的古DNADNA）技术，可帮助我们揭示远古驯养牛（黄牛）、羊（绵羊）、家马的动物驯养史。
&&& （二）华夏绵羊的起源和扩展。考古证据表明，绵羊最早可能是在距今1万年前西南亚的新月沃地被驯化的，因此那里被学术界认为是起源中心。传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华夏绵羊是由外界输入的。但是新近考古发现，距今1万年前的广西甑皮岩遗址，也鉴定出有羊的遗骸；8000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又发现羊的遗骸。羊之成为家畜豢养，大致在仰韶和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早期的一些遗址中，零星地发现羊骨或陶塑羊，古生物学者认为还未能断定是否为驯养的家畜。在黄河流域，家羊骨骼发现于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中，碳-14测定为距今约4800年。到龙山文化时期，家羊豢养的遗迹就很普遍。
&&&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现代绵羊群体中存在五个不同的线粒体DNA世系：A、B、C、D、E。这世系的分歧时间远远超过绵羊的驯化时间。历史上经历了群体扩张，部分世系呈现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例如世系A在东亚群体中占统治地位，世系B在欧洲群体中占统治地位。这些研究表明，绵羊是多地区起源的。为了探讨华夏绵羊的起源，最近，运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古DNA分析”实验方法，做出了新的结论。我国学者对青海和内蒙一些遗址中，距今4000年前的古绵羊遗骸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结合陶寺和二里头遗址古绵羊遗骸数据查明了古DNA序列，结果显示东亚世系A占统治地位。对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距今约4000年的9个古绵羊遗骸，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二里头古绵羊属于东亚世系A，与中国特有的地方品种如小尾寒羊、湖羊、蒙古羊、同羊等有着共同的母系祖先，在遗传上有继承关系。而野生盘羊和原羊并不是中国藏系和蒙古系绵羊的母系祖先。这个结果表明了远古华夏有独立驯化史[40]。
&&& 更多的采样同样证实了这个结论：对七处考古遗址出土的、53个距今约年之前的古代绵羊遗骸，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从中揭示了绵羊母系遗传结构的变化轨迹：在距今4000年前的绵羊群体中，存在两个世系A和B，其中，世系A占有统治地位，频率高达95.5%；而在距今2500年前的绵羊群体中，除了世系A和B，又新出现一个世系C；对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和板城墓地春秋战国时期24个古绵羊进行了DNA分析，分别扩增并测序了线粒体DNA控制区271bp和细胞色素6基因300bp序列、系统发育树和中介网络图，结果显示：中国内蒙古地区古绵羊存在三个含有不同频率的单倍型类群A（73.9%）、B（ %）和C（8.7%），细胞色素b基因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三个母系世系的分化时间，远早于动物的驯化时间，这揭示了华夏绵羊具有三种不同的母系起源。研究还发现：华夏古绵羊群体与中国现代绵羊群体的遗传距离最近，并且二者之间的遗传结构极为相似。这证明，2500年以来中国绵羊的遗传结构就已趋于稳定，并对现代绵羊的基因贡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41]。
&&& （三）华夏家鸡的的起源和扩展家鸡起源于何时何地？传统有一种说法，认为家鸡在4000年前起源于印度。考古专家对河北武安磁山古遗址发现的鸡骨遗骸，经科学测定，这些鸡骨年代为年，经树轮校正，应为距今8000年以上。这是迄今已知最早的驯养家鸡[42]。磁山遗址已出土动物遗骸116块。除豕和家犬两种家畜遗骨外，还有较多的鸡骨（包括跗跖骨和锁骨、肱骨、股骨、尺骨、桡骨）。从磁山遗址发现的鸡骨标本里，取10件完整的跗跖骨的测量数据看来，这些鸡骨与现代鸟类中野生原鸡接近而稍大，但小于现代家鸡；鸡骨中绝大多数为公鸡，母鸡数量很少，这是因为，磁山先民与现代人一样，将公鸡宰杀而将母鸡留下来产卵，所以公鸡骨骸较多，这也可证实磁山遗址出土的鸡骨标本确属家鸡。此外，在仰韶遗址出土的家畜家禽遗骨里，由科学鉴定，也有豕、家犬和家鸡。
&&& （四）华夏黄牛的的起源和扩展。华夏先民在仰韶时期就可能驯化黄牛。距今7000年的临潼姜寨遗址出土有黄牛遗骸，被认为可能是家畜，至少是已经开始驯养了。山东省藤县北辛仰韶文化早期和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中，都发现有黄牛的骨骼，据推测，有可能是家养的；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和王因遗址中，都发现有作为家畜的黄牛。确证家养黄牛的遗址，见于木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黄牛是殷商“王”一级祭祀“太牢”中最主要的祭牲；后来，牛耕的发明又使黄牛成为传统农耕经济中役用的主要畜力。
&&& 国际上现代黄牛群体的大规模线粒体DNA分析表明，在现代普通牛群体中存在5个线粒体DNA世系：T、T1、T2、T3、T4。T1世系主要发现在非洲牛中，在其他地区很少发现，暗示非洲普通牛可能经历了独立的驯化。T、T2和T3是近东和欧洲普通牛的主要世系，尤其T3在欧洲群体中占有统治地位，被认为是木石复合工具时期起源于近东地区。T4是在东北亚地区的普通牛中发现的一个新的世系，这个世系中并没有欧洲和近东的牛，这暗示T4在东北亚地区经历了独立的驯化。华夏北部地区三个青铜时代遗址的26个黄牛遗骸进行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表明，有T、T2、T3世系。还发现有T4世系，而T4世系是东亚起源的，这说明史前华夏确实有自己驯养黄牛的历史。对世界各地黄牛驯化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待深入[43]。
&&& （五）华夏驯马的的起源和扩展。人类何时、何地开始驯养野马？科学界迄今仍无定论。大约4000年前，野马被人类驯服。华夏家马的起源问题最为复杂，考古证据似乎倾向于华夏的家马是突然出现的。长期以来，欧亚学者包括国内部分学者在华夏家马起源的问题上，支持“欧亚传入说”；但同时，基因研究和考古发现，也支持了华夏有自己独立驯化家马的事实。马的遗骸，早在木石器时代的周口店遗址中已被发现；西安半坡遗址中也有发现，因材料太少，尚不能鉴定到“种”这一级；山东城子崖和河南汤阴白营等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家马骨骼；陕西华县南沙遗址龙山文化墓葬区，还发现了两副完整的马骨架；云南剑川地区木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也出土过马骨；云南洱海流域和红河流域木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马饰。表明这已经不是马类圈养的初级阶段，而是驯养的高级阶段。
&&& 但因为比较明确的家马遗骸出现较晚，所以通常仍然认为华夏驯养马是经由欧亚草原输入的。但是，德国科学家在美国《全国科学院学报》提出一种新观点。他们对现今生活在全球不同地区的25种母马线粒体DNA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17种与地域等相关的不同线粒体DNA，随后进行的计算机模型分析和线粒体DNA变异速度测算显示，人类最早至少需要驯养77种不同母马，才能形成现代马种所拥有的基因多样性。据此推断，野马的驯养可能始于不同地点。动物驯养在人类文明演进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些考古学家曾指出，野马的驯化过程可能促进了某些语言体系的推广。德国科学家的新结果，据认为将有助于研究人类语言的流变[44]。
&&&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对殷商以来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古代马骨进行古DNA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古代马的母系起源非常广泛，既有本地起源的因素，也有外来因素。国际学者将现代家马分成7个mtDNA世系（A、B、C、D、E、F、G）。我国学者对于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和板城遗址、春秋时期11个古代马线粒体DNA进行分析。获得了11个样品的古DNA序列，研究者还从“基因库”选取了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的代表性家马品种，作为比对序列构建了系统发育网络。系统发育网络图显示：11个中国古代马分布在5个现代家马线粒体DNA世系中（A、C、D、F、G），暗示中国古代马具有广泛的母系来源，并且对现代家马基因池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其中，谱系F是支持亚洲起源的，尤其在东亚家马中有较高的分布频率[45]。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报告，分析了595匹中国家马mtDNA D-loop区247bp序列。世界家马2031条序列中，新的H支系主要来自中国，且处于网络图的中心，暗示其在现代家马起源中具有重要地位。除了A-G和H支系外，新命名的1支系主要分布于欧洲家马品种内。亚支系G*和E*都显示出清晰的华夏家马特征，数据表明远古华夏也有家马独立驯化的事实。对内蒙古、河南、宁夏、山东等地9个遗址的46个古代马进行了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古代马的母系遗传呈现高度多样性,对现代家马mtDNA基因池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贡献。中国家马的起源既有本地驯化的因素,也受到外来家马线粒体DNA基因流的影响。中国古代马与现代东亚家马在母系遗传上有一定的连续性，普氏野马可能不是中国家马的直接母系祖先。
&&& 欧亚最早被驯化的马是作食用的，后来在中亚地区被驯化能够骑乘。远古华夏马可能是驯化到某种程度时，又从中亚引进了更强壮的品种。因此，完全本地起源和完全外地传播的看法，都是不够全面的。总而言之，现代家马由各地多种野马驯化而来。这表明，远古华夏和西亚、中亚的交流程度，超出一般想象。
&&& 七、结束语。甲骨文，是殷商从史前史的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它起源更早，为探索华夏初始文明和史前史的遗迹，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字形象依据。与亨利·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观点不同，先民对野兽的驯化饲养早于陶器时代。大约1万年前在西南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和东亚（华夏），几乎同时开始了养畜业。本文对于甲骨文里有关“狩猎、网罗、家畜、养牧、圈栏、献牲”等字源解读，形象地说明了远古养畜业发展的情况。本文还将史前的西亚、埃及、欧洲跟华夏做比较，着重考察农耕是否为家畜种植饲料以及畜牧业的规模、同异，认为这是中外在史前农牧起源阶段，趋向两种不同发展途径的分歧点。通过甲骨文字源的解读，探索华夏史前形态，对于中外史前资料进行对比，在世界史的大视角下研究华夏史，把华夏史融入世界史，是建立新的历史观的基础。
&&& 家养动物的驯化是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可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同时或交替展开，对各种家畜驯化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待深入。特别是需要利用我国丰富的考古资料，结合新兴的古DNA技术，综合利用mtDNA及核基因序列，对华夏及世界畜种开展系统的驯化驯养史研究。（未完待续）
注释：[1、3、23、29-31][美]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3、21-24、10页，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王先胜《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载《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1期。
[5]佩特拉（Petra）是约旦的一座古城，位于约旦安曼南250公里处，隐藏在一条连接死海和阿卡巴海峡的狭窄的峡谷内。古代曾为重要的商路中心，厄多姆国的都城。1812年以来陆续发现许多古迹，大都雕刻在一条深谷的岩壁上。
[6]黎凡特（Levant）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它指的是中东托罗斯山脉以南、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和上美索不达米亚以西的一大片地区。Levant一词原本适用于“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Middle French中，Levant即“东方”the Orient的意思。
[7]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名，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地处亚洲最西端之半岛。今属土耳其。
[8]耶莫遗址，英文名称Jarmo Site，位于伊拉克的基尔库克附近。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前5800年，分为前陶和有陶两个阶段。
[9]李君、乔倩、任雪岩《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 2010年第3期。
[10]阳吉昌《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载《化石》 1980年第1期。
[11]任式楠《公元前五千年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几项主要成就》，载《考古》1995年第1期；任式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五十年》，载《考古》1999年第9期；赵志军、袁靖《植物考古学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文物报》日考古版。
[12]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1342页，[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4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4]高汉玉《河姆渡绳子的鉴定》，载《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第45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15、22、25、27、29][英]海伦·斯特拉德威克《古埃及》第415、398、16、397、185~189页，刘雪婷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6]李有恒、韩德芬《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之兽骨》，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258页，附录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17]王炜民《漫说鸡入六牲》，载《文史知识》1996年第9期。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36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19]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第63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349、34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4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24、26、33]吴宇虹等《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第3、171、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8、32][英]简·麦金托什《探寻史前欧洲文明》第160-163、176页，刘衍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34][英]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63页，安家瑗、余敬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35]常妸《古DNA（ancient DNA）分析技术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载《文物春秋》2009年第1期。[36]申万祥、姚默等《生物考古中的DNA分析技术概况》，载《畜牧与饲料科学》2012年第2期。[37]Larson G,Albarella U，Dobney K，et al.Ancient DNA，pig domestication，and the spread of the Neolithic into Europe.Proc Natl Acad SciUSA，：.[38]Larson G，Cucchi T，Fujita M，et al.Phylogeny and ancient DNA of Sus provides insights into neolithic expansion in Island SoutheastAsia and Oceania.Proc Natl Acad Sci USA，：.[39]Larson G，Liu R，Zhao X，et al.Patterns of East Asian pig domestication，migration，and turnover revealed by modern and ancient DNA.Proc Natl Acad Sci USA，：，以上引自刘冉冉等译文。[40]蔡大伟《古DNA与家养动物的起源研究》，载《吉林大学》年度专刊 2007年。[41]韩璐等《内蒙古春秋战国时期古绵羊线粒体DNA分析》，载《自然科学进展》2009年10月第19期。[42]曹国厂、王炳美报道《河北磁山遗址出土鸡骨》，据新华网日。[43]刘冉冉、李宁《古代DNA技术及其在家养动物驯化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载《科学通报》2011年第7期。[44]据新华社 日报道。[45]蔡大伟、曹建恩等《内蒙古凉城县春秋时期古代马线粒体DNA分析》，载《边疆考古研究》2008年第2期。
&& 摘要：该文论证了“农业革命”的主体是以木质为基本部件的“木石复合农具”，而并非单纯的“磨制新石器”。甲骨文所见的史前农具“耒、方、耜、舂、杵、振、辱”等，证实了“磨制新石器”并不是农业革命的决定因素而是辅助因素，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单纯“石器锄耕的阶段”而是“耒耜耕作”的阶段。该文首次指出：在殷商273年间的甲骨文和商周金文记录中，史前史的狩猎和采集活动以及“第一次农业革命”都有形象的刻画；而农业革命的起步四阶段：(1)火耕或“火燎杖耕”；(2)耒耜耕作(过去称为石器锄耕)；(3)复合农具系列的改进阶段；(4)牛耕在甲骨文及金文记录中也均得以形象的表现。该文对甲骨文“田、苗、邦、圃、囿、畴”等字的字源做了解读，并找到华夏最早的果木记录，讨论甲骨文和出土文物反映的人工养蚕情况。该文还对于多年来众说纷纭的“石磨盘石磨棒”做了综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 一、甲骨文中的农业起源。原始人类起初以狩猎和采集食物维持生存,除了用木矛、投枪猎杀野兽,还用树枝加工成棍棒,采集树上的瓜果、挖掘地下的树根块茎,作为营养的来源。经过了百万年后,在北非、西亚、南亚、东亚以及稍晚的南北美洲,先民把活捉的禽兽带回住处驯养,把采集的野生谷物种籽撒播栽培。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两河流域肥沃地带(麦作农业)；华夏中原(粟黍旱作农业、稻作农业)及长江中下游(仙人洞、吊桶环、彭头山、八十墙等地,稻作农业)；印度(稻作农业)；美洲南北温带(玉米农业)等地区,各自起源的原始农畜业就先后产生了。在人类史前史上,农业的起源是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原始农业的出现,起初仅作为采集、渔猎活动的补充而已,在先民生活中,并不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后来木石复合农具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柴尔德(Childe V.G)和布雷伍德(Robert Braidwood)把史前农业的发明称为“第一次革命”(食物生产的革命)“农业革命”,首先指出农业在史前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农业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木石复合工具(农具)时期。20历史考古学家则称为“伟大的第一次农业革命”,是人类摆脱野蛮(半开化阶段),走向初级社会的基础。然而这个“农业革命”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积累。许多学者在考古与中把“农业革命”与“新石器”两个不同的事件加以联系。由此产生一个重要问题：最初的农具究竟跟石器有多大关联？远古农业常用的专门的“农具”究竟是怎样的？是否真有一个单纯的“石器锄耕”阶段？单纯“新石器”是否为农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农具？
　　二、农业起步的四阶段。原始农业的初步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火耕点种或“火燎杖耕”；以木质耒耜耕作为主(过去称为锄耕),往往一器多用,或为木石复合农具；改进复合系列农具,进行农畜业的复杂分工；进一步利用畜力,牛耕、犁耕。在甲骨文中,这起步四阶段都有形象反映：
　　1、距今约1万年前,华夏先民实行火耕或“火燎杖耕”,先用木柄石刀、石斤石斧砍伐荆棘丛林藤条,然后放火烧荒;利用雨后土湿、地软的有利时机,以焚烧后的草木作为肥料,用硬木棍戳地点种,将种籽点人孔穴,栽培禾苗成长。这是原始农耕文化的雏形,后世《旧唐史》载为“刀耕火耨”,或称“火燎杖耕”。“第一次农业革命”初期,华夏农作物的品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