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艳谭之倩女幽魂怎么拼读,求解答。

赵俪生:读《聊斋志异》札记
赵俪生:读《聊斋志异》札记
  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写一篇题名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的文章,并 想继之而写一篇《三言两拍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直到现在,自己还认为这是两个好 的选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将这个心愿兑现出来。
  近来,偶尔又重读《聊斋》以资消遣。偶有心得,即随手写在一片纸上录为札记。 积两月余,得二三十纸,而《聊斋》全文四百余篇,约当百分之五六。但又感到除去这些 即兴之作外,无意于做出更多的札记来,所以就干脆将这些零星东西串到一起,以作为一 时读书心得的记录。其中主要的,自然是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但又由于《聊斋》一书中, 有些篇章与社会经济无关、主旨仅在“言情”、而文章又特别佳妙者,亦往往掺入一二。 因此,总题就不应该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了。所以,最终采取了笼统的读书札记式的 标题法。但又须反转过来表明,虽然标题采取了笼统的提法,而笔者主要的着眼点仍在社 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则是依然遵循原来写作、构思的主旨的。  1966 年深冬大雪中记。  (一)  《公孙九娘》。 我常爱对朋友们说,自己少年时候受了父亲和姐姐们的影响,及早地接触了《聊斋》,也接受了他(她)们的偏见。父亲最爱《叶生》,经常一读三叹。姐姐们爱读其中的“双女”故事,如《莲香》、《香玉》等。可是等 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之后,爱好就发生了变化。从民族思想 的角度,我推崇《公孙九娘》,和一些转弯抹角描述“大兵”、“北兵”的 零星的、极不引人注目的篇章;从描绘带有民主性质的爱情以及文章佳妙方 面,我爱读《婴宁》、《阿纤》以至《凤阳士人》等;而认为像《珠儿》、《画皮》等则是糟粕性很重的东西。
  我尝评论《公孙九娘》是《聊斋》四百篇中的案首。我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它既深刻地同情着于七起义这样一场爆发在康熙年间的农民起义,同 时又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统治者大量屠杀汉族起义者以及许多无辜人民的罪 行。在《聊斋》四百篇中,民族思想流露得如此充沛,揭发暴露如此深刻, 而在收集付印时又未被芟除的,这恐怕是一篇“凤毛麟角”了。第二,通篇 文字遒劲而又凄艳,如仅仅使用“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八个字,就把那场 发生在济南西南郊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惨案完全勾勒出来了;再如描写人鬼结 婚时,作者采取了正面、明确的抒写法,说“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 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到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所占两绝,句 中复有“忽启缕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一段民族的、纠缠着家族和 自身的深仇大恨,被淋漓尽致、凄艳动人地刻画出来了。第三,在收场方面, 也不同凡格。作者使用了婆娑迷离的收尾法,使故事带了一条“缠绵未尽” 的尾巴,这比较起蒲松龄经常喜爱使用的大团圆、升官、成仙、“丫头老婆 来磕了头又磕头”的收尾办法,又不知道高明了若干倍。
  《林四娘》。  这显然是一篇经过蒲松龄二道改写过的故事。前后两故事,所涉地名人 名大体相一致,但神髓不同。一经蒲氏改削,顿化儿女私情为沉痛地追怀故 国的民族凄艳事迹,真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矣。
  故事写的故明衡王府宫人林四娘的感情流露:她如何“为亡国之音”; 如何“俯首击节,唱伊、凉之词,其声哀婉;歌已,泣下”;如何使陈宝钥 为之“于邑”;即“家人窃听之,无不流涕”。在她的临别遗诗中,还有着 这样一些句子:什么“谁将故国问青天”;什么“泣望君王化杜鹃”;什么 “汉家箫鼓静烽烟”等。自然,林四娘是个王府的宫人,正如公孙九娘可能 是个中产人家的女儿一样,她们的民族思想中可能带有某些上层社会的色 彩,像对明崇祯帝带有留恋悼惜心情的情节所表现出来的。但蒲松龄在当时 敢于写这些内容,无疑还是具有进步的意义和作用的。
  《乱离二则》,及其它。 这部分内容,是印本中所不载的。想来是由于怕触忌讳而芟除了。在影印手稿中,却保存下来。故事主干无大可取,不过写乱离中骨肉的巧合,正 由于情节太巧了,所以显得不真实,只能当“瞎话”听。但从总体上也传写 了一个板荡的时代,历史上南北朝、北南宋,像这类的骨肉隔离后又重逢的 史事,也是很不少的。
  我着眼的,倒是在文内有这么几句:“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这暴露了满洲军事贵族掠卖汉族妇女的史实。在金兀 术时代,像这样掠卖的事在大同一带是曾经十分盛行过的。清朝统治者自然 不高兴别人暴露这些事,所以印行时便芟剔了。但没有芟剔到的,在印本里 残留下来的,也不是没有。如《韩方》篇(卷十六)中也牵连到明朝末年满 洲兵在畿内、山东一带杀人的事。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假借一个土地神的嘴, 叙述齐东一带闹瘟疫的根源,说“今日殃人者,皆郡中北兵所杀之鬼,急欲 赴都投状,故沿途索赂,以谋口食耳”。单纯论这段故事的躯壳,它无疑是 迷信的,但其中也透露了“北兵”在济南、齐东一带屠杀了大量的无辜人民。 此外,《野狗》篇(卷十五)中,也有“于七之乱,杀人如麻,乡民自山中 窜归,值大兵宵进,┅┅僵卧死人之丛。”统《公孙九娘》、《乱离》、《韩 方》、《野狗》诸篇连系起来考虑,蒲松龄显然是有意识地(虽然也是有避 忌心理地)在暴露满洲贵族在入关统治前后,都曾经残暴地屠杀过汉族人民 与起义民众的历史真实。再如《张氏妇》,就更典型了,它真人真事地叙述 吴三桂起事,清朝在兖州练兵,“大兵”到处寻奸妇女,这种赤裸裸的写法, 真可说是对清朝的极大的挑战。根据这些,我认为蒲松龄是有一定成分的民 族思想的,像《聊斋志异选》书末所附选注者的后记中所说,不承认蒲松龄 有民族思想的论断,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二)  《金和尚》。 这篇文章,文笔也是上乘的,但与其说是文学著作,勿宁说是一篇史料。
  因为它十分具体地记录了一个大寺院地主的生平及其活动的规模。金和尚在 当时很著名,当时前后诸(城)、安(丘)、高(密)、胶(州)等县的文 人们(如李澄中、丁耀亢、张贞、曹贞吉,以及王士祯、赵执信、安致远等) 的文集中涉及此事的颇不在少,可以对参。我往年曾经对参过,可以说以《聊斋》所记为最详阐。 金和尚无论从出身看,或者从他本人一生的行径看,都是一个典型的流氓、市侩。他借“饮羊登龙”之术“数年暴富”。既富以后,就主要依靠招 佣流民替他做佃户,剥削这些流民佃户的剩余劳动,使财富愈益积累。从这 一点看,他已很少和尚的气味(和尚仅仅成为一种幌子了),已经是一个最 残暴、最荒淫的、“新发户”式的恶霸地主。他经常雇佣长年佃户“数百家”, 加上零雇短工,“食指日千计”。和尚们除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 妻女进行凌辱,所以才有“佃户决僧瘗床下”的事情发生。这个僧霸集团的 政治影响面也是很广的,“千里外呼吸可通”,甚至“方面大员”都要受他 们的要胁,被他们搬弄短长。
  这是一篇绝好的史料。文章后段,写金和尚出殡一节,增添了一些渲染 的笔墨。我个人出生在与此事发生地相邻近的地域里,小时候也看见过这种 大出丧,所谓“方相”、“方弼”、“开路神”,招引得人山人海,充分显 露了封建地主生活中极大的腐朽性。
  再者,同书卷十六中,复有《紫花和尚》一则,所言虽系丁野鹤(耀亢) 侄辈前生奸人侍婢、构成极冤的迷信故事;但丁亦恰好是诸城人,记得《出 劫纪略》中也涉及到五莲山和尚的事,——由此似乎可以看出,在这个大和 尚大地主集团势力很发达的地域及其附近一带,地主与和尚的概念与实际, 也经常模糊不清,粘连到一起了。所以在《紫花和尚》故事中,只好借前生 和尚、后生地主的界线来处理有关的情节。
  《田七郎》。
  这是一篇具有一定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故事。故事中虽有宿命,但全无 鬼狐,这在《聊斋》中也算得是少见的。整个故事是“双套”的,即一个大 故事(主干故事)套着一个小故事(非主干故事)。小故事是“奴变”;大 故事是一个封建地主千方百计企图用金钱和殷勤收买一个劳动人民(猎户) 替他做爪牙、替他在紧要关头上服务的故事。
  豪绅地主武承休想结交猎户田七郎,想收买他。田七郎表现的,是一幅冷冷的态度。田七郎的母亲,头脑就更清醒,他两次给武承休闹难看,一则 曰“老身止此儿,不欲令事贵客”;再则曰,“再勿引致吾儿,大不怀好意”。 这些言语既峭拔,头脑也冷静深刻,立场也坚定,反映出劳动人民中一个积 有丰富社会经历的老妇人对这场收买事件的洞察。特别深刻的,这位老母还 有一段话,她说,“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这两句话既道出了收 买行为的底蕴,也揭示了旧社会中“讲义气”、“崇侠义”等风俗习惯里所 包含着的经济实质,以及在隶属关系上的约制性的实质。但不管这位老母如 何拒绝,武承休的豪绅企图是不达目的不休止的,他继续不停地对田七郎进 行笼络,直到田七郎完全入了他的彀为止。有些文学评论家在他们的文学史 稿里竟说,这篇东西显示并歌颂了“义气”,实在是肤浅与错谬的见解。尝 见元、明之际的杂剧《杀狗记》,其中非但不曾歌颂“义气”,而是把它揭 露了。当孙荣要与两个狐朋狗友结拜时,狐朋狗友们说,哥哥府上有事,我 们“风里风里去,雨里雨里去”,“人命也承担”。孙荣说“府上欠缺”都 “在愚兄身上”。所谓“义气”的实际的、冷冰冰的经济内容,统统被赤裸 裸地揭露出来了。又尝见《青琐高议》中有《王实传》一篇(见前集卷四), 情节与《田七郎》基本相似;但由于《王实传》写法近乎历史纪实,《田七 郎》笔法则更加以文学渲染,在许多关节上可能较故事本事又有所调整。如《田七郎》故事在地主要求报效之前,先插以田七郎遭遇横祸、地主挺身出 救为事先设立之插曲,致使地主图报的企图显得不十分露骨。《王实传》则 不然,它更露骨地描绘进士王实按照其父临终报仇的遗言,有目的、有计划 地与市西狗屠孙立为友,孙立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察到这一点,并也说过与田 七郎母亲相似、而模糊些的话。后来孙立果为王实杀其母之奸夫——里中富 民张本,而由他自己承担罪责。太守也站在王实立场,隐蔽唆使情节,在“真 义士”的高帽下,将孙立处了死刑。
  大故事中套着的小故事,是一场“奴变”。这是明、清之际在江东地区 大量发生过的性质复杂的社会现象。董其昌、瞿式耜、钱牧斋、顾炎武家, 都发生过。武承休家颇得主欢的厮仆——林儿遁归某御史家,正是典型的奴 变、告讦一类的情节。这中间个别处可能有主、奴间阶级斗争的气味存乎其 间,但总的说来,怕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反映。在故事中,事情发 生的地点是辽阳,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这个地点是虚构的,并不含有真实 的社会历史意义;其二是真实的,那么奴变、告讦、叛投之事,不仅在江东 大量发生,不仅山东即墨黄家发生,连辽东地区也发生过的了。
  顺便再提一点线索。在《聊斋志异》中,不止一次提到“主计仆”这个 字眼。《柳氏子》(卷十五)篇和《四十千》(卷十三)篇中,都有这种身 份的人物出现。这种“主计仆”,都是大官僚地主——如故事中所具体指出 的新城王氏和胶州法氏家所豢养的,界乎“二地主”、“狗腿子”、“奴仆” 之间的一种身份。这是明清土地所有权复杂化、“永佃权”出现以来,在阶 级阶层方面带来的反映。
  《窦氏》。
  这是一篇正面描述地主老爷如何调戏、奸污农奴的女儿,并且违信背誓、 不负责任、而遭到强烈报复的故事。报复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之于鬼神,就 带了浓厚的糟粕成分。所以说,故事的精彩部分在前半段,描写窦姓佃户家 庭如何贫寒,父女如何待人诚实,而相对地地主南三复则如何在骗奸之后“转 念农家岂堪匹耦,假其词以因循之”,致使发生窦氏女抱儿双双僵死南氏门 外之惨事!这些过程都写得十分逼真,感人,其揭发作用是相当大的,带有 反封建的民主性的精华成分。
  试将此篇与其它书中类似体裁者相比较。《二刻拍案惊奇》中,有“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卷十一)故事一则,满少卿后来虽然作 了官,但恋爱时还是穷小子,故阶级压迫痕迹在前半段中是不明显的。《初 刻拍案惊奇》中有“刘元普双生贵子”(卷二十),阶级压迫痕迹很明显了, 但遗憾的是作者站在欣赏与歌颂这场奸占事件的立场与感情上,来进行描 写,因而把故事写成了一篇典型的“地主文学”。《窦氏》篇与此截然不同,《聊斋》作者显然是站在谴责的立场与感情上来写这个故事的。我认为本篇 之可宝贵处,主要在此。
  《阳武侯》。 我少年居住青岛,隔海相望,有岛名薛家岛,当时盖不知岛之命名与明朝的薛禄有关。薛禄此人,《明史》卷一五五(列传四十三)有传。大体此 人本是极穷的出身,原名“六儿”,后来可能认为“六”字作名太俚俗吧, 顺音改为“禄”,也顺带地加盖上了“受皇家爵禄”的封建的烙印。文化水 平也始终很低,据说平生不谐文字,只知战阵。只知蒙头蒙脑替明成祖朱棣 当兵打仗或者带兵打仗,确确实实立了不少战功,所以在当时史书作者的笔下便成了“靖难”功臣第三名,以及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元老。
  《聊斋》中的这一则,与所附王渔洋《池北偶然》中的一则,对比起《正 史》来,既可以说保存了《正史》的弃余,也可以说记录了在乡土一带流传 的有关此人早期的历史,也就是说带有某些劳动人民气质的一段历史。如薛 禄之父“最贫”、“居海岛”、“为人牧羊”;如禄幼时“垢面垂鼻涕,殊 不聪颖”,“人以为太憨生”;如当时其家应出丁口一人戍辽阳,其兄不愿 往,禄谓兄曰“若肯以婢子妻我,当任此役”;等等。这些都是《正史》之 所削而不存的,因为这与他们中“头面人物”的排场不利,会削弱这些“名 臣”头上的“光轮”的。然而稗史却把这些保存下来了。
  但在此,存在一个问题。劳动人民出身,转化为统治剥削阶级中之一员, 在有利于统治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亦必求其“有说”。于是阴阳迷信, 便在此种关口起作用了。《偶谈》说,其父“牧羊处有鼓乐声出地中”;《聊 斋》说“蛇兔斗草菜中”。吾外祖家诸城,尝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间“阁 老”刘统勋、刘墉家传闻轶事,大体谓统勋之母为地主家佣妇,有江南相地 脉之阴阳士“南蛮子”过境,谓一草洼为“龙眠地”,试埋生鸡卵其中,不 久自行煮熟,其母窃闻之,即向地主索讨此地以葬,后果“发迹”云云。此 类传说,其作用在为个别的阶级转化事件,蒙罩上一层神秘不可捉摸的外衣。
  《小二》及其它。
  《小二》一篇,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资料的价值,它对白莲教和明末天 启年间在滕县一带爆发的徐鸿儒起义事件,都提供了不少线索。故事的主干 描述,有滕县秀才丁紫陌混进徐鸿儒起义军去勾引他往日的女友赵小二。小 二的父母赵旺夫妇是老白莲教徒,坚定参与起义,最后壮烈牺牲。但小二却 由于受了丁的挑拨,说什么“左道无济,止取灭亡”的话,她“豁如梦觉”(这很可能是作者从自己不同情起义的立场上而捏造出来的话头),背叛了起义军,夫妻二人开了小差,当了逃兵。 在赵小二此后的活动中,白莲教式的“妖术”性的事迹是很多的。如剪纸作鸢、作驴、作判官诈物、设坛求雨、预卜荒歉等等。“妖术”等等,下文尚有论述。其中另有一桩情节,既开设玻璃厂。在厂中,小二身为女老板, “勤者赏敕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这与一度曾参加起义的身份是不相称 的。但也可能反映出当时小手工业主对雇佣工人是很残酷的这一历史真实。 在另一篇题名《云萝公主》的故事中,亦有别置南院,“炊爨纺织,以作生 计”的事,“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辄知之,每使生往谴责,无不具服”,与 小二的事应该是同一类历史情况的反映。这都反映当时已经有了手工业中的 监工制度。
  《聊斋志异》中所反映有关白莲教以及徐鸿儒起义的,尚不仅《小二》 一篇。他如《刑子仪》(卷十一),内有使用幻术以木鸟摄取人家妇女之事, 而夹杂以“报应”糟粕哲学,可谓对农民起义的一种诬蔑。再如《白莲教》(卷五),亦记载白莲教徒们的种种幻术,如盆水载舟,堂烛照夜,化人为 豕杀以灭迹等等,均极离奇不经之事。《妖术》篇(卷一)内容,亦与此等 事相类似。大体言之,这类内容是明、清之际阶级矛盾尖锐化复杂化的一种 反映,其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反抗者在企图使反抗胜利而又无法使其真正达 成胜利的局限下所产生的种种幻想;其另一部分则反映了反动派不惜利用种 种虚妄无稽之谈对起义进行诬蔑。
  《九山王》和《宅妖》。  大凡封建文人士大夫,几乎没有谁对农民起义不抱仇恨态度的。顾炎武 在早年搜辑的《利病书》里,倒还不排斥这方面的内容,大概当作“病”来 提高警惕吧;到晚年的《日知录》里,则采取“不予置喙”的态度了。蒲松 龄一直是置喙的,但经常采取敌对立场。如上节所提的《小二》篇,作者在 “异史氏曰”中说,赵小二倘非得了丁紫陌的劝告,“非一言之悟,骈死已 久”,并且惋惜多少参加农民起义的人,为什么遇不到丁紫陌这样的明白人。 这个立场是很明显的。《九山王》和《宅妖》两篇短文的内容,也与农民起 义相关联。
  《九山王》这篇故事的内容,可分成两截去对待。前半截是说,凡阴谋 害人的人,都该得到报应。报应是宿命论。但阴谋害人的情节则值得研究, 看什么人害什么人,怎样害。事件从表面看来,是人害狐狸的一家老小;但 从所反映的实质来看,似乎是说一个阴险狠毒的房东暗中埋藏炸药害死一家 “夙无嫌怨”的房客。文中说这房东“方寸已有盗根”,这就等于说“地主 就是强盗”。故事后半截,说这个害人的人被推戴为起义首领,号“九山王”, 最后失败,原来军师就是狐狸的化身,这且不去管它。我们只看所反映的起 义的情节。年代是顺治初,地域是曹、兖之间。规模是“啸聚万余人,官莫 能捕”。九山王所领仅系此中一分支,也数千人,后来也发展到了以万计。 这反映的可能是“榆林军”的情况。
  《宅妖》,原稿中题做《鬼哭》,是一篇使用笔墨极其简练的小故事(全文不到 300 个字)。内容也是反映农民起义的,不过从侧面写,从事后写。 这场起义,社会上叫它《谢迁之变》,时间在顺治年间;地点文内未标郡邑, 或在作者故乡(淄川)附近;谢迁是谁,容当另行考求。故事写一个学使王 士襄住进了一座往年在里边屠杀了大量起义者的宅院,经常有鬼哭,呼曰“我 死得苦”,并且引得“满庭皆哭”。王士襄拿自己的官位来吓唬鬼,但听诸 鬼“百声嗤嗤,笑之以鼻”。这么 4 个短句,共 16 个字,已经烘托得够了, 起义者们有控诉,有嘲笑,有气魄,是崛强的,至死不屈服的。
  《王者》,及其它。
  《聊斋》书中有几篇是同类性质的,像是姊妹篇,例如《王者》、《天 宫》、《侠女》。这些姊妹篇的共同性质是:说它们所表达的情节是假的吧, 它们有很大可能是有起码的真实史迹做根据的;说它们是真的吧,又偏偏罩 上了许多罩纱,或者有意地歪曲部分的真实。像这样,就既不能拿来当纯虚 构的故事读,又不能拿来直接考证历史,只有当作两者中间的状态来对待。 以《王者》来说,那个劫走了湖南巡抚的解京银两的势力,很可能是明 末清初真实存在在湘、赣边境或者湘、赣、鄂边境上的一支势力。我曾经臆 揣过这件事的根底。第一,根据故事中瞎子领路的情节“东,东之;北,北 之”来判断,这很像陈友谅后代“柯陈氏”地主豪霸集团所盘踞的阳新、武 宁一带;第二,明末李自成系大农民起义军的遗留部队在较晚一个时期比较 集中地集结在巫山一带,号“夔东十三家”,但在较此稍早一个时期,即在 李自成本人在通城被害后不久,农民军与何腾蛟、褚胤锡间保持较密切接触 的时期中,大农民军的驻扎地也与故事中“王者”的势力范围相符合;第三, 记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湖南》部分也颇收贮了一批材料,说在 湘东一带,在清兵到达以后,直到吴三桂“三蕃”被平定以前,一直有一些 起义力量在活动。《王者》的直接的模特儿究竟是哪一个,那就不敢说了。 从“衣冠汉制,不言姓名”的情节看,这个集团显然是抗清尊明的,并且是对外保密的。至于其中“人皮数张,五官俱备,腥气流薰”云云,可能是有 意制成的对湖南巡抚使者的一种威慑,但也未免渲染过分,容易使读者误解 起义者为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再以《天宫》来说,这完全可能就是发生在清朝初年某个大贵族、大官 僚家里的一档子丑事,沸沸扬扬传开了,传到蒲松龄耳朵里,就改头换面地 记录下来。所谓“改头换面”,第一是跟西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 的尽人皆知的秽事靠拢起来,比附做一起;第二在尾巴处再由作者出面把故 事“点实”一下,说是严世藩家的事,这正如《金瓶梅》故事也要跟严家牵 连在一起一样,不一定具体地就牵连在一起。贾南风是淫秽透顶的,严东楼 家也是淫秽透顶的,但不一定天下古今淫秽透顶的事,都与他两家相关,康、 雍、乾时代,这类的事,岂不是也颇有所记载的吗?
  再以《侠女》来说。这几乎是整部《聊斋》中顶著名的篇章,故事好文 章也好,但一般社会谈论中往往拿文中“仇人头耳”、“须发交而血模糊也” 等字句,与雍正之死、吕留良孙女、大侠甘凤池等牵连在一起,殊不知蒲松 龄在康熙五十四年就死了,绝无预知后事的可能,上述谈论云云,想系妄作 比附牵连者之所为,当然也反映一种反清的情绪。
  《黄英》与《刘夫人》。 这是两篇讲做买卖的故事,一篇是花妖做买卖,一篇是鬼作买卖,两者合在一起,反映商业资本在明末清初的发展。
  《黄英》的故事更完整些,文笔更美些。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以 带有“贱商”思想特征的封建保守的顺天人马子才,和在马子才看来带有卑 贱庸俗的“市井”气息的金陵人黄英姊弟——这样的两造作为对照,以爱菊、 种菊、卖菊为故事的本体,道出了两派不同的意识形态、路数之间的往复交错。
  《刘夫人》的故事,是假借冢中的女鬼刘夫人,将其前生骨肉廉生邀来 墓中,对他进行种种的薰陶感染,教他从事商贾活动,如说“何但作富家翁 乎”,替他预卜“财星照临”,使他点唱陶朱富曲,并祝廉生“当得西施作 内助矣”,等等。她终究将廉生改造成一个“醝贾”,使他赢得数倍之利。 这跟蒲松龄的身世,恐怕也是分不开的。他的父亲读书不成,弃而学贾, 赚过一分家业后来又中落了。从他父亲身上带给他的商业资本的感染,恐怕 不能不是一个应该被考虑的因素。但蒲的生活地域,究竟是北方的山东;生 活的年代,究竟是康熙之世,跟苏、松之地和雍、乾之世,究竟又有所不同, 跟同、光年代就更不同了。所以《聊斋》中反映商业资本的情况,不像《三 言二拍》中那么烂熟,也不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那样带有买办的气 息,以及封建社会已经糜烂透顶到垂死的感受。《聊斋》中对商业资本的反 映,往往是一鳞一爪的,有时还透着一点清新的气味。但商人的意识形态则 反映得很明确了,如《霍女》(卷十一)中霍女在维扬舟中自卖千金,丝毫 不以为意的情节,就反映出了在康熙时候,与封建贞节观点恰好对立的一种 认为贞操与爱情完全可以买卖、可以用货币交换的意识已经存在,已经打入 某些人的头脑中去了。试观信守封建条框相当牢固的作者本人,在这类时机, 并不曾在《异史氏曰》中站出来,对商业资本大骂一通,就可以“思过半矣”。
  《龙飞相公》。 这是反映一个开矿的故事。据说,龙飞相公名叫戴潜,可能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人,此人可能头脑顽固,视开矿之类的新型社会活动为一种不法行为,可是他的孙辈戴堂却偏偏从事这方面的经营(用龙飞相公的话,是“接 连匪类”),近墓作井,戴潜便引海水淹没矿井,溺死矿工 43 人。
  这故事的发生地址,是安庆。从正规史料和杂家笔记中,也颇有记载安 庆一带有“倚山作炭”,发家致富的,足证《聊斋》所记并非妄听妄言。文 末“异史氏曰”段中又说,“吾乡”(按指山东淄川)也有挖煤井的,堙埋 过十余人,两月余救出未死。因而记起往岁读王渔洋和赵秋谷(执信)笔记、 文集,脑际至今还残留着其中记载了在淄博一带,有代表新兴工矿事业经营 者与顽固的封建势力斗争的印象,大概是一方力求开矿,一方施尽各种伎俩 进行破坏。今家藏《渔洋四十八种》早已售去,秋谷书原先就是借来的,也 早已归还,一时无从查考。异日将这些材料一一聚拢起来,进行一些比证, 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三)  《婴宁》。 在全部《聊斋》的言情小说中间,《婴宁》一篇应当被公公道道推为压卷之作。故事好,文笔好,写语言对话好,写景也好。想是留仙当年“浮白 载笔”时的极得意之作。
  所谓故事好,是指作者在故事中描绘了一个孜孜憨笑的、很少感染封建社会传统恶浊的、给读者以极清新印象的女子形象(记得《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第七十回中描写翰林周辅成娶了一个填房妻子,那个女子给我的腐朽 透顶的印象,至今不忘。与《婴宁》可以做两极端对读)。所谓文笔好,是 指通篇不见败笔,不见松劲处,无论是写初遇,写相思,写山中的三日相聚, 或写婚后改葬姨母,笔力均遒劲不苟分毫。所谓语言好,是指像“个儿郎目 灼灼似贼”、“目灼灼贼腔不改”,以及男女二人遇合后花丛中所谈诸“背 人语”等口辞,白话内容用文言文、古文表达,其中颇须费一番周折,而竟 也写得十分流利、逼真、可爱。所谓写景好,是蒲松龄一贯之所长,如《王 桂庵》、《西湖主》、《聂小倩》等篇中,均有极美丽的写景致、写环境的 文字。《婴宁》中也有几段。如写初入山一段,“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 望南山行去,约三十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 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又如写初入门一段,“门内白石砌 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豆棚花架满庭中。入舍,粉壁光明如镜,窗外 海棠枝朵,探入室内,茵几榻,罔不洁泽”。似此类写环境文字,与生动的 人物性格,以及生动的对话配合在一起,确实可以说在效果方面使人感到有 通篇浑然,宛如天成之妙。
  自然《婴宁》篇中也不是没有糟粕的。如用枯木巨蝎谑虐西邻浮浪子致 死的一段情节,为不必有耳。
  《阿纤》。 这是一篇老鼠精的故事,但也自有它的别致之处。第一,故事形式虽是老鼠精,但其中心内容并不在于写动物成妖(像《太平广记》中给人的累累 的印象那样),所以糟粕性虽有,却不很大;第二,故事也不像另外一些老 鼠精故事那样,以寓言形式传写一种老鼠性格的人格,如贪婪、琐碎、可厌 等等,也不是这样。阿纤一家,除却有窖藏粮食一点情节之外,几乎使人嗅 不到一点老鼠的气味;她们一家倒是勤勤恳恳、朴朴实实的。这篇故事,在我看来,似乎是企图假借人鼠联姻的情节,传写封建社会中姻戚间由于门第 高下而产生的误会和纠纷。一个大伯子哥,通过经商旅行中的一次偶然遇合, 替自己弟弟缔结了一门亲事。婚后家中粮食增加,经济利益有所增长,所以 一家人倒也还满意;但自从知道女方出身自一个卑微的、甚至是可耻的“不 以齿数”的家族的时候,隔阂产生了。又带来了各种歧视。终于,逼得弟妇 出走。但最终由于弟弟弟妇间存在着真感情(这在封建社会里,带有浓厚的 民主气息),所以小家庭又一次地聚拢了。
  有些字句,也写得简练深刻。如写古姓老叟“拔来报往,蹀躞甚劳”; 如写古叟原居邻人瞥见古叟被塌墙压毙时说,“石压巨鼠如猫,尾在墙内犹 摇,急归呼众往,则已渺矣”,这个特写镜头也给人以难忘的真实的印象。 如写阿纤一家尽量企图掩盖身份的情节,老叟说“子孙皆夭折”,又说“此 处人情大不善”,阿纤也说,“寄语大伯,再过西路,勿言我母子也”等等, 这中间都埋藏着一股深沉的社会人情味道。
  故事中有个硕腹男子名谈二泉者,代阿纤家办理粮食售却事宜,这也是 一个极富有神话气息的商人形象。
  《叶生》与《司文郎》。 作者在《自序》中说,“成孤愤之书”,这种“孤愤”情绪,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叶生》以及《司文郎》这样的篇章里。
  蒲松龄 73 岁才考取贡生,4 年后就死了,连个举人也未曾考得上。所以 终生孤愤,特别尖锐地反映在对科举闱场方面。他在《司文郎》中,假托一 个曾经是“前朝名家”被罚作瞽叟的僧人,当他嗅到“馀杭生”的文章时, “逆咳数声”,说“再投,则作恶矣”;当他嗅到“馀杭生”的老师——试 官的文章时,“忽向壁大呕”,说“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 下部出矣”。蒲松龄借这样一段故事情节来揭露试官本人的不通(在《五通》 篇中,亦有“仅余半通”之句),并以发泄自己一生“不遇”的极大的忿懑。 在《叶生》篇中,作者又从正面塑造了一个臆想的人物,一个能够深深 了解并体贴知识分子苦衷的丁令威,使叶生和作者自己可以得到某些安慰。 其中写叶生中举后归家一段,文章写得好极了,把情节、环境、人物、对话 都配合得恰到好处,创造出一个悲凉的气氛来。这段文章如下:“归见门户 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且骇走。生凄然曰, 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 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行将卜窀穸,勿作怪异 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扑地而灭。衣冠履舄宛然, 如蜕委焉。”像这类知识分子的凄凉情节,在《田子成》(卷十二)中也曾 出现过,不过不像《叶生》写得如此深刻而凄厉罢了。但《田子成》篇的通篇文章仿佛显得更轻松、潇洒些。
  《王六郎》。 这篇文章,说的是一个溺鬼和一个渔夫因一起喝酒而产生了友谊的故事。主题宗旨,是写人道主义。一个鬼,能不能托生,重新做人,这是最要 害的关键。但王六郎单单在这最要害的关键时刻,却奋身舍己救人,不要无 辜的母子二人去替他当鬼,他自己宁愿不去投生。这是很难得的,《聊斋》 把它写出来,这是精华。假如我们再拿《王六郎》和《窦氏》对比,同是面 对母子两条性命的问题,一个舍身救人,一个闭门不纳,后者是打着地主阶 级的烙印的。  但精华又跟糟粕纠缠在一起。什么感动了“上帝”的“明察”,派王六 郎去做土地,而这位土地又偏偏念旧,邀请渔夫去探亲,这一部分的文笔和 命意,就不怎么样了。
  《郭秀才》及其它。 在《聊斋》故事中,许多许多都是给人一种恐怖、不愉快的印象的。所以像《郭秀才》这样优美的、带给人以愉快情绪的小故事,就格外令人感到 稀罕。这跟北美洲东部传说的《李普大梦》的情节,有不少类似之点,如山 中聚饮、聚戏等。在整篇《郭秀才》中,没有鬼狐(至少没有显明身份的鬼 狐),没有痛苦,有的是诙谐和趣味,如学鸟语等,最后大家“叠罗汉”, 骤然倒地,化成一条道路送客回家,真是太富有谐趣了。
  除《郭秀才》外,在另外几个个别的篇章里,也偶有类似的优美的民间 传说出现。如《翩翩》篇(卷七)中有剪裁芭蕉叶做成衣服,掇拾洞中白云 做棉絮,套成棉衣,穿的人必须心眼正派,稍涉邪念,树叶云雾立即还原。 这个故事也是很美的。再如《桓侯》篇(卷十二)中,说荆州彭处士遇到“细 草一丛,蒙茸可爱,放黄花,艳光夺目,嗅之,有异香”,后来张桓侯告诉 他“鲜者可以成仙,枯者可以点金”。这故事中虽已掺进了某些杂质,但仍 不失为可爱的。
  另外还有某些传说,虽不一定是令人喜爱的,但却也有着深远的民间来源,甚至是古代的或者外国的渊源。如《造畜》说有人施行魔术,将五个妇 女变成驴子,将五个儿童变成羊。这跟唐朝传说《板桥三娘子》用炊饼将寄 宿旅客化为驴子的故事(见《太平广记》)怕是同一根源的传说的衍变。记
  得 30 年前有人写过文章,说这是阿刺伯故事的输入,究竟根据充足不充足,是不是“文化西来说”的某种枝脉,现在都说不清了。在我看来,这类故事, 很可能是东方中世纪自由人转化为奴隶、隶农、农奴的历史过程在民间神话 传说中的一种曲折的反映。自然,这也仅仅是个人想法而已。
  (四) 在写了以上三节整整十年之后,还感到有必要续写一点什么。
  《宦娘》及其它。
  我很长时间以来,存在着一种误解,认为咱们中国人缺乏爱音乐的传统。 从汉武帝时西域传来什么“眩”术,什么“鱼龙曼衍”,加上土生土长的“百 戏”,出土文物中所见亦大抵此类。这些玩艺,热闹则热闹矣,但深邃程度 恐怕不够。直到清末的京剧,也多以剧情、武打引人,虽然谭、余、言、高 诸家也在“腔”上有所创新,但仍被板眼套数所锢蔽,其乐曲的深邃性总嫌 不够,总嫌带有甚深的市井气。
  可是在某次翻读《聊斋》中,我的这些想法被订正了。这次,我连翻了 三篇,《宦娘》(卷九)、《粉蝶》(卷十二)、《局诈》(卷十三),都 与音乐有关,而且那种爱音乐到了发迷的程度,深深令我感动。故事是现实 的反映,神鬼是凡人的反映,那么,我怎么能说我们中国人的爱音乐不深邃 呢!
  先说《局诈》。这是说了几段社会骗诈的故事。但其中一段,单单是骗 琴。据说一个湖北的道士,听说山东嘉祥县有个书生从什么古坟里挖出了一 张好琴,他就设计了一个复杂而有步骤的骗局。他先捐了官,然后偏偏活动到嘉祥县来当“丞”(也叫“二衙”,即副县长),然后慢慢和琴主人交朋 友、拉交情,还不惜将从妓院里弄来的一个什么女人对琴主进行迷惑,最后 把这张好琴骗到手,跑掉拉倒。这桩事,确如蒲松龄所说,“骗中之风雅者 也”。故事中提到了两支曲名,一曰《御风曲》,一曰《香妃曲》,并说前 者“其声冷冷,有绝世出尘之意”,后者“幽幽若泣”,是否虚构或夸张, 不得而知。
  第二个故事叫《粉蝶》。是叙述一个海南岛的书生飘海遇仙,而仙又偏 偏是他的姑姑和姑丈,他随他们学会操琴之术,并和他们的婢女粉蝶发生爱 情的故事。这位姑母当询及琴术时说“随意命题,皆可成调”。侄子就说, “海风引舟,亦可作一调否?”于是姑母“即按弦挑动,若有旧谱,静会之, 身似在舟中,为飓风之所摆簸”。这个书生共练习了两支曲子,一曰《飓风 之操》,其另一支曰《天女降谪之操》。
  最动人的是《宦娘》这个故事。如果有人要我推举《聊斋》中最佳篇什 的话,除《公孙九娘》、《婴宁》外,我必以《宦娘》一篇为荐。故事说, 一个陕西的书生叫温如春,爱操琴,自以为很不错了,可是某次从山西经过, 在一座破庙里邂逅了一位道士,真是“强中手”。温开始傲慢,后来折服, 虚心向他学习,大大提高了一步自己的操琴之术。
  夜中遇雨,投宿宦娘家,因“藉草腐湿,不堪卧处,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宦娘非人,但生前酷爱音乐,对筝已有成熟修养,独操琴未臻成熟 火候,“垂泉犹以为憾”。而雨夜得闻温生鼓琴,十分羡慕,可是隔于人鬼 之界,本身不可能嫁给温生,于是就下决心在冥冥中替温的生活美满积极效 劳。
  本县有个姓葛家的女子叫良工,也很爱音乐,听到温生的演奏后很爱慕温生,但她父亲嫌两家门户不当对,反对这件婚事。女鬼宦娘暗中进行了复 杂的活动,最终撮合二人成为佳偶。
  女鬼宦娘,不仅帮助人积极,对音乐事业也是终生至死以坚守。她对温如春说,“君之业,妾思过半矣,但未尽其神理”,要求再一次进行辅导, 辅导后说“妾已尽得之矣”。她又听说葛良工在弹筝方面还需要辅导,她又 辛勤就自己心得,编成讲义,“绘谱十八章”而去。假如鬼是人的反映的话, 那么,宋、明以来,社会上一定有这么一类十分专精热爱音乐,一心一意追 求琴、筝弹奏技法的男女,他们心灵高尚,积极助人,虚心向人学习,苦心 钻研,钻研至死,死犹不懈。《聊斋》在这一点上,还是发扬了他的传神之 笔的。而从此以后,我也再不敢乱说什么咱们中国人的音乐兴趣不够深邃的 话了。
  1980 年 6 月 17 日定稿于兰州。
  1980 年 9 月 19 日在淄博宾馆,黎明时校、补完毕。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 2 辑, 齐鲁书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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