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山东大学校长华岗
原标题：华岗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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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五四，温家宝总理第三次到北大视察。在和学生的座谈中，他感触很深地谈了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他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钱学森先生对我讲过两点意见,我觉得对同学们会有用,一是要让学生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总理接着说,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其实，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是早就被有的人，例如我们山东大学解放后的首任校长、中共资深历史学家、老党员华岗()认识到并且致力于探索、实践的问题，但是历史却剥夺了他探索、实践的机会，使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竟然在中国变成了老大难的历史问题，变成了中共领导大学60年一以贯之的问题，变成了连总理也要参与议论探讨的问题。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历史是我们忠实的老师，给我们深深的启迪。这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介绍山东大学解放后的首任校长华岗。华岗是一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好校长。他的浩然正气是山东大学一座永远的丰碑。
　　(一) 一段剪不断的校史
　　创办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回顾山大的历史，它有几个特点：一，选任得力的校长。解放前山大的几任校长，如唐绍仪、周学熙、杨振声、赵太侔等，都是政坛要人或学界名流，并且热心教育，勇于开拓，善于汲取现代大学的教育思想，借鉴当时国内外先进大学的办学理念，实行“兼容并包，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努力把山东大学办好。二，延聘名师，网络人才，使山大拥有一批当时国内声望卓著的教授，建立了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教师队伍，其阵容与水平仅仅略逊于清华、北大。三，建立民主办学体制。杨振声校长认为，“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须“要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这个集思广益的组织就是“校务会议”。当时的“校务会议”由全体教授选出的代表和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成，校长为当然主席。它既是学校的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权力机构。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四，从办好大学、培养人才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如根据“文理渗透”的原理，要求文理两科的学生选修某些非文科或非理科的课程。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只要有几门课不及格就要令其退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在山大发展的过程中，正遇到抗战与内战，抗战时期山大停办，内战时期也难以安定上课，都给学校的建设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杨振声、赵太侔校长都在其任内，尽心尽力地工作。他们富有创造性、开拓性的精神，使学校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到解放前夕，山大建立了文、理、工、农、医等学院，有14个系，还有大批名师，成了颇具规模的综合大学。(1)
　　因此，在解放前的半个世纪中，山东大学办成了中国的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
　　这里特别要提到临近解放时的山大校长赵太侔 ()。他在杨振声任上做教务长，然后继杨任为校长，于1932年—1936年及1946年—1949年两度出任校长。除了萧规曹随，他还锐意创新，使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抗战8年，他任过北平艺专校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等职。赵太侔是一位很有才能、很有建树的大学校长，深孚众望。解放前赵太侔是一位非常进步开明的校长，敢于保护受到迫害的进步教授与学生，最后拒绝随国民党逃离青岛，但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毕竟不是共产党信得过的知识分子，所以解放后自然不能继续任校长，当了外文系的教授。
　　这里介绍一则佳话。
　　国共内战，许多师生卷进漩涡。参与民主运动的师生都成了“共匪嫌疑”。赵太侔校长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尽心尽力地保护这些被查处的师生。据山大离休教师史若平先生介绍，他为了写作校史，日曾到南京第二档案馆查阅资料，看到日，教育部长朱家骅、政务次长杭立武发给赵太侔校长的密电，指令他查处徐中玉的“共匪嫌疑”案。电文如下：“国立山东大学赵校长密鉴：查贵校副教授徐中玉等有共匪嫌疑一案，前经本部于7月21日以训字第40891号代电密饬，办理具报在卷，迄未具报，令再电，仰速办具报为要。教育部(印)”
　　然后又查到赵太侔回复朱家骅的密电。电文编号为“36教字第2419号”，日期是1947年lO月8日。电文如下：“南京教育部部长朱钧鉴：密。奉钧部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训字第40891号代电，饬将本校副教授徐中玉、讲师吴瑰卿及助教罗赓良解聘等因：查吴瑰卿于三十五年度聘约届满后，本年度未再续聘，罗赓良已于上学年不辞职而他往;徐中玉于部来电前已续应本校之聘，该员在抗战期间，以写作争取文艺界之地位，立论稍激，系近来一般作家之态度，徐亦未能例外。惟在本校任职一年期间，尚未发现有何显著之活动。汇给罗赓良之款，内有47万元系罗向本校预借之薪津。至于徐曾加入文协，文协委托其在青(岛)筹组分会，则确系事实。本校奉电后，因聘约关系，以讽使其自动辞职。现徐已来函，本学期因病告假，下学期辞职，业予照准。该员等均已离去。理应电请鉴核备案。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校印)”。
　　为了求证这段史实，史若平先生随后又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会见了徐中玉先生。徐先生说，这里实际上是涉及到两个电报。史若平的访问记载如下：
　　徐：赵太侔先生在接到第一个密电的时候，不仅找我谈了，还把它给我看了。
　　史：真的?身为一校之长，在接到南京“教育部”要查处您“共匪嫌疑一案”，密电原文能给您看?
　　徐：我记得很清楚，密电给我看了。赵先生当时对我说：“上面注意你了，我相信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你得谅解我的处境，我不能再聘用你了。你有没有困难，需要我介绍你到别的大学教书吗?”我说：“不用了，我会找到工作的。”赵说：“这学期我已经聘了你，一次发给你半年工资。”结果，我真的领了半年工资，离开了山大。
　　史：从赵先生给南京“教育部”的复电及您刚才谈的情况看，赵先生在抗战后还是尽力保护进步知识分子的。
　　徐：赵先生在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中，对进步学生还是比较同情的。保释被捕的学生，一律保留学籍，他还到医院看望受伤学生等。处于当时的校长地位，能做到这些也是不容易的。
　　史若平先生感慨万千。他说，赵太侔先生身为解放前的大学校长，接到南京“教育部”的密电后，没有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而且能把密电给徐教授看，并在一段时间压着不办，等到第二个密电催办时才复电。在复电中，没有列举被查教师的任何“罪名”，相反尽量加以保护。太侔先生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2)
　　2007年春节我到上海，拜会了徐中玉先生，虽然此事已相隔60年，但他述说起来仍然记忆犹新，感情激动。他对于赵太侔先生在文革中投海自沉感到无限悲哀。
　　(二)华岗校长活在山大人心中
　　历史总是在承前启后中发展。虽然中共建国，改朝换代，赵太侔要下台，但新校长华岗，不但颇有前贤遗风，而且勇于开拓创新，立志要办成一所超越前人的大学，使山大有了新气象。
　　我是在华岗校长被捕后一年的1956年入校的，但是，在那之前，早已知道华岗的大名。这就是他的大量著作，摆放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作为共产党员的马列主义学者、历史学家，其著作之多，可用著作等身形容，大概名冠当时。
　　他被捕到去世，距今(2010)分别为55年、38年，但现年八十以上、曾经在华岗领导下工作学习过的山大教工，说起华岗来，还是念念不忘，深情脉脉，一致夸他是好校长。
　　现在我先勾勒一下华岗的生平。他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县一个普通农家，到11岁才进小学读书。1924年21岁，他还在宁波4中上学时，就担任了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然后逐渐成了职业革命家和政论文章的写手。其间，他参加过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主编过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32年29岁时，他被任命为中共满州特委书记，在从上海赴任的途中，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直到5年后，1938年由董必武交涉保释出狱。以后12年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办主编《新华日报》两年多，其后主要是以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单枪匹马深入龙潭虎穴，做四川、云南军阀刘文辉、邓锡侯、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其超群的智勇与卓越的功绩，堪比情工大侠潘汉年，而两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在伯仲之间。这是后话。建国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的首任校长5年有余。他是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的大学校长。他本想创造共产党办大学的新辉煌，创造自己人生的新辉煌，却被残酷的政治运动摧残，关押17年，瘐死于共产党的炼狱。因此，今天我们反思探索大学教育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不能忘却历史，不能不说华岗。
　　(三)海轮送来山东大学的新校长
　　日，青岛解放。由原胶东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向明()任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青岛曾经是排名上海、天津之后的直辖市，管理这个城市自然是千头万绪，不过难中之难是要给山东大学选派一位得力的校长。
　　1949年的全国解放，对共产党来说，实在是太快了。到哪里去选拔那么多的大学校长呢?据我所知，山东的情况还是很好的，因为有个胶东解放区，建政多年，有若干所初中，还有一批教育行政人员。因此，山东省大专院系调整组建的一批高等学校，其党委书记不少就是从胶东地区的初中校长、教员或专署教育科的科员中选派的。
　　解放后向明首先给山大派进了军代表罗竹风()，兼总支书记。他是山东平度县人。平度在青岛之西，相距100公里。我大学毕业后在平度工作25年。我一到就听到许多关于罗的传说，口碑甚佳。罗就读北大，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他的父亲，一位平度的中学教师，筹措了几百个现大洋，到北平疏通关系，把他买了出狱。1937年他从青州中学罢教回乡，同解放后担任过山东省林业厅厅长、并且打过右派的乔天华组织起平度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胶东文化联合社编委、胶东文化协会常务委员，1940年任平度县长，1943年任胶东文化协会研究部部长。在共产党里，他是学者型干部。但是在当时，要派他担任山东大学校长，恐怕他还没有那个胆量，向明也不会下达这个任命。
　　在华岗诞辰百年的时候，罗竹风著文纪念这位共事过两年的老同事，称比他大8岁的华岗是“良师益友”。他称赞华岗进入山大以后的一系列卓越的见识与举措，钦佩他“心胸开阔，处事达观，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想这是由衷之言。
　　至于后来，罗竹风调到上海，若干年后在上海社科界担任过一系列领导职务，声望极高，出任大学校长大概就不成问题了。这是后话。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干部，即使是高级干部，对于大学教授还心存畏惧。直到经过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忠诚与老实、院系调整、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之后，他们才发现，知识分子原来都是一些不堪一击的“纸老虎”，大老粗制服“臭老九”那还用得着吹灰之力吗?一根指头就按倒了，整得他们服服帖帖，但是，回到1949年，向明还需要物色到一位既有革命资历、又有相当才学的学者，出任山东大学的校长，才可以在各方面压住阵脚。
　　天遂人愿，不请自来。正在这时，从海上给向明送来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大学校长，他叫华岗()。日，一艘洪都拉斯籍轮船“科隆号”停靠青岛大港码头。这艘船从香港出发，本来是驶往解放后的上海，但是因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而改驶青岛。乘坐这艘船的华岗，本来是奉命赴京受命的，却因此担任了山东大学校长，完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青岛军管会主任向明()早已接到电报。他急不可待地派车迎接来华岗。12年前，他们都被国民党逮捕，最后因抗战开始，国共合作，由董必武出面保释，从湖北反省院释放。难友见面，战友相逢，分外亲热。其间，他们间隔了抗战和内战两场大战，天各一方，出生入死，但是现在革命胜利，大功告成，剪烛夜话，彻夜长谈。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知心的话儿说不完。
　　向明在被捕之前，就已经知道华岗是老革命家，革命青年争相阅读的《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作者。他们出狱后的这12年，向明在解放区工作，华岗则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战斗。向明对于华岗的情况只有一知半解，因此就更增加了神秘感和了解的兴趣，现在自己要亲自管理一个大城市，自然就要借重华岗的知识，向他多多请教。向明知道华岗分别主持创办过汉口、重庆的《新华日报》，并任主编。但是，因为华岗为人正直不阿，看不惯王明的家长制作风，被王明排挤，离开报社。随后又奉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3月到西康省雅安市以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做省长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其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川康地方军阀起义。1943年9月，周恩来又派华岗前往昆明，做“云南王”——省主席云龙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少侯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华岗到昆明后，除了交往龙云之外，还结识了一批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著名教授张奚若、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在华岗的策划发动之下，一时之间，昆明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昆明被美称为“民主堡垒”。后来，龙云的继任人卢汉起义，龙云则从香港回归。李公朴、闻一多死于国民党的暗杀，张奚若等则归向了共产党。
　　国共和谈，华岗任中共谈判代表团顾问，为两顾问之一。他还出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以后又随周恩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对各民主党派、民族工商业家以及外国驻上海的记者开展统战工作。1947年他一度回到解放区的心脏延安，但因为骑马摔伤，转往天津、上海、香港治疗。这样他在香港又开展了统战工作。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都和他有密切的往来。最后，他奉中共中央的电召，离港前往北平，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华岗是一位勤奋学习、勤奋思考、勤奋写作的干部，从学生时代到此时，二三十年间，无论是狱中，还是病中，他都争分夺秒地写作著述，成了党内极为少有的著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哲学家。这时华岗46岁，久经锻炼，经验丰富，年富力强，正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的好时候。
　　向明了解到华岗此时患肠出血的病还未痊愈，因此首先挽留他治病，并向中央报告。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在处心积虑地网络干部。向明看到眼前的这位战友可是山东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是再也物色不到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不敢贸然邀请入围，因为有三份职务正等待华岗的回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电，希望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恩来总理想让他任教育部党组书记，还有西南局宣传部长。这三个职务，从权力的大小与级别的高低而论，哪一个都要比山东大学校长具有吸引力。其实，在国民党时代，做大学校长比当部长高雅高贵，其社会地位与声望，那是部长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推测，多年做白区统战工作、又以学者自许自况的华岗，此时恐怕还是看重大学校长。我估计，华岗在青岛登岸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级的干部，可以不可以吃“小灶”?
　　在这开国大典前夕，北平城里自然是沉浸在凯歌声中，到处是金鼓喧阗，艳舞翩跹，功臣聚首，诸侯盈门。多少人此时都在翘首盼望，等待升官进爵，手拿派令，走马上任。但是，在华岗的心中，北平离得很远很远，官衔看得很淡很淡。此时，他“统战”过的军阀，纷纷举旗起义，他“统战”过教授学者如过江之鲫纷纷投奔北平。也许，他的心中还有那么一丝残存的古风：功成不受赏。他不羡慕高官厚禄。难道革命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吗?“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正是他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吗?王国维解说东坡稼轩，首先探究他们的“胸襟”。我看，这就是华岗当时的“胸襟”。在中华百年历史的大视野中纵情遨游的他，虽说不会“敝屣”纱帽，但也不会看得比开拓事业重要。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12年。第六感觉告诉他：万岁声声之中还有争权夺利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他已经为党奉献了一切，现在应该选择一个避风港，专心致志地做点学问，不求“闻达”，但求“立言”。尽管他可以算得上“著作等身”了，但是他还有好多好多想写的文稿。只有著书立说才能传之不朽。据罗竹风回忆，华岗因为没有读完中学，还想在自然科学方面补课，以便于进而深入研究哲学。这也是他想要进大学的原因。华岗这时才四十六七岁，在社会阅历、革命经验、学术准备诸多方面，正处在成熟的黄金时期。我猜想，他是要把大学校长当做一块走向更高层次学者的跳板。
　　那时，中共内部还没有开展斗争，所以两位难友也能进行畅露心迹毫无顾忌的谈话。两位战友之间，自然没有计算，不会预见到6年之后会成为“反党集团”的共犯，华岗成了向明反党集团的“军师”。向明知道了华岗的愿望：“做教书先生，办教育，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于是他直言不讳地向华岗提出：“留在青岛，到山大去。比起统战部、教育部，山大是个小庙，你就为小弟委屈一下吧!”
　　1949年，对于功成名遂的老革命华岗来说，对于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如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熊熊燃烧的时刻。(3)(4)
　　(四)华岗进山大，没有拿派令
　　华岗做山大校长，不是一步到位。
　　他以教授的身份先到山大讲课。当时，中央规定，大学要开设《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两门新课。华岗同意开讲《社会发展史》，军代表罗竹风讲《新民主主义论》。现在，一般学校要招聘新教师，都要经过“试讲”考察。华岗未上任，先讲课，权当是“试讲”吧。对于著述丰盛的“统战高手”华岗来说，这一“试讲”当然产生了极为轰动的“亮相”效果。华岗讲大课，听众在校院内广场、树荫下散乱地坐听，一时之间连青岛市内各机关学校的干部教师都慕名前来听讲。他那侃侃而谈的魅力，征服了山大的师生和青岛的干部群众。
　　华岗以身作则，亲自做大报告。大学生都欢迎他，因为他善于做大报告，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把共产党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解说得叫青年人理解信服。当时聆听过华岗大报告的中文系学生，后来的新华社著名记者赵淮青回忆写道：“当时我作为山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曾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课堂设在青山红楼之间的一处露天台阶式的广场上，听课的不但有山大的众多师生，还有青岛市的各级干部。华岗身材不高，身着灰色干部服，镜片后边是一双沉静凝思的眼睛，有温和儒雅的风采。他手头没有讲稿，只拿一张纸片，而大课内容丰富，论点严密，语言精炼，讲起来洋洋洒洒，广征博引，理论结合实际，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令每个听讲者开阔思路，启人睿智。有的教授听完课后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我在这里介绍一点时代背景。解放初期，负责干部做报告，直接面对群众，解说国际国内形势，党的方针政策，是为一时之风尚。我就听过陈毅、郭化若(上海警备区司令员)、顾准(上海财税局长)、张本(青年团上海市委书记)等人的大报告。听众从上千人到几千人，时间从半天到一整天。这些报告当然要讲大道理，但不能念讲稿，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这是显示干部本人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以及学识、风采、才华、个性的好机会。这些报告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以文动人。没有文采、没有趣味、没有幽默的报告，不等你讲完，听众就自动散场了。那时，“胸无成竹”的干部是不敢上台做报告的，更不敢像十几年后的领导们以“我是大老粗”开门见山，对“你们臭知识分子”满口喷粪了。
　　华岗是以一个漂亮的“亮相”进入山大的。
　　华岗先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而这个主任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当山大师生员工听说要派华岗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和老革命干部来主持工作时，极为欢迎。经军管会同意，山大采取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了校务委员会，华岗也参加了选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建国后所有单位的领导人都由上级委派，极少有人触动这一委任制度，采取民主程序。华岗在昆明的大学，从事民主运动两年多，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选贤任能的方式。只有这样被选举出来做事，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华岗在校委会的民主选举中当选为校委委员，再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实质上行使着校长职权，他的强烈的责任感和民主作风，使他决心当好一个大学校长。他进山大，没有拉大旗，披虎皮，手拿派令。一纸派令哪里抵得过群众的选票?这件事只有良好的开头，是为遗憾。近年来，中国大学的民主形势已有了很好的气象，听说某某大学竟然敢于张挂大标语“我们不要腐败分子□□□来做校长”，也有大学贴出了小字报“□□□书记应该自动下台”。说明时代进步了，民主有了新风。
　　华岗留下的这些美谈，第一是时代使然，既是旧大学风气的继续，也是新大学风气的开创。第二是个性使然。华岗是做统战工作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依靠了三大法宝，第一是统一战线，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是武装斗争。所谓统战工作，一是策动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离心离德，和共产党暗通款曲，最后明树义旗;第二是说服政界学界著名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组织政党，和国民党分道扬镳，归顺新朝。华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虽然上有周恩来主导，但他是具体出面的党代表，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共产党的声誉，自己也要冒着被举报杀头的风险。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党内似乎还没有一个超过华岗的人。做统战工作，主要能力就是要开诚布公，以诚相见，要有口才辩才，要口若悬河，要有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对方。那时，华岗拿什么说服人呢?就是抗战、民主、建设新中国。可是毛泽东的思想不断地“发展”，做统战工作要紧跟也很难。起先宣传联合政府，他们认了;随后宣传新民主主义，他们也认了;后来，宣传人民民主专政，他们怀疑了。华岗巧嘴如簧，说，本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于是，他们又认了。于是，刘文辉、卢汉、邓锡侯等等手握重兵实权的地方实力派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起义了，李济深、沈钧儒、费孝通、吴晗这些政界、学界的名流大腕四海来归，有了“周公吐哺”的佳话。
　　革命已经胜利，政权已经到手。回到1949年的时间节点上，为华岗设身处地考虑，统战工作的历史使命已经大功告成，宣传工作不过是照本宣科，只有大学建设还是一个新课题。建设新中国，最紧缺人才。大学是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王国，有自己施展理想、实现蓝图的自由。“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了进大学的机会，华岗为什么会拒绝呢?
　　那时的华岗自然不会预想到毛泽东的治国举措，甚至于连“暴力土改”他都没有设想到。在1946年的文章中，他极力宣传“和平土改”的观点，认为“除了对汉奸恶霸的土地财产外，绝不实行暴力土改。”(《现阶段中国土地问题的特征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5)， 华岗在香港对统战人士毫不避讳地讲土改中的乱打乱杀的极“左”偏向，显然是反对“暴力土改”。有人向中央打了小报告。中央作出要香港分局对其严加批评并暂停一切对外活动的决定。
　　我坚决相信，华岗首先是自己宣传的民主学说的真诚信徒。在这之前，他有二十几年的革命经历，主要是做地下工作，不管是对什么人，都是单线联系。他没有做过一个具体单位的主管。现在，进入山大，他要实践自己的民主理念理想。他要把山大变成自己的科学民主实验室。进而言之，他心中还有一个参照物——西南联大。我揣测：他想办出一个比西南联大更好的新山大。民主办学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应当实现比国民党更加充分更加完善的民主。作为大学校长，他自然会想到蔡元培、梅贻琦、熊庆来、张伯苓这些名校长。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华岗放弃了那么多高官不就。
　　这不是我的推测。请读华岗1942年写的话：“我们现在再进而考察在‘五四’时代表现于学术研究上的民主主义，这里我们不得不想起前年逝世的蔡元培先生。他在“五四”时代正长北京大学，他的态度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违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答林琴南书》)五四运动正是新兴市民层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文化的一个大批判，正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个大决斗。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因此在‘五四’时代，除了德先生以外，又请出了一位赛先生。这两位先生可说是‘本是同根生’的。有了德先生，思想学术才能从盲从独断之中解放出来，才能使赛先生得以生长。有了赛先生，德先生才不只是一位无所可否的好好先生。因为‘五四’时代能请出这两位先生，所以才能在思想文化上不仅是作了一些破坏，而且确也有所建树。”(《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为纪念五四运动23周年而作》)(5)那时处在抗战中期，共产党还在延安山沟里，华岗自然想不到自己还会当大学校长，但是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些理念已经深入华岗的心中。
　　华岗对五四运动的认识，不但强调德赛两先生“本是同根生”，而且更强调“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他说：“五四运动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它是一个青年运动，是一个群众的革命运动，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贯通着这一切方面的基本精神是‘民主’。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五四”的来由与历史的鞭策》)(5)我们查一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理论家，有谁这样准确地明白地评价过五四运动以及大学的学术自由呢?
　　(五)筚路褴褛，创业维艰
　　华岗终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校长，生物学家童第周、文学史家陆侃如任副校长。共产党只有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一些训练班的经验。1950年，中央哪里顾得解决办普通大学的方针政策这样的问题。华岗是校长兼党委书记，所以他还可以在这个“独立王国”里，为所欲为，大刀阔斧，锐意设计他的蓝图。
　　不过华岗是著述繁多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一向有独立的见解。他自己要回答共产党领导下办大学的诸多问题。华岗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提出要把山东大学改造成新民主主义的新山东大学。日他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的报告《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5)又以《实践论》的精神来解说教育起源、演变、地位和本质。他认为革命胜利之后，对于旧教育不像对于旧政权、军队那样完全消灭，而是要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 ’的方针，不能过于性急。华岗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舵手、组织者、启发者，鼓舞者，其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华岗提出要实行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治国人才，推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前进。华岗也善于和教授们建立密切联系。历史系教授郑鹤声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华校长对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从不另眼相待。每当我见到他时，态度非常和蔼，交谈中又是那样谦逊、真挚。对我们的政治思想、教学工作、家庭生活关心了解得非常仔细。在言谈和工作中，常给以指导、鼓励与支持。”(《我对华岗校长的回忆》)(6)华岗做统战工作，都是知识分子，多少知名教授曾经都被他折服，现在以校长的身份，对待这些师生当然是轻车熟路，再加上他的渊博知识和人格魅力，所以很快就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和信任。
　　他把聘请名师当做重中之重的任务，因为著名的大学主要关键是靠有一批学识深厚的著名教授。历史系的赵俪生教授从长春请来，郑鹤声教授从南京请来，物理系的束星北教授从浙江请来，工资高达700元，超过了国家主席毛泽东的500元。
　　为了引领教学与科研不断发展，华岗与文科教授联手，发起创办《文史哲》杂志，是为当时中国大学之首创，影响至为深远。《文史哲》创办之初，经费自筹，华岗贡献最大。《文史哲》既发表理论文章，也发表现实文章，而且还要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不仅华岗本人每期有稿，本校教师大量写稿，而且校外学者也纷纷赐稿，对于许多文史哲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那时，还没有提出“双百方针”，但在华岗主导下，《文史哲》对于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一时蔚为风气，受到国内外关注。这就是后来传为佳话的发表李希凡、蓝翎文章的背景。本来只是为了培养青年人，只是为了展开学术讨论，却被伟大领袖看中，两个“小人物”一夜成名，发表他们文章的《文史哲》更是扬名天下。
　　(六)心想事难成：第一个出乎意外
　　华岗锐意开拓创新的事迹多得很，说不胜说。下面我从反面来阐述。
　　华岗有一番热情，一番雄心，可是良好的主观愿望却与悖逆的客观实际无法协调。华岗就任校长之后，有四个没有想到的事，先谈第一个意外就是院系调整。山东大学不断地进行调整科系。共产党实行一元化领导，一切必须服从。解放伊始，上头决定把原来在济南的主要是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合并到山大;随后又要把在济南的原来教会办的齐鲁大学文史学院，合并到山大。解放之后，不过两三年，中共接管了全部大学，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中共只有管理延安抗大的经验，因此，要划清与“英美”资本主义的界限，唯一的办法，就是“一边倒”，全盘照抄苏联的大学科系设置，实行“院系调整”，把原来的大学重新洗牌，建立少数文理兼有的综合大学，其它全部是单科独立的学院，如工、农、医、钢铁、煤炭、地质等等学院。大学的办学模式、学科设置、教材课本一律照搬苏联。大学的校长、院长、系主任就可以完全按照共产党的愿望重新调换。这样，山东大学又一次被肢解，把工学、农学、地矿、艺术、医学等院系先后划出。
　　所谓华东大学不过徒有大学之名。其干部学员当然不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但又是一批略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工农干部”。华岗提出“事理兼顾、舍异求同”方针，算是圆满完成合并任务，但是两种文化、两种意识在高调倡导阶级斗争的时期怎么能调和呢?照毛泽东的观点，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这些来自华东大学的干部学员，后来成了山东大学阶级斗争的主力，连华岗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栽倒在他们的手下。
　　关于院系调整，华岗在云南大学当过教授，对西南联大也比较熟悉，因此具有办大学的实际知识，从山东的实际出发，认为山东省最好有一所各种学科齐备、课程设置齐全的综合大学为骨干，另设若干独立学院，这样，学科之间交叉互补，对开展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今后的国家建设都更为有利。他希望保留地矿系和水产系，不赞成像浙江大学那样“一锅端”的做法。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山大还是被肢解出许多个互不相干的学院。
　　华岗对此当然只能拥护，并且要努力弥合各种矛盾。最后他制订了山大的发展方针：“文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华岗还在山大时，一批生物学顶级权威如童第周等就上调北京，华岗被捕之后，山大从青岛迁校济南，开拓海洋也成了往事，所以，不断地分分合合成了山大自己无法掌握的命运。六十年间，山大的校史就是一部分分合合史。我们像看拉洋片一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则叫好，合则庆祝。
　　(七)心想事难成，第二个意外。
　　华岗无论如何是没有预见到解放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在《华岗文集》中，可以查到华岗月间在香港写的文章《反动派图保残局的斗争》《论新政协与新中国》《从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论自我教育和改造敌人》(5)。这4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力淡化对敌人的“专政”， 消除统战对象的疑虑、恐惧，虽然所引用的论据也出自毛泽东的说辞，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实行的政策和当初的承诺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华岗做共产党的“说客”，不能只靠纵横捭阖，玩弄手腕。他要靠真诚相见，以理服人。华岗哪能想到，“统战”是先把你们“统战”过来，再一个一个地收拾!
　　我设想，在九泉之下，龙云、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罗隆基他们，一日和华岗狭路相逢，大概会抱拳相问：“华先生，你好啊?”
　　华岗嗫嗫嚅嚅道：“惭愧，惭愧，我害了你们啊!”
　　龙云毕竟是军人，豪爽地笑道：“华先生，苦了你呀!共产党对我们总算手下留情，只戴一顶右派帽子，比你好得多，还没有蹲监狱、死监狱啊!”
　　如果说国民党时期的山大校长赵太侔保护了一个“共匪嫌疑”徐中玉，自己却安然无恙的话，那么，华岗则要保护的教师就太多了。华岗心里自然以为大学校长，就应该像赵太侔似地，义不容辞地保护教师学生，但是他不知道做共产党的大学校长另有一个“潜规则”。下面我就转引当年做过华岗学生、后来做了新华社著名记者的赵淮青的文章：
　　华岗懂得团结尊重专家，用他们的知识为新政权、新教育服务，对他们都很重视和爱护。他大会小会都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当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他能站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于错误的东西，他敢于抵制，有的教授说他：“君之为人，直道如矢”，“敢为义所为当为之事，不畏谤言”。但他这种独立不羁的思想作风，对他本人来讲，无疑是个危险的伏笔。
　　著名历史学家、原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随院系调整调到山大，不久碰上“三反五反”运动。张维华的原单位派人来，说他曾担任“庚子赔款”管委会委员，有政治问题也有经济问题，要把他带回济南审查。山大党委有的领导已经表示同意，而华岗却不赞成。他说：“齐鲁和山大都受共产党领导，都执行党的政策，现在张先生已经是山大人，身负教学任务，没有必要再转回原单位，请他们把有关材料转来山大吧。”华岗这么一顶，使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免遭一难。后来事实证明，张维华政治经济上都是清白的。
　　接着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女教授自杀事件。当时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粗暴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三反”运动中，医学院有位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被打成“贪污分子”和“美国特务”。华岗曾说“教桌上哪来的‘老虎’?”明确指出，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右倾”，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就行了。对陈先生首先应该解除隔离，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还是一边教学，一边审查为好。但是山大党委副书记刘某消极对待华校长的指示，对陈慎昭继续实行禁闭逼供，结果陈被迫自杀。为此华岗愤然批评那位副书记说：“这样的人才千金难买，万金难求，陈教授的死损失太大，影响极坏，真是岂有此理!”温文尔雅的华岗为此拍了桌子，责令这位副书记作出检查，他自己也向教育部做了自我批评。
　　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他讲授《文艺学》观点新鲜，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很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课堂走廊都坐满了人。但有人写信给北京《文艺报》，诬告吕先生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放在眼里……这家文艺理论权威刊物刊登了此信，并要求山大“消毒”。山大一些领导抓住时机，要开大会批判吕荧。中文系有位党支部书记曾在一个班上动员：“谁不批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开大会时，华岗坚持不在横幅上标出“批判”两字，只写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他还在一片声讨声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他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不同的思想辩论是好的，最后应由事实和实践做结论。后来吕荧要求调走，华岗挽留不住，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
　　还有一个外文系教授方未艾。他俄文很好，这在解放初期，是难得的人才。此人30年代曾参加“左联”，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是好朋友。抗日战争时为生计所迫，曾在新疆某县警察局做过事。1951年，青岛市公安局以历史问题要逮捕他，华岗对来人说：“据我们了解，他没有血债，也无大罪，现在为我们的政权服务，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如果抓起来，反倒成了废物，而且对学校震动太大。”表示可以留他在学校监督使用，不同意逮捕。但他未能阻挡得住，最终还是被抓走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包庇反革命”的一大罪状。(《华岗的卓越贡献与悲惨遭遇》)(4)
　　赵淮青举的这4个例子，涉及到解放后最初的三个政治运动：三反、反胡风、肃反。在领导这些运动中，那些大轰大嗡肆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领导人，哪怕把人逼死也没有责任，往往还因为执行有力有功，还会升官，反之，如华岗，总想保护教师，实事求是，却受到反对。华岗的倒霉，最重的罪，就是“包庇”反革命方未艾，而方未艾也并没有被“包庇”，仍然被逮捕。这就是共产党的“潜规则”：你要保护教师学生嘛，先就把你定罪。这是华岗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事在国民党那里没有发生过。
　　(八)心想事难成，第三个意外。
　　华岗没有料到，当初可以单枪匹马，闯荡龙潭虎穴，现在解放后再不能玩弄个人英雄主义了，因为他的上下左右，名为同志，实际上都是政治运动的行家里手，比那些教授更难以对付。中共领导的这场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山东为例，远在1939年，以抗日的名义，罗荣桓率领了八路军115师到胶东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从此，胶东人，主要是农民，成了革命的主力军，解放济南、青岛、南京、上海之后，他们是接收大员。毛泽东定义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参加革命的农民还是正正经经的为多，痞子为少，但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基本上不懂得民主、自由、法治，凭了几年的小学教育，读了几本演义小说，熟知三国水浒，凭了所谓天然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特别是自上而下逐级推行的阶级斗争方式手段，使许多参加革命的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也会变成穿干部服或军服的痞子。笔者1951年参军，接触过许多这样的干部，因为处在高级军事机关，因此还是素质最好的部分。这样的“革命干部”就成了华岗的同僚。
　　赵俪生教授对于华岗的遭遇与这些同僚的关系，做了很深刻的剖析。他说：
　　华大的党委和山大的党委掺到一块了。后来的若干矛盾和纷乱，根源就出在这里。原山大党委的成员陆续调走了，赵纪彬调往河南，罗竹风调往上海，结果是华大的班子占领了阵地。这时，由香港来到青岛的华岗被大家请来当党委书记，而华岗又是多年搞白区工作经验丰富而对老区种种风俗习惯很不熟悉的人，所以实权就捏在副书记刘宿贤的手中。
　　刘宿贤何人也?先看他的下场。“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中央派遣陶铸的爱人曾志到武汉查处原武大校长李达同志被陷害至死的究竟，查到原湖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刘宿贤在其中做了手脚，就约刘谈话。其前夜，刘就在自己家中吊死了。再看1951年我刚到山大后不久，就发生了山大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服氰化钾自杀的事情。在刘宿贤领导下炮制的材料中说，陈慎昭是蒋匪帮特别培训出来双手会打手枪的女特务。有一件事是我亲自看见的，我在华岗校长的第二间会客室里等候谈话，我听到在第一间会客里华岗拍着桌子骂刘宿贤在陈慎昭问题上“太左”啦，“影响很坏”，刘不服，一摔门就走了。这是我亲见的，经49年犹历历在目。
　　有一次我在一个会上遇见渤海游击区的一位老干部，他说，刘宿贤从渤海游击队开小差回他老家，在日本统治下当了两年保长，觉得给鬼子干不是个味，又跑回部队去，这不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可是刘宿贤的本事大，他把这一条从档案材料里抽掉了，叫这么重大的事不留痕迹。
　　刘宿贤的行政职务只是总务处副处长，行政职务任教务长的是余修。他是山东革命家鲁佛民的儿子。原叫鲁方明，我上清华时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我二人同是《北方文学》的编委。假如刘宿贤的风格是一“左”到底的话，那么余修的风格是需要“左”的时候他就“左”，需要“右”的时候他就“右”。这两位联起手来，实际上就是三校合并以来山东大学的领导核心。
　　在他们上面，凭空又加了一位校长——华岗。
　　说起华岗，现在距离他死在济南东南方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已经33年了，对他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已开过，但围绕他的一生，仍然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说法，也一直是众口纷纭。
　　譬如说吧，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这一点没见有谁对此持反对看法。以我为例，1937年初清华共产党支部审查当时的“社联”、“左联”、“民先”的成员认为够了入党水平的人，每人发给两本小书，都是用留声机钢针精心在蜡纸版上小字刻写印出的小册子，一日《清算立三路线》，一日《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这后一本的著者就是华岗。假如他不是老革命，假如他有什么问题，党中央会批准以此书作为发展新党员的必读书吗?可就这样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2年的牢，其中5年是坐的国民党的牢，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另外17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狱中，这怎么理解呢?平反是平反了，但平反的词也欠清楚。当然，50年代，法制还很不健全，一切党说了算，而很多情节都习惯于“捂着”，叫它不透明。现在只按透了明的说，华岗是判了刑的犯了罪的，那么，犯了什么罪呢?据说有三条：
　　(一)在蒋介石已被打倒之际，仍呼他为“蒋委员长”;
　　(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与浙江籍同乡特务，有许多说不清的往来;
　　(三)山大要逮捕外语系有反革命历史的副教授方未艾时，他以党委书记身份出面阻拦。
　　第一条根本构不成罪。第三条他阻拦也未拦住，人还是捕了。只剩下第二条，这需要很确凿的人证和书面证据，据说也没有。但就凭这些，就判了13年!于是社会谣言纷起，有人说是周总理叫这么办的，有人说是康生叫这么办的，有人说是华岗得罪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后果，又有人说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彭康叫这么办的。但所有这些，都属于谣言，没有根据。
　　但若干年后，我有一个想法。说上述四人或其中的任何一位在华岗事情上“插了手”或“下了手”，那是没有根据的。但这四个人都“不干预”、“不过问”，不也是一种态度吗?举一个例。贺龙快要叫“红卫兵”揪出来了，周总理立刻把贺龙夫妇藏在自己家里，这就是一种“保护”，一种“干预”和“过问”嘛。华岗虽比不上贺龙人物那么大，但也是老革命家、老理论家，可是一直坐穿牢底，无人吭声。这里面恐怕就会有文章了。
　　至于华岗这个人，我可以说一说。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是一个知识面挺广而不在哪一方面搞专精的学者，往往这样的学者更能给后辈人才带来多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华岗死后山大学生久久怀念着他的原因之所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属于白区地下工作者的类型，从而与长征过来、延安下来的老区工作者间，不大容易形成谐和。他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他在这方面规模宏伟、恢恢乎大哉，风格与宋庆龄、何香凝是一个等级。这就容易叫一些土包子人物看不顺眼。大家试想，当刘少奇“叛徒”问题要彻底平反之时，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等人不是坚持表示思想不通，说什么在沈阳和张学良、在湖南跟赵恒惕，怎么说也是叛卖么。华岗平反追悼会迟了几个月才开，也属于相同的道理。白区工作方式和老区工作方式中间，就是存在着严重的区别，拿老区工作方式到白区，不到一个小时就会被抓进监狱;拿白区工作方式去老区工作，很多评语就会迎面而来，什么“丧失立场”、“缺乏阶级感情”等等。在以刘宿贤为首的那样一组人上面加上一个民主人士派头很重的“书记”，这就是许多矛盾产生并积累下来的根源。(《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4)
　　赵俪生称华岗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其实，还有一个中共的特有词语表述：华岗是一个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一个还停留在民主主义阶段上的人。中共的政治理论家廖盖隆为《华岗传》写的《华岗述评》说：“华岗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四顶金光闪闪的三尺桂冠戴到冤死者华岗的头上，九泉下的华岗会破涕一笑吗?
　　向阳在《华岗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合校“引起了潜在对手的不自在，后来他们变成了‘落井下石’的‘打手’。”这里说的就是刘宿贤们。这些人对于有知识有文化来自“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华岗以及大批教授们，具有天然的嫉妒仇视心理。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正好为他们施展打击报复提供了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的机会。刘宿贤就是不自杀，也不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最多就是追查一下，上推下卸，不了了之。他一样能够享受离休待遇，安度晚年，寿终正寝。他死得好冤枉啊!
　　(九)第四个出乎意外，也是华岗终身不解的是：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怎么如此冷酷无情。
　　对于华岗的冤案，我心里久存一个疑问：建国前12年他不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吗?他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关了17年，死后留下的唯一一句话是“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难道还要等待什么才能证明吗?他案发的1955年，离文革还早得很，周恩来为什么不出来作证呢?赵俪生先生举了周恩来、康生、陆定一、彭康四个人与华岗冤案的关系，只提出问题，没有推理结论。可是赵淮青先生因为是记者，可以走南闯北，因此他有了探听究竟的机会。他说：
　　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在昆明遇到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不无天真地问他：“南方局的同志对华岗是了解的，但他出事时，没听见谁为他讲话。不知为什么?”对方闻听此言，激动起来，从座位上站起，答道：“话不能这么说。情况那么复杂，潘汉年的案子，有谁为他说过话吗?”我无言以对，大家不欢而散。倒是陆定一同志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对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30年代初，我在华岗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是了解的，但未能站出来为他说话，至今感到很遗憾，很对不起他。(大意)不过他说此话时，华岗墓木已拱，悔之晚矣!(《华岗的卓越贡献与悲惨遭遇》)(4)
　　周恩来在文革中以保护老干部获得美名，其实那都是揣摩圣上的旨意而为。他哪里敢擅自做主啊!潘汉年的直线领导是周恩来，华岗的直线领导也是周恩来。他们在前后差不多的时间犯案。最应该为他们证明清白的就是周恩来，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猜想，华岗蹲监17年，应该是很寒心，很齿冷，很失望!党内的权力斗争太冷酷无情了。赵淮青所谓的“南方局”，指的就是书记周恩来，可能口头就是这样问的，写文章时要避讳。好多好多曾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出生入死地工作的老党员老革命，例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阿垅(陈亦门)被捕后，作为中共地下工作的首脑，周恩来明确交代：阿垄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但是周恩来都不敢站出来为他证明、澄清、纠正，说一句公道话，证明他献身革命的身份与历史。人们为周恩来隐恶扬善，行骗说谎，捏造史实，已经成了一种可悲的惯性。
　　华岗的夫人谈滨若写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周总理对华岗的关心和爱护——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这是一篇令人回味无穷的文章。文中对周恩来赞颂倍至，感恩不尽。写周恩来解放前对华岗的关心和爱护就不必提了，写解放后的关心和爱护真是令人肃然起敬。谈滨若写道：“ 解放后老华由周总理亲自安排在山东大学工作，华仍是不负总理的重托，努力地信心百倍地要把山大办好，短短的五年时间，山大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尊重，数千师生的欢迎。可是他身体毕竟不好，仍是带病坚持工作，日夜操劳。1954年冬他去北京开会，会后见到总理，总理知道了他的病情，再三劝他在京休养一段。最后老华总算接受了劝告，当他在辞别总理时，万万没想到，总理因为看他衣着单薄，天气又十分寒冷，就将自己的一件皮大衣，给华岗披上，要他穿起来，并指定他到颐和园里供总理休息的别墅去住，总理对华岗如此的爱护，使得华岗感动得无法言语。”(4)可是不到一年以后，华岗竟然下了大狱，而周恩来似乎是了无一闻，从此戛然收笔。其弦外之音不是令人浮想联翩吗?所谓文章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而已。
　　笔者写作此文时听说，华岗的案子，之所以成了死案，是因为刘少奇做了批示，云云。假若如此，所以周恩来就无法出面“保护”了。以逻辑推测，或许事实就是如此。那时不讲法制，刘少奇整人也是很左的，最后的下场，罪魁固然是毛氏，但也是自作自受了。
　　华岗是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他坚决反对捏造历史。他说：“我们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来替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的行为作辩护。也许有人这样设想：剥削者和压迫者想靠捏造历史欺骗人民来维持反动统治，固然不能饶恕;但历史既有推动人民作解放斗争的作用，那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以便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我以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因为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如果所根据的历史事实，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真实的，那末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中国历史的翻案》)(6)这些话是华岗在1945年写的，好像他已经预见到自命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代表的共产党也会说谎行骗，不但用来欺世盗民，而且用来陷害自己的同志。
　　(十)“气有浩然”第一人
　　文革后，山东大学拟定了校训，八个字：“学无止境，气有浩然。”以“学无止境”作大学校训，实在是自降身价，对后四个字我要加以评说。大学固然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工厂，但更是培养“人”的摇篮。我想，“气有浩然”是对全校师生的勉励，期望，而山东大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华岗可以说是“气有浩然”的楷模、榜样、一座永远高高耸立的丰碑!
　　下面我抄引向阳写的《华岗传》中的部分文字：专案组在日的文件中，对华岗做了这样的记录：“至今未能老实地对一件主要事实承认下来，实是少有的无赖。”这是一份失败的记录。下面再从专案组的材料中摘引一段日华岗扣人心弦的自诉。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做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他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成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多么可歌可泣的自白，正气凛然，掷地有声，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国民政府时代，任何一个统治者，敢把一个大学校长不明不白地投进监狱17年、直到瘐死狱中吗?
　　在毛泽东年代里，有一些阴险奸佞之辈，企图以无辜者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呢!华岗再好的申诉也无济于事，有一次，他家中的人来看他，他忿忿地指着室外树上鸣叫着的鸟儿说：“这些人不如鸟兽，鸟兽还知道爱护同类呢!”
　　回想1932年，他来到青岛，遭受国民党警察局逮捕，绝没料到23年之后，又在这里被关到自己的监狱里去。华岗开始写检查时说：“我当初根本不应该留在青岛养病，要养病就应该老老实实养病，而不应该不自量力地担任山大校长，由此一错再错，才有今天的冤枉遭遇。”当然，这是说说气话。像他这种个性的人，心地坦白，浩气凛然，即使不乘船来青岛，去了北京，也难免逃脱那一场场政治劫难。华岗的好友、半世坎坷的罗竹风写过这样的感受：“人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两者相交，便是你我他以及所有人的遭遇。”“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铸造了一个人的终生，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吧!这‘劫’也正处在无数交叉点之问。”“对于革命者来说，必然性与偶然性，总是同时代背景与个人遭遇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3)其实，问题不在这些哲理的奥秘，而在于毛泽东发动的自相残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运动造就的一大批以整人为业、以整人为乐的干部。大致而言，挨整的总是以作风正派的干部占多数。
　　作为华岗的学生，向阳是含悲忍痛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让我想起了胡风集团的阿垅在狱中的上书。阿垅说：“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这些正气浩然的声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却无法感动制造冤案的人们。
　　(十一)“罪证”失实，平反昭雪
　　据赵俪生先生说，华岗并非如流传的说法是死于“脑溢血”，而是被狱方唆使的盗窃犯、杀人犯殴打致死。当时华已虚龄70，怎么受得了?收殓的人说，华岗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
　　在华岗死后4年，毛泽东归西，“四人帮”打倒。又过了4年，直到1980年，华岗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据向阳先生所述：“在中央的关怀下，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认为过去判处他的‘罪证’失实，应予纠正。1980年3 月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华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华岗生前坚持要求的‘实事求是’，坚信中央会为他‘讲理’，终于实现。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长达25年之久的冤案得到昭雪。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但直到7月才举行追悼会。“有的人过去迫于形势，对华岗以语言鞭挞或文字诛讨，如今追思往事，甚感内疚，而以口头的文字的怀念来予以弥补;但也有的人，对华岗的冤案起过罗织罪名或推波助澜作用而欠的债，并没有打算偿还，甚至还想制造事端拖延时日，虽然这除了对追悼会做一些干扰，已无法阻挡正义的胜利了。” 这些这时还手握权力的人，此时仍然耿耿于怀，听说，直到追悼会开会的当天早晨，还要出难题，不准在灵堂悬挂挽联，不准家属和来宾握手。华岗陷狱至此已经25年了，那些因为整华有功而得到仕途升迁的人，已经进入省级领导层，原来引以自负的精神支柱，没有想到竟然崩塌。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不但不心生内疚，而且还要挣扎，利用最后的权力阻挡冤案的昭雪。在共产党内部，两种文明的冲突竟然这么深刻，难以调和，实在是一大奇观!例如，许多人因为打右派有功而升官，22年后，又是这些人来给他们打的右派办理“改正”手续，他们心甘情愿吗?
　　向阳先生说：“一个长期同残暴的敌人殊死斗争并经受住考验的老革命，一夜之间会变成一个‘反革命’;经过10年的审查判处的重刑，在几个月里仅以‘不实之词’了结，令人迷惘。”这叫我们想起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结论：“没有事实证明以胡风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没有证据说明胡风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因此，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应属错案错判。”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之一、判刑仅比胡风的14年少一年的华岗个人，用“不实之词”四个字推倒给他强加的冤案，岂不是有点滑稽吗?对于平反华岗的冤案，有的纪念文章还要不绝于口地赞扬共产党的伟大，仅仅没有喊出“谢主隆恩”!孰是孰非，令人迷惘!
　　华岗不是被白区的敌人杀害，而是被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杀害，被自己的老区的“同志”杀害。
　　华岗，一位立志要为新中国创办新型大学的老革命家，一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大学校长，却一关17年，瘐死在自己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共产党的监狱中!
　　这是谁的悲剧?这是华岗个人的悲剧吗?
　　(于山东大学附中)
　　参考材料：
　　(1)《百年山大群星璀璨》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2)史若平著《草地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3)向阳著《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4)《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5)《华岗文集》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6)《华岗选集》第二卷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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