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三湘勇士喋血始终添加时间： 11:09:36　来源：网络摘编　评论：　浏览：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披露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有关湘军的史料。　　兵力最多战果卓著　　淞沪抗战是八年抗战22次正面会战中规模最大、战果卓著、牺牲惨烈的一次重大战役。该战役汇集了中央军主力及各省地方部队共70多万兵力，与28万来犯日军浴血奋战，毙伤日军4万余人，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淞沪抗战纪念馆副馆长沈建中说，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湖南部队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奋战淞沪战场，创造了不可磨灭的赫赫战绩。　　据史料考证，湖南部队先后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总共有九个师和三个旅，还有数以万计的湖南地方保安团队，在会战期间多次从省内输送至淞沪前线补充一线部队，总兵力约在8&9万人，成为云集淞沪战场的全国各个地方部队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而且，湖南部队参与了淞沪会战的全过程，这也是所有参战地方部队中绝无仅有的。比如，隶属湘军的第六十二师，最早登上淞沪战场，其主力全部进入杭州湾北岸乍浦东西一带阵地。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稍后登上淞沪主战场，进入罗店、刘行间作战。预十一师、一二八师和暂十三旅，在沪杭铁路中段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枫泾、嘉善保卫战。　　双线作战贯彻始终　　&湖南部队在淞沪会战期间担负了双重任务，作出了其他地方部队未曾有过的特殊贡献。&沈建中说，一方面，湘军以其主力陆续投入淞沪主战场，另一方面，它以一部分部队在浙东、浙南和浙北沿海各县进行要塞、港口和海岸的守卫，而这两方面的任务在淞沪会战期间是贯彻始终的，为其他参战的地方部队所未有。　　第十集团军的湖南部队，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以外，都曾执行过沿海防卫之责，为保护杭州湾南北两岸和浙江沿海地区的安全作出了贡献。这些驻地方的湘军主要执行了五项任务：一是防守海岸港口和要塞，警戒日本军队从海上入侵；二是防空作战，包括观察日军飞机的入侵活动，对空射击，组织民众防空等；三是构筑工事，兴建防御设施；四是开通道路；五是保卫机场的安全，主要是保卫杭州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这一切无不直接或间接地支援和配合了淞沪主战场的作战，成为淞沪抗战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雄传奇精神永存　　为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到了一批当年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幸存老兵，根据他们的口述和史料征集，最新编写了《湘军与淞沪抗战》一书，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抗敌英雄传奇细节。比如，预备十一师在枫泾保卫战中力顶强敌，其警戒连率先打响，悉数战死疆场。四十一团团副方学苏在进军淞沪战场之前就已致书家人，立下遗嘱，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再如，第十三师第八六团连长李九如，身负重伤仍坚守阵地不退，号召负伤的官兵们准备一批手榴弹，待日军接近时纷纷投弹，炸死日军数十人，自己也壮烈牺牲。第一二八师主要由湘西苗族、土家族、回族子弟组成，官兵勇于夜战、近战、白刃战，在嘉善保卫战中，与日军反复展开肉搏格斗。　　沈建中说：&三湘勇士一个个、一批批倒在了战场上，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远为上海人民所传颂，这种精神是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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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抗战】长沙城建大事记(下)
【湖南抗战】长沙城建大事记(上)本书作者李九如（Eddy Li），任职于美国ABC电视台长达38年，担任香港亚洲区制片人，为他所热爱的新闻工作投入毕生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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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九如先生李九如， 男，中共党员、高级讲师。先后专修过农学、食品工程、经济管理等专业。长期从事教学、管理、科研和技术推广等工作，曾担任过专业教师、教研室主任、科长、主任等职。所承担的省级科技课题“高蛋白质水稻新品种的选育及应用研究”获湖南省农业科技进步叁等奖并在农村大面积种植与推广；撰写论文、科普作品等20余篇；在娄底机电工程学校的办学史上留下了其创作的“校歌”“校友之歌”和“名校风采”与“职教奇葩”两部电视专题片及不少报刊文稿；在2005年获“娄底市建市以来科技征文二等奖”。现任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农林工程系系主任、系党支部书记。社会兼职为娄底农学会 、娄底秘书学会、湖南省艺术家协会 、中国书画家协会 、中国特种稻协会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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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反馈，我们会尽快进行适当修改！田秀峰：用另一种方式反抗的人(之二）
我打成右派后，我老婆也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南京，后来又到伊犁外运公司找了份工作。
1962年7月，我被宣布解除劳教。我离开福海农场回到乌鲁木齐，见了老朋友后又到伊犁。
回到伊宁市，见到了久别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我倍感亲切和欣慰。她说你的东西我都给你卖了。我说卖了没关系，以后再慢慢置。晚上临睡之前，我的妻子痛哭流涕诉说多年来的磨难和痛苦，我对她进行了抚慰和劝说，我说，我们只要依然健在，就可以用劳动重新创造未来，把两个孩子抚养成有用的人才。不料，我正在用话安慰她的时候，她却又现出了另外一副面孔。顷刻之间，她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以我们已分居了这么多年，已没有了感情为由提出离婚。
这一要求，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声晴天霹雳。我的头脑顿然一片空白……
在我结束劳教前不久，正值62年伊塔事件边民外逃时，她偶然和她的一个同学何俊相遇。何俊是霍城县公安局的一个干警，其时已有六个子女。两人一见，旧情复萌，又墜入了一个爱与性的陷阱。何俊承诺她同前妻离婚后再同她结合，她也决意抛弃我后他们一道跑到苏联定居。
我挨了当头一棒。这一棒几乎是灭顶之灾。这令我沮丧，令我气愤，令我忿忿不平。我想到了农夫和蛇的故事，想到了西门庆与潘金莲。她可以说是当代的潘金莲，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无耻的女人。我本来想到伊犁当一个贱民，哪怕是有个二亩三分地，躬耕南亩，栽桑种豆，过一个安逸、平常人的生活，可是，她却提出了离婚。
我老婆是个水性杨花的人。她也爱过我，也追求过我，在我罹难的时候，也跟我受过罪。开始我对她的评价很高，我曾给她写过“冰房冷屋，饥肠饿肚；孤灯残烛，孤儿寡妇”的对联。这时我考虑到两个孩子不想离婚。但是，为了人格的尊严，决定同她一刀两断，然后孤身去东北的北大荒，另谋生路，可她把两个孩子扔给我就走了。此时，我面对着两个孩子，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来想去，准备把两个孩子带到郑州，送到孤儿院代养，之后再做盘算。
我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她又突然撵到乌鲁木齐来领孩子、与我纠缠离婚。我气愤交加，但对她又无可奈何，只有随了她的意愿，离婚！结果，这等于她把我赶出了家门，我净身出户。此时，到哪儿去呢？只有浪迹天涯……
两个孩子跟着他，一个活下来了，一个孩子出事故死了。何俊把她玩弄之后，也没和她结合。她又走入了人生的绝境，无奈又嫁给了一个四川盲流，并生有二子。
那时，我已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生活陷入绝境，经再三思考后，我准备去塔城，再到苏联。那天，我带上行李坐上朋友的车准备到塔城。
朋友叫周行，湖南邵阳人。他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某部汽车排的排长，被中统特务告到监狱，在酒泉服刑。解放酒泉时，解放军问他你开汽车行不行？他说行。于是就让他当汽车排的排长。他的思想意识很陈旧，古书看了很多，发展他入党时，他说“君子不党”啊！这一下触怒了共产党，在反右期间领导捏造了一封信，让他劳动教养。他老老实实的，有老婆，到期就放了。可他继续坚持他的思想，偷听敌台，第二次又抓进去了。但这次没判刑。他老婆孩子生活无着落就要饭。她要的饭我还吃过，端上来的有馒头、窝窝头、饼子、花卷、馕。我一看怎么乱七八糟的？他说吃罢，吃了你就知道了。后来他回老家，正好我到他家去，那天中午他给我做了一顿白米饭，清炖小白鱼。他说明天就回湖南了，我的口袋只有20元钱，给了他10元。他回到湖南邵阳又挨斗，又到江西，说那里的人不整人。文革结束后，他平反了。他的干部待遇也丢了，成了工人。现在又混得很好，儿子是某机关的站长，外孙女留学，他老婆信佛教。他现在九十岁了，过着一个和平的安逸的生活，保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这扯得有点远了！
坐上朋友的车，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这次去塔城是福还是祸？车从炉园街新生机械厂出发走到七一酱园，这段距离也就是一公里左右，我的思想就变了。我想到家里还有老母亲，我到北大荒路过唐山，还能再看看我的母亲。
我说“老周，我不去了！”于是，就下了他的车。
我准备到北大荒去。
回到河北唐山的家里，准备看一下母亲就走的，可母亲死死地把我留在了唐山。在家待了几天，母亲说你这个样子咋办，你也没个工作，不行你去卖红薯吧。我就拿杆称，提着个筐，卖了一天我又不去了。有人介绍我到唐山的53中学教英语。53中学，不是唐山的第53所中学，而是53年办的民办中学。我能背很多古诗词，文天祥的《正气歌》，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有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文的、英文的我都会背，学校领导很器重我。
在学校教书时，一个星期上24节课，每月工资36元钱。当时学校有很多有知识、有学问、有智慧的老师。一个老师姓赵，叫经武，河北唐山人，比我大10岁。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学生，解放初当了唐山市某区的工商联主席。后来他感到工商联这个工作常和资本家打交道很危险，就辞职到学校里来当老师。他很懂生活中的辩证规律，反右时，领导要他向领导提意见，他也积极发言提意见，他说：“别的学校都有党支部，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党支部？没有党支部，党的领导从哪里体现？我们的工作由谁来做？我对这个很不满！”他提这样的意见领导能说啥呢？他不但没有被打成“右派”，反而很平安地度过了历次运动。他曾经对我说：“老田呐，你是一颗优秀的种子，但你这颗优秀的种子落到了石头上。石头上没有土壤，更没有水，你是永远也不会发芽了！”
还有一个叫刘国善，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他会写诗，写的诗人民日报曾刊登过。他是从来不说话的人，与人没有任何交谈，所以躲过了反右。1962年下放人口，把他下放回来。他也在唐山53中教课。他每个月40元，比我多4元。文革期间，他辞职离开学校学木匠，走街串巷给人做木匠活。他家有个老式打字机，别人说是发报机。造反派在他家守候多日，也没见他发报。后来他到厦门大学教学，要转为正式职工了，唐山市不愿意，说这是唐山的人才，人才不能外流。他又到东北师大。师大要给他安排工作，唐山又说人才不能外流。他从师大回来，拿着他的翻译著作，拿着他的诗找到唐山市的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在一所学校教课，待遇却是临时工。他有很多翻译著作，还编了本字典，后来评为教授。有出版社以30万的价钱买他《字典》的版权。他没有卖。他老婆说他这个人呀就是死脑筋！那时是80年代，30万可以买个别墅。
当时学校很多人对我都感到惋惜，认为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沦落到一个中学当临时教员，太屈才了。我不认为屈才而认为教书也是个很危险的职业，管不住嘴就会出问题。于是，我想去当煤矿工人。煤矿工人是世界上最没人欣赏的，最没人干的一个工作。煤矿招人，我去报了名，填了表。体检时一个大夫看了看登记表，又看了看我，说：“小伙子，你刚30岁，又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煤矿工人那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愿干的，你为啥去干呢？”
我说当矿工舒服，不用动脑子。他笑了笑，让我脱光衣服，撅起屁股，作超声波检查。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发榜后没有我。当矿工都不要我，说我政审不合格。为了寻求生路，我曾向有关单位求助，声言白尽义务，贡献技术，只要能发生活费就行，结果仍是没人接纳我。后来我到唐山市的一个打机井的部门工作，我除了吃饭还可以剩40元钱。打井，每天交四毛钱一斤粮票，吃好的喝好的，有鱼肉什么的。那时候我身体很好，也很乐观、很愉快。我穿着一件破棉袄，腰间系着个皮腰带，棉袄的肩部还被火烧了个洞，棉花在外吊吊着，一走一扑闪。我走到哪儿歌声就响在哪儿，农民都叫我老洪，就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洪队长。农民很苦，我在队上买上烟让他们抽。到山海关一个部队打井时，把我“剔”出来了，说这是军队，你不能去。在打井队，我干了两年。
那时候，除了母亲，亲属和家庭对我都是排斥的，没有丝毫的同情心，表面上是大恩大德，实际上连个馍馍连盒香烟都没有给过我。
文化大革命中，我就在北京、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之间来回跑着告状。克拉玛依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同情和支持，反正我无所顾虑和惧怕，灶王爷贴在我的腿肚子上，我一走，全家都走，我吃饱全家不饿。我可以骂大街，也没什么顾忌的。从1965年告到1970年。军管会重新审理，说是处理太重，定性错了，事实依据是虚构的，准备给我平反。我的朋友在“红联”里都是一号二号服务员，他们都认为我是一条汉子，都愿意给我接近。他们说一切都没有纳入正规，等纳入正规了，我们亲自给你平反。
我听信了他们的话，就准备回到唐山家里等平反的消息。
在乌鲁木齐西公园后门的群众饭店那里，马文辉碰见了我。他说那不是老田吗？我说是呀！他说哎呀，我找你找了十几年了，现在可找到你了！他说走吧，我就住在这个楼上。我随他到了楼上他家。他指着一位老者和一个小子对我说，这是我的岳父！这是我的儿子！马文辉穿着一件大衣，他说老田，你要不要大衣？我穿这大衣给你！我说不要。他又说你要钱不要钱？我说不要钱！其实我当时真需要钱，连路费都没有，但我不能要他的钱。我怕他的钱来路不正。其实，我也真想给周行要上一点钱，但是我没有开口。他说你如需要钱的话说话，我现在的钱多得很，我有的是钱，你看我的箱子。说着他拉开了他的红皮箱子，当时是最漂亮的。我说是你买的吗？……他说，我在广州一边弹琴，一边卖葡萄干，赚了很多钱。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出主意，咱们两个合作，我一切行动都听你的。你不是想外逃吗？广州五百元钱，有人就可以给你送出去；要不咱们从新疆逃。我当时已不像一个汉族人了，活像一个少数民族的人。他说我们带一个维族洋岗子（老婆），造个假证件。我说不，我现在不想外逃了，已经没有那个心了。他说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了，怎么变得没有一点出息了？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啊！我说我想当个顺民，三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他说要不这样，今天晚上咱们再见次面，明天早上你给我个回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第二天他又把我拉到他嫂子那里，他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说我现在已没有那个勇气了，也没有那个意志了！
入夏，我回到了唐山。
在唐山等了一个来月，就被唐山市的工宣队把我带走了。
起因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叫王哲夫，他是中学的一个老师，出身不太好，他老婆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他喜欢夸夸其谈，嘴上讲话没有把门儿的，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不知道自己姓啥。不知什么事儿，可能是说了一些闲话吧，就被工宣队叫去了。不知怎么，他又把我咬出来了。具体我说了什么话？我到底是怎么进去的？我也不知道，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到了工宣队，说我认识的一个人有问题，也让我两个姐姐停职反省。我大姐是妇联的女工部部长，二姐是医院里的药剂师。他们说你叛国投敌还有你姐姐呢？我说你们胡说，她们既没有体力，也没有那个勇气，她们都很懦弱，我也不可能带着这么两个窝囊废。我怕她们受不了，怕把她们折腾成神经病，就坦白了。我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回家看看我的母亲，之后你们随便处理。回家看母亲没有实现，因为我瘦的不成人形，怕回去母亲经受不起这样的精神打击，就没敢回去。
工宣队把我关在唐山某个地方的一座大房子里，说是办学习班。所谓的学习班，就是把被怀疑的对象关在一个大房子里。大房子里关了七八十个人，房子有80来平方，每个人睡觉的宽度只有四五十公分。你只能竖着睡，一颠一倒。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两个窝窝头、一碗素菜，晚上还是糊糊。一天八两，红薯皮做的咸菜，还用残渣养猪。这些干部口口声声说是在改造人的世界观，而实际上他们是在教唆学员打学员，打的人狼哭鬼嚎，附近的居民听着这一声声不绝于耳的撕心裂肺的声音，都毛骨悚然，深感恐怖。
八月十五吃月饼，让每个人登记。我登记了一市斤，李九如登记了2斤。晚上工宣队的人来了，问李九如，说：“你登记了多少斤？”
“我登记了2斤。”
“你算算，唐山市有200万人口，每人要2斤的话，得多少斤？得400万斤哟！400万斤是多少吨，你算了没有？像你这种人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想吃月饼，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没落思想，这是享受思想。我们今天要来个大跃进，要把你的这种思想批倒批臭！”
于是，召开了批斗会，号召大家挨个过来用棍子教育他。教育，就是你打几下，他打几下。那天，他家里给他送了一碗红烧肉，吃过后有点闹肚子。他说“我要大便了，你们别打了！我已经拉到裤子里了！”大家不信，他把手伸进去一摸，一把屎。这下才让他去上厕所。回来之后，又打。不过没有打死，也没有打伤。大家都没下重手。他平时能说会道，大家对他都很讨厌！
工宣队的一个人买了块表，曾拿来让他看值多少钱。他说能值200来块钱。工宣队的人走之后，他又对人说，顶多值20来块钱。有人就把这件事汇报上去了。那个工宣队的人又回来问他：“我这表能值多少钱？”他明知道咋回事，就说：“师傅，我是给他开玩笑的！”那个工宣队员过去，“啪啪”就打了他两个耳光，说：“叫你再藐视工人！”
在那里边我没有挨过任何人的打。有人惹我时，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我说话很犀利，很会分析。批斗时让我弯腰，我就是不弯腰，就往我嘴里塞毛巾。这算是一次打。我用流氓的手段对付流氓，我的骂人决不下于那些农村的流氓。批判时，我从来不举手。我一旦举手，一定要让我发言。我骂人的时候骂的狠，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不应该活到世上，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让在世界上绝种，上帝为什么不让你绝种呢？就是让保留几个样本，让后人知道社会上、历史上还有这样的丑类。有时候我还借题发挥。
在工宣队关了半年多，我被送到唐山市看守所。
在唐山市看守所我待了六年，六年没有见过西瓜，六年没有见过女人，六年没有见过树，六年没见过小孩，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关起来审查，不让劳动。
一个犯人，初中文化程度，他是农村大队的大队长，打死了一个农民，还企图跑到外蒙去，被送进了工宣队。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他还亲口跟我讲，他把一个遣返回家的右派，用筐子下到井里。我听后对他就产生了看法：“他没有人性！”他在里边是个组长，掌着打饭分饭的勺把子。当时的定量是每个人每天八两粮食，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八两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大家的肚子都咕咕地叫着，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勺子里的那一点饭。有时他偷吃偷喝，有时还克扣一些偷着放起来。有时他看谁不顺眼，晚上还开会打人。大家都看在眼里，惮于他而不敢说话。其实我装傻就行了，但是我气愤不过，神经上也有点问题，就公开的制止他——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
1973年5月底，传来了母亲病故的消息，一时间如天塌地陷般思想崩溃，精神恍惚，母亲的音容笑貌，母亲的一件件往事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锥心泣血悲痛欲绝，于涕泪交加中写了一篇《祭母文》：
呜呼！维公元一九七三年，岁在癸丑五月九日，吾因弥天之罪，身陷囹圄，入狱两载有半，怀家思母心切，神志仓惶，忧心忡忡；于孜孜攻读马列之时，惊闻慈母见背病殁，噩耗传来，如晴天霹雳，吾肝胆俱裂，伤心疾首，痛不欲生。
仲春五月，月明星稀之夜，风声飒飒凄凉，斗牛寒光逼人。吾仅具鱼豕美酒，粽梨珍馐，告奠于亡母灵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哭曰：
慈母病殁一年，楚囚男深居牢狱，无所闻讯，谁知燕山麓下白骨，竟是赤子梦中之人！哀哉！痛哉！吾本笃信唯物主义无神之论，奈何此时此刻竟念灵魂不灭之说。魂若有知，魂兮归来！聆我倾诉衷肠，飨我美酒珍馐，慰我心神彷徨。魂若无知，泪血悲音随风飘扬，飞奔广寒宫，化作血红杜鹃，翱翔玉宇太空。
慈母生于一九零六年，自糼家境贫寒，秉性刚毅不阿，爱憎分明，处世清廉敦厚，终生克勤克俭，悲天悯人。忆往昔坎坷之年，吾家陷于水深火热，饥寒交廹。吾母辅吾父，披星戴月，含辛茹苦，耿耿同心，相依为命，辛劳奔波不息。故达解放前夕，已严重积劳成疾矣！风烛残年，病魔缠身之时，犹鸡鸣而起，孜孜勤于耕织，谆谆告诫晚生后人，有始有终，持而不懈，六十年如一日，永葆劳动人民本色，唐人李商隐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昔日吾吟此章，不尽解其意，今日临境伤情，方恍然通悟矣！
两年前吾因事蒙难，慈母卧病在榻，于吾泪洒别后，犹再三殷切寄语，嘱以浩然正气大义，为革命大业赴汤蹈火，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流光荏苒而逝，祸福风云莫测，谁料此时离家之日，乃是生离死别之时。
慈母临终之刻，吾不能临榻诀别慈颜，致使慈母抱恨终天，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矣！
呜呼！吾获罪于天下人矣！夫六尺男儿立足天地之间。生不能敬养以尽孝，病不能侍慰以尽诚，葬不能临穴以尽哀。今蒙无尽孝心、尽诚、尽哀之罪，实为天地不容，人神共怒。尔今尔后，吾临穷途末路之境，如鸟鹊南飞，棲息无枝，如断肠人沦落天涯。痛哉！痛哉！
遥望天涯海角，乾坤茫茫，远眺四海扬波云水滔滔，巍巍雄关漫道，崎岖行路艰难，莫畏关山险阻&
寻觅无处，敢笑屈子落魄吟骚赋歌。踏破铁鞋纵横万里，驾驰长车凌云飞跃。
悲夫！悲夫！知我者，谓我心忧；匪知我者，谓我何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悠悠苍天，曷其有亟。
醇酒芬芳，琴瑟断肠，青烟缭绕，彩蝶飞翔。孤灯昏惨，忧思难忘，慷慨涕零，哀声悠扬。青草昭阳，音尘绝断，蓬莱宫中，岁月悠长。天长地久，遥遥有尽，赤子情深，绵绵无期。遥望昆仑，雾海苍苍，诚惶诚恐，诚恐诚惶。击鼓悲歌，引吭高昂：夜雨淋淋兮风声凄凄，荒野漠漠兮燕雀唧唧。碧波荡漾兮曦光天降，魂兮归来兮哀哉尚飨。楚囚男诚惶诚恐，叩头流血。
祭文是日写成的。
写祭文被组长发现了，就是那个克扣犯人饭食的农村大队长。写成后他半偷半要的把我的祭母文收去，交给了管教邢队长。这成了他报复我的一个口实，也成了他们的一个活靶子。于是，学习会上又有了新内容，就是批判我的《祭母文》。
邢队长让大家每人都抄一份，人手一份，找了一个初中语文老师，边念边讲解。当时正在“批林批孔”，《祭母文》中没有反动的思想，他们就分析、联系“孔老二”的封建传统思想批判。那个语文老师一边念着一边分析着，他的逻辑性比较强，但有些字念错了。批判，都是些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的无知家伙。有人念过“踏破铁鞋纵横万里，驾驰长车凌云飞跃。”两句诗时说，他还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作战，还想叛国投敌！有一个借末尾的“悲夫！悲夫！知我者，谓我心忧；匪知我者，谓我何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悠悠苍天，曷其有亟。”之句，说我还想和屈原相比。
他们开批斗会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批斗会开成了给我母亲的追悼会。
《祭母文》我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有些地方管教也不懂，他还问我啥意思，让我讲给大家听。大家尽管对我批判的很严格，但他们的内心都对我很同情。他们出狱时，有的还要我抄一份给他。当然，这篇“祭文”也加重了我的刑罚，又给我戴上了脚镣。
在看守所里不让劳动，每天都是开会学习，或是批判谁。这时候我的心也沉下来了，
从1970年到1976年，在里边我读了很多书，《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那时提倡读五本书，有些是从家里寄来的，有些是买的。《资本论》我看了起码有十遍，但读得不深不透，你连着念三句，我就能找出在哪一本书中的哪一页。当时没有参考辅助的书，只有那些书，甚至我还想从事哲学研究。看和学不一样，哲学，历史，哲学史，马克思主义的书，我都看。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从否定到否定的变化。我深刻认识到马列主义是真理，根据逻辑推理和革命实践，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对共产主义也有了更深一层次的认识。相信了共产主义。那时我看书特别入迷，开批判会，我也看书。一个大房子里分成几个组，一个组一个组开会。有时几个组合在一起开大会，我看书看腻了，批判的对象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臭骂一顿，用尖刻辛辣的语言，发泄自己的不满。里边杀人犯，小偷，流氓啥人都有。一个海军军官，说起来我们曾在一个中学里上过学，他称我为学长。有一次批斗我时，他批斗的最凶，说得净是大话，空话，帽子戴的非常大，但没有实质内容，那意思是保护我过关。批完之后，他还问我说：“学长，我批的怎么样？”我说你批的很好。他有点口吃，但很能说。
他是从部队转业在一个工厂里当钳工，发财心起，偷了几个抗旱时的水泵。大旱之年，偷盗抗旱设备那还能行，那是破坏抗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严打时被枪毙了。那天，他被拉向刑场时，我说：“好，咱们20年后再见！”他向我挥了挥手！他如果不死的话，我们很可能是好朋友。
许廷志是个中专生，比我小十几岁。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江青的文艺思想，看不惯江青的那一套，上五台山准备出家时，被抓回来以反党的罪名关进看守所的。一次，他趴在床上在一张纸上乱画。我走到他跟前，他没有避我。我俯首一看，是林黛玉“葬花诗”中的几句：“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几句时，我说你不要再写了，再写了，让别人发现了抖落不干净。这一句话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判了十五年，平反出狱以后我们还有来往，成了好朋友。他托我办一件事，他的十万元钱被人拐走了，我说我替你办。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后来没办成，无法向他交待，两人就失去了联系。他现在还在深圳。
1976年六月份，批邓还没结束，又开始对我进行了批斗，预谋将我置于死地。此时，我对判刑长短无所畏惧，主要的是担心我的家庭和亲属被株连，我决定如实地向法庭坦白我的思想和认识。
我承认我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者，我反对党的政策，我反对毛主席，我反对个人崇拜，跳“忠”字舞就是弥撒。毛主席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宗教的头子，这是第一；第二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由，需要人权、需要法制，现在没有人权和法制，你们可以随便的把一个人逮捕，你们可以随便的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第三，我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我崇拜铁托，我认为社会主义的趋势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是这个社会主义不是毛泽东牌的，而是铁托牌的。这些成了我的主要罪状。
在斗争大会的台上，一个狱警摁我的头，让我低头，我就是不低。回到看守所，我就把他给告了，我说你违反党的政策，施行逼供信，你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你违犯共产党的政策。我那时候的思想极端的很，精神状态也不正常。我想，你判我一年，我也不感恩；你判我无期，我也无所谓；反正你不能枪毙我！
本来我是一个好端端的青年人，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最后因为性格梗直敢于说话，触犯了你们的既得利益，就致使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的政策造成的吗？
批斗大会之后，就是公审大会，唐山市的公审大会，好几十万人参加。当时我有一个阴谋，想把他的斗争大会给搅了。怎么搅呢，他不是捆着我的吗，让我弯腰，事前我的腰上就贴上了膏药，我说我的腰有病不能弯。他说不能弯也得弯，我说我就是弯不了。我说你昨天摁我的头，我把你给告了，今天你还摁我，你讲不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我知道我和他硬了，也不会再加刑，即是再加刑我也不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所以在公审大会上，我就敢给那个警察骂仗。我得理不让人，在和他争执的时候，来了一个警官。虽然他也在强制我，但态度缓和了许多。你要再动手，我就给你打滾，喊口号。喊马克思万岁！喊革命的人道主义万岁！喊社会主义人权万岁！……我叫你开会？！
幸亏，那个警官没再动手。我也没有再搅和。
那天宣判了20多个人。那天对我的结论是：该犯过去受过劳动教养处分，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屡教不改，企图逃越国境；该犯思想反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说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该犯认为社会主义有多种多样，认为铁托式的最好。……最后从重判处我十年徒刑。
宣判后，就把我们押往唐山的南堡监狱。
南堡监狱在丰南县的草碑店，临海。
我被编入劳改队的八分队。八分队里的人都是判的反革命罪，也有神经病了的，说话语无伦次。这时我已经四十岁了，已没有反抗能力了，也没有战斗力了。我就逆来顺受，进行改造。劳改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引海水晒盐，生产工艺相当复杂，有蒸发池、冷藏池、结晶池。先利用海边滩涂及其咸泥或人工制作掺杂的灰土制成盐卤，再把盐卤掺入引来海水的结晶池中，通过日晒、风吹等自然结晶成原盐，然后再从结晶池中把盐收集起来。那是一项很苦很累的活，老百姓都不愿干那个活。老百姓不愿干，人们的生活中又缺不了盐，所以就由劳改人员来干。刚进劳改队时，我的身体极端虚弱，走路都是打晃的，推车子都推不动。但是你也得劳动，也得学习。劳改劳改，就是要劳动改造。一年后，我就会推车子了，又过了半年，我可以动手打架了。在海滩上晒盐是重体力活，每个人的粮食定量55斤。
日唐山大地震的那天晚上，我们白天在海边上挖了一天的盐，特别累，我睡的特别死。我听着“咕咚咕咚”的响声醒来时，一看床上都没人了。我起来就往外跑，跑到半路上，灯就全灭了。我又跑，跑到球场上，蹲到那里，知道这是大地震。我想这下子好了，地球要毁灭了，那咱们大家就一同毁灭吧。中午吃饭，每人发一个饼子。一个饼子200克，顶多能1000卡洛维的热量。一个人说这个地震好，把男的都砸死了，光剩女的了，以后男的好找对象了。有人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批斗他，脖子上挂一个大铁壶。
丰南也是地震的中心，那个监狱里关了二千来人，地震中死了20来个。监狱里马上组织用塑料布搭篷子，地上用砖摞三层，上边铺上草当作床铺。天还下着大雨，一会儿水就淹过了二层砖。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没法跑也跑不到哪里。后来又一摸，二砖半了，这个时候就起来闲聊。
和我相邻的叫侯启贤，他和我是好朋友。他使用的是旱烟袋，长长的烟管。他爸爸是开明人士，他姐夫是共产党员，援助过共产党，解放时没有划为地主，“四清”以后恢复地主成分。他聪明老实，也有小智慧，年龄比我小。由于他对社会不满，和他表哥经常偷听敌台，还骂上几句，所以就判了20年。另外，我结识一位领导干部，他原来是鹤岗的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资产阶级走资派，是唐山武斗的幕后策划者，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判刑20年。他平反以后是河北省煤炭厅的厅长。我平反后还去看过他，后来就没有联系了。监狱里边有很多高干子女，还有共产党的干部。
里边也有随便打人的，让犯人打犯人。学习就是读报，开会就是打人。我们一个队三分之一都是神经病。共产党把神经病当反革命处理，苏联共产党把爱国者当神经病来处理，毛主席的老婆贺自珍不是送到苏联当神经病治疗的嘛。监狱里有一个叫王岚山的，我往他叫王岚狗，他家是贫下中农。他在部队和一个地主的女儿谈对象，在部队时就挨过批，回到家又和她结婚，所以就成了革命的对象。那天他杀了一个狗，用绳子拴着狗头来回悠，狗血溅到了毛主席的像上，所以就抓起来，判20年徒刑，他的精神本来就不正常，在劳动中有时见到粪便，就顺手送入口中。还有一个叫刘德河的，河南人，和贫下中农打架，说他是阶级报复，判处徒刑20年。他在监狱中睡觉时嘴里还在说着：“我靠你闺女！我靠你闺女！我靠你娘！你娘的那个大血B！妈了个比的，我靠你娘！”他一天到晚嘴里就这样骂着，骂完了在学习会上又挨斗、挨打。打他的理由是说你不敢骂共产党，你就骂别人以泄私愤。骂别人，也得打！
里边关的人形形色色，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一个人叫李荣竹的人，解放时也就是六七岁，“四清”时打成地主分子。他很有能力，他控制了一个公社的领导权。他虽然不是公社的领导，但他说了算。公社的领导是他的代言人，他可以控制他，从而达到控制一个公社。说他是反革命夺权，判了他20年。到了劳改队，他还利用劳改队的队长谋取私利。他搞阴谋诡计确实很有一套。他平反出狱，后来成了企业家，办了一千多人的钢厂，终于当上了名正言顺的领导，掌上了权。
一个右派出身的人，姓戴，我给他起了外号戴鬼。他原来是邯郸地区某中学的一个物理教师。文革期间，他家徒四壁，抄家时他家啥也没有。在一个老鼠洞里发现了一张报纸，报纸上有个毛主席的像。就因为这判了他20年。一个老头，把马克思的像撕了。别人质问他，你为什么撕马克思的像？他说那个白胡子老头的像撕了就撕了，赶明儿再买几张嘛。为此说他是反革命，判了他20年。
1976年9月，一天劳动收工回来，远远地看到监狱里挂的国旗降了半旗。我猜测这是毛主席逝世的讯号。我的心里特别地高兴。回去以后，劳改队的队长带着哽咽的声音说，报告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幸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特别的乐。还有一个大师傅，在公社的食堂里做饭，毛主席逝世后，他炒了两个菜，买了一瓶酒在家喝酒，别人说他。他说哪家不死人呐？喝点酒又算啥？结果被抓起来，说毛主席逝世他幸灾乐祸，判了十年，送到了大墙之内。
毛主席逝世是中国的一个大转折，“四人帮”被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地回暖。一天晚上梦中，我梦见了母亲，她老人家还是那样慈祥，还是那身装扮，我正要前去搀扶她时，我却醒了。醒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就写了“疑是王母飘渺来，顿时热血滚滚开。喜看浩劫惊梦后，神州大地回春来。萧萧羁马伏旧枥，悠悠壮志满胸怀。天涯海角觅芳草，唯愿魂兮早归来。”的《忆母》诗。母亲梦中出现，像是一个好兆头。
1979年10月开始拨乱反正，有不少人在写申诉书。我以为这又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是共产党在骗人，先要你申诉，然后抓住你一棒子打死。后来我一看不是，有些申诉的已经释放出狱。但临到出狱了，有些人又不愿出去了。
一个姓韩的，人称韩老五，解放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在国民党部队，他孜孜以求想上军校，没上成。国军撤退，他跟着跑到绥远，又跑到大金门、小金门。后来在董其武的部下上了军校，解放时随部队起义。年审查时，被淘汰当了小学教师。“反右”中名额不够，就又把他补进去了。他成了“右派”，劳教时看房子，房子失火了，说他故意纵火，就把他判了几年徒刑。期满后回家，三间破草房艰苦度日，日子过不下去，只有慢慢的变卖生活用具，最后穷的只剩几根棍子。他就用几根棍子搭了一个三角架棚子，地震时没有压死，但穷的日子过不下去。有一天他很无聊，就去商店里闲转。他看上了一顶帽子，戴上一试正合适。他说好，这顶帽子我就要了。但身无分文，他就写了一个欠条，上说“今买到帽子一顶，价格多少钱，请商店找毛泽东去收款。”营业员拿着条子去找经理，经理说好了好了，韩老五我认识。营业员就让韩老五走了。第二天韩老五就被逮捕了，判了十年徒刑。一进监狱，发了一床被子、一身衣服、一双鞋子。他很高兴，还顺口来了两句打油诗，说：“冬发棉来夏发单，一日三餐有人管”。他在那儿劳改，力量不大也很规矩，踏踏实实干活，本本分分为人。拨乱反正时，县法院来找他谈话：“你彻底平反了，连右派的问题也都改正了，现在你可以重新回到县上去工作了！”他说你给我说这些没用，我坚决不回去。法院的人只好无奈地回去。县法院看无法给他做通思想工作，就找了一个他过去教过的、当了司法干部的学生去做工作。那学生见了他，给他谈了国家当前的政策和出去后对他的安排，他听后泪下如雨，才接受了走出监狱大门的要求。
还有一个坚决不出去，说你们怎么把我抓进来的，还把我怎么放出去？要不，你们把当年陷害我的人抓进来，一换一，我才出去！还有一个神经病的，也坚决不出，来人是把他绑出去的。王岚山平反后，他哥哥来领他，他都不认识他哥哥了。
我一看申诉平反是真的，我这才开始申诉，开始告状。
我在申诉的同时给新疆石油管理局写了一封信，我说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当年恨之入骨的田秀峰，已经重新陷入法网正在服刑。你们一定会拍手称快弹冠相庆的，但是，你们且慢，平反在即，我要重新清算当年在新疆地调处所受到的污辱和欺负……”
信，洋洋洒洒写了两三页，但寄出后石沉大海。
反革命队里大部分都是冤枉的，申诉平反成风，我也就忙起来。别人让我代写起诉书，人家边说我边写，说完了我给代写的起诉书也就写好了。一个人说你也给我写一个吧？我说你的我不写。他说为啥？我说你这个人一没有骨气，二你这个人不仗义，所以我不能给你这样的人写。别看我一天嘻嘻哈哈，但我的心里有是非标准，为人有原则，不与权势者沆瀣一气，看不上那些欺弱凌小的人，而且专爱抱打不平。
那时在劳改队里，我觉得很快乐。我一天唱歌，指桑骂槐，高谈阔论，比现在畅快得多，把一切忧愁都忘了。有人说劳改队很可怕，可对我来说当时并不是很可怕的日子。收工时，边走边唱，有时唱俄文歌，有时唱英文歌，有时唱维吾尔族歌。每月定量55斤，能吃饱。每天也有任务定额，如果真正体力所限完不成了，也不过多追究。我不惹是非，但也没人敢欺负我。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会被那些流氓无赖欺负，但他们不敢欺负我，有时候我也耍流氓，甚至比他们还流氓。劳改队也有很多阴暗面，很多伤心的事儿。
劳改队的队长找我，要让我去小卖部当负责人。我不去，我说我劳动改造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劳动改造。我想去小卖部当负责人只能偷偷摸摸吃几块糖和点心，那有啥意思。我觉得劳动还挺痛快。结果给队长造成了错觉，说我这人的劳动态度很好，视为一个榜样。后来公安部里一个搞外事的干部来招翻译，把有文化的召集到一起，还用英文说了一句“你们懂不懂英文”的话，并让每人用英文写一篇自传。我交了一张白卷，我说我把英语都忘光了。心想，我当翻译，也不走从这里往上走的路啊！在劳改队里，我还给一个钻井队设计了一种钻头，因为钻井是我的专业。
申诉状交上去没多长时间，我就被释放了。
日，我重返乌市找到石油局，要求给我平反。当大部冤假事件都搞清楚给我平反之后，我又要求弄清楚工资问题。山东人谷正先费尽心机从旧档案堆里找到一张处分决定，内容是在劳教前夕，准备对我实行行政处分的决定书。因为这个决定书无法把我置于死地，也就没有执行。谷正先对我声色俱厉地说，给你平反已经不错了，如今你又计较工资，简直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反问道，你们打了又罚，罚了又打，如今又要鞭尸三百，这是哪一家的政策？谷正先忿忿不语，无言以对。几天之后，我找到了几件有力的人证物证后，才解决了我的工资问题。
在等待落实政策期间，石油局同法国物理公司联合搞地质勘探，为了培训工作骨干，要我为地调处办外语培训班。办外语培训班时，我每天教、练、说，辅导达八九个课时，相当于一个大学教师两三个人的工作量。当时，我住在一间杂乱的宿舍中，有的人为此还幸灾乐祸，说田秀峰是劳改犯，今天在立功赎罪，求得宽恕。听到这话，本来想同他公开理论，后来因为没有那个闲功夫，也就不了了之。
平反后，我先搞了三年外文翻译，我懂英，俄，日三国的语言文字，但这牙齿不行了，说俄文跑风不标准。我的语文能力很强，记忆力很强，但动作很笨，四肢很笨。后来又要我去地调处中学当校长。在地调处中学期间，我本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任劳任怨地工作，包括招聘教师、组织教学、财务监督等等，无事不在，事必躬亲，以培育人才为己任，从而使学校大有起色，获得教育局、家长乃至社会的肯定和好评。
在中学期间，兴办了一个校办工厂，由于获益甚大，从而节外生枝地引起了祸根。依我的意见，在工厂利润的分配上，要按劳分配或扶贫济困、奖励对教学有贡献的教师。副校长楚天舒和书记袁修宏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们主张给学校的领导人定期发送红包。我对此严词拒绝，后来地调处党委监委也知道了此事，从而引起了他俩的打击报复之心，勾结流氓教师对我实行人身陷害。对这个事儿，我深感可耻、可悲、可恶，决定辞掉地调处中学校长的职务到石油学院去教书。
我找到了石油局党委书记兼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和石油学院的院长张毅，他是我在北洋大学时的同学，相见之后，他对我不予理睬。当时他正在下象棋，我等了一个小时，他下完了三盘棋时，才无精打采地说：“你有什么事？你平反了，你能干啥？你教大学？你教不了大学啊！你连助教都当不了，你只能进老改队呃！
按情理说，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重逢后应该倍加亲切和热情，他对我如此冷淡实出我的想象，尤其令我感到愤怒的是，他剧然对我进行恶毒的挖苦和讽刺。我知道他是在调笑我，但我强忍着没有痛骂他，也只是不冷不热地说，我进劳改队了还能当翻译，你能当吗？我劳改了，我还能在大学里教课，你能吗？我又说，我不是三青团和伪官吏的后代，尤其不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然无资格与你交往，但是你对我的謑落，我绝不能容忍。你这个夹着尾巴的低能儿，你通过溜须拍马爬到了这个官位，可以决定石油工人的命运，你以为你如此岐视我是你的光荣和骄傲吗？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你的浅见、无知、无耻和冷酷无情！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倒像是一个街头卖艺的市侩。我无权同你攀比，我不曾同有夫之妇勾合，并使其夫妇双双鸡犬升天，凌驾人民之上；我更无权把一个河南戏子虎美容认作干女儿，并为其购买原油数吨！接着我用俄语讲了一句，再见吧，看你有没有脸再见到其他的老同学！
在石油学院里教课，有些课程我自己也不太懂，但是我能根据逻辑推理，根据资料很连续、很通畅的讲完，毕竟原来在清华大学学的知识根底还在。1985年，学院党委书记公开说，“田秀峰要不入党，就没有合格的共产党党员了”。他这话是公开邀请我入党，当时我的脑子一热，又成了共产党的党员。这期间，我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八五年被评为市级劳模和模范党员，以后又两次被评为市级优秀知识分子。
1989年，塔里木油田邀我去油田主办“石油平台经理”“钻井监督”培训班。教员都是来自各石油大学的教授和讲师，此时，我的技术水平已经大有提高，可以在讲台上夸夸其谈，滴水不漏地讲述钻井技术，由于我讲话流利逻辑性强，教学认真负责，学员们都说收获非常大。后来油田领导决定聘我为顾问，但被我婉转地拒绝了。
1992年退休，本来想从事写作，因为阴差阳错，没有写作。在北京某外企找了份工作，当时工资拿得很高，包干制，仅出差费每天就280元。干了两年挣了点钱，做生意不适合又回到乌鲁木齐。在石油学院的专家小组干了两年，广州的一个公司招聘，又干了三四年。最后不想干了，他们就给我按退休处理，每月给五百元象征性的退休金，直到现在还发着呐。董事长姓黄，是英籍的中国人，很讲人性的。
我现在是石油上的元老，我在石油上是被歧视的，成了被欺侮的对象。我一生不得志，受人歧视，我现在的精神是不正常的，心态也是不正常的，我受了一生的政治迫害。我要是还年轻的话，想学哲学，四十年以前我写东西，下笔成行，洋洋万言，不假思索，当时，我自信写文章的能力要远远超过一般的文科毕业生，虽然是学工的，也比一般的中学语文老师要强。我写一些白话文的抒情文，我写打官司的诉状，说理的辩论，对世态的诅咒和谩骂，还比较能写一点。我喜欢楚辞汉赋，喜欢鲁迅鞭挞黑暗的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说得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他可以这样说，而我呢？我只能是“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而这一切的责任在谁呢？种子不发芽，与土壤、与气候、与温度能没有关系吗？
自从受过打击后，特别是这两年，得过脑血栓、长期失眠，现在是记忆力衰退，但思维逻辑还没有混乱。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还是正常的，但是提笔忘字，连一般的常用字也不会写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废人，时光不能倒流，我只能空留遗恨。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走路是我的重要活动之一，生活不修边幅，脏乱差已经到位了。我随时头晕，早上还清醒一点。所以，哪一天我还想找找罗绍文，看用什么办法弥补一下！
今天呐，你从天而降，从你的《溅离杯子的一滴水》这本书来看，你是一个正直的、诚实的、有良知的人，不是骗子、不是社会上到处招摇撞骗想利用这一鸣惊人，甚至对我有所伤害的那种文人。我只能简略地粗糙地把我的人生大致叙述一遍，我想说的话，要写下来的话，也有几十万字了。我想好了题目，就叫《唐吉诃德先生新传》。我甚至想好了开题的形式：
八月，秋高气爽，气候宜人，笔者闲在公园游走，见公园长椅上静坐一位年纪苍苍的老者。他口中念念有词，细听之下，原来他正在背诵《诗经》：“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菲菲，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笔者近前恭问：“老人家今年高寿？”答曰：“八十有三，老朽矣！”说罢，稍停，又自曰道：“人生如梦，转眼归西之时在即，孑孑一人独自伶仃！”笔者再曰：“老人家年轻之时一定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吧？”老者答曰：“余青年时代，酷爱读书，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天文地理，诸子百家，哲学历史无所不闻；时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多才多艺，饱读马列，胸怀壮志，欲为人民建立功勋伟业；何奈逢时代浮荡极左乱世，世事人事秉性，天定运命坎坷，屡入樊笼几遭灭顶；人如蝼蚁，无力回天，浑浑噩噩，性命苟全；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重演，面对冷酷的现实，只是无限的悲凉和忧伤！”
说罢，老人一声长叹。
片刻过后，老者又自说自话起来：“‘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能因一生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能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而我呢？正好与其相反，一生颠沛流离，饱受人间磨难，几度生死，几度大难，生命的黄金时代都留在了牢狱之中。命运多蹇，宝贵年华，完全付诸东流，时也？运也？命也？这一系列的苦难历程，究竟要由谁来承担？我欲把那个社会、那个社会中的人、那个社会中的我之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语与于人，昭告于世，望沉梦之世省思，冀警示于人。”
2013年6月、10月又改
1：董破晓于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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