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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军时拾史事
　　2016里约奥运会刚刚落下帷幕，但最后居然被东京奥运会抢（马里奥）占了风头，这不是日本第一次办奥运了，第一次办奥运的时候......
　　著名匠人铃木竟“羞愤而死”，更有1000多人成为东京混乱的奥运工程的殉葬品。为了首次办奥运，全日本几乎疯掉了。
　　关于那年的东京奥运会，多数人知道的或许只有一个细节――开幕式结束后74000多人散场，看台上竟没有一点杂物和纸屑。可你应该知道更多。
　　我曾在东京采访了十几天，查阅了大量资料。下面要讲的，是日本从癫狂到康复的故事，可惜它只是别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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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军拍摄的东京奥运主体育场
　　“二战”战败之后，日本在国际上长期被孤立、被疏离。国际奥委会甚至一度将日本排除在奥林匹克运动之外。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舔舐伤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到了19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开始复苏，\白电视、洗衣机、冰箱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家庭，它们在日本被称为“三种神器”，类似于中国当年的“三大件”。
　　经济的复苏，让日本人洗刷战争耻辱、重回国际社会的愿望变得迫切起来。他们很自然地瞄准了奥运举办权。在申办第17届奥运会输给罗马后，东京的决心反倒更为坚决了（很像输给悉尼之后的北京），大有不惜代价、务求成功的气势。
　　我查到了日东京都议会通过申奥议案的决议，摘录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政府方面在奥运上的诉求――
　　“独立之日本，为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再出发，让世界了解热爱和平的体育文化……为作为国际信义的友爱做出贡献。”
　　战争与和平，政治与经济，光荣与梦想，1964年东京奥运会负载着太多的宏大命题，开始了当时奥运史上最昂贵、最奢侈的筹备。
　　“亢奋”的东京
　　我曾问几个在北京生活或逗留过的韩国人、日本人，承办奥运会时期的汉城（今首尔）和东京，是怎样的景象？他们的回答是：和奥运前的北京差不多。
　　他们的意思很明白，这几座城市对举办奥运有着近似的狂热，而剧烈变化着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带有几分野性。
　　年间，假如你到访东京，会为眼前的场景惊骇不已。东京市内的许多主干道上，竟挖出10000多个大坑，为的是修建高架路桥，计有7000多栋房屋、50000多名市民因奥运工程拆迁。城市里到处沟壑纵横，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竟使1000多人丧生。
　　日本作家开高建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时的东京没天没水，只有头顶的钢筋和脚下黑色的废墟。”去奥运工地劳动者的住处看一看，条件之艰苦让人寒心，生活空间阴暗拥挤，肮脏破败，空气中弥漫着屎尿的味道。
　　把今日的东京轨道交通图竖起来，也许会有蜘蛛本能地爬上去。它是如此密集，承担起这座城市八成以上的交通任务。而奥运周期是轨道交通被突击建设的阶段，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也自此成为东京的方向。
　　新干线在奥运前抢完工期 （资料图）
　　此外，首都高速公路网一期工程、连接东京和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承担国际航空的成田机场、标志性的东京电视塔，都在奥运周期内建成，而且大多是抢工期、突击完成。其中新干线1964年7月底竣工后试运行，其间多次出现脱轨等事故，终于赶在奥运会开幕前9天正式开通。
　　因为城市人口急速增长，年间，东京出现了严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时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社会矛盾凸显。后来，政府逐渐意识到过大的都市面临许多问题，开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物价上扬，房价高企，东京处于非正常的亢奋状态。
　　“能赚钱”的奥林匹克
　　东京都政府当初为了说服民众支持申奥，提出的口号是“奥林匹克能赚钱”。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宣称承办奥运会预计要投入200亿日元，而收益可达到270亿。最后的实际情况，却是奥运游客不足预期的一半，整个奥运经济账也是明显的入不敷出。
　　其实，那时候让民众支持奥运，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但受浓重的东方国家主义影响，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传统，人们认为理应为国家的重大事务做出奉献，及至个人牺牲。为了“国家大事”，一度1964年前半年还很激烈的学生运动，在奥运开始前自动停息。
　　原北京电视台记者徐春昕曾做过东京奥运寻访，日本受访者向她描述当时的社会热情：每一个居民委员会要开会，每一个学校要训话，专门讲述奥运的意义；每一个有特长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每一个公司都要鼓励职工参与奥运会的工作。
　　申奥时，日本媒体提及东京的优势，总结为“700万都民（指东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举国一致之体制”。其实并非虚言。
　　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火炬台 （资料图）
　　每年的10月，东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铸造工匠铃木文吾都要专程赶到东京，到国立竞技场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为铸造火炬台献出生命的父亲铃木万之助。
　　铃木家族是日本铸造方面的名匠，负责铸造奥运火炬台。在盛会还有三周就将开幕的时候，模具在浇注过程中破裂，看上去这个无比重要和神圣的任务已无法完成。68岁的铃木万之助羞愤难当，心力交悴，三天后就命赴黄泉，其子铃木文吾继续着父亲未竟的工作，巨大压力下的铃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败，不但我家族永难翻身，而且故乡都将为此蒙羞。若有失败之日，我将切腹谢罪。”
　　赶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迹般地铸造成功。铃木文吾后来曾说：“我的生活很贫苦，但这又怎样，毕竟一件留给将来的东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当时看来，把这项工作与人的生命相联系是难以理解的，而铃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却成为与奥运有关的一段佳话。
　　普通人的狂热体现在售票处门口。为买奥运比赛门票，许多人扛着行李赶到售票处，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日，中央邮局发售1000枚奥运纪念币，门前排起了6000人的长龙。
　　为了观看家门口的奥运会，相当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电视机，或者把黑白电视换成彩电，1960年，日本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为54.5%，到举办奥运的1964年，这一数字飙升到93.5%。
　　东京奥运大秀和风 （资料图）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忆说：“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二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民众热情的最高潮，无疑属于女排决赛。据NHK电视台的记载，那场比赛的瞬间最高收视率竟达到85%，比后来轰动日本的“红白歌会”更高。当日本女排最终取胜，有媒体评论说：本届奥运会在今天（10月23日）开幕，也在今天闭幕。
　　那场历史性的女排决赛，并不是以一个完美的细节收场，最后一个球的争夺中，苏联队员被判触网，日本姑娘不战而胜。裁判哨声吹响，日本队员和亿万观众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识到伟大时刻来临，举国狂欢释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后，女排题材的体育传奇移植到中国人身上，成为他们的民族强心剂，被强调的主题词同样是“拼搏”，这算不算东方式的巧合？
　　为了奥运一切都值得？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个镜头，感动了无数日本人。当运动员们以很自由的方式集体入场，一些兴奋的外国运动员把日本代表团的女棋手福井抬起来，绕场一周。《20世纪日本》一书这样评价这一细节的意义：“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场景让日本民众相信，他们为奥运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都曾给奥运抹上过分浓烈的政治色彩。像所有国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举办国一样，日本争办奥运会，也是一种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称之为“粉饰太平”）。回望1964年东京奥运会，不得不承认，这项“形象工程”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飞机在开幕式上空做的五环 (资料图)
　　当年的日本报纸，有的把1964年称为日本的“国际化元年”，有的把奥运会闭幕时刻称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确实是日本重回国际社会的标志性的年份。除了承办奥运会，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发生――这一年，日本加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随着门户大开，日本人的生活也开始更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化。
　　新井一二三说，直到1950年代末，东京人的家庭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被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1966年，“披头士”乐队首次访问日本也被视为标志性事件，西方生活方式开始深入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反映当年世情的记录片里，街上的年轻人出现了怪异的“莫西干”发型，甚至一些学生夜不归宿的现象也成了社会问题。
　　日本的经济崛起
　　让我们延续一下“三种神器”的故事――到了东京奥运会之后，国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彩色电视、窗型冷气机、汽车非常普及，成为新“三种神器”。报纸上满眼都是汽车广告，鼓动日本国民赶快进入“My car”时代。
　　年间，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超过了10%，史称“奥林匹克景气”。不过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繁荣。从1954年至1970年，日本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和“伊奘诺景气”。奥运投资过热导致1965年出现半年左右的萧条期，随后又进入高速路。
　　日本的“北京奥运支持会”是一个以经济学家为主组成的民间组织，其理事长冢大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单从经济数据上分析，举办奥运会对日本经济崛起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身处战败阴影中的国家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城市而言，奥运会带给了战后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动力”。
　　日本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它没有造成悬殊的贫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说：“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
　　奥运“兴奋剂”
　　奥运会带来的全球性的游戏规则，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一大批日本企业自此走向世界。如今的日本，差不多成了世界上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度，被称为日本奥运大叔的山田直稔老人说，日本的传统文化是不鼓励竞争的，经历了奥运，好像竞争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我本人不喜欢竞争，为什么要那么大压力呢，大家开心就好。”但是，82岁的老人的态度有时略显矛盾，“日本现在在体育上不爱竞争了，没有进取心了，”这又是他不喜欢的。
　　所谓的“缺乏进取心”，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在追求体育的另一种境界。
　　1964年，日本在本土奥运会上奇迹般地获得16枚金牌，金牌数位列第三。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继续追逐“奥运争光”一类的梦想，而是借此完成了向大众体育的优雅转身。
　　对奥运的巨大关注也唤醒了普通人的体育热情。1957年，日本男性的体育参与率只有23％，奥运会后的196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为45％。而多数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妇女，是体育热的更重要的推动者。
　　奥运会后，日本盛行“妈妈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妈妈桑们钟爱，中国的许多退役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谋生，都以陪妈妈桑们打球为主业。
　　小野乔堪称当年日本的体操王子，曾获得过五枚奥运金牌，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作为运动员代表进行了宣誓。奥运会之后，他和妻子小野清子告别竞技体育，于1965年开办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众的体育俱乐部。渐渐地，大众化的运动俱乐部风靡日本，到1994年，这类俱乐部竟多达37万以上。
　　大众体育兴起的同时，竞技体育也在被重新审视。
　　日，27岁的马拉松运动员圆谷幸吉在家中割颈自尽，他留下的遗书中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胜利者，但我太累了。”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圆谷幸吉并不被人看好，却凭借超强的意志搏到一枚铜牌，其冲过终点后痛苦得满地翻滚的场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隐忍、执著的品质，圆谷成了那届奥运会的英雄。
　　不甘心铜牌，一定要为日本夺金，舆论在切盼，圆谷本人也不断自我施压。他一直进行着魔鬼式的、不尽科学的训练，伤病也随之增加。实力所限加之伤病之虞，让圆谷幸吉自感1968年奥运夺冠的梦想有点遥不可及，“英雄”终于精神崩溃。
　　当时日本体育的成绩主要由陆上自卫队支撑，圆谷幸吉也是一位自卫队选手，严酷的自卫队“强化选手训练”制度是竞技体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认为是杀死圆谷幸吉的祸首。这种体制类似于中国的所谓“专业体育”体制，当年《每日新闻》的体育记者冈野对那种训练并不陌生：“自卫队的训练方式和外界那种自由宽松的训练环境是不一样的。不管队员压力是否太大，不管身体状况是否承受得起，都要进行艰苦训练。”
　　圆谷自杀事件让日本人大为震惊，各大媒体上，开始对锦标主义、奥运战略进行反思，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声音是，日本正“忘记体育的原点”。《朝日新闻》的评论是“无视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中的狭隘民族主义，痛斥锦标主义对人性的戕害。
　　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名古屋申奥的运动。当名古屋市提出申奥，意外招致民众激烈反对，舆论普遍认为，应该把财政经费用于大众体育而非少数运动精英。
　　大阪也曾与北京一起竞逐2008年奥运会承办权，不过与名古屋那次申办一样，国内民众“动员力不足”，反对声浪巨大。虽然长野也曾在1998年举办冬奥会，但留给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仅仅是“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
　　我在2008年采访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这位运动员出身的政客在推动东京申奥，但民众低迷的热情让他很沮丧。在他之后，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最终成功。这次民众的支持率略有上升（勉强超过了七成），或许与日本在亚洲的“失落”不无关系，但是，1964年的狂热再也不会重现了。
　　奥运这支兴奋剂，对政客永远是好东西，就看民众怎么选择。
　　（本文转自公众号：手抄报，作者关军，首发于美国《体育画报》中文版，部分资料借鉴了《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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