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十年祭：被评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坚守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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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启功十年祭：被评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坚守者(图)
启功与恩师陈垣 　　6月30日，是启功先生 忌日。他离开我们十年了。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画编辑室”改为“《启功全集》编辑室”，李强是这里不变的主任。那时他想，在启功去世的最初十年里，曾经深得启功教诲的人不做点什么，那么十年后真的有可能就没人再提启功了。李强是有这种自觉的，他愿意将启功没有被社会化的东西社会化。他说：“社会化后，大家就记住了。好比私人硬盘里的东西扔到公共硬盘，扔到云硬盘里了。云硬盘大家来回拷，想彻底删除就难了。” 　　十年过去了，虽然20卷《启功全集》已于2012年出齐，但李强依旧沉浸在启功给予他的生命温暖里，忙出版，忙画展，忙电影，忙西城区文委想做的“启功书院”。 　　实际上，“启功门前牛马走”成了李强的人生理想已经很多年。他告诉笔者：“孔子比启功伟大，但是孔子的背影太遥远，太模糊，我够不着。而启功，是我身边的大儒。我怎么可以不虔诚地匍匐在他门前学习并传播他的精神呢？” 　　“傍大师” 　　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1981年，李强从西安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他的一位长辈说：“哎呀，你可以见到启功了？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一年后的1982年，李强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北师大八十年校庆时，启功写了几幅字，李强和同学们拿去装饰校园，他们把启功写在宣纸上的字，直接用糨糊贴到墙上。多年后他对笔者说：“那时候也不知道保存，现在想想才知道可惜呀！” 　　1983年，李强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社团协会会刊》美术编辑，《会刊》封底有两行字――封面题字：启功；封面设计：李强。自己的名字和启功印在一起，让李强确实高兴了一阵。1984年、1985年，他给出版社设计封面，名字就经常和启功的名字并在一起。他说：“现在大家‘傍大款’，我从来就是‘傍大师’的人。” 　　1985年，李强毕业留校在《师大周报》工作。那时，随着启功影响的逐渐扩大，学校计划专门为启功设一个秘书。启功知道后否定了。他说：“我耽误不起年轻人。他给我当秘书，不是把他的事情给误了？”于是，教育部、文化部要字，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就担当起直接与启功打交道的任务。侯刚去启功家里拿一幅字，要送给日本人，而他就想留个资料，怎么留呢？他就去《师大周报》找李强或别的同事：“你们谁能给我照一下？” 　　李强们给侯刚照了，把底片给他，启功送出去的字就在侯刚手里有了一份底儿。后来，校长办公室有了复印机，侯刚就用复印机留底了。李强说：“复印件虽然效果差，但起码样子留了下来，相当于拓片。拓片是黑底白字，复印件是白底黑字。” 　　到启功更加红火的时候，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李强受出版社委派，去找启功：“出版社要成立一个编辑室，为您做书，叫‘启功书画编辑室’，您觉得怎么样？” 　　启功说：“不要用我的名字。” 　　李强说：“那就叫‘书画编辑室’如何？” 　　启功说：“行。” 　　书画编辑室成立了，李强做了编辑室主任。不久有位先生找到李强，要求出版他自己的书画。李强说：“我们这里只做启功先生的书画。” 　　十年 　　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书画编辑室先将启功36种《坚净居丛帖》刊行了。2004年，启功92岁生日，李强编辑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韵语集》《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等。 　　有一次，李强和启功聊天，他问：“为什么书法史上的大事小事，你都这么清楚？” 　　启功说：“有些事情是我和你都了解的，比如书法史上王羲之的事情，本来就没多少，他也没什么专著。但是有没有你不知道，我知道的？有。但是没多少，我告诉你，你不是就知道了？”紧接着，启功更加坚定地说：“有一些事情是你在追寻，而我也不知道的。但是，我还告诉你，这事谁都不知道！” 　　李强后来反复琢磨启功的话，他觉得这不是表达无知，是表达做人。世界上冒充导师的骗子太多了，启功把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换了一种说法。李强说：“有些人攒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成了博士生导师，就总是想教训人，总要说别人对与不对。因为见识少，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自信。见识多了，就不会有这种自信了。” 　　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定编辑《启功全集》。随即，师大出版社成立《启功全集》编辑部，最恰当的主任人选当然是李强。 　　“牛马走”的姿态，在启功去世后，李强保持得更加虔诚。他在侯刚、启功家人章景怀和启功学生们强有力的支持下，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第一，编辑《启功全集》。启功健在的时候，曾有人劝他印《全集》，启功在诗里说：“或劝印《全集》，答曰殊不妥。”李强在做启功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自我解嘲曰：“作家、学者亲手编辑自己的《全集》可能不妥，但您老人家走了，剩下的事情我们办，也不算是违背您的意志吧？”从40岁做到50岁，李强做得紧张而有乐趣。他甚至跑到汇文中学搜寻少年启功的资料，居然找到一份启功同学写的作文《启功印象记》。那时启功19岁，在同学眼里“天资聪颖，嘴上不饶人”。 　　第二，搜集启功的诗。启功曾给大家讲，郑板桥编好自己的诗集后说：“谁要在我死后，把别的诗编入这个集子，我就变厉鬼击其脑。”说罢，启功开玩笑说：“谁要把别的诗编入我的诗集，我也变厉鬼敲他的脑袋。”启功在世，编定的诗集有三部，分别是《韵语集》《赘语集》《絮语集》。李强把三本合为一本，以《启功韵语集》出版，其中诗歌一共八百七十多首。李强说：“紧接着我们编委会又搜集了他的八百多首诗，叫《集外集》。” 　　李强是编委会主任，他不怕启功变成厉鬼敲脑袋，因为李强在启功家里搜出来一本启功编好而没有出版的诗集，是启功搜集的郑板桥诗集以外的诗，叫《击脑集》。李强说：“郑板桥怎么说的呀？启功你怎么做的呀？你还至于击我的脑袋吗？所以，我不怕。” 　　有一阵子，李强真梦到启功。他醒来盘算：“启功在击我脑袋？没有吧？” 　　晦、吉、否、泰 　　“迟来的春天”缘于他的坚守 　　人常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说“遇贵人犯小人”。经常把启功作为思考对象，李强认为两句俗话的哲学意味在启功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他把启功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用“晦”、“吉”、“否”、“泰”来概括。 　　启功1912年出生，到1933年的这21年里，李强给出的是“晦”字。启功本是皇族，他出生时四世同堂大户堂皇，一年后，父亲先去世了；十岁，祖爷爷去世，不到一年，爷爷去世。家里就剩母亲、姑姑和启功。孤儿寡母实在活不下去了，他祖爷爷的两位门生出2000块银元买了一笔公债，启功家每月去领30块钱大洋，领了八年。这第一段算家破人亡，倒霉到头了。 　　1933年进辅仁大学到1952年，近20年里启功顺风顺水，李强给出的是“吉”字。李强说：“启功从一个一般小子成了北京少有的副教授。1952年才40岁，已经副教授好几年了。启功走的是家学的路，连个高中毕业证都没有，一进辅仁大学，身边都是大学问家，他压力很大，可也进步很快。环境自由，校长陈垣又特别赏识他，待他挺好。” 　　从1952年到1978年，这是启功人生第三阶段，李强给出的是“否（pi）”字。这20多年里，启功从带着金丝眼镜，戴着礼帽，穿着貂皮领子大衣的民国高级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共和国大学里穿破棉袄的“臭老九”。李强说：“首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被瓦解了，‘反右’，启功被定成‘右派’。‘文革’拖泥带水没有好日子过。”1957年，母亲和姑姑死了。1975年，老伴也死了。他没有子女，这时便成了孤家寡人，绝望中的启功可能想到了死，于是写下非常有名的《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一时期的启功实在可怜，手里头缺钱，仅仅靠眼力攒了几块砚，也索性捐出去了。 　　1978年到2005年，在社会上名声日隆，启功叫做“迟来的春天”，而李强给出一个“泰”字。为什么春天会降临到启功头上？李强说：“启功出生时清朝结束，民国建立。到2005年去世，他几乎跨过了整个20世纪。这一个世纪里，启功是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水流过来的，没有拐弯，没有挣扎。而更多的人‘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寻找新的价值去了。因为左转的势力太大了，所以坚持着的启功就很狼狈。但是，到了21世纪初，曾在20世纪左转的那些人又都转回来了。大家突然发现，启功根本就没动。说他保守可以，但他的价值没变，只是别人又回来了。”李强说得有点激动，他强调：“启功的价值不是他发现了过去我们没有发现的精神和价值，而是他坚守了我们传统的精神和价值。” 　　镜子 　　他体会到很多我们不懂的快乐 　　李强一直觉得奇怪，早于启功出生的人全都向西方学习了，启功居然彻头彻尾守着个传统。他比老师陈垣晚生30多年，但恨不得有一些做派比陈垣还老。不过，陈垣教启功做学问要“竭泽而渔”，倒真是帮助到了启功。这种方法就是把所有可能性举一遍，以证明没有例外。这说明启功受到现代科学影响，很有理性精神。比如关于语法，启功说：用英国人的语法套用到中国文学，不合适，这也不算了不起的学问。主谓宾定状补？启功说：唐诗里的“红远结飞楼”，这个语法结构你帮我分析分析？启功举出例外，说明那个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启功晚年是“无我之我”。李强说：“启功1978年说要死了，结果没死。活过来后他有吃有喝有钱有美女有地位，但哪一个对他有用处？吃点冰淇淋，还要拿开水涮涮，倒进嘴里头。睡的地方，就一个破架子床。无论多么漂亮的姑娘，他还能有什么想法？而再大的官位，对他不都是虚的吗？” 　　所以，启功只有更加社会化――把自己贡献给社会――才有意义。于是，李强帮着启功把琐碎的事情收拾收拾。他在启功家里搜出一张条子，上面有启功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如果用书法很漂亮地抄出来，就成作品了。但写完扔到一边没抄，很有可能丢失。李强把它理出来印到书上，从此这首诗就丢不了了。 　　做了十年，李强不但完成了目标，还超额完成了目标。他说：“我坚定地认为，咱们国家或者整个社会，太缺乏对人的价值认定了。现在很流行的观点是，钱很重要，马上享受很重要。你问我，‘这些重要不重要？’我说，‘重要。’但再问，‘有没有更重要的？’我的回答是，‘一定有。’如果十个人里头，只有两个人认为没有了，我觉得没事。五个人认为除了吃喝人生就没有意义了，而另外五个人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这也算好。但是，如果十个人里九个人甚至十个人全都觉得除了吃喝人生就没有别的意义了，那么，启功就成了一面镜子。启功发现了很多我们根本没有发现的价值；启功体会了很多文化的快乐，而成天贪污很多钱的人根本没有体会……” 　　李强说，启功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坚守者，坚守了一个世纪。20卷的《启功全集》，李强认为普通读者应该先从《启功口述历史》读起。作为责任编辑，李强头一遍看完觉得自己读懂了。但是，过些年再看，又发现了未曾发现的真谛。他说：“启先生真是文章大家，说话绕了多少圈子？一抖，跟提毛笔一样，一甩，劲儿就出来了。启先生的字为什么好看？就是那种轻盈的绵柔里藏着的硬硬的骨感……” 　　本版文并供图/刘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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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启功的文化价值(图)_藏界人物_新浪收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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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的文化价值(图)
行书苏东坡诗句
行书苏东坡诗一首 　　本版作品均为　银座美术馆藏品
行书白石道人诗
　　灿烂的中国文化史培育出无数的明星，他们有的光照一代，有的“各领风骚数百年”，有的甚至光耀千古，如上古的孔子和中古的苏东坡。进步，无疑是文化发展的潮流，“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事必然造就现当代新的文化大师。启功先生就是其中的翘楚，而且是一位“不世出”或曰“间世”的翘楚――亦即不是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人物都能成就的领军人物。古人评价文化大师常用“道德、文章”为标准。但我以为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人固然伟大，但未见得都可亲可爱，要成为一个完美的文化大师还须有“性情”，启先生恰恰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
　　所谓“文章”是指广义的学术或艺术水平，这当然是成为文化大师的基本标准。如果一个人能在学术或艺术领域中专精一项，或兼擅一两项，已属难得。启先生不但能横跨学术与艺术两大领域，将学术艺术化与艺术学术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这两大领域中又兼擅数项，并能达到顶级水平，堪称全能、全才之大师，故尤为难得。
　　就艺术领域而言，众所周知启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书画家。就实际情况而言，启先生的书名要远高于画名。然而启先生从小立志要当的却是画家，故青少年时于绘画用力甚勤；加之先后拜书画名家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并深受号称“南张北溥”的溥心及溥雪斋等大师的亲传，故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享誉画坛，常有多幅作品同时出现在全国性的画展上。据启先生的友人王静芝先生所云，当时两张启功可以换一张董其昌足见其声誉之高。启先生学画从临摹入手，恪守传统，接续了水墨画的正脉，延续了文人画的精神，笔触精微，一丝不苟，尤喜元四家及清四王的作品，尽得其画理之精髓、笔墨之灵趣及皴染之技法，风格空灵雅洁、澄澈明快，深具“兰飘竹撇写离骚”的诗意。在恪守传统的基础上启先生也有创新，如对色彩的大胆使用，竟与西方之印象画派有某些暗合之处。也许真的是“文章憎命达”，1957年启先生竟“莫须有”地在他一手参与策划的画院被打成“右派”，这对他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从此决心封笔不画。只有到“文革”后期之后才技痒难收，偶拾零纸，小泼丹青。但那时他已被“书债”所累，故很难重回巅峰。如果没有那场噩梦，谁敢说启先生的绘画不会和他的书法一样辉煌？
　　但也许又应了另一句古训：“天道酬勤”，当绘画生涯遭到摧残时，他的书法成就却方兴未艾，蒸蒸日上，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达到如日中天的高峰，世人称为“启体”，即在多方吸纳传统书法的成就上，自辟蹊径，独创一格。其风骨恰如翩翩美少年，风发激越，策马扬鞭于柳陌花衢；其闲雅恰如文人雅士，轻裘缓带，促膝于几榻，转见风采；不衫不履，相聚于山林，尽得倜傥；其潇洒恰如《论语》所云：“春服既成，浴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高华恰如稼轩咏山之譬喻：“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期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总之，他的书法与其绘画一样，都坚守了它们应具有的美学原则――雅俗共赏之美，赏心悦目之美，深具文人才情的气质和书卷的文化内涵。这在浮躁气充斥书坛画界，出现大量以标新立异、粗头乱服、东倒西歪、以怪为美甚至以丑为美的当今尤具拨乱反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并将对中国书法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启先生还是一个卓越的书法理论家，提出很多诸如“师笔不师刀”，最佳的结字当符合“黄金分割”等命题，都堪称不刊之论。难怪书法界很多人都称启先生的书法成就可以跨越明代的董其昌直接元代的赵孟\，堪称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书法大师。
　　而最能体现将书画艺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在书画领域将艺术学术化、学术艺术化的是启先生的书画鉴定成就。启先生常自称平生用力最勤的也在此。他的书画鉴定有很多一般鉴定家不可企及处。首先是经眼广，从十几岁起就随贾羲民先生“泡”在故宫的书画馆，聆听专家的指点；30多岁就担任故宫专门委员，负责书画鉴定；解放后又入文物局，继续搞书画鉴定；尤其是“文革”后，先后任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一生经眼的古书画当以十万计。而启先生天资聪颖，凡一经眼，即过目不忘。二是以书画艺术家的身份进行书画鉴定。他对古代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着色以至笔墨特征皆了如指掌，不像有的人或只会创作却不懂理论，或懂些理论却不会创作，启先生有两手，且两手都过硬。三是兼以学者的身份搞鉴定，即不仅靠眼力，还能靠学力，能从墨迹之外，诸如称谓、避讳、背景、史料等发现很多一般鉴定家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是将艺术学术化最典型的体现，也是他能独树一帜居于当代鉴定大师前列的重要原因。
　　在充分肯定启先生书画艺术的文化价值时，更应强调的是启先生首先是一个学者，他在学术领域具有更深远的文化意义。启先生是一位全能的学者，他兼擅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小学(包括文字、训诂、音韵等诸学)、红学、敦煌学、佛学、民俗学，以至对小说、占卜、三教九流之学皆有广泛的涉猎。换言之，今日之学术分科完全不适用于他，他是一个“大杂家”，他也欣然以此自诩。他的古典文学、文献学、考据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中华书局四卷本的《启功丛稿》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启功讲学录》及三联书店的《论书绝句》一百首中，其中像《急就篇传本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考》《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等书画考辨文章，《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谈诗书画的关系》《南朝诗中的次韵问题》《说八股》及《讲学录》中的《论文学》《论学术思想》《论古籍整理》 等论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的文章都是见地深刻、在相关的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的《清史稿》(与人合作)一书，解决了很多长期难以解决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名及其他疑难问题。他的小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文物出版社的《古代字体论稿》、中华书局的《诗文声律论稿》、商务印书馆的《汉语现象论丛》等专著中。《古代字体论稿》将文字学、文字史与书法学、书法史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属兼顾这两个领域的开山之作，也是将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诗文声律论稿》不但将复杂的诗词格律简明化，而且将声律现象引申到古“文”中，更是在王力系统外另树殊途同归的又一学派。他的红学成就主要体现在《红楼梦》注释及几篇《红楼梦》的论文(包括对民俗的考辨)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程乙本”，原想请俞平伯先生作注，但俞先生推荐了启先生。可以说解放后读者所读的大多都是启先生所注的《红楼梦》，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标出注释者，有的没标出注释者而已，这对推广普及《红楼梦》贡献甚大。他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与几位学者合作编著的《敦煌变文集》中。启先生小时曾正式皈依喇嘛教，法号“察格多尔札布”，故深通佛学，并将其智慧运用到学、艺之中。启先生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继承了乾嘉学派及后来的章黄学派的传统，特重文献的搜集与考证，言必有据，绝不做空头文章。这主要受益于恩师陈垣校长。他在纪念恩师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曾叙述道：“老师常说在准备材料阶段，要‘竭泽而渔’，意思即是要不漏掉每一条材料。”上述的那些书画论文都是这种学风的代表作。
　　二是独出机杼、别具只眼，充满了“启氏”智慧，道别人所未道或不能道。如论中国诗歌发展史曰：“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短短的四句话真胜过一部诗歌史纲。又如论史学观曰：“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I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史识之高令人顿悟。又如论汉语词序排列的灵活性曰：“大漠孤烟直”五字，可组成十种句式，如果给它们各配上一个相关的诗句作背景，则其中的九种都可讲通。真乃匪夷所思的才人之论。再如论汉语声律学曰：诗人王仲宣为何喜欢驴，魏文帝又为何让吊者“各作一声以送之”？盖驴叫有四声也，并当众亲自模仿，闻者无不大笑，大笑之后无不佩服他的聪颖。再如论《红楼梦》 宝黛爱情的悲剧曰：“从前习惯‘中表不婚’，尤其是姑姑舅舅的子女不婚。如果姑姑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叫做‘骨肉还家’，更犯大忌。血缘太近的人结婚，‘其生不蕃’，这本是古代人从经验得出来的结论，一直在民间流传着。本书的作者赋予书中的情节，又岂能例外。”真可谓釜底抽薪之论。所以我们读启先生的文章，总能发现很多令人惊奇之处。　赵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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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北京青年报  |  作者：  |  责任编辑： 李 凯
    
启功与恩师陈垣
　　6月30日，是启功先生 忌日。他离开我们十年了。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书画编辑室”改为“《启功全集》编辑室”，李强是这里不变的主任。那时他想，在启功去世的最初十年里，曾经深得启功教诲的人不做点什么，那么十年后真的有可能就没人再提启功了。李强是有这种自觉的，他愿意将启功没有被社会化的东西社会化。他说：“社会化后，大家就记住了。好比私人硬盘里的东西扔到公共硬盘，扔到云硬盘里了。云硬盘大家来回拷，想彻底删除就难了。”
    十年过去了，虽然20卷《启功全集》已于2012年出齐，但李强依旧沉浸在启功给予他的生命温暖里，忙出版，忙画展，忙电影，忙西城区文委想做的“启功书院”。
    实际上，“启功门前牛马走”成了李强的人生理想已经很多年。他告诉笔者：“孔子比启功伟大，但是孔子的背影太遥远，太模糊，我够不着。而启功，是我身边的大儒。我怎么可以不虔诚地匍匐在他门前学习并传播他的精神呢？”
    “傍大师”
    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1981年，李强从西安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他的一位长辈说：“哎呀，你可以见到启功了？和启功在一个学校，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一年后的1982年，李强已经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北师大八十年校庆时，启功写了几幅字，李强和同学们拿去装饰校园，他们把启功写在宣纸上的字，直接用糨糊贴到墙上。多年后他对笔者说：“那时候也不知道保存，现在想想才知道可惜呀！”
    1983年，李强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社团协会会刊》美术编辑，《会刊》封底有两行字——封面题字：启功；封面设计：李强。自己的名字和启功印在一起，让李强确实高兴了一阵。1984年、1985年，他给出版社设计封面，名字就经常和启功的名字并在一起。他说：“现在大家‘傍大款’，我从来就是‘傍大师’的人。”
    1985年，李强毕业留校在《师大周报》工作。那时，随着启功影响的逐渐扩大，学校计划专门为启功设一个秘书。启功知道后否定了。他说：“我耽误不起年轻人。他给我当秘书，不是把他的事情给误了？”于是，教育部、文化部要字，校长办公室主任侯刚就担当起直接与启功打交道的任务。侯刚去启功家里拿一幅字，要送给日本人，而他就想留个资料，怎么留呢？他就去《师大周报》找李强或别的同事：“你们谁能给我照一下？”
    李强们给侯刚照了，把底片给他，启功送出去的字就在侯刚手里有了一份底儿。后来，校长办公室有了复印机，侯刚就用复印机留底了。李强说：“复印件虽然效果差，但起码样子留了下来，相当于拓片。拓片是黑底白字，复印件是白底黑字。”
    到启功更加红火的时候，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李强受出版社委派，去找启功：“出版社要成立一个编辑室，为您做书，叫‘启功书画编辑室’，您觉得怎么样？”
    启功说：“不要用我的名字。”
    李强说：“那就叫‘书画编辑室’如何？”
    启功说：“行。”
    书画编辑室成立了，李强做了编辑室主任。不久有位先生找到李强，要求出版他自己的书画。李强说：“我们这里只做启功先生的书画。”
    十年
    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书画编辑室先将启功36种《坚净居丛帖》刊行了。2004年，启功92岁生日，李强编辑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启功韵语集》《启功讲学录》《启功题画诗墨迹选》等。
    有一次，李强和启功聊天，他问：“为什么书法史上的大事小事，你都这么清楚？”
    启功说：“有些事情是我和你都了解的，比如书法史上王羲之的事情，本来就没多少，他也没什么专著。但是有没有你不知道，我知道的？有。但是没多少，我告诉你，你不是就知道了？”紧接着，启功更加坚定地说：“有一些事情是你在追寻，而我也不知道的。但是，我还告诉你，这事谁都不知道！”
    李强后来反复琢磨启功的话，他觉得这不是表达无知，是表达做人。世界上冒充导师的骗子太多了，启功把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换了一种说法。李强说：“有些人攒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成了博士生导师，就总是想教训人，总要说别人对与不对。因为见识少，所以他才会有这种自信。见识多了，就不会有这种自信了。”
    2005年，启功去世后，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定编辑《启功全集》。随即，师大出版社成立《启功全集》编辑部，最恰当的主任人选当然是李强。
    “牛马走”的姿态，在启功去世后，李强保持得更加虔诚。他在侯刚、启功家人章景怀和启功学生们强有力的支持下，做了两件启功不愿意干的事情。
    第一，编辑《启功全集》。启功健在的时候，曾有人劝他印《全集》，启功在诗里说：“或劝印《全集》，答曰殊不妥。”李强在做启功不愿意做的事情，他自我解嘲曰：“作家、学者亲手编辑自己的《全集》可能不妥，但您老人家走了，剩下的事情我们办，也不算是违背您的意志吧？”从40岁做到50岁，李强做得紧张而有乐趣。他甚至跑到汇文中学搜寻少年启功的资料，居然找到一份启功同学写的作文《启功印象记》。那时启功19岁，在同学眼里“天资聪颖，嘴上不饶人”。
    第二，搜集启功的诗。启功曾给大家讲，郑板桥编好自己的诗集后说：“谁要在我死后，把别的诗编入这个集子，我就变厉鬼击其脑。”说罢，启功开玩笑说：“谁要把别的诗编入我的诗集，我也变厉鬼敲他的脑袋。”启功在世，编定的诗集有三部，分别是《韵语集》《赘语集》《絮语集》。李强把三本合为一本，以《启功韵语集》出版，其中诗歌一共八百七十多首。李强说：“紧接着我们编委会又搜集了他的八百多首诗，叫《集外集》。”
    李强是编委会主任，他不怕启功变成厉鬼敲脑袋，因为李强在启功家里搜出来一本启功编好而没有出版的诗集，是启功搜集的郑板桥诗集以外的诗，叫《击脑集》。李强说：“郑板桥怎么说的呀？启功你怎么做的呀？你还至于击我的脑袋吗？所以，我不怕。”
    有一阵子，李强真梦到启功。他醒来盘算：“启功在击我脑袋？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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