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王正东：割舍不去的同学情
&&割舍不去的同学情 &
&我在2013年写了《50年聚散路漫漫》，回顾我班同学分别多年之后得以重逢走过的漫长历程，用了大量的班级同学聚会的照片，以纪念我们入学上海中学50周年。在文章的结尾，我曾写下，“50年聚散离合的风风雨雨，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却的往事。”而“每一位同学的回归班级，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汇编成一个文集也是很有意思的。”如今，这个原望即将变成现实。陈家忻和邵春林将要从他们开辟的“上中豆蔻661”新浪博客中选取部分文章汇编成文集，作为献给上海中学150周年校庆的一份珍贵礼物。我的这篇文章接着上篇文章的话题，从自己的视角，讲述我们寻找全班同学的故事片断，分成五个小节，分别是：动乱中的别离、三十年的等待、一个重要决定、千方百计寻找、一个都不能少。
1、动乱中的别离
回想当年的毕业分配，那是在十年动乱的非常时期。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分配动员，没有离别赠言，也没有班级合影。虽说是“四个面向”，国家统一分配，但是，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由工宣队掌权。毕业分配如同四处逃难，演变成各人自谋出路。最早是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接着是争取上海工矿的名额、上海农场的名额。原定由农村户口招生的，毕业后仍回社、队参加农业劳动，评工计分。未能留在上海的，有的去老家投亲插队，有的去边疆农场，也有的去外地农场插队落户。文革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也破坏了同学间的相互关系。离开学校时没能和老师同学见个面，没有办法互相道一声珍重，留下终生的缺憾。
毕业分配之后，虽然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在上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文革造成的隔阂，同学之间的联系逐渐中断了。时而也会有相聚，但都只是几个同学小范围的聚会，没有人会想到组织班级的活动。当时我们班有7个同学被分配到闵行的两个大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这也许是我们班毕业后相对最集中的群体，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保持经常联系，闵行的一号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7个人当中陈万户最早离开闵行，1969年报名参军去了山东。吴佩亮因病去世，早早就离开了我们。我是1978年考取大学后也离开了闵行。俞敏虽说是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人，可他上班却在上海市区。后来，沈美珠也调离了闵行。所以，在闵行坚守的最后只剩下汪重山和谢德苑（宛）两个人。
&就这样，上海中学的青春岁月、同班同学的深厚感情，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我甚至觉得这辈子也许不会再相聚一堂了。
2、三十年的等待
我和徐乔琪同学可以说是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很谈得来。1966年我们曾一起去步行串联，1967年又一起去西安、兰州、郑州、武汉等地自发串联。他最初分配到上海黄河仪表厂，1971年因为支内去了湖北襄樊，临走时我写给他的离别赠言是一首长诗，记得有这么一句，“早知浦江连汉水，长鸣一声到襄樊。”意思是说，虽然不通火车，但是水路畅通，我可以乘轮船去看你。话是这么说，可随着日转星移，各人忙自己的事情，联系就越来越少了。我只记得，80年代后期，徐乔琪申请入党的时候，单位政审派了两个人来找我了解情况。过后，我也没有想到要和乔琪恢复联络。直到日，参加66届初中校友50岁生日聚会，听了徐乔琪在大会讲述他的回归故事，才真切感觉到丢失多年的同学之情是那么珍贵。那时，徐乔琪的女儿正在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是四年级的学生。徐乔琪肯定不知道我已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多年，是那里的教授、博导，否则我想他一定会让他女儿来找我的。同在一个校园，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完全是陌生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和照顾。然而，他女儿却是一个有心人，竟然会从新民晚报的某个角落读到了上海中学66届初中校友即将聚会的一则小小的启事，于是才有了徐乔琪“失散”多年之后的回归。
&乔琪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学们现在分散在各处，在上海的不同单位工作，还有在国内不同城市的，世界不同国家的，怎么才能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呢？正好看到搜狐网推出Chinaren校友录，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互相联络的平台。于是就创建了“上海中学66届初中一班”的网页。那个时候能够上网的同学很少，所以，班级网页经营了五、六年，只吸引了不到五个同学，使我感觉非常失望，此后就不再光顾班网了。又过了好几年，大约是2011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去网页看看，发现不仅网站还在，且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个同学申请加入，只是未能获得我这个管理员的批准而不能正式加入。最令人难堪的是徐乔琪2007年的一次申请，我在四年之后才看到，那时，他已去世将近一年。难怪陈家忻最后在网页留言说，“对搜狐校友录几乎已经绝望。”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和邵春林一起开辟“上中豆蔻661”班级博客的原因之一吧。
3、一个重要决定
不管怎么说，1998年的聚会是一个转折点，分别30年后，大家又聚拢在一起了。特别要感谢黄涵东（佩英）、马以祥、邵春林等同学，他们为那次活动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为编撰纪念册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照片。以那次活动为契机，班级聚会慢慢多起来了，参加的人数也逐渐增加。日的上海中学135周年校庆（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137周年校庆），我们班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那次活动组织得非常成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为爱戴的陶瀛孙老师，她坐在轮椅上和我们一起合影。94岁高龄的陶老师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能说出我们好多同学的姓名。
&然而，让我最为感动的是那次活动有张信荣同学以主人的身份接待大家，并带领大家参观面貌一新的上中校园，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张信荣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虽说是当时的学校革委会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策划的一场学生斗学生的闹剧，但是，我们班的同学是那次隔离审查和批斗大会的主要参与者。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对批斗会上张信荣遭到低年级同学暴打的悲惨一幕始终不能忘怀，特别是我在台上所做的发言，使批斗会场面完全失控，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而这次校庆活动，张信荣同学能不计前嫌、既往不咎，热情接待回校参加活动的同学，他的宽容和大度使我深受感动。我和张信荣同学的学号是紧挨着的，从入学第一天起，我们就住同一个寝室，两张单人床成反L形靠在一块，一起度过很多快乐时光。那次校庆活动之后，张信荣便经常来参加班级的聚会，特别是2008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参加邵春林组织的以上中同学为主的华北自助游，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同吃同住同游玩，仿佛又回到上海中学读书时的青春岁月，那样的亲密无间，洋溢着欢声笑语。旅游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他不堪回首的坎坷经历，使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愧疚。在旅游活动结束前的告别演讲中，我特别强调了这次旅游的最大收获就是能和张信荣同学的近距离对话和取得谅解。还说了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向张信荣同学表示我最诚挚的道歉，同时也代表我们整个班级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对他的宽容和大度，重新回到班级集体表示由衷的感谢。
&002年的校庆活动，还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在校庆活动结束后的班级聚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徐乔琪同学担任班级同学会的秘书长，负责联络同学，组织聚会。同时决定，大家共同努力寻找其他尚未联系到的班级同学。
4、千方百计寻找
执行那次活动的决定，大家分头行动。我的特长是熟悉计算机和互联网，通过搜索引擎，一遍又一遍地对可能会在网上留有信息的同学进行搜索。我首先想到的是姚兆澄同学，因为我曾听说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某个大学工作，但是，到底是哪个大学呢？我就从最有名的大学开始找，温哥华有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输进“Yao”作为关键词，很快就搜索到该学校土木系有一个叫“Felix
Yao”的人，按网页提供的邮箱地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询问对方是不是上海中学初三(1)班的那个“Yao”，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首战告捷，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日，姚兆澄回到母校和大家相聚，我们还一起到华东理工大学附近的“冠军大酒店”吃饭。10年以后的2013年6月在去加拿大萨斯卡通访问的途中，我特意在温哥华停留两天，就住在姚兆澄家里。他陪我参观了他的学校（见图1），还到温哥华的主要景点游玩（图2）。我和姚兆澄的学号也是紧挨着的，我们睡觉是头顶着头。每个星期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到寝室，他能把电影里的台词，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我特别佩服他的记忆力。
&图1 姚兆澄陪同参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图2 和姚兆澄一起游览伊丽莎白女王公园
&2003年和姚兆澄聚会的时候，我同时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见到了我的同桌宋莹同学。宋莹居住的小区有一个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上海中学校友，和丁吉平曾经是同班同学，名叫严玲。通过严玲，宋莹得到了丁吉平的电话号码，于是就有了35年后的久别重逢，也有了以后一长串的班级聚会的铁杆“发烧友”。在学校读书的三年里，我和宋莹几乎一直都是同桌。同时，我们俩的家也是离得最近的，都住在天山新村，她住在天山三村，我住在天山四村，我记得曾去过她家。很有意思的是，分别这么多年，经过几次搬迁，最后我们竟然又搬到了同一个街区，康健花苑，她住在康乐小区、我住在紫薇园，又一次离得那么近。她后来对我说，有一次她在他们小区曾经看到过我，但是又不敢确定，所以没有叫我。也难怪，确实不可思议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日，在雨花大酒店举行的上中66届校友联谊会上，我们见到了曹旭初同学。寻找曹旭初的经历也是颇为曲折的，是马以祥同学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们知道曹旭初以前住在漕河泾，于是，马以祥试图通过查阅户籍资料找到曹旭初，可是，那里的房子早就拆迁了。马以祥没有因此而放弃寻找，经过孜孜不倦的跟踪追击，终于找到了曹旭初的下落。还有其他好多同学的归队，也都是马以祥通过户籍调查获得信息找到的。穆向群为寻找同学也是不余遗力，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到处打听。2011年初，穆向群获得张元朗同学回国度假的消息，马上和张元朗取得联系。本来打算安排一次欢迎张元朗的同学聚会，后来因为时间局促，她没能和大家见面，匆匆离沪回澳洲去了。当我从穆向群那里得到张元朗在澳大利亚的电话后，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好要到悉尼度假。
&日，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张元朗在悉尼的家作客，她用精心准备的水果和点心招待我们，我把我的手提电脑连到电视机大屏幕，把我们每次同学聚会的照片放给她看。我还看到了张元朗同学的父母，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见图3）。
和张元朗及其父母合影留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会拿出我们1998年聚会后编辑出版的纪念册，里面有我们全班每个同学中学时代的照片。2012年3月的一天，当我又一次翻看全班同学旧影时，目光落在了程汉骏清秀稚气的照片上。经过大家十年的努力，几乎所有失去联系的同学都找到了，现在只剩程汉骏同学仍然下落不明。以前，我曾在网上一次又一次搜索他的名字，但是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今天要不要再试一下呢？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程汉骏的名字写在了Google的搜索框里。突然，眼睛一亮，搜索结果里竟然出现了程汉骏的名字，让我兴奋不已。那是一个叫做“五十团知青网”的网页，应该是新近创建的，那里有程汉骏的名字。我赶紧给网页的总编辑钱品石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钱先生：您好！偶然浏览你们五十团知青网，看到13连有一位叫程汉骏的上海知青。请问，该知青是否上海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我们全班同学都找到了，就差程汉骏，不知他在哪里？若有打扰，深表歉意！王正东”。没有想到，钱先生当天就给我回信了，“王先生，程汉骏确实是上海中学的，他目前定居美国。我们网上他没有注册，但也经常浏览。美国的电话号码是……。钱品石”。
2014年8月，我去美国途经旧金山的时候，特意多安排了一天行程，和太太一起去程汉骏家探望。46年的别离，终于等来了重逢的日子。程汉骏的老母亲依然健在，已经90多岁了，头脑依然清晰，非常留恋以往在上海的生活（见图4）。程汉骏请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酒店共进晚餐，边吃边聊，谈他的有趣经历，也谈我们上海同学的近况（见图5）。尽管通过海底光缆或卫星传播，程汉骏已经和我们很多同学都通了话，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尽早安排假期，回上海和大家见面，实现真正的班级大团圆。
在程汉骏家和他全家一起合影留念
在森尼韦尔的一家自助餐酒店吃晚饭时合影
5、一个都不能少
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次打开班级的照片集，清点班级同学的名册，发现还有三位同学是我毕业分手后没有再见过面的，他们是在美国的宋永毅同学和鲍昭勤同学以及在德国的曾小逸同学。
宋永毅同学现在是个名人，文革专家。回想当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换作现在他也许是科大少年班的合适人选。记得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利用暑假不仅自学了初中三年级的主要课程，而且还开始自学高中的一些课程，甚至还准备了考大学的试题。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对他始终是佩服有加，成了我后来参加高考自学高中课程的很好的参照。在我们即将初中毕业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废除高考破碎了成千上万人的求学美梦，也破坏了宋永毅宏大的成才计划。我觉得，宋永毅从文革前的不关心政治到文革期间对政治运动的狂热投入，应该和文革摧毁了他个人奋斗的宏伟蓝图有很大关联。他对文革的深度介入，我个人理解是对文革本身的一种报复和对文革怨恨的一种发泄。如今，宋永毅致力于文革研究，著书立传，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和宋永毅同学在文革中有过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那是在1968年的初夏。有一天晚上，我和徐乔琪偶尔去先棉堂三楼的教室去找人聊天，那里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红战部的办公室。记不起是什么原因红战部遭到围攻，用简易的课桌椅临时修筑的工事根本顶不住石块砖瓦的狂轰乱炸，于是下令撤离。在慌不择路的逃跑过程中，我和徐乔琪与宋永毅狭路相逢。我对徐乔琪说，你先走，我掩护。结果，徐乔琪逃脱了，我被宋永毅截住了。平心而论，如果我和宋永毅单挑的话，应该不落下风。但是，那天他带着一帮低年级的打手，把我围住了。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见机不妙，赶紧夺路而逃，尽管被拳打脚踢，付出两件上衣被撕烂的代价，但是，我还是拼尽全力逃了出来。也幸亏在下楼时有丁吉平同学及时给我指明逃跑路线，否则，我真不知应该往哪里跑，完全晕头转向了。
&作为人生的一个小插曲，有点冲突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一直没有把挨打的这段经历太当一回事，时间长了也更淡忘了。所以，到了1995年，当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从《华夏文摘》读到宋永毅写的文章，就立马联系编辑部获得他的Email地址，并给他写了电子邮件。我知道他当时在匹兹堡，我也正好有业务要去那里，很想能在美国和他见上一面。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还好，我们班有马以祥同学在和他联系，知道他现在住在美国洛杉矶。马以祥还特意到洛杉矶去看望他，带去了班级同学对他的问候（见图6）。
马以祥在美国洛杉矶看望宋永毅同学
另外，在美国的还有鲍昭勤同学，说是今年会回上海和大家见面，我们期待着这每一次久违的重逢。也希望在德国的曾小逸同学和我们班的任何一个同学联系。这是我们的愿望，回归班级，一个都不能少。
& （写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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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3年写了《50年聚散路漫漫》，回顾我班同学分别多年之后得以重逢走过的漫长历程，用了大量的班级同学聚会的照片，以纪念我们入学上海中学50周年。在文章的结尾，我曾写下，“50年聚散离合的风风雨雨，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却的往事。”而“每一位同学的回归班级，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汇编成一个文集也是很有意思的。”如今，这个原望即将变成现实。陈家忻和邵春林将要从他们开辟的“上中豆蔻661”新浪博客中选取部分文章汇编成文集，作为献给上海中学150周年校庆的一份珍贵礼物。我的这篇文章接着上篇文章的话题，从自己的视角，讲述我们寻找全班同学的故事片断，分成五个小节，分别是：动乱中的别离、三十年的等待、一个重要决定、千方百计寻找、一个都不能少。
1、动乱中的别离
回想当年的毕业分配，那是在十年动乱的非常时期。没有毕业典礼，没有分配动员，没有离别赠言，也没有班级合影。虽说是“四个面向”，国家统一分配，但是，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由工宣队掌权。毕业分配如同四处逃难，演变成各人自谋出路。最早是报名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接着是争取上海工矿的名额、上海农场的名额。原定由农村户口招生的，毕业后仍回社、队参加农业劳动，评工计分。未能留在上海的，有的去老家投亲插队，有的去边疆农场，也有的去外地农场插队落户。文革伤害了同学之间的感情，也破坏了同学间的相互关系。离开学校时没能和老师同学见个面，没有办法互相道一声珍重，留下终生的缺憾。
毕业分配之后，虽然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在上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文革造成的隔阂，同学之间的联系逐渐中断了。时而也会有相聚，但都只是几个同学小范围的聚会，没有人会想到组织班级的活动。当时我们班有7个同学被分配到闵行的两个大厂，上海电机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这也许是我们班毕业后相对最集中的群体，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以保持经常联系，闵行的一号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7个人当中陈万户最早离开闵行，1969年报名参军去了山东。吴佩亮因病去世，早早就离开了我们。我是1978年考取大学后也离开了闵行。俞敏虽说是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人，可他上班却在上海市区。后来，沈美珠也调离了闵行。所以，在闵行坚守的最后只剩下汪重山和谢德苑（宛）两个人。
&就这样，上海中学的青春岁月、同班同学的深厚感情，离开我们越来越远，我甚至觉得这辈子也许不会再相聚一堂了。
2、三十年的等待
我和徐乔琪同学可以说是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很谈得来。1966年我们曾一起去步行串联，1967年又一起去西安、兰州、郑州、武汉等地自发串联。他最初分配到上海黄河仪表厂，1971年因为支内去了湖北襄樊，临走时我写给他的离别赠言是一首长诗，记得有这么一句，“早知浦江连汉水，长鸣一声到襄樊。”意思是说，虽然不通火车，但是水路畅通，我可以乘轮船去看你。话是这么说，可随着日转星移，各人忙自己的事情，联系就越来越少了。我只记得，80年代后期，徐乔琪申请入党的时候，单位政审派了两个人来找我了解情况。过后，我也没有想到要和乔琪恢复联络。直到日，参加66届初中校友50岁生日聚会，听了徐乔琪在大会讲述他的回归故事，才真切感觉到丢失多年的同学之情是那么珍贵。那时，徐乔琪的女儿正在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是四年级的学生。徐乔琪肯定不知道我已在华东理工大学工作多年，是那里的教授、博导，否则我想他一定会让他女儿来找我的。同在一个校园，低头不见抬头见，却完全是陌生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心和照顾。然而，他女儿却是一个有心人，竟然会从新民晚报的某个角落读到了上海中学66届初中校友即将聚会的一则小小的启事，于是才有了徐乔琪“失散”多年之后的回归。
&乔琪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学们现在分散在各处，在上海的不同单位工作，还有在国内不同城市的，世界不同国家的，怎么才能把大家联系在一起呢？正好看到搜狐网推出Chinaren校友录，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互相联络的平台。于是就创建了“上海中学66届初中一班”的网页。那个时候能够上网的同学很少，所以，班级网页经营了五、六年，只吸引了不到五个同学，使我感觉非常失望，此后就不再光顾班网了。又过了好几年，大约是2011年，我忽然心血来潮去网页看看，发现不仅网站还在，且陆陆续续又有好几个同学申请加入，只是未能获得我这个管理员的批准而不能正式加入。最令人难堪的是徐乔琪2007年的一次申请，我在四年之后才看到，那时，他已去世将近一年。难怪陈家忻最后在网页留言说，“对搜狐校友录几乎已经绝望。”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后来和邵春林一起开辟“上中豆蔻661”班级博客的原因之一吧。
3、一个重要决定
不管怎么说，1998年的聚会是一个转折点，分别30年后，大家又聚拢在一起了。特别要感谢黄涵东（佩英）、马以祥、邵春林等同学，他们为那次活动做了很多组织工作，为编撰纪念册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照片。以那次活动为契机，班级聚会慢慢多起来了，参加的人数也逐渐增加。日的上海中学135周年校庆（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137周年校庆），我们班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那次活动组织得非常成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见到了我们最为爱戴的陶瀛孙老师，她坐在轮椅上和我们一起合影。94岁高龄的陶老师依然神采奕奕，耳聪目明，能说出我们好多同学的姓名。
&然而，让我最为感动的是那次活动有张信荣同学以主人的身份接待大家，并带领大家参观面貌一新的上中校园，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在文革期间，张信荣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虽说是当时的学校革委会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策划的一场学生斗学生的闹剧，但是，我们班的同学是那次隔离审查和批斗大会的主要参与者。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我对批斗会上张信荣遭到低年级同学暴打的悲惨一幕始终不能忘怀，特别是我在台上所做的发言，使批斗会场面完全失控，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而这次校庆活动，张信荣同学能不计前嫌、既往不咎，热情接待回校参加活动的同学，他的宽容和大度使我深受感动。我和张信荣同学的学号是紧挨着的，从入学第一天起，我们就住同一个寝室，两张单人床成反L形靠在一块，一起度过很多快乐时光。那次校庆活动之后，张信荣便经常来参加班级的聚会，特别是2008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参加邵春林组织的以上中同学为主的华北自助游，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同吃同住同游玩，仿佛又回到上海中学读书时的青春岁月，那样的亲密无间，洋溢着欢声笑语。旅游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到他不堪回首的坎坷经历，使我感慨万分，心中充满愧疚。在旅游活动结束前的告别演讲中，我特别强调了这次旅游的最大收获就是能和张信荣同学的近距离对话和取得谅解。还说了我要借此机会郑重向张信荣同学表示我最诚挚的道歉，同时也代表我们整个班级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对他的宽容和大度，重新回到班级集体表示由衷的感谢。
&002年的校庆活动，还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在校庆活动结束后的班级聚会上，大家一致推举徐乔琪同学担任班级同学会的秘书长，负责联络同学，组织聚会。同时决定，大家共同努力寻找其他尚未联系到的班级同学。
4、千方百计寻找
执行那次活动的决定，大家分头行动。我的特长是熟悉计算机和互联网，通过搜索引擎，一遍又一遍地对可能会在网上留有信息的同学进行搜索。我首先想到的是姚兆澄同学，因为我曾听说他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某个大学工作，但是，到底是哪个大学呢？我就从最有名的大学开始找，温哥华有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输进“Yao”作为关键词，很快就搜索到该学校土木系有一个叫“Felix
Yao”的人，按网页提供的邮箱地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询问对方是不是上海中学初三(1)班的那个“Yao”，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首战告捷，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日，姚兆澄回到母校和大家相聚，我们还一起到华东理工大学附近的“冠军大酒店”吃饭。10年以后的2013年6月在去加拿大萨斯卡通访问的途中，我特意在温哥华停留两天，就住在姚兆澄家里。他陪我参观了他的学校（见图1），还到温哥华的主要景点游玩（图2）。我和姚兆澄的学号也是紧挨着的，我们睡觉是头顶着头。每个星期天晚上看完电影回到寝室，他能把电影里的台词，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我特别佩服他的记忆力。
&图1 姚兆澄陪同参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图2 和姚兆澄一起游览伊丽莎白女王公园
&2003年和姚兆澄聚会的时候，我同时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见到了我的同桌宋莹同学。宋莹居住的小区有一个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上海中学校友，和丁吉平曾经是同班同学，名叫严玲。通过严玲，宋莹得到了丁吉平的电话号码，于是就有了35年后的久别重逢，也有了以后一长串的班级聚会的铁杆“发烧友”。在学校读书的三年里，我和宋莹几乎一直都是同桌。同时，我们俩的家也是离得最近的，都住在天山新村，她住在天山三村，我住在天山四村，我记得曾去过她家。很有意思的是，分别这么多年，经过几次搬迁，最后我们竟然又搬到了同一个街区，康健花苑，她住在康乐小区、我住在紫薇园，又一次离得那么近。她后来对我说，有一次她在他们小区曾经看到过我，但是又不敢确定，所以没有叫我。也难怪，确实不可思议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日，在雨花大酒店举行的上中66届校友联谊会上，我们见到了曹旭初同学。寻找曹旭初的经历也是颇为曲折的，是马以祥同学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们知道曹旭初以前住在漕河泾，于是，马以祥试图通过查阅户籍资料找到曹旭初，可是，那里的房子早就拆迁了。马以祥没有因此而放弃寻找，经过孜孜不倦的跟踪追击，终于找到了曹旭初的下落。还有其他好多同学的归队，也都是马以祥通过户籍调查获得信息找到的。穆向群为寻找同学也是不余遗力，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到处打听。2011年初，穆向群获得张元朗同学回国度假的消息，马上和张元朗取得联系。本来打算安排一次欢迎张元朗的同学聚会，后来因为时间局促，她没能和大家见面，匆匆离沪回澳洲去了。当我从穆向群那里得到张元朗在澳大利亚的电话后，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好要到悉尼度假。
&日，我和我太太一起去张元朗在悉尼的家作客，她用精心准备的水果和点心招待我们，我把我的手提电脑连到电视机大屏幕，把我们每次同学聚会的照片放给她看。我还看到了张元朗同学的父母，我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见图3）。
和张元朗及其父母合影留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经常会拿出我们1998年聚会后编辑出版的纪念册，里面有我们全班每个同学中学时代的照片。2012年3月的一天，当我又一次翻看全班同学旧影时，目光落在了程汉骏清秀稚气的照片上。经过大家十年的努力，几乎所有失去联系的同学都找到了，现在只剩程汉骏同学仍然下落不明。以前，我曾在网上一次又一次搜索他的名字，但是每一次都是无功而返。今天要不要再试一下呢？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程汉骏的名字写在了Google的搜索框里。突然，眼睛一亮，搜索结果里竟然出现了程汉骏的名字，让我兴奋不已。那是一个叫做“五十团知青网”的网页，应该是新近创建的，那里有程汉骏的名字。我赶紧给网页的总编辑钱品石先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钱先生：您好！偶然浏览你们五十团知青网，看到13连有一位叫程汉骏的上海知青。请问，该知青是否上海中学66届初中毕业生？我们全班同学都找到了，就差程汉骏，不知他在哪里？若有打扰，深表歉意！王正东”。没有想到，钱先生当天就给我回信了，“王先生，程汉骏确实是上海中学的，他目前定居美国。我们网上他没有注册，但也经常浏览。美国的电话号码是……。钱品石”。
2014年8月，我去美国途经旧金山的时候，特意多安排了一天行程，和太太一起去程汉骏家探望。46年的别离，终于等来了重逢的日子。程汉骏的老母亲依然健在，已经90多岁了，头脑依然清晰，非常留恋以往在上海的生活（见图4）。程汉骏请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酒店共进晚餐，边吃边聊，谈他的有趣经历，也谈我们上海同学的近况（见图5）。尽管通过海底光缆或卫星传播，程汉骏已经和我们很多同学都通了话，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尽早安排假期，回上海和大家见面，实现真正的班级大团圆。
在程汉骏家和他全家一起合影留念
在森尼韦尔的一家自助餐酒店吃晚饭时合影
5、一个都不能少
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再次打开班级的照片集，清点班级同学的名册，发现还有三位同学是我毕业分手后没有再见过面的，他们是在美国的宋永毅同学和鲍昭勤同学以及在德国的曾小逸同学。
宋永毅同学现在是个名人，文革专家。回想当年，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换作现在他也许是科大少年班的合适人选。记得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利用暑假不仅自学了初中三年级的主要课程，而且还开始自学高中的一些课程，甚至还准备了考大学的试题。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对他始终是佩服有加，成了我后来参加高考自学高中课程的很好的参照。在我们即将初中毕业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废除高考破碎了成千上万人的求学美梦，也破坏了宋永毅宏大的成才计划。我觉得，宋永毅从文革前的不关心政治到文革期间对政治运动的狂热投入，应该和文革摧毁了他个人奋斗的宏伟蓝图有很大关联。他对文革的深度介入，我个人理解是对文革本身的一种报复和对文革怨恨的一种发泄。如今，宋永毅致力于文革研究，著书立传，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和宋永毅同学在文革中有过一次面对面的冲突，那是在1967年的初夏。有一天晚上，我和徐乔琪偶尔去先棉堂三楼的教室去找人聊天，那里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红战部的办公室。记不起是什么原因红战部遭到围攻，用简易的课桌椅临时修筑的工事根本顶不住石块砖瓦的狂轰乱炸，于是下令撤离。在慌不择路的逃跑过程中，我和徐乔琪与宋永毅狭路相逢。我对徐乔琪说，你先走，我掩护。结果，徐乔琪逃脱了，我被宋永毅截住了。平心而论，如果我和宋永毅单挑的话，应该不落下风。但是，那天他带着一帮低年级的打手，把我围住了。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我见机不妙，赶紧夺路而逃，尽管被拳打脚踢，付出两件上衣被撕烂的代价，但是，我还是拼尽全力逃了出来。也幸亏在下楼时有丁吉平同学及时给我指明逃跑路线，否则，我真不知应该往哪里跑，完全晕头转向了。
&作为人生的一个小插曲，有点冲突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一直没有把挨打的这段经历太当一回事，时间长了也更淡忘了。所以，到了1995年，当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从《华夏文摘》读到宋永毅写的文章，就立马联系编辑部获得他的Email地址，并给他写了电子邮件。我知道他当时在匹兹堡，我也正好有业务要去那里，很想能在美国和他见上一面。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还好，我们班有马以祥同学在和他联系，知道他现在住在美国洛杉矶。马以祥还特意到洛杉矶去看望他，带去了班级同学对他的问候（见图6）。
马以祥在美国洛杉矶看望宋永毅同学
另外，在美国的还有鲍昭勤同学，说是今年会回上海和大家见面，我们期待着这每一次久违的重逢。也希望在德国的曾小逸同学和我们班的任何一个同学联系。这是我们的愿望，回归班级，一个都不能少。
& （写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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