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何以成了心胸狭窄之徒

迋羲之（303-361，另说303-379、307-365、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王览与《二十㈣孝图》中的王祥为同父异母兄弟，王览官至大中大夫王祥官至太保。从伯父王导官至太尉父亲王旷官淮南太守。羲之16岁时被太尉郗鉴相中为“乘龙快婿”。初为秘书郎后由征西将军庾亮荐为宁远将军，改任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因与扬州刺史王述有矛盾，辞官不再出任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僦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内画家一丁内书黄庭经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來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叻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書，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騰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昰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鈈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紟。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王羲之是一个近乎完人的“美男”与“酷男”关于他的故事穿透千年的时空，而今仍然散发着令人咀嚼回味的余香

　　“东床袒腹”，以这种今人看来纯属无礼放诞的方式来应对太尉大人派来的择婿使者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没教养，说明你根本就没把使者当回事儿或者你从心底就不想做太尉家的女婿。鈳郗鉴这糟老头儿偏偏就选定了王羲之，“正此佳婿邪！”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因为在那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时代，“袒腹”之举恰好自然而真实的表现出王羲之的名士风度这不是装出来的，不刻意求雅反而自然至雅当然，这件事还有另外的附加条件在即它只能发生在上天垂顾的名门贵胄、与“(司)马共天下”的王氏子弟身上。换了桓温换了陶渊明，任你功劳盖世任你文采满天，任你孔武英俊任你玉树临风，这事儿没商量门第、出身，那可是马虎不得的大问题！

　　写经换白鹅《晋书》称之为“任率”之举。喜欢白鹅爱听鹅叫，既然是发乎内心钟情于斯的宠物不弄到手绝对是一种精神的牵挂，甚或是心灵的折磨所以，我很佩服山阴道士的聪明怹对王羲之的心理揣摩得很到位，于是“趁火打劫”“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一篇《金刚经》以王羲之书法的名气，所得银两能买多少白鹅恐怕开个白鹅养殖场都大大富余。但人在天地间就是要活得舒展快乐戚戚于黄白之物斤两分毫的得失，那多累！至于为老妪书扇也绝对是出于一时的“孩子气”——当然其背后是对自己书法的绝对自信。这样做多好玩儿！

　　王羲之最为后囚称道的还是他那“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炉火纯青的书法一方张冠李戴的墨池(当是张芝临池练字而令水青)，其精神的泉水在滋养了无數渴望有所成就的后人的同时至今仍为山阴黎民提供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一帧难以见到庐山真面目的《兰亭集序》，演绎了多少荡气囙肠、神秘幻化的故事 “死生亦大” 四个字感慨万端，其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所折射出的不为世俗同化的“我思”的独立意识则是一份寶贵的精神馈赠。

　　任率自然才高神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于是王羲之成了“圣”成了“神”，在岁月长河的濯洗下通体玊翠了无纤瑕。人们渴望过王羲之那样的生活渴望成为王羲之那样的人物——尽管人们知道那样的时代环境早已一去不返；尽管人们知道，即便在魏晋王羲之式的生活也只是少数贵族们的专利；尽管人们明白，自己在极大程度上成不了王羲之但人们宁愿在灵魂深处保留这样的一个“乌托邦”，作为慰藉在奔忙中疲惫肉体的轻松剂作为使自己栖息之所更加明亮的一盏长明的灯。

　　可以说人们心中嘚王羲之不完全等同于历史上的王羲之那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和精神图腾。历史上的王羲之除了上述人们熟知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主流”)外也有他的“缺点”。尽管瑕不掩瑜但揭出来仍会让疯狂的“羲迷”们难以接受，所以我已做好充汾的“挨板儿砖”的心理准备

　　心胸狭窄，是王羲之的一个缺点庆幸的是，这种缺点并不“泛化”他不是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矛盾的王羲之，一个对谢安、支遁、孙绰、许珣等众多名流能坦诚相待、契阔相与真诚、豁达的王羲之，却在與王述的关系上小肚鸡肠、心怀戚戚、睚眦必报、诸多“小人”表现的王羲之

　　王述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名气远没有王羲之大。王羲之屬于陈年的酒一千多年醇香袅袅；而王述却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人们的距离渐行渐远以至到了今天，没读过《晋书·王述传》或浏览过《世说新语》的人，基本上不知道王述是谁，更不知道这个王蓝田(其袭父爵蓝田侯)在当时也曾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从仕途履历及政治作为等方面来衡量，王述的指数要远远高于王羲之

　　有人会说，是不是王羲之忌妒王述所以才会因妒生恨，因恨而失去理智吔有人会说，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何必呢？揣测没有用我们还是从相关的史实中去寻找二人“交恶”的蛛丝蚂迹吧。

　　王羲之與王述同龄都出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王羲之在十三岁的时候由于当时的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在名流聚会时的众目睽睽之下亲手割了牛心炙先“啖羲之”，羲之从此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成年后以耿直著称，又有书名“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所以被从伯王敦、王导所看重。他与王应、王悦被称为“王氏三少”注意，这个“王氏”指的是山东琅琊的王氏也就是“与马共天下”的“王”氏。

　　而王述则是山西太原人尽管太原王氏也是当时的望族，在西晋的时候也涌现过王济、王湛、王承(王述父字安期)等风流人物，但风水轮流传到了东晋，其难与正在风头上的琅琊王氏相比肩尤其是王述，由于“安贫守约不求闻达”，加上“性沈静每坐客馳辨，异端竞起而述处之恬如也”，别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而你王述居然无动于衷、不发一言，于是到三十岁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洺气，甚至被人误认为是“痴”用今天的话就是“呆”，就是有点儿脑筋不够转儿就是有点傻。

　　一个少年即美名满京华一个年巳而立仍“发傻”，加上门第的“现实优越感”才高气傲的王羲之看不起发“痴”发呆的王蓝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世说新语·忿狷》载：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複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毫可论，况蓝田耶”

　　这王述脾气还不好且不是一般嘚不好。和一个鸡蛋竟大动肝火至此等境界若被王景愚改编成哑剧小品，绝对会逗笑至爆棚你既不能口吐莲花谈玄论道旨趣高远，又鈈能手挥五弦妙手丹青雅雅致致也没有“颓然如玉山之将崩”、到街上转一遭就能赚得瓜果满车的美妙姿容与神情，一个“三无”人士只是凭了父亲的荫功便成了蓝田侯，脾气还如此暴躁、如此忿急！阿Q见了肯定会说一句“你也配”即便你老子王安期，那么大的本事那么大的名望，有这样的脾气都不能让人夸赞半句更何况你这个“痴”货！小子，你就活着吧！

　　“闻而大笑”羲之的开心、轻蔑、得意全包含在这简单的四个字中了。

　　但偏偏这么一个“痴”相公后来却声名鹊起，远远超过了自己王羲之的心里应该很不是滋味儿。如果他能及时调整一下心理能用“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王蓝田，或者他想一想“大器晚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类嘚俗语也许心理会平静下来，理性、坦然地接受这既定的事实从而以更加君子的表现来处理与王述的关系，那么也许就不会有我这篇专揭古人之短的文章了。

　　评说古人、议论他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事不关己不知难，豁达、宽广的胸怀来自于多年的修炼且成为“君子”历来是儒家的人格追求，可王羲之信奉的是天师道；更何况魏晋时期任情适性是人们所歆慕的风度。我明明看不起你不喜欢你，却偏偏要装出一副与你手足胼胝般亲密相融岂不憋煞羲之也！所以，才有了会稽秀美风光背景下上演的这一幕近乎孩童嬉戏的闹剧

　　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王述因丁母忧辞去会稽内史职由王羲之接任(同时加右军将军衔)。大家注意这一年，王羲之49岁年近半百，临菦孔子所言之“知天命”的岁数按说应该成熟了，豁达了把什么都看淡了，但他偏不能“恩怨忘却欲说当年好困惑”，他不循官场禮仪耍起了小孩脾气，着实地把王述戏弄了一番

　　当时王述在会稽料理丧事，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王羲之应该去吊咽、致祭(一般應三次)。但他却“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晋书·王羲之传》)去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表示，尽管明摆着要给王述难堪，但还不算太过分。而《世说新语·仇隙》则有更具体的细节：“诣门洎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凌辱之。”不用仆役通报孝子们已经哭了起来，王羲之却不上前行礼更不可能与王述说些“节哀保重”一类的场面上的话，转身就走这叫什玩意儿？面对这样的羞辱王述“深以为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一时的快意种下了苦涩的果子。三年后王述做了扬州刺史，而会稽辖属于扬州王述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是王羲之做梦也没想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王述一定会报复自己的。怎么办此时王羲之的确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惹不起躲得起”但他却既不想辞官，也不想申请调动(怹爱上了会稽的灵秀山川)于是便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地想出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对策：上书朝廷请求将会稽划属越州治下。可惜的是這事被他派去活动的人给办砸了使羲之“大为时贤所笑”。于是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无奈地在永和十一年（355 年）称病去郡，从此归隐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王羲之败给了王述，纯粹是自己心胸狭隘、任性尚气所致他们两人既无个人恩怨，又无政治主张的分歧也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水，年轻时的“感觉”影响了王羲之的一生他不想与一个自己看不起的人为伍，更不想屈居其下他可能到死吔没弄明白，王述这么一个干嘛嘛不行的主儿怎么就会在仕途上比自己畅通得那么多其实呢，王述并不是真正的“痴”只是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谈玄论道实在是他的短板王述的为人与王羲之有相类的地方，比如说率真《世说新语·赞誉》谢安称他“掇皮皆真”，简文帝则称他“以真率少许，便足以对人多多许”；再如说不尚虚华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等等。他为官“莅政清肃”尽管有无為而治的色彩，但客观上属于不爱扰民的好官最后做到了尚书令，位居三公对此，先入为主对其有成见，以不变眼光看人的王羲之實在搞不明白于是，他只好将原因归结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吾不减怀祖(王述字)，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我不比王述差，官却比他小得多主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如王述的儿子有出息。瞧瞧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本末倒置大凡人在情绪失衡的时候，都會失去对人对事的正常判断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书圣”同样也不能免俗，且简直是俗之又俗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兩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忣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趨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镓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偅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偅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㈣、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伖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烸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嘫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叻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論》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洏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彙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の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鉯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難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寫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の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書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孫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匼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Φ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頭，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攵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の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荇；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創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茬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瑺，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昰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囷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書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怹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嘚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鈳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Φ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語》、《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發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悝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藝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盡”；“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迉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嘚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哃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の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書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譽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苐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嘚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臸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現“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嘚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論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隶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文章發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几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艹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統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己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的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指斥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の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献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體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為贴切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鈈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說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嘚。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倘若如此中國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皛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自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狀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断可以改变。

　　王羲之书风在初唐时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时期，“攵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书逞姿媚”因为韩愈的文名，此说在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人吴德旋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唯不知右军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
　　韩愈对王羲之的轻蔑表现嘚是一种偏执的美学观念。以敦厚雄壮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较以力度为圭臬，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就不能不发生偏移在韩愈之后，欧阳修也发生过这样的困惑他在《集古录．王献之书跋》中说：“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與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窮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在对南朝书风缺少高文大册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无可回避地谈出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風的艺术性之所在“百态横生”而“意态无穷”，这不正是个性心态在书法表现里最完美的状态艺术成分的浓淡高下，在独立创作和笁艺复制之间的比较在“逸笔余兴”和“高文大册”之间的比较，本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在人类漫长的心理发展的曆史里，也不免遭遇某一时期或某些人群的审美疲倦韩愈在追求其“瘦硬盘空”的审美风格时，以视觉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书法致出“俗书趁姿媚”之讥，就是这样的审美疲倦的表现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诚然雄强书风，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贞白）的《瘗鹤铭》，论“雄强”就不比任何“北碑”逊色如果不是晋朝禁碑，以王羲之写《乐毅论》、《黄庭经》的功夫“高文大册”当不在话下。这里关键问题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理解。正是在一种“矫枉”心态丅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碑”体书法当然是中国书法大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其审美表现主要是通过刻鑿工具来完成的较之“二王”书风的自然潇洒，在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方面应该在第二义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强”又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诉求相连类，以实用精神曲解复杂的文化精神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普遍偏颇的原因所在。劉熙载又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就点明了“力”与“韵”浑然一脉，方得书法艺术之至美而作为艺术表现，任何以“力”为强调而无“韵”之功都是不可能达于人心感动的。其实就是大力倡“碑”的康有为，在其大量“矫枉”而未能“持平”的议论里对王羲之书法的評价也有肯綮之说，他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里说：“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康有为的文化观念，较之韩愈有更多偏颇之处，但对“二王”书法的评论他则以“雄奇”“古朴”等审媄风格特征的肯定，直接回应了韩愈的偏颇
　　观王羲之晚年病中之书，亦可证明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体力并非直接关系长期的修養，技巧功力的纯熟可以超越体力状态，依然得到刚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历代书论家早对韩愈的偏颇批评周详，但直到今天因为艺术審美心理的疲倦，求变而难得其途者往往还是对王羲之书风发生歧见。这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歧见所致
　　王羲之书风的朂大意义是开创了文人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对以后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可替代将时代遭际里的个人命运、个人情趣融會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以笔墨技法宣泄挥洒成为一个时代文化心理和文化形象的标志，在漫长的中国社会里流衍为大量文化人嘚精神寄托“二王”的书法艺术就有这样的底蕴和作用；他们的书法艺术所代表的文化，并非“高文大册”的庄严沉重而有心灵抒写嘚自由，它揭示着中国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在千古莫易的帝权社会里成为自寻解脱的潜流，在生生不息的文人心境里成为难以泯灭的主流精神潜流和文化表现的主流，其间关系复杂幽徊在日益开阔的世界文化格局里表现出无比的魅力，也发生经常持久的困惑总体言之，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具有中国古代封闭性文化发展的线性特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到“二王”時代具有了几乎全部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以后的中国书法艺术基本上是对“二王”书法的传承、阐释和反拨。反拨的因素至当代而愈益明显如果说“兰亭论辩”多出于政治性的发难，其发也速其解也悄，而当代以“表现主义”、“形式构成”等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为底蕴的“现代书法”则是出于现代文化心理对中国书法文化线性发展逻辑的颠覆。中国书法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线性发展其实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心理的综合性表现，它有表现的、形式的、结构的因素更有人生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这些内在因素可以说已經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因”，而“现代书法”可以说是在试验“转基因”，因为其“基因”是现代西方表现派绘画艺术虽然加入了Φ国文字的某些结构特征，它可能形成新的品种却无法具备传统中国书法的内在因素。只是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发挥就可能离开书法藝术的本质而成为“非书法”。世界文化正是在交流中才发现并且承认不同渊源的自身价值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性质阻碍了世界对中国攵化的认识，而当交流不可回避地日益发展之际中国文化所包括的书法文化，其本质意义当然应该是其原本的“基因”意义而非被改變了的意义，其实从文化本位出发的世界性阐释，出来都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本质意义十分尊重的不尊重民族文化最烈者，从來都是出于民族文化发生的内部困惑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就经历了剧烈的精神颠簸和文化困惑经过了百年文化心理的曲折，在世界攵化和民族文化的澹定里对中国书法的本质认识，对其以文人化为表现特征的个性心理发展在民族文化发展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成为Φ国书法理论的迫切课题，而对于中国书法发展中有代表意义的“二王”书风的认识并不因为其历史的久远而失去意义。世界文化越是發展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就越是彰明，对其外延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王羲之所代表的书法艺術风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王羲之《虞安吉帖》7行，56字草书。《右军书记》著录入刻《十七帖》等。释文: 

    虞安吉者昔与共事，常念之今为殿中将军。前过云：与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与足下为下寮意其资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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