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大传&281&龙吟日月&田中创出新速度&小平迎来好消息
作者 傅三清
中美关系的突破，在当时被世界舆论誉为尼克松冲击波。
在尼克松冲击波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同中国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了。
美国政府突然改变对华政策，来了个漂亮的越顶外交，完全把日本撇在一边，使得忠心耿耿追随美国的佐藤政府更是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不要错过最后一班车，成为日本国内当时的流行语。
舆论界纷纷要求早日恢复中日邦交，日本政界、经济界和友好人士，争先恐后地前往中国访问，为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
7月7日，在日本国内的一片谴责声中，佐藤内阁垮台，田中角荣接任日本首相。
田中在接任日本首相、组成新内阁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对田中首相的声明，周恩来迅速作出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中提到：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接着，周恩来又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时又表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27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周恩来的表态，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对田中政府也是一个鼓舞。
为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派肖向前出任空缺多年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首席代表，并派该处原首席代表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日本。
周恩来还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向田中本人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7月16日，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对周恩来说：“田中的决心很大，他要以自己的双手恢复中日邦交，我认为是可以信任的。”
周恩来回答说：“田中首相来或派大臣来，北京的机场是开放的。”
周恩来还明确告诉佐佐木更三：“田中首相访华的待遇，和尼克松是一样的。”
7月27日，竹内义胜受田中委派，带着田中内阁关于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匆匆来到中国。
周恩来花了三个晚上约10来个小时与竹内义胜进行了三次会谈。
竹内义胜回到东京后，把自己的记录给了田中和大平外相。田中看后很兴奋，同时感慨地说：“周总理这个人，真是通情达理。这样邦交正常化就可以实现了。”
8月11日，大平外相约见孙平化，正式向中方转达了田中首相希望访华的意愿。
姬鹏飞外长奉命对外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田中会见孙平化、肖向前，表示感谢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至此，田中访华的事基本确定下来了。
国际格局在变化，国内格局亦在变化。
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简录如下。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70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7、8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周恩来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发现患上了癌症。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抱病坚持工作，事无巨细，昼夜操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
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首都机场。一架来自日本的DC-8专机徐徐降落。
舱门打开，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走下飞机。已经等候多时的周恩来走近舷梯。中日两国总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国。随同田中访华的还有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
田中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下榻。
中午吃过饭后，周恩来和田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
周恩来首先问候田中：“你也没有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
田中说：“中午的茅台酒好喝。”
周恩来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如果你觉得茅台酒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
周恩来的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周恩来回顾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
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田中也表示了对周恩来的敬意：
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
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恐怕是不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接下来的会谈是坦率的。
田中首先提出：希望在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
田中还开门见山地表明，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需要自动结束与台湾的关系。但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为台湾地位的变动，引起东亚形势发生变化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关于联合声明，田中要大平具体谈一下。
大平接着说：
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个人安危，下决心访华，以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大业，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因此一定要取得成功。
在建交问题上，有两大问题：第一，我们充分理解中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对中方所说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我们无任何异议，也不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的批准。日本作为条约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假如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内一直欺骗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实现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条约即告终了。希望中方理解我们这一立场。第二，关于日本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即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的立场是在维持日美现存关系的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这次带来的联合声明草案，既充分考虑了贵方的意见，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上面所谈的立场。我们希望通过同贵国的商谈，搞出一个可行的联合声明。
大平说完后，周恩来谈了七点意见：
1、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双方的大同，也是第一位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
2、田中首相组阁以后，多次提到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在此基础上我们自会照顾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某些局部困难。
3、田中首相讲得很清楚，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行失效了，日台外交关系也就中断，我钦佩你们的果断。
4、同意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因此同意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而不采取条约形式，以后可以再缔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友好条约。
5、声明中要指出，中日友好不排他。对第三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我们虽有意见，但可以不触及它。这是你们的事。
6、联合声明中要宣告结束战争状态。你们用了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措辞，我们不完全同意，因为这样写法可被理解为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我们请两位外长用用脑子，写出一句双方都能同意的话。
7、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
周恩来既坚持了原则，又体谅了日方的难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
周恩来在致词中赞扬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也指出：
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中日两国人民应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
周恩来讲完后，田中起来致答词。
但是，田中讲话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员的不快与反感：
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历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田中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描述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损害，当场就引起很多与会中方人员的不满。当翻译把最后一句话翻译出来后，宴会厅里开始出现低低的议论声。
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中日双方举行外长会谈，具体讨论联合声明的内容。
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的发言再次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姬鹏飞外长在会上对我方的草案作了说明，并表示不能同意高岛益郎的观点。
会后，姬鹏飞把高岛益郎的发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后很生气。
外交谈判往往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有时激烈的交锋是难免的。
26日下午，周恩来与田中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对田中的添了很大的麻烦和高岛益郎的发言提出批评。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用添了很大的麻烦来表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有人不慎把水溅到了女孩子的裙子上，也可以说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可能是日语添麻烦一词与汉语的含意不一样。如果中方觉得不合适，可以按照中国的习惯改。
针对高岛益郎上午的发言，周恩来说：“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中日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
“（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条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在这番充分的说理后，周恩来话锋一转，严厉批驳高岛益郎关于战争赔偿的说法：
你们条约局局长上午在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为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本政府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在周恩来发言后，田中立即说：“我明白了。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关于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中的焦点问题。双方提供的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还有较大距离。
中方草案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
日方草案的表述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这一表述的潜台词是，这个问题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此次只是确认而已。
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谈中曾要两国外长动动脑子，想出一句双方都能接受的话。两国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再三斟酌，也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措辞。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战争状态。这个建议使中日双方都感到满意。
会谈中，田中还含蓄地表示，日本有一部分人有一种疑虑，担心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会不会输出革命。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绝不会称霸。
两国外长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精神，主持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就有关分歧问题紧锣密鼓地协商联合声明的具体措辞。
到9月27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几个主要的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剩下的只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晚上8时30分，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田中一行。
毛泽东的谈话风趣幽默，一下子让田中一行放松了许多。
毛泽东：怎么样？吵架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吵是吵了，但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两国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对大平）你把他（姬鹏飞）打败了吧？（众笑）
大平：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噢。（指姬鹏飞）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周文王姓姬，姓他（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他（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内科。
毛泽东：（对田中）你有病，请他去治。（众笑）
田中：这次周总理对我们照顾得很好。我们进行了圆满的会谈。
毛泽东：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年轻人认为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不充分的，通不过的。因为在中国，这是在往妇女裙子上洒了水之后使用的语言。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让田中一行近距离感受到一个伟人的魅力。谈话始终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他们不太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问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
毛泽东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毛泽东还问中日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周恩来回答说：今天晚上可以共同研究定稿。除中日文外，还要翻译成英文，然后才能发表。
经过充分协商，9月28日凌晨3点，中日联合声明终于最后定稿。
9月28日下午，周恩来和田中等人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双方表示同意两国外长定稿的联合声明。
周恩来用毛笔亲笔书写了言必信，行必果这6个字，送给田中。
田中也在纸上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6个字，送给周恩来。
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大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立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日台间的外交关系也不能维持，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众多的中外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从7月7日田中声明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中间只用了82天。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般速度，令世界震惊。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3年1月，计委提交了综合性的第四个报告，即《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报告写道：我国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想孤立我们，反而孤立了他们自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产品市场资金出路。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不仅有利于配合国际政治斗争，而且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建设。
这一总体方案，计划引进技术项目26个，共需资金43亿美元，所以被称为四三方案。
2月初，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这一方案。
当时，中国出口创汇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是土特产，二是手工业品。
为了节省有限的外汇，四三方案只能尽可能压缩软件技术的引进，而注重引进能够快速形成生产能力的成套硬件设施。
陈云复出，参加了对四三方案的领导工作。
新上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为筹措外汇资金的问题请示陈云：现在可以搞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但是，这是否不符合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
对此，陈云回答：现在形势变了。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便于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3月28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人到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分别6年多后的第一次见面。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希望，全在这一刻通过无声的语言眼神、手势表达出来了。
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字里行间透出抑制不住的兴奋：“他（邓小平）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来见主席。”
3月29日，周恩来同邓小平一起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经过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同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次活动，也就等于向国内外昭示：邓小平已重返政治舞台。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同时，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毛泽东从上海调回一个年轻人。
王洪文，只有37岁，标准的少壮派。在文革中，他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于主任张春桥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后，是那里的第三把手。
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位年轻人，称他是工农兵干部——工人出身，在农村干过，又当过兵。早在中共九大时，便跃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毛泽东还从湖南调来了一位中年人。
华国锋，51岁。其实他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其实，他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人氏。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成了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由于这一历史的机缘，他得以结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69年，当中共九大召开时，华国锋与王洪文一起进入大会主席团，同时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71年2月，华国锋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外，还兼任国务院的一些工作，与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领导，表明他开始迈入中央。
毛泽东还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华国锋大四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参加中共。
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
1968年后，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
从江西调来邓小平，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从湖南调来华国锋，从南京调来李德生，这表明毛泽东在考虑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他要召开中共十大，以对林彪、陈伯达问题作出决议，对林彪、陈伯达以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内的空缺，作出组织调整。
当然，毛泽东也在考虑，从陆续调到中央的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选择接班人。
不过，在邓小平、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泽东青睐的，还是王洪文。
一天，在中南海，谈完工作之后，毛泽东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王洪文会不会写文章？”
毛泽东的话，使张春桥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写写。当然，比起姚文元来，要差得远。”
灵敏度极高的张春桥，立即从这一句问话中，窥见毛泽东心中的奥秘——他，正在注意着王洪文！正在考虑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
他，探秘于对他无话不谈的江青。
江青告诉张春桥重要的动向：“前几天，康老跟主席谈话。康老说，他过去一直是搞工人运动的，所以很关心文革中涌现的各地的工人领袖。他对主席说，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才……”
召见之际，毛泽东紧紧地握着这个37岁的年轻人的手。张春桥在侧，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犹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要王洪文谈观点，说见解。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临别时，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了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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