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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成功的秘诀》原文阅读
成功的秘诀　　　　　　　　　
25岁的时候，在巴黎一面研究，一面写作。那时发表的文学作品，已有不少人赞美；其中有些连我自己也很喜欢。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总觉得还可以更加完美一些，虽则自己不能决定短处究竟在什么地方。
　　在这个时期，一位艺术大师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这教训初看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小小际遇而已，事实上却是我一生写作生活的转捩点。
　　有一晚我在维尔哈伦先生家里，他是比利时的名作家。同座有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雕塑艺术的退步。我那时年少气盛，竭力反对他的意见。我说：“以巴黎而论，难道我们就没有一位雕刻家足以与米凯朗基罗媲美吗？难道罗丹先生雕刻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跟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同传不朽吗？”
　　我的驳辩说完之后，维尔哈伦欣然地拍拍我的肩头。“我明天就要去拜访罗丹先生，”他说，“跟我同去。凡像你这样的钦佩他的人，就有权利跟他会会面。”
　　我满心高兴。但第二天维尔伦把我介绍给那位雕刻大师之后，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们两位老朋友谈天说地，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不必要的旁听者。
　　然而那位大艺术家是十分和善的。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转过脸来对我说：\'我想你或许要看看我的雕刻作品。可惜都不在这里。但请你星期日到我梅登的乡下住宅来，并且我们可以一同用便饭。\'
　　在罗丹朴素的乡下住宅里，我们坐在一只小桌子周围吃了一餐家常便饭。他慈祥而柔和的顾盼，坦率的神情，立刻使我忘记了局促。
　　他的雕刻室也很简单，装着高大的窗子。里面有已经完成的雕像，更有许多石膏塑的作为试验的模型——一只膀子，一只手，有的甚至只是一个指头或一个小小关节；桌子堆满种种素描的图形。这地方显示出它的主人一生在不断研究，不断工作。
　　罗丹套上一件白布外衣，立刻变成一个工人的样子。他在一个雕刻架前立定了。
　　“这是我最近的作品，”说着他揭去盖在上面的湿布，就露出一个女性的半身像来，神采焕然，那是用泥土塑的。“我觉得这已是完工的了。”
　　这身体魁梧、肩膀宽阔、一脸灰白胡子的老人后退了一步，侧着头细加端详。“是的，我想没有什么毛病了。”
　　但审视了一回之后，忽又喃喃自语道：“只有那肩膀上面，线条仍嫌太硬。对不起……”
　　他就捡起一柄塑像用的木质小刀来。小刀在柔软的泥土上轻轻拂过，使像身的肌肉产生一种更细腻的光泽。老人的手指活泼起来，眼睛里放着光芒。
　　“还有这里……这里……”他又修改了几处地方，再退一步，细细观察。又把架子转过背来，喉咙里喃喃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有时他欣然微笑，有时他眉头紧皱，有时捏了一点泥，加到像身上去，又轻轻抓掉一些。
　　如此继续了半小时，一小时……他从没有对我说一句话。除了创造他理想中的具像之外，什么都忘记了。似乎天地间只有这工作的存在，好像上帝着手创造世界的第一天那样。
　　后来，他大功告成似的松了一口气，丢下小刀，把刚才的那块湿布给塑像盖上，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宛如一个男人给他情侣披上披肩。然后转身向外，那魁梧的老人恢复了初见时的样子。
　　他还没走到门口，忽然发现了我，他一惊。直到这时候他才想起了我，刚才的失礼显然使他非常过意不去。“对不起，先生。我简直把你忘记了。但是……”我十分感激地紧紧抉握住他的手。或许他也感觉到我的情绪，所以微微笑着，举起膀子围住了我的肩头，两人一同走出那房间。
　　这一天所得的教训，比我在学校里多年的用功还有益处。从此以后，知道一切人类的工作如要完善而有价值，应当是怎样做法的。
　　一个人可以这样完全忘记时间空间与整个世界，这个认识，使我受到空前绝后的感动。这一小时，使我把握住了一切艺术、一切事业成功的奥秘——聚精会神；集中所有的力量以完成不论大小的一件工作；把我们容易分散、容易旁骛的意志贯注在小小的一点上。
　　我悟到遗忘一切其他事物，集中意志以求工作完美的这种热忱，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除了工作，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是成功的秘诀。我现在知道，舍此以外便无神妙的方法了。　
茨威格生平及代表作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一八九九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一九零零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
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一九零三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从一九零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其他的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墨斯墨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
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八年。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包括：《恐惧》(年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看不见的珍藏》(1927)等等。他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
，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残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一九三四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零年经纽约去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他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
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
斯蒂芬·茨威格代表作
《月光小巷》
《看不见的珍藏》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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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威格:风靡中国的奥地利小说家
2007年第2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还在大学时代，茨威格便翻译了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诗歌， 中国论文网 /5/view-1936711.htm　　1902年，他到比利时访问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之后， 　　用两年时间集中全力翻译了维尔哈伦的诗。 　　在翻译过程中，既锻炼了文字，也学习了写作。 　　 　　茨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翻译成为作家的。然而， 　　单单翻译还不能造就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 　　要有生活，要接触现实。 　　 　　一 　　 　　歌德在日和爱克曼谈话时曾经说过，一个优秀作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环境。歌德以法国年轻的文学家让－雅克?安培为例，发表以下精彩的论述：“请您设想一下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一个大国最杰出的人才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在每天的交往、斗争和竞赛里，互相切磋，彼此提高。世界上自然和艺术的各个领域里的精华都成天在那里供人公开观赏；请您设想一下这样一座世界大城：……一百年来经过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努力，已经有那么多聪明智慧传播在巴黎城里，简直在世界上找不到可以和它匹敌的地方；这样一想您就会明白，像安培这样好的人才，在这样充满着聪明智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二十四岁的年纪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十九世纪初的巴黎相似。维也纳作为奥匈帝国的首都，虽然没有成为全欧瞩目的政治经济中心，却成为可与巴黎媲美的国际文化都会。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智慧使得维也纳不仅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精神财富更傲视全欧。几十年里，贝多芬、海顿、莫扎特使维也纳成为数一数二的音乐首府。华尔兹王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迷人乐曲更使这音乐都城在贝多芬交响乐的凝重雄奇， 莫扎特奏鸣曲的清新明快之上又加上维也纳华尔兹特有的幽雅飘逸，把维也纳森林里的鸟语花香，多瑙河上的碧波荡漾，都化为流畅迷人的华尔兹舞曲传到四面八方，使莱茵河、塞纳河、泰晤士河、伏尔加河都激起回响，醉倒了一代欧洲人。 　　日，斯台芬?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的家里。父亲莫里斯?茨威格是个成功的企业家，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酷爱文学艺术，弹得一手好钢琴， 母亲伊达?勃列陶尔，出身于国际金融世家，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的犹太精英。奥地利犹太血统的资产阶级，最为热心文化艺术。这对茨威格的成长极为有利。早在中学时代，茨威格便不满足于课堂上陈旧的教学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法语和德语国家业已崭露头角、发展势头强劲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作品。他把比他只大七岁的霍夫曼斯塔尔看作学习的榜样。在这批诗人的影响下，茨威格在十六岁那年，便在维也纳著名的《社交界》杂志上发表了他最早的诗歌，博得一致好评，从而作为抒情诗人，登上文坛。 　　 　　1899年，茨威格中学毕业，上维也纳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和法国文学。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大学乃是“人生大学”。他把社会，把人生，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学期，他前往柏林，有意识地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和一些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拓宽自己审视人生的角度，加深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他勤奋研究外国文学，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翻译法国现代派诗人的诗歌，虚心学习，认真借鉴。他利用假期出国访问，到比利时和法国去求师访友。在比利时，他拜访他的忘年交，著名诗人、“青年比利时”派的首领维尔哈伦；在法国，拜访杰出的雕刻家罗丹，结识了作家法朗士、纪德和罗曼?罗兰，见到了华格纳的遗孀科西玛、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丹麦文艺评论家勃兰克斯。和这些名流的交往使茨威格眼界开阔，看到当时文艺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也使他不至于受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 　　1904年，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结束大学阶段的学业，开始成为专业作家。从1904年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文坛上一帆风顺，无论是他的译著，小说集《最初的经历》，还是诗剧《特西特斯》，都得到同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在上世纪末涌现出的这批维也纳大师当中，茨威格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著名诗人德默尔劝茨威格从事翻译。 　　还在大学时代，茨威格便翻译了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的诗歌，1902年，他到比利时访问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之后，用两年时间集中全力翻译了维尔哈伦的诗。在翻译过程中，既锻炼了文字，也学习了写作。茨威格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翻译成为作家的。然而，单单翻译还不能造就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要接触现实。 　　海涅说过：“巨人安泰只有在脚踏着母亲大地之时，才坚强无比，不可征服，一旦被赫库勒斯举到空中，便失去力量；同样，诗人也只有在不离客观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比。”（《论浪漫派》，海涅 著，张玉书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09－110页。）茨威格少年时代，就曾经像他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里的那一对小姐妹那样，以天真无邪的眼睛观察过他周围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他发现，这些家庭的家长害怕子弟出外寻花问柳，败家破产，宁可纵容子弟和家里的女教师、使女纠缠不清，牺牲这些可怜的姑娘，供纨裤子弟玩乐，在资产阶级标榜的这种冠冕堂皇的道德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善。在他成年后的多次出门旅行中，他着重研究的还是人，人的命运，人的内心。他对那些被社会抛弃、被命运压扁的畸零人充满了同情，在他的作品里描写了这些人的命运。 　　 　　二 　　 　　 　　两次大战期间的二十年是茨威格创作的鼎盛时期。尽管他不时出游，足迹遍及欧、亚、美许多国家，甚至到达正在开凿的巴拿马运河的工地，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下和东南亚热带丛林，观赏大自然的山川形胜，领略异国风土人情，探望故雨，结识新交，研究社会问题，探讨人生要旨。然而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托钵僧山上宁静的住宅里，潜心笔耕，写下堪称独步的中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等名篇，独树一帜的作家传记《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妖魔搏斗》（荷尔德林、尼采、克莱斯特）和《描述自我的三诗人》（卡萨诺瓦、斯当达尔、托尔斯泰），以及在维也纳宫廷剧院和德国各大剧院上演，获得名家好评，深受观众喜爱的剧作：《一生的传奇》、《海滨之屋》、《穷人的羔羊》、《沃尔波纳》等，从而使茨威格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作家，其作品译成外语的语种之多，销售量之高，居同时代作家之首，以至于这位生性谦虚的作家在自传《昨日的世界》里不无得色地承认：“这些年有一位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它便是‘成功’。” 　　关于这种在文学上似乎意料之外，实乃意料之中的巨大成功，茨威格自己的解释是： 　　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个个人的怪毛病，也就是：我作为读者缺乏耐心，脾气急躁。一部长篇小说，传记，或者一篇论争文章里，任何离题万里、繁复堆砌、夸张过分的文字，任何含糊不清、多余饶舌、徒使情节延宕的段落，都叫我生气。只有一页页读过去，情节始终高涨不衰，一口气直到最后一页都激动人心，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才给我以充分的享受。落到我手里的书，十之八九，我觉得都因为充满了多此一举的描写，喋喋不休的对话，毫无必要的次要人物而失之庞杂，因而不够紧张，不够生动活泼。甚至最著名的古典杰作里面，也有许多枯燥、拖沓的段落，我读起来很不舒服。 　　茨威格对别人作品里拖泥带水、冗长烦琐的东西深恶痛绝，势必在自己写作时也特别警惕。他通常写起来轻松自如，毫不费力，任笔驰骋，下笔千言，心里想写什么，全都诉之笔端，可是写完之后，许多细节又全被删除。他后来写道：
　　因为等形成雏形的第一稿一经誊清，我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这就是浓缩凝炼、巧妙布局的过程。这项工作我可以一做再做，无休无止。不断扬弃糟粕，不断使内部结构紧凑澄净。把知道的东西隐而不吐，别人大多下不了决心。一字一行，只要是得意之笔，他们对此都怀有某种偏爱，总想把自己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博大精深，而我的雄心壮志却在于总使自己知道的东西远比流露在外的要多。这个提炼的过程，从而也是戏剧化的过程，便在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三次；最后变成一种充满乐趣的逐猎，再去找出可有可无的一句或者一字，去掉它们非但无损表达的精确，同时还能加快速度。我的工作中，我觉得最愉快的其实是删繁去冗。我记得有一次我特别满意地干完活从桌旁站起，我的妻子对我说，你今天似乎成功地完成了一些极不寻常的工作，我便得意地对她说：“不错，我又成功地删去了整整一段，从而使情节的过渡更加迅速、激动人心。”这种特点绝不是来自我天然的热情或内心的激动，而完全是由于那种按部就班的方法，不断把可有可无的间歇和杂音全都摒除。如果说我深谙什么绝技，那么这个绝技就是善于割爱。因为如果我写了一千页，结果八百页进了字纸篓，而只有两百页作为筛滤后的精华留下，我也绝不抱怨。 　　舍得“割爱”，把一千页的手稿删去八百页也在所不惜，这便是茨威格成功的秘诀。这严格的去粗取精、精雕细刻的过程保证他的作品尽是千锤百练的精品，因此他的绝大多数的小说都是浓缩凝练的中短篇小说，他在生前只发表了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又译《爱与同情》）。难怪评论家一致公认，茨威格是世界文坛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 　　茨威格的成功还由于他善于学习，勤于学习。茨威格是个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撰写作家传记是建立在大量阅读原著、研究传主生平和创作的基础之上的。他对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使他获益匪浅，大大有助于他自己的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深入钻研。这位态度严谨的学者追求真理不畏强暴的勇气，令茨威格深深折服。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为茨威格开启了通向人的心灵的通途，使他得以在一向被视为黑暗的“辽阔大地”――人的心灵――之中探幽寻胜。他尊重这位前辈，在1908年便把自己的诗集寄赠给他，从而开始了这两位忘年之交二十多年的友好通信。1931年茨威格写了《精神疗法》一书，书中以最大的篇幅介绍弗洛伊德的生平和他的学说。这是茨威格学习弗洛伊德学说的心得。茨威格并不是盲目地全盘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他对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提出异议，认为利比多（即爱欲）归终仍然可以为人的理性所控制。他对自己尊敬景仰的大师的学说敢于直言，提出批评，而他的小说也并非弗洛伊德学说的诠释。 　　当然茨威格取得成功的内在原因乃是他对人类的关爱。一般研究者人云亦云地侈谈茨威格是个不问政治的作家，只会描述人们的变态心理，刻画人们的畸形激情。仔细审视，茨威格小说中描述的激情乃是人情之常，并不畸形变态，便是他的写作态度也并非著文自娱，而是表达他对女性的尊重、对人性的讴歌，对那些受欺凌、遭唾弃的畸零人的同情。 　　 　　三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分子先后在柏林和全国各地焚烧禁书，把茨威格的著作连同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托马斯?曼等进步作家或犹太作家的作品一起付之一炬。 　　从1934年到1940年，除了两度访问美洲之外，茨威格一直侨居英国，1940年取得英国国籍。流亡英国的茨威格在二次大战爆发后，曾希望参加反法西斯的宣传鼓动工作，可是未被英国当局采纳。于是他途经美国前往巴西，和他第二位妻子绿蒂一同定居彼得罗波利斯。 　　彼得罗波利斯宁静安谧，可是茨威格心系战火纷飞的欧洲。他在离开美国之前，集中力量写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到达巴西之后，又创作了他最后一篇杰出的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淋漓尽致地描写法西斯对人们的精神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摧残。这本传记和这一篇小说既是他对法西斯投去的两支具有巨大杀伤力的长矛，也是他告别人生的绝命书。 　　日突然传出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的消息。近四十年来，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途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茨威格在物质方面没有任何匮乏，而且也绝不缺乏荣誉。他在美洲的演讲旅行，总是一次次凯旋的进军；他在巴西举行作品朗诵会，总是万人空巷，深受欢迎。他有英国国籍，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处处受到歧视，在饥饿线上挣扎；他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的贵宾。那么，他为什么自杀？ 　　我们不妨看看他在自杀当天写的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迫切需要我去完成：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如此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十，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别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但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在他更详细的绝命书《昨日的世界》里，回顾一生，描写了那个昨日的世界，他自己就属于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作为作家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触动人们的感情。而在这现实世界里，他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他回忆起罗曼?罗兰对他说的话：“它（艺术）可以给我们，我们个别的人以慰藉，但是它对于现实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写了《象棋的故事》之后，就此搁笔，他那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巴尔扎克研究也就此中辍。其实，《象棋的故事》是揭露法西斯十分有力的武器，但是这个武器奏效是内在的、缓慢的。而茨威格焦躁不耐，他等不及了。脑力劳动之所以是他最高的乐趣，乃是因为他通过脑力劳动可以影响人们。如今既然无从影响人们，也就生不如死了。我们前面提到他在流亡期间物质上的优越条件，然而物质毕竟不是决定一个人幸福还是不幸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精神上的折磨往往甚于肉体上的酷刑，对于思想敏锐、感情细腻的人，更是如此。这点，他在《象棋的故事》里写得十分深刻而令人信服。在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牢房里，有多少优秀之士，不堪这种折磨，终于精神崩溃；又有多少人，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无声无形的酷刑，内心极度痛苦，终于在自杀中寻找解脱痛苦的途径。茨威格身在国外，没有受到他的亲友遭到的厄运，但是因为去国离家，成为无家可归四海飘零的流亡者，内心也受着折磨。他那敏感的心灵，既承担着自己的痛苦，也分担着在祖国备受迫害的亲友同胞的忧患。于是，他感到心力交瘁。这不是外在的肉体的疲劳，而是来自内心的心灵上的疲惫。就像他在《约瑟夫?富歇》一书中描写的“百日”期间拿破仑的精神状态一样：对命运的打击已失去抵抗力。这位心理分析的大师，自己也是感情细腻、极其敏感的人。再加上他为人正直，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的安危荣辱。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类未来的设想被第二次大战的炮火所摧毁。连天烽火，遍地尸骨，人性泯灭，道德沦丧，人类堕落成为自相残杀的野兽。真是理想破灭，万念皆灰。就在他自杀前几天，传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进一步感到心力交瘁，生不如死。他坚信旭日终将冉冉东升，妖雾终会涤荡净尽，可是他耐不住黎明前的焦灼，等待“旭日东升”。他深知这需要等待，需要经过长期的善与恶的搏斗，而这场搏斗中他只能等待，只能忍受，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这种等待便是折磨。为了摆脱这种折磨，他决定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亡乃是返回故里。他不是战士，他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要指望他战斗到最后一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作家，他曾为别人的苦难，笔尖蘸满了同情，写下了一篇篇催人落泪、动人心弦的作品，让我们也为他的死一掬同情之泪，为这样一个天才作家的殒落而谴责那罪恶的法西斯主义。这位优秀的作家在日和他妻子一起，平静安详，不失尊严地告别人世，给后世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为世界文坛留下无法补偿的损失。
　　 　　四 　　 　　茨威格生前，他的作品在中国已有翻译介绍，对此我们大家知之不多。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世界文学》上发表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使中国读者惊喜交加，感到耳目一新。改革开放以来，茨威格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中译本问世。这位受法西斯迫害神经错乱的主人公的命运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 我当时译出茨威格的四个名篇以飨读者。它们是《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家庭女教师》，《看不见的珍藏》。不料原来以为可以用来止渴的甘露，竟成了激起干渴的烈酒。读者的呼声日高，译者的兴趣也日浓。到八十年代初，同时出现两部茨威格小说集。1981年前后，为了纪念茨威格的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中国的这股强劲的茨威格热潮竟与当时国际茨威格热潮合流。由于纳粹的禁令，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几十年内，茨威格的作品在德国几乎绝迹。大学里没有讲授茨威格的教授，报刊上不见研究茨威格的文章，整整一代人不知道茨威格为何人。1981年，德国S.菲舍尔出版社为纪念茨威格的百岁寿辰，重新陆续再版茨威格的全部作品。慕尼黑大学的沃尔夫冈?弗律瓦尔德教授在1980年代初便指导学生研究茨威格的历史人物传记。尽管茨威格的研究者由于历史原因人数不多，但是新版的茨威格作品是德国书店的常销书，销售额历年居高不下。至于在国外，在美国，奥地利，日本和韩国，茨威格始终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 　　中国的茨威格热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德国，引起出版界的重视。一九八四年秋至1986年夏，我通过德国洪堡基金会在波恩大学从事科研。回国前夕，忽然接到德国《图书交易报》副主编的电话。他对“文革”后的中国出现茨威格热这一现象，表示极大的兴趣。我向他作了简单的解释和介绍，他便请我回国后务必为他的杂志撰文介绍茨威格在中国深受读者欢迎的情况和原因。回国后，我用德文写了《内心生活－terra incognita（陌生世界）－谈茨威格在“文革”后中国的接受》一文，谈到这些年我在研究翻译茨威格作品时的一些体会，谈到中国读者首先折服于茨威格的心理分析，折服于他对人们灵魂的发掘与刻画。在他的小说里，没有传统小说中那个必不可少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感情起伏和事件背景全都告诉读者，而是由主人公现身说法，或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敞开心扉，“让读者瞥见人物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颤”。茨威格的小说“不用众多的人物，广阔的历史背景，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来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而是以狂暴激烈的内心斗争，变幻莫测的感情起伏，也就是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来动人心弦”。茨威格的作品则让我们看到，“写小说并不是非要捏出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可。那种非黑即白的状况在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小说中也大可不必”。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产生， 并不是由于“宵小作祟，恶人暗算，厄运使然”，往往是“外界的影响如何激起主人公心里汹涌的波涛，内心的潮涨潮落如何左右主人公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主要是由于心灵的危机。 最后我也谈到，茨威格小说中浓郁的抒情性也是使中国读者为之倾倒的重要因素。 　　在我和两位德国同行共同主编的德文版中国日尔曼学年刊《文学之路》的第二卷（二○○一卷）里，同时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之一出自德国学者，斯图加特大学教授霍尔斯特?托美之手。在德国大学里，研究茨威格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正在增加，茨威格已经越来越为德国学术界所关注。茨威格的读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多。作为茨威格的读者、译者和研究者我深感欣慰。我深信，这位优秀的维也纳大师不仅会以他杰出的作品感动中国读者，还会以他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赢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尊敬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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