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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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王进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进喜是人的杰出代表，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人的优秀楷模，的英雄。他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进喜6岁靠讨饭为生，10岁给地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1958年9月，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当时月钻井进尺的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光荣出席了全国工交群英会。群英会期间，他得知东北发现了大，异常兴奋，找到当时的石油部领导，积极要求参加石油大会战。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组织全队职工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同年4月11日、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先后两次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主席和总理的亲切接见。日，患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7岁。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历届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承认和高度评价。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建国40周年之际，他与、、、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他同、、雷锋、焦裕禄、、毛泽东、、、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日，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乳名“十斤娃”。
1950年春，玉门矿招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
　　日，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贝乌五队（1205队前身）队长。11月，在试验钻机“整拖搬家”成功。
　　1958年9月，王进喜带领全队月钻井进尺5009.3米，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10月，荣获石油工业部颁发的“钻井卫星”红旗。
　　日，王进喜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10月26日至11月8日，在北京参加全国工交“群英会”。
　　日，王进喜带领1205队（贝乌五队）从玉门出发，赴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3月25日，到达大庆萨尔图火车站。4月2日，“人拉肩扛”安装钻机。4月9日到11日，首次技术座谈会号召向铁人王进喜学习。4月14日，组织全队破冰取水，萨55井开钻。19日完钻，用时5天零4小时，创造了新纪录。4月29日，王进喜参加“五一”万人誓师大会，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7月1日，在油田万人大会上，被树立为“”之一。10月，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大队长。
　　1961年2月，王进喜调任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秋，在解放村建起大庆第一所小学。
　　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首次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初，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11月18日上午，大庆油田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1月18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向王进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不屈的童年
　　王进喜，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在灾难
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日，玉门解放。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铁人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
精神；“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等。铁人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永恒的生命力。社会学家认为，“铁人”的本质尽管是一个先进人物的代表，但他体现着一种精神，也就是我们传诵的“铁人精神”。他认为，“铁人精神”是一面，凝聚着工人阶级的朴素情感。“铁人精神”是一种力量，凸显了一种坚韧不拔创业的勇气。“铁人精神”是一种标志，凝缩着一个民族不畏困难的民族气概。
　　铁人精神具体表现
　　1） ；
　　2）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
　　3）、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
　　4）讲求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神；
　　5）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
　　6）铁人精神：推进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世界冠军要咱当》
　　大地回春练兵忙，磨好刀枪整好装。
　　只待战令一声下，跃马扬鞭上战场。
　　庄稼喜雨花朝阳，会战全靠共产党。
　　中华民族站起来，世界冠军要咱当。
　　日前，一首《世界冠军要咱当》的诗歌，在李国昌老先生收藏的日的《战报》上被发现，铁人研究者认定：该首诗，是迄今为止在公开出版物上查到的第一首王进喜的署名诗歌，是最新发现的由王进喜本人创作的完整诗歌，它清晰再现了老一辈石油人战天斗地的会战豪情。
　　在老馆书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刘仁的陪同下，记者来到李国昌老先生的家中，看到了这张日弥足珍贵的《战报》，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报纸老旧泛黄，但在二版上，清晰可见署名王进喜的诗歌——《世界冠军要咱当》。
　　记者看到，报纸二版的通栏标题为《赛诗会豪言壮语·大会战再比英雄》，整版刊登了钻井、采油、油建三大系统在1961年春节赛诗会上抒发的豪言壮语。
　　署名王进喜的诗歌《世界冠军要咱当》，位于报纸左侧偏上位置，是组诗《新春立下英雄志·会战盛开英雄花》的第二首诗，该诗分上下两阙，八句共计56个字，全文如下：
　　大地回春练兵忙，磨好刀枪整好装。
　　只待战令一声下，跃马扬鞭上战场。
　　庄稼喜雨花朝阳，会战全靠共产党。
　　中华民族站起来，世界冠军要咱当。
　　该首诗如何重现在人们视线？记者了解到，去年冬天，刘仁为编写《走近铁人》一书查找资料，特意拜访了73岁的《战报》老记者、《铁人之歌》、《余秋里回忆录》、《康世恩传》的作者李国昌。当天，刘仁在李国昌老先生的书房查阅资料，当翻到1961年的《战报》时，惊喜地发现了这首《世界冠军要咱当》的诗歌。
　　据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李国昌老人通过到市档案馆、大庆日报社资料室查找、复印，补齐了1966年之前的全套《战报》，家中存有大量的史料，数十年来，为铁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刘仁告诉记者，他在铁人纪念馆老馆工作近20年，几乎看过馆内存有与铁人有关的所有资料，并且看过铁人的笔记本，从未发现过这首诗。“这首诗，无论是1974年出版的《大庆战歌》，还是1976年出版的《大庆凯歌》(这两本诗集是刊载王进喜诗歌最多的书)，以及其他的铁人诗文集中都未找到，《大庆文学艺术四十年》中也并未收录。”刘仁告诉记者。
　　“这首诗再次被发现，要归功于《战报》这份珍贵的史料，50年来，它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见证和载体。”李国昌激动地说。
　　拂去历史的尘埃，打开珍贵的《战报》，向前追溯48年，即1961辛丑牛年，王进喜写下一首诗，记录了第一届赛诗会上老一辈石油人的激情和豪情……2009己丑年，同样是在牛年，这首诗被铁人研究者重新发现，如同一个历史轮回，更像时代的召唤，它，更是献给大庆油田开发建设50周年的一份厚礼。
　　除了“铁人”，他还有一个“工人工程师”的称号，他们总结出的“三老四严”等制度成为当时全国工业系统学习的榜样。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由苦难的旧社会解放出来，在新社会里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据大庆油田负责人宋振明说，王进喜率领的12O5钻井队在1953年到1959年7年间，共完成钻井进尺71000米，等于旧中国1907年到1949年42年钻井进尺的总和。
　　从日大庆运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大庆油田会战结束，中国石油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毛主席非常高兴，于翌年发出“”的号召。尽管这是在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种尝试，但是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奋斗精神仍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王进喜在技术上也肯于钻研，他曾带领伙伴用40年代的老钻机，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打出全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先例。他与工友们发明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进钻井工艺技术做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如“三老四严”（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制度等，还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　
　　缺少拖拉机、吊车，就用绳子、撬杠把60吨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没有水罐车，他带领工人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
　　石油，相当于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在旧中国，外国人给中国扣上“贫油”的帽子。全国解放后，虽然李四光等地质学家从理论上认定中国有较多的石油资源，但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进行钻探和开采仍是难而又难。50年代前期美国石油年产量达3亿吨，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不过10O万吨。身为石油工人，王进喜等英雄的中国工人，正是在这种为国争气的背景下，投入了如同军事斗争一般的石油大会战。
　　在玉门油田的一段时期，很多钻机因为没有钻头而停钻。当时还没有国产钻头，靠进口来不及，王进喜便组织青年突击队从废料堆里找到许多旧钻头，架起大锅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锈，修修配配，拼装成可用的钻头，用了半年打了5口井，给国家节省了开支，又不耽误生产，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王进喜刚到大庆时，脚下荒原一片，朔风呼啸，滴水成冰，吃的是苞米面炒面，住的是四壁漏风的马棚。没有公路，吊车、拖拉机不足，设备在火车上卸不下来。他当时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带领全队30多个人用绳子拉，撬杠撬，木块垫，将60多吨重的钻机一寸一寸地运到井场。打井需要水，可当时没有水管线，没有水罐车，为了抢时间他决定用脸盆端。有人说这是“瞎胡闹”，没见过哪个国家端水打井。他说：“有，就在中国。”他表示，就是尿尿也要让机器动起来。硬是用脸盆端来了几十吨水开了钻。他与工人们日夜奋战在井场上，饿了就啃几口冻窝头，困了就躺在钻杆上睡一觉，他率领的1205钻井队被誉为“硬骨头钻井队”。
　　“铁人精神”是什么？工人们总结得好：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一心为国家，一切为革命。
　　1961年王进喜当了大队长，1965年又当了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却仍然以普通工人自居。他家人口比较多，身体也不好，党委决定每月补助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实在推脱不掉的，在病危期间交了党费。他的胃不好，上级为了照顾他，送来一些猪肝和苹果，他马上就分给了工人病号。当了大队长之后，管理员要给他换一把新办公椅，他说有个板凳坐就不错了。给他发的新劳保鞋，他说什么也不要，自己打草鞋穿。
　　工人们说，王铁人这个人，国家就是他的命，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他当领导之后很少坐办公室，试验打直井的时候亲自扶。钻头卡住了，他亲自去提钻，怕的是万一架子倒了，把工人砸伤。他在现场累了困了，就把老羊皮袄脱下来和工人们挤一挤。工人们说：“我们身上有多少泥，咱铁人队长身上就有多少泥。”
　　王铁人的性格率直。他工作中也犯过错误，出过娄子，却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他的队曾经打废过一口井，每次队里来了新工人，他都要带着去看，吸取教训。有一次开大会，台上领导批评他们的射孔错误，王进喜去的晚了，门口有人叫他快趴下。他坦率地说：“披红戴花的时候，你让我抢着往头里走；批评了，就叫我悄悄趴下当狗熊？我不当这个狗熊！”
张中行散文集锦和个人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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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中行简介】：(日—日)，原名张璇，学名张璿，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字的简化“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香河屯镇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担任过《现代佛学》主编。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多部散文集成为畅销书，从而闻名于世，人称“文坛老旋风”。短短几年就奠定了他散文大家的地位，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代表作有《顺生论》，此书由很多短小的文章组成，内容深刻，文笔优雅，充满哲理。
　　他曾与著名作家杨沫育有一子一女，两人因信仰不同而分手。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反面人物余永泽以他为原型，文革期间受到牵连。
　　张中行散文选集：
　　《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
　　天街细雨湿春衣。
　　年年驿路生春草，
　　旧燕归时人未归。
　　观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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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宇宙和人生
　　佛教，教义或佛理，来源于对人生(或世间)有某种看法，对人生问题有某种解决办法。因此，说禅，说佛教，有如寻长江、黄河的源头，不能不由人生说起。
　　人生是“一”，人生之道(包括看法和对待办法)是“多”。有一种道，在老庄眼里也许是最高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但这很不容易，即以老庄而论，赞颂“虚其心，实其腹”，赞颂，就是已经在比较、选择，也就是心里早已装了不少东西，并非虚其心，不识不知。这里的情况，正如郑板桥所说，是“难得糊涂”。不能糊涂，睁眼就会看见人生，闭眼就会为这样那样的人生问题所苦。如孔子就颇有这种心情，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回到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时期，至少就常态的人说，是办不到了。所以就只好接受现实，该看就看，该想就想。遗憾的是，有不少现象，简直想不明白;有不少问题，简直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是人生的环境或基地，旧的说法是天地，新的说法是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弄不清楚。由有文献记录起，人们就在猜谜，阴阳五行，无极而太极，地水火风，上帝创世，等等，费了很大力，所得也许不值后来人一笑。笑人的后来人呢?所知显然多了，大的，由银河系到类星体，小的，由分子到基本粒子，外加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等等，可是，如果以彻底了解的要求为鹄的，究竟比阴阳五行之类前进了多少?像是只移动了一点点。我们住在“有”
的世界里，“有”是怎么回事?甚至证明其为“有”，除了直观以外，我们也是想不出好办法。在这种地方，万不得已，我们还是只能接受或者可以称之为本能的信仰，我们既然已经“感”其为有，那就只好“信”其为有。
　　信为有，定了，接着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不是“无”?有没有起因?如果有，这“因”或“最初”是什么?想到初，自然连带会想到“趋向”，向哪里?如果有所向，即传统所谓“天命”，是不是蕴涵着“目的”?目的，由“意志”的桥一跳，就会过渡到“生命”，与“人生”近了，不可避免地又会引来一连串问题。
　　这一连串问题，因为接近，所以就更加迫切，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就是以“个人自扫门前雪”为信条的人也躲不开。古今中外的贤哲，几乎都是不想躲。有的甚至追得很深远，如法国的笛卡尔，一疑再疑，最后对“我”的存在也起了疑心。左思右想，渴望证明其为有。最后还是借重左思右想，说：
　　“我思，故我在。”证明“我”不是虚假的，拍拍胸脯就是。这样证明，后来有人(如罗素)认为也是自己骗自己，因为“思”只能证明“思在”，“我”是偷偷跟进来的。我们是常人，可以不、甚至不应该这样走入思辨的奥境;那就还是借重于常识或本能的信仰，说，不管原因和证据是什么，“我”的确是存在。“我”
有了稳固地位，与“我”有关的“人生”也就成为硬梆梆的现实。人生，与宇宙相比，虽然个头儿小得可怜，但它是家门之内的事，所谓休戚相关，因而就不能不引来更多的人的更深沉的思虑。
　　2 人生问题
　　人生问题，以著书立说或聚徒授业的为限，西方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由孔子起，可以说有数不清的人在这方面费尽了心血。所得不能说少。但是，惟其因为看法和办法也多，我们可以推论，就质说，所得并不很多。明确一些说，所得的十之九是病情方面的清楚，不是药理方面的有效。说起病情，大大小小，一言难尽。这里选一点点大户谈一谈。
　　3 目的难证
　　上面曾说到“目的”，人生有没有目的?以我们现在所知的宏观世界为背景，像是不能给目的找到靠山。生命是自然演化的一种现象，如何来，正在摸索;如何去，连摸索也谈不到。“人为万物之灵”，这是出于“人”之口的话;如果出于“羊”之口，那就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一句，因为吃烤羊肉串的是人。由哲理方面考虑，目的是途程中的最远点，指定者应该是人以外的什么。古人设想是“天”，或说“上帝”，或说“神”，不管怎么称谓，都是性格远远超过人的什么，或说至上的什么。可是这“什么”是设想的，或说是由人能造许多物品推想的，证明其为有很难。退一步说，即使勉强以不能无中生有为理由，向一级地推出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个逻辑问题，这“什么”的上面应该还有什么，因为无中不能生有。这是说，在我们的知识系统里，不能推出最初因。不得已，再退一步，承认有个全知全能全善的什么，有许多现象也显然与这种设想不能协调。如一，目的应该是可取的，力求达到的，既然全能，为什么不把它放近些?二，目的不应该是反善的，可是世间分明有不少恶，这怎么解释?三，还是说世间，根据地质学家的考证，有不少生物曾经盛极一时，可是灭绝了，这也是目的中应有的事吗?四，即以日常杂事而论，吸纸烟，打麻将，以及夫妻吵架，飞机失事，等等，说都是预定的趋向某远点的应有的阶段，就更不能取信于人了。其实，设想有目的，性质不过是小生意想赚大钱，自我膨胀。常说的“活得有意义”，“这辈子没白来”，以及“佛以一大事因缘出世”，等等，也是这种奢望的表现。奢望的根柢是信仰。信仰有用处，或有大用处，是可以由它取得心安。但心理的满足与事实如此是两回事。这引来的问题就是：有目的是好事，可惜像是没有。
　　4 义务和善念
　　目的，玄远，搞不清，或说鞭长莫及，我们只好缩小范围，由天涯回到己身，想想怎么样生活才好，才对;或者说，就一个人说，未来的路像是很多，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这太繁杂，不好说，只好由概括方面下手，转为道德哲学的问题，是：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什么为最根本的标准?这答案，在古今中外贤哲的言论中也是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综合为两类，曰“义”，曰“利”。先说义。孟子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是说，只有合于义的行为才是善的，对的。历代道德哲学家，或不成家而也谈论这类问题的人，甚至常人，自觉或不自觉，几乎都可以算作这一派(推重品德就是一证);自然，说到实行，至少有相当多的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专就理的方面说，以义为评价行为的标准，问题也不少，只说重大的。一是根基相当渺茫。义好，对，不义不好，不对，谁规定的?古人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说本源是天命。可是天命虚无缥缈，难知，尤其难证。外，找不到，只好反求诸己，说是内心有良知良能。可是这同天命一样，也是虚无缥缈，难知难证。而且不只如此，我们找它，它却常常和人欲纠缠在一起，使我们大失所望。总之，以义为有大价值，像是很应该，却有缺陷，是难于找到它的娘家。以人为喻，没有根，取得信赖就很难。二，穷理要追根，而义常常像是背后还有什么。以日常生活为例，遇见自寻短见的，救是违反被救人的意愿的，可是通常说是义，为什么?因为都直觉地认为，生比死好。又如撒谎是不义，可是医生向垂危病人说病状，却照例要撒谎，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可见我们所谓义的行为，都有所为;有所为，在理上它就不能是根本。三，义，作为价值观念，有时是浮动的，异时异地且不说，严重的是可以因人而不同，如小至买卖双方，大至交战双方，义的所指总是冲突的。事同而评价异，义的实在性也就成问题了。
　　5 快乐与众乐主义
　　上面说到生比死好，苦少比苦多好，这就理说是由义跳到利。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可以不用利，而用道德哲学中习用的说法：生活现象虽然多到无限，而所求不过是快乐(偏于心理学的说法);或者说，评定行为的善恶或对错，应该以能否去苦得乐为标准(偏于道德哲学的说法)。与行义相比，这种求乐的想法也许更接近常识。当然，问题也不少。一是乐与义有时候冲突(小如酗酒，大如吸食毒品)，怎么办?二，乐与品德像是没有血肉联系。没有联系，它就有可能被赶到道德规律之外，还会有道德规律之外的评价行为的标准吗?三，乐有人己之间未必协调的问题，如争夺心爱之人或物就是这样，甲乐则乙苦，甲苦则乙乐，怎么办?边沁主义就是想解决这最后一种困难，它把乐的范围扩大，说道德哲学所谓善，应该指能够使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样，乐在人己之间不能协调的时候，就可以用计量的办法来解决(自然还难免有算不准的问题)。边沁这种想法，过去称之为功利主义，其实也是古已有之，就是《孟子》的“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不若与众。”(《梁惠王下》)可以称之为“众乐主义”。众乐主义是“量”的原则的扩大：一方面，就己身说，一分乐不如两分乐，两分乐不如三分乐;另一方面，就社会说也是这样。兼及社会，肯定了利他，可以使道德规律找到更稳固的基石。可是以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终归是，就己身说容易圆通，因为有“实感”为证;推到己身以外，找理由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实感为证，尤其是人己苦乐不能协调的时候。此外还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四，量的原则难得普遍实用，因为有许多事是虽乐而不当做。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是边沁主义者，也承认快乐有高下之分。常识也是这样看，如平时，赌博与读诗之间，乱时，整人与宽大之间，绝大多数人认为前者卑下而后者高尚。可是这样一来，量的原则就不得不同质的原则平分秋色，作为评价的原则，允许平分秋色，它就完了。五，还是就常识说，人的日常活动，有不少显然与求乐无关，小的，如挤向前看车祸，大的，如已经苦于不能教养还要生育，等等，都属于此类。有不求乐的行为，而且为数不小，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推想，人生活动的种种花样，如果有动力，或说有所求，这动力或所求，也许是比快乐更为根本的什么。
　　6 欲的满足
　　说来也许是值得感伤的，这更为根本的什么，或者并无价值可言。原因是，人生，扩大到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何自来，莫明其妙，有何意义，也莫明其妙。这是一面。
　　另一面，这现象的一部分(生活)却实实在在，并且在感知之前早已受命，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只能向此处而不能向彼处。这用《中庸》的话说，是“天命之谓性”。天为什么命，为什么这样命，不知道，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率性”而行。想抗吗?连抗的力量和方式也不能不来自天命。说句泄气的话，至少叔本华这样看，是彻底的被动。这被动的情况，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不能不动。这就使我们又碰到人生问题：怎么理解才对?怎么活动才对?“天命之谓性”是一种理解。与之相连的有性的性质问题，很麻烦。为这个，孟子曾经同告子展开辩论。孟子是理想主义者，主张性善，想凭借良心以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显然是书生坐在书斋里作的白日梦。与孟子相比，荀子实际得多，由书斋走到街上，看到形形色色，于是以所见为根据，主张性恶，也就是成为教化主义者。教化，会多有实效;但是，如果性恶的想法对了，推崇教化的善念又从何而来?孟荀以后，两千几百年来，无数读书人，包括韩愈、李翱，以及几乎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在这上面大动脑筋，因为像孟荀一样，都认为这同修身治国平天下有血肉联系。花样越来越多，如有善有恶，性善情恶，等等。现在，一般认为，反而被缺席裁判的告子(自己没有书传下来)的想法比较近真。他说：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这是说，性无所谓善恶，只是受之自然的某些趋向而已。我们说这种想法只是近真，是因为它还同善恶勾勾搭搭。其实，性和善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围内的“行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饥要食，渴要饮，有什么善恶可言?但告子终归通情达理，于水的比喻之后，还说了这样的名言：
　　“食色，性也。”这话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因为它触及人生的奥秘：不食，就不能保持己身的生命;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生命。总之，人生，不管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最基本的，最实在的，是要活，要生存。这种情况也可以说得雄伟些，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概括，因而近于玄妙，能不能说得较质实些?古人早已这样做过，如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一句的“人生而有欲”，尤其是其中的“欲”。欲是一种顽固地要求满足的力量，依照现代心理学的看法，尤其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看法，这就是生命的底里。欲的表现是求，求就不能不触及外界(包括人和物)，于是有得，有不得，有和谐，有冲突，并且，与得失相伴，有使欲更为顽固的，使求更为有力的“感情”，如喜怒哀乐等。
　　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人生”。这样理解人生，性质单纯;至于表现，则芥子化为须弥，千头万绪。它还容许伸张，或说遐想，如书中自有颜如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等等，都属于此类。但不管怎样遐想，想得如何美妙，追到根柢，总是来源于欲。值得慨叹的是，欲虽然强有力，却是渺小的，即如“天地之大德曰生”的“生”，就己身说是终须结束，就种族说是难于找到保票。总之，求彻底满足，求终极意义，都会失望。这就难怪，在人生的各式各样的现象里，竟有轻生的一类;甚至提高为理论，即所谓悲观主义，如叔本华就是突出的代表。幸或不幸而绝大多数人是《吕氏春秋》一派，讲究“贵生”，至少是实际“贵生”。但是贵生，要生，就不能不碰到与生有关的种种问题，即所谓人生问题。这有来自内心的;内又不能不外，于是就成为各种性质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性质说可以归结为：欲不得满足，或生不得遂顺。
最小王国 塔沃拉腊岛碧海蓝天美如世外桃源
　21:42:58&&&中国网&&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有很多，可以从面积上去看，可以从人口上去看，也可以从经济政治上去看，也可以从世界上的地位去看。可是最小的国家呢?怎么去评判呢?按面积吗?最近，BBC爆出了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国家，引起全球关注。
　　著名的意大利撒丁岛的翡翠海岸南部，有一座孤零零的王国耸立在蔚蓝色的海面上，这就是塔沃拉腊岛。塔沃拉腊王国由11位兼职岛民和100多头山羊组成，现任国王是安东尼奥-贝托雷尼(Antonio
Bertoleoni)。这里没有公路、没有酒店，惟一可以居住的地方在一道白沙水湾报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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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全球最早人类化石 或改写“人类来自非洲”
15:05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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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它们来自该地区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对这些化石的研究表明，早在8万年前到12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就出现了跟现存人类很相像的现代人，这比欧洲地区早了3万到7万年。
道县福岩洞地理位置及洞内景象
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东亚地区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它们来自该地区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对这些化石的研究表明，早在8万年前到12万年前，中国南方地区就出现了跟现存人类很相像的现代人，这比欧洲地区早了3万到7万年。
该研究论文10月15日凌晨1时在线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自然》（Nature）上，标题为《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现代人》（The
earliest unequivocally modern humans in southern
China），《自然》为该文章配发了专门评论。
14日下午，文章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刘武告诉澎湃新闻，中国南方地区可能是中国现代人类形成和演化的中心区，而这些现代人可能起源于该地区的古人类，而非来自非洲。
刘武解释说，通俗地讲，根据演化阶段，人类可以被分为古人类和现代人类。人们对于古人类的起源，已经有统一的看法。古人类，如猿人，在约19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并从那里迁徙扩散到世界各地。但学术界对现代人类的起源，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非洲起源说，现代人类最先在非洲出现，然后迁徙到世界各地；另一种观点是多地起源说，现代人类在世界各地多个地方分别被演化出来；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学说”。
刘武支持多地起源说。
他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秀杰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湖南发现了前述化石。2011年-2013年3年间，他们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乐福堂乡的一个名为“福岩洞”的洞穴中发掘出47颗人类牙齿化石，以及大量的野生动物化石，如剑齿象、貘、猕猴、叶猴、长臂猿、梅花鹿等的化石。
道县福岩洞外景及发现的47枚人类牙齿化石
刘武介绍说，这47枚人类牙齿化石具有现代特征，它们跟现存人类的牙齿很像，但跟古人类，比如北京周口店猿人的牙齿不一样。
根据铀系法测年，并结合古地磁测定等，研究人员确定这些牙齿化石的年代在8万到12万年左右。
中国科学家在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东亚最古老现代人牙齿化石
刘武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西亚以色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类化石是5万年前的，欧洲发现的是4.5万年前的。这意味着中国境内出现的现代人类的时间比上述地区早3万年到7万年。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罗宾&登内尔（Robin
Dennell）在发表在《自然》的评论中称，刘武等人发现的化石意味着，中国南方地区的现代人类是8万到12年前从阿拉伯半岛或地中海东部迁徙过来的。
但刘武告诉澎湃新闻，新发现的化石没有提供支持罗宾&登内尔观点的直接证据，这些现代人可能是从本地的古人类演化来的。
（原标题：中国发现全球最早人类化石
或改写“人类来自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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