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石库门述论[1]-上海档案信息网
上海石库门述论[1]
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在上海曾经风行一时，成为上海城市的一种符号。流风所致，周边地区造的“上海房子”，其实就是石库门的另一称谓。曾经有人说过，“我们塑造了自己的房屋，而房屋又塑造了我们”。近年来上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石库门也进入了学者的视野。诸多学者分别从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的角度，甚至是较为综合地审视、探讨了它如何兴起，又如何变化，它的房东是哪些人，住户情况又是怎样。本文准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石库门与石库门中人，包括房东、房客。除了概述石库门的兴衰，还拟对石库门对上海人产生了什么影响略作申述。
一、新旧石库门
石库门的出现，与租界由华洋分居向华洋杂居转变有关系。租界初设时，除却原先居住在这一带的华人，其余华人不准在此租地造屋，这是中英官员1845年协议订立的《土地章程》中规定的洋人才有的权利。由此造成所谓华洋分居。1853年小刀会起义，上海城厢居民大量逃入租界，那里的华人从500人激增到2万人。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租界里就造好了800多幢木板房供华人居住，事实上变成华洋杂居。1862年，正值太平军进军江南，大批富人避居上海。上海租界里的难民创纪录地达到50万人，通常认为此时租界人口增加了20万左右。供难民居住的房子更达到8700余幢之多。不过，它们太简陋了，并不适宜长期居住。尤其第二次难民潮中的富有者，更希望能有适合他们居住的住宅。
于是出现了石库门。这是一种立帖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它与木板房一样，也“采取欧洲联排式格局，单体平面及结构脱胎于我国传统的民居三合院、四合院的住宅形式”。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房产商可以省地省工省料，节省投资；住户则看中它毕竟是砖木结构、彼此相对隔离的独立住宅，与单薄寒酸的木板房不可同日而语，与传统的居住习惯比较接近，居住其间不失体面。所以它很快取代木板房，在房产市场流行起来。此外，它的流行似乎应该同租界里不可能提供大量土地，建造深宅大院式的住宅有关。因是之故，不管是木板房，还是石库门，都采用了联排式的结构布局，都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似乎同这批富人，至少是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此时还没有定居上海的打算有关。他们更乐意选择价格不太高的小型住宅。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随即纷纷离开上海回转家乡，以致出现了大批在建房屋停工的现象。石库门价格肯定比独立的大宅子要便宜得多，脱手时也应该方便得多，正适宜于此种临时栖身的富人。可见，这种中西合璧的房屋样式，并非是某个人灵机一动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必然性。
早期的石库门以条石门框、黑漆大门为最显著的外形特征。有人说石库门的名称就在它以石条箍门，由“石箍门”转音而来。也有的说，传说古代帝王的宫殿有路门、应门、皋门、雉门、库门五门，诸侯宫殿有路门、雉门、库门三门，都以库门为最外面大门的称呼。新出现的这种建筑就称为石库门。还有说这种房屋与官府仓库的黑漆大门铜门环差不多，所以称为石库门。几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似乎也各有不足。不管它当初如何得名，现在大概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上海一个时期中建筑的象征物了。
第一批石库门出现在河南路、福州路、北京路一带，即租界的中心地区，时间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初，十年左右建成了相当数量的石库门。1870年以后，租界当局开始取缔木板房。如果没有大批的石库门作为替代物，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
石库门大体坐北朝南。进大门就是天井。面对大门正中的房间称作客堂，通常是落地长窗的门，后面则是白漆屏风。客堂楼上叫客堂楼，也叫前楼。楼梯就在客堂后面。有时，楼梯之后还有一个小天井。隔着小天井是厨房，上海话称作灶间，或者叫灶披间。它上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还有晒台。正因为亭子间位于石库门的后部，一般朝北，而且上有晒台，下有灶间。在石库门里，它是居住条件最差的一间。早期的石库门内，天井左右两旁的房间称作东西厢房。这样有客堂，有东西两厢房的石库门，宽度为三开间，因为一般为二层，俗称“三上三下”。最初，石库门还有五开间、六开间的，但为数很少。进入20世纪，上海城市人口已经突破100万。比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更省土地，规模也更逼仄，房价也低一些的二上二下、一上一下大行其道。它们分别是天井旁边只有一侧厢房，或者没有厢房的石库门。
早期石库门里弄一般包含二三十幢房子，后来弄堂规模大了起来。20世纪20年代建造的复兴中路永裕里有162幢，塘沽路东德安里284幢，而新闸路斯文里更高达664幢。这时候，石库门分布的地区，已经从租界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展了。据粗率统计，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已有“里”，即上海人通常所称的“弄堂”1125个，其中公共租界（包括越界筑路地区）717个，法租界155个，华界253个。租界里的“里”都是石库门所构成，华界中的也有相当部分是石库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种更新的石库门大行其道。虽然它被称为新式石库门，实际上已经大异其趣。从结构上看，它不再是立帖式，而改为以砖墙承重，一般使用人字屋架，有些更在局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从外观看，它没有了作为石库门标志的条石门框、黑漆大门，也没有了高高的围墙，而代之以铁栅栏，敞开的庭院代替了狭小的天井，传统的一开间、二开间也被自由的平面布置所取代。房产商们一般还会置备卫生设备，水电煤气也完备得多，有些还用钢窗代替了木制窗户。这样的建筑，造价当然要高一些。但是，它从旧式石库门的二层，增加到三层，而且层高也小了些，相应降低了房价。它们也不像旧式石库门散布上海各处，相对西部比较多见。而且，就其绝对数量而言，也比旧式石库门要少得多。
据统计，1949年旧式里弄建筑面积1242.5万平方米，占居住房屋面积的52.7%。所谓旧式里弄，主要由新旧各式石库门建筑所构成。此时，距离石库的出现已经有90年了。将目睹整个近代上海历史进程的石库门作为上海住宅一种典型，无疑是恰当的。
二、大房东
最早投资建造石库门的，应该是一批洋商。
小刀会起义后租界里首先建造的是十分简陋的连排木板房，三五个月的租金就足够建造一所同样的房子。继起的石库门，盈利情况应该相去不太远。昔日依靠贩卖鸦片起家的洋商在此厚利的吸引下，纷纷转向房地产，老沙逊、怡和、仁记等洋行都以巨资进军房地产。英商史密斯声称：“我的本份却是不失时机地发财致富，把地皮租给华人，或者为他们建造房屋，赚到30%或40%的利润，如果这是运用我的资金的最好办法。我希望顶多在二三年内发一笔财，然后离开，那么以后即使整个上海毁灭在火里或者水里，这对我有什么要紧呢？”此人1869年时在南京路占有土地131亩，约占当时南京路地产总面积近30%。
有人估计，1901年时，英国人在上海投资的1亿美元中，有60%为房地产投资。可以相信，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在石库门之上。这个庞大的行业中，有不少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最早以经营房地产为主体的商行，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史密斯创设的英商德和洋行。成立于1888年业广地产公司,曾拥有数千幢石库门房子，每年房租收入数十万两。新沙逊洋行1880年到1890年间，建造了青云里、永定里、广福里、宝康里等不下二十余处石库门弄堂。地产大王哈同同他们相比还是个后生小辈，当然这位后生更为可畏。他1874年才来到上海，先在沙逊洋行供职，逐步升到地产部经理。在此期间，他参与贩卖鸦片，还从事房地产经营，积累起一笔资金，于1901年创设哈同洋行专营房地产，成为巨富。南京路上凡是“慈”字打头的房产，如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慈裕里、慈庆里、慈顺里、慈丰里、慈永里等，都是他的产业。他在上海有房屋1200多幢，30万平方米以上。1931年英国领事估计，哈同财产值400万英镑。
除了外国房地产专业公司外，其他洋商企业，特别是外国建筑设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乃至侨民私人以及宗教团体等也多涉足此项业务。1930年4月参加上海房产业主公会的外商会员达140家。若以其经营房地产主要业务来分，约可分为自产出租、代理经租、掮客（中介）三类。他们手中的房屋，应该还有其他种类，石库门只是其中之一，尽管是比较大的一部分。
不要以为洋商办洋行、开房地产公司用的都是洋人从外国带来的钱。许多洋行里，都有华商附股，即将资本投入外商企业以分取红利。这些附股的华商熟悉行情，知道房地产利润丰厚，很早就对此投入巨资。上面提到的业广地产公司由于附股的华商多，1891年由大股东徐兰斋担任了华股代表。大概这是华商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一条渠道。通过这条渠道，华商开始熟悉并掌握了近代房地产的经营之道。
华商也有投资房地产而自己当业主的。刚刚创刊不久的《申报》刊登过一则由洪元成署名的房屋召租广告：“启者：今有新造厅式楼房一所，在石库门内，计十幢四厢房，后连平屋五间。坐落石路中三元轩弄内。倘有贵客欲租者，即请至老闸养德药铺间壁弄内，向本号面议可也。九月二十七日。”以今天的状况推想，出租石库门而要登广告，当是有利可图之举，也不会是仅此而已的特例。
与这位洪元成同时代的，曾是买办，后来主持招商局的徐润，自称“余所购之地未建者达2500余亩，已建筑者计320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房3所，楼平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两，地亩房产名下共合成本2236940两”。这里提到的各种房屋样式很难确指，但是有一部分为当时流行的石库门当无疑义。其他买办，如程谨轩、周莲堂等与徐润相仿，也拥有大量房地产。南京路、北京路、西藏路一带数千幢房子属于程氏名下，1930年代时估计，价值2000万元。周氏房产集中在福州路、广东路、浙江路一带，规模也很可观。而这一带正是石库门聚集之所。至于李鸿章、盛宣怀等官僚，在这方面也不甘后人。盛宣怀名下的石库门分布很广，现在的南京西路、凤阳路、新闸路、成都路、金陵路上都有他的房产。经营房地产利润丰厚，风险也小，吸引了许多人把钱投入了这个领域。近代上海房地产业中号称四大台柱的刘、张、邢、庞四家，就都是浙江南浔——杭嘉湖地区生丝重要集散地——大商人，先后将经营生丝积累起的资本，转而投向房地产。刘姓一家，就在福州路广西路一带有会乐里、会香里、洪德里、昭德里等十多条弄堂。一些著名的工商业者，如虞洽卿、陈炳谦、魏廷荣，都有可观的房地产收益。管理这些房产的，有不少是所谓经租账房。
1898年，叶澄衷开设了上海最早的华商房地产公司之一的树德房地产公司，月收租金6000两－8000两。1927年，全市有华商房地产公司约10家，还不包括一些业主自行设立的经租账房。至30年代初，上海的房地产交易活跃，利市十倍，华商房地产公司得到很大发展。石库门建筑大致也在此时达到高潮。至今标明的建筑年代是1928年、1929年的弄堂，在笔者的印象中远多于其他年份的。
一二八事变发生，华商房地产业遭受打击，不少委托外商经营。这大概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成为孤岛，外商普遍收缩在上海的房地产业务。洋商退而华商进，华商的房地产业重新发展，1938－1941年间新设的房地产公司约有30家。抗战胜利后，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不少早期建筑的石库门此时已有五六十年，甚至更多的年限，而且年久失修成为危房。业广公司董事会主席承认：“房屋仍处在极差的保养状态，被疏忽的现象正在继续，恐怕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损毁。”而当时，原本洋商作为依恃的治外法权不复存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使得洋商很难鼓起投资上海的信心。新沙逊的老板就断言：“在中国开展大规模业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此形势下，一些洋商陆续将自己的资产转移国外，压缩在上海的业务。与此同时，不少华商则因为通货膨胀的压力，纷纷抢购黄金、外币和房地产，以保持财产的价值。还因为抗战胜利后，一些战时移居内地者回归上海，住房的需求较旺。上海出现华商抢购房地产的势头。到1948年，参加上海市房地产商业同业公会的房地产商有117家之多。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参加公会的私人业主。
1950年，上海尚有外国房地产商74家，其中有房地产的自产商37家。他们的房地产大多在市中心地段。但是，承继抗战胜利以来的趋势，大多业务收缩、负债，以产抵债而收歇。
1955年，华商房地产业主大约有三千多家。近7.8万幢房屋归他们所有，总面积平方米，其中3万平方米以上的有28户，1000－5000平方米的有2758户。由此也可知，还有不少房东只拥有少量房产。这些房屋当中，新旧各式石库门无疑占了大多数。
1956年，上海市对私营房地产企业和占有出租房屋1000平方米以上的私人业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申请公私合营的私营房地产企业202家，其中有经营自有房地产的自产公司49家，经租商110家；占有出租房屋1千平方米以上的业主2727家。1958年，又对出租私房地150平方米以上（郊区城镇70平方米以上）不足1000平方米的业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市国家经租的小业主有3.97万户。至此，私人出租房屋的72.53%归于公私合营或国家经租。存在了将近两个世纪的石库门大房东，数量急剧减少。
三、二房东
提到石库门的房东，还不得不提到二房东，这个石库门中的畸形儿。所谓二房东，就是从大房东那里承租房子，自己住一部分，将其余的分租给其他人。
之所以产生二房东，大致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从房客而言，上海乃寸金之地，不可能都居住整幢房屋；而从二房东而言，就自己居住的房屋分租出去，能有一笔收入，于生活不无小补。早期二房东只求减轻自身生活负担，并不以赚钱为目的。及至1920年代以后，上海人口增加较快，住房紧张的状况愈演愈烈。有报道说，1927年时，因为北伐战事，避难上海者不少，“一般二房东分租余屋，乘机增价，平日租金五六元者，今则非十余元不可，甚有欲付租金二月或三月者”。此后人多屋少成为常态，二房东的余屋遂成奇货，房租逐步高涨，租房条件也日渐苛刻。当二房东而谋营利者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二房东阶层。1929年，据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全市有二房东126032户。而且，二房东有逐年增多的趋势。1953年房地产管理局抽样调查3216户居民，不通过大房东租赁的有2346户，占79.2%，其中抗战前迁入的有258户是向二房东租赁的，占同期迁入的67.4%。抗战中这个比例上升到76%，抗战后为84.8%，建国后达到86%。所以，三四十年代，二房东的队伍越滚越大。1952年时调查，老式石库门中有二房东的约占90%，新式石库门也有44%，总数约13万户。
随二房东队伍的扩大，房客与二房东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租界和华界当局都曾经试图缓解此矛盾。1929年上海市政府指令公安局发布限制平民住房分租办法，“单幢至多不得超过3户，双幢至多不得过5户，三幢至多不得过6户。其晒台、厨房应依照建筑原状公用，不得擅行改作房舍住人，非属厨房处所，不准安放锅灶，至阁楼则非得工务局许可不准自由搭盖” 。但据报道，当时华界居民王笑天曾因“平民生活困难”，给公安局写信要求暂缓实行平民分租限制办法。类似情况可能还有一些，致使“公安局方面已感觉执行困难，且与平民生计大有影响” 。估计此类办法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二房东与房客的矛盾依然故我。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政府颁布的战时房屋租赁法令，规定房东没有确实必要，不能将出租房屋收归自用，无形中承认了二房东的永久租赁权。这也直接带来了抗战爆发之后二房东现象的恶性膨胀。1942年，租界当局为了统制分租房屋，曾规定二房东应领取房屋分（转）租执照，并规定分租部位、租价，执照三个月申领一次，牌照须悬挂明显之处。但执照发出4万余张（领申请书的有6万余户）以后，即不了了之。
本来，分租房子收取租金是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客观上也替人解决了住房困难，无可厚非。但是，解放前二房东超收租金一般为430%至1400%。非但如此，大房东增加租金，不过是为二房东加租创造机会，二房东成了最稳妥的生财之道。除租金外，二房东还有更多的来钱门路。经常性的，如加摊水电费之类。临时性的，如顶费。这原是旧房客将不易拆走的装修等让与新房客顶受使用所收取的一些费用，后来变成居住权的让渡费。1939年，一间前厢房的顶费要7石大米。1944年，涨到60－70石大米。1948年更有一间亭子间的顶费要12两黄金。为了更多的收取顶费，二房东还会挖空心思逼走老房客，重新出租，收取新的顶费。除了顶费，二房东还有预收押金、房租，还要收装修费、搬场费等等名目。旧时拜年，“今年你们要做二房东了”，竟然与“恭喜发财”同样成为祝贺之词。
随着二房东现象的泛滥，石库门里出现了“七重天”。抗战以前，石库门弄堂里几乎没有不添建搭建的：天井、晒台被改造成房间，客堂、前楼、厢房都可以一分为二，屋脊倾斜处可以搭出两只阁楼。据解放初典型调查推算，市区1600万平方米旧式里弄房屋中，增建搭建的约有300万平方米。原来居住一家八九人的一幢房子，如此可以分租四五家乃至八九家，足足容纳二三十人。抗战以后，搭建之风更加厉害，客堂等处都加搭阁楼，两层楼变成四层，居住面积大为增加。建国初调查黄浦区东兴里等10条里弄559幢房屋，其中东兴里76幢有违章建筑352处，是原有房屋数的4.6倍。该弄一幢房屋搭建阁楼9处，原来8.1米高的二层楼房，竟成为高达13.5米的“六层楼”。至于如此搭建对房屋的破坏，以及对居民安全的威胁，则全然不在二房东的考虑范围。
解放后，不少市民不能继续忍受二房东的盘剥，纷纷投书报社和有关部门，要求取缔二房东。人民政府对公共房屋明确禁止分租顶让。对原有二房东，房地产管理处通过整顿租赁关系，与住户直接签订契约，按合理分担原则调整租金等措施予以取消。私有房屋出租，初期是限制二房东，分租房屋的租金一般不得超过大房东租金的20%；后来参照公房有关规定精神改为二房东与三房客按比例分摊，并支持三房客直接向大房东订立租约。对顶费、小费及一切杂费，则一贯严厉禁止。1953年调查推算全市有二房东13万户，1957年3月减少为59560户。1958年4、5月间，里弄掀起大鸣大放高潮，仅新成一区就有1076张大字报要求取缔二房东。全市计取缔二房东47215户。旧社会遗留下来极为复杂的三房客与二房东的矛盾，大部分获得解决，房屋纠纷越来越少。1958年房屋纠纷案件比1957年下降57%。
当然，直到此时为止，大房东还没有完全消失，远比大房东情况更为复杂的二房东现象，还不可能完全从上海人的视野中消失。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沿街的石库门底层住户纷纷将自己的住房转租，当上了新的二房东。
四、浏览房客
石库门并不单纯是住宅。后马路钱市，就都是在石库门里经营的。经营批发业务的申庄，也大量在市中心的商业区里，不少就以石库门为据点。近代著名的企业从石库门起步的也不可胜数，如商务印书馆，如天厨味精厂，都是如此。1940年代，全上海250多家旅馆，有一半设在弄堂里。弄堂也是上海许多著名小吃的发源地。张乐平笔下的弄堂学店，也有不少开设在石库门里。至于医生诊所之类，无论中医西医，石库门里更多。至于烟杂店、老虎灶之类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者，更在弄堂里随处可见。妓院、燕子窠等等也大都以石库门为据点。可以说，许多石库门里弄都是商住混杂的。由于篇幅，这里只讨论作为住户的房客。
依收入的高低，房客大致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等，随石库门由宽敞日益变得狭窄而依次出现。
上等的，大抵是买办、富商、官宦和大地主之流。他们家庭成员可能并不很多，多少有些仆从婢女，而且还要讲究排场，尽管房租高昂，他们能够承受得起。太平军进攻江南时，避地上海的难民地方富商豪绅不少，最初的石库门住户都是此类殷实人家，当无疑义。有材料记载，19世纪后期一幢石库门一年租金要500两白银以上，合银元总要七八百元，还要付二三百两的押金，房捐等捐税还不在内。当时，一石米大约只需五六元钱。以一百几十石米钱租一幢房子住，总是很昂贵的。迟至1901年，南京路同吉里一幢五开间的石库门，月租仍需规元120两，租金还是相当贵。能住这样贵的房子的，只能是极少数的上等人家。
随后，石库门中逐渐出现了中等乃至更低层次住户的身影。
从数量说，能维持一家小康生活的比上等人家多得多。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一家之主或是中小商人，或是洋行商店中地位较高的职员，也可能是文人、教员、医生等所谓的自由职业者。这样一批人，大多收入比较多而且稳定，虽然不像上等人家能夸豪称富，生活总是比较安逸舒适的。规格稍小些的石库门，起居毕竟比较方便，房租负担得起，对于他们来说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居所。而医生要开诊所，一幢石库门既是住家，又是行业之所，合而为一，不失为一种选择。从房东的角度而言，单靠出租整幢石库门收取整笔高额房租，维持较高的收益，当然相当理想。如能化整为零，广种薄收，也不妨视为获得收益的另一条途径。它也是能够提供相当可观的收益的。而且，这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移居上海的人口越来越多的趋势正好是相吻合的。于是如上文所述，石库门由三开间而二开间、一开间，同时弄堂的规模日见增大，而房客又远远多于以前整幢出租的，弄堂自然逐渐拥挤起来。
须要注意的是，当时上海的石库门可能犹如现时的高楼住宅，属于新式住宅，还是要有点资力者才能问津。19世纪70年代成书的《沪游杂记》卷一《房价》称：“楼屋上下各一间俗名‘一幢’，后以披间设灶。市面租界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极廉者每间亦需洋银三饼。”稍晚，位于老闸西的保康里、博径里一带的石库门，“晒台后披井俱全，租价起码洋二元五角”。这样的房租水平，大约在中等收入市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胡寄凡著《上海小志》卷六《生活》附录“何天言五十年前之物价”称，米一千二百文一石，泥水木匠均七十文一工自膳。据同书载，当时一枚银元可兑1200文左右，则泥水木匠一月所得，不过二三银元，合一二石米。当无住石库门之可能。《沪游杂记》与《上海小志》所载，年代前后相继，正说明了其时石库门还是中等人家的住所。
当然，中等人家之间也是有所区别的。条件好些的能独居一幢石库门；稍差些的，尤其是初来上海，脚跟还未站稳的，也只能先蜗居斗室。而且，这也是一个变动的阶层，商人生意失败，或是遇上不测之祸，收入减少，他们马上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可能就由住独幢石库门退而求其次。上述二房东之所以出现，无非是原来住得比较舒适的房客，出租自己的空余住房而形成的。甚至可能是紧缩自己住房出租，以租金补贴家用。
报人包天笑大约可算是这样的中等人家的一个代表。他1906年移居上海时，找到爱文义路陈家浜（今北京西路成都路一带）一幢新造二上二下石库门。二房东老夫妇与儿子夫妇及女儿同住，将楼上厢房出租给包天笑，月租七元。其时包天笑的月薪为80元， 这已经不算菲薄，因为一个比他资历还老的报人月薪还只有28元。陈布雷1911年任职《天铎报》时，月薪为40元。他住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里，月付12元住宿费，住进石库门还是稍后的事。可以相信，有与包天笑、陈布雷收入相仿的，应该还有一批人。他们每月有着三四十元，或者更多的收入，支付几元房租应该不成问题。
数量更多的，应该是下等人家，他们住进以后的事。这些人是靠普通的技能、甚至靠体力劳动换取衣食的升斗小民，包括商店伙计、小职员，乃至技术工人。他们只要有一份工作，每月有几元到十几元的收入，生活的温饱或者可以无虞。但于栖身之处，就不能太讲究了。他们进入石库门应该比中等人家更晚些，入住的房屋用上海话来说是比较“蹩脚”，而且大抵只是石库门中的一间，甚至是被分割、搭建过的“一间”。只有如此，才是他们所能承受得起的。据193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1934年一幢弄堂房屋平均月租为37.5元，同年上海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则为14.08元。1936年工人住房各部位的平均月租为楼上统楼为8元。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只住一间统楼，即有前后两个房间的，也要花去他收入的38%。要想少花点钱，就只能住亭子间。再省一点，可能就只能住进甚至还不能站直身子的阁楼了。职员们的工资或许略高于此，但房租肯定也要占收入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人家的拥挤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
石库门里房客，大略就是如此。但是要注意的是，石库门里不光是芸芸众生，在那里生活过的，还有许多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
从石库门里走出来的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可以开上一长串名单。四川北路北首，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鲁迅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他到上海后的第一个住处景云里23号，就是一幢石库门。这里周边大约一个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茅盾、郭沫若、徐志摩、叶圣陶、夏衍、冯雪峰、丁玲、柔石、沈尹默、施蛰存等一大批文化人，可以说大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华浓缩在这里。石库门里不光有作家，还有其他的艺术家，称得上人文荟萃。进出石库门的，包括蔡元培、章太炎、柳亚子、邹韬奋、夏衍、田汉、阿英、吴昌硕、丰子恺、刘海粟、张大千、黄滨虹、丁悚、张光宇、周信芳、盖叫天、胡蝶、王莹、赵丹、汪亚尘、陈蝶仙、毕修勺……几乎是一长串无穷无尽的名单。
更不平凡，也更值得石库门骄傲的是，红旗是从它那里升起的。1921年7月23日，来自各地的13位共产党人代表，聚集在望志路108号（今兴业路76号），一幢典型的石库门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共召开过七次大会，除了一大，二大、四大也是在上海召开的。或许是一种巧合，它们的会址，竟然都在石库门里。
二三十年代时许多党的机关，党所领导的团体，都设在上海石库门里。于是，一大批中国革命史上彪炳显赫的人物，陈独秀、毛泽东、刘少奇、罗亦农、周恩来、任弼时、邓小平都成为石库门中人。
其实，还在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的年代，许多革命党人就是从石库门里走出来的。陈其美就是一个。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第一道通缉令上就有他的名字。陈其美被迫东渡日本。他成为孙中山中华革命党重要助手之后，接连赴东北、江浙等地发动反袁斗争。1916年被暗杀于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寓所。这正是一所石库门。陈布雷，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在上海《天铎报》当记者，20年代又主持《商报》笔政，广受欢迎。有人称赞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声”。1920年时，他先住在宝山路顺泰里，后来又住进新闸路福康里，那都是石库门。上面说的两人，与蒋介石都关系极深。也住在石库门里的杨杏佛，却是因为反对蒋介石而殉难的。
石库门，再普通不过的房子，也会住进并不平常的人。
这里只可能对石库门里的房客作一次极其粗略的浏览，比较认真地梳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房客的情况，那是一部专著的任务。
五、石库门中人的特点
所谓石库门中人，主要是指生活在石库门中的普通人。
石库门是上海最普遍的住宅，石库门中人大概也可以算是上海人的主体，他们的特点，几乎等同于上海人的特点。
如前所述，石库门中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而且是汇聚上中下各色人等，流品越来越杂。这样，石库门里弄就与高档住宅区，洋房、公寓、新式花园里弄之类，与棚户区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那里基本上人以群分，彼此间相似之处极多。石库门中则可能有世家子弟，也可能有凭手艺挣一份工资过日子的工人，有老板商人，也有教师职员。他们可能处于上升阶段，也可能渐趋没落。总而言之，他们的家庭背景、境遇可能是极不相同的。由此，石库门里就构成了一个多元的混杂的社会。若就个别里弄言，可能与工厂区相近的石库门中工人多一些，地处闹市的石库门中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多些，稍稍冷僻者流品可能更显杂驳。但是，总体上石库门还是一个多元混杂之区。要讨论石库门中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只注意及其中的某一部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这给探讨他们的特点带来诸多不便，只能就他们之中个别共同点展开讨论。
有人认为，在上海这样的东南沿海第一批开口通商地区，“新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因素，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着变化，接受这些变化的人多了，便形成了一些与传统大不相同的新风俗习尚”，这些风俗习尚包括西器洋货流行，尊卑失序，享乐崇奢，妇女走上社会等等。这样的看法，大致是可以接受的。石库门中人的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之中，与相对宽敞的乡村生活环境大不一样。而且邻里之间，几乎没有如同以往乡居时经常具有的地缘乃至血缘关系。因此，他们的观念、行为，与传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洋货流行、尊卑失序、妇女走上社会等等现象，都与之有关。但是享乐崇奢这一条并非在近代上海才开始的。早在清末民初上海此风已长。上海人叶梦珠《阅世编·内装》中说：“富豪始以创起为奇，后以过前为丽。得之者不以为僭而以为荣，不得者不以为安而以为耻。或中人之产营一饰而不足，或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遂成流风，殆不可复。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忧也。余幼所闻，内饰犹朴。崇祯之际，渐即于侈，至今日而滥觞极矣。”也就是说，尽管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上海享乐崇奢之风，大致在清末明初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忧虑。当时上海正在向商贸之地发展，大约在康熙年间开始设立海关。所以，享乐崇奢的风气应该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人们心目上升，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有关系。演变至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入之后，只是愈发厉害而已。
如前所述，石库门中人流品驳杂，所谓享乐崇奢，大体在上等人家可能还比较充分，为活命糊口而苦苦挣扎的人们中间，可能只是徒有其表而已。据一些电影圈中人讲，三四十年代不少男演员为了装扮门面，经常去虬江路旧衣店租（还不是买）旧西装穿。“写字间”里的打工族，大多有自己的西装。但是第一，大抵只有一套；第二，当时少有熨斗，更不可能经常拿去洗熨，为了保持裤子挺括，只能在晚上睡觉时把它折好，放在枕头底下压平。为了门面好看，也是累得很。曾有一些上海的学者讨论石库门里的市民性格。有学者认为：“上海一般工人和居民并不富，他们同样希望过体面的生活。上海人有这样的特点：利用有限的几个钱，尽量过比较舒服的生活。”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持平之论。这样的性格，代代相传，深深地影响了生活在石库门中的人们。从讲究衣着，到讲究居室的装潢，莫不源于此。
学者还提出：“现在有人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不高明’是不好的，至于精明，我认为只要不损害、触犯他人的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学者讨论的是现代上海人的情况。今日的上海人是历史上的上海人的延续，这些话移用来说明近代史上的上海人大概也是可以的。从深层次看，深受石库门文化熏陶的上海人高明者可能不多，但确实是精明的。
最早建造石库门的外国商人是精明的。上海英租界初辟时土地830亩，外侨50人，即使加上当地原来居住的华人大约500人左右，还属地广人稀。租界内人口急剧增加之后，外国商人不再建造原本在外滩一带分布颇广，占地多并不实用的西式房子；相反的，占地少而容纳人口多的联排式木板房，以及稍后些的石库门应运而生。这些外国商人有资格称为“精明”。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精明又是必然的，这是为了在有限土地上赚取更多利润。套用黑格尔的一句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群起仿效的华人大房东是精明的。利之所在，兼之榜样在前，驱使他们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上。这是旱涝保收的生意。而且不断上升的地价，保证了他们的投入具有很高的回报。
二房东是精明的。他们并不富有，至少不能自己买地造房。但是他们懂得想过舒服的生活必须开源节流。所以宁肯自己住得小些，也要挤出房间来租给别人收取房租，而且还会玩弄种种花样，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样的人不精明是不行的。
住石库门的房客，也必须是精明的。“也许住过亭子间的人，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的人，也就枉为了上海人。”一位作家发出的感慨很有道理。住过石库门，指的是融入上海人的圈子，受到上海主流社会的熏陶。而一生一世只住在石库门里，则说明此人碌碌无为，无所成就。而要有所成就，“精明”两字当然不可少。
“精明”，可以理解为精确和明了。所谓“明了”，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所谓“精确”，就是处世为人都从自己的地位出发，拿捏得十分准确。唯其如此，原先地位有利的可以长盛不衰，原先地位低下的也才可能有机会向上攀向。
就一般上海人而言，精明同他们生活其中的石库门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人总认为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在石库门得到很好的验证。石库门里客堂的房门与厢房比邻，晒台上一跺脚，亭子间里就如同遇上地震。狭小的空间，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蜗居的人们相处得好，与人方便也是与已方便，自然会成为好邻居，至少表面上大家客客气气。这从称呼上可以看出一点端倪。邻居间关系密切些的，通常会依着小孩的习惯来称呼对方的大人，经常可以听到“王家好婆”、“陈家舅舅”之类。再亲密一点，还可能认个干亲。
或许会提出相反的论据：不争的事实是石库门里的邻里纠纷日甚一日。原因很简单，凡事总有度，超过了度，事物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而石库门中恰恰容纳了超量的上海人。
1950－1980年上海市区人均居住水平表
居住面积（万平方米）
市区年末人口（万人）
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人）
从表中从数据看，似乎上海市区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是没有太大变化而已，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一，在此期间上海建设了一些新工房，表中居住面积一项的增加，主要原因在此。新工房虽然不能同现在的新建住宅相比，但居住其中者人均居住面积显然要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应无疑问。换言之，还居住在石库门中的，实际居住面积已经下降。第二，在1950年代生育高峰年代出生的人到1980年代已经成为成人。虽然数量不变，实际上有着小孩与成人的不同。由此可以断定，石库门中居民遭遇的情况大概比解放初更为糟糕。绝大部分人家仅有一间斗室。他们还不得不吃于斯，睡于斯，方便于斯，娱乐于斯，休憇于斯，还得几代同堂，两对以上的夫妻同室。家庭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这小小的人均几个平方米中展开。
居住空间如此紧张，最容易想到的解决方式，大约就是向外拓展----占据原本石库门里十分有限的公共空间。一家如此，家家如此，邻居关系不可避免出现紧张。灶间里为了争夺放一只煤球炉的位置，彼此间可以闹得天翻地覆。原来一幢石库门只有一只水表、一只电表。为了避免纠纷，逐渐变成家家一只。于是，一只水斗上可能出现四五只，甚至更多的水龙头，各家的煤球炉上方都装上了各自的照明灯，真正是“各家自点头顶灯，那管他人管中水”。
久而久之，在有限的公共空间不断争夺过程中，出现诸多大家都共同遵守的潜规则。
规则之一，可以叫自然延伸。各家的房门口一带，应该视为自然领地。实际上邻里间大致上会达成默契，彼此尊重对方的权益。于是破烂家什堂而皇之地占据了石库门本来狭窄的走道。
规则之二，可以叫先入为主。老房客由此占了不少便宜。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调换房子时，老房客应该将他占有的领地交代清楚，免得新来者吃亏。
规则之三，暗争多于明争。总体上看上海人比较理智。激烈的争吵甚至斗殴不是没有。相比较而言，彼此客客气气中间暗中较劲还是比较多见的。因此，解决占用公用部位之类的争执，也是采取诸如“蚕食政策”之类为多，而少见公开叫骂。由于住房越来越紧张，邻里间矛盾日增，文革后期以后，这一条实际上多少有被抛弃的感觉。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能不精明吗？
六、石库门在逝去
石库门的出现，有它天然的合理性，也有过它的辉煌。世异时移，当它的合理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之时，石库门也必然走向逐渐逝去。
实际上，1920年代新式里弄开始出现，已经透露出石库门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种种不足。差不多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些高层公寓，不但拥有石库门里所不具备的生活设施，还具有比石库门高得多的容积率，也就是能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容纳更多的居民。它们之受中等以上市民的欢迎，意味着石库门的黄金时代差不多要终结了。只是那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技术条件作支撑，除了多量的石库门的生命得以延续，还不时有新建的石库门弄堂面世。
但是石库门的种种衰相已经显露无遗。到20世纪中叶，高龄的石库门寿命几近百年，极大部分有着三四十年的历史。砖石结构房屋的使用寿命，本来就比石头的、钢筋水泥的要低得多。不少石库门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维修，内部搭建再来雪上加霜，承重件丧失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有些石库门柱脚腐烂，墙身下沉，房屋倾斜，成为危房。每年都有坍屋事件，还造成人员伤亡。裂缝漏雨则是最司空见惯的毛病。受当时财力、所有权、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石库门还得勉力承担上海住宅主角的重任。政府主管部门除新建工房之外，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改造危房、旧房改建。
建国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提出“重点建设，一般维护”的方针。所谓一般维护，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旧式里弄，也就是石库门危房的支撑修补、维修加固。1952年市工务局拟定危房建筑处理暂行办法，虽然获得一些成效。由于不少危房属于私有房产，进展并不快。为此，市政府在以后的两年间先后发布《督促修理私有危险住房的暂行办法》和“保证市民生命安全，应继续认真处理本市私有危险住房”的指示，到1956年，全市共修缮加固公有危房731万平方米，私有危房9.8万幢。当然，除了修缮，不排除对于无法加固者，拆除后原地或易地重建。于是极个别的石库门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消失了。起初，此项工作仅是小块零星地进行。1956年后市城市建设局决定危房改造。经过试点后，1959年危房改造发展较快。文革初期，此项工作继续进行。1974年后加快了危房改造步伐，是年改建危房21万平方米。1980年市住宅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危房集中的地区，适当安排拆迁改建”。1982年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颁布《关于加快住宅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又决定集中一定财力、人力和物力，首先完成危险房屋、棚户区的改造和夹杂在工业街坊中环境严重污染和旧房改建。从1950年到1989年，上海共拆除旧住宅767万平方米，其中棚户简屋254万平方米，其余513万平方米当大部分为石库门。
旧房改建，指改建石库门以及公寓和建国初期建造的住宅，以提高住宅使用功能，改善居住条件。50年代初，旧房改建多结合房屋大修进行。对于石库门而言，主要采取增开门窗、分隔室户、升高屋面等措施，改善通风采光，解决住房闷、暗、破、漏等问题。少数条件许可者，也有加层以扩大实际使用面积的。1957年，上海开始正式改建旧房，如将方浜西路一条石库门弄堂，改建成功能齐全的新式里弄。1963年，上海市城市建设局重新提出“充分利用原有房屋”，“对一部分居住特别拥挤的旧式里弄住宅，有条件加层的进行加层建设，以增加居住面积”。1965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决定，“有计划改造建筑较好的旧式里弄石库门住宅”。随即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这一切。1978年全市已经改建了150多处旧式里弄，它们由于采取了平面调整、房屋加层、增加厨房和厕所等措施，改建过的房屋已经成套或基本成套。经过40年的努力，全市旧房加层面积73万平方米，更新面积178万平方米。但是，直到1991年，市区除了尚有365万平方米危房、棚户和简屋外，还有严重损坏、难以维修的二级旧里1130万平方米。
文革10年中，大约平均每年建设50万平方米住宅，与人口增长的需求差距甚远。再加上70年代后期，40万左右知识青年回沪，住房需求特别迫切。当时的另一条措施是“搭搭放放”。1975年，中共上海市委批转市房地局《关于解决4－5万户居住困难户的请示报告》，就已经有结合维修搭搭放放这一条措施。1982年1月，市房地局印发的《关于通过房屋维修改善居住条件的试行办法》中又提出，在不影响房屋结构、不影响市容观瞻、不影响左邻右舍的情况下，对居住困难户因屋制宜开展搭搭放放。通过这条措施，至年底净增居住面积7万余平方米，受益人们除了定期地对石库门维修保养，尽量延长它们的寿命。居住在石库门里的居民通过搭搭建建，来扩大一点居住面积，稍稍改善一下自己住房条件。一只只阁楼，一个个老虎窗，由此在石库门里不断出现。人们明知这只是治标，不可能治本，也不得不勉强维持。
那时的上海人十分尴尬。这尴尬源于那个时代。
幸好那个时代结束了。
归纳起来，石库门无非三种命运。
一种是干脆拆掉。从1995年开始到2004年，也就是第二轮“三年大变样”以来，上海已经拆除了3199万平方米住房，石库门应该占了很大的比重。
一种是改造成更适宜于人们居住的新的石库门。这是1950年代以来旧房改建在新情况下的延伸，标准较前要高出许多。1991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在“八五”期间，就要将大批旧式里弄改造成具有独立厨房、厕所的成套住宅。蓬莱路252弄的改建工程共分四期。第一期改建工程1992年5月至1994年实施，将2876平方米的旧式石库门，增至4701平方米，厨房由合用改为独用，增加了卫生设备，成套率达到100%。卢湾区44号街坊的改建标准更高。原来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改造成了三层复式新式里弄，不但有独用厨房、卫生间、阳台，还将原来的围墙天井改成种植花草的透式天井，弄堂也被拓宽了。1995年底总共三期工程结束后，这里还新辟了绿地。
第三种的典型就是新天地。它位于兴业路、太仓路、马当路之间，占地52公顷，原是1920年代以后陆续兴建的石库门，现在成了一个特色商业、餐饮、娱乐、旅游综合区。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赞之者说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旅游景点。批评者说它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不争的事实是，不少青年人趋之若鹜，外国游人也在此留连忘返。只是投资14亿，让这里的石库门只剩一个躯壳，还是清水砖墙，还是黑漆大门，而房屋的结构、用途完全变了。这样改变的功过是非，还是让后人评说。
不管人们怎么留恋，旧石库门房子正在渐渐消失，却是必然的趋势。老上海人可以有石库门情结，毫无疑问的是，与石库门同时并存的，或者说由石库门相互关联的生活习惯、行为特征、思维方式，必将随之渐行渐远。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笔者自记事起即生活在石库门中，直至50岁单位分房住进单位联建住宅止。个中滋味，非过来人难以言传。因是之故，本文虽以论文形式出之，却不可避免地无法做到完全的学术研究所要求的冷静，而与纯学理探讨的论文不同。尚希阅者谅鉴。
中国邮政曾发行过一种中国民居的普通邮票，上海民居图案就是石库门。
转引自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0页。
按当时协定，划定黄浦江以西、洋泾浜以北的一块土地，那里的土地使用权只准向洋人转让，由洋人取得“永租权”。除了原本住在当地的老百姓，不准其他中国人在那里居住或是建造房屋。“租界”之名由此而来。究其实，称为“居留地”更为恰当。由于通常都称其为“租界”，本文从众。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121页。
朱剑城：《旧上海房地产业的兴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王绍周：《上海近代城市建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上海近代城市建筑》，第4页。
《上海近代史》，上册第211页。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卷第197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依照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表1《上海历年人口统计》所示，1900年公共租界352050人，法租界92268人。华界无该年统计数，但有1865年543110人及1909年671866人两数据，大致可以推断1900年为60万人左右。如此，可以认为19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人口已经达到100万。
参见《上海指南》第9版，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卷八，城厢租界路名表。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2页，第二十七卷房地产。
当然，上海还有各式洋房，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建筑类型之繁复，在中国也无出其右。
朱剑城：《旧上海房地产业的兴起》，《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阿礼国：《大君之国》，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4页。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163页。
［英］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4页。
沈辰宪：《上海早期的几个外国房地产商》，《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汪敬虞：《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246页。
《申报》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二十七日。广告中提到的“石路”就是现在的福建路，“老闸”在今福建路桥一带。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34页。
朱剑城：《旧上海的华藉房地产大业主》，《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业广地产公司亏损报告》，《字林西报》1948年6月29日，转引自上海市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市房地产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转引自《上海通史》第8卷，第300页。
《上海通志》，第3688页，第二十七卷房地产。
《上海通志》，第3693－3695页，第二十七卷房地产。
《1955年6月上海市私人业主占有房屋、地产分类情况表》，《上海通志》，第3695页，第二十七卷房地产。
《上海通志》，第36 97页，第二十七卷房地产。
《申报》1927年3月2日。
转引自《上海通史》第8卷，第302页。
余山：《二房东与顶费押租》，《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转引自《上海房地产志》，《特记二·二房东》。
《新闻报》1931年4月。
《上海房地产志》，第479页。
余山：《二房东与顶费押租》，《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余山：《二房东与顶费押租》，《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申报》1948年3月8日。
《上海房地产志》，第483页。
余山：《二房东与顶费押租》，《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转引自《上海通史》第8卷，第303页。
参见《上海市房地产志》，《特记二：二房东》之《取缔二房东》。
从上海县城里人视之，以南京路为大马路，之南的九江路、汉口路等依次为二马路、三马路，则之北至北京路一带自然成为后马路。开埠之前，钱庄自然都在城厢一带。开埠后，租界里也开设了许多钱庄，势头甚至超过城厢，称为北市钱业。这些钱庄大都聚集在开发最早的后马路。
原载1901年《申报》，转引自包士仁《外国房地产商的经营手段》，《旧上海的房地产经营》。
葛元煦：《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o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申报》光绪八年（1882年）3月14日。
该书由上海传经堂书店发行，无版权页，有1930年胡适所作序，大致可假定此所谓“五十年前”，当为1880年之前。
《移居上海之始》，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廿世纪出版社1949年版，第44页。
《上海租界志》，第564页。
鲁迅有《且介亭文集》，“且介”取“租界”两字之半，“亭”即为亭子间的简称，意即集中杂文写于租界亭子间，也就是石库门之内。
石库门不但可以用作住宅，也可以开商铺，甚至开工厂。
参见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叶梦珠：《阅世编》，卷八《内装》。
旧时上海人对公司或机关办公室的俗称。
葛剑雄：《石库门里的市民性格》，葛红兵主编：《城市批评》（上海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葛剑雄：《石库门里的市民性格》，《城市批评》（上海卷），第268页。
《上海租界志》，第3页。
《上海租界志》，第4页。
木心：《上海赋》，原载《马拉格计划》，台北翰音文化事业公司1999年版；转引自陈子善编：《夜上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根据《上海房地产志》第一篇房屋土地，第二章房屋，第一节居住房屋，《1959年－1995年市区人均居住水平表》编制。
俗话说“百货中百客”。由于住房紧张，而各家最紧迫的需求又各不相同。再加上工作单位路途遥远等等原因。大致上在1960年代初开始，上海市民开始相互间交换住房。延续至文革后期，甚至出现了交换住房的“集市”。限于篇幅，此地无法细述。
上海市住宅建设志编委会编：《上海市住宅建设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上海住房制度改革》，第214页。
参见《上海市住宅建设志》，第234－236页，第三篇第三章《旧房改建》。
杨小林、黄健之主编：《上海房地产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口述上海——实事工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上海房地产志》，第56页。
石磊：《上海的房子》，第91页。
新天地与一大会址是“邻居”，而一大召开时，那里还是一片新建的石库门，甚至一大对门还是一片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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