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为何来中国？将军曾称“意义非凡”
责任编辑：吴俊凡
尼尔·凯乐威来到成都。
70多年前，世界人民对法西斯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抗争。在东方战场，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到中国，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浴血长空，被中国人民誉为“飞虎队”。
在四川，飞虎队的轰炸机多次从新津机场起飞，轰炸位于日本九州的军工目标。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日，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在成都举办了“弘扬飞虎精神，传扬中美友谊”演讲会，邀请美国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尼尔·凯乐威（Nell Calloway）发表演讲。
5代人的心愿 来先辈生活的地方看看
凯乐威曾随其母于2002年访问成都。此次同行的还有陈纳德的第四代、第五代后人，他们第一次来到成都，谈到自己的先辈，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从小就听着陈纳德的故事长大，一直想来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看看。”13岁的艾米说，这次能够来到先辈抛洒热血的地方，他们感到特别高兴。一路走来，他们仿佛感受到了当时陈纳德愿意留守在中国，为之而战斗的原因。
据悉，凯乐威一行此次应邀来川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除发表演讲，还将参观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新津分院（原美国援华空军机场旧址）、四川建川博物馆“飞虎奇兵馆”和“日军侵华罪行馆”、大邑县西岭雪山（美军飞机遗骸发现地）和灾后重建的汶川县映秀镇、都江堰水利工程。在访川之后，他们将应全国友协邀请，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
陈纳德博物馆 藏品有四川学生演讲稿
在凯乐威记忆里，当年的美国飞虎队有300人，其中100名飞行员、180多名军械兵、机械兵、无线电兵，还有一些行政后勤人员、神职、医护人员。现在这批老兵活着的不足10人。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是全美唯一以“陈纳德”冠名的博物馆，其建筑位于1942年建立的塞尔曼航空学校旧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的航空学校，约15000名美国飞行员曾在这里接受训练。
“博物馆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讲述飞虎队的故事来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凯乐威告诉记者，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不少四川元素，比如当时空军基地的照片等。另外，一个成都学生的演讲稿也被陈列其中。2013年4月，四川学生徐筝参加在珍珠港太平洋航空博物馆举行的“中美联系的桥梁”主题演讲，他的演讲给凯乐威留下深刻印象，便将该演讲稿收藏到博物馆里。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免费对公众开放，主要介绍飞虎队在中国的战斗历史，每年参观者超过4万人。
帮助中国抗战 陈纳德曾多次来川视察
凯乐威回忆道，陈纳德曾多次飞来四川视察空军基地，部署作战方案。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美国空军不仅担负起“驼峰航线”的重要运输任务，更担负对日本重要军事目标的打击任务。美军轰炸机多次从新津机场起飞，轰炸位于日本九州的军工目标，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取得了盟军远程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
飞虎队将军其实是名教书匠
陈纳德空中英豪的形象，一直被人们所熟知，但其实他最初是一名教师。“我的外祖父陈纳德从纳基托什市的路易斯安那师范学院毕业时，手里拿着教师证书。”凯乐威介绍，陈纳德最初的职业是一名普通教师，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校长。
1919年，陈纳德的课堂从学校移到了天空，书桌变成了飞机驾驶舱。1934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任命陈纳德组建并带领一支特技飞行展示队。陈纳德和两外2名同伴研发了一套飞行特技和战斗技术。这个飞行3人组坚信，战斗机群通过最严格的军事演练能够联合作战。
为什么来到中国作战？凯乐威告诉记者，她的外祖父曾经这样说过：来中国这项任务，除了有点不错的报酬外，其意义非凡，因为我的微薄之力有可能影响历史，实在无法拒绝。
“无论我的外祖父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他都不曾放弃，勇往直前，他始终坚信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凯乐威说，1949年，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战士之路》结尾写道：我最希望看到的是飞虎队的标志在人们需要的时候一直在天空飞翔，能永远留存在太平洋两岸人民的心中，作为人们在战争和和平年代共同追求的标志。
据悉，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陈纳德于日离开中国。
责任编辑：吴俊凡
来源：华西都市报飞虎队 国语 - 在线观看 - 电影 - 乐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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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装备完爆国内，实战飞虎队稍微优胜，综合飞虎队完爆特警
装备是飞虎队强多了
按刘德华新拍的电影＜风暴＞看，一整队的飞虎队还不如一个重案组警察有战斗力。。。
不管装备不装备，单从实战，训练，专业性上，都是飞虎队强，另外国内部队常年训练造假，除了个别出国比赛的集训队伍，我觉得还是飞虎队强
飞虎队是专业的城市特警，国内对路的警种才搞了没几年，不论装备，经验都没法比，特种不对是另外一种用途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不是第一次看见楼主发帖以“弱弱地问个”开头了，而且内容都是大陆不如外面的结论
特警可以算是特种兵的弱化版，飞虎队的个人能力可能比不上特警，但是装备和实战经验大大强过特警
新疆特警最强
飞虎队在全球都排得上名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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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特警，体能比不上消防员，射击不比武警强，战术基本是人海战术，装备……别说了
当然是飞虎原因有三：一。装备 二。训练体质飞虎的训练体系是照搬英国特别空勤团的 三。实战
sdu基本没怎么实战过，一群花架子
底牌是不会显摆的
香港电影看多了？贴吧里有几个人真正见过飞虎队实战，国内特警实战？
飞虎队就是个服装模特队
我国保级求轻虐
sdu都是花架子，就影视作品而已，还得国内特警
特别任务连总部：由警务处副处长（行动）直接指挥，由一名警司出任主管暨指挥官（英文：Officer Commanding，缩写：OC），由一名总督察出任副主管兼任行政主管。行政组：负责一切行政事宜，并且作为情报分析中心。通讯组军械库室内近身作战训练中心（英文：Close Quarter Battle House，缩写：CQBH），其设计及设施为亚洲最先进及最完善，亦为世界上最先进及最完善之一。运输队训练与支援组训练组：主要责任为筹备及主持训练事务（包括训练其他特种警察部队），并且合作举办《联合招募计划》，遴选人员。教官均曾经驻守於行动组，日常与投考人、试用人员以至正规人员一同训练，於需要时可以参与行动。总部训练队
支援组海事反恐怖活动小艇队（英文：Maritime Counter Terrorism Boat Team），於水上攻击队合拼至陆上攻击队后成立，从完成高级潜水训练的行动组人员中选拔。医疗支援队（英文：Medical Support Team，缩写：MST）於1990年代成立，由一名督察或者警署警长出任主管，主要责任为在行动现场中执行急救及医疗等任务[6]。人员从行动组选拔，首先在香港接受由警务处和医院管理局合作举办的专业急救及医疗等训练课程，再接受由英国军队及美国军队特种部队所提供的训练。行动组：人员分为两更当值。攻击队：（英文：Assault Team）分为两队——A及Z队，各由一名高级督察出任队长，各由一名警署警长出任副队长，辖下细分为多支小组，由警长领导。当中逾半人员接受过狙击训练。狙击队[7]：（英文：Sniper Team）一队——S队，从接受过狙击训练的攻击队人员中选拔。
曾经存在组别：水上攻击队（俗称水鬼队；英文：Water Assault Team）於1981年成立，当时有12名人员，分成两小队，后来逐渐发展至约40名人员；於2000年和陆上攻击队合拼后解散。由於水上攻击队於水中鬼魅般地行动，神出鬼没，因此得来水鬼队的俗称。从完成高级潜人训练的陆上攻击队人员中选拔，人员需要接受为期3个月的基础训练，内容以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殊舟艇队为标准导向及训练蓝本，包括划艇、快艇驾驶、攀爬锚链、轮船攀爬、潜水（包括循环气潜水或称纯气潜水，俗称无泡潜水，为一门高危险性潜水技巧，可以一口气，潜水一小时）等等）、蛙人训练（包括水中战斗等等）以及跳伞等等
一个排城管不惯着。。
历任主管郭力行：被称誉为「飞虎队之父」。杜乐德（Richard Tudor）警司罗礼（或翻译为罗利士；Danny Lawley）警司：香港警察拳击会创办人及首任主席兼教练[9]。温宝树（Charlie Wimbush）白乐仁警司：曾经担任香港总督副官，於日在总督府门前将香港总督旗交予时任香港总督彭定康[10]。许思德（或翻译为许智德；Colin Hills）欧阳照刚警司（任期为1999年7月至2006年2月[11]）：为至今唯一一位本地（暨华人）主管。史勿辉（曾经被翻译为司马辉，Ben Smith）警司：於年青时曾经於行动组服务，包括参与过荃湾中心枪战等行动，当时获得颁授警务处处长嘉许状及成为其中一位代表获得英女皇英勇金叶奖；现任香港警察拳击会主席兼教练。施达智警司（Ian Christopher Strange，？年至今）
历史197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发生多宗恐怖活动，特别是慕尼黑惨案，为世界各国警察带来警号。日，一架菲律宾航空民航飞机被疑犯劫机，逼使其航至香港国际机场，纵然此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皇家香港警察队为了防范於未然，提高反恐及处理严重罪案的警察力量，於1973年挑选了32名人员，分为一队及二队，於同年4月成立了神枪手队（英文：Sharpshooter*s Team）。人员均接受过英国标准反恐活动训练，神枪手队亦配备了警察队最精良的武器及装备[12]。当时，人员均为兼任性质，在有任务时才会集合，日常则负责常规的职务。期间，神枪手队处理过於1973年发生的泰国国际航空挟持案及於日发生的宝生银行持械行劫及挟持人质案等案件。
SDU 特别任务连成立后来鉴於国际间恐怖活动日益严重，警察队向英国陆军特种部队特种空勤团取经，香港警察总部指令各警区指挥官推荐优异人员进入石岗军营，接受为期约4周的训练测试。期间，人员被驻港英军军官评估能力，於训练测试完成后，先返回原来岗位，再通过多轮面试后，优秀者被获得招募成为於1974年7月成立的特别任务连的首批人员[13]。1975年年中，外国再度传闻有恐怖份子欲借慕尼黑惨案的声势，到世界各地破坏汉莎航空的民航飞机。在特种空勤团的建议下，特别任务连的一支小队被派遣往英国接受特种空勤团训练，这就是后来於日成立的特别行动队（今机场特警组）。
被特种空勤团及伞兵团洗礼1970年代，人员需要获得上司推荐方能参与遴选。当时，遴选以至训练均过於著重体能，采用斯巴达方式训练人员，人员每日接受连续8小时训练后才开始当值。每种可以想像的体能训练皆会使用，以超越人体极限为目标。因此，於遴选及训练期间，身体承受不住而退出或者受伤（包括严重受伤及伤残）的人员不计其数，当中更有人员因为操练过度而猝死，因此能够完成训练者寥寥可数，以致当时招募人员极为困难[14]。警察队高层有见及此，认为事态非比寻常，於是邀请了一队由特种空勤团教官所组成的顾问团队访问香港调查原因。1978年，这队顾问团队来到香港检阅特别任务连，对於特别任务连的死士式训练表示惊吓，随即提出改善建议，同时将训练任务交由驻港英军担任，配合以特种空勤团及英国陆军特种伞兵团的连体顾问。自此，特别任务连的训练开始踏进正轨，与此同时，特别任务连大规模地发展，包括增加装置大量先进的武器及装备等，使到战术训练内容得以全面，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了水平[15]。1981年，水上攻击队顺应改革成立；1990年，医院支援队亦告成立。
让飞虎队跟新疆那些绿绿打试试看？楼上好多公知精英啊
被特殊舟艇队洗礼日，特别任务连及美国海军海豹部队第六小队在美国维珍尼亚州对外的公海上进行的一次联合训练中，模拟两队人员乘坐快艇追逐截击一艘军舰，当3名海豹部队第六小队人员完成从快艇扶靠钢梯攀爬上军舰甲板后，轮到第一位特别任务连人员——一名狙击手，攀爬时，其左手紧握的一条直径达4吋的钢缆突然折断，致使该名狙击手从30呎高、临近军舰甲板的位置堕下至快艇上，结果其身体多处严重受伤，被逼退出特别任务连。为此，特别任务连检讨水上攻击队的训练内容，一队由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特殊舟艇队教官所组成的顾问团队访问香港，协助调校出独一无二的训练内容，大幅度地提高了攻击队及水上攻击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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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　　吴其轺，1943年加入飞虎队，击落5架日本战机，获得17枚奖章。他自己也被击落3次，幸而死里逃生。1949年，已是台湾中校的他在父亲的感召下回大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随后，父亲被枪毙，他被监禁20年。1974年出狱后以蹬三轮车维生，一天挣1元2角。2010年，病逝于杭州。至此，飞虎队在中国的成员全部离世。
最后的“飞虎队”员
　　直到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吴其轺的家人才知道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作为中美航空混合联队(即“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飞行员，吴其轺的一生，经历了辉煌的战斗岁月与坎坷的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晚年收获了些许宽慰。日，享年93岁的吴其轺在杭州辞世，健在的“飞虎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
　　记者◎魏一平& 摄影◎张雷
　　吴老与老吴
　　日，时隔60年，吴其轺又踏上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湖南芷江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小儿子吴缘被眼前的阵势给镇住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两辆奥迪，市政协主席把父亲让到他那辆车里，我和母亲坐后面一辆，一路上呼啸着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现在跟本刊记者说起来，吴缘还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
　　如果不是那封突然寄到家里来的邀请函，吴缘对父亲的了解很可能还仅限于“一个开过飞机打过仗的国民党”。在过去的50多年里，父亲对自己的经历从来闭口不谈，如果被儿子问多了，也顶多是淡淡的一句“在湖南的芷江打过一场大仗”。甚至连相濡以沫的妻子，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吴缘记得很清楚，邀请函是日寄到家里来的，邀请父亲去参加第二届芷江国际和平节。很快，有北京的记者找到家里，说是要采访吴其轺的“飞虎队”经历。“老爷子跟‘飞虎队’有什么关系？”吴缘很好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京的彭嘉衡介绍来的。彭是民国中央航校第15期学员，吴其轺是第11期学员，后来两人又都在第五大队任飞行员。虽然早在1980年就恢复了联络，但两人的往来书信中，“飞虎队”几乎是一个从未出现的字眼。
　　紧接着，不断有各路记者接踵而来，在外做生意的吴缘干脆退出了公司，每日陪着父亲接受采访，曾经的战火硝烟开始一点点被打开。也就是在到达芷江的那天，警车护送到宾馆之后，已经88岁高龄的吴其轺长舒了一口气，尘封60年，他终于打开话匣子，跟吴缘讲起了那场“大仗”——芷江保卫战。
　　湘西小城芷江，抗战时期却拥有盟军在远东地区的第二大机场，能停泊300多架飞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就驻扎于此。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很多也是从这里起飞。1945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湖南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28万，战线长达400多公里，最终以日军惨败结束，从而成为中国抗战从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点。
　　当时的吴其轺，已经是“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老飞行员了。“飞虎队”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共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是驾驶驱逐机的一线战斗部队，承担了大部分的作战任务。“多的时候每天要出四五次任务，小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赶紧走。”虽然事后回忆起来酣畅淋漓，但当时却没有那么轻松。惨烈的空战让每一次起飞都成了可能的永别，为此，临飞之前，部队一般允许飞行员们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看电影、喝咖啡、泡酒吧、跳舞，当时的芷江几乎就是繁华的美国城”。
　　这一年的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吴其轺驾驶的战机引擎被击中，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村民们用轿子把他抬回家，把过年剩的一点腊肉拿出来炒给他吃。4月17日，吴其轺赶回芷江机场。吴缘给本刊记者出示的一份美国空军档案复印件中，还详细记录了他的这次空战与失踪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在芷江保卫战期间，仅第五大队就出动飞机3101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这已是吴其轺自1941年参加空军以来第三次遭日机重创了，大难不死。但更多的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当时不断有战友牺牲，吴其轺负责安葬，还在部队里得了个“红白喜事”的绰号。
　　那天的国际和平节开幕式上，主持人用“吴英雄”对他做了隆重介绍。面对鲜花、掌声，老人反而有些不自在起来。回到房间，他“原形毕露”，把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打发走，略有不安地告诉吴缘：“我哪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多的一天，吴其轺接受了126位记者的采访，累到最后连自己的年龄都会搞混。安静下来的时候，老人就会独自陷入沉思，说起跟随自己多年的勤务兵就止不住抹泪。
　　坐在杭州文三新村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吴缘，面对客厅还在燃着香的父亲的灵堂，悲伤之外也不免略感欣慰。这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是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浙江大学在2005年调配的，因为不断有美国和台湾的战友前来拜访，原来那套54平方米的小房子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对于从小就被人骂作“历史反革命儿子”的吴缘来说，2005年是个始料未及的转折。他转过头让记者看他后脑勺上留下的一道道疤痕，虽然有着接近1.9米的大个子，但由于受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吴缘的童年基本上是在被骂与挨打中度过的。
　　也是在这一年，吴其轺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平日里的“老吴”开始被人唤作“吴老”。不过，老爷子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最后在医院的日子，住在干部病房里，医生护士喊“吴老”，他装作没听见，改叫“老吴”，90多岁的老头就乐呵呵地答应着。
　　尘封的历史
　　吴缘这几年一直陪在父亲身边，除了照顾他的起居，就是整理父亲的历史。他拖来一个大行李箱，满满一箱的资料见证了这个家族的跌宕起伏。
　　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吴其轺，在兄妹10人中排行老小。父亲吴銮仕是当地的开明绅士。1937年，吴其轺考取青岛师范大学，在去报到的路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示。他给父亲写信请求“弃笔从戎”，还没等到回信就已经入了伍，成为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11期驱逐科的学员。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吴其轺与同学开始了一年的徒步大转移，从南京出发，经芜湖、九江、常德、衡阳，最后到达云南驿(位于楚雄一带)时，3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200人。
　　在楚雄、蒙自一带接受完初中级飞行训练后，吴其轺进入巫家坝机场高级飞行班。1941年初，81名顺利毕业的学员坐上大卡车，去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参加毕业典礼。蒋介石为每一个学员亲授“中正剑”，提醒他们“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吴其轺曾多次跟吴缘讲起那天的场景，直到晚年，他还能一字不落地唱出黄埔军校校歌和空军军歌。
　　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吴其轺，被编入“轰炸驱逐总队”。那是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志愿航空队回国，刚刚起步的国民党空军独撑战局。6月22日，日军57架飞机轰炸凤凰山，由于当时中方飞机基本没有空中作战能力，敌机来轰炸时只好转移规避。吴其轺奉命驾驶毫无战斗力的教练机向广元方向疏散，刚起飞不久，就在岷江快活岭一带与4架日本神风战机相遇，离江面40米高度时被日机击中落水。
　　吴其轺的屁股中了4弹，金属座椅救了他一命，但却留下了终生腿疾，到了晚年，由于受伤的那条腿血液流通不畅，萎缩的肌肉更容易溃烂。受伤的他在水中昏迷过去，老乡划船来营救。让吴其轺念念不忘的是，因为当时发动机已起大火，飞机烧得通红，附近的江水很烫，好几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烫伤了。去年，吴缘带着92岁高龄的父亲，拖着病榻之躯回到了广元当年坠机的地方。那次转移中，与他一块起飞的6个战友，就有4个长眠于此。
　　在都江堰的二王庙养伤一年多，吴其轺才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凤凰山基地，但飞行的梦想却要离他远去了，给时任轰炸驱逐总队长的徐康良当起了英文翻译。耐不住性子的吴其轺整天软磨硬泡，徐只好答应让他试飞。“上了飞机哪还舍得下来，那时候打仗人手不够，只要能飞就行。”倔强的吴其轺拖着一条伤腿驾驶战机重返蓝天了。
　　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曾在1941年遭遇惨败，大队长、副大队长以下8名飞行员殉国，蒋介石撤销了第五大队的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戴“耻”字臂章上岗。两年后，随着美国援华先进战机陆续到来，为雪前耻，第五大队成为作战最为骁勇的部队。吴其轺多次飞越有“死亡之谷”称号的“驼峰航线”，主要任务就是去卡拉奇接应美国援华战机。“坐飞机过去，再自己开飞机回来，即便性能优良的美式P40战机，飞行高度也只有六七千米，只能在高山之间穿梭，一不小心就有去无回。”吴缘对家里一直使用的那些航空毛毯念念不忘，因为每次去接飞机，都会带回一个飞行包，一条毛毯就意味着父亲又成功飞越了一次“驼峰航线”。母亲裘秋瑾则在一旁插话道：“他带回来的空军羊毛靴，我一直穿了几十年。”
　　即便是报道铺天盖地，吴其轺也不会在家里夸夸其谈，他已经习惯了沉默，配合采访在他看来也是“国家需要”。家人只能通过一件件当年的空军用品来小心翼翼地试探，绣着“飞虎队”标志的领带与雪白的空军礼服，只有在最隆重的日子才会穿；直到晚年还在使用的一把皮椅子，是当年陈纳德将军视察第五大队时，看到吴其轺腿不好，下令从缴获的日本运输机上拆卸下来送给他的。不过，现在，他把这些物件都捐给了各个纪念馆，只留了一条自己最心爱的空军裤，死后做了寿衣，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
　　日，吴其轺终于迎来了重新穿上空军礼服的日子。这一天，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吴其轺受命与战友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他引领日机在芷江上空绕场3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下午，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今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战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24份备忘录。随后，吴其轺又奉命驾机护送何应钦“胜利还都”。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吴其轺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亲眼见证了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一幕。“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激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死去的战友。”晚年的吴其轺说起这些，还是会禁不住又唱起那首熟悉的黄埔军校校歌。
　　飞行员、三轮车夫与标本员
　　抗战胜利了，吴其轺却萌生了退伍的想法。“他不愿意打内战，就借口身体不好不飞。”吴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抗战结束时，父亲的军衔就是上尉，因为解放战争时消极应对，军衔一直没变，直到后来退守台湾才升至中校。1948年美国空军招考留学人员，急于离开的吴其轺从3000多名报考的空军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被录取的三人之一，到美国西点军校空军分校学习指挥。
　　1949年2月回国后，吴其轺被派往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与南京空军换防，直至解放前夕才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部队退至台湾。就在他苦闷迷茫的时候，1949年11月，却意外收到了父亲从香港转来的一封信：“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看到这样的字句，吴其轺吓出一身冷汗，当时蒋介石为防止台湾的空军起义，每次起飞只允许加很少的油，续航时间不过30分钟，根本飞不到大陆。
　　机会很快到来了，趁着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翰来台湾，他借口说想去香港转转。约翰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虽然当时台湾的所有机场戒备森严，但国民党军队不管美国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吴其轺搭约翰的飞机偷偷到了香港启德机场，趁着中午换岗的时候从修理厂的后门溜了出去。“他赶紧脱掉军装，买了身西装穿上，因为第二天台湾方面的命令就下达了，见到吴其轺格杀勿论！”吴缘说，在父亲晚年的回忆中，这一幕的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当年激烈的空战。
　　通过香港的地下党联络，吴其轺自己买船票回到天津，但是接头的人并没有来。他只好一个人到北京游荡，幸运再次降临，一天在公交车站巧遇当年一起养伤时的战友，终于找到了组织。吴其轺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当教管，不曾想在那待了3个月，他却连看看飞机的资格都没有。1950年2月，吴其轺申请退伍，到杭州投奔大哥，在之江大学图书馆谋了个职。
　　日子刚刚平静下来，风暴又来了。1954年在干部审查的时候，因为有美国和台湾的经历，吴其轺没有通过，被送到余杭农场，名为“学习自救”，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写到2005年写不动为止，前前后后有60多本。
　　妻子裘秋瑾经过亲戚介绍认识吴其轺的时候，她对其“飞虎队”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时候只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员，自己不讲我也不好问，后来才知道，他一直不说，是为了不连累我们母子。”已经82岁的老太太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些，满是辛酸。1954年11月，亲戚把她送到农场，与吴其轺正式成婚，没有嫁妆，没有仪式，也没有喜筵，只悄悄领了一个结婚证就回来了。
　　之江大学分给吴其轺的小洋房被没收了，裘秋瑾只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借宿在亲戚家，靠帮亲戚看店为生，“买5分钱的菜，3口人要吃两天”。当初说是3个月的改造，没想到一去就是20年。这期间，吴其轺一个月才能回家一天，他爱写信，几乎每周都会往家里写一封信。现在再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老信纸，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与蹉跎哀叹，家长里短都是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殷殷嘱托。
　　吴缘从小学到中学，档案上家庭出身一栏一直都是“历史反革命”。为数不多的温馨记忆，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带他去杭州的外文书店看英文书，下午在公园散步，只是，当年那场“大仗”却再也不会提及了，常讲的故事变成了法国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直到后来翻阅父亲日记的时候，吴缘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农场里是何等苦闷。“每日光脚踩纸浆，冬天亦不例外，双脚已经肿胀，只盼明天能够出太阳，来救救我的脚。……昨晚入厕，惊见房梁上七人一起自缢！活着最好。”吴缘说起这些，高亢的嗓门才会低沉下来，他说自己接下来几年要做的就是好好读懂父亲。
　　吴其轺坚持到了最后，1974年从劳改农场回家，他已是56岁，但一无所有，只好在妻子工作的一个针织手套厂做起了三轮车夫。“一车装600斤，一天挣1块两毛钱。我带着两个儿子租住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3块3毛。”裘秋瑾心疼丈夫，不忍心看他冬天拖着一条伤腿去蹬三轮，想让他歇歇，可一次也没奏效。因为蹬三轮车体力消耗大，杭州闻名的小笼包，3个才1两，吴其轺父子仨起码要吃两斤，60个。他们怕一次吃60个包子吓着旁边的食客，就连着去3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还能白喝9碗汤。
　　1980年平反后，靠着当初农场开矿时对化石的喜好，加上有英语底子，吴其轺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矿系的标本实验室做起了标本员。现在吴家还保留着两盒化石标本，那是吴其轺离休的时候学校送给他的纪念品，一块块核桃大的小石头上，各种动物的纹路清晰可见，旁边都是吴其轺用中英文标注的名称、时间与产地。这大概是吴其轺留给后代的唯一像样的遗物了。
　　最后的心愿
　　那些来采访吴其轺的记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最幸福？”答案总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儿：“活着。”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吴其轺的晚年，死亡并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他常向吴缘念叨，希望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芷江机场的跑道边。
　　吴其轺的父亲吴銮仕，早年曾受闽清侨领黄乃裳之邀，前往马来西亚开创“新福州”垦殖场，即现在的诗巫市，并被推选为当地华侨的领导人。1940年吴銮仕回国传教，却在1951年以“恶霸”之名被枪毙。
　　吴家兄妹除三子夭折外，其余九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后来的命运却不免令人嘘唏。长子吴其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任北大教授，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后被打为“右派”；次子吴其瑞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解放后任南平市副市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自杀；四子吴其璋是黄埔军校第12期学员，1943年牺牲在密支那的战场上；五子吴其瑗，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文革”中被打断了腿；长女吴贞宜毕业于福建华南大学，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文革”中不忍迫害自杀；次女吴静宜也是福建华南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因为丈夫是台湾海军军官，“文革”中也多受牵连；三女吴端宜，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校长，被划为“右派”；小女吴肃宜也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教务长，也被划为“右派”，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当年81个一起参加蒋介石授剑的毕业典礼的同学，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32个。到了晚年，每每见到曾经的战友，老人总会抱头痛哭一番。一般来讲，飞行员如果有过一次迫降的经历后就会留下心理阴影，后来，一位民航的飞行员还专门慕名找到吴家向老爷子请教：“怎么能够3次被击落还照样飞？”吴其轺的回答倒也干脆：“没人干，只能上。”
　　在吴家的客厅里，摆放在冰箱上的两个玻璃罐格外显眼，那里面装的是来自辰溪与广元的土壤。这是吴其轺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他一直想回到当年坠机的地方看看恩人。2005年，在到芷江之前，吴其轺跟随凤凰卫视的摄制组找到了辰溪县那片迫降的小河滩。当年的救命恩人都已过世，老人抱着恩人的孙子老泪纵横。临行前，他特意让儿子在河滩上放了一挂鞭炮，那是他重生的地方。
　　从三四年前就陆陆续续住院治疗，但吴其轺似乎一直在坚持着等待什么。原来，抗战胜利后，美国空军曾授予他一枚“优异十字勋章”和一枚“航空奖章”，前者专为表彰那些执行空战任务50次以上的飞行员颁发。可惜后来寄存到姐姐家里的奖章，在“文革”抄家的时候丢失了。从1980年平反开始，吴其轺就不断地给美国方面写信，希望能够补回奖章。吴缘拿来厚厚的一摞信给本刊记者看，娟秀的英文言辞恳切，每年一封。终于在去年10月有了结果，金灿灿的两枚勋章从大洋彼岸寄了过来，附件里标注着吴其轺参加空战的次数：88次。
　　芷江“飞虎队”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告诉本刊记者，随着吴其轺的离世，大陆健在的“飞虎队”员基本算是谢幕了。从2003年举办第一届芷江国际和平节以来，吴建宏辗转联络上了绝大部分当年的“飞虎队”员。“健在的基本都在台湾、香港和美国，华人飞行员也不过还有十几个人，反而是美籍的寿星更多，有100人左右。”据吴建宏了解，当年回到大陆的“飞虎队”员，后来的境遇大多不好。本刊记者在吴家采访的两天，正巧彭嘉衡的儿子也前来慰问，他告诉记者，今年8月份父亲已经去世，到了晚年，甚至连医疗费都成了大难题。
　　而据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会长孙官生掌握的资料，当年参加“飞虎队”第一、三、五大队的中国籍飞行员一共有381人，除此之外，还配备了人数更为庞大的指挥、地勤及服务人员，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是“飞虎队”的一员。孙官生前两年重走远征军路线的时候，就在山区发现了一些这样的老人，但他们却大多隐姓埋名后半生，默默无闻，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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