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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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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与世界对话――对外交流演讲答问实录》封面
　　本文摘自李忠杰新作《与世界对话――对外交流演讲答问实录》，人民社出版。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在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激烈碰撞的今天，中外学者聚会中国人民大学，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借此机会，我很高兴就“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谈一点看法，与大家交流。
　　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国际上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对“中国道路”的兴趣日渐浓厚。我认为，所谓“中国道路”，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来解读。实践呼唤理论、产生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理论又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深化实践。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道路”的基本轨迹。
　　从理论的层面来说，中国道路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8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在中国传播、发展，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先后取得了三大理论成果：一个是毛泽东思想，一个是邓小平理论，一个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长和发展的三个阶段性标志。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和前提，并且总结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着力开辟新的道路而发展起来的。
　　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新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理论武器。中共十五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同时又继续理论探索的道路。胡锦涛总书记首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着眼于把握发展规律、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而提出来的重要战略思想。既继承和坚持，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满目疮痍的旧中国走到当代生气勃勃的新中国，并且形成世人瞩目的“北京共识”或“中国道路”，一个重要和基本的原因，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思想智慧。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我们并没有因为它姓“西”而排斥它，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了它。甚至它在当代中国受到尊敬的程度，比在它的西方故乡还要高出很多很多。事实证明，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独特的中华文明，同时也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世界文明。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占有重要的指导地位。我们的宪法早就写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党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渗透到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不同程度地传授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各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深入地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无数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和行为主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今天我们坚持高举的理论旗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同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2004年中国的十大流行语中，“科学发展观”排名第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
　　为了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先后掀起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一系列著作，举办了新进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专题研究班，层层举办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专题研究班，还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专题报告和辅导等多种形式，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到底哪些是最基本的原理、哪些是被后人附加了的东西？在不断发展变动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观点应该坚持、哪些观点应该舍弃、哪些观点应该发展？对于当代社会的新情况、新变化，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做出科学和令人信服的解释？怎样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中国道路”未来如何延伸，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理论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中国的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军队、党政机关中的研究部门，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五路大军。过去，中共中央编译局曾经编译出版了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列宁全集》。改革开放以来，《列宁全集》又重新编译出版了60卷新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重新编译工作也在抓紧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不断涌现。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值得介绍的是，2004年4月，中共中央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在全国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程的主要任务是，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全面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主要的工作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研究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研究和编写新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材；同时建设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骨干队伍。这项工程实施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建立了20个课题组，直接参与的500多人，间接参与的5000多人。组织了很多考察、交流活动，开展了对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调研，拟订了各门教材的初步提纲。工程开局良好，正在逐步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三、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和经验，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条：
　　一条，从空间来说，就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实际，照抄马列的本子，就会水土不服。过去一度出现过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本本主义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而一旦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出现新的面貌。所以，邓小平概括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另一条，从时间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曾经很形象地讲过三句话。一句是“老祖宗不能丢”，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句是要“搞清楚”，即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再一句是“讲新话”，即要根据新的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则更加形象地使用了与时俱进的概念，强调要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变动情况，大力推动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所谓与时俱进，按党的十六大的界定，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事实证明：用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会如恩格斯引用海涅的话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反之，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如生命之树长青，江河之水长流。
　　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河流依旧，为什么两次踏进的却不是同一条河流呢？原因就在于河水处于不停地流动的状态。虽然河的形式依旧，但河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水了。这一经典的名言表达了万事万物无不处在发展中的思想。发展，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当年，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所作的变革时曾经指出：整个世界不是既成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无限发展的思想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页。这种无限发展的思想，要求我们把一切事物都当作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人类历史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过程。既然是过程，就要不断发展、前进。如果在原地踏步不前，就会失去活力，最终被历史淘汰。
　　如果更形象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作家或者政治领袖，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仰视”，即把老祖宗当作神，我们只是人，以一种膜拜的态度，由下而上地仰视着它。只能遵从而不能平等地交流，更不能对它的旨意有任何怀疑。第二种是“平视”，即把老祖宗当作人，而不是当作神。虽然敬重，但并非不加思考地崇拜。与老祖宗处于一种可以平等交流、对话的位置。老祖宗正确的，就坚决接受；不对的、过时的，也可以修正。第三种是“俯视”。这种俯视不是轻视、蔑视。而是指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鸟瞰历史的长河，把老祖宗放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看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它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等等。这就是哲人们常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俯视，依然肯定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用更宏大、更久远、更辽阔的时空眼光看待它、审视它、研究它、对待它，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它，不断地把它推向前进。
　　过去，我们的角度曾经是仰视，后来，逐步地转变为平视。再进一步，是不是还可以从某个角度俯视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许会达到一种新的境界。用中国的古诗来说，就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或者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附：《与世界对话――对外交流演讲答问实录》简介
　　本书汇集了李忠杰以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双重身份，到国外介绍中国情况、给外国政要讲课、参加国际会议、会见外国精英、在中外记者吹风会上答记者问的实况。主要是与外国政要、智库、记者、实业家等进行对话、交流的实录，以及部分演讲的原文。话题众多，有问必答；录音整理，原汁原味；坦诚实在，机敏睿智；交流交锋，跌宕起伏；语言生动，饶有兴味。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堪称与世界对话的精彩一页、对外宣传的经典范例。
(责编：谭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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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核心提示：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渐成为五四运动之号角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创办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前25期也由陈独秀做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任)。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的政治定性固化及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待恢复，针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之闸门，实事求是又渐成学术研究的学风精髓，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专门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收录陈独秀文章、书信和诗稿等资料的书籍解禁出版，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一大批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档案被俄罗斯解密，一系列关于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于世，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建党的历史贡献重新得到肯定。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骤热，陈独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遂引起学术界关注。这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本文则基于大量史料，通过对陈独秀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缔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并在逐步提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国情认知水平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做进一步细化分析，突出陈独秀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中共一大以后，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至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中国化，从&初步中国化&也即初始阶段的、不完备的中国化视角审读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前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真正广泛传播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觉醒。在此之前，一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羡于法兰西等西方制度文明的民主共和，开始打破旧统，高擎起&民主&&科学&之大旗，以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唤起国人的思想觉醒，最终达到&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148之目的。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尽管新文化运动仍以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但这场潮流激荡般的思想启蒙运动撼动了封建思想枷锁对国人头脑的禁锢，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镜鉴。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真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倏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由慢变快。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加拉罕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言苏联第一次对华《加拉罕宣言》。该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协约国所缔秘约，把旧沙俄政府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之一切要求。尽管《加拉罕宣言》是苏俄在政权未稳之时为稳定边境而采取的策略性的、后来并未兑现的措施，但《加拉罕宣言》无疑加大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因此得到极大提升。之后许多怀救亡图存之抱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近邻俄国，开始变师学西方为师学俄国，开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中国，思考中国之命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以此为形成之起点。经济、文化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命力。中国社会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研究、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陈独秀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始自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日，他曾在《新青年》3卷2号发表论及俄国革命的文章《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认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故而表示&祝其成功&[1]197。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公理何在？》中，对被称为过激派的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同情；在这年4月20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里，陈独秀对十月革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若得英美两国承认，&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像18世纪的法国政治革命和20世纪俄国社会革命一样，尽管时人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381。不过此时的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尚存犹疑，这年4月6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短文《纲常名教》指出已盛行了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致俄、德和匈牙利成为共产党的世界，东方恐也马上流行这种风气。但认为这种风气一定传不到中国来，即便来了也可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挡住[1]373。原本对欧罗巴近世文明称羡有加、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追求目标的陈独秀，由于作为&一战&胜利方的中国却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被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强迫接受新的丧权辱国条约，遂对英美法帝国主义所抱幻想破灭，渐转而拥护俄国十月革命。他日在《新青年》发表短文《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比较明显地表示了对被列强污蔑扰乱了世界和平的过激派布尔什维克的赞同。
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渐成为五四运动之号角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创办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前25期也由陈独秀做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任)。日，《每周评论》第16期在&名著&一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译文，约1000多字，但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该刊为译文加注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按语认为该宣言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前25期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该刊和《新青年》一道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建设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的一个拐点，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共同催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陈独秀堪称五四运动的旗手，毛泽东曾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2]，&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294。
继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十九人秘密组织发起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研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不久，1920年5月陈独秀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应陈独秀之邀参加该会，该会成员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陈独秀还主持出版了标志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专刊)。此间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在1920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将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战争争得劳动阶级的权力，才能避免&德莫克拉西&成为&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4]9。该文是陈独秀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此一时期陈独秀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嘱托陈望道全文译出《共产党宣言》并亲自和李汉俊校对译稿。陈独秀所做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推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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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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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西学东渐&先进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和方案的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却是零星的片段式的介绍。不同派别人物借助于印刷传媒的快速发展，积极译介马克思主义，但囿于阶级立场、理论水平等限制存在着历史局限性，但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郑重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现复兴的奋斗凯歌。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又是如何“传播”的，厘清这段史实，有助于进一步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一、在“西学东渐”寻求救国方案过程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让中国踏上了百余年的屈辱之路，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国家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当此之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勇于担当，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案。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二十多年后，清朝“外交官们”在出使西洋的游记中留下了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感性认识，国内也开始有了零星的介绍。一是19世纪70年代香港的《华字日报》、《中华新报》等几家报纸就曾刊登过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二是江南制造局编印的《西国近世汇编》，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窗口，“欧罗巴司”（社会主义）、“廓密尼士”或“康密尼”（共产主义）等新鲜词汇，经常出现在“汇编”中。[1](P78)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才正式传入中国，在中国报刊和书籍中，开始出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有关著作和思想的片段。那时，有人把马克思译为“马客啤薄奥罂Α钡龋话讯鞲袼挂胛岸鞲袼肌薄６崖砜怂贾饕宄莆敖睬蟀裁裥卵А钡鹊取０崖砜怂妓斓嫉牡谝还食莆巴蚬と俗芑帷薄[2](P4)这表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所接触。　　关于马克思及其学说究竟何时开始传入中国？学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1898年。1898年夏，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胡怡谷根据英国人克卡朴撰写的《社会主义史》而翻译的《泰西民法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讲解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3](P53-54)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1899年。月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册登载了根据英国社会哲学家基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改编的《大同学》，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尽管该书鼓吹基督教救世，但却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在论及工人运动、工人罢工时说：“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4]与此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恩格斯的情况。不过，李提摩太等人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看作“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其特点是“主于资本者”。[5]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与认识是很肤浅的。然而，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已来到了中国，并即将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二、中国先进分子初步的零星的介绍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正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日本中转的，属于翻译性介绍，中国先进分子充当了先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一些在日留学的先进分子不同程度地受此影响，开始翻译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于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刊号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第2、3、6、8期连载。文中写道：“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总理全体。”该文还做了进一步阐释：“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平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湖南留日学生赵必振译、幸德秋水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高度赞扬马克思的主张；1903年又出版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学说的主要内容。1903年8月，浙江留日学生主办的《浙江潮》第6期发表了《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预言：“吾视十九世纪之末，二十世纪之初纯乎社会主义之世界矣”。[6]同年10月，第8期发表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者，将以增人间祉而消除其厄难也，普及之卫生术、治疗术也”。“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如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者，非共产主义与极端民主主义乎？是故白人之输入品未可漫不介意者。”[7]这篇文章是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介绍社会主义，并且最早给社会主义很高评价的作品，对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江苏》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这些译著的刊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燎原之星火。　　三、各派别人物同情马克思主义并扩大了影响范围。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一旦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8](P293)，持各种政见的先进分子同情甚至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壮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维新巨梁启超就是第一个介绍马克思的中国人。日，他在自己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近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放任，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因而有“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故而“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9]。16日又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指出：“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10]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写道：“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公财之一阶梯而颂扬之。”[11]这是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早介绍与评议。[12]此后，梁启超相继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时也有意识无意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做了一定宣传工作。1912年10月在中国社会党总部曾作“社会主义的派别及其方法”的长篇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有德国麦克司所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13]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并认为“马客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该文附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列举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5本书，这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14]稍后，他又写了《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佛礼儿学说》两篇文章，介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指出：傅立叶的社会理想“窒碍甚多”，“不可实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朱执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5]。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三、五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史和简单的传记，简单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马尔克者，名卡尔，氏马尔克，生于德利尔。父为辩护士，驾于教宗。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初马尔克在巴黎，与非力特力娟及尔相友善。嫣及尔者，父业商，少从事焉。习知其利苦，乃发愤欲有以济之，以是探研有得。既交马尔克，学益进。马尔克既去法，婿及尔亦从之北游，因相与播其学说于比律悉之日报间，言共产主义者群宗之。万国共产同盟会遂推使草檄，布请世，是为《共产主义宣言》。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16](P10-11)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并节译了其中的片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最早的中译本。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指出：“凡共产主义学者，……。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龚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世界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6](P12)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明确表示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推崇，指出:“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16](P55)在介绍阶级斗争时，朱执信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16](P11)他还初步介绍了《资本论》，指出马克思“在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马尔克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其所得者，一九于浚削劳动者以自肥尔”，并说“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鲁，至今不衰”。&[16](P16-17)但这时他们尚未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在20世纪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还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1907年8月，由张继、刘师培等人发起，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翻译马恩论著，并在东京创办了《天义报》。该刊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等也进行了正面的介绍。日该报第13、14期刊登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文中以附录的形式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对资本主义婚姻制度批判的一些段落。1908年该报第15期发表了民鸣翻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序言。第16―19期合刊中，又登载民鸣据日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译文，这也是中国报刊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的一章全部译出。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介绍。　　四、印刷传媒成为马克思主义扩大传播范围的重要载体。　　前文中所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各种情况，其先锋无疑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但载体以印刷传媒最为重要。如前文《新民丛报》、《浙江潮》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通过阅读刊载在印刷传媒上的各种新思潮，才慢慢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产生了兴趣。这也是近代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登场之后能够产生相当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当时出版的各种刊物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较高的当属《民报》。《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日创刊于日本东京，其发行面非常广，影响也比较大。据统计，在1905年至1907年先后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高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章。此外，《民报》还登载了孙中山、廖仲恺、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廖仲恺在《社会主义史大纲》中认为，麦喀士（马克思）的学说如决堤洪水，浩浩滔天，势莫能御。1912年6月上海社会党绍兴支部机关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煮重尘治译《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认为《共产党宣言》“不营20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同年《新世界》半月刊第1、3、5、6、8期登载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提出了在中国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四点理由。等等。印刷传媒刊登的这些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深度和范围随着时间得到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是彻底而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内容的全面性、结构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格性。必须“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否则是学不好用不好这一理论的。”[17](P14)但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先进分子用理性追求作为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在救亡图强这一时代召唤下和“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逐渐从流派纷呈的西方社会思潮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仅仅是“感性的认识”[12](P116)，故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思想中的一种在中国“传播”，粗浅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翻译其著作，内容是比较肤浅、零碎的，不仅缺乏整体性，还有很多非科学、不准确甚至是歪曲的介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上还不能真正意识到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传范围不可能扩大到一少部分知识分子之外，更不可能与工人运动发生直接联系，故而其影响十分有限。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启蒙作用，并在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头脑中留下了印记，很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受此影响而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可或缺的思想开篇，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林茂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3]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4]大同学[J].万国公报.&1899,第121卷.　　[5]大同学[J].万国公报.&1899,第123卷.　　[6]浙江潮[J].1903,第6期.　　[7]浙江潮[J].1903,第8期.　　[8]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新民丛报[J].&1902,第17号.　　[10]新民丛报[J].&1902,第18号.　　[11]新民丛报[J].&1903,第42.43号合期.　　[12]魏胤亭,杨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3]孙文选集:中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4]林代昭,潘国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6]朱执信集:上册[M].上海:中华书局,1979.　　[17]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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