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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捐献角膜的17岁尿毒症女孩
　　“似乎今天病又重了……我想活下去，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段话，出自一位高一学生的日记。她叫穆弋，今年17岁，是渭南市临渭区陇海中学的一名学生。三个月前被确诊为尿毒症的她，目前正等待与母亲的配型结果，做肾移植手术。
　　女孩患肾病需手术换肾延续生命
　　5月29日，在渭南市中心医院肾病内分泌科住院部，站在病床前的穆弋母亲弋会荣不住抹泪。据弋会荣介绍，穆弋的病是今年春节前夕发现的。
　　今年2月的一天早晨，起床后的穆弋双眼浮肿。“我还怪她，说肯定是晚上不睡觉玩手机累的！”弋会荣说，“几天后，孩子说‘头晕、恶心、看不清东西’，我就带她到医院检查。”让弋会荣没有料到的是，医院查出女儿穆弋得了慢性肾病。
　　一家人赶紧带着穆弋前往西安的各大医院治疗。“来来回回两三次，花了十多万。亲朋好友都借遍了。”就在一筹莫展时，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告知，可以通过亲属换肾来延续穆弋的生命，这让一家人看到了希望。可是40多万元的费用让一家人再次一筹莫展。只得带着穆弋返回渭南，住在渭南市中心医院里。
　　5月29日，渭南市中心医院值班医生郭大夫向华商报记者证实，穆弋已到了尿毒症期，只能通过不断的血液透析或肾移植手术来延续生命。
　　“我想去看天安门，还想上大学考军校！”
　　据弋会荣说，每周三次的血透，让穆弋日渐憔悴，面对40多万元的巨额费用，穆弋曾一度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
　　穆弋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写着：“为了手术费，爸妈商量着卖掉房子。可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妈妈不停打电话借钱，没有借到……我就是个拖累，害人啊！”
　　“如果我死了，希望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让他们替我继续看这个世界。也希望你们别难过，这是我能留下的唯一一个你们给予我的东西。”
　　看着母亲弋会荣抹泪，病床上的穆弋努力假装出乐观状态。
　　在病床上，必须24小时不间断吸氧的穆弋十分虚弱的轻声说：“我还没有去过北京，想去看天安门……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能做。”说起梦想，穆弋陷入沉默。很久后，她问华商报记者：“我还能考大学吗？我一直想要上军校，做军人，帮助更多人。”
　　学校、好心人积极募捐义卖帮其凑手术费
　　“她是我们班的班长，还是学生会干部。”据穆弋的班主任李娇说，今年开学后穆弋没有按时报名上学，得知是因病耽搁后，便立即将她的情况反映给校办。“班里的同学都喊着要把自己的零花钱捐给她。”
　　“学校把要募捐的消息一发出去，不少退休教师和往届毕业生也都纷纷响应，愿意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据陇海中学杨宝元主任说，学校在6月1日早晨升旗仪式上，组织全校师生为穆弋同学捐款，还联系了很多机构在校园里进行义卖，帮着她一起渡过难关。“光是教职工、学生现场捐款就有2万多元，加上义卖当天就募捐了3万多元。”杨宝元介绍，活动发起后也有不少社会上的好心人直接将钱款打到爱心账号上，加上6月1日当天，现已为穆弋同学募捐了7万多元。
　　除了老师同学的支持，还有不少爱心人士到医院看望穆弋，更有不少不愿留下姓名的人放下几百元便匆匆离去。“谢谢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脸。我会好好治疗，早日报答好心人。”5月27日，生病已经三个月十六天的穆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目前，母亲弋会荣决定将自己的肾脏移植给女儿，并于6月1日前往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眼下母女俩正在等待配型结果。
　　华商报记者刘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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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因为刚生过孩子，更是在“坐月子”期间，因拒绝官员参观就遭来一顿暴打，没有领导探视看望，更不见有人为其伸张正义，无奈之下上网发帖求助，而现在却招来了一顶“刺激公众仇官情绪”的“大帽子”，两个大男人，对一个坐月子的产妇大打出手，老百姓不能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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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女孩不幸罹患尿毒症 母亲欲捐肾却苦无手术费
　　看着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慢慢消瘦，母亲难掩泪水。
　　&我内心一点都不想要妈妈的肾，我要不起。&&&刘云云
　　&哪怕只有一个肾我也要给她，她就是我的命。&&&储玉英
　　27年前，储玉英将女儿刘云云带到了这个世界，27年后的2013年，储玉英要将自己的肾捐给罹患尿毒症的女儿，延续母女情。
　　捐肾 让女儿走自己的路
　　日，安庆市岳西县中关乡秋千村黄树组，群山中的一个小山坳里。
　　正午12时毒辣的阳光下，储玉英弯下腰，刘云云趴在母亲背上，储玉英双手反抄、起身。
　　沿着一条被雨水冲刷而显得凹凸不平的&之&字形土路向上200多米，是一条&村村通&水泥路，一辆红色的面包车停在那。
　　这辆面包车将载着刘云云母女赶12公里的山路前往县城，27日是刘云云去医院做透析的日子。
　　这条&之&字形土路，背着女儿的储玉英每个月要走11次，刘云云也曾因心疼母亲要自己走，可最多也只能走到&之&字形路的一半。
　　储玉英想让女儿走完&之&字形的路，而她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一个肾。
　　噩梦 被厄运切断的幸福
　　&之&字形土路的一头，坐落着一幢&L&形二层小楼，一块块裸露在外的红砖构成了这幢小屋的基本色调，这是刘云云的家。
　　&这幢房子是2011年建的，那年女儿本科毕业后在合肥上班，小儿子也有了出息&&&刘云云的父亲刘会松说。
　　2011年，对于刘家来说是幸福的一年，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虽然刚刚建好的房屋还没有刷墙，不过一家人都相信，只要再过一年，这些都不是问题。可两年过去了，墙还没有刷，两层小楼一家人也只住了一间。
　　2012年春节，这个家庭有着很多梦想，刚刚毕业的英语专业师范生刘云云，梦想着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刚刚盖好房子的刘会松，梦想着攒些钱把家里好好装修一下&&
　　2012年春节过后，一家人的幸福仿佛被一条看不见的线切断，梦想戛然而止。
　　因为肾结石，2012年农历二月初二刘云云做了左肾的微创手术，这次在储玉英看来&很失败&的手术，让刘云云在术后一个月后的肌酐高达1700，被医生判定为尿毒症。
　　2012年累计13次住院已花掉治疗费、生活费、车旅费等约30多万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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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山东小伙身患尿毒症，欲死后捐献全身各器官。28岁的山东小伙李怀路身患尿毒症，5月2日，这个曾在北京打工的菏泽成武小伙签下志愿书，在其身后捐献全身各器官。
女儿依偎在李怀路怀中，懵懂的她并不能理解父亲的病情
连续3天了，28岁的李怀路每天都会走一段重复的路。在从家到县医院近10公里的路上，他有时会想，为啥没有“钢的肾”能治好自己的病；有时，他也在想如何能给3岁的女儿买一顶10元钱的帽子。身患尿毒症末期的李怀路，已自觉到了人生最后的一段路。5月2日，这个曾在北京打工的菏泽成武小伙签下志愿书，在其身后捐献全身各器官。他对记者说，“只要能帮到别人，就能让生命再延续一段时间。”
最好的年纪 他却患上尿毒症
每次在成武县人民医院透析，看着血液从一个管道流到另外一个管道，李怀路都觉得余生在一点点地从这个机器中溜走。
从起初的一周透析两次，到最近这几天每天都要进行一次透析，李怀路已经习惯了面对尿毒症的无奈。
每次在成武县人民医院透析，看着血液从一个管道流到另外一个管道，李怀路都觉得余生在一点点地从这个机器中溜走。
1986年出生的李怀路，是菏泽市成武县伯乐集镇玉皇庙村人，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时年只有16岁的李怀路，只身前往北京打工。
李怀路告诉记者，在北京，他一直在一家机电设备公司打工，从小工干起，2010年已经当上了库房主管。“当时没觉得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只是有时候眼睛有点看不清楚。”李怀路告诉记者，4年前24岁的他对工作和未来充满希望，从来不曾想过自己会患上这样的疾病。“当时只是视力下降了，以为有点上火了，没在意。过了几天去北京一家医院检查，当时也没有查出来什么原因。”李怀路告诉记者，视力时好时坏让他不能安心工作，李怀路只好辞掉北京库房主管的工作，返回家中养病。“后来在单县中心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不是眼睛的问题，是其他病因诱发的眼疾。而且我当时血压也很高。医生让我去内科做检查，一查我的肌酐指标严重超标，我这才知道是肾出了问题。”李怀路说，当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让他有些承受不了。
此后，李怀路的病情渐渐恶化为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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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9名尿毒症患者欲求“安乐死”事件背后(图)
日16:38　光明日报
程运生每次做完透析之后都发愁下次的钱从哪儿来　　4月初，西安市黄锦琪、李新华、程运生、陈双成等9名尿毒症患者因不堪忍受长期的病痛折磨和经济压力，商议欲求“安乐死”。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对生命的渴望是人的一种本能。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这种求生的愿望？4月16日，在人们还在轰轰烈烈地讨论他们有没有权利“安乐死”的时候，记者走近了他们，目睹他们艰难的生存现状，探寻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
　　一群热爱生命的人
　　今年68岁的程运生是这9个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也是经济状况最差的。当记者探望他的时候，屋外春光明媚、生机盎然，一想到即将面对一个自愿离弃这一切的人，记者的心里不禁有些说不出的压抑。
　　然而，与程运生的一席谈话之后，记者却深深感觉到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求。当记者问他是否真想选择安乐死的时候，程运生不禁老泪纵横：要不是实在被逼得没有办法，谁会愿意去死呀！同时他告诉记者，此次签名的9个人谁也不是真想选择死亡这条路。
　　程运生的老伴张素芳告诉记者，老程原来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当初他们一家五口住了一间8平米的房子，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即使这样，老程也从没退缩、抱怨过，相反，他十分热爱工作，也爱跟同事开开玩笑，大家都喜欢他。老程说，我这个人十分喜欢孩子，我们院子的孩子也都喜欢我，没事我总喜欢抱抱他们，逗他们玩。
　　记者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其实，即使现在被尿毒症拖得入不敷出、举步维艰的时候，老程也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求。据我们的了解，虽然尿毒症病人进行血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痛苦难受。但是长时间的扎针也非常人所能忍受，老程胳膊上的血管全部暴起，用手摸着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可是，当老程向我们说起他第一次透析完后久违的舒服时，这种稍带喜悦的情绪强烈地感染了我们，他眼睛里闪烁的分明是对正常生活的希冀。
　　其他的病人也是一样。陕西经贸学院的李新华也是一个相当乐观的人，不知道的人和他谈话根本觉不出他是一个病人，虽然他说这些年的病自己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淡，但是，通过他的言语和行动，仍能感觉到他对生命的坚持和执著，当然这种坚持和执著是以高昂的经济支出为代价的，也可能不知哪一天因为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
　　李新华现在除了正常上班、买菜、运动之外，每周都会按时去透析，他还是陕西省肾友协会的主要组织者，经常为了活跃病友业余的生活而忙碌。这不，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忙着去通知病友星期天一起外出参观旅游。
　　痛苦而无奈的选择
　　那么，这样一群热爱生活也懂得珍惜生命的人为什么会集体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呢？
　　通过采访了解到，日复一日高昂医疗费用无法支付，才是他们欲求“安乐死”的真正原因。
　　程运生一辈子工作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1997年，程运生退休之后又被返聘到原单位———西安电炉研究所的职工食堂继续当管理员。他的老伴张素芳退休前是西安百货大厦某部门的主任，女儿已经出嫁了，两个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说得病之前，这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退休一年之后，程运生被检查出患有尿毒症，一下子，这个家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几年的病让程运生花光了一生的积蓄。而且，由于原来单位效益不好，也没有参加医改，所以现在他看病花费的6万多块钱没有人给他报销，为此，他的老伴也多次找过单位领导、医改部门、信访部门反映过此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谁给他们具体的答复。
　　按照正常的标准，尿毒病人应该每周透析3次，但是由于经济紧张，程运生只能两周作3次血液透析。别的条件好的病人吃的是200多块钱的药而他只能吃3块多钱的药。即使这样的“节省”，他每月仍得给医院支付3000余元的费用，而程运生和老伴张素芳这时的总收入也不过1000元，每做完一次透析之后，老程就开始发愁，下一次透析的钱从哪里来？由于透析的次数远远不够，过后又没有钱打生血素，饮食营养也没有跟上，老程的病情比别的病人要严重得多。
　　据程运生说，这几年来，他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日常所需是街坊们给的，还有一些就是老伴平时去捡的一些废纸箱、易拉罐、废铁等等换点钱来维持生活，说话时记者看到了堆在墙角的废铜烂铁。老伴说现在他们已经用不起煤气了，只好改用蜂窝煤炉子。
　　程运生得病，让家中的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已过三十的两个儿子，至今都没讨上媳妇。程运生说，许多姑娘得知有他这样的一个病人，都打“退堂鼓”了。到后来，小儿子在众多邻居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了不嫌弃的女朋友，父母也不反对，可至今还因经济原因无法把她娶回家门。老程指着刚刚粉刷过的墙告诉我们，这还是孩子他舅为了孩子的婚事让两个表弟抽空给过来刷的。尽管如此，儿子却从未抱怨过，这让程运生感到欣慰的同时却也更加难过，他说，再这样下去，恐怕儿子永远也娶不上媳妇了。
　　其他的尿毒症病人也存在着这样的无奈。
　　陕西经贸学院的李新华老师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为了追求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质量，他每月得支付五六千元的血透费。医疗改革之前，单位给报销90％，那时候他的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可是医改之后，他个人要承担30％的费用，也就是每个月2000多块钱。按说他的条件比别的病人要强一点，但即使这样，也是入不敷出，他现在也是在吃着老本，等到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他也就完了。他两个儿子中有一个本来在读大学，但因缺钱，不得不辍学前往深圳打工，两个儿子都年近30岁，全都没有成家。他总是说：“我不愿再无休止地拖累家人了。”另一名患者陈双成告诉记者，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仅够透析费。为了看病，老陈已经把老家的6间房子卖掉，老伴今年也是50多岁的人了，还得出门找工作。
　　随着积蓄一天天的减少，什么时候钱花光了，也就是他们生命的尽头了，李新华告诉记者，现在他最担心的就是老伴的身体，如果她再有什么病，那他们这个家可就真的支撑不下去了。
　　悲壮的炒作
　　可以说，此次的“安乐死”事件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炒作痕迹，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炒作或者是明星炒作的是，这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弱势群体拿着自己的性命在这里炒作，希望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是何其的悲壮。而且我们也应该听到这个炒作背后他们真实的呐喊声——我们想活下去。
　　李新华告诉记者，他们的初衷并没有炒作的意思，他们本来不想让媒体参与进来，因为他知道那样局面就不由他们控制了。结果情况也的确如此，媒体炒作的结果是大家一起来讨论安乐死应不应该被立法通过、他们能不能安乐死，而不是来关注他们这群人应该怎样活下去。曾经有一个病友问李新华，如果国家真的同意让我们安乐死，那该怎么办？李告诉他，你放心，我们还不够格，不会让我们安乐死的。
　　李新华说，国外安乐死是对那些医学上没有办法治疗、无药可救的病人而言的，比如说癌症、艾滋病，那时你花了钱他还是要死亡的，而尿毒症这个病是有钱就能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没钱你就只有等待死亡，这是一个社会原因，所以即使国家通过了安乐死的合法性，他们也不在范围之内。
　　有人也认为既然他们也知道申请安乐死不会被批准，那他们这样的做法就很可笑，但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谁都会理解他们这一无奈的选择。
　　就在记者采访李新华的时候，他们的一个病友打电话过来，说是他写了一篇《我们要艰难地活下去》的文章，准备让他们再进行一次签名，并且已经跟西安市第二医院联系好了，准备举办一次座谈会，邀请媒体过来，一起来表达他们想活下去的愿望，用李新华的话说，就是将媒体的讨论转入正题。
　　社会捐助不是最好办法
　　其实像此次“安乐死”事件同类的报道已经有过太多太多。今年2月份西北轻工业学院食品系里一名来自广西的壮族学生覃美理患了尿毒症，生命垂危，写信到报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4月份，还有四川省的一名农村中学生叶远飞身患尿毒症的消息。
　　当然，媒体呼吁，针对个别的病人不失为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通过媒体宣传，引起社会关注进而是众多社会公民的捐助，由此筹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毕竟媒体不是慈善机构，它的能力有限，公众的能力也有限，靠这样的方法能救助一个两个，但是再多的人呢？
　　对于病人来说，他们其实并不想要别人的捐助。
　　程运生得病之后，虽然生活很紧张，单位的老同事还是集体给他募捐了5000多块钱，一提起这些，程运生泪流满面，他说：自己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工作，没想到现在却没人管了，却要害得同样并不宽裕的同事们给他捐款资助，真是觉得对不起他们。老伴张素兰也告诉记者，我们并不愿意要同志们的钱，老觉得欠人家的情，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现在一出门，见了谁她都得打招呼，老怕不注意得罪了谁。人家的钱也都是省吃俭用存下的，都不容易，俗话说“救急不救贫”，得了这个病，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看好，光靠大伙的资助不是长久之计。
　　李新华也告诉记者，社会救助对一个人来说，那还可以，但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的整个群体，就不仅仅是社会良知所能救助得了的，所以，他们此次的目的并不是想得到社会的募捐。
　　程运生从生病之后，单位总共只给了1万多块钱。程运生拿出了自己贴的这几年整整齐齐的医疗票据，总共有6万多元。这些票据单位能不能给报销，这是目前程运生最担心的问题。他目前只希望能给报销60％。
　　但是李新华不这么认为，他说，看着周围的病友因为没有钱医治，默默的一批一批死去，他心里很难过也很着急。他认为解决他们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现行的医疗制度多多少少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制度的确立都是要经过不断的完善、更新的，可以肯定的是，将来的社会保障体系终将会越来越完善，毕竟让每个人都能看得起病才是这些制度的目的，但是，李新华不无遗憾地表示，他们这些人可能是赶不上那个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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