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现状有“大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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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转型看重大数据 资源重组延伸产业链
  编者按 回顾2013年我们可以看到,从大部制、出版大数据,到呼吁全民阅读立法、出版高端人才培养、数字出版基地建设,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中国出版产业都呈现出发展、变化、融合、上升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有成绩也有思考,但总体是积极向上的。
  梳理过去,为的是更好更顺利地走向未来,这是中国出版业、中国出版人的愿望,也是中国从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的必然。&&&
  大部制+大数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为建立全球化网络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政府、行业组织及大型出版集团需要建立数据平台,才能实现“出版大数据”的真正力量。
  3月22日,新组建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仪式在京举行。其管辖对象涵盖出版、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六大行业,囊括所有传统主流传媒业,也涉及部分互联网业务,实现了全媒体覆盖,其管理业务遍及全部传媒产业链。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明确取消职责20项。其中,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达14项,另有6项下放给社会组织。这使得“合并”的意义凸显,即为了发展、繁荣和创新,不是为了官、管、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为建立全球化网络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当然,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集团、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不能仅靠渠道,还要更多地考虑发挥每个人的创意、技巧和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能够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是管理和改革的根本所在。
  从行业看,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技术发展催生了大数据的产生。出版行业的大数据也随着与电商的合作、互联网的销售推广以及受众阅读行为的分析而逐步深入。然而,不少出版人担忧出版业在数据收集这一环节存在诸多问题,如“买榜”现象、财政数据不公开、数据格式混乱、各平台对接困难等。8月26日,我国发布首个出版物信息交换行业标准――《中国出版物在线信息交换》,标准的出台是国家规范数据、利用数据的利好信号,然而无法解决长期制约出版业发展的信息不畅问题。一方面,该标准的应用推广将是一项复杂的基础设施工程,将涉及整个出版产业链信息平台的升级改造。另一方面,在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政府、行业组织及大型出版集团需要建立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只有这样,再辅以政府力量,才能真正推动数据的客观和透明化,实现“出版大数据”的真正力量。
  数字出版基地+高端人才培养
  作为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基地建设以集中优质资源、优势企业,以新技术、新方式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带动产业整体发展。如何培养适应数字出版的复合型高素质创新人才,是出版界也是教育界一直关注的关键问题。
  作为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基地建设以集中优质资源、优势企业,以新技术、新方式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带动产业整体发展。截至2013年,全国已有10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落户各地。按照原新闻出版总署规划,“十二五”期间将在全国布局建设8~10个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事实证明,以这种创新模式推进产业发展的成效已初步显现,部分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总产出已经超过百亿元。作为首家获批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上海张江数字出版基地的探索较为领先。如“国家复合出版工程”“第三代电子书数字内容投送平台‘新华e店’”等数字出版项目都在政府的支持下向前推进。
  然而,对于数字出版基地的群聚效应,业界仍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汇聚作用对企业本身并不明显。数字出版基地对进驻企业的作用无非有二:一是政策上倾斜,税收上给企业优惠;二是同类型企业在一起,政府会优先考虑。数字出版基地能否在真正意义上激活生产力和创造力,还是需要做好内容,通过“数字出版”概念,使更多精品内容实现更大面积覆盖受众。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出版业现有人才的年龄、学历和知识结构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数字出版的操作型人才,更加需要了解行业、熟悉技术、引领创新的高端人才。据了解,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全国100多所院校已开设了有关数字出版专业方向和相关课程,约40所院校开设了电子出版、数字传媒、多媒体出版等数字出版教育课程。同时,60多所高校开设编辑出版学硕士专业,将近22所高校设置了35个数字出版博士学位点。数字出版高端学历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与之对应的是,当前很多出版传媒集团与国内著名高校结合,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如中南出版传媒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的面向新媒体高端人才的博士后培养流动站,招生面向业内的复合型出版人才,等等。
  畅销书+电子书
  话题人物、明星出书,成为2013年畅销书市场的显著特点。数据显示,3月份京东商城电子书业务累计用户数量达到500万,日均页面浏览量过百万,毛利率达到35%,远远高于3C数码及家电。
  2013年最火的图书之一莫过于央视主持人柴静所著《看见》,上架一个月销售突破百万册,销量占据各大图书销售网站榜首,甚至有人将它比作文学界的《泰濉贰;疤馊宋铩⒚餍浅鍪椋2013年畅销书市场的显著特点。
  同时,纯文学作品在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持续发力,今年贾平凹、余华、海岩等名家陆续推出新作,小说市场一时热闹非凡。同时,传记作品可谓百花齐放,从娱乐明星到历史人物都有涉及。如杨澜的《幸福要回答》、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年》等众多作品也都颇受欢迎。2013年经管类图书一度低迷,但本土明星企业家出版的“市场攻略”依然火爆,如《史玉柱自述:我的营销心得》等都表现不错。
  卸任领导人出书也是今年的亮点之一。8月,《朱F基上海讲话实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0月,《温家宝谈教育》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2月,李长春同志卸任后首部著作《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像《朱F基讲话实录》《闲来笔潭》等,均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有名。
  电子书方面也是风生水起。2013年,京东商城高调宣布其电子书业务上线。在“电子书刊”频道正式上线的同时,京东商城推出了智能手机/PC阅读客户端软件。数据显示,2013年3月,京东商城电子书业务累计用户数量达到500万,日均页面浏览量过百万,毛利率达到35%,远远高于3C数码及家电产品。与此同时,当当网将电子书业务平台更名为“数字馆”,并进行大规模扩容。对于电商的电子书业务而言,2013年最重磅的炸弹莫过于亚马逊kindle入华,亚马逊中国在接连上线Kindle中文书店、Cloud Drive云服务以及亚马逊应用商店之后,今年的重点从纸质图书转向电子书业务。Kindle中文商店目前已拥有近4万本书籍,这一数量对于国内任何电子书销售者来说,都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此背景下,出版商和电商之间的电子书合作一直较为积极。然而今年4月,中国两大电商――当当网和京东商城相继推出限时免费的电子书下载促销活动,引起中国出版界一片哗然,有不少出版商担忧,这种无底线促销将影响中国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下半年,随着亚马逊最近的一项禁止其他组织推销免费电子书的行动,我们似乎看到了终结“免费”电子书商业模式的开始,只是不知道在中国市场能否真正实现。
  资源整合+自媒体红人出书
  大社、大出版集团加快了资源整合步伐,大项目纷纷上马。与此同时,更多普通人因自媒体出现而受到策划编辑、出版社的青睐,一跃而成为职业出版人。
  2013年,各种“跨界”资源整合,加速了出版业跨越式发展。6月22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人教教材中心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出版集团发展有限公司4家股东,按比例出资共同组建陕西西北人教玉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此举是人教社和地方出版企业探索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促进资源优化组合,实现跨地域经营的战略性尝试。5月,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出版许可证”,这是中国出版业跨地区发展首家获批出版资质的出版机构。
  各大出版集团更是加快了资源整合的步伐,大项目纷纷上马。凤凰传媒今年基本形成整体性的“凤凰云校园”数字教育解决方案,收购慕和网络,意在布局游戏领域,发力数字媒体领域和全媒体布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力争海峡出版物博览交易中心、智能化物流中心、海峡文化学术交流中心等项目年内全面开工。时代出版也在尝试基于传统出版内容的二次开发,比如主导剧本改编兼投资、积极拓展影视、推动图书版权与影视的互动经营。中南出版传媒与湖南教育电视台合资创立“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是其全媒介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布局。
  在传统出版领域忙于资源整合的同时,与其曾经并不搭界的移动终端自媒体出版市场空间也在逐渐释放,特别是自媒体已悄然影响着传统出版生态,出版社依托自媒体寻觅着选题、作者、译者等资源,并以自媒体为平台部署自身独特的营销渠道;更多普通人也因为自媒体出现而受到策划编辑、出版社的青睐,一跃而成为职业出版人。
  统计显示,年不到两年间,借助豆瓣日记、豆瓣小组等自媒体步入作者行列、正式出版的案例并不少见,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夜话港乐》、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葛原与春时》等,选题内容涉及图画绘本、两性情感、散文杂记,已然形成一股自媒体红人出书的潮流。
  年度扫描
  两岸出版合作平台启动
  3月24日,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城邦媒体控股集团共同出资成立的两岸出版合作共同作业平台――海峡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在福州和台北同步启动。共同作业平台将面向数字出版,整合两岸优质出版资源,构建全媒体出版旗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新版马恩列选集出版
  6月26日,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由中央编译局编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是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推出的版本之后,理论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服务的又一重要成果。
  出版“老字号”生活书店重张开业
  7月1日, 生活书店重张开业,标志着81年前由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正式恢复设立。“老字号”生活书店是弘扬韬奋精神的具体体现,意味着韬奋先生当年提出的“生活精神”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承载。
  文化产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
  7月15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与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在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定期建立高层联席会议和定期沟通机制,开展信息交流、宣介和培训合作,促进会员间的项目培育合作,共同将文化产业打造成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中南出版传媒“联姻”湖南教育台
  8月2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湖南教育电视台拟合资创立湖南教育电视传媒有限公司。新公司主营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策划、制作、发行以及广告经营、品牌运营等业务。
  全国少儿出版单位联合反低俗
  9月16日,中国出版协会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全国少儿出版界反低俗联盟,并发出如下倡议:坚持正确导向,坚守文化责任;增强文化自觉,打造精品力作;恪守出版规范,严把出版质量;四坚持以人为本,热心服务读者;抓好岗位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集聚效应显现
  经原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北京、上海、广东和成都4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10余个国家音乐产业园区相继建立,至10月产业园基础建设初具规模,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运行态势良好。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建设,堪称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史记》修订本全球25城同步首发
  10月19日,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首发式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5座城市的31家书店同步举行。这是点校本《史记》初版问世54年后首次出版修订本。《史记》修订本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广校诸本、新撰校勘记3400条左右、订补疏误并后出转精、尊重底本并优化完善、多领域专家协作等方面。
  中国出版集团与五大银行开展战略合作
  11月28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及旗下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在京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战略合作,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引入中国工商银行先进的现金集中管理解决方案,同时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机构网络、电子化结算系统及丰富的客户资源优势,建立符合集团公司特色的现金管理网络和管理体系。此外,将与其他4家银行开展融资、理财方面的深入合作。
  中华出版促进会成立
  11月28日,中华出版促进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这标志着社会力量将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政府、民间、企业将形成强大合力。
  纵观2013年中国图书出版业,可谓有喜有忧。从问题角度看,一是传统阅读呈边缘化趋势。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阅读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必要与重要,甚至有时成为一种陪衬与点缀。二是产业“造血”功能不足,宏观管理层面的风吹草动仍然是产业发展的主动力,甚至电子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电商平台的推动。相比而言,出版业自身转型变革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从乐观角度看,出版业积极寻求融合的势头是向好的。出版与文化产业的互相渗透、日渐融合,延伸与拓展,资源重组整合,为出版业新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尽管全民阅读和文化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些星星之火的确给人以希望。8月2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在央视科教频道一经亮相,迅速掀起了全民关注汉字书写的热潮。只有加强对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的重视,出版产业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编辑:S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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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关注“大数据”概念
发布时间: 07:43:00&&& 文章来源:科技新书目 &&& 阅读次数:
&&& “大数据”这个概念,近些年得到越来越多行业的关注。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京会见来华访问的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政府关系总裁池永硕时,将大数据时代如何加快出版转型作为了讨论话题,并且指出:大数据时代,出版业要进一步发挥出版功能,加快业态转型,加快战略谋划和布局,推动信息服务成为支撑未来科研、教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这席话足以让出版人正视大数据时代出版业应当有何建树。
  什么是大数据?具体到出版和发行领域,大数据能为我们做什么?借用百度百科中的解释简单说,“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的软件工具来进行采集、管理,处理成为帮助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资讯。著有《大数据》一书的信息技术管理专家涂子沛曾撰文讨论中国该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他说,“大数据之‘大’,并不在于其表面的‘大容量’,而在于其潜在的‘大价值’。”而要实现这个价值,收集数据、整合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将此套在出版业上,我们就会发现,在出版业要想让大数据发挥“大”的价值,很难。
  当记者和几位业内朋友提到“大数据”这个词并解释其意思后,有人说:“怎么,出版业又要追新概念了?云计算还没搞清楚呢。”“出版业一直在努力做整合和挖掘数据的工作,不过效果不好。现在提出‘大数据’的说法,我们还得好好思考。”“现在的数据分析机构,拼的根本不是分析能力,而是掌握了多少数据。”“咱们的数据都做不到真实,谈什么用数据影响决策?”……
  的确如这些出版人担忧的,出版业在数据收集这一环节就存在诸多问题:排行榜仍有被“买榜”现象,数据真实性堪忧;财政数据被出版和发行机构视为机密,已公开的数据也“犹抱琵琶半遮面”……至于收集数据后的整合工作,即改变数据格式混乱、各平台对接困难现状,进行标准化探索的,目前业内开始尝试的有不少。像新华书店总店信息中心的全国出版物发行信息网平台,就在力求打造一个拥有完整信息生产链和多媒体信息管理的平台,以期对书业上下游进行专业化的信息服务。最近刚刚获得风投1.5亿元投资,筹建信息和物流服务平台的新经典,则希望借这个“私有云”改变图书发行信息不透明的现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的创建人陈明俊认为,“各省新华书店、网络书店,其内部的销售库存信息都已做到准确、清晰、及时,但各省新华书店、各家网络书店之间信息不通。还有,零零散散小书店的销售数据基本上看不见、摸不着。”信息不透明直接导致了库存的出现,而库存吞噬了本就微薄的利润,令整个行业缺乏活力,只能维持表面繁荣。陈明俊想到的解决之道就是先建一个平台,整合全国各地的图书销售库存数据,未来还要把物流体系容纳进来。
  上面提到的这些平台建起来后,将不仅承担收集、整理数据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要想让它们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进行数据分析,这也是“大数据”真正的价值所在。正如涂子沛提到的,要利用数据可视化的技术把海量数据中隐藏的知识,揭示、展现出来,“让数据中的智慧能够以一种直观的形式”流向管理者、决策者和市民大众。
  实现科学决策,是“大数据”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基于数据的决策,不同于“拍脑袋”和“经验式”决策方式,它的判断根据是相对客观、没有指向性的数据及其在各种分析模式下所得出的参考性结论。对出版机构,从出版源头上讲,选题的确立要基于对市场客观数据的分析;印多少数量,要考量市场同类图书销售库存等综合因素;从发行角度说,向哪个省调多少数量的书,要考察各地读者的阅读趋势……对发行机构,各类图书进货量多少、哪些书放在一起容易卖等等,都不是单凭经验和管理者的心血来潮,而是由数据说话。
  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我们需要一股自上而下的力量。政府、行业组织及大型出版集团需要建立数据平台,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同时以政府力量推动数据的客观和透明化。这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挂牌,面临业务整合的当下,更有现实意义。同时,以免费或收费形式,适度开放数据,既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又能让大数据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数据”自由地流动起来,推动业态转型。此外,出版业也需要像新经典那样来自民营企业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维护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数据的潜力,还需要出现大批懂数据、懂出版的专业人才,让出版业享受到大数据时代催生的智能型社会的成果。(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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