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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历史新闻到2050年中国或将有百名诺贝尔奖得主，你期待吗？
10月初，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大戏终于揭幕，开奖第一天，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折桂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隅先生的获奖，把本世纪十七年以来日本获诺奖的人数提高到了十七位，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相较于美国，日本并没有全世界科技精英移民，并且人口也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值得思考的是，邻国日本能够屡屡获奖，而中国作为世界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实际获得者却少之又少？这其中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中国诺奖何时才能真正爆发？本期《对话?中国教育》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晓阳就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一、诺贝尔奖得主只不过是幸运者
陈志文：王老师，每年大家对获诺贝尔奖的揭晓都很期待，尤其是近几年莫言、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后，大家对诺贝尔奖中的中国面孔更加期待，但目前看来还是寥寥无几，您作为专业的研究人员，怎么看这个现象？
王晓阳：诺贝尔奖获奖的问题，我觉得是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教育实力的上升，尤其在世界上像咱们国家逐渐名列前茅之后，我们也在初露端倪。比如莫言的文学奖，屠呦呦的医学奖，它都是若干年前，特别是屠呦呦的成果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做出的成就，所以诺贝尔奖实际上有很大程度的滞后，像今年日本科学家拿到的医学生理学奖，也是90年代做出的成果，基本上也是将近20年之后才得奖。所以诺贝尔奖是对过去成绩的一个承认，因为经过了学者反复的论证、传播，才能确定它确实是有划时代的突破。
陈志文：尤其它是偏基础性的学科的，对成就的认定必然是滞后的。
王晓阳：对，那么从滞后的必然性来看，我们国家的科研实力目前已经逐渐往世界强国靠拢了，所以未来十年、二十年也可能向日本那样出现一个井喷式获奖。
陈志文：您认为现在我们中国的科研水平实际已经很不错了，那么获诺贝尔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晓阳：恐怕还不能说“很不错”。就数量上而言，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比如清华的科研室，在数量上已经做工作的，明面上也都是排到第一。但是原创型、突破性的研究，比如应用率特别高的，拿MIT来说，与哈佛相比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吧，所以十年、二十年中国肯定上不去了。
陈志文：我赞同您一个观点，我觉得诺贝尔奖，其实很复杂。莫言获奖很典型地在某种程度上说，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升有很大的关系。20多年前或者30年前，国际会议不会有中国这个主题的，但最近十年，任何国际会议，尤其社会科学类，没有中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人认识到你，才会去选你，提名你。首先全世界对中国关注的提高，也会整体性的提高对我们在科研学术上的关注。这样的话别人认识到你有价值的可能性才会大大提高。
王晓阳：是，我觉得获诺贝尔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必须是你的发现确实是达到了一流水平，无论是科技成果的原创性，还是文学作品的原创性。
但一流水平只是一个基本判断，因为同样一流的东西，可能有十个人做得出来，但最后只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比如说日本得了17个诺贝尔奖。那他可能有170个都做了这种水平的工作。
我曾经采访过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说过“其实诺贝尔奖获得者完全称得上是幸运”，更多的人有同样水平的成果并没有得奖。
另外国家实力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像莫言的作品，大量的被翻译成瑞典文。西方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国内作家比如王蒙，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作品，原创性也很好啊，在国内的影响力甚至比莫言还要更大，但是他没有得到，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不完全是一个水平问题，这里面实际上还包括有复杂的原因。
陈志文：中国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水平，但是还远远不够，那么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科研实力的提高，获诺贝尔奖是指日可待的。
二、诺贝尔奖被我们过度神化
陈志文：您怎么看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特殊情怀或者期待呢？我觉得有时候中国人对诺贝尔奖非常神圣化。
王晓阳：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从古代的所谓四大发明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似乎落后于西方强国，首先是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后来是美国，到现在是日本，日本进入到20世纪之后是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如今科技水平在国际地位上似乎不相称。而且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实力，正处于全面复兴的状态，必然会有中国人要在世界科学的舞台上也要名列前茅的抱负，包括一流大学建设，诺贝尔奖的获得，就是对国际公认最高水平的追求的体现，所以诺贝尔奖情结我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抱负的一个体现。
杨振宁先生最早在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也说了，这是证明中国人是有能力去做出理论科学方面的创造的。在一定的物质基础条件和制度条件下，我们的科学整体实力上去了，那得诺贝尔奖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陈志文：我赞同文化的特性使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特殊情怀，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里有造神的习惯，比如说孔子是万世之师，皇帝是天子，关羽被塑造成象征忠义的关公供人们祭拜，我们经常会塑造一些圣人去崇拜，这样说来，诺贝尔在某种程度上就被当成一个圣殿了。所以我认为是中国文化里非常独特的圣人情怀，在媒体或者舆论的塑造下，让诺贝尔奖成了科学领域一个神圣的存在。
但实际上做自然科学的都知道，诺贝尔奖的核心奖是基础学科，第二学科覆盖面是很有限。我看过相关的专家说过在全世界各个学科门类里边，像诺贝尔这样重量级的奖项总共有300多项，比如菲尔兹奖，计算机领域图灵奖，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诺贝尔是所有科技大奖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优秀的一个，但是这个级别的奖还有很多。我不敢确定说一定就是300多项，但是我相信至少有十几项奖项跟他是平级的。
王晓阳：确实在知识竞技、信息时代，衡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学科分化。学科分化之后，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最杰出的成果，所以分别有最高的奖项进行奖励鼓励。诺贝尔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进步，虽然说它在多样性上还不够，但是在认为当官是最好的出路的时代里，得诺贝尔奖能够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这对于传统官本位的社会算是一个突破。
这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的象征，可以鼓励很多的青少年献身科学事业，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可能家长普遍鼓励孩子当官，赚钱，但是诺贝尔奖并不是说直接带来了多少钱，而是一种社会认可。莫言两个奖可能也才值一套房子。
而且诺贝尔奖确实是对文化有贡献，是金钱不能衡量的。个人的好处是其次的，重要的是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文明有贡献是更加伟大和了不起的。
陈志文：从这个角度来讲，神话也是中国一个优秀传统。它起的示范效应，就像把大富翁和诺贝尔奖放在一起，让大家都会很膜拜诺贝尔奖，而不是大富翁。不管怎样，这种带社会示范效应的情结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这种文化还是值得肯定的。
日本也有诺贝尔奖情结，日本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经过这些年日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
三、中国到2025年或有上百个诺奖得住
日本为什么能后来居上
陈志文：诺贝尔奖一百年来，美国毫无疑问是第一，西方的国家都是居于前列，虽然获奖者遍布全球，但是实际上都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日本是这里边少有的后来居上者，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最近15年，它拿了15个。
王晓阳：科学技术发展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产生诺贝尔奖级的成果，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些年，我们一流大学建设也好，国家科技投入，研发投入也好，已经逐渐是世界第二了，超过日本了，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日本战后经济到了90年代以后，经济已经失去20年，有点停滞，但是整体上已经是发达状态，经济实力当时说90年代很恐怖。
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制度条件就是说日本战后在很多制度方面全面西化，按照美国模式改造，比如说给大学更多的自治，给科技人员更好的条件。这个改造应该说还是挺成功的，按照美国的模板去做，包括科技人员直接的交流学习，跟着美国的科学家做最前沿的研究，当然美国有很多研究也是从德国，欧洲过去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人才，日本的人才外流并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虽然被美国占领了，但是并没有大批的日本科学家到美国去定居、工作，很多科学家还是选择回到日本。所以日本对国家的认同感方面还是比较强烈，传统点说叫忠贞爱国。民族特性这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而且日本学得很快，就像它很多的工业发明一样，包括技术科学研究这方面。
陈志文：日本的大学结构特别有意思，中国从国外请进来的教授，一般来讲来自美国的遥遥领先。但是第二位的就没有什么突出的，很分散。但是我看过一个研究，关于日本引进国外人才的分布，第一位是来自亚洲的，第二位我记得是来自欧洲的，美国是第三位，而且相互之间不会差距特别大。国内引进美国学者比较多的是在理工科，而日本亚洲籍学者较多集中在社会科学类。那么日本的大学里为什么是亚洲籍教师占比较大呢？其实这一方面说明日本自身研究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就跟美国一样，迁就的是多文化，所以它引进了很多外籍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东亚国家，所以它有大量的亚洲学者。
而且在薪酬体系上，外籍教师和本籍教师差距不大，不像中国差距是非常悬殊的，这从侧面验证了日本并不欠缺优秀人才，因为本国人才都会回国发展。
中国科技进步受制度创新的约束
长远来看，中国比日本有优势
陈志文：回到中国层面，对比中国，您觉得我们现在欠缺什么？我为什么引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中国如果学美国，会有很大的文化差异。我非常反对照搬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我认为东亚、日本、韩国是我们值得参考、借鉴的。
王晓阳：是，中国现在从整个科技进步的约束条件来看，制度创新可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吧。制度创新就是说，比如大学技术研究怎么样有更多的自主权。当然我们现在改革在往这方向走，比如说管办评分离。
管理大学的是政府，办法是大学自己找，所以自主权的落实，评价更多的由社会第三方来做，比如中介机构，所以这个方向我们觉得是对的，确实要往前走，然后根据规律去办科学研究。比如：做科研，包括受行政的干扰也是少一些。经费管理，比如一个科研人员，做出一点成绩了，马上给他提职称，行政职务。但是我觉得要避免那种做出了一点研究成果，就要升职到行政层面的诱惑。科学研究是要能够献身的终生事业。
静下心来，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情，不是说三心二意。我遇见一个澳大利亚的教授，前两年是做学校的教务长，一个美国的教授就觉得这个澳大利亚教授是非常不幸，他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去做行政，这绝对是一个牺牲，这样就不能集中精力于他的科研事业。
陈志文：根据刚才您讲的内容，我认为您把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制度上，您认为眼下中国的经济是没有问题了，主要是制度问题。那么留住人才这个问题呢？
王晓阳：人才呢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中国比日本有优势，所以将来中国的井喷我觉得应该超过日本。
也许在未来的30年，或者到了2050年建国一百周年，咱们真正达到了世界前列，咱们也许上百个得奖的都有可能，当然这个也许我们都看不到了。但是可以大胆的畅想，不一定说50年。20年，就可以看到苗头了。
陈志文：2050年我们可以有上百个诺奖得主，这是大胆的预测。
王晓阳：所以中国确实是人才济济，而且这些年来，向心力也越来越大，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不单是我们自己人回来，现在西方人对中国也特别的关注，很多西方的学者，包括到中国来留学，到中国任教的，这有很多呀，我在使馆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在金砖四国里头，到中国来留学的学者人数是远远超出到俄罗斯，到印度，到巴西的人数。
如果说美国到中国留学是十个人的话，到俄罗斯可能就两三个人，我有一张图解，回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国际间学生流动图，非常有意思。美国国际交流协会有一张图显示，在过去的20年里，以美国学生到中国来是10个人的比例来看的话，到俄罗斯可能也就两三个人，到印度也就三四个人，到巴西也就四五个人。
陈志文：我也分析过这个原因，就是美国后来赶超日本，居来华留学第二位。我觉得这背后有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
王晓阳：经济驱动，商业贸易。
陈志文：从影响来看，教育是隐性的，经济和政治是显性的。来华留学的节奏跟着两个因素走，变化特别快，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2012年来华留学很快下跌，原因就是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钓鱼岛，一个是西沙。美国留学这两年停滞，就和中国整体经济的下行是有关系。地位上来的反倒都是“一带一路”的，中国经济整体下行，但是“一带一路”的却在上行，这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您说的很对，我也对中国学者最后的回流充满信心，尤其中国现在对引进人才的制度设计，这是体制优势。
还有一个体系，有点像当初香港。其实20多年前香港的学校都非常一般，除了港大和港中文剩下的很难敢拍着胸脯说我是多好的大学，20年以后，香港这些大学几乎都成了亚洲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资金的投放，在教育上花钱中央政府不好拦，所以香港系统性的教育界的薪酬体系大幅度的跃升。香港教授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收入最高，吸引了欧美的、大陆的学者，所以让香港在短期迅速达到一个高水平。
我非常赞同国内现在的建设双一流大学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体制上必须要做改进，在学科局部高效，形成一个薪酬体系上的人才高地。就像城市化一样，在生活发展水平上把差距减小，既吸引得来，也能留得住，而不是说吸引来留不住，比如说印度，有些地方差距悬殊太大，也不好留的。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一点判断。
四、诺奖得主少归罪到中国教育是谬论
陈志文：现在一些舆论或专家学者会把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情结归罪到中国的教育上，认为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孩子的创造力，您怎么看？
王晓阳：应试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讲素质教育，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实施素质教育，从培养创新人才或者一流的研究人才的角度来讲，无疑是要往那方向走，而且现在高考制度要在全国改革，2017年马上要有试点，高考不再是唯一的人才选拔标准了。
高考改革会带来一个多标准的选拔标准，比如多样化和高校更多的自主权。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因为我也一直在研究比如美国、日本，高考招生那些制度。仅仅凭据一个分数，一刀切的去衡量所有的学生，这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高考和招生的制度设计，一定是要走向从多个纬度，多个标准去综合选拔招生，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判断一个人的学习、研究、发现的潜力。比如说女孩找对象，就看男孩的身高，身高这一把尺子就是唯一标准，这肯定不行。是不客观也不科学的，一个学生的学科、特长各方面，都需要从多个因素，多个纬度进行综合的判断。所以我们高考招生方向往那方面走，绝对是对的。那么反过来看，日本这些年他的这个招生制度它也是照搬美国的，但是它要维持全国的统一性，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统一高考。
陈志文：简单讲，就是全国考，学校考，然后一般学校就用全国考的成绩了。第一次全国考，保持一定的统一性了，不同大学里边到底占多少权重，这个要看不同的学校了。
王晓阳：根据大学的情况，要求高，占比高，所以就保持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还是比较合理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比如说前面有全国统一高考，然后是大学自主招生，也在从形式上靠近。
陈志文：今年浙江搞的三位一体就跟这一样。
王晓阳：对，所以我觉得考试招生制度还是在往更加进步、合理的方向走吧，这样会给创新人才更多的自主发挥空间，有更多的机会，不是说单单一个尺子给量死了。总的来说高考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指挥棒，最终基础教育的方向，扎扎实实真的是往素质教育方向去努力，全民素质包括所谓的创新素质。
陈志文：如果我设计新高考，一定这样考，还是三加三，语数外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自选。我不赞同用水平考试，现在三加三，三是选拔性考试，另外三是水平测试，学业水平考试。各省市无非就是70加30这种模式设计的。那我认为更应该是什么？不管怎样中国最后还要回到分数上，那么就要加大分数的差距。这是核心，所以这三个自选要加大差距，加大难度。另外自选三，我甚至认为，不要求你自选三，你自选一都行，看高校的需要和你所选专业的关联。哪怕只是选一了，一定要拉开梯度，要高区分度，否则的话如果搞成水平测试，我个人觉得反倒是在推动应试教育，因为水平测试是可重复训练，新东方是典范。
王晓阳：水平测试它应该不会作为很大的权重吧，它只不过是有点类似英国的基础水平测试。
陈志文：它现在很明确讲叫学业水平测试，我个人是坚定反对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反倒非常容易让整个应试教育一直循环，因为全世界都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水平测试是可应试，可重复训练。容易重复训练，也容易训练出成绩。
王晓阳：对。真正的说，那种多标准，包括综合评价，档案这类东西当然比较难评价，还有诸如面试很多的这种环境，都健全起来，然后把它设计得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确保选拔优秀人才的标准和公平的标准同时能够得到落实，这很重要。
陈志文：王老师讲的都比较积极，我们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在改进，尤其像高考这种指挥棒，比如2014年启动的高考改革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大力度的，它主要是在评价认识上改。
我想澄清一点就是，很多专家包含公知们都在讲的中国的基础教育多么的不好，我们的观念里面多么的扼杀孩子的创造力，所以我们没有诺贝尔奖。他说的有他的道理，但是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原因很简单，我们对西方的教育一直存在严重的误读和误解。
我来反问大家，奥巴马已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颠覆性的平民总统，他的中学是在私立中学读的。比尔盖茨也是西雅图一个私立中学毕业的。美国最好的学校都是私立的，私立中学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成立要求很高，另外一方面行为规范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苛刻，美国很多私立中学的要求稀奇古怪，这一类的学校都是很辛苦的，行为规范的要求是很严的。对孩子的严格要求并不是扼杀他任何的创造力，所有优秀的人都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它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压迫式的，还是主动性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不要被一些，我认为的错误的言论误导，如果你对孩子有什么期望，那还是必须严格要求，而不是吃喝玩乐。在美国就能上名校，没有负担快快乐乐的就有创造力就成伟大的人才，这是十足的谎言，这和诺贝尔奖没有任何关系。我更想强调的，也是我自己感受特别深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把伟大成功的名人和没有压力的美国公办学校联系在一起。这些伟大成功的人，还真不是这种没有太多压力的学校毕业的。
王晓阳：我觉得你说得对。人才与教育的严格或宽松，怎么个结合的度，在哪方面该严，哪方面是松，宽严有度是非常难把握的事情。在美国的公立学校，特别公立中小学确实是非常宽的，宽到哪个学生不认真学，它也容许，当然很多也高中毕不了业，所以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教育质量是相当差的。
我们国家的公立中小学还是比较严的，所以它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所谓双基，传统来说，我们是有很大的优势，习总也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数学教得很好。所以我们是有我们的优势的，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落后的，私立中学其实也是需要严格训练的。不勤奋，不严格，轻轻松松的随随便便就能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志文：现在很多专家天天给老百姓们讲什么快乐、幸福，这种好像中国孩子们没有，人家孩子就有似的。
王晓阳：那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快乐、幸福是从他的个性的发展来讲，严格不能是什么都包办，或者说是填鸭式的。
陈志文：家长整天就唯分数论，逼着孩子只会死读书，这样孩子确实会出现很多心理健康问题或者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等等问题。所以严格要在允许个性发展的前提下去严格，不是说宽松就可以什么都不干，让孩子放任自流这样的宽松肯定是不行的。放养是现在的流行词，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放养害死你自己，如果你对自己有期望的话。
王晓阳：对。所以美国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普通公立的中小学教育质量整体比较差，但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质量在世界上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奇怪，似乎基础打得不牢越往上走还能越好。这怎么回事儿？
我们跟很多人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这背后原因很多，其实就是每个教育阶段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比如博士教育这个阶段需要的人才已经是经过选拔的有能力有条件有动机的人了，这是选拔性很高的。真正愿意做研究的人才会去读博士。讲到这儿，我现在很担忧，中国现在在各级基础教育治理上，实际上是制止选拔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精英教育非常担忧，这扯远了。
陈志文：但实际这和诺贝尔是关联的。所以我们检讨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并不等于全面否定我们的一些东西，我反倒认为有一个问题是，以前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水平都很低，像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您在内，我们满脑子说必须做什么，而不是我喜欢干什么。当经济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保障很完美之后，我可能会更多考虑，我喜欢什么。就像我孩子这一代人，这就是中美最大的不同，社会发展水平阶段不一样，我们更容易满脑的想，我必须干什么，所以我们长期的培养是工匠型的。从小时候上学，老师就问我，你将来想干什么，我们那时候有当兵、医生、科学家。但是仔细想，这些伟大的理想其实都富含了一个社会尊重和待遇。
现在流行主动饿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经常是下半夜才睡觉，在某种程度上，学生对自己有期望，是主动地对他喜欢某个学科投入非常大，他做的成就远比我们大学生要优秀，首先他要主动，非常喜欢。这个喜欢其实也很功利，是从那儿获得了尊重，社会认可和成就感。
王晓阳：功利，但同时它是一种个人的社会价值实现。
陈志文：我们为什么培养工匠，人家培养什么，这根本不是一个教育制度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阶段的问题。我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越来越多孩子更多的强调，我喜欢什么，我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某个学科的喜欢，就会发自内心的热爱，朝思暮想，天天都在琢磨。那么他们就一定容易突破，也就吻合您刚才讲的，中国的诺贝尔奖井喷式指日而待。
中国未来或将在医学、生命科学等领域有所突破
陈志文：您对中国诺贝尔奖未来前景的预估，您刚才讲，说到2050年，有可能超过100是吧？希望如此，那您认为首先集中会在哪几个领域会有突破呢？
王晓阳：领域的话，现在从经费投入来看，我们现在一般讲说21世纪生命科学世纪，无论美国还是中国，我曾经看到一个统计数据，美国的整个大学研发，拿到的经费60%到了生命科学、医学这些领域。其他的像诺贝尔奖，化学相关的比如生物化学，跟这相关的也会有一些，我的估计是物理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物理学相对难一些。然后文学，甚至政治也许将来也有可能。我想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许能有一个全面开花的局面。
陈志文：我也大胆预测一下，我跟您一样很乐观，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诺贝尔奖的快速增长期，但是是否能达到100，我不知道，但是我坚信2050年前后我们不会像今天这样稀罕诺贝尔奖。那是一个社会进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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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中文军事论坛 -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ilitary Forum中国诺贝尔奖得主 【范文十篇】
中国诺贝尔奖得主
范文一：40年后大放光彩 81岁屠呦呦获拉斯克奖
9月，81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荣获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称的2011年度拉斯克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世界级最高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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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此时，正值美越交战，两军深受其害。1967年的中国，正值“文革”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目的是要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1969年1月，时年39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加入中医药协作组，在这个过程中，“青蒿”引起了屠呦呦的注意。
屠呦呦意识到，高温提取可能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重新设计了实验过程，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为溶剂。这一步，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从神奇的小草中提取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疾、脑疟有着强大的治疗效果、挽救了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神奇物质，被饱受疟疾之苦的非洲人民称为“中国神药”。屠呦呦也被称为“青蒿素之母”。
屠呦呦自述：190次失败之后的成功
屠呦呦之前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很少。最近，她一篇题为《青蒿素的发现——中药的馈赠》论文，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月刊《自然》上发表。我们得以看到屠呦呦在献身科研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日，我第一次成功地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并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这个解决问题的转折点，是在经历了第190次失败之后才出现的。”
“青蒿素治疗疟疾在动物实验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那么，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我和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实验获得成功之后，我们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1位感染了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
范文二：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9月/7日/第002版
诺贝尔奖得主谈中国发展
周鲁 施健子
9月5日，“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召开，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罗伯特?胡伯尔、哈特穆特?米歇尔、费里德?穆拉德、路易斯J?伊格纳罗、罗伯特A?蒙代尔、阿龙?西查诺瓦等世界知名科学家应邀出席。他们除了围绕“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的主题和国内学者一起进行交流外，还对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
中国重视科学研究
“真没想到北京已经如此现代化！”北京的巨大变化和现代化程度让第二次来京的路易斯J?伊格纳罗连呼意外。谈到此次来京的感受时，他笑着说：“和我5年前来京相比，北京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楼也盖得很美。如果没有亲自到这里，将根本无法体会到北京和中国的伟大成就。”
“中国人对科学的重视程度也是前所未有。”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胡伯尔在出席“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时还说，中国从政府到科研机构再到学者个人，都对科学研究尤其是原创性研究投以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一年一度举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就是最好的体现。
1972年，胡伯尔在德国创建蛋白质结晶学研究室。他在“光合作用反应中心的三维空间结构”研究中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使他于1998年摘取了诺贝尔奖。近年来，胡伯尔的实验室已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定期交流科研信息和心得。“中国的年轻学者除了一贯有的勤奋好学外，也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研究机构中，有些人甚至成为前沿学科的领军人物。”他说：“德中两国的学术交流已经有利于两国发展。”
“中国频繁地举办各种科技论坛，说明正在努力将科学和教育推向大众。”过去20年间曾经来华15次之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说。1998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得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费里德?穆拉德动情地说，“我和中国的很多机构有合作关系，在上海就有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药研究所。”
中国会出现诺贝尔奖得主
当被问及中国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第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时，伊格纳罗坦言：“如果只是想着为了获奖而进行研究是永远不会获奖的。”
在胡伯尔看来，诺贝尔奖必定属于那些热情投身于科学事业的人。
“当我意识到我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对这项研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强大的动力。”胡伯尔说。
“地球上万物都是有限的，只有研究出新的科学和技术，才能让人类生存和繁衍下去。”他说：“年轻的一代将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每个国家和政府都有义务去发展教育，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
诺贝尔奖创立百年来，各领域的奖项均颁发给了那些可以影响人类未来的科研成果。有人将诺贝尔奖比喻成科学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只有极少数幸运者可以登顶。
胡伯尔说，中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很好”。中国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化的、有竞争力的人才，相信他们中间会出现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经济发展符合规律
“中国实在是个奇迹！从一个不起眼的选手成长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经济实体，并且与其他国家实现互惠合作。”年过七旬的蒙代尔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中国情结”。从1991年首次应邀来华讲学，他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商业银行改造、资本市场建设和国有企业转
制等经济改革。说起中国经济的发展，他是很有发言权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争议的焦点。蒙代尔说，在别人纷纷呼吁人民币升值时，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自己的汇率政策，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自主选择。
“中国所选择的独特发展模式值得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研究。”他说，“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一个领导者。”
范文三：国家最高科技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国石化科技奖、中国催化成就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众多的荣誉背后是同一个泰斗级人物闵恩泽。 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上，满头银丝的耄耋院士闵恩泽面带微笑，平静而泰然：“把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建设、人民的需要结合，是我最大的幸福。” 从一片空白突破催化剂的国际封锁 1955年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并工作4年的闵恩泽冲破道道封锁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被分配到当时正在筹建的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 “那时候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实验室是向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借的几间平房。”闵恩泽回忆说。更棘手的问题是，国内没有现成可循的技术资料。但是，他满怀信心地组织大家制订建组规划，设计实施方案。仅仅几个月，就建立起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型试验装置。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闵恩泽和他的助手们在大连石油研究所等兄弟单位的配合下，研制成功了石油炼制催化剂，并陆续投入工业生产。 1959年，苏联援建的我国现代化100万吨／年兰州炼油厂投产，其中有一套移动床催化裂化装置是核心，它把重油二次转化为航空汽油。所用的移动床小球裂化催化剂一直从前苏联进口。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开始以次品供应。 “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对我国的催化剂供应，当时库存的催化剂，只能维持一年，直接威胁到我国航空汽油的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石油工业部的老部长余秋里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给了石油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闵恩泽同志……” 当时，石油部高瞻远瞩，决定建设一个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生产厂，并组织会战，闵恩泽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他临危受命，全身心投入其中，立即组织专题组开展催化剂的研究和开发。这些日子，他吃在现场，住在办公室，每天8点开始工作，一直忙到夜里l点多，接着开碰头会，一开就是一两个小时，所以通常都是凌晨两三点才休息。 早在1948年，闵恩泽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催化裂化装置，看到那黑褐色的原油神奇地变成清亮透明的汽油，当时他除了惊奇，只有感慨：中国何时能建成这样的装置? 让他未料到的是，10多年后他却在研究这套装置的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在试验过程中经常与危险擦肩而过，第一次试运转就发生了掉带事故，闵恩泽亲自钻进高温烘烤的干燥室，后来他指导设计了自动调带装置，才将问题解决。由于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不足，他和同事们在几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里冒着危险，反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 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克服了一个个难关之后，终于实现了试生产的成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小球硅铝催化剂。此时，离催化剂库存告罄仅有两个月时间。催化剂供应及时得到了保证，中央领导人和石油部领导的心，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成为业内同行对闵恩泽的一致评价。 石化催化领域的每一重大进展都无法绕过他的名字 1980年起，闵恩泽开始担任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他参加中国催化化学代表团出国考察时，看到我国炼油催化剂产品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心里非常难过。他决心加倍努力工作，要在短时间内，使我国炼油催化剂产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10多年中，由闵恩泽带领研制的半合成分子筛裂化催化剂，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闵恩泽指导研制成功的一氧化碳助燃剂，既提高了催化裂化再生效率，又降低了能耗，直接经济效益达1亿多元／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大庆常压渣油催化裂化”国家计委攻关项目中，闵恩泽成功地指导开发了我国第一代CRC渣油裂化催化剂，获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另外，闵恩泽指导研究的加氢精制催化剂的制备规律、开发成功高脱氮活性的RN-1催化剂，1989年获中国专利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颁发的专利金奖，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多年的努力拼搏和刻苦钻研，终于结下了累累硕果。 从石油催化剂的研发，到催化材料的发明、绿色化学的应用，再到现在的生物质能源开发，即“生物柴油”的研发，闵恩泽的研究成果不断地创新。而谈到这些创新，闵恩泽认为坚持是最重要的因素。他笑言：“就像《西游记》一样，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唐僧就很执着，再多困难也没有动摇他取经的决心，最后终于到了西天，取得真经。” 会唱流行歌曲的美食家对麻辣烫情有独钟 闵恩泽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我回国50多年来，好多事情都变了，就是四川口音没变。”闵恩泽在生活中喜欢听京剧、养鱼，还会唱《上海滩》等流行歌曲。 从事高科技研究的闵恩泽还是个美食家，“哪家餐厅哪个菜做得好，我都知道!”闵恩泽对川菜情有独钟，尤其爱吃麻辣烫。不仅如此，他还喜欢亲自动手烧菜，并且从烧菜联想到工作。 闵恩泽根据自己吃麻辣烫的经验写了一首打油诗，总结自己几十年科研的酸甜苦辣：“市场需求，兴趣推动，苦苦思索，趣味无穷；灵感突现，豁然开朗，发现创新，十分快乐；高兴之余，烦恼又起，或为人员，或为条件；好似吃麻辣烫，又辣又爱，坚持下去，终获成果!” 高血压、胆结石、胰腺炎……折磨着年迈的闵恩泽。身边人都知道，工作起来的闵恩泽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上，从没有8小时的时间限制，对催化剂研究的“钟情”，似乎催化着他的无限活力。 由中石化集团和侯祥麟、师昌绪、张存浩、李静海4名院士联署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推荐报告》在概括闵恩泽科技成就和贡献时用了这样的言语：“他被公认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这3项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把他推上最高领奖台。 然而，他的夫人陆婉珍在他获奖之后如此感言：“以前看王选、袁隆平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总有神秘之感，而闵恩泽对我来讲很平常。我要说的是，有平常人的能力，通过系统训练，加上不懈的钻研，人人都能获得成功。”陆婉珍这样评价，他能取得一些成绩，并不是他比别人聪明，只不过是他一辈子都在不停地钻研这件事。 据陆婉珍透露，闵恩泽参加国家最高科技奖领奖前夜曾反复练习讲话稿：“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在上大学时，我就发现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人，从他、的笔记就能看出来，写得特别工整。” 催化剂是一种它能够加速反应速率而自身不改变的物质。它能够，诱导化学反应发生改变，而使化学反应变快或者在较低的温度环境下进行化学反应。作为石油化工领域著名的催化剂专家，闵恩泽用自己的科学创新思维催化着石油化工的突飞猛进，用自己的智慧催生着艳丽的科技之花!
范文四：诺贝尔奖与中国
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我们不去讨论它的评奖机制是否规范，是否有政治因素，对于莫言的文学水平，我也没有读过他的文字，所以也不敢妄下评断。莫言获得文学奖，似乎是圆了我们的诺奖梦，但是好像又缺点什么。以后我们的问题就应该变成中国何时才能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
我们将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得到诺贝尔奖。我认为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近代中国受尽屈辱，军事科技政治，皆不如人，一直被动挨打，国人迫切希望洗刷耻辱，让世界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世界证明自己。这种想法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百余年的历史中，无数仁人志士，不惜牺牲，为的就是中国能国富民强，一雪前耻。在一定程度上，诺贝尔奖如同奥林匹克运动，它的地位得到世界的公认，我们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摘去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也应该在诺贝尔奖的舞台上摘去近代落后的帽子。二，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科技实力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甚至和印度相比，在某些方面仍有不足。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清朝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又如何，还不是忍辱投降。所以，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我们必须发展科技。而且，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资源占有很大比重，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不是根本的强国之路。
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诺贝尔奖是否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我们不可否认，诺贝尔奖评选出来的科研工作是否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工作，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诺贝尔奖评选出来的都是世界上的一流工作。我们不应该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且，最顶尖的工作蕴含于一流工作之中，而且一流工作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增强创新能力，正是做出一流工作的必要条件。把诺贝尔奖作为我们国家科技实力的一个指标，是正确的和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可虑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教育体制自然难辞其咎。拿奥运会来说，举国体制培养优秀运动员，金牌的数目是增长了，国人的体质却下降了。我们把金牌的意义异化了，国人体质的提高才是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最终目的，而不是金牌。我们的教育体制和举国体制相差无几，资源集中，奥赛班的风行便是明证。和体育一样，科技的意义也被异化了，它不是分数，不是奖章，而是人。不把培养人作为目的，使我们的最大失败，也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如何才能得到诺贝尔奖。有了第三个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就应该我们应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发展中国的科技。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未有天才之前，先要有天才成
长的土壤。诚哉其言，我再复述一遍，未有天才之前，先要有天才成长的土壤。民国时期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国仍培育出大师级的学者，我们现在为何做不到?我相信鲁迅的话，就是我们的答案。未有天才之前，先要有天才成长的土壤。
范文五：从诺贝尔奖看中国
2012年诺贝尔奖揭晓仪式将于10月8日起陆续举行，斯德哥尔摩时间10月11日下午17时，诺贝尔奖五个奖项中最具悬念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让13亿中国人为之兴奋，因为这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细数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共有8人。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虽然有着华人的面孔，但是全部是华人，并非中国人。1901年以来，共有700多人或组织获得诺贝尔奖。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本土，却从来没人能得科学类诺贝尔奖，多么可悲！而人口总数3亿1160万的美国。以世界的人口是70亿计算，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反差之大引人深思。
诺贝尔式环境
中国人难以获得诺贝尔奖，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扼杀个性的教育体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一直围绕高考的指挥棒变本加厉地摧残着青少年的创造性，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个背课文的工具，训练成一个个做习题的机器。再说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经历了残酷的高考之后，厌倦了基础教育学习高校的学生，不适应大学生活，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存在厌学情绪和逃学行为，从身边看，多少同学平时没事就打游戏、逛街、谈恋爱，一到快考试、毕业的时候，就忙着背题库、抄论文！大学时代就这样了。混进研究所呢？科学创新难道是背出来，抄出来的？
前博《1979年中美考察团的共同语言——20年后中国超过美国》的“中美教育考察报告”指出：仅仅在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育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这就是对中国教育体制无声的批判！
二、缺乏诺贝尔式环境
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本科新生入学报到。该校拟清退307名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消息，震动了初入大学的新生。清退人员里官员、商人、功勋运动员赫然在列。高锟教授研究光纤是在英国，后来长时间在美国工作。他们的成就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不大。研究成绩也跟中国的学术及科研环境无关。这些事情或多或少折射出了中国科研环境的某些弊端。
这种弊端便是缺乏独立精神。大学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最重要的便是她的独立精神。近年来，大学教育媚高官、媚富商、媚虚名现象层出不穷，原本追求真理的象牙塔，变身为权力与文凭交换的名利场，学术独立精神沦丧，已广为有识之士所诟病。
学术研究独立精神有两个方面：一是研工作者个人的独立思考。必须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而不能老是依附于你的老师，或者你所在的研究院，必须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做，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老跟着别人做，永远无法养成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集体意识，但却抹杀了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意志。
第二是学术研究与行政机关的独立。就现实而言，高校存在两个运作系统，一个是行政体系，一个是学术体系。减少行政权力干预，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减少行政领导在学术
组织的任职。因为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具有极强的渗透性，行政领导担任学术委员不仅加重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依附，也会让教师热衷于行政而无心于科研和教学。搞科研的不参与政治，不受政治左右，不玩弄权术，也不被权术玩弄，纯粹的只是好奇和探索，格物和致知。自然科学最需要的是格物致知以及独立思维，脑中太多繁杂的不相关的东西会极大影响研究，而被各种外在的力量左右和控制，是无法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的。
另外，科学研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一项科研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也不能事先既定，可能需要1年，也可能需要2年，或者3年、5年、10年，甚至你付出毕生的精力都不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要求项目承担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科研项目，急功近利，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使我国科学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都遭到怀疑，也使我国高水平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少，低水平的、凑数的所谓“科研成果”和学术垃圾多，真正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尖端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微乎其微。
个人的独立思维固然重要，可是在整体的大环境下无法形成独立研究的风气也是枉然。因此，在面对诺贝尔奖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研究与行政机关的独立显得更为重要。但在中国大学里，学术腐败蔚然成风。在大学里专心做学术的筹不到经费，不会学术会专营取巧，会剽窃挪用的人反而可以窃居高位。而且又喜欢派系林立，党同伐异，恨不得踩死不同意见的人。学术造假的，学术剽窃的，论文瞎搞胡闹的，答辩如同过家家的。这样的环境，科学家们根本无法独立地、自由地思考和研究，更别提形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共同体了。
中国的行政机关已经严重制约科技的发展，要想在科技创新总取得突破，政府就必须得给予学术研究足够的独立空间。一个拥有重视长线、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体制和科学精神的政府，一个从根本制度上最大限度容忍自由与独立思考、鼓励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的国度，离诺贝尔奖就为期不远了。
三、科技人才创新能力不足
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主体是创新人才，知识经济战略的核心是大量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其创新素养的形成。然而，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存在着创新意识缺乏，创新能力不强，原始性创新成果不足，创新人才匮乏等问题。徐冠华在中国科协2002年学术年会所做的特邀报告中指出，我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已经多年空缺；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只有韩国的1／4，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有。到目前为止，直接在我国本土产生的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没有一人。努力培养大批创新人才，提高人才的创新素养，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做好人才准备，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
创新实际上是一个金字塔。李培根说，以诺贝尔奖得主等为代表的最高层次的知识发现是创新金字塔的塔尖，塔尖下面还有应用发明、技术创新、集成创新等。从创新人才的分布来看也是这样——越是基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大；越是高层的创新人才，量越少，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从1901年至今全世界就只有700多人次。一个国家当然需要处于塔尖的顶层创新，但没有大量位于塔基的底层创新作基础，它的整体创新能力是不可能达到塔尖的。当前中国不只是高端创新人才缺乏，就是在创新金字塔塔基位置的创新如技术集成，甚至在一般的工程创新能力方面，我国和国外的差距也很大，人才也非常欠缺。中国非常需要大量的基层创新人才。
参考资料：
[1]张克，重建象牙塔的学术独立精神，长沙晚报，日
[2]陈远，谈谈耶鲁的独立精神，出版参考：新阅读，2007年06期
[3]张伟，中国的大学正在丧失独立精神，中国青年报，日
范文六：2002年05月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3期JournalofHebei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25No.3
诺贝尔奖与中国
(河北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保定市 071002)
摘 要:诺贝尔奖是世界影响最大的奖项,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进入21世纪,强大的中国已经离诺贝尔奖不远了。
关键词:诺贝尔奖;科技水平;综合实力
中图分类号:N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94Ο03
在人类科学和文化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奖项比诺何一项科学的发明和发现,都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密不
贝尔奖更令世人瞩目了。
每年的12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大厅都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一天,若干位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为人类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将在这里接过象征着荣耀与梦想的诺贝尔奖章。从此,他们的名字便永远地留在了诺贝尔奖的历史名册上,成为人类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从1901年首次颁发诺贝尔奖至今已有100年了,近
700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社
可分,发展到21世纪更是如此。一个世纪前那种一个苹果掉到头上就能发明万有引力定律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到宇宙小到细胞,人类必须通过精密的仪器设备去完成。哈勃望远镜所看到的距离是人眼睛的千亿倍。谁的仪器设备先进,谁就可能取得成绩。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
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以其雄厚的财力、高精尖的仪器设备成为了世界最著名的实验室,几十年来,从该实验室里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科学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获得了诺贝尔奖。世界科学家们都以能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为自己的理想。
科学研究是寂寞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对某一个专题的研究,花几十年的时间是常有的事情,甚至是倾其一生。将自己整个生命都默默奉献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难以计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如此。我国学术界极度
(简称SCI)中,所遴选的都是推崇的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会活动家及国际性组织先后获此桂冠,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不同历史阶段推动科学进步和发展的杰出代表。诺贝尔奖颁发100年来,已经成为相关领域最受重视的奖励,它好比一架伟大的“永动机”,持久不衰地激励着世界各国的精英奋勇拼搏,驱动着人类文明事业以空前的速度向前发展;同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代表了20世纪科学和其他事业发展的大方向,他们的成功事迹实在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精彩纷呈,每一个获奖者的生平、成就、治学方法等,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然而,在为这些灿若星辰的科学巨星欢呼的时候,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中国,迄今从未有真正代表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华裔科学家除外)登上过诺贝尔奖的圣殿。新世纪已经来临,经过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努力,中国的经济在腾飞,国家在富强,强大安定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那么,在“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的预言中,我们当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想法:诺贝尔奖离中国还有多远?
代表着当今世界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优秀论文。而每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在这里的论文都是该杂志引用频率最高的。
著名学者陈中原曾经撰文提出这样的观点:盖尔曼
196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盖尔曼1961年发表的关于
基本粒子分类的论文,当年就被引用了150次,可见当年他的研究成果就已经誉满全球。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是科学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持久引用是其生命力强盛的标志。研究表明,在年1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平均达到了222次,是《科学引文索引》中标准作者的平均引用频率的40余倍,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论文引用频率的2倍多。在1965年至1969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早在20多岁时发表的论文,在相隔30多年后仍然
有资料显示,在诺贝尔奖排行榜中,美国获得诺贝
尔奖的人数最多,达到189名,其次是英国、德国,亚洲、非洲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布情况?道理很简单,任
Ξ收稿日期:
),男,保定人,副编审,主要从事文学、作者简介:王会(1956Ο教育、编辑出版研究。
被大量引用,平均每年引用的次数不低于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才0.5,仅为前者的1/16。如此广泛的引用,使它们的作者早已成为科学界的明星,成为了学科的奠基人。然而,相比之下,中国科学家在《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要少得多。
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分国界与地域的,一旦科学家研究出成果,就一定要设法把这项成果及早地推进到世界,使这项成果更广泛地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旦有了影响,就会得到世人的认同。一般来说,纵观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在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多在自己研究领域已经
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目前,一大批高新技术课题正在或者已经被攻破。据预测,未来的20年内,中国将在合理利用能源、关注人类生存、环境保护计划、新材料研究、生命科学、遗传信息、基因治疗疾病、生物技术、移植用人体组织技术等领域,完成一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世界级的科研成果。
多年以来,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在给予格外关注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同声音。诺贝尔文学奖不同于其他几项奖项,由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审美习惯以及文字的多样等原因,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和尺度受到很强的政治、地理、种族、语言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影响巨大的著名作家就未能登上诺贝尔奖的殿堂。的确,诺贝尔文学便如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绝大多数作家依然是众望所归,他们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由此产生在中国众多作家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日益深重。应当承认,中国的鲁迅、沈从文、老舍等,完全具备了获奖的资格,但由于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微乎其微,作为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的文学,自然不会受到重视,同时,由于中国多年以来闭关锁国,与世界交流很少,对外宣传更是不够,致使这些作家的作品无法译介到国外,影响自然就小。而现在,今非昔比,中国已经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其威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作家自然也受到了世人的尊敬,许多翻译家争相翻译中
崭露头角,其研究成果均主导着各自科学领域的发展方向。奖在一百年的历史中,留给我们一些遗憾在所难免。但即
那么,今天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优势在哪里?其
实,这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真实显现。国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科学家就可以研究出举世瞩目的成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综合国力更加强大,在世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如今,中国已经加入WTO,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已经成为了当今的大国,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尤其是近几年,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国人民敞开自己广阔的胸怀,热情欢迎着留学国外的科学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雄厚的资金和宽松的环境。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学者学成归来,他们带着国外先进的科学理念和成果报效祖国,这些到
国外学成归来的学子,已经成为中国科技战线上的生力军。国作家的作品,中国文学已经开始走向了世界。当然,我们
应当看到,虽然中国强大了,但当代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化格可以这样说,一个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开国门,于是国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纷纷带着先进的研究项目和雄厚的资金来到中国。同时,还带来了全新的科学理念和方法。
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已经不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无论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那么,具有世界水平且影响巨大的诺贝尔奖,当然不会也不应该把中国遗忘。其实,中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已经纳入到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视野之中。像钱学森、华罗庚那样著名的科学家,像水稻专家袁隆平,他们完全有实力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据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经过一系列锐利改革,目前,所有科学家正在信心百倍地朝着世界先进水平攀登。中科院作为中国科技战线上的国家队,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材。800多位科学院院士带领着自己的科研小组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潜心研究,他们提出的目标是,未来5至
10年内,在一些重点领域和重要战略方向的研究水平要跻
局中也有其弱势。如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视野不够开阔,把文学当成一种工具等。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文体上,都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迄今为止,他们当中远远没有出现鲁迅、老舍那样的作家,更没有产生能够影响整个世界文学进程的伟大作家。
无论怎样说,今天的中国作家已经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只要勤奋努力,他们就一定会摘取诺贝尔奖的桂冠。在今天,具备实力的巴金、王蒙、莫言等都很有希望。
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在他那个领域和他那个民族、
国家被视为出类拔萃的人,而且成为世界公认的精英,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标志之一。获得诺贝尔奖的总数,在某种程度上标明了国家科学政策的成败,这也正是我们为中国人迄今没有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而焦虑的原因。
为什么诺贝尔奖会成为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在社会上享有如此高的威望呢?早期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基本上都授予给了当时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比如物理学家伦琴、爱因斯坦,化学家范特霍夫,生理学及医学家巴甫洛夫等等,他们为诺贝尔奖增光不少,起到了提高诺贝尔奖地大名鼎鼎的居里夫妇、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薛定
身国际先进行列。要下力量重点研究开发出一批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关键技术,并促进其产业化,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人口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带动
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为国家经济增长、位的作用。此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更是群星璀璨,
的发展方向。
诺贝尔奖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很现实的梦想,因为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乏在科技前沿从事世界级研究的科学家,而且,中国现在也的确具备了取得顶尖科学成就的忍耐的良好传统和科教兴国的决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经济条件。因此,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杨振宁教授说“:今天中国的科研经费比起20年以前已经有很大的增长……可是比起先进国家还是差得很远。……第二个困难是,这还需要传统,这传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以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困难,所以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在中国本土上的学者得到诺贝尔科学奖。……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国家对科教事业的投入逐渐加大,我相信二十年到四五十年内,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们相信,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一定会出现中国人的身影。那一天,将是中国万众狂欢的节日,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他体现了强大的中国在世界的重要地位。
谔方程”的缔造者薛定谔“、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普利高津……诺贝尔奖为他们增加了光环,他们也成为诺贝尔奖的荣耀,二者交相辉映,装点着诺贝尔奖的桂冠。诺贝尔奖之所以威望这么高,还因为它具有国际性、平等性和公正宗教、性别和年龄,诺贝尔科学奖可能没有颁发给所有伟大的科学家,但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必定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科学家,这无疑扩大了它的影响,使它得到普遍的承认。
一百年来诺贝尔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功不可没,一方面它扩大了科学的影响,鼓舞人们摘取科学的桂冠,激励更多的人献身科学事业,一方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资助了科学家的研究。我们不妨看看诺贝尔获奖成果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回旋加速器推动了原子核物理的研究,为人类增加了一种无污染的能源;心电图机器的发明,为诊断心脏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既是对临床医学的贡献,受益的病人何止千万,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青霉素的发明,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等等。纵观获奖成果的分布,有实验手段方面的,有基础理论方面的,还有对理论成果的实际应用及实践对研究成果的检验,涵盖了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它颁奖的方向甚至影响着各学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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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5).
[责任编辑 姜惠莉]
NobelPrizeandChina
(EditorialDepartmentofHebeiUniversityJBaoding,Hebei,071002,China)
Abstract:NobelPrizeisthemostinfluentialprizeintheworldandNobelPrizeforsciencerepresentstheoverallnationalstrengthofacountry.Inthe21stcentury,ChinaisgettingclosertoNobelPrize.
Keywords:NobelPlevelofcomprehensivenationalstrength
范文七：每年的10月份，诺贝尔奖的揭晓，成为全球的人们倍受关注的话题。我们回眸诺贝尔奖107年的漫长历史，从1901年到现在，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执着。 在诺贝尔奖灿烂的星空中，我们欣慰地看到一群和我们长着一样黄皮肤、黑眼睛的有着浓厚“中国元素”的科学家，比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美籍华人科学家走向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奖的领奖台。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这个名字鲜为人知，看了他的简历这才得知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这个融合着“中国符号”汉字的名字能够荣膺诺贝尔奖这一世界级殊荣，多少让中国人的心里得到一些安慰。 中国本土科学家尚未走进诺贝尔奖的殿堂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家董光璧在世纪之交选择了20世纪中国人取得的1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它们是： 1928年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1930年赵忠尧关于电子一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实验； 1947年华罗庚发表《组合素数论》； 1959年王淦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4年进行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6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成功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96年袁隆平进行籼型杂交水稻试验育种； 1985年在云南澄江发现动物化石群； 1995年发现地球的内核比地幔旋转得快。 近年来，“冲击诺贝尔奖”成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例如，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信心十足地提出：“中国科学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张存浩院士说，中国现在就应明确提出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夺取诺贝尔奖的奋斗目标。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认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我想应该是二十年之内的事，他还相当乐观地说，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获奖者还不止一个。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同样雄心勃勃地展望，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科学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数学、纳米科学、量子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多个诺贝尔奖级的科学成就。为此，中国科学院将基础研究目标瞄准诺贝尔奖，力争在2025年之前做出国际一流的研究工作。 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和智慧的民族，2008年“神七”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把中国人民的豪情壮志带到飘渺溟朦的太空。我们有理由相信诺贝尔奖花落中国这一天不会遥远。
范文八：美国总统奥巴马得诺贝尔和平奖了!消息传来,不仅美国人,全世界都为之一惊,舆论大哗,质疑之声四起:他合适吗?这个奖的分量对于他是不是太“重”了?等等。据媒体报道,奥巴马本人也自愧担当不起。 但热议之后,人们也会冷静下来,思考一下,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为什么在2009年这个时候,在多达205位候选人中,唯独选中了奥巴马?这一定有他们的道理。而且连一向视“美帝国主义”为宿敌的古巴老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也罕见地对奥巴马的得奖表示了祝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还发了贺电。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代表中国政府说:“我们注意到,奥巴马总统因加强国际外交和人民之间的合作,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对此表示祝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面评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致贺意。 由此可见,除了颁奖词说的,为了表彰奥巴马“在加强国际外交和种族团结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之外,还应该包含一些用作信息传递的重要提示在内。 这是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提示一:评选原则不变,但规则有变。过去是刚上任未见政绩的国家领导人不评,在任的大国领导人不评。1953年再次复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获诺贝尔奖,并开先例,但颁发的是文学奖。上任不到一年的奥巴马因得到“让人们期望更美好的未来”和“很少有人能像奥巴马这样引起全世界关注”等评语而获奖,打破了评选规矩。有奥巴马的先例,其他致力于世界和地区和平的国家领导人也有望获奖,和平奖名单的范围就会更加广阔。 提示二:增强了美国这样的头号大国总统的和平责任感,让他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既能想到自己是美国总统,又同时想到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能考虑美国利益,又考虑世界范围其他国家利益。在竞选时承诺的阿富汗增兵问题上,奥巴马直至2009年12月份才宣布“将增兵3万”,这期间的犹豫与“通盘考虑”,不排除和平奖的影响。 提示三:世界各地区和平有由此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头号大国的总统头脑里安放了一个和平奖,他必然会或多或少带动几个热点地区的和平发展。和平奖颁给奥巴马,不是走偏锋,也不是出冷门,而是近15年来诺贝尔和平奖精神与思路的合理延续。 此前国家领导人获奖者,最重要的一是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时任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他们共同“以和平方式在南非废除种族歧视制度”,于1993年获奖。另一是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主席阿拉法特,他们共同“为促进巴以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于1994年获奖。他们双方原来是“死对头”,但在和平的旗帜下,也能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诺贝尔和平奖记下了他们共同和解前进的轨迹,显示了人类同一美好理想的实现。虽然前途尚远,反复尚多,但并非遥不可及。 提示四:为亚洲地区两大热点问题――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台湾海峡落实“两岸和平发展愿景”,提供了积极的信号。早在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已被单方授予该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在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虽然和平的脚步曾一度停顿,但近来的局势又回归缓和。台海两岸的和平趋势,更是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不论是官方相互释放友好信息,付诸行动,或是民间互访交游,融密无间,都显示了双方领导人的政治家风度与远见。预计不久的将来,在亚洲这两大地区热点问题上,就会各有一个双赢的局面出现。这中间自然少不了美国的参与,发挥促进――而不是促退――亚洲和平发展进程的作用。但是,选择和平或非和平的主动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国家或地区各自的领导人手里。 记得大约1990年代初,上海一位尚健在的著名学者接待一位旅加华人文化学者,顺便邀几位朋友一同茶叙聊天。笔者叨陪末座。席间话题偶然落到诺贝尔奖上,当然涉及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拿一个什么奖。一位学者说:“别的什么奖都能拿,只有两个奖是肯定拿不到的。”大家问是哪两个奖。他说:“一个是文学奖,另一个是和平奖。”又问理由,他笑而不答,只说:“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也都哈哈一笑,不再说这个话题。 今天回忆,当年的议论有对有不对,中国人拿文学奖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但拿和平奖则是指日可待了――不只一个,而是一对,只要两岸和平合作的势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好。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已经看到了这个有可能来临的和平前景。 (作者系文史学者)
范文九：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中国是作为顶礼膜拜的显学，经济学家至少也是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庞大群体。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甚至进不了候选名单？
八大标准与现实差距
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标准，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学家与诺奖的差距。笔者研究了诺奖的相关过程及评奖实践，归纳出八个方面的标准：
第一，从诺奖的覆盖范围上看，包含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广泛的经济学各学科门类。
第二，从研究层次上，要求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学科前沿，特别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第三，从诺奖的评奖导向上看，强调研究成果的独创性、科学性和实践性，以及对科学工作和社会(如政府的政策)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力度。
第四，从诺奖的学术成果的功用上看，赞赏“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赞赏那种能使其他学者可以站在其“肩膀”上攀登得更高的方法，不鼓励不能推动研究的技巧性论战。
第五，从诺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上看，注重鼓励那些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 第六，坚持从广义上解释经济学理论，把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了与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鼓励用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数学方法、数学模型来解读经济学原理，使经济学更加精确与可以实验。
第七，推崇有完整理论体系与学术架构的新的经济学理论。
第八，坚持在长期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急于对新兴的学术理论体系授奖(这也是获奖者年龄偏大的原因)。
对照上述的八个标准，中国经济学家至今难以问鼎诺贝尔奖的缘由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公务员或财政供养的事业型单位，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依据工作需要研究经济问题，如马洪、薛暮桥、范恒山、陈淮、王忠明、左大培等。一类是在高等院校，如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周其仁、钟伟、赵晓（微博）、杨帆等。再一类就如华生、王育琨（微博）等，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研究机构之间的跨领域研究者。他们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困难，制约着中国经济学家向诺奖迈进的步伐。
首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研究队伍太少。对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与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而言，主要时间用在完成单位工作任务，完成工作中的研究课题上。
其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庞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参照系。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资料质量也存在较大缺陷。经济数据、统计资料与客观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距。资料不全、资料掺水、资料有偏见等多种问题同时存在，许多方面的标准处于空白状态。
究其原因，一是统计学的标准不一致，有的没有科学标准；二是统计人员的统计水平不一致；三是绩效考核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四是经济主体的属性不同等，都会给经济学研究带来问题。据新民周刊
中国经济学家的存在方式
“离中国人最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里奥尼德·赫维克兹、埃克里·马斯金和罗杰·梅尔森三位美国学者以“机制设计理论”获得此奖项。
清华大学金融学系主任李稻葵（微博）当时曾表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赫维克兹、马斯金、梅尔森的学术成就也是历年以来诺奖得主中，对中国经济改革最有直接意义，也最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马斯金的理论要解决的是，如何用一套经济制度达到设计目标的问题。”
要达到目标，实现效率最大化，就要考虑怎么设计机制，以使每个参与的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努力，这是马斯金学术成果的社会意义。
在李稻葵看来，改革前中国的制度就完全没有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现在尽管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每个人都经过自己的努力，总可以获得比以前多得多的回报了。”本报综合
中国有四位经济学家曾获得诺奖提名 林毅夫呼声最高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40个年头，中国曾获提名的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微博）和林毅夫四位经济学家，前两位已经去世，目前呼声最高的人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目前受聘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位置曾有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2007年年底他
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坛上发表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该讲坛从1946年开始，每年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过去60位主讲者中，有14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认为，“能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在于理论背后有多么复杂的逻辑，而在于理论解释的现象有多么重要。”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多出自英国；30年代以后则转向美国。
在林毅夫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不能自荐，要由具备提名权的个人推荐，大都需要欧美经济学家提名才行，提名后还需接受有关审查。
范文十：中国作家莫言成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头号热门人选，他的对手是来自日本的村上春树。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将于10月出炉。在此之前，延续多年来的传统，国外博彩公司陆续开出盘口，据报道，中国作家莫言被看好，认为他最有希望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57岁的作家以《红高粱》而闻名西方。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位伟大的作家。
总得来说，中国有不少可以冲击诺贝尔奖的机会，但从没获过奖(就只加入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言)，最接近的几次也只是被提名。我觉得这和中国国内研究学术的氛围不太好，人才的大量流失，以及国家还不够强大都有关系。西方国家不愿意承认中国的科技成就。
中国在1965年人工合成了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晶体，是世界上首次完全由人工化学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生物大分子，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这项成果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不高，很多国家都很排斥中国，也不承认中国的科学成就，再加上国内局势的影响，这件事就渐渐
被埋没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国际上的规定是上报的得奖人数不得超过3人，可是中国当时的社会一定要搞团结集体主义，还有上级领导的压力，最后报了四个人（因为不让谁上都不好），还想象着可以给个面子破例一次，但评委会一怒之下就不给奖了，因为中国人无视人家定的规则，所以我们自主研发的成果就这样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后来有PCR技术获得诺贝尔奖，其专利权也是备受争议，因为PCR技术的关键——耐高温DNA聚合酶是由中国人发现的。
我想如果牛胰岛素晶体要是美国人合成的，获奖几率就会大很多吧（值得我们深思）。
到目前为止，有9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顺序为：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美籍华人，1986年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
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
达 赖：1935年生于西藏，中国国籍（不承认他是中国人），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
高行健：1948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诺贝尔获文学奖，时年52岁。
钱永健：1952年生于纽约，美籍华人，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时年57岁；
很可惜，9个人中，有中国国籍的只有一个败类，那就是达赖。其余7个是美籍华人，1个是加入2000年法国籍的高行健. 依我看来，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加上现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一定会获得各方面的诺贝尔奖。但是这必须建立在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基础上。至于那个什么“和平奖”，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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