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LOFTER（乐乎）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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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涛谈梁思成:只有抵制神话 真正历史才显现(图)
15:45:00 来源：江南时报
[提要]&&当我提到《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本书时，我那个研究民国史的同事兴奋地说，赶快借我看看，里面有没有提到徐志摩、金岳霖。”　　对于这一切，朱涛显得有些无奈，因为关于是否批判梁思成的讨论已经偏离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
朱涛，香港大学建筑系任助理教授。图为他在书店演讲。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在中国，梁思成就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一样，是个具有独特文化含义的符号。任何书冠上“梁思成”三个字，也便具有了吸引眼球的魔力。
　　当我提到《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这本书时，我那个研究民国史的同事兴奋地说，赶快借我看看，里面有没有提到徐志摩、金岳霖。
　　才子、林徽因、民国爱情，这是大众对梁思成的印象。
　　而我另外一位对建筑极有兴趣的同事，对此有些冷淡。她没有问这些问题，而是在Q上发来了一串链接，关于林梁学术理论的来源，“梁陈方案”不具可行性……上面都是学界对此书的质疑。
　　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60多年前就提出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这是大部分喜欢建筑的人眼里的梁思成。
　　可这些梁思成，在此书里都不见踪影。一篇篇接近于学术文章的理性综述，一幅幅梁思成的建筑图以及过去很少被收录的“思想检查”。
　　作者朱涛说他一直避免被感情左右，他只是在用尽可能客观的语言还原历史。但哪怕他刻意抑制情感，并没有过多运用跟褒贬有关的形容词，这书还是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议。
　　书中提及的两个主要问题——林徽因大量借鉴了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研究，“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可行性不足，都被引申为“终结梁思成的神话”、“将梁思成拉下神坛”。紧接着，惊讶声、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就连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对此也表达了不满：“我觉得朱涛不是善意地研究，他是想抓住读者的眼球……梁思成不是什么神，所以也谈不上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
　　对于这一切，朱涛显得有些无奈，因为关于是否批判梁思成的讨论已经偏离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写书的根本要义不在于评估梁思成，甚至在我书中我并没有把梁思成当成一个人，我是把梁思成当作一条中心线索，把他触及的重要问题掏出来。历史研究没有那么肤浅，根本不是褒贬的问题，我只是通过梳理发现、分析问题。”
　　●源起
　　用梁思成串起中国建筑史出现的问题
　　问：在1月的学术沙龙上，你曾经提及启发你写这本书的，其实是一个外国建筑师说过中国建筑师有不后悔的特征，是吗？
　　朱涛(下称“朱”)：是的，现在学界和社会的总体态度是“人艰不拆”，不管是过去的历史太多的痛苦，觉得历史该过去就过去了，大家还是更急切地关注当下，奔向未来。
　　但历史是我们的经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地梳理，没有反思的话，我们永远都不清楚我们当下的状况。我们更不可能很好地走向未来。就像电脑一样，你不断地格式化，没有任何记忆在里面的话，你觉得好像是轻装上阵，但这个电脑并不能正常运转。经常重复大大小小的错误，这就是“无悔”，充斥着乏味的共识、顺从，人们完全没有清醒的意识去面对它，这在建筑界里面是个很焦灼的问题。
　　问：如果你是想探讨中国建筑历史问题，为什么把落脚点放在梁思成身上？梁思成这个人太有话题性了，不担心会起到模糊焦点的反作用吗？
　　朱：我感兴趣的是“大跃进”里产生的“十大建筑”，梁思成是最方便的一个写法。他在这十年里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起到巨大影响。很多人关心梁思成，是关心梁思成的个人问题，声望、地位，我真的一点都不关心，我关心的是问题，我把梁思成当作一条中心线索，放在这个时代里，总结出来他的思想跟中国建筑思想发展的关系。
　　像我书中一开始引用梁思成写的那首诗——“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他拼命向前，但时代是左右摇摆的，原地打转的，所以很尴尬。从民国到新中国，梁思成最后变成一个政治性人物，其实是很残酷的。但这种悲剧意义超越个人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中国建筑思想发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神化
　　学术界的权力巩固需要迷思，历史论述要击破它们
　　问：你这本书因为“终结梁思成神话”而受到争议，为什么过去需要把梁思成搞成一个神？我们建筑上需要一个神一样的人吗？
　　朱：“神话”这个词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修辞性，或者我们按英文叫myth(迷思)更好。
　　在书中，我会提及梁思成前后矛盾的地方、他的冲突、不连贯、尴尬、低级错误，这些都是历史的丰富性，这些如果都不管，那他就是一个非历史的人。权力，不一定是政权，学术界、圈子的权力也需要迷思，需要一部分人顺从、信仰、皈依，不在这里面的就是异己。权力的巩固是靠迷思来建立的，真正的历史论述主要职责就是击破这些迷思。这些迷思到最后跟梁思成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后人对他的阐释。
　　为什么是梁思成这个人？很显然梁思成成就最高啊，梁思成的成就将他一开始就放在中心的位置，而他又那么急切地追赶时代，跟权力合作实现他的学术理想。东南大学的童俊曾经说过一件事：梁思成曾经指天发誓，永远不去东北，永远不跟张学良合作，因为林徽因的老爸是在东北被乱枪打死的，可是当梁启超帮他联系到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之后，他就马上带着林徽因过去了。童俊就说了，你看，梁思成跟他老爸一样，是个伟大的学者，糊涂的政治人物。
　　梁思成跟权力这么密切互动，后面悲剧性的命运也都使人助长这种迷思。大家理解历史，不喜欢平淡的知识，还要戏剧化，要加上林徽因的美貌和徐志摩的才华这些……
　　●目的
　　抵制迷思，打开问题，真正的历史才会显现
　　问：你在书中收录了梁思成1950年代写的思想检查，以此反映梁思成的思想变化，这部分内容为何重要？
　　朱：这些东西是唯一的资料，也不是中心的资料，是线索而已。他批现代主义，他批完之后倡导民族形式，甚至修了一批中国建筑。这里面也有真诚的一面，那就是梁思成始终相信学术研究可以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进步。你可以说是他真诚地追赶时代，也可以说是机会主义，也可以说是职业主义、专业主义。而且梁思成的思想转变，基本上可以概括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建筑的思想演变，他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一直被政治斗争所左右。早期研究的大木作、皇家建筑都不能用了，之后改成大屋顶，后来又被批浪费、复古主义，这期间没有一个连续性。他的变化跟中国建筑思想变化一样，起起落落，到最后就随便做吧。
　　这种状态，今天还是这样。这种做法是习惯性的，城市规划，一会儿西区，一会儿东区，大学城一个不行搞两个，这种不是任意性的吗？建筑师的语言，最前卫的、最折衷的、直接抄袭的，都有。比如在偏僻的地方修一个“皇宫”，在某个地方又修一个“白宫”，这就是因为建筑此前彻底任意化后实在没有清晰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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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_洪玮 香港报道 摄影_孙海
号，国庆前夕，站在门广场上，目光落在人民大会堂。他正在写的博士论文，正是关于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的&国庆十大建筑&。
第二天，他在电视里看到了在这里举行的国庆阅兵，而他的论文引用的资料则显示着日的国庆阅兵场景。两相对比，他脑海里一下浮现出马克&吐温的话：&历史不会重复自身，但是它押韵。&
他之前的选题方向，是欧洲古建筑，但一件偶然的事，为转变埋下了伏笔。2006年，朱涛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听了德国建筑师Scheeren，也就是CCTV新楼设计者的讲座。幻灯片的一部分，正是&国庆十大建筑&。Scheeren赞叹：&不到一年时间，中国首都因此从一个千年古都转变成现代化城市&&中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拥抱变化的能力，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是什么呢？不后悔。&当时朱涛站起来，指出他赞美这些建筑和&拥抱变化&的时候，忽略了同时期的饥荒和当今北京的污染。但Scheeren的那句&不后悔&也刺痛了朱涛&&某种程度上他说得对&。
后来，朱涛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的题目，转向了&国庆十大建筑&。它们身上的风格多在之前被批判过，却在那一刹那同时涌现：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和工人体育场采用了现代主义，这在年在苏联专家影响下批判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采用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在1954批判斯大林时同样被批；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和钓鱼台国宾馆是 &大屋顶&，这种风格被归咎在身上，引来过1955年的&大屋顶检讨&；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采用西方新古典柱廊式，是梁思成一度认为不佳的&西而古&。
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建筑-社会任意化&？朱涛开始觉得光写十大建筑的案例分析已经不够了，他开始追溯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历史，以便理解1950年代末的状态。这时，梁思成进入了他的视野。作为中国史的开山人物、清华建筑系的创立者，梁思成的思想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矛盾交缠的经历，大致可以解释当年的建筑师们为何犬儒了起来，让&十大建筑&充满了折衷的味道。这便有了这本《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钻进故纸堆，从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构筑中国建筑史写起，分析他们的研究方法、知识溯源，再写1949年以后的十年，他们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一套理论体系是如何在&洗澡&、争鸣和&反右&等一系列政治风向和运动中，在现代主义、折衷主义、苏联专家的意识形态等中间摇摆、整合甚至分崩离析的，最后再写梁思想的另一端&城市规划，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追问为什么保护北京旧城的&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用。
或许是因为1月在北京的新书发布讲座时间有限，无法全面阐述造成了误解，又或是学术上观点不同，再或是出版方宣传语中一句&一部终结之书：它终结了梁思成的神话&被直接理解成具有侵犯性的&破神&运动，争议随之而来。
有人质疑他的动机是要贬低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周榕就在新书沙龙上质疑他，翻开50年代那些历史是不懂&人艰不拆&。不过梁文道不这么认为，他在推荐语中说朱涛让我们看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局限、痛苦和挣扎，&恐怕才是对梁思成最大的尊重&。
3月20日，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里，朱涛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他先将《梁思成与他的时代》放在手边，在随后的访问里适时翻开书中的资料、图片，以补充说明他真正的想法。
在朱涛看来，此前的许多讨论都脱离了书本身，困于媒体报道里过于简化甚至错误的表述，而他沙龙里一句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大段借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的说法，又被解读为指责抄袭，引来一阵嘘声。
其实在爬梳资料、书写的过程中，朱涛是&痛&过的。一开始，当朱涛向朋友转述他看到的梁思成及同仁在50年代经历的委屈，甚至会掉下泪来：他们留洋归来，怀抱理想，相信新的政权能开创出，而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避免西方城市的病症，谁知1949年后政治运动风云变幻，他们被裹挟，或是投身激流，在矛盾中被冲得七零八落，迷失在政治口号和长官意志中。
朱涛说，&我的写作目的并不是对梁的功过进行判定，我关注的是梁面对的矛盾和冲突，他的思想和这个时局和时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的重要性、复杂性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思，而历史还在&押韵&：梁思成那一代人面对的&政治任意化&正和&资本任意化&混杂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作用在我们眼前的建筑师和建筑上。
南都周刊对话朱涛
&任意化&仍在影响当下
南都周刊：你读了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思想检查《我为谁服务20年》后，感受是&幻灭&，幻灭的是什么？
朱涛：我看到梁思成的思想检查，开始把他放到一个整体下，发现他一开始就在经历这些（政治运动）了。《梁思成全集》里都没有收录前面这些思想检查，只有一篇后来的公开发言。
南都周刊：在学者夏铸九看来，当时梁写这些是真诚想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出于要把自己政治和专业结合的赤子之心。你觉得梁是真诚还是违心的？
朱涛：最近我发现学者许纪霖有个说法很好，&自觉而不自愿地改造&。一个知识分子，在情感上那么骂自己的老爸，在学术上把自己以前二十年工作一概推翻，并加以刻薄的道德贬损，你觉得这是自愿的吗？我绝不相信。另外，从思想上真诚地跟上时代，这个我信，从思想上、政治上更新自己，觉得这个新政权肯定是伟大的，说到底它把这个分崩离析的国家统一起来了。
南都周刊：你把很多东西都归咎为&任意化&，什么是任意化？
朱涛：直接层次是政治跟学术的关系。一开始（梁思成与他那个时代的建筑师）都会想象，建筑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政治的诉求对一个新社会的愿景有一套清晰的设定，建筑的形式和语言跟它能建立起一定的关系，但是忽左忽右的政治运动，导致了对现存的建筑语言很任意的批判，一会儿现代主义不行，一会儿斯大林又不行，没有一以贯之的线索。这种忽左忽右完全不可琢磨，最后把几个大家期待的关系切断了：社会愿景和建筑文化，建筑的形式和建筑内容、建筑表达，建筑师职业的服务和建筑师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性的诉求等，到最后大家就是看形势来见机行事。
南都周刊：&任意化&到现在还有影响？
朱涛：是，我觉得是有很强的当下性的，我之前写过一篇英文论文《大壮无悔》，建超大建筑是中国的传统，可以说从中央集权社会就开始了，但是上世纪50年代十大建筑，那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倾国家资源修十大建筑，刚好遇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现在各个二三级城市都在演变，博物馆、大剧院，中国一年有几千个博物馆在修，但有多少个博物馆是有策展能力、有展品的？一方面会看到这是红色传统造成的，集中调度资源，保证几个大项目，不管实际的、普遍的社会状况。另外比如一些细节操作，现在很多城市还会这样，招投标的时候会不明确一等奖到底是谁，十几家单位，博采众长搞一个方案，外国人经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有时会产生极其平庸的东西。这些做法都是红色传统遗留下来的。现在还加上资本的任意化的伤害，我们今天考虑的城市应是人和生活，兼顾长线短线。资本才不管，投资就是最短的时间获得最大的效益，然后走人。
梁陈方案注定不具可行性
南都周刊：你说梁陈方案不具可行性，为什么？
朱涛：简单说&不可行&很粗暴。&不可行&可细分为几个层次，首先很重要的是对谁来说不可行。先说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不可行，这是历史性的问题。当时政府面临好几个选择，梁陈方案是其一，其特点是规模宏大，十多平方公里，比皇城还大很多；其次，实际上是政府要同时兼顾三个城市（区）：中央行政办公区，改善日本留下的西郊做干部居住区，还有改善旧城。
这时政府面对几个因素，一个是意识形态，他们眼中的北平，连一盒火柴盒都生产不了，是个剥削阶级的城市，要彻底改造成一个产业工人的城市，不可能在号召&勤俭建国&的同时还修大规模楼堂馆所。另外，天安门广场成了主导性的政治性的中国的中心，有很多持这一观念的，所以中央机关应该在这周围修，还有加上经济、精力不足和苏联的经验等。时间也很重要，很快就是朝鲜战争，全国的财力都投入战争，于是有了&大分散，小集中&原则。这就一下子肢解了任何集中修中央整治区的方案。结果是综合了各个方案但都打了折扣。
南都周刊：你也从方案设计本身分析了不可行，但学者赖德霖指出那只是一个大的建议，没有详细规划，梁、陈&不至于无知到在一个城市新区仅仅设置办公楼、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而不考虑商业和文化设施&。
朱涛：&仅仅设置办公楼，一点宿舍和一个礼堂&这是媒体写错了。我当时说的是，每个&单位&内部有一点宿舍和一个礼堂，而媒体说这整个&城市&新区是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礼堂。赖认为他们在完善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无知&这是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今天认为好的原则是城市要功能混合，是在简&雅各布《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彻底颠覆了现代主义规划原则之后。但梁当时是全心全意地追随现代主义的规划思想，这是当时最时髦的规划思想，提倡很明确的功能分区。在他年的知识体系里，在他的图纸里，就是现代主义功能分区的规划。按如此极端的规划思路，很难说他再细化下去就会考虑。
南都周刊：假设他这个方案实现了，旧城还是要被长官意识、资本挑战？
朱涛：是。梁当然没有想到后来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的无度。他想象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控制计划，井井有条。破坏这个城市的其实就是反计划的东西，这其实从北京城解放的时候出现了，梁先生很困惑，这些机关怎么搞的？自己圈了地，不报建，就开始乱修，忧心忡忡，不停地给彭真他们写信，指望中央行政中心计划赶快决定、大家一定要报建、服从计划发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新的办公移出来疏散密度等。面对今天的危机，通过把历史浪漫化，想象当年如果那个方案实现，能一揽子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神话是迷思不是&神&
南都周刊：梁思成对独乐寺的考察可以说是营造学社以后大规模实地考察古建筑和相关研究的起点。但你说独乐寺不是梁思成首次发现的，他很可能是循着日本学者关野贞的线索去的。你为何揪出来谈？
朱涛：我揪出来说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说。什么叫发现呢，发现是一个过程，我们从还原那个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现象也才不会孤立。你看我们常见的关于梁&发现&观音阁的论述：杨廷宝（中国现代建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跟梁说他看到北京某个展览中有独乐寺观音阁的照片，于是梁决定去了。但之前关野已经去过了，已经对该建筑有很深入的读解。应该感谢最近徐苏斌和丁垚两位的研究，帮助我们逐渐将这一历史过程还原出来。如此类推，营造学社中很多 &发现&过程都有待认真还原。学者赖德霖（注：同样做过梁思成研究）说在建筑史研究上，谁能给建筑准确断代谁就是&发现者&，这也许是个标准，但把历史过程还原出来更重要，只有还原了整个过程之后，一个现象才不会孤立地成为一个神话。我现在不敢说&神话&了，我心目中说的&神话&是myth，中文的&神话&一词听起来比较可怕，就是高高在上的神，你击破这个myth之后就是拉下神坛，一切听起来都是摧毁性的，而&迷思&更温和些，因为历史不好好论证就成为一种迷思，迷失就是一团迷雾，你把它澄清，显得没有那么破坏性。（笑）
南都周刊：林徽因在1932年发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是她最早的一篇建筑史研究论文，你说此文在一些地方借鉴了伊东忠太，有人理解为抄袭。
朱涛：首先，我说的大段借鉴不是抄袭，可以说是借鉴他的知识或判断吧。她的借鉴，主要有三部分：一块是中国建筑体系在世界建筑体系和东方建筑体系中的地位，建筑分东、西方，在东方里面分为印度、回教和中华三大系，其中印度、回教体系都在当代衰落，或变得面目全非，唯有中华建筑历经数千年基本脉络不变。这判断在1930年代初仍不是常识性的。谁通过实证考察出来谁才有权威这样说。伊东忠太经过三年多横贯欧亚大陆的亲身考察，以及对中国建筑二十多年的研究，才获得这第一手知识。另一块是分论上。我认为林徽因归纳中国建筑几个特征时，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也有借鉴伊东忠太。我列过一个表，把两人列出来的&特征&（进行对照），（可以看到）这边演化成那边的，还有其他几个特征甩掉了。我可不可以说是&大段借鉴&呢？
南都周刊：在梁的学术溯源上你做了很多工作，可能有人会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每个人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朱涛：我重点不是给历史人物定褒贬，是反思、还原学术体系的建造过程，把这些搞清楚后，就能更清楚地看清中国建筑学术思想体系有哪些新的挑战，如何建立一定的传承和更新。否则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老大，但都不能精确地说自己为什么伟大，更不要说看清我们的问题了。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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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24号院。1931年至1937年间，梁思成、夫妇租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现为24号院）。那是二人对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从2009年7月起经过持续2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故居终究未逃脱碎为瓦砾的命运。东城区文化委的事故调查原因称，开发单位是考虑到故居房屋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与“拆除”这对意义完全相反的词语，居然可以这般组合，这一新词儿很快引起网民的质疑和调侃。
1931年至1937年间
北京市东城区24号院
文化界人士重要聚会场所
1931年至1937年间，建筑大师、夫妇租住在北总布胡同3号（现为24号院）。那是二人对及文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故居也是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人士重要聚会场所，、作家和等都是这里的常客。诸多学者认为，冰心在小说中描述的就是的客厅。只是，故居终究难逃被拆除的命运。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日，此事经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日，在东城区（临时）二次会议上，该区文委主任表示，“故居”已被列为普查文物，在居民腾退完毕后，这个院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修缮。
保护持续两年多　梁林故居终被拆 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现为24号院）在1931年至1937年期间曾为、夫妇租住。 这一时期是两人对及文物保护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期。他们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群落的大部分考察。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同年7月10日，规划委员会叫停了对故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同月28日，文物局发布通报称，该局已会同规划委员会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并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到保留。 日，在东城区人代会（临时）二次会议上，东城区文化委主任曾公开表示，故居已被列为登记项目，在居民腾退完毕后，这个院子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复修缮。 在查询日正式公布的结果时也发现，位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故居的确在此次普查中被列为新发现文物项目。 然而1月27日有媒体在接到爆料后报道称，北总布胡同24号院梁林故居已被拆除，但并不知晓。而东城区文化委随后向递交的事故调查原因称，开发单位考虑到故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局长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拆除是由于建设单位为防止房屋在过节期间出现险情，而提前对房屋进行的“落架维修”，是维修前的一种“前期筹备工作”。
“目前考虑方案是复建故居”市文物局局长表示此前不知故居被拆一事，复建最终方案还未出炉北京 市文物局局长表示，此前其并不知晓“故居”被拆一事，也是26日才从文保人士处获知的，已责成东城区文委调查。目前考虑的方案是复建故居，但最终方案还未出炉，整个复建工程需等3层小楼上的住户全部搬走才行。文保人士表示，她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震惊，故居已被认定为，要依法保护的。自2009年媒体报道后，原有拆迁方案已由职能部门予以更改，不理解为何仍然被拆掉。希望职能部门能够尽快介入调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公之于众。
1月27日，龙年，华润置地便被媒体爆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拆除了已被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列为保护项目的北京市东城区24号（原为3号院）。华润置地敢，或许是因为其经营上的困境让其铤而走险。北总布胡同24号院这座被列为文物保护项目的的拆除，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光是热爱文物的国人登门造访，就连外国游客也前往一探究竟，更引来了众多媒体的口诛笔伐。讨伐的对象正是拆除此的旗下北京富恒有限公司。这座已被列为文物保护项目的古老被拆，是因为它坐落在华润置地“二期”商业写字楼西延工程的上。在“限购”“限贷”的政策高压和资金回流压力下，正是为了节约成本，华润置地才敢于，强拆被列入文物保护项目的北总布胡同24号。
●日报道位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故居”将要被拆迁。●2009年7月下旬明确表示，“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应该由地方文物部门申报公布为。●日会同市规划委表示，已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并将邀请专家制定具体保护措施。●2010年1月有关负责人透露，“故居”已要求被认定为，具体程序由作出。●2010年10月媒体报道“故居”已经纳入第三次新登录项目，的认定仍在进行中。●2011年1月东城区文委表示“故居”将原址恢复修缮，将最大程度恢复原貌。
● 日，包括故居所在的地块共1.67万平方米的土地被富恒以土地的方式获得。立项为弘通科研大楼项目，并于2003年开始实施项目拆迁； ● 2004年，富恒因为拆迁工作所需资金数目庞大，运作困难，不得不以转让公司股权的方式委身于； ● 2006年，迫于拆迁成本压力，中信地产引进了上市房企，但未能成功； ● 日，中信地产在挂牌，拟转让弘通科研大楼项目； ● 2009年11月，富恒地产股份由中信地产转让给旗下的华润置地北京公司，项目名称改为“华润大厦二期项目”
2月9日，、区文物部门宣布“旧居”拆迁罚单：开发单位拆除“旧居”是破坏古都文物保护的恶劣事件，对古都名城保护和文化之都建设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依据规定，拟对其处以50万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建筑原状。 2月7日下午，政协文史与学习召开会议，文物局局长通报了“和故居”的情况。据其介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故居被拆除一事，相关当事人被“依法问责”；已责令建设单位按“故居”原状进行恢复。表示，“”是辩解，“故居”于2009年被认定为“不可移动的文物”，八九十年代时，被拆有争议，可能属于一种学术之争，而此次“故居”被拆，性质变了，明确为违法行为。此次“公然拆毁已被认定的文物建筑”，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是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拆毁事件。
2月7日下午，针对“故居”一事，政协委员们纷纷发表了看法，有的委员还对文物保护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政协委员、副主任发言时表示，不能拆老祖宗的宝贵遗产，文物是的物化形式。“保护‘故居’是在保护北京的建筑、文化和传统”说，拆除文物就是在破坏的文化。 政协委员则用“兹事体大”四个字来形容“故居”被拆一事。他认为，故居的毁坏有借鉴意义，也是保护文物的一个契机，一定要对此事进行问责，“不能不明不白过去了”。 特邀委员表示，即使它被毁为一片遗址，也必须一如既往地尽最大力量加以保护，因为它是一脉相传的神圣见证，是中华文明复兴不可或缺的里程碑。但是，现在还不是讨论保护方案的时候，当前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做的，是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捍卫政府决策的公信力与，坚决捍卫的法律法规，坚决捍卫尊严！
名人故居的价值重在“人”而非“物” 、，的设计者、的设计者，建筑设计的国家奖就叫“奖”。 梁思成和夫妇于年居住于北京北的这处院落。在此居住的6年时间里，夫妇二人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的隋代、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的辽代、现存最伟大的――的…… 也是在这6年里，他们与等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马不停蹄地踏访15个省、200多个县，测量、摄影、分析和研究了2000多个建筑文物，终于在1943年写出人自己的。在时期的1945年5月、解放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他们给作战方开出两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保存名录。就像王军所说，这两份由执笔的名录，“给枪炮安上了眼睛，否则，的文化遗产不知会是何等惨况”。据了解，那份在解放战争时期提交的文化遗产保存名录，也是我国公布第一批的主要依据。 名人故居是否具有文物保护价值，在与其他建筑的评判标准上最根本的区别是：名人故居重在“人”，建筑重在“物”。名人故居可以是豪宅大院，也可以是普通建筑。只要这个普通建筑的住户曾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普通建筑就是名人故居，就具有文物价值。局长对此强调说：“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2月9日，对热议多日的“故居案件”，终于开出“罚单”：对违法拆除“故居”的建设单位拟处以50万元罚款，并责令其将所拆除故居建筑恢复原状。而真正不容忽视的是，在事情俨然要画上句号的今天，作为一起具有代表意义、具有标本价值的毁坏文物案件，“故居”还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首先，对“案件”中的相关当事人，政府主管部门如何依法问责？ “故居”的拆毁行为屡次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文保政策还有诸多疏漏，各部门行业规则还有不少抵牾。在种种约束力之外，其实应该就是法律法规存在发展的空间和价值。毫不夸张地说，“故居”案件的查处，不仅关系到的价值和尊严，更关系到整个文物保护的权威，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主管部门如何对当事人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如何让这一事件成为文物犯罪的前车之鉴、文物保护的后事之师，如何让违法者对违法悔悟、趋利者对利益醒戒，的确“兹事体大”，。 其次，区区几十万罚款能否遏止违法开发的冲动？ 在持续30多年的中，大量珍贵的和被夷为平地。如果拆一处文物都仅仅罚款几万、几十万元了事，折算下来，那不过是开发商置地成本的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数百万分之一。依据50万元罚款已经是处罚的最高限度，然而与日渐飙升的相比，这“罚单”可谓微乎其微。面对如此皇皇大利和如此微不足道的违法成本，如果仅仅要求开发商敬重历史、涵养文化、尊重传统、传承血脉，是毫无说服力也毫无可行性的。 最后，被拆为碎木瓦砾的建筑如何保证修旧如旧真正“恢复原状”？ 在当前时尚且容忍创新的环境之下，“拆除”可以和谐“保护”，那么“恢复原状”大可以被遍及全国的伪古董再次和谐。“故居”的法律意义在于，它是我们法治不断进步、却不断被挑战的一个样本。新世纪以来，的文物保护立法进程不断加速——2002年《文物保护法》修订，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下发，2008年《》颁布，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施行。的古城保护逐步实现了“有法可依”。在此强大的法律背景下，如果对“故居”的破坏不能真正依法惩处，就等于无形中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日渐完善的法律体系无法构成对文物违法行为的威慑。
7月23日，位于东城区的“故居”正在复建中，预计10月中旬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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