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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1976年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是如何爆发的？揭秘四五运动背后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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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 10:50:49
导读：四五运动精彩内容：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群众&日，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各种活动。对周恩来的...
四五运动精彩内容：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群众&日，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的各种活动。对周恩来的悼念逐步发展对“文革”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控诉。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北京市上百万群众，从早到晚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誓、默哀、讲演、朗诵、抄诗等活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贴传单，作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对于人民群众的革命行为，“四人帮”一伙派出民兵、警察进行干预，制止人们的悼念活动，撤走放置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品，并派出便衣人员跟踪，逮捕参加悼念人员。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北京红旗越剧团导演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抨击时政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问题，错误地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并错误地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调动卫戍部队待命。5日凌晨，广场上的花圈又被撤走或销毁，一些人被逮捕。群众更加愤怒，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些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的镇压。当晚9时30分，北京市又出动民兵。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手持木棍包围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和拘捕，逮捕了38人。天安门抗议运动被镇压。&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为因该事件遭到迫害的所有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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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镇压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
有的网友提醒我，不要过于相信《炎黄春秋》。事实上，我并非完全相信这个杂志，或者准确地说，不完全相信这个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例如今年第6期有马懋如先生撰写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一文，我就有些不同意见。
马先生的文章是批评原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在同一杂志今年第3期上的文章《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吴忠的文章，由于他的经历和认识，自然有可商议之处。但是马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有些问题，主要一点就是：谁镇压了天安门事件，或者说，谁镇压了四五运动？
马先生的文章说，这一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
那么，是“四人帮”迫使吴忠“上阵”的吗？大家知道，“四人帮”里官最大的是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据说，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泽东让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了，可是没一个司令站起来。点名都没人理，能听他们的话镇压群众吗？
况且，事实经过如何，只能凭当事人回忆。根据吴忠的叙述，所有指令均来自中央。作为中共党员、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将军，听从指挥是很自然的，无所谓“被迫”。不管是否“被迫上阵”，“‘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这顶帽子，不但吴忠将军不能承认，广大读者亦不认可。
根据吴忠文章披露，在四五事件以前一段时期，他所得到的指令有这样几件：
周恩来逝世后“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但吴忠又说，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似乎是指毛泽东未参加周的遗体告别事。“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
4月1日群众开始往天安门送花圈。“这时吴德、倪志福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说不要搞这个。”吴德“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说中央这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样大。”但是花圈还是越来越多。
4月4日，广场上有人讲演，公开骂江青。鲁瑛汇报上去，江青发飚，吴德给吴忠打电话，叫抓那两个人。“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本来政治局决定6日收花圈，但是5日凌晨改为立刻收。吴忠说是张春桥建议的，但是“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军队。这时主持军委的陈锡联召集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和司令吴忠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的还有秦基伟、梁必业。此时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陈锡联谈到外地一些情况，又谈到部队调动由军委下命令，调到北京的部队由吴忠、卫戍区指挥。所以，四五事件的关键环节调动军队完全按规程进行：政治局——中央军委——卫戍区，与四人帮没直接关系。
到了5日，事情越闹越大。警卫一师、二师不顶用了，又请示陈锡联，调警卫三师、四师五六千人进城。
事情继续发展，有一些人砸汽车，烧警卫部队的小红楼。“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
以上吴忠讲的是否全为事实？不敢打包票。特别是他未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事如政治局会议上谁的发言，就未必准确。他也可能有文过饰非的地方，也可看出他尽量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所叙述的主要举措是政治局通过的这一点，恐怕无可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上级（军委）的命令是他的天职。他所做的结论“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无法推翻，除非有更过硬的材料。
另一当事人吴德的回忆可以作为参照（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吴德说，关于不在单位设灵堂的通知是四人帮“指使”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的。他可能说的对，因为当时几乎无人理睬这个通知。
但是吴德又说，当时“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这实际上激化了矛盾。
4月4日，政治局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好像没参加，毛远新列席，主要由吴德汇报情况。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当然主要是根据他的汇报作出的（和13年以后的事有些类似），所以吴德本人应对四五事件应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对此，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完全回避。
这其中，发生广场上有人骂江青和抓人的插曲。到了4日晚12时，江青建议结束天安门悼念活动，收花圈。作为主持人，华国锋拍板作了决定。
4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在人大会堂开会。会议进行期间毛远新拿了毛泽东一个条子进来说，毛主席指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于是决定出动民兵，由吴德作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广播讲话稿，决定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吴德的回忆与吴忠的文章大体符合。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四人帮，当然包括四人帮在内。马懋如的文章说是四人帮镇压的，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相对来说，吴忠的文章更忠于史实。
马懋如承认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他说“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在这里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说明这一决定是在江青等人左右下做出的。
马懋如批评吴忠的文章，说事情的起因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吴忠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问题。吴忠说的是诱因，可以商量，但不完全错，因为包含四人帮的作用在内。
马懋如指责吴忠文章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少数人闹事，胡闹。实际上，吴忠指的是砸汽车、烧楼房那些人。他说是“一伙小流氓”，自然不对，应说是愤怒的群众，但这样的行为似也不值得提倡。
至于吴忠的文章未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整体判断，也是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所致，不能过高要求。他能如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就算对历史有个交代了。我想他基本上做到了这点。
下面再进一步对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性质和在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做些讨论。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讨论过，但是看了马懋如的文章，我还想说两句。
如上述吴忠吴德回忆所披露的天安门事件细节，镇压决定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主要责任者按次序排一为毛泽东，二为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华国锋，三为汇报现场情况的吴德。四人帮肯定起了很强的煽动作用，但不能单纯说是四人帮镇压了这个运动。
另一方面，从参与群众来说，所反对的也不单纯是四人帮。在讲演和挽联诗词中明确反对四人帮的是很少数，更少数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正如吴德在汇报中所讲的，有48起是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而冲突的焦点是官方不允许老百姓到天安门去，而老百席偏偏要到天安门去。几乎所有老百姓和官方较的就是这个劲。所以当时和后来官方通过各单位追查的，是你是不是到天安门去了，而不管你是否发表什么言论。
就此而言，老百姓所反对的，就不仅是四人帮了，也包括北京市委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发布的不许到天安门去的禁令。而不管是北京市委独立做出的，还是在四人帮“指使”下发布的这一类禁令的初衷，实质上是不允许老百姓参加任何非官方组织的活动，不能惯老百姓这个毛病。今天你允许他们冠冕堂皇地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事实上给了他们独立组织集会的权利和先例，明天他们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权利干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笔者在内，所表达的是怀念周恩来的情思，所争取的是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是随便到天安门广场上干自己所愿意干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理解四五运动实质的症结所在。四五运动意味着广大人民公民意识觉醒，初步摆脱了毛泽东文革理论框架的思想控制，独立自主开展争取最低公民权益斗争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十年了，老百姓什么也没得到，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巴黎公社原则之类的许诺一条也没兑现，官员们离人民公仆这个形象越来越远。他们心底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对报纸上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不相信甚至反感。现在，连天安门这个地方都不许去，还谈得到什么人民的权利？
百万群众由纯粹政治原因聚集到天安门广场。27年来，在这个广场上召开了无数次群众大会，然而，这是第一次群众自发聚集的聚会。10
年前，毛泽东君临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呼百应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百万人民以自己的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题目，选择了最大公约的目标，演出了这一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活剧，在专制体制最薄弱的地方打开了缺口。所说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只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当时当政的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长期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谁镇压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
谁镇压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
有的网友提醒我，不要过于相信《炎黄春秋》。事实上，我并非完全相信这个杂志，或者准确地说，不完全相信这个杂志上登载的文章。例如今年第6期有马懋如先生撰写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一文，我就有些不同意见。
马先生的文章是批评原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在同一杂志今年第3期上的文章《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吴忠的文章，由于他的经历和认识，自然有可商议之处。但是马先生自己的文章也有些问题，主要一点就是：谁镇压了天安门事件，或者说，谁镇压了四五运动？
马先生的文章说，这一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
那么，是“四人帮”迫使吴忠“上阵”的吗？大家知道，“四人帮”里官最大的是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据说，1974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泽东让王洪文点名，王洪文点了，可是没一个司令站起来。点名都没人理，能听他们的话镇压群众吗？
况且，事实经过如何，只能凭当事人回忆。根据吴忠的叙述，所有指令均来自中央。作为中共党员、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将军，听从指挥是很自然的，无所谓“被迫”。不管是否“被迫上阵”，“‘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这顶帽子，不但吴忠将军不能承认，广大读者亦不认可。
根据吴忠文章披露，在四五事件以前一段时期，他所得到的指令有这样几件：
周恩来逝世后“但从中央来了一个精神，不让各单位搞，劝阻群众不要在单位设灵堂悼念总理，我们心里不舒服。”但吴忠又说，事件的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似乎是指毛泽东未参加周的遗体告别事。“规格受到限制，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从中央来的。”
4月1日群众开始往天安门送花圈。“这时吴德、倪志福从政治局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精神，说不要搞这个。”吴德“传达上面的精神，他也没说中央这哪个讲的，只说中央的精神是劝阻，劝阻群众不要把规模搞那样大。”但是花圈还是越来越多。
4月4日，广场上有人讲演，公开骂江青。鲁瑛汇报上去，江青发飚，吴德给吴忠打电话，叫抓那两个人。“我想这是政治局的意思，不是吴德个人的意思。”
本来政治局决定6日收花圈，但是5日凌晨改为立刻收。吴忠说是张春桥建议的，但是“将近一点钟，吴德回来布置收花圈，我一听就说，不能这样搞，群众第二天一看没花圈，矛盾就大了；他说，啊呀，政治局已经决定了，是执行问题。”
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军队。这时主持军委的陈锡联召集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和司令吴忠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的还有秦基伟、梁必业。此时政治局会议已经散了。陈锡联谈到外地一些情况，又谈到部队调动由军委下命令，调到北京的部队由吴忠、卫戍区指挥。所以，四五事件的关键环节调动军队完全按规程进行：政治局——中央军委——卫戍区，与四人帮没直接关系。
到了5日，事情越闹越大。警卫一师、二师不顶用了，又请示陈锡联，调警卫三师、四师五六千人进城。
事情继续发展，有一些人砸汽车，烧警卫部队的小红楼。“这时毛主席有指示了，传达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华国锋当时在大会堂。吴德同志回来传达的。”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
以上吴忠讲的是否全为事实？不敢打包票。特别是他未亲身经历，道听途说的事如政治局会议上谁的发言，就未必准确。他也可能有文过饰非的地方，也可看出他尽量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但无论如何，他所叙述的主要举措是政治局通过的这一点，恐怕无可怀疑。作为一个军人，服从上级（军委）的命令是他的天职。他所做的结论“镇压是中央决定，还有毛主席的话。”无法推翻，除非有更过硬的材料。
另一当事人吴德的回忆可以作为参照（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吴德说，关于不在单位设灵堂的通知是四人帮“指使”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的。他可能说的对，因为当时几乎无人理睬这个通知。
但是吴德又说，当时“北京市委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层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在本单位举行悼念活动。”这实际上激化了矛盾。
4月4日，政治局在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好像没参加，毛远新列席，主要由吴德汇报情况。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当然主要是根据他的汇报作出的（和13年以后的事有些类似），所以吴德本人应对四五事件应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对此，他的回忆录中没有完全回避。
这其中，发生广场上有人骂江青和抓人的插曲。到了4日晚12时，江青建议结束天安门悼念活动，收花圈。作为主持人，华国锋拍板作了决定。
4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在人大会堂开会。会议进行期间毛远新拿了毛泽东一个条子进来说，毛主席指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于是决定出动民兵，由吴德作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广播讲话稿，决定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吴德的回忆与吴忠的文章大体符合。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不是四人帮，当然包括四人帮在内。马懋如的文章说是四人帮镇压的，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相对来说，吴忠的文章更忠于史实。
马懋如承认镇压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他说“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在这里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说明这一决定是在江青等人左右下做出的。
马懋如批评吴忠的文章，说事情的起因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吴忠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问题。吴忠说的是诱因，可以商量，但不完全错，因为包含四人帮的作用在内。
马懋如指责吴忠文章将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是少数人闹事，胡闹。实际上，吴忠指的是砸汽车、烧楼房那些人。他说是“一伙小流氓”，自然不对，应说是愤怒的群众，但这样的行为似也不值得提倡。
至于吴忠的文章未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整体判断，也是他个人思想的局限所致，不能过高要求。他能如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就算对历史有个交代了。我想他基本上做到了这点。
下面再进一步对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的性质和在当代历史上的地位做些讨论。这个问题有许多学者讨论过，但是看了马懋如的文章，我还想说两句。
如上述吴忠吴德回忆所披露的天安门事件细节，镇压决定是中央政治局做出的。主要责任者按次序排一为毛泽东，二为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华国锋，三为汇报现场情况的吴德。四人帮肯定起了很强的煽动作用，但不能单纯说是四人帮镇压了这个运动。
另一方面，从参与群众来说，所反对的也不单纯是四人帮。在讲演和挽联诗词中明确反对四人帮的是很少数，更少数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正如吴德在汇报中所讲的，有48起是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而冲突的焦点是官方不允许老百姓到天安门去，而老百席偏偏要到天安门去。几乎所有老百姓和官方较的就是这个劲。所以当时和后来官方通过各单位追查的，是你是不是到天安门去了，而不管你是否发表什么言论。
就此而言，老百姓所反对的，就不仅是四人帮了，也包括北京市委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发布的不许到天安门去的禁令。而不管是北京市委独立做出的，还是在四人帮“指使”下发布的这一类禁令的初衷，实质上是不允许老百姓参加任何非官方组织的活动，不能惯老百姓这个毛病。今天你允许他们冠冕堂皇地到天安门悼念总理，事实上给了他们独立组织集会的权利和先例，明天他们说不定就会利用这个权利干什么。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笔者在内，所表达的是怀念周恩来的情思，所争取的是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是随便到天安门广场上干自己所愿意干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理解四五运动实质的症结所在。四五运动意味着广大人民公民意识觉醒，初步摆脱了毛泽东文革理论框架的思想控制，独立自主开展争取最低公民权益斗争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十年了，老百姓什么也没得到，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什么巴黎公社原则之类的许诺一条也没兑现，官员们离人民公仆这个形象越来越远。他们心底的怨恨达到了极点，对报纸上任何虚假的宣传都不相信甚至反感。现在，连天安门这个地方都不许去，还谈得到什么人民的权利？
百万群众由纯粹政治原因聚集到天安门广场。27年来，在这个广场上召开了无数次群众大会，然而，这是第一次群众自发聚集的聚会。10
年前，毛泽东君临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呼百应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百万人民以自己的集体无意识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最恰当的题目，选择了最大公约的目标，演出了这一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活剧，在专制体制最薄弱的地方打开了缺口。所说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只是一种外在的包装。当时当政的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在四人帮覆灭以后长期不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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