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3 Forb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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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access the URL on this server.Powered by Tengine　　二二八就是国民党这个倒霉蛋在大陆兵败如山倒，　　墙倒从人推的时候，　　台包也看着国民党政权不爽，也去推一吧，好自己也爽一下，　　哪想国民党回光返照，墙没推倒，倒被墙砖压死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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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八结束后，有500多台包撤大陆，　　所以老蒋带着200万军民跑呆湾时，也有500多人从呆湾跑大陆，
　　李老灰当年中国共产党内的好朋友吴克泰的记念二二八文章，吴是台大法学院的，　　===　　台湾“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评说　　吴克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 　　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是台湾《中外日报》记者，恰在台北，第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详细报道，就是我和周青先生合写的。事件后，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并被迫离乡。作为当年参加起义的一分子，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认识写出来，以正视听，并求教于方家。 　　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已经53年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惨遭国民党军的屠杀，在台湾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在台湾近四十个年头的戒严时期中(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戒严)，蒋家父子禁止谈论“二二八”，“二二八”成了禁忌。台湾人民心中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台湾各界人士的努力，“二二八”的真相才开始点点滴滴地报道出来，随之人们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公布真相，进行平反、道歉、抚恤。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在解除戒严之后，不得不替已故的蒋介石承担罪责，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几年的调查，公布长达500页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并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立纪念碑等。虽然平反还很不彻底，但台湾民众以史为鉴，开始理性地历史地对待“二二八”，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尽量消弭省籍矛盾，把2月28日定为“和平日”。 　　回顾当年2月末，正是国共和谈完全破裂，中共派驻南京、上海、重庆和北平的代表被迫全部撤退，国民党“洋洋得意”、积极部署进攻延安之际，被认为国民党后方一片净土的台湾突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二二八”起义，起义迅速扩及全岛。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顿时陷于瘫痪。它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蒋介石不得不从大陆调遣重兵，火急赶赴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国民党的专政和贪污腐败，实行地方自治。它的性质和当时国统区发生的大小“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只是其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而已。它是台湾史上乃至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进步的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我拟分六个小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台湾光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50年的台湾人民，盼望台湾回归祖国，能够做一等公民，过上幸福生活。想光复之初，台湾万人空巷，通宵达旦，欢庆回到祖国怀抱；张灯结彩，箪食壶浆迎接中国军队和接收大员陈仪等到来。谁能想到盼来的是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迎来的是通货膨涨民不聊生。 　　陈仪其人，原是鲁迅、郁达夫的同乡好友，为人耿直清廉，有事业心，在国民党官僚中是少有的。据说，早在抗战末期，他在重庆就受命筹备接收台湾的工作，制定了一套计划。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朽的与人民为敌的政府，它的反人民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陈仪赴台主政后，失误接踵而至。 　　首先是没有集中力量抓生产的恢复。光复之初，遭受战争破坏的台湾百业待兴，他没有抓好生产的恢复，面对数十万失业者(当时台湾总人口才六百万)，既没有采取辅导就业的措施，又无力救济，造成台湾人民的极大痛苦和不满。 　　其次是用人不当，不重视台湾人才。陈仪起用的主要干部是他任福建省主席时的老班底。陈仪的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的老班底中不能说全是坏人，但多数还是官僚习气极重的贪官污吏，如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台北县长等都是大贪污犯。在这些人的贪污罪行被揭发出来以后，陈仪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惩处，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中下级干部及军警大都是从大陆各地招募来的，他们以胜利者、征服者姿态君临人民头上，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而大批台湾的有用人才却以不懂国语、不会“等因奉此”这一套而被排除在政府机关和官营工矿企业之外。少数被留用的中下级台籍干部的待遇又比外省籍的差一大截，受到歧视。台湾人民对此当然深恶痛绝。
　　第三是经济政策的失误。陈仪原想筑一道“防波堤”，防止大陆的通货膨胀影响到台湾，防止江浙财阀(四大家族)到台湾兴风作浪。但他该紧的不紧，该松的不松，一误再误。“民以食为天”，大米配给制本来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放开，以保证人民基本口粮。但陈仪到台之初就废除了大米配给制，大量的大米被调运到内战前线，贪官污吏也偷运大米出台，大赚其钱。结果米价不断飞涨，光复时每斤1.5元的大米，到1947年2月涨到每斤32元，带动各种物价上涨，最后各地发生抢米风潮。他设立贸易局控制对大陆的贸易，剥夺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的香烟比台湾的香烟质优价廉，陈仪却以香烟专卖为由禁止上海香烟进入台湾，专卖局就到处查辑“私烟”，断了售烟小贩的生计，以此为导火线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件。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国民党反人民大打内战的大形势是分不开的。1947年初，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涨，法币迅速贬值，台湾的黄金价格向上海行情看齐，成倍上涨，最后有行无市。金价一涨，各种物价跟着狂涨，许多机关长期拖欠工资，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在台湾采访的南京、上海的记者目睹这种险象惊呼：台湾面病齐发。上海《观察》杂志驻台记者2月2日在一篇通讯中预言：“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动或暴乱的。”面对这种局面，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思改进，反而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黑名单，包括一批外省籍记者，准备逮捕，陡然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台湾已到了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地步。 　　所以“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有其客观必然性，问题只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规模发生而已。 　　二、“二二八”事件的两个阶段和责任问题 　　我认为“二二八”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看：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2月27日。是夜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路人陈文溪，引起公愤，群众漏夜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手无寸铁的民众向长官公署请愿时，遇到机枪扫射，死伤多人，愤怒的群众占领广播电台，登高一呼，全岛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惩办凶犯，来抒解群众的情绪，反而宣布戒严任事件扩大。虽然陈仪后来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但实际是虚与委蛇，施缓兵之计。国民党兵仍不断开枪杀人，群众看到“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复杂性（有王添灯那样仗义执言的人士，也有艾渭川那样的中统、军统人物，多数是地方士绅）、妥协性，认为不能依靠，便为了自卫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正义的。 　　第二阶段从蒋介石下令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一个宪兵团于3月8日开到台湾，实行血腥镇压开始。国民党军抓住台湾人就杀，从基隆、台北一直杀到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又杀到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杀了上万人，真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一直为民喉舌，受人尊敬的王添灯、宋斐如以及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随后又进行清乡，又捕杀许多人。这一阶段是国民党反人民本性的大暴露，是非正义的、反动的。 　　至于造成“二二八”事件的责任，我认为事变发生前的责任主要应由陈仪来负。事变中的更大责任则在蒋介石。四年前的夏天，陈仪当年的侍从舒桃（贴身保镖，陈的来往函电都要通过他手）来大陆访问，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长官公署自己有电台，每天都跟南京通报。2月27日晚上，陈仪就电告南京。蒋介石立即回电：‘以强硬手段平息，’3月1日下午一两点，陈仪又电告南京，1日晚蒋介石回电：‘格杀勿论’。” 　　当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也说：“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他在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3月2日，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方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成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驻福州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
　　何汉文当时曾受“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指派，参加另一位“监察委员”杨亮功的调查，何是了解内幕的。 　　可以印证何汉文所述的，是当年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官处处长何聘如所写的材料。他说，日早饭后，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参谋长江崇林电话，叫他到军长刘雨卿办公室开会，说是“奉主席蒋电令”，说台湾乱民暴动，令一四六师、一四五师3月8日前到达高雄，“到台后归陈（仪）长官指挥”平息叛乱。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是3月3日晨之前下达的镇压命令，且陈仪肯定会及时收到。由此也可以推断，“二二八”之后台湾当局搞的缓兵之计，是蒋介石和陈仪共同导演的。 　　在3月8日大屠杀之后，台北以及台湾各地都有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据陈仪侍从舒桃说：“黑名单由各单位提到陈仪那里汇总，统一确定后交参谋长柯远芬。柯再分派给几个单位去执行。”当然也有不少是“先斩后奏”的。既要卸下历史包袱，取信台湾民众，我认为台湾当局应该公布这些档案了。现避居美国旧金山不敢返台的柯远芬，也有责任把事情说说清楚。再者，“二二八”早上，“长官公署”临时调来了卫兵，陈仪准备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之际，卫兵从“长官公署”顶楼上，未予警告就突然向请愿群众猛烈扫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有权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柯远芬。 　　至于当时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喜熹、“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都因杀人有功受到提拔，尽管他们都已死了，骂名还在台湾人民心中。 　　三、所谓省籍矛盾与“二二八”的政治诉求 　　这是关系“二二八”事件基本性质的大问题。 　　先说省籍矛盾。光复之初，台湾人民欢欣鼓舞回到祖国怀抱。只是不久，看到国民党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对国民党政府的热切期望就开始幻灭，1945年年底，我在上海就听到了故乡人民骂陈仪，骂大陆去的政府官员为“阿山”了。又过一年两个月，台湾社会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台湾省同胞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同时，确实也出现了本省籍人与大陆来的外省籍人的矛盾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二二八”，在事件发生的头一两天群众在惩罚贪官污吏的同时误打了一些外省籍的一般公教人员，这是群众自发斗争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台湾人民很快自己起来纠正这一错误。很多材料都说明，许许多多外省同胞如教员、商人、学生及一般公务人员都受到了保护。至于外籍同胞死亡数字，据国民党方面调查统计，台北市死7人，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伤致死4人，嘉义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东市死1人，台东县死1人，共21人。台北县、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县、花莲县、澎湖县的外省同胞均无一死亡者。许多正义的公正的外省同胞都理解这一点，他们对于台湾人民“二二八”斗争，给予积极地支持。如台大外省籍学生领袖周自强，因同我在一月初台北学生反美抗暴万人大游
行中相识，“二二八”发生后，他主动找我表示，他们外省籍学生已经组织起来待命，愿听从我的指挥，随时准备参加斗争。因此，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打外省人，是以偏概全，颠倒了是非，模糊了台湾人民“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本性质。 　　至于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民要“搞台湾独立”，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开脱其实施血腥镇压的罪责，强加给台湾人民的罪名。 　　“二二八”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化起来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超出旧政协决议的范围，但是，“长官公署”的报告却把它歪曲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杨亮功的报告也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二二八”期间一直在台北，从没有看到过、听到过要求“独立”的口号。事后走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到过哪些人、哪些组织有“台湾独立”的诉求。 　　事后，国民党公布了“二二八”“要犯”的通缉名单。其中有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名字。国民党以为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进去，“二二八”要求独立的罪名就成立了。这实在可笑之至。当时在台北的人都知道廖文毅在“二二八”前不久竞选伪国大代表落选，还跑去南京旁听伪国大开会，回来后召集记者表示他的主张仍是联省自治。“二二八”当中，他们兄弟二人正在庐山游山玩水，根本没有参加。他们后来跑到香港，开始提“联合国托管，”50年代跑到日本才打出“台湾独立”的旗号。到了60年代就被国民党招降过去，当了曾文水库的“主任”。“台独”开山鼻祖廖文毅就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 　　相反地，“二二八”是爱国运动的证据则俯拾皆是。例如高雄学生军的传单一再地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的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告全国同胞书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真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正因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当时大陆各界和媒体包括《正言报》、《申报》、《益世报》、《立报》、《大公报》、《新闻报》、《文汇报》、《新中华报》、《新民报》等都表示对台胞的深厚同情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更是给予及时支持和高度评价。“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32条要求，3月7日下午6时20分由王添灯在台湾向中外广播，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的长篇文告，给予肯定和支持。文告后来于3月20日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这篇文告指出：“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四、台湾农民对“二二八”斗争的态度
　　《救救台湾》一文的作者认为：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城市士绅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而在广大贫苦佃农与大地主，士绅阶级之间，“二二八事变”的“发起者事实上并没有代表台湾的主要人口”，“并没有代表主要售货员的农民的利益”。这位作者进一步说，“在那里（按指农村），‘二二八事变’勾不起人们伤痛的情绪，因此也无法营造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那次事变当时根本没有波及到农村。”《救救台湾》一文作者的这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台湾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矛盾。这在本文的前几段已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二二八”事件中农民的态度，我作为“二二八”的参与者、目击者，不能不多说几句。 　　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的日本官民拥有的土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70%，国民党成了台湾的超级特大地主。那时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佃农的一边”。那时候，不要说国民党台湾政府没有搞什么“土地改革”，连发生在当年秋至1948年的台中、台南等地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还遭到了残酷镇压。 　　那么，台湾农民是否参加了“二二八”斗争呢？《救救台湾》一文作者持否定态度。日“国民党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中，确实也有“惟全省农民，则均持安静之旁观态度”一说，但我所知的情况是：省会台北市3月5日凌晨未遂的武装起义就有为数不少的农民队伍在效外待命。各中小城市都有农民参加。台中、嘉义的起义告急时，台中、台南农民乘坐卡车一队一队地连夜赶往支援。台中的“二七部队”、嘉义的“民主联军”中都有不少青年农民。斗六的“民军”领袖陈篡地于3月中旬率众退入小梅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直至5月中旬。在受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支援，这是不可想象的。再说如果农民没有参加，农村没有波及，为什么国民党军在镇压城市起义之后，要立即在全省进行长达数月的“清乡”，用连保法收缴武器捕人杀人呢？1948年4月我也曾潜入台南大山中，到起义人员的据点工作，5月1日全岛户口大清查前夕，突然来了数十名因参加“二二八”斗争而逃亡的青年，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他们在户口大清查过后陆续离去，多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骨干。 　　诚然，“二二八”斗争台湾农村没有城市那么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平反后也没有在农村设纪念碑，但不能就此说农民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更不能引申出“二二八”事变本身不“具有社会革命的进步性”的错误结论。 　　五、中共台湾地下组织与“二二八”的关系 　　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即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6月正式在台湾建立组织系统。到“二二八”时，全省只有党员七十多名。“二二八”这一突发事件发生前，台湾地下党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作为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成员之一，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更没有组织上所作的任何部署。但是，当事件突然爆发时，我们在台北的为数不多的党员，都立即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一面参加斗争一面找组织，只是互相联络不上。到了第三天下午，组织才找到了我，告诉我国民党军宪警到处在杀人，为了自卫，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的组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志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进行宣传活动。其他各地的党组织都按照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嘉义的武装斗争是省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张志忠同志指挥的，武装斗争开展得最出色，有的地下党员在斗争中牺牲。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二二八”群众斗争被镇压以后，一切团体都被打下去了，只有中共地下党独树一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二二八”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看到中共地下党员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纷纷集合到地下党的周围，因而“二二八”以后地下党有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开展了工人的斗争、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以及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到了1948年，随着大陆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进步报刊在台湾的广泛流传，台湾广大人民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上弥漫了盼解放迎解放的气氛，中共地下党进一步发展壮大。 　　可惜，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上最反动的军统、中统头目集中到台湾，台湾地下党遭受了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台湾。据统计在长达数年的白色恐怖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大约四千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省同胞，被捕坐牢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群众有一万人左右。坐牢时间最长的林书扬被关了34年。中共台湾地下党为继承“二二八”未完成的事业，为了台湾人民的解放，为了全国的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到1954年。他们中代表人物就是张志忠、钟浩东、郭秀琮、吴思汉等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志忠及夫人季云在被捕前已被特务跟踪一个多月，被捕后没有出卖任何人。蒋经国曾两次到狱中对张志忠以礼劝降，均被张以死相拒，最后壮烈牺牲。经多年调查核实，张志忠、季云两同志已于1998年初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烈士。 　　六、日本是“几乎兵不血刃”占领台湾的吗？ 　　这个问题，本来与“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但谈到“二二八”起因，人们（包括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往往作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说“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然而，绝不能就此说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实行了仁政，更不能如《救救台湾》一文中所说：“台湾虽在1895年后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下，但占领过程中几乎兵不血刃，没有经历大陆那样残暴的侵略和屠杀。”这就背离历史事实太远了。日本侵略军于日从不设防的北部小渔村澳底偷偷登陆，便遭到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军民奋起抵抗，瑞芳、基隆、新竹、大甲溪、彰化八卦山、嘉义，曾文溪等地均发生了大规模的阻击战，新竹、彰化、嘉义等地反复争夺多次，经过五个多月大小百余战，使日军付出了死4800人、伤2.7万人的代价。这比此前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多一倍。日本侵略军主力近卫师团（即日皇御林军）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嘉义的激烈战斗中受重伤，不久毙命。 　　是年11月18日，日本侵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向日本明治天皇报告“台湾全岛平定”的话音刚落，抗日游击战的烽火便在台湾燃烧起来。北部农民武装首领陈秋菊、詹振等率二万多人除夕之夜包围攻击台北城；中部的柯铁、南部的黄国镇、凤山的林少猫等也先后率众起义。后又有北埔事件、林圮埔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来庵事件等农民武装暴动的接连发生。1930年浦里雾社的高山族同胞还发动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台湾人民的抗日、反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日本侵略占领台湾50年，我台胞65万人牺牲。日本侵略者1938年3月出版的官方机密文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卷，以835页的篇幅，记述了此前20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和日军残酷镇压的情况。该书306页、307页记载日军在我家乡宜兰镇压林大北起义时说：“从日……至1月28日，诛戮者大约一千五百人，烧毁房屋一万间，宜兰平原大半归于灰烬”，此类日军宪警的暴行，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始于台湾。难怪该书的序文表示，“相信这些体验，对于对满（洲）、对支（那）治安工作大有参考（价值）”，此书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印成，“是合乎时宜的”。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湾人民历来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今天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歪曲台湾人民的历史，对台湾同胞贬污，都是不能允许的。
　　这个作者吴克泰是台大法学院毕业生,　　是李登辉入党的介绍人,　　另外李登辉的铁哥们,中共党员陈炳基也是台大法学院毕业生　　===　　李登辉就是在这些台大法学院毕业生朋友的"诱导"下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误交损友啊)
　　吴克泰也是台北二中毕业的，老李在中共党内另一个好朋友陈炳基也是台北二中---台大法学院的（陈之中，谢长挺也是这个系列的，哈）
　　老台共追忆二二八真相　　3月11日的《参考消息》刊登了香港《亚洲周刊》3月7日一期报道： 　　经过7年之久，李登辉早年的中共同志陈炳基终于打破沉默透露，1996年他与李登辉密晤时正值李就职前夕，密谈中，李曾把就职演说的重点和未来施政的构想透露给他。当时陈问李：“有什么话要向北京说的吗？”李答：“这样吧，你就说，我李登辉在职期间不会搞台独，放心好了。” 　　这是继李登辉派遣苏志诚和郑淑敏为密使赴香港一事获证实后，有关李与中共高层对话的情况中最具震撼性的证词。两者性质不同的是，苏志诚密使事件无论人物和地点都是间接的，李、陈密晤却是李直接以“总统”的身份，在台北与台湾的中共人员沟通对话。 　　半世纪前，李登辉与陈炳基为中共地下党的亲密同志，两人与李苍降、李薰山、林如堉遭枪决，他们都没有供出李登辉的名字。 　　地下党积极行动　　日，专卖局人员殴打私贩林江迈引发全岛性的民变，其大环境的因素似为史学家所认定，即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陈仪一连串施政错误，官僚腐败，贪污横行，台人未受真正重用，民怨日深终于爆发，最后以国民党当局派兵血腥镇压的悲剧告终。但事实上，任何反抗行动均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由领导阶层设定目标与行动纲领，分配任务与协调动员，以正确判断局势，决定进退等状况。 　　“二二八”发生后，全省各地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协调处理善后事宜并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其成员包括地方仕绅、知识青年与一般市民。事后证明，临时性的“处理委员会”成员复杂，普遍受到情治人员的渗透，为陈仪所利用。等到军队登陆基隆后，“处理委员会”瞬间瓦解，许多主事者遭逮捕处决，情况惨重。 　　因此，“二二八”期间，较具规模的组织性反抗主要仍来自左翼势力，包括旧台共系统与省工委系统。日据时期，台湾左翼人士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在上海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与中共关系密切，其活动多集中在台湾中部地区。1931年台共遭殖民当局破坏后，左翼人士转进农民协、工友总联盟等外围组织。
　　当年曾参与“二二八”后加入中共的左翼人士周青分析：“日据时代，许多爱国志士不管是左或右多来自中部地区，主要是1895年日军攻打台湾时，战略性的一仗‘八卦山之役’就在彰化，所以这里有很深厚的民族主义的土壤。” 　　武装反抗如火如荼　　年少时曾追随台共领导谢雪红、王万得、苏新等人的周青继续解释：“台湾光复后，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台湾设立分部，许多旧台共人士纷纷参加三青团组织，因为日据时代他们已经有了组织和行动经验，有了这样的基础和背景，‘二二八’时，三青团才成为重要的反抗组织。” 　　三青团是蒋经国于抗战期间成立的青年组织，以社会改革为号召，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三青团在台的负责人是有国共合作背景的台籍将领李友邦，包括谢雪红等旧台共人士都加入了三青团，原来是为了共同建设台湾而奋斗，不料“二二八”一爆发，三青团竟成了旧台共与左翼人士借以发动反抗的组织系统。这种现象使得陈仪对李友邦大为不满，设计把李友邦密押南京，幸赖李妻严秀峰赶往南京当面向蒋经国解释，始释回李友邦。 　　至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系统，1946年初，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赴台发展组织，一开始主要是在本身宗族、旧台共系统与高等院校三方面发展，到了“二二八”发生前，党员约70人，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素质很高，而且在日据时代即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其中不乏赴汤蹈火之士。而旧台共领导谢雪红则另设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华东局指挥。 　　有关左翼势力在“二二八”期间的活动，由于蔡孝乾后来投降，张志忠遭枪决，没有全面的资料，只能由存活者的语词组合成大致的轮廊。时代台北市学工委书记的吴克泰回忆说：“3月1日下午，廖瑞发（时任台北市工委书记）通知我说，我们已经组织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市的组织武装斗争作如下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从此，我就白天联络、组织群众设法寻找武器；晚上收听各地广播。这一期间，我有没有布置李登辉什么任务，我已不记得，但还记得他积极联系了淡水方面的学生。” 　　关于最后一部分，当时在淡水中学念书、80年代初成为中共驻东京大使馆政治参事的纪朝钦也有一段相应的回述。他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具体的就是学生读书会，后来我才听说我们的领导人是李登辉。”纪说：“我见过李登辉，但我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我们交谈不多，他不说话，但是比较左，对国民党不满，像一位忧国之士。” 　　纪继续说：“‘二二八’时，陈能通校长带领我们去接管淡水警察局，我们用他们的枪来武装自己。后来镇压部队来了，陈能通校长就要我们撤回学校，有的同学就给部队打死了。3月9日，他们就来学校抓我们校长还有一位黄姓的体育老师，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实际上是被枪毙了，因为他们带领了学生武装起义。” 　　至于在几次学生运动中都扮演冲锋陷阵角色的陈炳基则表示，台北地区有一个临时组织的“武装起义指挥部”，由李中志领导。他说：“处理委员会的成立我根本没有参加，当时学生治安队被实际上是军统特务的许德辉控制，本省人、流氓啊！他组织了一个忠义服务队，接收了学生们冒死从警察那里抢来的武器，所以我们拿不到武器。我们认为武装学生队伍的工和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因为处理委员会的嗽叭哇啦哇啦，学生搞不清楚。” 　　陈炳基说，3月3日下午，李中志在延平中学主持了武装起义计划的会议。计划是这样：“3月4日零时开始，说乌来的高山族已联系好，他们12点会下来，武装起义指挥部设在新店，先占领新店，再攻打台北。我的工作是组建第一大队，以建国中学为基地，因为校长比较开明，过去默许学生运动，而且经过几次学运，队伍比较整齐，有几个骨干，所以我就把第一大队设在那里。” 　　武装起义攻打台北　　不过，那天陈炳基在那里等，却一直没有消息，说是3点会发信号弹。陈很着急，那天又滂沱大雨，于是他暂时交给别人指挥，赶紧骑自行车从建中到台北桥林水旺家打听，林也不知道，陈再赶到师范学院找郭琇琮，问他武装起义到底干不干，他说一定要。有了这话，陈又回到建中。他说：“根据计划，我们第一大队负责先围攻陆军医院，说那里有军火库，有内线会帮我们开门，让我们拿武器，拿了以后再去攻打警察大队，然后再去攻打军营、宪兵司令部，最后各大队联合一起攻打占领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 　　后来，陈炳基带着台大学生王子英到陆军医院的后门观察，没有任何动静，再到警察大队那里，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李中志还说拂晓有两辆卡车从桃园上来支援我们，车停在小南门，我也赶去看，结果没有，看到这里已经天亮。我只好回去，取消武装起义计划，解散队伍，后来才听说，乌来高山族，他们下来是有条件的，要米、盐、火柴、肉，实际上就是要有军需物质，不然没有这些人家怎么打仗啊！” 　　第一次武装行动流产后，陈炳基等人也准备了第二次，但他们仍然找不到像样的武器，还没准备好，“国军”援军即已开抵。现在回头看，陈炳基说：“我们只有酒瓶、木刀、铁棍。台北不像台中或别的地方，是党政军中心，特别是处理委员会很复杂，消息早就走漏，听说警察大队的机关枪早就等着我们，（如果）我们拿木棍去，结果不堪设想。” 　　左翼势力是“二二八”期间唯一较具组织的反抗力量，有明确的抗争目标与意志，这点在“国军”登陆后特别明显，原本活跃的非左翼的反抗团体死伤惨重，只有左翼的谢雪红在台中、张志忠在嘉义的反抗行动表现得较有计划。尤其张在嘉义领导的武装行动成为“二二八”当中最激烈的战斗。 　　张志忠本名张梗，生于嘉义新港贫农家庭，学生时期即投入抗日活动，并加入王万得、蔡孝乾组织的台湾无产青年会。1933年张志忠遭日警逮捕，后又逃狱前往大陆。抗战爆发后，张进入延安抗大，毕业后派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直接投入战场，因此累积了多年的群众组织、敌前宣传与实际作战的经验。 　　1946年初，张志忠作为第一批选派的台籍干部返台，随即担任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首号军事首长。基于多年的战斗经验，张透过嘉义电台建立指挥中心，统筹指挥台南的李妈兜、斗六的陈篡地与嘉义的许分，创立共产党式的台湾民主联军。3月4日，台湾民主联军进占嘉义市主要机关，后来经过3天激战，该部退到嘉义机场，直到大批“国军”援军赶到，反抗行动始告一段落。 　　“二二八”中几个较具规模的反抗行动确实都与地下党的主要成员有关。事件后，他们也能在组织操作下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二二八”为中共添增了革命的燃料，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极度失望，一部分种入了台独的情绪，更多的知识菁英则转对中共产生期待，红色势力急速膨胀。加上中共军队在大陆节节胜利，各党政单位均派人前往台湾。到了1949年，台湾从政府机关、军事单位、运输、通讯、电力等部门到高等院校几乎遍布中共组织，复以有利的政治环境，台湾似乎已“解放”在即。 　　血雨腥风大举清洗　　然而1950年韩战爆发，美舰驶入台海，国民党当局重新战稳脚步，战略情势出现根本转折。国民党重整情治力量，贯彻白色恐怖政策，大举清洗左翼势力，许多地下党人遭到枪决，包括与李登辉熟识的郭琇琮、李苍降、林如堉等人。近年流出的保密局档案罗列着密密麻麻的枪决名单，触目惊心，代表着50年代红色力量被连根拔起的血腥岁月，这也是当时“匪谍就在你身旁”政治宣传的时代背景，台湾进入了不堪回首的残忍肃杀的年代。 　　也就是在“二二八”前后这段疾风暴雨的岁月中，李登辉的生命留下既激情又恐惧的刻痕，并长期埋藏在内心深处。或许，这多少解释了在半世纪后他与陈炳基重逢时，有着说不完的复杂的心理话。
　　台北二中====现在的成功中学　　别外二二八，连建国中学的校长都跑路到大陆来呀，没法子，不跑要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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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蒋不得人心是肯定的。
　　@流动在线-22 19:44:00　　老蒋不得人心是肯定的。　　-----------------------------　　老蒋宁波人，感觉宁波人经营那是很厉害滴　　搞政治，哈，做个太平官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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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吴克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n/
2001年第8期《人物》杂志
（文/詹志芳）　　我的父亲吴克泰生于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５日。祖籍福建省安溪县，到他这代已经是迁居台湾的第六代了。他的原名叫詹世平，我祖父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世界和平。祖父在乡下当代用教员。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孩子有十几个。父亲小时候放过牛，耙过田，割过稻，插过秧，也看过龙眼树。曾祖父有一天问孩子们谁愿意读书，只有我父亲一人愿意，曾祖父就送我父亲去读书。　　父亲６岁上学，那时，我国台湾被日本霸占，台湾省人都是亡国奴，在学校台湾省人都不准说中国话。我祖父一家像所有的台湾人一样都非常爱国，我有个曾叔公甚至上山去打游击抗击日本人。虽然，在学校讲日语学日文。但是回家后，祖父教父亲中国的古文，还带他去看京剧，对我父亲进行爱国教育。祖父曾经趁没有人看见痛打过日本警察部长（等于现在的分局长），因此被关进监狱二十九天。他还带领村里人不为日本人种甘蔗，又被关了六天。那时的台湾学生在喊"天皇万岁"时都喊"天皇拉屎"。因为，"万岁"在日语里的音是"棒在"，而"拉屎"在台湾话里是"棒塞"。父亲小时候功课很好，可就是不能上中学，一是因为他家太穷，二是台湾的好学校都让日本人的子弟给占了。父亲有两年在家里苦读，算得上是闻鸡起舞，只差头悬梁锥刺股了。终于，在第三年考取台北二中，那是当时台北最好的中学，里面三分之一是日本人。父亲去了就做副班长。本来，父亲可以做正班长的，因为是中国人被降到了副班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当局要求所有的中国台湾人都改成像日本人一样的四个字的名字。父亲是副班长必须带头，可父亲继承了祖父的秉性，就是不改。结果被日本法西斯的体育教员痛打一个多小时，父亲恨死了日本人。他暗下决心等长大一点，要回大陆参加抗战。他在功课上一直领先日本人。几十年后，中日建交，父亲多次去日本，他日本的同学都还记得他成绩好，叫他中学时的外号"会走的英文字典"。　　终于，在１９４４年上大学预科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只身回上海寻找抗日组织。但通过台湾海峡要日军发的护照，因而陷入日军中。后来，他设法逃离。父亲那时只听说国民党抗日，并不知道还有共产党。在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组织的时候，日本人投降了。他就留在上海上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在他的同学里有一位叫李元明的，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成员，看见我父亲很有正义感，就发展我父亲入了共产党。　　父亲入党后，立即被派回台湾。当时，台湾的党组织刚刚建立，没有几个人。父亲先后任台湾地下党台北市工委委员，台北学委书记，新闻记者小组成员。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８日，台湾爆发了著名的"二?二八"事件。当时，父亲的报馆同事周青正好在出事现场，激动的群众聚集起来追捕肇事者，父亲在中途遇上就参加了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的群众斗争。父亲碰上周青伯伯就一同回报馆分工写报道，在截稿前赶发出去。那是第一篇关于"二?二八"的详细报道。"二?二八"被国民党杀害的无辜群众达数万人。当时，全台北戒严，父亲躲在朋友家整整五天，无法出门。祖父以为父亲那么积极参加这一事件，一定是被打死在街头了。戒严一解除，祖父就到街上一具一具地将尸体掀开来看，寻找他惟一的儿子。
　　父亲在１９４８年认识了母亲。母亲叫高莲子，台北景美人。　　父亲要和母亲结婚时，向组织上汇报。当时，从延安派来的地下党负责人老陈来考查我母亲。碰巧，那天有人来查户口，我母亲沉着应付使老陈对她有了很好的印象。所以，组织上很快批准我父母结婚。　　当时，老陈根据中央的通知，派我父亲带六个人（包括我母亲）四男两女来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　　父亲离开台湾后，国民党破坏了台湾地下党组织，因为台湾是岛屿，海岸一封锁谁也逃不出去。我父亲成了通缉犯，因为抓不到父亲，我祖父被抓到火烧岛关了六年半，放出来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曾祖父丢了孙子，又丢了儿子，心急如焚到处寻找，终无结果，悲愤至极，终于精神分裂惨死。他们惟一的有文化的后辈不能尽一点孝反而连累了他们。１９５５年春节父亲风闻我曾祖父去世，难过地哭了。　　１９４９年３月，父亲一行六人坐船到了上海，和组织上接上头以后，四个男的化装突破封锁线北上，我母亲与另一女同志张砚因为化装不像只好取道香港再坐船到天津，和母亲同船的还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潘汉年、夏衍及其子女等人。父母亲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母亲和郭兰英、张瑞芳在一起，那时她还不会讲普通话，只会日语和台湾话，有些人还以为我母亲是哑巴呢。会后，父母亲住在中南海的中央统战部里面。后来，我母亲被送到在颐和园附近的华北革命大学去学习。父亲分配到国际广播电台做日语广播工作。当时的局长是廖承志，廖承志从小跟随父母去过日本，又去欧洲留学会好几种外语。他亲自对父亲的日语能力进行测试，每天来看日文稿件，过一段以后，说不用看了，就由我父亲定稿。　　抗美援朝开始，母亲报名去朝鲜，组织上没有批准。她怀着我上"革大"的大卡车因行动不便，从车上摔了下来。我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出生。当时，父母住在六部口，现在的首都影院西边的京师医院，一间曾做过太平间的房子里。周围是一些著名的播音员，如齐越、孟启予等。我经常白天睡晚上哭，这些播音员被搞的睡不好觉，就给我们家提意见。后来，我一哭，父亲就用被子把我捂起来，母亲就去抢救我。等我长大了这些大人物都说抱过我，谁也没有提过我吵他们的事。　　吴克泰（右）与本文作者　　母亲在"革大"已经是预备党员了，调到电台工作时是供给制，每月只有几元零花钱，大家就用这一点钱自愿做慰问袋送志愿军，母亲没有把全部的钱都做慰问袋被父亲告到单位，使母亲的预备期延长了一年。　　父亲常常加班，有时星期天也加班，每逢父亲加班，我和妹妹就被父亲送进了只有几个父母出差不在家的孩子的幼儿园。我再长大一点，就经常在节假日给加班的父亲送饭。父亲也常常和几个台湾来的朋友聚会，他们每次都要唱一首歌《我爱我的台湾》，歌词是："我爱我的台湾哟，台湾是我家乡……"　　６０年代初，父亲就在廖承志和赵安博（毛泽东的日语翻译）的领导下，参加翻译日文版《毛泽东选集》１-４卷。那时，从日本共产党请来了日本专家，父亲一直参加核稿和定稿。廖承志爱开玩笑，他叫比他小２０岁的父亲"吴老太"。在这时期，父亲给邓小平做过翻译。　　１９７３年，中央决定纪念"二?二八"起义二十六周年，廖承志上午把父亲叫到人民大会堂，让父亲写"二?二八"发生过程的文章，第二天开纪念会。父亲写一张廖承志看一张，终于在开会之前把文章赶出来了。从此，开始了每年纪念"二?二八"的活动。９０年代初，台湾当局也承认了错误，对"二?二八"的受害者予以平反，赔礼道歉。　　"文革"后期，父亲看到邓小平搞"整顿"很有成绩，可又被"四人帮"给打下来了，觉得这样的宣传工作实在太荒唐，就主动要求又去做《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的翻译工作。后来父亲不在广播部门工作了，所以到现在他也没有拿到高级职称。　　１９７９年，父亲去了荣毅仁刚刚组建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被任命为业务部副总经理。父亲打开了"中信"和日本的关系，除了引进设备，还做了许多对祖国统一有益的工作。在"中信"他参与引进了福达胶卷的生产线，并救活中国最大的化纤工厂仪征化纤总厂等。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导我们要做老实人，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到现在他只有一套不够他那个级别应有面积的住房。有父亲这样的权力、经历、学历和社会关系，发了大财的也不少，可父亲安贫乐道。　　吴克泰在日本　　父亲一年要给我们开一两次会。一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道理；二就是指出我们最近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地方，要我们注意改过。我们就像小树，父亲就是园丁，把我们长得不好的枝枝杈杈都剪掉。我们受到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可是我们懂得，有这样的严父我们才会健康成长。　　父亲也有不近人情的地方。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对高级脑力劳动者有些照顾，父亲有一个小本每月都可以去买些营养品。记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我排了六个小时的队才买回来那些东西。我整个人都要冻僵了，母亲马上给我烧水泡脚。可是，父亲回来后，就把我买回来的两斤黄豆都炒熟了，一粒也没有给我们几个孩子留，全拿到办公室去给他的同事去吃了。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但父亲的行动却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同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许多人家在楼后面的空地开小片荒种地，父亲也在最外边开了一块地。星期天有时间就带着我们去劳动，我们都在上小学根本干不了什么活儿。所以，这小块地基本上都是父亲在干。夏天，播种有了结果，茄子开始长大起来。我和妹妹放了学经常在园子里玩。一天，两个姐妹站在我们的园子外面，看着我们。通过一段互相审视之后，我们开始说话，才知道她们很饿，家里没有东西吃，母亲又有病，她们还告诉我们茄子可以生吃。我和妹妹就把快要长成的茄子摘下来送她们了。以后，她们经常来，我们每次就按照她们要的东西摘给她们。那年，父亲没有收获。他还以为是地点不好，有人偷他种的东西。其实，那是我们两个"家贼"干的。父亲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父亲不许我们早谈恋爱，要求我们必须过了二十八岁才可以谈恋爱。当时，和我年龄相当的只有大学生，而我想要一个有学问的丈夫。于是，我挑中了刚从美国回来的语言学博士廖秋忠，可他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父亲在我们的婚姻上是很民主的，他没有反对我。但是，在我结婚的那个早上他偷偷地哭了，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我先生廖秋忠和父亲有类似的经历。都是农村长大的，都是刻苦读书成绩不错。又都是有正义感，追求真理而回到大陆。父亲一直很喜欢我先生。１９９１年我先生突然去世时，他像失去儿子一样难过。　　我自１９９４年患骶骨瘤，至今已经做过三次大手术了。每一次手术，都将全身的血换光。每次手术，父亲都在手术室外面等。第一次手术时，刚一麻醉我的心律就不齐了，主刀大夫出来问父亲，手术还做不做了。父亲说做，大夫一进去，父亲就坐在了地上，我那时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有点承受不了了。我挺过手术后，他三天两头来看我。在我做放疗的时候，白血球急剧下降。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为了我的白血球尽快地升上去，父亲给我买各种熟食。可我根本吃不下，我为了不使他难过，就把东西留下，给生活有困难的病友吃。我第三次要手术时，父亲和母亲申请去台湾的手续已经办好，我就没有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近五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我只和在国外的弟弟妹妹商量，决定让在日本的弟弟回来照顾我。当父亲在台湾得知我又手术时，提前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和母亲就赶到医院去看我。看着这几年被我折腾得老了许多的父母，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１９８０年，我弟弟去日本留学后，两个妹妹也先后出国了。小妹妹还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和计算机硕士学位，大妹妹是企业管理硕士。弟弟上完大学已经在日本工作许多年了，当他问父亲要不要入日本籍时，父亲坚决反对。许多留学生入外籍都是为了生活方便，并不是他们不爱国了。父亲在这方面当然不是不知道，可他就是这么刻板。弟弟到现在也没有入日本籍。　　父亲对祖国统一一直非常关心，对在台湾牺牲的烈士家属和子弟都特别地照顾。只要有人来求他帮忙，他就认真对待。在七八十年代，他为这些人写了许多证明材料。他帮助海外的人找到在大陆失散多年的亲人；帮助一些人落实了政策；还帮助一些烈士子弟成功立业。他对那些烈士子弟做的有时比为我们做的还多。这些烈士子弟对我父亲也很好，常常给他写信告诉他自己工作和生活情况。　　父亲是五至八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两届政协常委。父亲离休以后，就在家里写些回忆文章。但是，更多的是进行反思，重新学习，吸收新知识。　　父亲的一生是勤奋、爱国、追求真理的一生。虽然，他历经磨难，可从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探索。　　（责任编辑　张继华）
　　李登辉早年中共同志陈炳基两岸传奇　　专访台盟中央政策研究会委员陈炳基　　文/主笔 徐宗懋 图/徐宗懋 提供　　他在台湾光复初期，是响当当的台大学生领袖，与李登辉是早年中共党内的亲密同志，也是李登辉 革命岁月的见证人。　　陈炳基，一个两岸相当陌生的名字，在台湾光复初期，却是响当当的台大学生领袖，精力旺盛，在动荡的岁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陈炳基的重要经历之一便是与李登辉是早年中共党内的亲密同志。1996年，陈炳基由大陆返台探亲，与李登辉私下见面，消息走漏，造成新闻风波。尽管如此，陈炳基本人一直没有开口讲话，虽然他生性硬朗大方，但基于可以理解的现实政治考量，却不便于澄清什么或证实什么。因此过去几年，尽管陈炳基几次返台探亲，甚至还接受官方邀请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但他始终是一位沉默的客人。 　　直到陈炳基接受笔者的访谈，才打破长年对外界的神秘印象，就其传奇的人生做一完整详实的叙述。　　因为抗日坐牢，台湾光复后领导反美示 威　　问：日据时代，你的家庭情况如何？　　陈炳基：小时候，我住在万华妈祖宫后面小街附近，经常去妈祖庙听讲古，听《三国演义》、《包公案》、《七侠五义》、《西游记》等。1940年我进入台北二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学校里日本学生趾高气扬，经常欺负台湾学生。最初我是打抱不平，日本人欺负台湾同学，我就开打。二战后，我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有了更强烈的感受，于是跟几个反日意识较强的同学一起思考台湾人如何才能出头。 　　问：日本殖民警察没有找上你？　　陈炳基：我们还没有到社会上去斗争，日本警察不知道，不过学校把我当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我弟弟听说附近稻江洋服研究培训学校的老板强迫女工让日本军官奸污，跑到洋服店丢石头，被抓到台北桥派出所罚站。我跑到派出所要他们放人，派出所真把人放了。第二天到学校，日本体育教员把我叫去罚站认错，我不认错他就打我，还用给篮球灌气的铁筒打。我忍痛始终不认错，他一走我就稍息，他一来我又立正，他气得要开除我。 　　问：后来你还是被日本宪兵抓去了？　　陈炳基：是的。同学刘英昌和唐志堂快到被日本征兵的年龄，决定去大陆参加抗日。日本宪兵队知道后，把刘英昌、唐志堂、谢娥、郭宗清、黄雨生和我秘密拘捕了。那时我17岁，宪兵队把我脱光吊起来，椅子摆在脚尖刚好能站住的位置，然后用日本竹刀用力地打。我鼻子不停地流血，到今天还留有当时的伤痕。进了监狱我们更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　　问：你一直被关到台湾光复吗？　　陈炳基：谢娥、刘英昌、唐志堂他们一直被关到台湾光复，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被先放出来，我们只是思想反日，没有实际行动，所以让我们继续上学。 　　问：台湾光复后，你是如何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　　陈炳基：台湾光复我18岁，我想从政。谢娥、刘英昌、唐志堂、李苍降参加了三青团，并在台北分团部担任工作。当时的台湾社会逐渐对国民党产生不满，我感到必须另找台湾人的出路。不久我考上台大法商学院社会行政专修班，进学校后自己看社会学的书，尤其是河上肇的书。　　问：1947年1月，台大的左派学生组织"沈崇事件"反美示 威，你是主要的领导人，事情经过如何？　　陈炳基：之前还有"涩谷事件"。日本黑道欺压在日本的台湾籍中国人，驻日美军计划把中国人驱逐出境。当时我马上组织发表抗 议信，还利用三青团的名义到处动员。"沈崇事件"发生后，台大并没有立即行动。后来是外省同学先发动的，而吴克泰懂台湾话和国语，所以成为本省和外省同学的桥梁。因为我发动了抗 议"涩谷事件"，他们就叫我一起干。后来当局要镇压，风声很紧，于是我们决定提前发动，1月8日我们在延平学院召开了紧急会议。
　　问：当时你跟李登辉熟吗？　　陈炳基：我知道他是从日本回来的，在1月8日的紧急会议时互相了解都有马列思想的志向，因而一见如故成为了好朋友。当晚我们决定第二天就要强行游
行，会上我慷慨激昂，比较出风头，李登辉没有发言。　　组织武装起义流产，躲在李登辉家里　　问："二·二八"爆发时你在哪里？　　陈炳基： 日我就在天马茶坊附近，听到发生事情后马上赶去，群众正围住警察指责。一个警察躲进一家冰淇淋店的办公屋，我与几位群众想把他揪出来，他在赶来的几个武装警察的掩护下从后门溜走。我跟着追了一段，结果他反过来开枪，我和几个人把停在圆环附近的一辆卡车推翻，放火烧了。　　我预感有一场风暴会发生。第二天我赶到学校把情况告诉同学，然后赶到公卖局台北分局。当时有一些东西捣毁了，还有一些标语，像惩办凶手、废除专卖局等等。后来群众擂鼓敲钹涌向长官公署（现行政院）去请愿，但群众走到公署的入口处时却遭屋顶机关枪扫射，好多群众被打死、打伤。后来我们退到现在监察院一带，群众开始乱打外省人。我说不可以乱打，我们只打贪官污吏，群众觉得有道理便不打了。　　接着，我又赶回法商学院召开学生大会，报告了自己所见的情况，说"人民公仆"竟然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我一讲完，一位叫李中志的人就找我去开会，他是中共党员，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商量要搞一个武装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达成了协议，他负责供应武器，我组织学生队伍。当时我有想到这背后可能是中共组织，但不确定。　　问："二·二八"事件中，中共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具体计划？　　陈炳基：李中志领导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指挥部只是临时应急组织的。当时中共的力量很小，全台只有几十人。3月2日，李中志的联络员叶纪东告诉我，廖瑞发、王万得向我问好，这些人是旧台共，所以我就猜武装行动可能跟中共地下党有关。　　3月3日下午，李中志在延平学院主持武装起义计划会议。我的工作是组织第一大队。根据计划，我们负责先围攻陆军医院，里面有军火库，拿了武器再去攻打警察大队，然后进攻军营、宪兵司令部，最后各大队联合攻打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　　问：武装行动最后流产了？　　陈炳基：3月4日凌晨，我到陆军医院的后门观察，再到警察大队，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李中志说桃园有两辆卡车支持我们，结果也没有。看到天已经亮了，我只好回去取消了武装起义计划。　　问：3月9日军队进入台北之前，你们没有筹到武器粮饷？　　陈炳基：没有。军队来了以后，我与黄雨声一起到台北二中的反日先辈林水旺家，吴克泰与周青两人也在。我们还未商议好，军队已在台北桥附近向行人打枪，大家就赶紧跑。我先到台北二中同学陈廷旭家躲了一周，后来李苍降通知我说，李登辉叫我到他家去。　　问：李登辉在"二·二八"事件中保护你？　　陈炳基：是的，那是我躲藏的第三站。李登辉到淡水长途汽车站接我。他家在三芝乡，平时他不住那里而住在台北。他家马列主义的书很多。当时他家只有爸爸、嫂子、侄子三个人，平常我躲在阁楼不出来，吃饭时才叫我。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我又换了地方躲藏。5月形势比较稳定后，我回到台北，接着又到高雄，最后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台湾同乡会我碰到吴克泰和周青。
　　李登辉这两个好朋友有三个共同特点　　1.都是台湾北部人,吴是宜兰人,陈炳基是台北万华人　　2.都号称是台大的学生领袖(两人都是台大法学院的)　　3.撤到大陆后都与谢雪红的关系不好,台盟内部率先反对谢的是吴克泰与叶纪东（台北延平学院的学生领袖）,　　而在台盟内部主持对谢雪红的批评工作的就是陈炳基,陈也是谢雪红之后台盟的三个领导人之一(另两个是李纯青,徐盟山)　　4.陈炳基吴克泰都是台北二中(现在成功中学)的毕业生，李登辉曾去投考台北二中，可惜没考上，后转去淡水中学　　5.陈炳基吴克泰都是比较讨厌日本（这一点李登辉不象他的这两个好朋友,老李比较哈日），　　吴是到大陆来抗日的，而　　陈炳基更是：日本人欺负台湾同学，我就开打。　　也可看出陈炳基老先生年轻时　武风　　很盛阿
　　台湾人真的不解，在中国5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多少血雨腥风翻天覆地的大事，不说远春秋战国，五代十国的，就近代出现的二次鸦片战争，中俄，中日，八国联军大战，抗战内战，日本鬼子杀掉7000多万中华同胞，哪一件不是举国大战，死伤无数，割地赔银，国破山河碎，唯独台湾省还在把小事件228炒的火热，令人费解，放下日本殖民血腥镇压不反思，还说是日本带给台湾的繁荣，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把自己当日本人，这真乃胎...毒本性不改，烫水鸭子还要跳几下，没救了！！　　全世界都在反思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亚洲人的苦难，特别给我们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人员跟财产损失，稍微学过历史的中国人都知道，台湾省是怎么被日本军国主义践踏的，哪一样罪行都大过228事件，但南部一小部分人把228炒到现在这么热，就不难想象胎...毒分子何等疯狂！！　　在台湾没有新闻，从早到晚也许都在报同样一件事，政论节目庸俗无聊，一个议员可以说上5个钟头，一件核四风波可以谈半年，八掌溪可以全省谈论2个月，不怕你耳朵生茧，就怕你背不到，一个小事件228，活生生炒到有法定假日，所以台湾艺人被炒到有人没歌，有歌没谱，这就是台湾省一小缀无聊的团体究竟有多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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