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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表“曹操墓”一枚铜质印符，疑似“奂”字
新发表“曹操墓”一枚铜质印符，疑似“奂”字
&&& 在最新一期由社科院考古所主办的学术期刊《考古》上，一篇名为《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论文发表，这就是一直为学界所期待的“曹操墓考古报告”。该报告详细汇报了曹操墓田野发掘的过程、成果及结论，论文作者署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安阳县文化局。& & 报告显示，曹操墓中有两个大盗洞，一个时代不明，一个为现代。由于多次被盗，出土遗物大多被挪动了位置，但还是发掘出了400多件可复原的文物，金银铜器、陶器、石器均有，其中还有一枚铜质印符，图案不太清晰，也没有任何说明。还有四枚铜五铢钱，但这枚铜印符和铜五铢钱的发表，必将对“安阳曹操墓”产生新的影响。有人说此“此印纽上没有雕龙或其它神兽；工艺粗糙；材质为铜。认为它应当是封泥印”。。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简报内的铜印符：
&&&& 铜五铢钱。《中国文物报》 日第5版“文物考古周刊”《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获重要成果》文称出土钱币4枚，均为东汉五铢。1月13日后至前不久却变成“在这个墓里出土的铜钱币仅出了三枚（见图），其中都是东汉五铢”。有人认为其中一枚是曹操死后才有的曹魏五铢。《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报告，“结语”将“东汉五铢钱”作为断定墓葬年代证据之一（“结合所出东汉五殊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 应为东汉晚期”）。在平面图的说明文字中，可发现钱币总数仍为四枚，在用词上也有不同，墓道填土38是铜五铢，前北室67是铜钱，后室51、83是铜钱。
但这个报告没有“疑似曹魏五铢钱”的图片，见到的三枚铜钱图片并不是载于《西高穴考古报告》。
&& 曹魏五铢主要特点是外轮要压住五铢钱上“五”和铢字的金字旁一部分，东汉末年侵轮五铢就有了，单纯依据“轮压钱文”说就是曹魏五铢虽说不是很严谨，但有疑问。因此说这是一枚“疑似曹魏五铢钱”。参考曹魏五铢（收藏品）：
东汉五铢与曹魏五铢主要区别是外轮不压五铢钱上“五”和铢字的金：参考东汉五铢：
西高穴大墓的石虎雕与洛阳晋代金狮对比，两者比较接近：
&&&&&&&&洛阳出土的曹休铜印章印纽上就没有雕龙或其他神兽，而是瓦钮，并不影响此印认定为“曹休印章”而不是“曹休封泥印章”。
&&&&&&&&&西高穴大墓究竟是不是曹操高陵，或者是曹氏家族某位要人的墓？所谓铁证“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之类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枕等备受质疑，尚是悬案。但此墓出土的这枚铜质印符以前并未见公开发表过。本来铜质印符比石牌更有说服力，像洛阳的曹休墓就因为有曹休印而得到确认，然而安阳大墓如果是曹操的印符，应该与洛阳的曹休铜印差不多同时期，但《简报》对如此重要的出土铜印符却不作任何解释，对此印本身也没有认真清理干净，没有清晰的照片和图案的拓片。
&&& 《西高穴考古报告》只在出土铜器里发表有不清晰的7、8印符M205，是印是符？没有任何解释。所以，认为是铜印章的，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认为是符的，也可那样说。问题是此报告发表铜质印符，应该将此物品清洗干净，配上清晰的拓片图片，是印是符，由大家品头评足，事实胜于雄辩，像曹休墓的有字印章，清晰得很干净，拓片也一目了然。不用再说别的，仅此一物决定墓主是曹休，谁不信服？&&&& 《西高穴考古报告》中铜器的部分。对铜印刻意的“淡化”显而易见，。
因此，对“铜质印符”内容的论证很有必要。该墓很可能不是曹操而是“魏元帝”曹奂墓。
&&&&&&&&&&&& 晋禅代之后，封末帝曹奂为陈留王，尔后将曹奂及曹魏宗室都安置在邺城加以严格监控。曹奂终年五十七岁，死后以魏皇帝的规格和礼仪葬在邺城之西。其陵墓应按照帝制规格，因为曹奂是以支子入继大统当皇帝。& 据《三国志 - 魏书 三少帝纪》：“陈留王讳奂，字景明，武帝孙，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县常道乡公。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阳，见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改年，赐民爵及谷帛各有差。“十二月壬戌，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诏群公卿士具仪设坛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玺绶册，禅位于晋嗣王，如汉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终馆于邺，时年二十。【魏世谱曰：封帝为陈留王。年五十八，大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 司马炎于二年（265年）废掉了傀儡皇帝曹奂，魏亡。曹奂退位之时年仅二十岁，“遂改次金墉城，而终馆于邺，时年二十”。先居金墉城（洛阳汉魏故城西北角），后在邺地被“（监视）居住”37年，西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去世，虚岁五十七。因为曹奂以“魏帝”身份将曹魏江山社稷“禅让”给晋家，晋惠帝认为曹奂有禅让的美德，为此义行愉悦，所以谥号“元帝”，并“依礼”将曹奂按“末代魏帝”名义葬于邺城之西。
&邺城之西原来记述有曹奂墓，位于河北临漳县城西南28公里、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约三百米处（方位在此次发掘的西高穴大墓的东方河北临漳县境内）。1986年曾对这个“曹奂墓”进行过考古钻探发掘，已证实非曹奂墓。
& 目前安阳的所谓“曹操墓”规模类似“帝陵”，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长近40、 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 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墓，但相对比较粗劣，符合曹奂下葬时的身份。
&&& 铜印符的图与篆体“奂”字接近，显著差别是，此印是变形了的篆体奂字，下面的双手缩进去了，看似无手，可能是曹奂有意为之。首先，从某些方面透漏出曹奂当时的尴尬而危险的处境，特意表白自己不再插手任何政事；再是，此变形“奂”字上的部首“刀”或“高高的冠”变成圆形，没有锋芒，不在趾高气扬。
&&& 印符的图若按“曹”字解，也可能是曹奂被迫不再张扬的形象体现，这个变异了的“曹”字，与曹休铜印的“曹”字比对（见下图， 曹休印的曹字与安阳大墓印符符号比对），无法与曹操下葬时的情况相比，那时曹家如日中天，故任何一位曹氏不会把自己的铜印（或印符）上的“曹”字弄成如此“龟缩”的式样：象征长长车辄印的线条没有了，长长伸出的腿收缩了，方正的口变的圆滑起来，两个車（東）轮几乎要“合二为一”，活脱脱表达出曹奂低调以保全命的悲惨处境。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简报2010年第8期，发表时仅有铜印符照片，铜印上的图案是什么没有解释（图一0 7、8），但倒过来仔细审看，安阳大墓铜印符 去掉下面的双手看看像似为篆体“奂”字：
安阳大墓铜印符 “奂”位思考，将缩进去的“手”“移到下面”，“低下的头”抬起，为“奂”字无疑：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简报内的铜印符与古“奂”字比较.
将印符颠倒过来放正以后，印上的图案疑似古“奂”字：
&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博物馆日公布的视频截图照片显示一只章鱼用触腕缠绕着一个椰子壳，当章鱼的腿收缩时，与铜印符的图案有点类似？可以想见曹奂低调保命的心情。
&&&& 《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2010年第8期41页考古简报发表这枚倒置的铜印符照片，如果与洛阳出土的曹休铜印章之“曹”字对比，铜印符的图形又像似“曹”字。只是下面的方写的圆形，变异为圆形的“曰”口字型，上面的两个篆体“東（車）”字下的撇，与曹修墓那种“曹”字相比，伸长的车印（腿）变异向内收缩，并且两个“車（東）”字有一定重叠，疑似“曹”字（附图于下）。推测安阳大墓印符的图是个变异了的“曹”字，与曹休铜印的“曹”字比对，二者的差异在于，曹休铜印的“曹”字很清晰（洛阳考古队很认真对此印进行清理并拓片，不论印章还是拓片都无可挑剔，故大家对曹休墓无异议），与曹操下葬时的情况相比，那时曹家如日中天，故任何一位曹氏不会把自己的铜印（或印符）上的“曹”字，弄成像安阳大墓印符如此漫漶不清（考古队没有认真对此印进行清理并拓片）。此印如此“龟缩”的式样：象征长长车辄印的线条没有了，长长伸出的腿收缩了，方正的口变的圆滑起来，活脱脱表达出曹奂低调以保全命的悲惨处境，曹操不会如此低调。
汉代的《曹全碑》的“曹”字，类似安阳大墓铜印符的图案变形的“曹”字：。结合此墓男性头骨约60岁，与曹奂死时年龄58岁极相近，而曹操死时年龄66岁。这枚铜印符有可能是曹奂为躲避西晋的耳目，有意隐蔽使用的私印：
&&&& 洛阳曹休墓出土的铜印清理的干干净净，还有拓片，还请网友到考古现场随意拍摄在网上发。而此大墓，为何搞得神神秘秘，武警把守，不让别人接近，更不要说让网友随意拍摄了。出了铜印还封锁消息，一直到最近发《报告》才公布这一发现，但为何铜印不清理干净？只是图片和拓片还是模糊不清，也没有进行任何解释。
&&& 大家都知道铜印是认定墓主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同一个印，图案颠过来，像是“奂”字，因为“奂”虽有皇帝之名，却无任何权利，不能插手任何政事，故把手缩进去，意为去“手”。颠过去是“曹”，本应该“说一不二”嘴变得圆滑世故，“保命要紧”啊。一字两意，曹奂很无奈！正是它的意义不寻常，自从曹操墓“发掘以来”，从来不见任何人提起，在“考古报告”发表前，没有人见过他的影子。“考古报告”发表后，仅有“铜印符”而已。“专家”还把他打入“封泥印”另册“淡化”。一印两意很神奇。但由于铜印图片不清晰，很难最后确定。
曹字的篆书写法
居延简曹字
桐柏庙碑曹字
曹全碑曹字，
奂 部首：大，篆书吴大澄说文解字
楷书颜真卿& 虞世南
草书毛泽东 草书韵辨
奂奐huàn&动&互易。后作“” [change]奂，取奂也。——《说文》呼唤。后作“” [call]唤，呼也。古通作“”——《说文新附》
&形&盛大 众多 [numerous]奂，众多也。——《玉篇》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奂然而与民壹始。——《大戴礼记·四代》奂，盛也。——《汉书·韦元成传》注又如:奂然(盛大的样子) 奂衍(众多散布的样子) 奂烂(繁盛的样子)文彩鲜明的。后作“” [bright brilliant]美哉奂焉。——《礼记·檀弓》又如:奂奂(文彩灿烂的样子) 奂若(色彩鲜明的样子)悠闲的，涣散的。后作“” [leisurely]伴奂尔游矣。——《诗·大雅·卷阿》君臣上下之际，奂然有离德者也。——《韩诗外传·卷三》业集累积，奂衍于其侧。——《文选·嵇康·琴赋》又如:奂衍(满布的样子)
奂Huàn&名&姓
奂huàn 　ㄏㄨㄢˋ盛，多。文采鲜明。
&&& 日上午，“正在进行的河南安阳曹操墓考古发掘现场：又一断定墓主人为曹操的“铁证”——“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出土。至此，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达到了9块。&&&& 当日上午9点半左右，刚刚出土的一块铭刻着“常所用长犀盾”字样的石牌，通过电视镜头展示在公众面前。这是曹操墓首次出现带“盾”字的石牌，表明墓主人生前曾经使用过此种兵器。&&&& 遗憾的是，石牌残缺了三分之一。古人员根据此前的发掘经验推测，残缺部分应该刻有“魏武王”字样，并希望在今后的发掘工作中能够出土。&&&& 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曹操墓中共出土刻铭石牌约60件，有长方形、圭形等，上面的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其中8块分别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字样，十分珍贵，被专家认为是证明墓主为魏武王曹操的最为重要的、最直接的证据。&&&&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潘伟斌说，发现石牌的地点位于曹操墓前室、一块被扰动的石质地板残块下面。此前该墓中出土的曹操头盖骨，以及8块“魏武王常所用”刻铭石牌，均在此出土。”
看看黄泥大戟与短矛，大戟与大戟
2009-03探索发现--寻找曹操墓
潘伟斌早已见到追缴的（魏武王家用）大刀石牌。
“日 中安在线-安徽商报刊出刘专家移花接木的一段话：“曹操墓”的那个石牌我都是第一次看见，中国埋在地下的文物数不胜数，有些东西就算你见到实物后都不一定能认识出来，更何况他们只看照片了。那个石牌我是亲眼见过的，当时发现这块石牌的时候，我就在考古现场。&&&& 记者：这块石牌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 刘庆柱：“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原本是埋藏在一个木漆盘子下面，我们对这个盘子做碳化测定，发现距今有1800多年了。当时发现这个盘子的时候，那个木质材料都已经碳化了，剩下的只有油漆在盘子表面的一层漆。这个油漆紧紧地贴在泥土上，稍微一碰就全散架了。&&&& 后来，我们用石膏和其他一些化学物品取下了贴在泥土上的这层油漆。就在这层油漆的下面发现了石牌。如果要是有人对石牌造假，然后再埋进墓葬里，这层油漆早就遭到破坏了。当然在木漆盘子下面发现的只有一块石牌，其他几块石牌是在别的地方发现的。但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其他几块石牌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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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日报道“领队亲述“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出土详情“黄泥头大戟11月8日出土
黄泥头大戟11月8日视频日，潘伟斌把刘?庆柱邀请到安阳，在此之前，刘庆柱尚不知道“曹操墓”正在挖掘之中。17日当天，从郑州市驱车赶到安阳县西高穴工地现场，在肯定了这是曹操墓之后，又于当晚11点前返回至北京家中潘伟斌电话告之发现圭。——以上报道均没有刘庆柱在现场的记录，他这次竟然说“亲眼看到”魏武王大戟出土，不仅说的与考古报告不符，更与和尚金山日记不符。刘信口开河，难怪网民说他不配国家级专家的称号。
==========================为了证实刘专家移花接木 ，温习一下2010《考古》第8期（以免又说是照片考古）有关刘专家所说的部分原文如下：“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图五；图六）。其中在前室内出有鎏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 “在前室 南侧室内发现2件陶俑。后室内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留局部，器形不明。”“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该墓出有刻“魏武王”三字的铭牌7块，以前室所出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 为完整。石牌出土时已断为两节，一节的位置距南壁1.4、西壁3.75米；另一节距西壁2.7、南壁1.15及墓 底0.5米。石牌出土位置明确，所提供的信息也准确，是认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刘专家移花接木很搞笑之处，就是他文中说“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是压在漆器下，原文，“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原本是埋藏在一个木漆盘子下面......在这层油漆的下面发现了石牌”.但“报告”明确记载的是“所有圭形大石牌都是出于前室扰土中”，而“压在漆器下”的是后室的六角石牌。刘专家不愧是“考古高手”，就这么将“后室的漆痕”移接到前室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上，就像“张冠李戴”或俗话说的“狗腿拉到猪腿上”，就将“曹操墓铁定”，既荒唐，又搞笑。《西高穴考古报告》写的混乱而不合规范，有以假乱真之嫌。例如在认定曹操墓重要证据上干脆搞个瞒天过海，把大小石牌混为一谈，明明没有“魏武王”字样的“常所用格虎短矛”，在报告中变成“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用黄泥包着看不见尖部圆孔、铜环和铜链的“格虎大戟”，也堂而皇之成了既有圆孔、铜环还有铜链，且给人个感觉所有圭形石牌都一样。2010《考古》第8期原文如下：“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图五；图六）。其中在前室内出有婆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图七，2——5;图版拾壹，2——5）。”在图版拾壹，就附有圭形石牌一张图，就是那个黄泥巴包着看不见尖部圆孔、铜环和铜链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如果以此《考古报告&为准,谁还怀疑此墓有猫腻？谁还怀疑八块圭形石牌不确？&&&& 除了那一块收缴的带链子“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石牌外，“发掘”的石牌，仅带泥巴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有“魏武王”三字，不知为何不把泥巴洗掉，而把其它石牌清洗过，都没有“魏武王”三字。“所用格虎大戟”是两块，字体也不太。残缺石牌碎片也不知在哪里？&&&& 是否带泥巴的那一块没有来得及钻出链子孔？为什么在发表《考古报告》时还不把泥巴去掉？一般出土文物发表时均要清理干净，还有线图、拓片等。请看2010《考古》第8期《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报告，题目就先入为主，像广告。其中讲到石牌：&& “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
&&&& 看了“考古报告”，你就无法搞清石牌的真假，因为此报告有意将大小石牌混为一谈，说有62块，大的是几块？小的十几块？有字的也不发拓片，有意不让人搞清楚，有意把来源不同渠道的石牌混在一起叙述，有误导的嫌疑。&&&&& 发表的《报告》文中说“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 但发表的图泥巴包的是什么并不见有任何解释。也看不见有穿孔，更看不到“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云云。&&&&&& 既然带铜链子的石牌是收缴的，存疑，此报告也无图。为何用那块收缴的带铜链的石牌特征来解释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这也是严肃的“《考古报告》”？圭形石牌长仅有10.8厘米，大约类似大一点的手机大小，所用链子应类似铜的钥匙链或装饰用铜小挂链那一类，不会是很粗大的链子。这种细小的铜丝链子，1800年恐怕早锈蚀的不成样子，甚至没有了。但见到的铜链子很新，确实值得怀疑。&&& 再说，大刀石牌那种双环金属链子，不是铸造的，说明常所用的铜链子有可能是取材于这类现成的铜链子，经电解或埋进厕所臭泥中若干时间，进行上锈做旧处理。像这么细小的铜丝链子，在北方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偏碱性黄土的墓穴中，能从东汉末到今天历经1800年而保存下来，恐怕社科院的考古专家也难以相信这是事实。看看此墓出土的汉五铢钱，铸造的钱币锈蚀到何等程度？这么细的铜丝能保存下来？何况那时还会拉出有这么细的铜丝吗？按《西高穴墓考古报告》所载圭形石牌“出土”位置，1800年的小铜链完美无缺也算国宝了。但《西高穴墓考古报告》中任何一个圭形石牌都没有铜环、铜链子。而《报告》白纸黑字说的清清楚楚有铜环、铜链子。那么这些圭形石牌的铜环、铜链子哪儿去了？既然是地层不会变，甚至说有的石牌还是压在漆器下，总会有点剩余的“锈蚀产物”吧？漆器痕迹还有，铜环、铜链会无踪无影？？
下图是与“大刀石牌”链子一模一样的链子，是一种银质工艺品：秦始皇兵马俑坑铜车马中的壶上有铜丝（金）链子，秦代铜方壶的铜链，外观确实与曹操墓铜链一模一样。秦陵二号铜车马的研究论文写得很清楚，二号铜车马有用铜丝环环相扣组成的链条。铜丝径0. 05 ～0. 1厘米。在放大镜下观察，铜丝的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并有纵行纹的遗痕，证明是用拔丝法制作。一个个的链环是由铜丝的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 这样纤细的铜丝到底采用什么样的工艺焊接，为何与青铜剑一样千年不锈？为此制式秦代已有，但大刀石牌铜链子仅是外观制式相似，造假疑点并不能消除。&&& 之所以怀疑秦坑铜方壶的铜丝链是曹操墓铜丝链的“年画虎”，是因为秦代铜方壶的铜丝链比曹墓年代早却光洁如新不见锈蚀，而曹墓铜丝链晚却锈迹斑斑，其铜锈的锈斑与现代铜工艺品做旧锈斑有太相近。同时，有铜丝链的石牌仅是大刀那一个，正是因为是收缴的而不被载入《西高穴考古报告》。不是发掘的牌子上的铜丝链，如何能“保证是曹的遗物”？&&&& 黄泥巴大戟石牌，谁见过那黄泥包里是啥东东？问题的疑问就在这里，无法信服。&&& 秦代的铜丝链为何二千多年不蚀不锈？说明秦代（专指车马坑）铜合金存在不解之谜，例如秦陵出土的青铜剑，至今仍能削铁如泥，当时全世界都很惊奇。科学研究表明，此剑之所以锋利如新，千年没有任何锈蚀的奥秘，是在加工时采用了一种“渗铬”的工艺，而此种工艺技术的专利，是德国人在一百多年前才发明的。说明中国秦代的这种有效防止铜合金不锈蚀的技术，没有传承下来。怀疑曹墓铜丝链仿造秦代的铜丝链，仅是外观仿制的相似，此铜丝非彼铜丝，没有仿到秦代铜链不锈的内在真功。&&&& 秦陵二号铜车的合金成份，曾经由西北冶金地质研究所、黄河机械厂、陕西化工研究所、红旗机械厂、西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等单位共同协作下进行了光谱分析和化学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铜车合金的主要成份为铜、锡、铅，另外还有微量的铁、铝、镁、硅、钦、镍、钻、银、锑、钙、砷、铋、钒等元素。秦陵二号铜车的合金成份：铜约占82～86％，锡8 ～13％，铅为0.12～3.76％，根据铸件的不同性能，采用不同的合金比例。至少这次大刀石牌上的铜丝链子没有做到这些，我们争论了半天，还仅仅是为盗墓贼的石牌链子而“打嘴官司”，也仅仅是相信了盗墓贼说他是在西高穴墓中拿出的。可《考古报告》还不敢登载的东西，它上面的铜丝链即使与秦代的外观一样，怎能不使别人质疑呢？下图，左，黄泥巴大戟石牌，虽露有一点铜锈，但谁见过那黄泥包里是啥东东？上面的所谓“八分体”不敢恭维。尤其那个齐头的美术体“虎”字，谁来解开大家的疑虑？&&&&& 右，《考古报告》不敢登载的盗墓贼的大刀石牌，铜锈的锈斑与现代铜工艺品做旧锈斑相近。铜链子与秦代那个壶上的铜链子制式也不一样。秦代那个壶上的铜链子是手工的，西高穴大刀链子像现代机制的。。&&&&&&文中说石牌是压在漆器下的，指的是六边石牌，所有圭形大石牌都是出于前室扰土中，但《考古报告》里根本没有细说说。有意给人暗示好像“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是压在漆器下。
&&&&& 那个黄泥巴包着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在历年发表的“考古报告”附图中，也是特有的另类。因为所有报告所附录的版图，都是精心挑选最有代表性的精品，清晰的干干净净，根本没有把重要物证特征圆孔、铜环、铜链用大泥巴糊的严严实实的出土文物当版图。反而弄巧成拙，成了与周老虎一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千古笑谈。&&& 这种把正儿八经的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如此不严肃，也说明我国学术界已堕落到何种程度？以后谁还敢轻信权威的《考古》杂志？&&&& 看看图版拾壹 1，与报告描述的：“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相符吗？图版拾壹，1：&&
《考古报告》中没有刊登证明曹操害头风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
&&& 《考古报告》也没有刊登央视直播时“发掘出的”证明曹操防身的（魏武王）“常所用长犀盾”？？？？？既然是发掘出土的，为何不刊登在《报告》中？这块长犀盾石牌实物或照片在没有公开出现过。　发掘出土常所用长犀盾直播电视画面截图：
没有刊登央视直播时“发掘出的”曹操“随葬的”陶猪圈：& & & 在“魏武王”的墓中出土陶猪圈，实在太煞风景，要不是央视直播，认定者真是恨不得砸了它，甚至有人私下嘀咕“根本不应该让此猪圈与观众见面”。
& 但此墓若是曹奂墓，即使是“帝王陵”也是大了折扣的，因为曹奂是被司马氏取代“（监视）居住”的魏朝末代“废皇帝”，墓中出土陶猪圈也很正常。更重要的是，曹奂是东汉末由魏到晋时期邺城唯一以帝王礼制下葬的“元皇帝”，出土的圭、壁、铜印、石牌等诸多东西和两个女人骨，恰好是佐证。当时曹操是臣子，曹操不会如此不明智。曹丕还是非常注意策略的，因为尽管帝位近在咫尺，毕竟还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过程，曹氏父子还是很在乎“篡逆”二字的，他们极力要避免史官的“实录”中出现被人“诟病”的史实。再是，现代人对曹操、曹丕的认识，很多会不自觉要受到明代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而对曹奂与晋的关系与史迹不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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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曹操墓研究的补充 （武汉大学 杨宝成 教授）最近武大考古系部分师生开了一个会，让我讲了一下对曹操墓研究的体会，讲完后，大家针对我的发言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很有启发。今天将我的发言简介如下：曹操墓发掘与研究是一考古学的学术问题，要认真，严谨地对待，不要炒作，不要利用曹操这个敏感问题制造轰动效应。现在有人这样搞，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作风。西高穴墓除墓主身份应该研究外，该墓还有其它重要学术问题有待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还没人做？曹操墓发掘与研究重点是一个方法问题，针对墓中的遗物与遗迹，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与诸位讨论：一、陈寅格先生曾经讲，做学问必须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曹操墓发掘与研究有没有坚持这二条，有无受到其它干扰？二、中国历史上有几个“魏武王”，出“魏武王常所用”器物的墓主是否一定是魏武王，出越王勾践剑的墓的墓主是否一定是越王勾践。三、石枕。古代墓葬中有那些墓出过这样的石枕，它与墓主身份有什么关系。有人说曹操生前有颈椎病，用凹形石枕对颈椎病有好处。曹操生前有颈椎病，对曹操的骨架鉴定过没有，有何依据。四、玉圭、玉壁。墓中所出土玉圭、玉壁，它的大小、形状、质料与墓主身份有什么关系，历代墓葬中有那些墓出过类似的玉圭、玉壁。五、曹操墓中共出土三具骨架？一具经鉴定是男性，60余岁，论者认为是曹操。还有两具女性骨架，她们又是谁，为什么埋在此墓中？这三具骨架位置在那里，在棺床上吗？为什么？对此，文献（包括正史、野史、地方志）有记载吗？六、报导中多次提到曹操墓中的原生地层，该墓有原生地层吗？它们分布在那里，它们的平剖面图发表过没有？曹操墓曾多次被盗，盗掘者从那里下的？又经过那里？留下了什么遗迹与遗物？对此，画过考古图否？七、鲁潜墓志是论证曹操墓十分重要的依据，但是鲁潜墓志引申出来的学术问题也很多，应加以研究。八、曹操墓没有出土什么帝王之器，用薄葬说和盗掘说来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可商确余地。曹操生前说过要薄葬，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宣传。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都说要节俭，实际上有多少皇帝是节俭的。埋曹操的是曹丕，曹操的葬礼要按礼制办，它直接关系到曹丕的身份，乃至他的子孙后代的荣誉。曹操不穷，一生烧杀抢掠、聚敛财宝，他生前如何挥霍，看看邺城就知道了。以上八个问题，我不是说发掘者搞错了，而是说我还不清楚，请指教。学问深似海，我对汉魏考古所知甚少。自发表意见以来，肯定有不少错误，当然也引起了一些同志的误会与不快，对此我深表歉意。我只是一个退休的教师，有空做点学问，如此而已，无其它奢望。知我者谓我求知，不知我者疑我捣乱。我的老伴数次对我说，不要写曹操墓啦，河南，北京搞考古的，你那么多朋友，你将来怎么跟人家相处啊！我决定再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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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考古动态墓葬文化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
作者：潘伟斌、朱树奎&&&&来源：2010《考古》第8期&&&&&&&&
<SPAN style="COLOR: #10《考古》第8期
关键词：河南、西高穴、砖室墓、曹操高陵、东汉末年
曹操高陵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约巧公里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该地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倚南 岭，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为西门豹祠遗址，14公里余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 漳河向北为讲武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图一）。
由于该墓葬西面是砖场取土区，墓扩西部填土被下挖约5米，使其局部暴露出来，引起多次盗掘。2008 年春，有画像石等遗物被盗。为了抢救地下文物，避免墓葬遭到进一步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手2008年12月中旬开始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两座墓葬，分别编号为1号墓 、2号墓。因为1号墓尚在发掘之中，此次仅将2号墓（曹操高陵）的资料报道如下。
<SPAN style="COLOR: #号墓位于西高穴村西南，位于1号墓的南面。海拔105米，地势高亢，地表现为农田。墓葬开口于地表 下2米处，经发掘，墓上未见封土。墓室西部断崖处有一直径3.8、深3米的大型盗洞，未盗到墓室。断崖 下有南、北两个盗洞，其中1号盗洞由于上部地层已经被砖场取土时挖掉，时代不明；2号盗洞为现代，直 径约1米。在清理1号盗洞时，在距地表5米处的盗洞周围，出有大量画像石残块。
墓葬前室的部分铺地石已被揭去，特别是其北侧室的铺地石，破坏严重。后室中部靠近甫道的一块铺 地石也被揭取并砸碎，还向下挖了一个深坑。
一、墓葬形制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为爹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度。墓扩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22 、西面较窄处19.5、东西长18米，面积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由墓道、砖砌护墙 、墓门、封门墙、甫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全长近60米（图二；图三；图版拾，3）。墓室、甫道 和侧室均用长48、宽24、厚12厘米的大砖垒砌而成。
墓道& 斜坡状，长39.5、最深处距地表约巧米。上宽下窄，上口宽9.8、底部宽4.1米。墓道两壁 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南北两壁各有一道长5、高4米的小砖砌护墙，每面墙 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经平夯夯实， 夯层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坚硬（图四；图版拾，4）。
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对称的磐形坑，每个磐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与磐形坑并行，各有 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见图版拾，3）。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长3 、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被墓道所打破。
墓门& 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高3.03、拱高1.13米，内券宽1.68、高2.58、拱高0.8米 。由于被破坏，墓门已不存在，仅留宽0.24米的门槽。外有三道封门墙。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 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图版拾，2）。
甬道& 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宽1.68、拱高0.8、通高2.58米。
墓室&& 为砖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南北宽3.87米（图版拾， 1）。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米。青石铺地。前室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其中南侧室南 北长3.6、东西宽2.4、墓顶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顶，距墓底2.25米处开始起券；北侧室南北长1.83、东 西宽2.79、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距墓底2.65米处开始起券。前室与侧室之间由甬道相连， 甬道券形顶，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北侧室甬道长1.1、宽1.36米，南侧室甬道长1、宽 1.4米。侧室和甬道均为青石铺地。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个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
连接前后室的雨道为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45、宽1.68米。
后室为四角攒尖顶，东西长3.82、南北宽3.85、墓顶距墓底高6.5米。青石铺地。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 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发现头骨两个以及部分骨骼，散落于整个后室内。 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左右。
后室亦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券形顶，南北长3.6、东西宽1.9——1.92、墓顶距墓底高 3.08米。其中北侧室距地表2.12米处起券，南侧室距地表2.15米处起券。青石铺地。在后室的南北侧室各 发现木棺一具，四周有铁质帐构件。后室与侧室之间由雨道相连，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 。北侧室雨道长0.97、宽1.17米，南侧室雨道长0,97、宽1.28米。青石铺地。
整个墓室所铺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铺地石长1.75、宽1．巧米；前室最大的长1.67、宽0.83米， 最小的长0.76、宽0.73米；后室最大的长1.05、宽0.95米，最小的长0.94、宽0.9米。错缝平铺，地面平 整。围绕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宽0.12米的凹槽。
墓壁内表面抹有一层白灰面，并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孔状，个别圆孔上还有丝绳残痕； 后室钉头为钩状。
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图五；图六）。其中在前室内出有婆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在前室 南侧室内发现2件陶俑。后室内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留局部，器形不明。还岁出有石圭、璧和金丝、金 钮扣、玉饰件、云母。片、铜泡钉、铁镜、画像石残块等，以及数量较多的棺钉，有的长达20厘米。在后 室南侧室的门道部位还集中出土了卯余块六边形刻铭石牌。
二、出土遗物
墓葬虽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遗物。计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 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遗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 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另外，还有铜带钩、婆金盖弓帽和大量的 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
（一）石器
建筑石构件均为残块。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当、门柱 、画像石块以及雕龙等残块。画像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人 ”、“喝酒人”等，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生动形象，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画像石残 块数量太多，残损严重，且因盗墓，位置已经挪动，故暂未编号，仅做数量统计。
圭& l件（M2:333）。青石质，长28.8、宽7.4、厚0.9厘米（图七，1）。
璧& 3件。青石质，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边缘处各有一道凹弦纹。内径7.2、外径 28.8、厚1.1厘米（图八，下）。
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图七，2——5;图版拾壹，2——5）。
图版拾壹，1
图版拾壹，2——5
弩机构件& 2件，1件出自扰土中。MZ:68，边长4.2厘米。
虎雕& 1件（M2:12）。煤精质，长3.75、宽3、高2.65厘米（图八，上）。
（二）铁器
主要有恺甲、剑、链、削等兵器。根据出土铭牌的记载，随葬品中兵器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 。另外，还有镜、帐构架等。由于铁恺甲数量较多，锈蚀、残损严重，未进行编号，仅做数量上的统计。
恺甲& 数量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锈蚀在一起，成扇形鱼鳞状。甲片四周有穿孔，从锈蚀在一 起的部分恺甲看，其上部为牛皮缝边，以牛筋缝合。
镞& 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头呈四棱状，较钝。镞挺与木柄相结合处由丝线缠绕 固定。残长8.6厘米。
镜& 1面（M2:252）。外包有丝织物，已锈蚀。半球形钮，其边缘对称有两个支点。直径21厘米 （图九，3）。根据铭牌记载，墓内有镜台一，所以此镜在随葬时应置于镜台上。
（三）铜器
有鎏金盖弓帽（图九，1）、伞帽、铃、带钩、铺首（图九，2）、环、钗、泡钉（图一O,1——6）、 带扣、印符（图一O,7、8）等。
（四）金银器
有银质箱饰件、铺首、饰件、环和金钮扣、簧、金丝等。
（五）陶、釉陶、瓷器
因尚未修复，数量暂无法统计。但从目前已知的器形看，有陶灶、耳杯、盘、案、壶、三足鼎、颤、 罐、托盘、盆、熏炉、尊、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 7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可分二型。
A型：2件。圆形。M2:377，外有一圈宽矮沿，沿略外撇。口径37.8、底径36、厚1.8厘米（图一一，上 ）。
B型：5件。长方形。M2:376，外有一圈宽矮沿。长45、宽琴．8、厚2厘米（图一一，下）。
井& 1件（M2:375）。泥质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为圆形，井沿为方形，有四根仿组成。四角 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与井沿以桦卯方式连为一体，并露出半圆形桦头。每根仿的两端长出井台边缘，在 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圆形井台下部边缘有一圈花边，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径27、圈足径 16.3厘米，井框长13.2、宽13厘米，通高23厘米（图一二，2）。
灶3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体呈长方形。灶台面上有一圆形火眼，前有五边形火门，上有一低矮 四阶山形挡火墙。灶台右、后两面各有一矮墙。火眼后有一方柱形烟囱，上有一盖。火门两边各饰五道平 行的凹弦纹，上饰两道平行凹弦纹，下饰一道凹弦纹。灶体长33.2、宽24.5、高27.5厘米（图一二，8） 。
B型：2件。M2:373，中空，整体呈长方形。台面上前后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敛口折腹陶釜。前有 介字形火门，其上的挡火墙已残，形状不明。长23、宽18、高8厘米（图一二，5）。
耳杯& 3件。泥质灰陶，形制相同。M2:364，椭圆形口。圆唇，敞口，弧腹，两宽耳。口长径8、 短径6.3厘米，底长径4.2、短径2.4厘米（图一二，1）。
釜形鼎& 1件（M2:37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低领，折腹，两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径 10.4、高12.1厘米（图一二，6）。尊3件。泥质灰陶，形状相同。MZ:138，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方唇 ，口沿下附双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径10.8、底径9.3、通高10.2厘米（图一二，7）。
三足器& 1件（M2:371）。泥质灰陶。方唇，敛口，宽沿，圆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兽形足。 口内径16.5、外径21、底径11.2、足高4.5厘米（图一二，3）。
四系罐& 1件（M2:378）。泥质灰陶。平沿，尖唇，直领，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横桥 形钮。口径12.4、最大腹径20.8、高23厘米（图一二，9）。
敞口罐& 1件（M2:367）。泥质灰陶。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0.5、最大腹径 13.4、底径8.2、高14.5厘米（图一二，4）。双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质红陶，通体施酱色釉。圆 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环形突起，肩下饰一道凹弦纹，其上附对称两横系。 口径11.8、最大腹径23.4、高22.4厘米（图一三，3）。
四系釉陶罐& 1件（M2:40）。泥质红陶，通体施青釉，釉层极薄，局部脱落。圆唇，高直领，溜 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匀分布有四横钮，钮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口径8.2、最大腹径14.2、底径8.6 、高12.2厘米（图一三，1）。
青瓷罐& 3件。均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质粗糙，色偏红。圆唇，口微敛，斜 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饰两组水波纹，每组由七道平行曲线组成。在最下面的一组水波纹上 均匀分布四个横桥形钮。釉色偏白，有玻璃质感，较薄，施半釉。口径9.8、最大腹径15.9、底径11.1、 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体细腻，白色。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 肩下均匀分布四个横钮。青釉泛黄，施半釉，釉层薄而不均。口径9.1、最大腹径17.2、底径10.2、高 18.6厘米（图一三，4）。C型：1件（M2:370）。圆唇，直领，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横系， 肩上部饰一道凸弦纹，正对横系有一道凹弦纹。口径13、最大腹径16、底径13.5、高22.5厘米（图一三， 2）。
（五）其他
包括骨器、玉器、漆木器等，其中骨器有残骨尺、替等；玉器有璧、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佩等饰件，另有珍珠1枚、云母片若干；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
（一）墓葬年代
从墓葬形制及结构看，西高穴二号墓与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基本相同[1]。如均为带有较长斜 坡墓道的大型多墓室砖室墓，前室均有两个侧室，方向为坐西向东略偏南；前室平面为正方形，四角攒尖 顶；都出土有铁质帐构架等户表明两墓年代应接近，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出土器物形制来看，西高穴 二号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如陶鼎、敦、壶、案等，具有明显的东汉晚期的时代特征，其时代应早 于魏晋。另外，二号墓用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与洛阳邝山发掘的东汉墓砖也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墓葬 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殊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 应为东汉晚期。
（二）墓主人身份
西高穴二号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其理由如下。
首先，该墓为东汉末期大墓，与曹操所处时代相符。该墓所出刻铭石牌多出自后室南侧室中，位置集 中，有的直接压于漆木器和锈蚀的帐构架之下，位置应没有被扰动。这些石牌具有当时流行的“物疏”性 质，其上所刻文字内容有“木墨行清”、“香囊姗双”等，均为当时特有用语。这些石牌字体为汉隶，俗 称“八分体”。也与当时字体相同。
该墓前室所出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石牌上的“魏”字写法，具有东汉末期的时代特征。 在“委”和“鬼”字中间加一“山”字，这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存在的特殊写法，北魏以后中间的“山”字 已不再出现。这也是判定此墓为东汉至曹魏时期的有力证据。“常所用”等用语也符合当时语法习惯。如 《三国志、吴书》上就有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啧青嫌盖赐”给周泰的记载。
其次，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长近40、 上口宽近10、最深15米。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 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整个墓室深达15米，也与曹植在其《诔文》中所写 的“窈窈弦宇，三光不入”相符。
第三，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日：“因高为基，不封不树”[2]。此墓葬所处位 置海拔103一107米，比3公里之外的固岸北朝墓地海拔高出10米，符合其“因高为基”的要求；此次发掘 ，在墓室上面未见有封土，与曹操令日：“不封不树”的要求符合。
第四，该墓位于西门豹祠西，与曹操令日：“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 ”相符。西门豹祠位于邺城故城西、漳河南岸，今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处，地属河南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 。其故址尚存，现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约2——3米，其上为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遗址。在这里的地面 上，至今还散落着不少东汉、东魏、北齐时期的砖瓦残片，这说明在当时该处曾存在地面建筑。
据《水经注》浊漳水条记载：“漳水又东逸武城南。……漳水又东北逸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 ，为字词堂，东头石柱勒铭日：‘赵建武中所修也’”。这是目前所知西门豹祠中较早的文献记载。其建 于后赵建武年间，即公元335——348年。此勒柱石刻现存于临漳县文物保管所。
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同书亦载，西门豹 祠在“县西十五里”，与现西门豹祠的位置相符。而西高穴村东距邺城故址14．丁公里，其位置与文献所 记载的曹操高陵的位置也相符。
第五，1998年4月，在西高穴村发现了考古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验马都尉鲁潜墓志。 墓志记载：“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迥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此墓志是最早明确记载魏武 帝高陵具体方位的出土文献，它将魏武帝曹操高陵的位置锁定在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范围内。此墓志所记 载的墓主人鲁潜去世的年代距曹操去世时仅125年，鲁潜墓志所记载的资料应该是可靠的。
第六，该墓出有刻“魏武王”三字的铭牌7块，以前室所出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石牌最 为完整。石牌出土时已断为两节，一节的位置距南壁1.4、西壁3.75米；另一节距西壁2.7、南壁1.15及墓 底0.5米。石牌出土位置明确，所提供的信息也准确，是认定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
《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策命（曹）公为魏公。此后又分封为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一月，“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同年十月 ，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朝，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因此，曹操的爵位先为魏公，再为魏王，去 世后谥魏武王，后为魏武帝，这是一个脉络十分清晰的过程。魏武王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因此其称谓相 符。
第七，据《三国志&S226;魏书&S226;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公元213年）年夏四月，天子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 万户，位在诸侯王上，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权力。此墓所出圭、璧体型较大，也可反映出该墓 葬的王侯等级，而且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个突出特征。这表明墓主人具有王一级的身份和地 位。在目前已发现的7座东汉诸侯王墓中，该墓规格是很高的，也与文献记载的“位在诸侯王上”的内容 相符。
第八，曹操在其《遗令》中叮嘱其后人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3]。在该墓中未发现有为其安 葬所制作的金玉礼器。所出土的金丝、金钮扣等均为衣服上的饰品，而且在记载其随葬品的石牌中也没有 关于金银珠玉的记载。此外，圭和璧等大型礼器，均为石质。其中一件玉佩，其尖部已经残缺，说明是墓 主生前常所用的东西，这也是其“敛以时服”的有力证据。
第九，该墓所出陶器，器形偏小，做工粗糙，均为泥质素面灰陶，未见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彩陶。这也 符合曹植在《诔文》中“明器无饰，陶素是嘉”的记载。
第十，在该墓的墓室中共出土了3个个体的人骨，均被扰动。经鉴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魏 武帝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相当。此墓葬中人骨的出现排除了其为疑家的可能性，也是认定其为曹操墓葬的 又一物证。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认定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为魏武帝曹操，该墓即是魏武帝曹操的高陵。
附记：参加发掘和整理工作的有潘伟斌、尚金山、任成磊、潘金县、李秋华、杨振、陈金鹤 、信应超、朱树奎、贾秀娟、潘金敏、曹帅、郑益军、李竹亭、耿金亮、李建海、宋继章、刘铸。人骨由 王明辉鉴定，线图由李秋华绘制，照片由潘伟斌拍摄。
执笔者：潘伟斌、朱树奎
［1］洛阳市文物工作瞅《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同［2］。
编辑：田家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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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黄泥巴包着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在历年发表的“考古报告”附图中，也是特有的另类。因为所有报告所附录的版图，都是精心挑选最有代表性的精品，清晰的干干净净，根本没有把重要物证特征圆孔、铜环、铜链用大泥巴糊的严严实实的出土文物当版图。反而弄巧成拙，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千古笑谈。&&&&& 这种把正儿八经的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期刊如此不严肃，也说明我国学术界已堕落到何种程度？不知文物出版社出版《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收录《考古》《文博》《中原文物》《东南文化》《文史杂志》《中国文物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专业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时那个黄泥巴是否去掉？《考古》发表《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叫人难以信服？举例如下：这个报告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有意把大小石牌混为一谈，明明没有“魏武王”字样的“常所用格虎短矛”，在报告中变成“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用黄泥包着看不见尖部圆孔、铜环和铜链的“格虎大戟”，也堂而皇之成了既有圆孔、铜环还有铜链，且给人个感觉所有圭形石牌都一样。摘录《西高穴考古报告》原文如下：“刻铭石牌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版拾壹，1 ）、“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图七，2——5;图版拾壹，2——5）。”在图版拾壹，就附有圭形石牌一张图，就是那个黄泥巴包着看不见尖部圆孔、铜环和铜链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图：
&附录2：看此若是“帝王墓”，更像曹奂墓。因为曹操是“未得遵古也，不封不树”的秘葬。
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方北辰文章出处（新浪博客）
提要：本文与《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是姊妹篇。主要将该墓葬呈现出来的考古真实，与可靠传世文献呈现出来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对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进行探索和研判。主要结论是：①墓葬刻石文字含有丰富而特殊的文化信息，因此带有刻石文字的器物应当是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②从墓葬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的时间、空间和身份等具体指向；③经过种种具体指向的全面排查筛选，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应当是曹操的儿孙即曹宇、曹奂父子，而曹奂是曹魏的末代君主；④曹宇、曹奂墓园的正式名称是王原陵，具体方位在邺县西面，这在宋代典籍中有确切而可靠的记载；⑤各项项指标综合比较的结果，曹宇和曹奂是真正墓主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曹操。关键词：曹操墓、真正墓主、曹宇和曹奂父子、王原陵、魏武王、常所用、格虎、慰项石、胡粉、邺县、曹魏故宫、陈留王、元皇帝、宋史、挥麈录2009年12月27日，相关部门在北京宣布，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村，发现魏武帝曹操的大型墓葬，并出土多件珍贵文物。对于该墓墓主为曹操的认定，拙文《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有所质疑，认为是不合当时丧葬礼制的误判。本文是《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的姊妹篇，主要针对该墓葬真正墓主的认定问题，将该墓葬呈现的考古真实，与传世可靠文献呈现的历史真实相结合，进行深入探索和研判。以便为此众所关注的问题，贡献更为丰富的信息和更有可能的答案。一，刻石文字特殊文化信息的破译解读在已经确定曹操墓的认定是礼制性误判的情况下，要想探寻所谓“曹操墓”的真正墓主，正确的方法依然是将该墓葬呈现的考古真实，与传世可靠文献呈现的历史真实相结合。具体而言，第一步是先从墓葬出土的文物着手，获得其中特殊的文化信息，再从这些信息之中确立真正墓主的诸多具体指向；第二步是根据各项具体指向，从传世可靠文献中广泛排查筛选，最后锁定正确的目标。安阳大墓出土的石质器物，其上的石刻文字非常简短，但是蕴藏的文化信息却非常特殊。此处选取其中的四处比较典型的措辞，即“常所用”、“格虎”、“胡粉”和“慰项石”，加以破译解读。“常所用”，意为平常时候所使用。这正是魏晋南朝时期人们所使用的措辞。单就正史而言，如《三国志》卷55《周泰传》裴注引《江表传》：权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又《宋书》卷78《萧思话传》：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忽于斗下得二死雀。思话曰：‘斗覆而双雀殒，其不祥乎？’上面第二例，也见于《南史》。此前有学者曾经断言，说“常所用”的措辞，从未见于传世文献。这一说法，恐怕有所失察。“挌虎”一词，传世的史籍文献通常写为“格虎”，这也是当时人们所使用的特别措辞。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格”的意思是“击也”，即用力击打。后世的“格斗”一词，即由此而来。而要用力击打某一对象，必须在近距离才能做到。因此，当时人们在叙述猎杀猛虎的时候，对于使用兵器与猛虎做近距离的激烈格斗从而猎杀之，专门称之为“格虎”。其他猎杀手段，包括使用弓箭去射杀，使用陷阱去困杀，都不能称为“格虎”。再者，对于猎杀其他动物，除了猎杀与老虎同样凶猛的熊罴，偶尔称为“手格熊罴”（见《汉书》卷65《东方朔传》）之外，其他如豺、狼、鹿、兔等，也一律不用“格”字。三国时期，多有猎杀猛虎的活动。单以《三国志》而言，曹魏的明帝、曹真、夏侯称，孙吴的孙权，都有猎虎的记载；魏明帝还曾将自己的围猎场列为禁地，其中饲养了专供其围猎的猛虎，即有600头之多。因此，曹魏的大臣王朗，曾经写过《格虎赋》。南朝的画圣张僧繇，又画过《吴王格虎图》。此外，《水经注》卷29“沔水”条：“水出格虎山。”《太平御览》卷892引《安成记》：“平原区宝者，后汉人。居父丧，邻人格虎。虎走，趋其孤庐中。”又卷892引《续搜神记》：“义熙中，檀侯（指檀道济）镇姑孰，好猎，以格虎为事。”《魏书》卷95《石勒传附石虎传》：“遣司虞中郎将贾霸，率工匠四千，于东平岗山，造猎车千乘……格虎车四十乘。”《新唐书》卷102《岑文本传》也有“高祖猎，亲格虎”的记载。可见这一“格”字，从汉魏以至隋唐时期，一直是与“虎”字构成专用的语词搭配。& 再说“胡粉”。所谓“胡粉”，乃是一种白色粉状物，在汉魏两晋六朝时期，主要用于女性的擦脸美容。如《北史》卷14《齐武明皇后传》：“后雅性简约。帝尝合止痢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但是，东汉末年在男性之中，少数个性独特者，或是进行艺术表演者，还有重视自身美容者，也会在脸上涂抹胡粉。如《后汉书》卷63《李固传》：“大行在殡，路人掩涕。（李）固独胡粉饰貌，搔首弄姿。”李固是东汉的男性官员，在当时皇帝去世的悲哀时刻，以胡粉美容，搔首弄姿，被人视为骇人的怪异之举。又《三国志》卷21《王粲传》裴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迄，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曹植在进行舞蹈、杂技和剑术表演之前，先沐浴，再搽粉。曹魏末期的何晏，“美姿仪，而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事见《世说新语》卷14《容止篇》，后世故有“傅粉何郎”之语。然而自幼生长于曹魏宫廷之中的何晏，也确实喜欢用粉来美容，如《三国志》卷九《曹真传附曹爽传》裴注引《魏略》云：“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又其母在内，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他曹植和何晏所搽的粉，应当也是胡粉。由于广泛使用胡粉装饰容貌，又出现后世沿用至今的“粉饰”一词，如《三国志》卷54《周瑜传》：“赤乌二年，诸葛瑾、步骘连名上疏曰：‘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又《梁书》卷32《朱异传》：“辞无粉饰，削稿则焚。”因此，余嘉锡先生曾在其名著《世说新语笺疏》中总结说：“何晏之粉白不去手，盖汉末贵公子习气如此，不足怪也。”胡粉，当在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从西域传入，所以用“胡”字命名。东汉之后，以“胡”字修饰而构成的词语，开始频繁出现于汉晋典籍，最为典型的例证，则是司马彪《续汉五行志一》对于东汉灵帝时期京城盛行胡风的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就胡粉而言，此后在中原的部分地区，也能生产胡粉。《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之中，记载了唐代就有三个州，能够将本地特产的胡粉，作为常年向朝廷进贡的贡品。值得注意的是，三州当中的相州，其辖境正好就是现今大墓所在的河南安阳市、河北邺县一带。同样的记载，在《太平寰宇记》卷55“相州”条中，亦能见到。最后说到“慰项石”。何谓“慰项石”？看到曾有专家解释说：此处的“慰”，意思是“安慰”的安，因此慰项石就是安放曹操颈项的石头。考古专家的这种解释，虽然可备一说，但是也还存有很大的疑问。因为如果按照如此的解释，“常所用慰项石”，就是曹操睡觉时经常使用的石枕头。那么问题就来了：难道曹操睡觉时，经常睡的竟是石枕头吗？经常睡那么坚硬的石枕头，睡着舒服吗？可以一觉睡到天明吗？梁满仓先生认为，此处的“慰”，当为“熨”的通假字，这是颇有见地的说法。此处再引用补充一些书证，《玉篇》卷21“火部”：“尉，於贵切。申帛也。按也。又纡物也。熨，同上。”又重修本《广韵》卷4“八未”：“尉，於胃切。候也。又持火所以申缯也。《风俗通》曰：‘火斗曰尉。’俗作熨。……慰，安慰。”以上所引南朝的《玉篇》和宋代的《广韵》，都是古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前者将“熨”字列在“尉”字的词条之后，注音说是“同上”。后者将“熨”视为“尉”的俗体字，而且二者都和“慰”字列在同一韵部即“未”字韵部之下。可见在古代，“熨”字和“慰”确实是同音字，读音都是“未”字的读音，这与后世将“熨”读作“运”字的读音完全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修本《广韵》还引用了东汉应劭《风俗通》的一段逸文：“火斗曰尉。”《风俗通》即《风俗通义》，是东汉后期重要的文化典籍。其作者应劭，出自汝南郡南顿县的仕宦名家，而且与曹操是同时代人。他曾经担任泰山郡太守，因为未能保护好曹操的家眷，导致曹操之父等被陶谦杀死，他担心受到曹操的报复，于是弃官到冀州的邺县投奔袁绍，最后在曹操击败袁绍攻占冀州之前，死在邺县。此处所谓的“火斗”，即后世所说的熨斗。应劭将熨斗的“熨”，称之为“尉”，可见在应劭所在的时期，也就是曹操所在的时期，“熨”与“尉”乃是同音字。而“尉”字与“慰”字也是同音字，因此，“熨”和“慰”自然是同音字了。在古代，同音字的相互通假，即相互借用，则是常见的语言文字现象。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慰项石”，其实应当是“熨项石”；其中的“慰”字，乃是“熨”字的假借字。“熨项石”又有何用途？从汉族的文化来说，“熨”是古代中医治病手段的一种。《史记》卷105《扁鹊列传》记载先秦名医扁鹊的话说：“汤、熨之所及也……针、石之所及也。”可见汤、熨、针、石，乃是扁鹊治病的四种方法。汤，是汤药。针，是针灸。石，又称砭，这种方法后来失传。至于熨，则从后世的中医学著作中可以考察。如《普济方》卷144：“治伤寒后肺中风冷，失音不语：右用白芥子五合，研碎，用酒煮，带热包裹，熨项颈周遭。冷则易之。”可见所谓的“熨”，乃是使用加热之后的药包，对患处进行热敷。再从少数民族的文化来说，“熨”又是北方草原民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民间疗法。《三国志》卷30《乌丸传》裴注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病痛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乌丸族的治病方法都很简易，特点是能够就地取材。其中的“烧石自熨”，就是在草原上找一块合适的石头，放在火里烧，加热到合适的温度时，拿出来放在身体疼痛之处，进行热敷。这是针对面积较小的疼痛而使用的方法。如果疼痛面积很大，那就将一块地面放火烧热，然后全身平卧在上面进行热敷，即所谓的“烧地卧上”。北方塞外的草原，空旷寒冷，易受风寒，使用热敷加以治疗，自然是简单易行而且相当有效的民间治疗手段。与汉族中医的 “熨”， 即使用煮过的药物包来热敷来相比，乌丸族的烧石法虽然没有药物的助力，但是石头的热容量却比较大，烧热之后不容易冷却，而且表面很干爽，不易弄脏衣物，还不需要特别的加热容器，因而特别适合经常在外流动征战因而也极易感受风寒的出征将士使用，可以说是各有优点。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史文所言的乌丸族，正是汉魏时期活跃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而且在东汉末年对北方边境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曹操被迫在南下荆州之前的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亲自率领大军出塞进攻乌丸，将其数以十万计的骑兵和民众，全数收归麾下，带回中原随从征战和居留。这是汉魏时期乌丸族人数规模最大的一次入塞内迁。在这批乌丸族骑兵和民众进入中原之后，这种简易的治疗方法随之传入曹操军中和中原汉族，应当是很自然的事。至此，“慰项石”三字当中，至少就有即有“慰”和“石”二字，能在“烧石自熨”的可靠史文中寻找到确切的着落。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北伐乌丸而东临碣石的曹操，本人就患有严重的头风病，史书上对此有明文记载。例如《三国志》卷29《华佗传》说：“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关于头风病的症状，此处只说是“心乱目眩”，即心头发慌眼睛发花，这一描述还比较简略。但是古代中医学著作对此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比如西晋前期的皇甫谧，在其著名医书《针灸甲乙经》卷7中说：“头风痛。……目如欲脱，汗出寒热，面赤，颊中痛，颈椎不可左右顾。”可见此病除了“汗出寒热”的全身症状，更有集中于头颈部位的种种问题，包括眼睛、面颊的剧烈疼痛，颈椎的疼痛和强直。而头颈部位的疼痛和强直，使用热敷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慰项石”的出现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所谓“慰项石”，就是从乌丸族“烧石自熨”学来的一种治疗头风病的简便用具。使用之时，先将它用火加热到身体能够承受的温度，然后身体平躺，将头颈部放在“慰项石”中间的凹槽当中，利用石头的热度进行热敷，使得头颈、肩部的血脉加快流通。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加上药物包，以加强疗效。按照“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中医治病理论，血脉加快流通，便可大大减轻甚至消除头颈部的疼痛和强直。一言以蔽之，何谓“慰项石”？此乃曹操所在时代人们用来对自己颈项病痛部位进行热敷治疗的特殊石枕头是也。在安阳大墓发现的随葬品中，“慰项石”是一件非常特殊并且极具价值的文物。说它特殊，是因为它的说明文字，就刻在自身之上，不像其他石牌的说明文字，是与所说明的器物相分离的。当其他随葬的金属器物已经腐蚀消解之时，它却依然将原来的面貌呈现在后世的研判者之前。说它极具价值，不仅因为它是研究民族文化交融和传统医学技术的难得实证，而且还因为它与曹操所在的时代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判断真正墓主生存和入葬的时限。通过以上对墓葬文物的破译解读，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基本判断：首先，由于以上多处刻石文字措辞当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又特别存在于汉魏两晋六朝时期，绝非后世的文物作伪造假者，尤其是当今的文物作伪造假者所能全面熟悉并且恰当表述；因此，这些带有刻石文字的石质器物，应当是真正墓主下葬当时带入墓中随葬的真品，而非后世伪造的赝品。其次，既然这些带有刻石文字的石质器物，应当是真正墓主下葬当时带入墓中随葬的真品，所以此墓主逝世和入葬的时间点，也应当在以上文化信息特别存在的汉魏两晋六朝时期。由于“慰项石”蕴含的的特殊文化信息，与曹操所在的时代密切相关，所以此墓主生存和入葬的时间点，又可以从汉魏两晋六朝时期，收缩到曹操所在时代的前后，即汉末、曹魏和西晋之时。再次，既然这些带有刻石文字的石质器物，应当是真正墓主下葬当时带入墓中随葬的真品，所以其中的“魏武王”刻石措辞，也应当是真实可靠的称谓。最后，遍查汉魏两晋六朝的所有传世史籍文献，在这一特定时期之中，真正兼有“魏”字的实有封地国号，也就是封地的范围是魏郡，以及“武王”二字的正式谥号者，除了曹操，没有第二人。因此，刻石文字中的“魏武王”的称谓，应当是专指曹操而非他人。二，从墓葬蕴含的文化信息确立真正墓主的具体指向& &由于我们在姊妹篇《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一文的考证中，已经否定了真正墓主是曹操的认定。现今，我们又做出“魏武王”称谓正是指称曹操的判断。这两种结论，岂不相互冲突，彼此矛盾？其实不然。看似冲突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势必会相互限定，彼此排斥。然而就在这种限定和排斥之中，绝大部分不合理的因素会被剔除，从而余下能够包容两面的合理因素。静心审视深思这些合理因素，就会从以上刻石文字以及墓葬其他方面所蕴含的特殊文化信息当中，获得以下破解真正墓主而必须的三项具体指向。第一，从中可以确立真正墓主入葬的具体时间指向。众所周知，“武王”的谥号，是曹操去世之后才奉上的。因此，真正墓主入葬时间的前点，就可以初步圈定在曹操死亡之后。又因为如《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一文所论：整个曹魏王朝的存续时期，朝野的君主臣民，如果使用谥号来称呼曹操，都不会在其谥号的前面，冠以其国号“魏”字；只有在曹魏王朝灭亡之后的后起王朝，其正史之中才有“魏武王”称号的出现，所以此墓主入葬时间的前点，又可以进一步圈定在曹魏王朝灭亡而西晋王朝建立之始。再从本文下面部分考证出此墓葬被盗的最早时间，是在西晋十六国后赵的石勒、石虎之际。而据《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邺县开始落入石氏军事势力之手，是在“建兴元年，石季龙攻邺三台，邺溃”。所以此墓主入葬时间的后点，又可锁定在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于是，整个时间段的指向，就从西晋代魏的公元265年，至石虎破邺的313年，首尾凡39年。第二，从中可以确立真正墓主活动的具体空间指向。由于此墓所在的位置，在汉魏西晋时代一直属于邺县的管辖范围，因此，真正的墓主，首先应当是生前居住在邺县一带，因而死后将会就地入葬者。如果生前并不居住在邺县一带，但是至少死后应有明确记载是入葬于邺县境内者。第三，从中可以确立真正墓主生前的具体身份指向。这一指向又包括以下六个层次：&&甲，与曹操的关系。此墓虽然并非曹操的陵墓，但是“魏武王”的称谓，却是专指曹操而非他人。因此，带有“魏武王常所用”措辞的刻石文字，其所说明的对象，也确实是曹操生前使用过的诸多遗物。对于这批遗物，敢于逐一明确标明原来主人的身份是“魏武王”曹操，而且公然放入自己的墓中随葬，可见墓主并非以见不得人的非法手段得来。既然是合法得来，这就说明真正的墓主，必定与曹操有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而具备这种关系的，当时不外乎两种群体：一是曹操的直系亲属，二是曹操的亲信大臣。两种群体相比较，又以前者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亲信大臣如要得到曹操的赏赐，必是贡献突出。而曹操对于贡献突出的大臣究竟如何赏赐，《三国志》卷1《武帝纪》裴注引《魏书》就有扼要而明确的记载：攻城拔邑，得美丽（百衲本作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 可见曹操的赏赐品，有美丽之物、重金和四方的贡品，都兼有珍贵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墓中特殊的“慰项石”，乃是曹操在世时随身自用的医疗器具，作为赏赐之物显然不合上面史文所言的常规。而且曹操的头风病，终身都未治疗断根，曹操因此而愤恨华佗有意“养吾病，欲以自重”，事见《三国志》卷29《华佗传》。中途突然将其作为奖赏之物，赐给外姓的亲信大臣，岂不影响此后曹操本人的应急治疗？再者，墓中带有“常所用”说明文字的“大戟”、“短矛”、“长犀盾”等军事装备，与医疗用具“慰项石”合在一起归入赏赐之物，也有重复和失常的感觉。但是，如果真正的墓主是曹操的直系亲属成员，通过家传继承的途径，打包式得到这批遗物，那就非常自然了。因此，真正墓主，最有可能是这一群体。乙，爵位。鉴于此墓的规模不小，正如考古学家所言，是属于王侯的等级。因此，真正墓主的身份，还应当是王侯爵位的享有者。丙，性别。此墓主的性别也自然为男性，从而与墓葬中发现的男性主体遗骸相对应。丁，必须选择“魏武王”称谓的特别因素。本文的姊妹篇《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已经指出，只有在曹魏灭亡之后新兴王朝的正史之中，使用谥号来称呼曹操时，才会加上其国号“魏”字；或者按照汉献帝时议定的谥号“武王”而称“魏武王”，或者按照后来魏文帝追谥的“武帝”而称“魏武帝”，此类事证很多。由于此墓真正墓主入葬时间，是在曹魏灭亡之后，为何随葬品的刻石文字，不使用时间距离最近的“魏武帝”称谓，而要一律使用时间距离更远的“魏武王”称谓？这就表明，真正墓主入葬之时，必定在身份上有某种非常特别的因素，迫使他不得不选择“魏武王”的措辞。戊，关联性。& & 考古工作队目前已经探明：在2号墓即“曹操墓”的北面30米，还有一座编号为1号的墓葬；两墓处于同一陵园之内，而且按照中轴线对称性南北排列，外面还有三面垣墙围绕；两墓朝向一致，均为坐西向东，前方还有共同的广场。由此考古工作队认为，两墓相互呼应，应当是同时规划设计的。既然两座墓葬位于同一陵园之内，又是同时规划设计，因此，2号墓与1号墓的墓主，其身份还应当具备特别的关联性。而且1号墓的墓主，也应当与2号墓的墓主一样，符合以上所列的时间、空间和身份这三项具体指向，否则不可能在一起相聚。己，差异性。根据公布的发掘资讯，2号墓与1号墓存在很大的差异，要点如下：墓葬规模。前者宏大，后者狭小；墓葬质量。前者精细，后者粗糙；墓葬材质。前者充分使用优质砖石，后者多用普通泥土；墓葬结构。前者全部完成，后者仅完成墓穴、墓道、陵门等部分；墓主遗骸。前者一男二女，后者没有遗骸；出土文物。前者丰富珍贵，后者仅铁剑一柄。同一墓园之内的两座墓葬葬具有如此悬殊的差异性，权威考古专家也觉得难以解释，说是很具挑战性。但是，真正的墓主，就必须在身份上符合产生如此差异的合理条件。三，各项具体指向聚焦锁定曹宇、曹奂父子当真正墓主在时间、空间和身份上的三项具体指向确定之后，我们即可针对传世的可靠典籍文献，进行不留死角的排查筛选，从而聚焦锁定真正的目标。在对曹操亲信大臣的群体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索之后，没有发现任何可能的对象。首先从文献之中浮现出来的，正是曹操直系亲属中的子孙群体。曹操的子孙群体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曹魏的宗室王侯，人数最多；另一类是当过皇帝者，人数很少。我们先来研判前一类群体。根据《三国志》明确而可靠的记载，曹魏王朝的君主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共计六人之中，明帝曹叡是没有亲生子嗣的，三个年轻皇帝曹芳、曹髦、曹奂，也没有留下其子嗣的记载。所以曹魏的宗室王侯，是由武帝曹操和文帝曹丕的子孙组成，并且全数记载于该书卷19《任城陈萧王传》和20《武文世王公传》当中。详细研读以上传记，并且按照上文确立的具体时间指向，可以列出曹魏灭亡之后而西晋建立之时的公元265年，依然在世的曹魏宗室王公名单。现以上面两篇传记史文记叙的先后为序，胪列如下：济南王曹楷。济北王曹志。丰王曹廉。阳都乡公曹竦。平阳公曹琮。彭城王曹据。燕王曹宇。沛王曹纬。中山王曹孚。济阳公曹恒。陈留王曹澳。琅邪王曹焜。赵王曹幹。真定王曹嘉。郿公曹阐。屯留公曹谌。东平王曹翕。乐陵王曹茂。文安王曹赞。东海王曹启。梁王曹悌。鲁阳王曹温。以上曹魏宗室王公，共计二十二名。现在再以具体的空间指向来进行筛选。就曹魏宗室王公这一群体而论，真可谓命途多舛。自曹丕建立曹魏王朝之后，他们就被严格限制在各自的封地之内，受到中央指派官员的严厉管教，没有皇帝的批准，不得相互探望，随意活动。所以陈寿为此感叹说：“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但是，到了曹魏后期司马懿开始控制朝廷权力之时，他们本已相当悲惨的命运，又经受了一次重大打击，从而都与曹魏故宫所在的邺县发生关系而纠结在一起。拙作《司马懿新传》曾对此加以重点论评：“昔日的赫赫魏都，从此成为集中关押天潢贵胄的监狱。”（台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晋书》卷1《宣帝纪》记载，曹魏废帝曹芳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夏四月，司马懿统领大兵，消灭了在淮南举兵反抗司马懿的曹魏大将王凌，并且诛杀了王凌企图就近拥立为皇帝的白马王曹彪。为了彻底去除隐患，司马懿下令将本来分散居住在各自封地的所有曹魏宗室王公诸侯，全部按照族谱登记的姓名一一清查，然后集中押送到故都邺县监视居住，彼此之间不准来往看望。用史文的话来表述，就是“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到了曹魏灭亡的前一年，即废帝曹奂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晋书》卷2《文帝纪》记载：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帝（指西晋文帝司马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长安。是时，魏诸王侯悉在邺城；命从事中郎山涛，行军司事，镇于邺。《晋书》卷43《山涛传》也记载此事云：（山涛）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山涛虽然原本曾是“竹林七贤”中人，但是后来的为人行事，却与同为“竹林七贤”的嵇康绝然不同。他不仅热衷仕进，而且是曹魏后期权臣司马昭的心腹，为司马氏取代曹魏尽心尽力。司马昭在亲自带领大军，从京城洛阳奔赴益州平定钟会举兵反抗的关键时刻，能够将在后方邺县看管曹魏宗室王侯的重任交给山涛，足见山涛深受司马昭的信任。难怪嵇康要写下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昔日的这位“竹林之友”一刀两断。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就证明，以上二十二名曹魏宗室王公，直到曹魏灭亡之时，也依然集中关押在邺县故都。而他们，有可能就是吻合上述三个具体指向的群体。但是，他们在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王朝之后，命运又发生一次重大转折，从而与邺县的纠结关系彻底解脱。《晋书》卷3《武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称帝，当月即两次下诏，“魏氏诸王皆为县侯”，同时“除魏氏宗室禁锢”。前者是说，曹魏的宗室诸王，爵位一律降低为侯爵，封地缩小为一县。后者的意思，是完全解除此前对曹魏宗室王公集中在邺县的严厉监禁，他们从此完全恢复人身自由，可以出来当官和自由行动。对于这些曹魏的宗室王公而言，他们的爵位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从此得到了多少年以来一直失去的人身自由，却是最大的幸事。晋武帝以上的诏书是说话算话的，曹志的情况就是明证。《三国志》卷19《曹植传附曹志传》裴注引《曹志别传》记载：志字允恭，好学有才行。晋武帝为中抚军，迎常道乡公于邺，志夜与帝相见；帝与语，从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禅，改封鄄城公。发诏以志为乐平太守。历章武、赵郡，迁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后转博士祭酒。曹志是曹植之子，在曹魏时被封为济北王。史文记载他与司马炎有过一段交情，到了司马炎代魏称帝之后，曹志被改封为鄄城公，很快又到各地担任章武郡、赵郡的太守，之后再入朝任职。这段史文证明了三点：一是进入西晋王朝之后，原来曹魏宗室王公的爵位，确实都被下降了等级，以曹志而论，王爵变成了公爵，名义上的封地是鄄城县。二是他们所享有的爵位，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优待而已，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否则，曹志就不可能远远离开封地，辗转到乐平郡、章武郡和赵郡各地去担任郡太守。三是曹魏宗室的王公，在这时确实已经完全是自由之身，能够随意行动，到各地做官，不再如囚犯一般被长期关押在邺县。仔细审视之后我们认为，这一群体之中，除了燕王曹宇的情况非常特殊，将特别留在下文讨论之外，其余二十一名成员之中的某一名，虽然也有可能是安阳大墓的真正墓主，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邺县是他们被关押了长达15年之久的伤心之地。一旦获得人身的彻底自由，纷纷选择离开伤心之地，才是情理当中的事，何况还可以出来到处去做官，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二，他们的爵位，在西晋时不仅被降低，而且还只是名义上的优待。作为前朝的落魄诸侯，不可能具备建造如此宏大规模墓葬的综合实力。因此，我们应当再考虑另外一类群体，即曹操直系子孙中当过皇帝者。当过皇帝的曹操子孙中，依据《三国志》诸帝纪及裴注的明确史载，儿子文帝曹丕，孙子明帝曹叡，以及曾孙少帝曹髦，都死在曹魏王朝的存续期间，并不在曹魏王朝灭亡之后；而且曹丕的陵墓首阳陵在洛阳东北的首阳山，曹叡的陵墓高平陵在洛阳南面的大石山，曹髦的葬地在洛阳西北的瀍涧之滨。据此，以上三人完全可以排除在外。余下两位皇帝，一是曾孙少帝曹芳，被司马师废黜，西晋武帝时改封为邵陵县公；一是将帝位通过禅代交给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少帝曹奂，退位之后被西晋武帝改封为陈留王。曹芳、曹奂二人，都活到曹魏灭亡之后的西晋，而且都在西晋时期保持王公的身份，应当纳入被考虑的对象当中。就曹芳而言，据《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记载，他被司马师废黜之后，爵位降为齐王，“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于河内之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此处所谓的“重门”，乃是当时河内郡辖境之内的地名，具体方位在今河南辉县市西北不远。另据《晋书》卷94《范粲传》：“齐王芳被废，迁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恸左右。”而金墉城，乃是魏晋时期京城洛阳西北角的一座军事城堡。综合两处史文，可见司马师将曹操废黜之后，应当先是将其就近关押在城西北的金墉城，同时又在洛阳东北约300里处的重门，修建长期禁锢曹芳齐王宫。宫殿修好之后，再派使者将曹芳押送到重门，从此长期软禁监视，严防他东山再起。也就是说，从曹芳被废黜起，直到曹魏灭亡，曹芳先后被被囚禁在金墉城和重门，并未与其他曹魏宗室王公一起，集中关押在邺县。曹魏灭亡而西晋建立，对曹魏宗室王公的禁锢又完全解除，曹芳此时更没有理由与邺县发生关系。可见在具体的空间指向上，曹芳已经不符合条件。至于曹芳死亡时的年龄，《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正文记载，曹芳被废黜的嘉平六年，也就是公元254年，其虚岁“年二十三”。同卷裴注引《魏世谱》说：“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县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谥曰‘厉公’。”西晋武帝泰始十年，为公元274年，曹芳死时虚岁四十三。裴注与正文在年龄上的记载完全吻合，证明《魏世谱》所说的曹芳死时年龄准确无误。曹芳死时年龄43岁，也与墓葬之中男性遗体的专家鉴定年龄60岁相差太远。两点具体指向均不符合，所以曹芳作为真正墓主的可能性，完全应当排除。至此，最后余下的审视对象，乃是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以及上面提到的燕王曹宇。而曹宇、曹奂二人，乃是亲生的父子关系。曹宇，字彭祖，曹操之妃环夫人所生。环氏生三子：长子曹冲，次子曹据，小儿子即是曹宇。曹冲小名仓舒，自幼聪颖异常，五六岁时即因设计以船称象而使曹操大为惊喜。曹操多次公开对群臣称赞曹冲，颇有以之为自己继承人之意。就连文帝曹丕也亲口说过：“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事见《三国志》卷20《邓哀王曹冲传》裴注引《魏略》。可惜天不假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13岁的曹冲因病夭亡，曹操因此痛惜不已。据同卷《燕王曹宇传》记载，曹宇自幼就被特别安排，与年龄相近的曹操嫡孙曹叡在一起居住生活。可见因为曹冲的早死，曹操对其幼弟曹宇格外爱怜之意。文帝时期，曹丕因为曹冲事实上以生命夭亡成全了自己，所以对环氏母子也有意关照，曾因曹据的封地义阳，位于南方潮湿低洼地区，特地将其封地改在条件更好的环氏故乡彭城，事见同卷《彭城王曹据传》。至于曹宇本人，据同卷《燕王曹宇传》所载，他在幼年和曹叡相处的过程中，关系融洽亲密，因而曹叡继承帝位之后，对曹宇的优宠赏赐，远胜其他的宗室亲王。明帝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宇被改封为燕王，其封地在幽州的核心地区燕国。他的封地民户，累计多达五千五百户，在所有曹魏宗室王公之中，仅次于东海王曹霖的六千二百户。明帝临终之时，还一度将曹宇升任为大将军，担当朝廷的首席辅政大臣。曹奂，原名璜，字景明，乃是曹宇之子。正始七年（公元246年），他出生在父亲居住的邺县。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曹奂12岁，被封为幽州燕国安次县（今北京市大兴区东南）常道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20岁的少帝曹髦，举兵反抗权臣司马昭，被杀死。司马昭便选择15岁的少年曹奂来当傀儡皇帝，并且特别派遣长子司马炎前往邺县，迎接曹奂到洛阳。上文所引《三国志》卷19《曹植传附曹志传》裴注引《曹志别传》，即记载了此事。5年之后，20岁的曹奂，又将帝位拱手“禅让”给迎接他进京的司马炎，曹魏王朝至此寿终正寝。由于《三国志》卷19、卷20的史文中，对曹魏宗室王公的继承子嗣均予著录，例如曹林的“林薨，子纬嗣”。但是关于曹宇的史文，却没有类似继承子嗣的记载。因此，曹奂应为曹宇的独子。曹奂入继大宗，曹宇自己的支系爵位便没有继承人，于是史书便留下空白。首先，我们以上面确立的具体时间指向来考察二人。《三国志》卷19、卷20的史文中，对曹魏宗室王公中在曹魏灭亡之前就已去世者，均有薨逝和给予谥号的说明文字。例如丰王曹琬，“琬薨，谥曰‘恭王’”；又如琅邪王曹敏，“敏薨，谥曰原王”。曹宇的传记却没有类似的记载，因此他肯定生存到了西晋王朝时期，符合具体时间指向。曹奂将帝位拱手禅让出去，在西晋王朝当退位皇帝，他自然也符合这一指向，毋须多言。其次，再用具体空间指向来考察。先看曹宇。据同卷《燕王曹宇传》记述可以得知，自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明帝曹叡改封曹宇为燕王之后，曹宇就长期住在曹魏故宫所在的邺县，而非远在幽州的燕国。因此，他应明帝之命两次入朝，之后再离开京城洛阳回返住地，史文都是使用“还邺”的措辞。而其他的宗室王公，还没有出现过以邺县为住地者。也就是说，曹宇是曹操直系子孙之中，唯一曾经在邺县故宫担任长期守护的宗室亲王，这是明帝对他特别关照看重的结果。再看曹奂。如上所述，正始七年（公元246年），他就出生在邺县。之后他被封为常道乡公，时年仅12岁，所以和他父亲一样，并未前往自己的封地，依然随从父亲曹宇在邺县居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将曹魏的其他宗室王公，集中押送到邺县进行严密监管之时，曹宇、曹奂父子，自然也在被关押者之列，区别仅在于二人是就地集中关押而已。正因此如此，所以后来曹奂被司马昭挑选为皇帝之时，充当使者的司马炎，才会到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