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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恒大刚进入中超，董事长刘永灼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如何振兴中国足球，他说过一句话，“我们必须要让足球成为社会上最让人羡慕的职业，让家长主动把孩子送去踢球。”一份职业如何让人羡慕？我想收入和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因素。毫无疑问，中国足球的形象正在一步一步的改善，至少恒大队在广东，甚至整个国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球员收入对比5年前，就更不用说了，不少中超球员都已经是年薪千万先生。
个人挺同意刘总的观点的，比较只有让人羡慕的职业，才会有家长前赴后继的把自己的孩子往这个圈子里送。不能说恒大一家俱乐部盘活了整个中国足球市场，没有其他俱乐部的跟进，中超就不会有今天的盛世。也不能说恒大的成绩，让中国足球环境和形象得到改善，其他俱乐部同样在努力。中国球员形象如何，这命题比较主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收入提高多少？是如何的吸引人，则可以量化，我们可以据个例子说下。如果你是恒大球迷，你肯定会记得恒大在出征世俱杯之前，公开宣布了续约郑智、郜林、冯潇霆、郑龙等核心球员。在中超转会市场如此火爆，本土球员遭到各土豪球队疯狂求购的情况下，恒大能够迅速的把一批核心球员全部续约，一方面是俱乐部的规划和管理的确让这些效力多年的球员，清楚知道在恒大踢球是多么的舒坦。其次，球员对于广州和球队也有感情。但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恒大为这批球员开出了惊人的年薪。据悉，30岁郜林与恒大的新合同是5年，而且年薪达到了税后的1200万。这个年薪如果按照税前计算，在2200万左右。郑智、冯潇霆、张琳芃等的年薪全部都已经超过了千万级别，而且这还不算球队奖金。
恒大前身是广药，球队队长和核心是徐亮，他当时的年薪大约在200万税后而已。如今的中超已经水涨船高，抛开恒大核心球员不说，即使是小俱乐部的非核心球员，简简单单拿个100-200万年薪不在话下，再加上比赛奖金，球员的收入之高的确让人羡慕。三年前足协公布的注册职业球员大约为50000人左右，如果只算中超球队每支球队30名左右的一线队球员，中超大约有500名球员，中超的选材率大约为1比100。这样的选材率比热门位置的公务员录取率还要高，而且公务员的收入根本无法和球员名利双收比拟。最近几年中国足球环境的确逐步在改善，孩子踢球的整个配套发展也正在完善，市场让球员的收入飞速增长，环境也让球员成为了受尊重的人群，正如刘永灼当年所期盼那样，职业球员真的成为了让人羡慕的职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家长送孩子去踢球，政府也不断从校园足球入手推动足球人才的培养，只要管理者能够珍惜中国足球难得的好环境，完善联赛和青训方面的各项措施，相信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是会有希望的。
作者：成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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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探索者袁庚31日凌晨在深圳蛇口逝世]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凌晨3时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澎湃新闻)
袁庚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日凌晨3时58分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袁庚同志，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少年时期，他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1940年3月至9月中旬，袁庚同志随惠阳游击大队与东莞大队东移至海陆丰地区，参加了黄谭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击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队员的士气大大受到鼓舞，人员数量也迅速增加。黄谭战斗结束后，被派到东莞宝太线上去开展工作。1942年，香港沦陷后，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利用地下航路营救出八百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蝴蝶等各界精英，被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营救出许多盟军被俘人员、国际友人、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军飞行人员。1944年8月，袁庚同志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负责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袁庚的工作为美军太平洋舰队和第十四航空队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准确情报，为抗日战争夺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9月，袁庚同志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身份，被派往香港与英方就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袁庚提出，为处理抗击日军伤亡抚恤善后事宜，需在港设置相应机构，在取得香港军政府的同意后，东纵在香港弥敦道设立驻港办事处，袁庚同志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身。1945年至1949年期间，袁庚同志随部队北撤山东烟台，历任三野二纵队四师参谋处副处长，两广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炮兵团团长等职，先后参加了南麻临朐战役、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1949年袁庚同志率两广纵队炮兵团解放了包括三门岛、大铲岛、蛇口等周边地区在内的珠江口沿海岛屿。1949年11月，袁庚同志被调往中央军情部参加武官班受训。1950年，袁庚同志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2年，袁庚同志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54年，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他收集了大量重要信息，为中国政府制定相关外交策略，顺利参加万隆会议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赴万隆参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周总理临时秘密改变行程，暗杀阴谋未能得逞。在此背景下，袁庚同志负责情报工作，为保卫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1963年4月，袁庚同志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袁庚同志被康生等一伙以“特务和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入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总理多次过问才得以释放。1975年10月，袁庚同志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6月袁庚同志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的领导工作。1978年10月，袁庚起草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并很快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78年10月，袁庚同志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1979年招商局以“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为经营方针，致力于发展工业。面对香港的寸土寸金，袁庚同志在深入考察后，提出在临近香港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原料。经实地勘察比较后，最终选定蛇口。日，袁庚和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从此创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它的问世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春天的来临。1980年3月，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据着垄断地位背景下，袁庚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带领广大的创业者，勇闯禁区，进行蛇口工业区开展全面的改革探索。袁庚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去管理经济。1979年蛇口工业区在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工程中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奖励办法，实行超产奖励制度。由此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为了克服工程建设中要价高、质量差、工期拖延的现象，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最早实行工程招标，让参与投标的单位自由竞争、公平评标和参加竞标，此后工业区的基建工程项目大都采用招标方式发包，达到了质优、价平、建设速度快的成效。蛇口工业区的工程招标，在中国基建体制改革中起到了先锋和探路者的作用。蛇口也率先在全国实行了住房制度的改革。袁庚认为，只有使职工摆脱了对企业的人身依附，自由择业才能得到保障。1981年，蛇口工业区开始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迈出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住房商品化解决了职工住房的良性循环问题，职工住房通过商品化的方式能够很好的不断的推出新的住房来满足职工需要，使“住者有其屋”。1980年3月，袁庚向中央报告关于蛇口工业区面向全国遴选人才的事宜，并建议来应聘应考的专业人才，其所在单位在其本人自愿原则下应给与支持鼓励，不应加以阻拦。1981年8月，蛇口工业区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大批专业人才汇集蛇口，适应了工业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袁庚主张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聘用制，受聘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职务随时可以调整变动。每个干部的原职务、级别记入本人历史档案，在工业区工作时仅作参考，调离工业区按原职别介绍出去。1983年蛇口从首届管委会成立开始，受聘用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每年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干部聘任制极大地激发了蛇口发展的活力，开创了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1年4月，袁庚向中央提议将距离南海东部油田中心200公里的赤湾建成一个深水港和石油后勤服务基地。1982年7月，招商局以有别于全资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模式，组成由六家中外企业合资的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赤湾，袁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仅用三年时间，便在荒僻海滩上建成了初具规模的深水港区、石油后勤基地及其配套措施，为中国港口建设史上的首创之举。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袁庚主张把职工与企业从隶属的行政关系变成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契约关系。1983年蛇口工业区率先在劳动用工上推行劳动合同制，成为中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袁庚把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1984年他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坐标。1992年，袁庚又率先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在蛇口竖起。袁庚认为在蛇口搞改革开放，核心问题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高度的民主，实现民主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职工要有一系列的新观念代替封建落后的旧观念。日，蛇口工业区试行无记名民主选举产生当地最高管理机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由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是中国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变革。1986年袁庚提出引入竞争机制，由蛇口工业区负责、不要国家投资创立一个商业银行的设想。1986年5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关于成立招商银行的申请报告并在三个月后得到批准。 日，在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的基础上，新中国第一家企业股份制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正式成立。随着经济的增长，袁庚认为发展保险业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他致函国务院财经小组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必要性，指出设立保险公司一可为蛇口工业区的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国金融体制的计划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险公司的道路，这个设想经过多方沟通，取得广泛共识和认可。日，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日，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袁庚还倡导职工以各种形式参政议政，监督管理层工作，袁庚一直支持蛇口工业区群众所自发组织起来的多个协会与学会，像企业管理者协会、翻译工作者协会、会计工作者协会等等。袁庚希望协会办成“压力集团”，有权把蛇口工业区的“民意”公开出来，形成舆论来监督领导。袁庚鼓励新闻监督，提出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要搞人身攻击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要审稿。《蛇口通讯》开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先河。袁庚同志主导的改革，形成了新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绩效观念和职业道德观念等，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力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最先开放、最先改革、最先崛起，其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民主、宽松的发展环境，被称为“蛇口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对我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3年3月，袁庚同志从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岗位上离休。退下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领导，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赤诚与忠贞。袁庚同志的一生是血与火的写照。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他奋起维护民族的尊严，争取民族的独立；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毅然向黑暗开炮，谋求人民的解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不惜以自己的晚年政治生命为代价，敢想敢试、敢于担当，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缔造出激情燃烧的蛇口“试管”。袁庚同志表现出一个时代先锋忠诚国家、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坚定刚毅的可贵精神和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袁庚执掌招商局时，创办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已走过了100余年的历程。由于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影响，当时招商局仅处香港一隅，实力薄弱。袁庚以开发蛇口为契机，为百年招商局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将招商局从一个单纯的航运企业发展成为业务综合、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创造了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袁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理想与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是招商局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招商局广大同仁们也将继承好、发展好袁庚留给我们的事业，努力把招商局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力争创造招商局历史上的第三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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