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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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负面清单其实是份创业的正面清单
长沙市工商局最近发布了《工商登记投资(任职)资格负面清单》,其中包含投资和任职两类负面清单。公务员、现役军人、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12类身份被禁止或限制在长沙投资。另外,公务员、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等21类身份被禁止或限制任职。
长沙市发布的这张投资(任职)资格&负面清单&,实际上也是份营造健康市场环境、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保障投资者权益的创业的正面清单。
健康的市场环境,需要敬畏法律、恪守市场规则,排除权力的不正常干扰。公务员、现役军人、党员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身份被禁止或限制投资经商,在党纪国法上都已经有过明文规定,长沙市工商局将其列入负面清单,是对既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确认,于法有据,是依法行政的表现。有了这份负面清单,既有助于提高相关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也有利于民众对违法经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将权力违规介入市场的行为从源头上加以制止与防范。
禁止、限制权力违规介入市场,能够保障市场主体在公开、公平、公正的起点上充分竞争。市场竞争的秩序得以保证,就不会因为权力介入引发的利益冲突扭曲市场竞争原则,进而让市场机制在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发挥作用。&负面清单&维护了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增强了市场活力,有利于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份&负面清单&表面上限制了一些人的投资、任职资格,是份封闭的禁止性清单,但对更多的创业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份扫清创业创新阻碍的正面清单。
自由、开放是市场环境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优良的市场环境还讲究能力与诚信。所以,在&负面清单&中,除了规范公权力,还对严重违法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等21类身份进行了任职禁止或限制。这样做,既可以预防在更加开放自由的市场环境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又是对遵法守信的投资者权益的有力保护,可以极大地降低创新创业风险。因而,这份&负面清单&也是张保护合法权益、保障市场优胜劣汰机制起作用的正面清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决定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负面清单&厘清了权力边界,健全了市场机制,有利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贯彻党中央重大理论精神的一次有益尝试。 赵强更多资讯!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长沙创业网官方微信。
还能输入140个字上海自贸区:什么是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
  管理重心转向事中事后
  自贸试验区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改革投资管理制度,从长远来看,也是大势所趋。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系列双边、多边国际投资贸易协议谈判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无论是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还是TPP(跨太平洋自贸协定),全球投资贸易活动的新规则正在形成,包括全球贸易价值链重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投资协定、服务业开放等。
  随着WTO红利的逐渐消退,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服务业的进一步渐次开放已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而参与新一轮投资贸易协议的谈判,就必须调整我们现有的投资管理制度,与之对接。否则,中国有可能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面临着“再入世”。而只有主动迎接挑战,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自贸试验区这块“试验田”里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改革经验,我们才能找到“再入世”的现实路径。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说,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中国启动的第二轮全球化开放战略。第一轮则是加入WTO,当时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开放拉动了经济增长,中国由此成为真正的世界工厂。而第二轮需要进一步开放,包括人民币资本项目等金融开放,这一改革的力度更大,难度也不小。
  他认为,全球化最终的目标是要把所有阻碍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铲除,其结果是提高经济的效率。 “尽管这其中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全社会资源将由此得到优化配置,如劳动力优化配置,土地优化配置等,最终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这一角度说,中国改革投资制度绝对利大于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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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正面清单与自贸区负面清单
国人熟悉的所谓“”实际上是来自“负面清单”的概念,其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或“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最早列明“负面清单”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成立时出现的,后来引申到各个自由贸易区FTA的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中。(点击进入&&专题)
通俗意义上讲,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一国政府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规定了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而除了负面清单上列明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活动都是许可的,凡是与外资的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及要求均以清单方式列明。而国人开始接触负面清单则是从2013年上海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始的,最早来自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的文件,列明了对外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而今,随着负面清单概念的熟悉,国人也开始使用“正面清单”的概念。
为什么笔者把两者放在一起来说,是因为此次的跨境电商“正面清单”完全与自贸区“负面清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4月7日晚,财政部、海关总署与国家税务总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即所谓跨境电商的“正面清单”,其中包括1142个8位税号商品,主要涉及部分食品饮料、保健品、服装鞋帽、家用电器以及部分化妆品、纸尿裤、儿童玩具、保温杯、配方奶粉等商品。对于跨境电商的零售进口商品,个人年度交易限制为20000元,单次交易限制为2000元,超出限制则按照一般贸易全额征税,但海淘一件商品需缴纳增值税和消费税,所以最低得交税11.9%。与此同时,财税部门也提高了针对个人物品的行邮税税率,将原来的10%、20%、30%、50%四档调整为三档,分别对应税率为15%、30%、60%。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说“免税时代终结”,也有人说“电商或遭大洗牌”,甚至有人说“都是奶粉惹的祸”。特别是近来一则假新闻“黄渤在海关被扣,代购扔东西”瞬间被转发,细究发现,其实不过是几年前法国机场的旧照,但侧面也说明人们对于新的跨境电商及收政策的关注。
总的说来,新税收政策会让进口的食品、母婴类和保健品等商品价格整体看涨,特别是食品、母婴类和保健品等类商品,过去往往因单价小于500元属免税范围,即使超过500元也是按照10%的行邮税率缴税,而今至少要支付增值税和消费税,最小的税率是11.9%。因此,也可以说跨境电商享受多年的“税收优待”被终止了。至于每年20000元和单次2000元的交易额限制,明显加大了对奢侈品的消费抑制,倒也可以与中央提倡的去除奢靡之风紧密关联起来,但究其本质还是在于对以往跨境电商“拆单避税”行为的定向约束。当然,也有部分商品如化妆品、电器等商品会在行邮税率上有所降低,特别是服装不需要缴纳消费税,因此可以降低8.1%的税率。
中国的跨境电商在全球排名第一,仅2015年的交易额就达到了5.2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30%,而与此相对的却是中国2015年进出口总额24.59万亿元,同比下降7%,其中进口总额10.45万亿元,同比下降13.2%。跨境进口电商呈现了跨越式增长,互联网公司、创业公司、传统零售商等不约而同进入这个领域,其中自然鱼龙混杂,海外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间,所谓“合理避税”的逃税方式层出不穷。此次税率调整恰恰是深入了解了其中的关键和症结问题后,有针对性地通过税率涨跌进行鼓励和打压。因此从积极的层面来看,此次税率调整将对跨境电商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有着积极的作用,具有实力的跨境电商将进一步纵向和横向整合并扩展市场,改善服务方式,提高经营效率,逐步形成与其他进口贸易企业同台竞技的局面,并引领行业向规模化、规范化、集约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但从消极的层面来看,此次税率调整将使得超过八成的小微跨境电商因无法再从以往依赖国内外差价的经营获利模式而直接被市场淘汰。
而此次税改特别是加强行邮税监管的更深层次意义在于,将侧面推动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消费市场发展。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腹背夹击下,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并在2013年8月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4年12月批准在广东、天津和福建设立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今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即将落地。
TPP和TTIP对中国最大的经济威胁在于其成员间逐步形成的零关税,所产生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将直接威胁到中国与主要贸易国的经济关系,而上海等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实质上的零关税、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
5.2万亿元的海淘市场、1.2万亿元的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被国际公认为“行走的钱包”的中国游客消费市场不可能不引起政府高度重视,这部分的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与其将这部分利润直接让渡给各国的零售商业渠道,不如直接转移到未来遍地开花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而一个渠道如跨境电商及行邮自带受到抑制,就必然会催生出一个新的供应和消费渠道,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一个最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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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政策走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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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13 雨果网 闽ICP备号-1文/空瓶  最近“负面清单”一词常见诸报端,许多人心生疑惑,这个“负面清单”到底是个啥?“负面”好理解,“清单”也好理解,合起来就不好理解了。普通老百姓有时干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实质上,不仅“关己”,而且不能“挂起”,“拨开云雾见月明”,掠过“负面清单”的正面或许我们能发现点什么。  何为“负面清单”,通俗地说,就是投资领域的“黑名单”,一条一款列明了企业不能进行投资的行业、领域和业务,除此可理解为“法无禁止皆可为”。往浅处说,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投资行为,乃投资、创业者的福音,多了更多的投资方向和创业机会,办理手续更趋简便;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颇受民众诟病的行业、领域和业务的放开,将进一步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我们的消费选择机会更多,在自由竞争环境下的消费成本也会相对下降。往深处说,推行负面清单表明着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它可见下一步包含金融领域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端倪。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将有助于梳理散乱不一的国内市场秩序,逐步迈向统一管理。有资料表明,国际上已有70多个国家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也正进一步与之接轨合拍。此乃推行“负面清单”的正能量。  “负面清单”貌似与“正面清单”相对应,其实并不尽然,不定非黑即白,那些清单上未能穷尽的选项才是关键。从此前“列举法”的正面清单,到如今“排除法”的负面清单,有人会问,两者有何区别呢?或者说“负面清单”相比“正面清单”有何优势可言?打个比方可能更易于理解,假如你准备到商场帮你太太买件衣服,你问你太太喜欢什么款式、什么颜色的衣服,如果你太太说随便什么都可以,那你肯定有点为难,到底选什么样的才符合你太太的心意呢;如果你太太明确告诉你不喜欢什么款式和颜色的,那你就好办多了。因此,易于操作才是对“负面清单”的正解。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自去年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以来,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非常强大。数据显示,至今年4月底,该试验区内新设的862家外资企业中,属于负面清单外通过备案制设立的占到92%;同时,新设立内资企业近8000家,相当于上海综合保税区之前20年的企业注册数量。前不久,国务院重磅出台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作为一项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对市场准入普推“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外的投资领域和产业,则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这也是在国家层面全面推行这一管理模式。紧接着,成都市成为继上海自贸区后首个正式开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改革的副省级城市。这些变化固然是可喜的,但如何不断通过财税政策的扶持、金融资源的撬动等,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才是我们所期望的。看来,“负面清单”不仅是“清单”,还包含了“清单”背后的正向努力。  可以乐见的是,两种清单模式的转变,实质上是行政管理理念、市场监管方式和社会服务观念的转变。简政放权,不是将来时,而是进行时。当然,我们更期待“负面清单”出现在更多的微观经济领域,更多的基层层面,让我等草民进一步享受到深化改革后的阳光雨露。这或许就是“负面清单”的正面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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