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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大师能治疗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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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气功大师”王林的隐秘外壳正在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在王林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理事长是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躲去香港，无法为王林卸去所有麻烦。自从他与马云、李连杰、赵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后，“大师”的隐秘外壳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长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当地政府突然变了脸。日，多部门商讨后认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偷税、非法行医、行贿、重婚、赌博、诈骗等七项罪名。江西省芦溪县警方已对他立案调查。
　　对年过耄耋的杜继文而言，王林的结局并不意外，连同他当年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特异功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巨大而漫长的争议。杜继文就是当时的反对者。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个轻松的立场，他和“大师”们也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斗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战斗里，“大师”与干部阶层结盟，远非反对者的唯一困难；科学家的介入、媒体的沦陷以及大众的盲从都为“大师”加固；即使在杜继文参与撰写报告、促使中央取缔“falungong”后，伪科学也未完全丢掉它的全部阵地。
　　给“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获得批示传达的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陈祖甲发表了第一篇反击文章：《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认字”》。
　　古稀之年的陈祖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0余封来信，10条电话线中有8条被反馈占据，支持者不少，反对者则将他称作“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1985年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合影，军队高级干部占到一半。 （CFP/图）
　　“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的对峙
　　在“人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战局。
　　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政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
　　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体科学”是非，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
　　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党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
　　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
　　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政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
　　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
　　随着对批判“人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
　　在特异功能支持者一方，钱学森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提供了实际的庇护。申振钰回忆说，她一位热衷特异功能的同事在评职称时受阻，钱学森专门给学校写信，这位同事很快评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后作了百余次报告、发言，谈论人体科学等话题，该所很快成为人体科学研究的重镇，张宝胜等“大师”被正式调入，其特异功能甚至被认为可用于军事目的。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t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黄金时代”
　　90年代初，当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制造出海量信徒，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
　　在反复研究上世纪最后的20年后，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张小平能治百病，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
　　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在涂建华看来，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申振钰总结的“四大天王”中，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邓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如果说，此前反对“人体科学”可能面临理论上的批判、舆论上的攻击，现在坚持做“山羊”，就要面对切实的人身威胁。
　　在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顶礼膜拜后，北京、四川两位反对他的干部于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袭击受伤。陈祖甲曾采访的一位科学杂志主编透露，当他拒绝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论文时，连手下编辑都跑来施加压力，抱怨“你别弄死我们啊”。
　　于光远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他把战火烧到了境外。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于光远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2月，聂春荣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新生的“大师”，不变的客户
　　1994年3月，还没等到设想中的“气功大厦”成真，著名的“人体科学”支持者张震寰去世，仿佛预示着风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位戎马一生、曾亲自参加气功辟谷的老人还在关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寻找有擅长的气功师帮助调理，可是唯独不考虑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政委管谦评价他“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
　　这几如一曲挽歌。被压抑许久的反伪科学呼声已到了爆发的时候，时隔12年，“山羊”终于对“绵羊”发起了又一轮集中攻击。
　　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师”，搞了多场揭露伪气功的报告会，常由郭正谊院士出面，与“大师”针锋相对。
　　更大的麻烦来自发展本身。“大师”们的事业发展依赖于利益驱动，这使他们频频撞上法律红线。张香玉、张小平先后因涉嫌诈骗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后，《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下达，为攻击吹响号角。
　　“山羊”们迎来了痛击“绵羊”的关键一年。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呼吁通过科普反对伪科学。主流媒体上终于又集中出现了对特异功能宣传的批判，雪藏7年的对张宝胜“走麦城”的揭露终获刊发，《工人日报》更是用头版消息加整个第五版的规模刊登了六位专家揭露严新骗局的文章。
　　成势已久的“大师”们并未立刻倒台，尽管在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山羊”仍面临威胁。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的何祚庥屡遭围攻、恐吓。
　　即使在“人体科学”热潮的尾声，“山羊”的路依旧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说，“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涂建华认为，尽管无法看到工作组此前发给公安部的函件，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工作组至此还“全盘否定”批判伪科学。
　　以1999年取缔“falungong”为分水岭，盛极一时的“大师”们坠入低谷。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再无声息。
　　“大师”远去，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在申振钰看来，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新世纪的十多年间，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
　　涂建华则分析起“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只能寻求庇护。”
(责任编辑：徐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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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曾掀起一股“潮”，甚至在官方和科学界，这一热潮都得到了重视和认同。例如，1986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由将军任理事长，教授任名誉理事长，1988年成立的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由卫生部部长任会长。北京一所著名大学两位研究者还做了气功影响分子结构的实验。当时涌出了一批“气功大师”，王林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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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自称7岁离家，拜道士学艺。他学艺回来上山下乡，因“破坏农业学大寨”，“文革”时被关进监狱。自称服刑期间为了救两个不该死的杀人犯，越狱一次被抓回后加刑。平反后出狱，在深圳开公司，拿到香港身份后回到家乡。但是与他一同服刑的狱友声称王林在牢里常因说大话被揍得鼻青脸肿。他会把子虚乌有的事说得天花乱坠。
人物事件/王林[气功大师]
生财之道王林王林的财富在短期内迅速膨胀，很快成为江西萍乡首富。芦溪当地一些做实业的老板起初并未看见王林做过什么，但他却很快暴富。这让他们对王林赚钱的方法表示怀疑。在熟悉王林的老板们看来：“不管你是暴发户，还是做实业，总得做点什么事才能发财。”而在一些老板多次打探后，王林甚至直接透露他曾倒卖过军火。尽管这个说法并不可靠，但仍然让王林周边的朋友深信不疑，“要不他怎么会那么富有”？其实梳理王林的暴富之路，不外乎发功治病、收拜师费、替人办事、倒卖房产和放高利贷这5个生财之道。企业家、江西省人大代表邹勇为拜王林为师，仅拜师费就花了500万，之后还被索要名车和黄金等。利用师徒之谊，王林在2006年引荐邹勇找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申请下一个货场，王林事后收受邹勇的礼金和劳务费共计1740万元。按照芦溪当地官方的说法，王林最早以港商身份以超低价收购的芦溪宾馆，转手卖给了房地产商，“在这中间赚了至少上千万”。多位熟悉王林的萍乡老板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王林的收入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来自于放，其中包括开地下赌场放高利贷。慈善经历王林和的普通人很少来往。他更多的是和官员、明星打交道。但他过年会给贫困户捐米、油、肉和鱼。民政局社会救助管理局副局长潘忠伍说，在他任上，王林已经坚持了10多年。多时（捐）几百万，少时也有几十万。“这算得上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做了事。”潘忠伍说。在王林家里，他找出那些贫困户的名单，拍得很响，“有钱人多了，谁能像我坚持这么多年？我不放高利贷，哪里来几千万给老百姓？”他多次提到自己的捐款数据，有时候说一年六七百万，有时候说一年上千万。除了每年的捐赠，王林还提起他捐给政府的建勋寺。“这个寺庙花了我1.3亿。”据李密说，寺庙花的钱没这么多。王林张罗了很多名流朋友，“他没花什么钱”。王林不这么认为。寺庙的功德碑上刻着、等人的名字。王林说虽然有那么多人名，但更多的是他为了给朋友面子。　“钱基本上都是我出的”。他随手拍了下庙门口的石狮子，“你知道这多少钱吗？汉白玉的，200万。”慈善为他赢得了一些声誉。曾经认为他为人傲慢的人，经过这几年，也会说起，他每年坚持帮贫困户，不容易。日，王林现身贵州，以企业家身份向铜仁印江县沙子坡芦塘村捐赠4万元。当地媒体报道，在日举办的中外华人新春联谊会上，来自法国、泰国等国以及中国香港的企业家们为贵州山区捐款11万元人民币，捐赠300件羽绒服，帮助安顺、铜仁等地的留守儿童及孤寡老人温暖过冬。王林以企业家身份单独向铜仁印江县沙子坡镇芦塘村捐款4万元。王林说，小时候是“苦儿子”，也见到很多老人老无所依，逢年过节只能闻别家的鱼肉香，没少心酸。他说至今已坚持捐款20多年了，最近几年每年都捐100卡车物资，希望让“最苦的人也能过好每一天”。授予大师日，芦溪县县委常委、武功山管委会主任贾春辉向媒体澄清，该称号是武功山景区授予王林的，并非芦溪县县委授予。早前芦溪县电视台新闻报道视频显示，武功山管委会曾经为王林举行授牌仪式，授予王林“武功山大师”称号，时任萍乡市政协主席、芦溪县县长、县政协主席、武功山管委会主任出席授牌仪式。该报道称，授予王林“武功山大师”称号，“感谢王林大师对武功山开发的支持，并希望王林大师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武功山的开发，利用他的声誉，为武功山多做宣传。”治病传奇关于他治愈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事，是议论他传奇最好的凭证。“治好总统能是假的？”王林在芦溪的宅子叫王府，一幢五层别墅，带后花园。与县政府一墙之隔。别墅里，有两层专门放他和官员以及明星的合影。明星的合影多到王林懒得一一介绍。他更多地让人注意他和外国国家元首的合影。他与苏哈托的合影，以及所谓的苏哈托写给他的题词，时间是1994年，他熟练地背出题词“感谢上帝唤来了大师，治好了我和夫人的病，愿上帝赐福于大师”。这些合影看上去年代久远。看上去照片里也是苏哈托本人，旁观者很难辨出合影的真伪。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有关于苏哈托会见他的故事。大师拒绝吃苏哈托的米糕，总统周围的文武百官吓得拜倒在地，因为拒绝总统（皇帝）是要杀头的。这一段用来衬托王林的镇定自若、谈笑风生。他手机里有张照片。是对着俄罗斯国防部长的后背发功的场景。他说这是前不久刚刚见过的。问国防部长是什么病。王林严肃起来，“这是机密，不要随便问。”王林常常说，“我治好的病人有5万”。话又不会说得太满，他说病也有治好的，也有治不好的，看缘分。他也不再提用气功治病，而是说用手法和草药。他的秘书雷帆提到大师的艰辛：用气功给脑瘤患者治病，因为太过用心，7个脑瘤侵入大师的脑子，闭关很久才把脑瘤治好。出版写真《中国人》王林大师写真，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着香港海洋国际出版社出版。版权页还写着，该书从2002年到2011年共出了3版，印刷了3次。书装潢精美，镶有金边。这本有367页的书除了王林几幅半身像，几乎都是合影。写真以与高级别的官员合影为开端。有的合影是与官员相邻而坐，有的合影涉及四五个人，图说解释为在家设宴招待官员及其家眷。更多照片是王林手提“变出”的蛇，与官员合影。从照片图说来看，和官员的合影时间都较久远，多出现在90年代。有一些官员已经去世。照片下面常常标有，“看望大师”“陪同大师”“结为好友”等字样。合影涉及一些“治病”的情景。图说写着为某官员运气治病，替某官员诊断等字样。书中还有多幅和外国高官（多为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相对国内高官，这些照片的图说常常会讲述一个小故事。类似于如何治好病，如何馈赠礼物等等。与明星之间的合影则显得更加亲密。和的合影有十几张，年度跨度很大。从照片图说来看，照片里还有赵薇的孩子、家人等。在和的合影中，图说称“李湘是大师的私人秘书”。“隔断时间他就会去香港印一批”，李密说王林不会将此书轻易送人，只有有身份的人才会送。王林表示，该书成本是1800元，如今很难买到，“在网上能卖到16万一本”。揭秘骗局日，在媒体接连报道几天之后，位于芦溪县城人民西路上的“王府”显得异常安静，这是王林众多别墅中的一座，王府大门紧闭，只有两座金灿灿的石狮子守在门口。在大门口拍摄时一位男子走了过来，阻止记者的拍摄。随后这位男子回到王府，紧关大门。与此同时，王林的手机一直无法接通。不仅记者见不着他，平日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工作的一些人也见不着他了。自媒体报道之后，曾经十分高调的王林就不见了踪影。那么这位自称身怀绝技的气功大师，平日里是如何修炼的呢？据知情人透露，他平时在家里从不练功。王林的神功如何，他曾经的“关门弟子”邹勇称，2008年他拜王林为师，王林从深圳运来一辆劳斯莱斯，他说已经交了20万定金，马上要提车了，这辆车总共是760万，剩下余款要邹勇去交。邹勇问他，这个算借的还是算什么。王林说人家交一个多亿他都没教，这740万就算拜师费吧。王林送给他一个莲花蒲垫，让他打坐，还有号称几代单传的秘笈，邹勇却什么都没练成。邹勇表示，这样一本“万法归宗”不是罕见的秘笈，只不过是道教符咒书中有代表性的一本，在淘宝网买一本只需11元钱。邹勇找他去理论，王林说你跟我斗，不会有好结果，让你一个月全身腐烂死掉。而半年多过去了，邹勇没有任何反应。王林的功法并不灵验，其他的本事又如何呢？除了变蛇等，更神的还有他四处炫耀治病救人的传奇。在王林通过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王林写真》一书中，记载了不少他妙手回春的“神奇故事”。书中举例，王林治愈过辽宁沈阳一位净光法师的肝癌，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经查询，辽宁沈阳根本没有千岩寺，只是在锦州有一家青岩寺，净光法师更是无从考证。同样的谬误随处可见。书中说江西省兴国县南作乡邮电所陈棹彩之子，半身瘫痪，也被他治愈。事实上江西省兴国县根本就没有南作乡。回到香港日，王林在位于香港金钟太古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时尚酒店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王林表示自己当前不打算回到中国内地，因为他一直在这里躲避记者，同时也是为了躲避中国官员。王林对办案机关称，2010年，他在装修芦溪宾馆时，佘小年“提出拿出一笔钱支付我搞装修，方便我的朋友来这里玩，住得好一些”。据佘小年本人供述，其是在2010年3月去萍乡市芦溪县找王林“消灾”的。回来后即打电话给某“中”字头特大建筑企业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要其汇款150万元给王林“修庙”。日，王林提供给佘小年的个人银行账号先后收到汇款两笔，一笔90万，一笔60万，“是从湖南的银行汇过来的，不是以佘小年的名字付的。”据悉，是佘小年将该账户告诉了上述行贿公司，行贿公司又让两个下属施工队套取出资金后，分别汇给王林。邹勇事件事件背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王林以所谓气功绝技被传得神乎其神。邹某是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经人介绍与王林认识。邹某曾称，2009年以500万元“拜师费”后成为王林“弟子”，陆续被王林索要近300万元的财物。王林此前表示没有接受别人的钱财，更没有利用气功作为敛财手段。王林借助微博等渠道发布消息称，邹某因房屋纠纷，事实上欠他3300万元，并经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要求邹某返还欠款。日，记者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旁听了这起房屋纠纷案的二审庭审，二审开庭原因为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由于双方纠纷，王林与邹某“师徒”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利用媒体等手段互相揭发、举报的过程。王林与其“关门弟子”江西商人邹某的是非恩怨是“王林事件”的导火索。事件经过日11时许，邹勇独自驾驶一辆卡宴打算去洗脚，但在路上被不明身份男子将邹勇塞进一辆遮挡号牌的雷克萨斯SUV，此后邹勇失联。当地有关部门接警后部署警力调查，发现邹勇时，已被碎尸并抛尸。尸体是通过DNA鉴定才最终确认是邹勇。日，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经提请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对“7o10”非法拘禁案犯罪嫌疑人刘锋、朱理通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嫌疑人王林、黄钰刚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执行逮捕。此前，当地警方对外通报称，邹勇在7月9日被身份不明人员绑架后遇害，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王林所涉的罪名正是非法拘禁。
日，公安机关透露，参与办案的江西当地民警钟伟与王林前妻、情妇雷帆勾结，干扰办案，并收受王林前妻、情妇贿赂；《南方都市报》记者刘某在跟踪采访此案中，涉嫌参与了上述活动。案件由中国公安部直接办理。取保候审日，王林的代理律师证实，王林日前因患严重疾病，江西南昌中寰医院已于1月10日11时5分开出了“病重/病危通知单”。周葵同时确认了王林被取保候审的消息。
人物评价/王林[气功大师]
媒体评论王林们是某些官员的。有的官员意志衰退消沉，精神萎靡不振，工作不认真、经济有问题，心理上自然不安全，于是在封建迷信中寻找寄托，在浑浑噩噩中打发时日。不少官员热衷于烧香拜佛和算命看相，祈求升官发财。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就给了王林们乘虚而入的缝隙，招摇过市的空间，发家致富的门道。而有的企业家要送大师们钱财，无非是看中了大师和官员之间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于是乎，这些人对王林们言听计从，深信不疑，甚至拜把结盟，称兄道弟，甘愿为他们宣传迷信提供平台，岂不悲乎！王林们被某些官员当作救命稻草。中国有句老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因为官场上有的人做了亏心事、心里又有鬼，于是求神问鬼，装神弄鬼，最后，弄巧成拙，丑态百出。王林曾对刘志军说，要帮他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而刘志军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竟然不顾官德和人格，屈尊于一个江湖人士，寄托于一块石头，终成笑柄。可以确定的是，王林们的精彩表演和连蒙带骗，既成为不了某些官员们的心灵鸡汤，更成为不了他们的救命稻草，最终只能是某些官员的致命毒素，成为加速他们堕落和灭亡的催化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少落马的贪官，大都与形形色色的王林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个“大师”慈悲为怀，救人于水火中，劝这些贪官们悬崖勒马。如果“大师”真的有爱心善心，为何不在得知内情时劝其自首，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对于那些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少数官员，有必要大喝一声，是该梦醒的时候了。靠王林们算命占卦、保财保命终究是靠不住的。最终还是要讲党性、讲正气，远离装神弄鬼之徒，远离心怀鬼胎之辈，堂堂正正做人，依法依规办事，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做正了人，做好了事，人民才会记住你。（人民日报）名人评论方舟子互动百科首席科学顾问在微博直言王林就是骗子：“马云、赵薇、的师傅王林‘大师’是这么表演用意念‘吹断筷架’的：右手接过完好的筷架，偷偷扔掉，从隐藏的左手接过已敲断的另一个筷架，然后吹嘘他吹断了。”马云在微博上说，“常有朋友指责我去探视"非科学"的东西。对未知的探索，欣赏和好奇是我的爱好，即便是魔幻术，挑战背后的奥秘也快乐无穷。好奇心让人受益。人类很容易以自己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自以为是的判断世界。科学不是真理，科学是用来证明真理的。过度的沉溺信仰和迷失信仰都是迷信，今天我们是后者。永保好奇”。司马南认为王林的表演的技巧来看很拙劣。但是不能否认王林善于分析普通人的心理且特别善于和大人物打交道——王林一旦与名人有所接触，就留下各种名人的合影。他也不像有的气功师一样办班直接收钱，他挣有钱人的钱。而他有钱以后，就介入当地一种非法集资，放高利贷，利用官场的腐败来直接牟利。
人物逝世/王林[气功大师]
日，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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