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中医，不爱吹牛逼 - 简书
我是小中医，不爱吹牛逼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过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焉也”——陈独秀导语：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了“民主与科学”，近代西方文化在东方进行了一次成功扩张，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当其冲，中医药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逃脱不了唾骂与鞭挞。其在近现代社会里历经坎坷，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表达自己理论体系的那些概念，没办法用当代科学语言客观正确地解释。（一）命途多舛北洋军阀和汪伪政府曾试图取缔中医，由于那时的西方医学并不发达，没有能力完全取代中医。虽有几次提案，但终未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地位发生了一些改观。从之前的打压变成了扶持，中医事业相对发展了。趁此浪潮，江湖郎中肆意妄行，唯利是图的伪中医大张旗鼓，能看病又能看好病的“真中医”越来越少；而到正规的中医院看病住院，大部分中医开的百分之八十是西药、中医药退居其次，成为可有可无的鸡肋。中医的临床医生社会与医疗行业的认同感弱，院校老师的积极性不高，整体士气较为低沉。1950年，国家正式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一观点随后被过度延伸并被极端化。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实验分析的，数字精准的方法，主张“实证”，强调“精准”，进行相对客观静止独立的研究。中医一直侧重于运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常说的“辨证论治”，即动态的、联系的、整体的方法考察人体和疾病。以动态的、患者表现出来的“证”为考察目标。这种认识观与方法论与现有自然科学大相径庭。既不要以西医的解剖、生理、病理学为基础，在动物实验中又往往得不到阳性结果，更经不起以“病”而不是以“证”为研究目标的统计学原理处理。所以，很多临床上十分有效的经验方，名老中医生动活波的治疗经验，甚至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中经历了千百余年考验、仍然疗效卓著的经方，一旦运用现有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检验，无一不被“科学”地否定。然而，日本人早就把我们东汉时期《伤寒论》《金匮要略》的一百多方制成药剂且申请了专利，居家必备。建国初期，北京的名老中医蒲辅周老先生运用98首不同的处方治愈了北京167例已经昏迷的乙型脑炎患者，远超同时期的世界先进水平。当时的卫生部认为，一首方剂的治愈率不到两人，“不符合统计学原理”，予以否定。（二）科学？艺术？宗教？我曾经一度认为：中医谈不上“科学”，它更像是一种艺术，一类宗教。说它是一种艺术，因为它与生俱来着人文科学的长处。“秀才学医，笼里捉鸡”，古人的人文素养较高，他们对世界的体悟能力较强，对中医理论和思维方法容易接受，可以通过自学读懂中医。儒生一旦脱离书本，投身于临床，往往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明代大医学家张景岳年轻时靠自学，40岁以后才从医，并没有家传师授的背景；“妇科圣手”清人傅青主，在政治、哲学、书法方面的声名比医名毫不逊色。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医家中非常多见。说它是宗教，因为它具备这宗教所有的特性。即不可证伪性，我不相信有神，但是我无法证明这世界上没有神。 不是人类技穷，而是形而上的东西，只能用形而上去“不信”，无法用形而下去“证明，检验”。
“我相信中医那套信仰，它有高人，但是大众的健康不能全靠高人”。是的，但起码不要辜负高人留下来的经典，不要强行给它变成畸形儿。然而，现在很多人要摒弃中医这方面的特性，完全用研究西医的方法来进行中医研究，还要以此作为衡量中医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若没有选对正确的认识观和方法论，势必“南辕北辙”。想做到真正的“中西医结合”，要么道行极其之高，要么恐怕就是精神分裂了。（三）管中窥豹古时候，中医大多是全科医生，以内科为主，兼治其他疾病，当然也有妇科、外科、儿科、骨伤科，但这都是大科，并不再作细分。因为中医的理法方药是统一的，宏观把握、整体联系是中医思维上的长处。现在，正规的中医院，仿照西医模式，分科很细，失去优势，变成中不中、西不西的医院。很多中医院院长还幻想着同西医院比设备，拼急救、手术等，以自己的弱势拼别人的长处，无非以卵击石。目前，老百姓若真的想看能开方子，疗效好的“高人”，在西医化严重的中医院里真的是凤毛麟角。社会上，“伪中医”抓住商机，倒是真真切切的大赚一笔，但逐渐降低的是中医的段位。不管是微商上面的包治百病的穴位贴，还是各养生机构里面的拔罐丰胸，揩油推背。随便沾点术语，都可以自圆其说，任意玩味。80年代的气功热，90年代的《易经》狂，21世纪初的神医胡万林，前些年的大师王林。身边记忆深刻的是，我家附近曾有位胖叔叔，在爷爷以前的工厂看大门，字都认不全，后来突然就自学成才，开了一家中医门诊，说是有什么祖传秘方，基本上什么病他都会治。家里有个阿姨去那边看雀斑，敷了一天的药，就全脸过敏溃烂，后来去医院挂了一个星期的吊水。这类人不仅爱吹牛还常给中医扣屎盆子。常常拿一些古医学的东西来故弄玄虚，吹嘘这是中医特色疗法。其实，动植物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自卫功能，遇到伤害，自行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遇冷自然蜷缩身体来保温，遭遇外伤用唾液来舐润。人身为高级灵长类动物，即使是上古时代的类人猿，都懂得用树叶敷贴，关节疼痛会相互敲敲拍拍……其实这些充其量仅仅是医药的原始状态，然而现在很多人将它看作“中医特色”！对不起，中医没有这样的特色，这真真是对中医的侮辱。上过当的人以及之后蔑视中医的人，都因没有看懂真中医的本来面目——“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此处要省略一万字，以后有机会再说。）（四）一己之见为什么这类骗子行医，不冒充西医而独独钟情于中医？因为西医静止而精准，一是一，二是二，无遮无盖，一览无遗，人所共见。中医则不然，谁都认识不得，就利用模糊的这一点，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医相对的低门槛，造成半吊子“伪中医”即使一首方子都没有背过，找一本《临床常用中药手册》也够招摇撞骗。书上早把一些大范围的药物罗列清楚。咳嗽痰多的，陈皮，半夏，川贝，批把叶……依样画葫芦，照抄上去，治不好也吃不坏。俗不知“痰”症还有风痰、湿痰、燥痰、顽痰、惊痰、脾虚生痰、脾阳无温生痰、肾水泛滥生痰之分。以上常规的诸药仅能应付一些风痰、湿痰，其他的痰症用它只是适得其反。即使遇不到“伪中医”，身边也会有一些“好心办坏事”的中医迷。我身边就有，比如我亲爱的妈妈。她曾经有次肺热咳痰一周不见好转，给她简单用了XXX川贝枇杷膏，效果甚好。此后她每每遇到同事邻居亲朋好友，不管什么咳嗽都要推荐，很多人都是毫无作用，咳的反而更厉害了。因为她不懂辨证论治，不知药物的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在自己还不成熟的中医认识观里主观臆断，若遇到寒性咳喘只会加重病情。在本身自己也只算个入门学习者，很多东西都不敢随意开口解释，一是自己并没有认识清楚的事情不敢妄言，二是害怕她这类人的断章取义与自由发挥。除了传播一些错误的经验，这类人喜欢分享一些脑洞大开，令人无语的体验。我妈有子宫肌瘤，因为已经绝经了，肌瘤也没有继续增大，各项检查都是好的，所以也就没有开刀。前些日子，帮她打磨了一瓶三七粉喝。喝了两天就跟我说：“感觉肌瘤好像化开了呢，脖子也不那么重痛了”。我当时竟然无言以对。唉，过一段时间告诉我，我还可能会半信半疑，这么快就说，是在逗我，还是说我给你营造的“安慰剂效应”太给力了呢？我相信妈妈是善良的，但是有她此类“善良”行为的人并不在少数，是一个群体。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一颗老鼠屎，带坏一锅粥”。而现在中医的老鼠屎又何止千粒万粒，熬出来的这锅粥，您愿意喝吗？！（五）痴人呓语中医的衰落已有将近一个世纪，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衰微。邓铁涛老先生多年之前曾倡议要培养一大批“铁杆中医”，来挽救中医事业；朱良春老先生也曾引用宋代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激励中医的下一代。真正的国医大师已相继离世，后面只能靠一批淡泊名利、心怀大爱，扎根于临床的“铁杆中医”，无怨无悔地静心专研，慢慢将自己熬成“高人”。中医这门“绝学”才可能于时代大潮中有一席之地吧！结尾一：我曾幻想自己是那批人；大一第一节课是龚云的中医基础理论，那时感觉热血沸腾，使命感倍增；上次放假经过学校，恰逢学校上课，又见龚老师课堂上的慷慨激昂；我与某人相视一笑，沉默地听到远处工地上打地基的咚咚声；如今已是读研的第三年了，“不忘初心”是碗有毒的鸡汤，常令人失眠；“庸而未知”到“庸而自知”，我并不是那批人。结尾二：中医的思想，既古老，又有其前瞻性；它给我的认识观里增添最多的是“联系”“整体”与“包容”；站在局外、并不真正懂得中医的人往往喜欢随意发表不负责的观点；其实也很正常。相对的真理确实需要实验来不断检验，因为，马列主义毛爷爷思想教育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相对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我们自己也并不应该忽略：体悟是了解生命本质（绝对真理）的不二途径。（额，我也精分了）我是小中医，不爱吹牛逼做个有思想的美女子，把握恰到好处的余生，让每一次告别都了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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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中医：“五四”激进主义者的一种时尚（中医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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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中医：“五四”激进主义者的一种时尚（中医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20世纪之初，以欧化思潮、反传统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检讨和反省，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了彻底否定旧传统、旧文化，把中医也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和否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享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学，一下子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成为激进主义者声讨的对象，中医被无情地指责、攻击甚至谩骂，“骂中医”一时成为欧化知识分子们的一项饭后运动。
& && &&&陈独秀、丁文江、鲁迅等人口诛笔伐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鞭挞的同时，将中医列入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其批判中医的标准就是西医。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中说：“（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结构，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再次猛烈地抨击中医：“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胡言，万万不足信的。”
& && &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胡适曾认为他的思想“受两个
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胡适虽然没有强烈而过火的批判中医的言辞，也没有直接介入之后的中西医论战，但他是个西化思想很浓的学者，自称是“信奉西医的人”，并且支持他的友人批评中医。可以说，他对中医的态度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明确指出过，现代医学只能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他甚至断言中医还处在西洋文化的巫术时代。在胡适看来，中医注定只能与“骈文、律诗、八股、静坐讲理学”等放在一起，只能处在“非科学”的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 && & 丁文江是“五四”时期思想界极端排斥中医的代表人物。这位被胡适认为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对中医憎恶和贬斥几乎到了极端。他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据陈伯庄回忆，“有一次论到中医，我坚持中药具有实验效用，在君（文江――引者）极不耐烦 。我说，‘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他断言回答说：‘不！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丁文江曾有一首“寿高梦旦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自然，这是一首谑联，不能作为历史文献去解读。
& && &但作为一种思想的表征，“骂中医”的背后暗含着“五四”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文化的
彻底否定。在鲁迅、周作人、傅斯年、郭沫若等人的著作里，都有很多批判传统中医的辛辣文字。至于说坚决不看中医的，绝非丁文江一人。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郭沫若就直言不讳地说：“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傅斯年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显然，在傅斯年等人的意识中，新学与旧知是格格不入的。
& && & 鲁迅贬低中医，是众所周知的。从1年《狂人日记》到1936年《花边文学?读书忌》为止，18年内所写的大量著作中贬低中医的章节至少有4 0 多处，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了，最经典的一句要数“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样留学日本的周作人甚至认为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医实在不是现代意义的医生，全然是行医的玄学家。
& && &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以西例中、以西方科学文化来比照中国科技与传统文化、以西医来比较中医的方法在当时留洋派中几乎成为一种定式，有的甚至将此作为判断一种学术“正当与合法”的黄金标准。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毛子水认为：“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界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着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
& && & 中西文化论战中一度“失语”从1915年开始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中医与西医被纳入了新旧文化互相交锋的阵地。在“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以科学为准绳的话语体系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国故、经典、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必须抛弃的范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中”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唯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
& && &&&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中西医被强行地推到了“新与旧”的语境中。传统中医的守卫者当然不会束手就擒，反映在医学界，就是一场沸沸扬扬的围绕“中西”、“新旧”名称问题的笔墨官司，中西医双方互赐恶谥，西医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为“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而中医自称为“国医”，不承认西医是新医，称之为“西医”甚至“洋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一时间，“新”与“旧”、“国”与“西”成为中西医对攻战中相互杀伤对方的飞弹，如果说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缺乏冷静和客观的话，西医界激进人士对中医的批评则更近于苛刻和羞辱，双方讥讽谩骂之言日趋激烈。而整个进程是以西医的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
& && & 这场名称之争暗含了中西医冲突的思想史内涵，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中，随着中学的节节败退，不经意间，从原先的华夷之争演变为中西之争，最后又变成了新旧之争。透过单纯的斗争形式的演变，可以看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此消彼长，从“华夷”语境中对西方文化的鄙薄，发展到“中西”语境中双方的对等，再到“新旧”语境中双方地位的倒置，其中包含了进化论意义的肯定和否定。
& && & 在对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的看法上，梁漱溟是个特例。他从未出国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人称“最后的儒家”，而且他早年志在学佛又学医，“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曾对中西医学各科书籍“闭户研究”。尽管“初以为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后乃知其不然”，但他最终发现“中西两方思路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化为一”。因此，对传统中医的批评非常犀利精准。
& && &&&1920年8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总清算。他举中医为例子，分析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而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
& && &&&这场知识界对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论，进一步导致了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升级，大量赞扬西医的文章见诸于报章杂志，同时，偶有社论主张废弃中医。不可忽视的是，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处于守势。
& && &此后的“科玄之争”，实际上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吸引了几乎中国全数的知识精英参与其中，尽管参加讨论的人数、派别颇多，观点各异，讨论的范围极广，涉及古今中外诸多思想流派，但讨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科学是什么”与“科学的功能”这两个问题上。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则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理解。科学派坚信：“科学之权威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 && & 这种论战的格局直接影响到知识界对作为传统文化支脉的中医学的立场与姿态。可以说，这种感染力一直影响到后来中央卫生行政的决策者，并为他们确定“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的政纲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依托。医学被贴上“玄学”、“旧学”的标签，背上了“玄学鬼”的骂名。“科玄之争”对废止中医派领袖余云岫等人的影响不可谓不深。余云岫坚持中医必废的一个思想根源就是科学救国论。他认为：“处今之世，为今之人，况在以科学救国为急务之中国，宜挟科学以号召乎，仰挟玄学以号召乎？⋯⋯。”在他的意识深处，欲救国必废玄学倡科学，具体到医学界就是必废旧医而倡导新医。“科玄之争”以后，一批留日西医开始在上海倡言医学革命，把中医视为全盘西化的最后障碍，经过一段学术论争之后，包括对中医经典、阴阳五行理论的批判，余云岫终于在1929年2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在这份提案中，余云岫指责中医理论阻碍社会科学化，是文化启蒙的障碍，而且与现代政治体制不契合等等。
& &&&“骂中医”的根源与影响
& && &中医成为“国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到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程度，主要表现在基本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和体系，中医药建立了稳定的疗效且久经检验而不衰，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医药学家且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最为显著的是，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下了一些世界之最：我国曾经是世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疗犬咬人方”、“人痘接种术”、“麻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家药典《新修本草》、法医
学专著《洗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并且传输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 && & 中医学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都占有先进地位，然而到了近代，尤其是西洋医学全面登陆中土以后，中医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悄然打破。民国以后，中医的地位日益式微，步入命途多舛、困境重重的尴尬境地。一方面，西医迅速得到认可并呈强势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却一路踉踉跄跄，大有日薄西山之虞。中医在近代日益衰微，咎其缘由，主要因为国家极度贫弱，医事制度落后，医生群体成分复杂，医界混乱且发展极不平衡所致，其自身的迷信色彩、政府的打压、西医的排挤都是导致其学术地位与历史地位滑坡的要素。
& && & 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五四”激进派的批判与否定。“五四”时期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有无存在必要的反复辩论，对中医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影响。或许可以说，民国时期大规模的中西医论争，在“五四”时期就埋下了思想根苗，因为思想界的导向对历史的影响往往是关键性的。
& && &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中，一些有识之士急于找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开始把目光投向给自己带来创伤的西方世界。岂料，这个相对陌生的世界让他们眼花缭乱，不少人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检讨和反思，对比中西文化的优劣，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求索富强之术，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批判。经由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这些思想上的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不断升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了高潮。
& && &&&尽管长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天朝大国的意识，其特有的文化优越感驱使着人们历数国学之长，但近代中国遭受的耻辱和严峻的现实还是迫使中国走上“师夷长技”、“采西学”的道路，由最初器物层面的效法到政治层面的套用，再到对西方民主、科学精神的推崇。一部分思想文化界人士从认为“中学不如西学”发展到“中学全部不如西学”；从认为“西学只是在枝叶上优于中学”，发展到认为“西学在根本上优于中学”。在这些讨论中，出现了推崇西学、鄙夷中学的全盘西化思潮，体现在思想界和医学领域就是攻击与贬低中医，甚至提出废止中医论。
& && &20世纪初的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漩涡之中。在整个中学都遭到抨击、破坏，整个西学都受到推崇、提倡的全盘西化的思想氛围中，中医学不可能不遭到冲击，“五四”激进派的反中医思潮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必然的伴随现象，也是中国近代社会欧化思潮的必然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盛行不仅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更具有深刻历史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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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20世纪之初，以欧化思潮、反传统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检讨和反省，一批具有西学背景的新型知识分子为了彻底否定旧传统、旧文化，把中医也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和否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享有几千年历史荣光的中医学，一下子被推上了文化批判的公堂，成为激进主义者声讨的对象，中医被无情地指责、攻击甚至谩骂，“骂中医”一时... 民国大儒均批判“中医”。
搬张凳子，笑看楼主批这些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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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脑子有病专门跑这里来找骂的，大家别回了，越搭理他越得瑟，就想要刷下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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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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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合理，什么时候中医消失了，什么时候中国的专制时代才就真正结束了。
[ 本帖最后由 大不敬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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