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我儿子他活到59岁，一生的病，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几乎都不能活了，因为我没想到他会死，我总觉得他不会死，结果他进了医院一个多月就死了。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我们还是母子，因为我今生的任务没有完成。【人人网 - 分享】
秦怡：我儿子他活到59岁，一生的病，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几乎都不能活了，因为我没想到他会死，我总觉得他不会死，结果他进了医院一个多月就死了。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我们还是母子，因为我今生的任务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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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59岁顾雏军言语间多了几分谨慎 仍紧攥“平反”希望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李佳
　　曾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也曾身陷囹圄，他这个人有很多争议
　　“郎顾之争”和顾雏军案发生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关键阶段，也影响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国企产权改革的进程和路径。
　　如果写本自传，顾雏军会如何描绘自己这一生？
　　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到身陷囹圄，命运掉头只是一瞬间，承受暴风雨的除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还有当时的进程。
　　在那场“国退民进”的浪潮下，顾雏军的人生轨迹发生逆转，此后多年，他从未停止过抗争。
　　顾雏军放不下。两大产业，五家，三十多家企业，占据中国冰箱业半壁江山，一个庞大的格林柯尔帝国。
　　但无限风光在险峰，七年牢狱让一切轰塌。
　　事实上，从顾雏军2001年收购科龙开始，争议就一直伴着他，关于产业、关于资本，更关乎产权改革和国运。
　　由此引发的“郎顾之争”，不仅成为“格林柯尔系”倾覆的导火索，客观上也影响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直到2018年初，最高法将再审顾雏军案，他身上的符号意义才再一次被放大，成为产权保护背景下的新注脚。
　　时隔一年《中国企业家》记者再次见到顾雏军，他的精神气色还不错。比起刚出狱时的喊冤姿态，现在的顾看上去平静不少，言语间也多了几分谨慎。
　　2005年入狱之前，顾一度觉得自己“流年不利”，现在口中只有“感谢这个好时代”。或许是和命运缠斗的这些年里，他早已明白：“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法改变一个时代，但时代可以改变你。”
　　“郎顾之争”前，质疑过不止一个企业家。
　　2004年2月，李东生在一档谈话节目《头脑风暴》中，就面对过郎咸平的咄咄逼人。
　　那时候，TCL刚刚在深交所上市，是首个集团公司吸纳合并子公司从而整体上市的案例，因此关于TCL改制和李东生个人财富的话题也引发了关注。
　　节目中，郎咸平步步紧逼：“像类似TCL这个CASE，一家国营企业突然有一个人进去了，同这个国营企业起了某种程度的协调，然后他就能透过一些资本运作的方法最后成为一个大股东，那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
　　被主持人形容为“温和”的李东生，以自己是TCL的创业团队成员，而不是外来者的身份进入的公司，把问题一句话带过。显然，郎咸平对答案并不满意。四个月后，他再次质疑TCL的账目和财务表现，并认为TCL的发展过际上是国有资产流向了李东生个人。
　　当时，郎咸平一并质疑的还有广东科龙电器主席顾雏军、海尔集团董事长。
　　日，郎咸平以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的身份发表了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且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面对质疑，李东生以一句“郎咸平是谁？”作回应，没有再继续纠缠，海尔也予以低调处理，唯独顾雏军忍受不了。仅仅七天后，他就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诽谤罪。
　　此时的顾雏军，已经完成对(600213,)(8.130, 0.11, 1.37%)和襄轴股份的收购，格林柯尔开始涉足汽车制造和配件行业。
　　更早之前，顾雏军控股科龙电器，2003年收购(000521,)(4.120, 0.11, 2.74%)20.03%的股份，从而拥有科龙、容声、美菱、康拜恩四大冰箱品牌，公司旗下冰箱产能达到800万台，规模中国第一、全球第二。
　　在当选2003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时，顾雏军被描述为：“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
　　光环笼罩，顾雏军一方面被视作国有企业改制的“专家”，但另一方面，他的产业整合和资本运作手段也引发争议。
　　当初TCL整体改制上市，李东生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之后，感到了压力：“我的经验，在中国做事情，如果太多人去关注你，对你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没想到，这句话最后应验在了顾雏军身上。
　　2001年底，顾雏军因为收购科龙声名鹊起，之后的投资收购更让外界把他看作“资本大鳄”。但在郎咸平眼里，顾雏军的一系列动作是用9亿多换来136亿的国有资产，郎把顾和“国退民进”联系在一起，指责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没人会预料到，这场“郎顾之争”持续发酵、扩大，波及经济学界、政界和商界，最后席卷全国，引发全民大讨论，由此导致的舆论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国企产权改革路径。
　　“郎顾之争”给正往前走的国企改革带来了一阵暴风雨。
　　当这场争论演变为一方否定过去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率先打了头炮，出来反击郎咸平。
　　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怎样推进改革？、等紧随其后，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
　　此时，“郎顾之争”已经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上升到整个国企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
　　原本身在国资委的企业改革专家周放生不方便出来讲话，但他没忍住，撰写《产权制度改革是不可改变的方向》的文章参与讨论。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有媒体组织了一次小型讨论会，张维迎和郎咸平都在其中，但等到辩论那天，郎因故未出席。周放生近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我本来想当面和郎咸平论战的，当时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站在他那边的都是民众。”
　　据当时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4万网民参与投票，90%挺郎。周放生认为这样的结果和当年的国情分不开。“(603883,)(54.250, 0.15, 0.28%)迷信大牌经济学家，郎咸平又正好契合了‘民粹主义’，一说到国有资产流失，最能引起公众愤怒。”
　　《顾雏军的巴别塔》一书点出了更深层的原因：“网民的愤怒大发泄，表面上是针对顾雏军和主流经济学家，实质上是百姓对历年不彻底改革的后遗症、对官员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不满的总爆发。”
　　这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同样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当时国资委组织了十个调查组，每组负责两个省，由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到全国主要省份调查改制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有企业改制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少数、极少数不规范的行为和流失现象。
　　这些不规范行为主要是在国资转让中，出现自卖自买、虚假评估、隐匿资产、转移资产等方式，客观上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周放生认为这难以避免：“改革是有成本的，改制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其实若把顾雏军收购科龙放在时代背景下来看，那时正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产权改革的关键阶段。
　　当时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两个：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层收购）和民营企业收购。MBO也就是企业管理人员收购自己企业的股权，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者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主人。美的、TCL就是通过MBO完成了股权改造，这也是后来郎咸平质疑他们的地方。
　　但不能忽略的是，中小企业改制时，因为亏损严重，成为政府沉重的包袱。企业发展不了，职工就经常到政府门口堵马路，眼看要破产，政府就鼓励管理层把企业盘下来，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周放生提到：“当时都有文件，收购可以打八、九折，最多七折，只能这么做，不然企业怎么办？职工如何就业？”
　　后来“郎顾之争”时MBO受到质疑，舆论认为这种方式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那是他们不知道当年改革有多难，职工天天堵着，社会怎么稳定，地方政府甚至下命令逼着管理层去收啊。”周放生看到当时不少管理层顶着压力，甚至借钱把企业收下来，但最后有的企业没做好，自己反而背了一身债。
　　历史上，同样也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在MBO中折戟：健力宝的李经纬、江苏春兰的陶建幸，还有科龙集团的创始人潘宁。
　　当初正是地方政府否决了科龙管理层的MBO方案，潘宁出走，科龙后来陷入困局，也才有了顾雏军的收购。
　　顾雏军入狱后，周其仁曾感慨，科龙没有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是导致科龙下场的主要原因。
　　但当年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MBO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国资委出台了一个文件暂停MBO，这也导致国企改制戛然而止。
　　在周放生看来，这也是“郎顾之争”导致的最严重后果，甚至直到今天国企改革的元气还没恢复，整整推迟了十四年。
　　“今天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呢？都怕说成流失，这是当年的阴影，到现在都心有余悸。”周放生觉得如果按照当初的势头改革下去，到今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任务就会顺利很多，“但现在中国国企改革被滞后二十年都不止，这个损失巨大。”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顾雏军案已经不仅仅是个案，而是纠结了体制性的矛盾，也就被赋予更多时代符号。
　　早年在《中国企业家》上曾把顾雏军和盛宣怀放在相同的困境下看待：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顾雏军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他一度拥有的保护并非根深蒂固。他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所以从根本上说，顾雏军对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
　　而面临这种产权困境的并不只有顾雏军一个。
　　对民营企业来说，发展壮大之后，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在一些案件中，就有官员利用公权力无偿、非法剥夺企业家财产的问题出现。而当法制环境不够健全时，就会使得企业家缺乏安全感。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一直在推进产权保护，但在转型时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实践操作过程中对政策的曲解等众多原因，产权保护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家和企业如履薄冰，以至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力度不够，甚至出现了企业家转移资产的现象。
　　民营经济支撑着中国大半个天，现在民营经济没有安全感，周放生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只有创造一个正义公平的法制营商环境和财产保护环境，这些民营企业家才能放心继续留在中国创业发展，资产也不会外流，能给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税收，这个重要程度比天还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保护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方面的相关政策开始在司法上落实。
　　2016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就指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之后2017年9月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到了日，最高法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在这些信号中，顾雏军终于等来了自己案子的再审。
　　日上午，一个朋友在网上看到新闻，赶紧打电话问顾雏军：“老顾，你这个案子重审了？”
　　当时顾雏军还没得到任何消息。五分钟之后，最高法院一个法官通知他下午去拿再审决定书，顾雏军才确信。
　　他心里开心。但在这之前，案子已经被广东省高院延期了16次，顾一度感到无奈。
　　听到外界对他案子的关心，顾雏军说：“有很多人的兴奋程度比我自己还多，我已经麻木了，刚出狱的时候我反而比现在更拼命来争取平反。”当年顾雏军为喊冤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2012年9月，坐了七年牢的顾雏军从广东肇庆四会监狱出来之后，直奔北京。
　　一个星期之后，顾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帽子，出现在近200家媒体面前，高调为自己喊冤。
　　按照那时候顾雏军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地方政府和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扳倒的故事。
　　2002年接手科龙之后，顾认为自己做的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实现盈利。第一年做了67亿的销售额，第二年80多亿，第三年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科龙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
　　当时一位新任地方领导来科龙例行参观，顾雏军陪同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税收重回顺德第一。”
　　在顾雏军看来，隐患就是从这时开始埋下的。
　　日，中国证监会对格林柯尔涉嫌违规挪用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资金和收购美菱电器、(000678,)(5.870, 0.01, 0.17%)以及亚星客车三家上市公司的事件展开调查。随后，证监会20人小组进驻科龙展开调查。
　　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违反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那时候恰逢科龙销售旺季，公告一出，顾雏军担心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那科龙就完蛋了。
　　果然，危机愈演愈烈。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股价一路下挫，银行纷纷只收不贷，供应商停止供货并开始加紧追讨欠款，科龙电器一度停牌。
　　三个月后，顾雏军在北京被拘。2006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顾雏军给予警告、30万元罚款，并实施永久性禁入证券市场。
　　等到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假注册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顾雏军被拘留之后，广东省、佛山市和顺德区三级政府就组成了科龙重组领导小组。2005年9月，顾雏军在南海看守所签署了科龙的意向书，科龙被海信收购。
　　之后的两年，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逐一瓦解。
　　顾雏军曾说过：“科龙是我手中最好的企业，最有灵魂的资产。没有科龙，整个格林柯尔对我就没有意义，就意味着我多年的理想彻底破灭 ”
　　在成为商人之前，顾雏军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
　　1982年，顾雏军考上了天津大学工程热物理的研究生，他选择了“制冷”专业。搞科研、下海、出国创业，等到十年后回来时，顾于1995年在天津建立了制冷剂生产厂――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
　　2000年，格林柯尔香港上市。2001年，顾收购科龙，开始起高楼。
　　在家电专家刘步尘看来，当初科龙刚刚进入格林柯尔系的时候，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就趋于没落，“顾当年热衷于资本运作，似无意通过实业操作的方式把容声、科龙做起来，他梦想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建构一个制冷帝国。”
　　“顾雏军性格偏执，主政科龙时代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刘步尘观察顾雏军自从出狱后，一直喊冤，但拒绝对当年遭遇的一连串失败做检讨与反省。
　　顾雏军则觉得，对于科龙败局他并不需要反思，“反思就代表着软弱，软弱会影响我对贪官污吏的斗志。”
　　坐牢期间，顾雏军时常想到李清照的一首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顾雏军在接受采访时提起过，从小他就喜欢项羽这样的人，破釜沉舟，凭一杆机枪，纵横天下。
　　在顾雏军看来，垓下之围那场仗他打完，就进去坐牢了。“楚项羽是因为那时候没法抗议，就自杀了。我希望能平反，所以忍辱负重活下来了。”
　　但再审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翻案，好在不久之前与证监会的官司一审胜诉，给了顾雏军安慰。“证监会那个案子能赢的话，我感觉难度更大，说明现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随后，顾雏军铺开厚厚的一摞，讲起自己的案子。这个故事他已经重复了无数遍，尽管时间过去了13年，但那些数字、日期、甚至页码他都清晰记得。
　　采访时他反复强调“感谢党、感谢政策”绝对不是言不由衷，“全民保护产权提高到这个高度，现在形势、政策给了我平反的机会，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如果我能平反，想再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一些制造业方面的贡献，希望对得起时代。”
　　顾雏军对制造业依然念念不忘，但出狱这几年，他把精力都放在了为自己“平反”上，此外，就是在一家名为“超天才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名誉董事长。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企业经理人培训，管理层都是顾之前的旧部。
　　当天见面，顾雏军心情不错，西装、衬衫下，他配了一条墨绿色背带裤，拍照时让他脱掉西装，他还有些犹豫：“会不会太随意？”他还是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
　　顾雏军已经59岁了，依然紧紧攥着“平反”的希望。现在的他大概不愿再提及，多年以前描述过的那个梦想：“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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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丽&RF1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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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热衷于“尖叫”已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是，让他们保持尖叫的密匙藏在哪里？
地产壹线 梁爽 发自广州2014年春晚有一首歌叫《光荣与梦想》，是碧桂园主席杨国强最爱的曲目之一。在2016年年初的公司年会上，最后一个节目由杨国强带领一众高管上台，演唱这首充满前苏联风格的进行曲，歌词朴实，节奏激昂，听得人热血沸腾。谁也没有把握保证一家巨头企业的规模能以两三年翻一倍的速度狂奔；但杨国强似乎预判到“窗口期”的来临。2016年年初，行业前景尚未明朗时，这位热衷书法的企业家给高管写了两幅书法，赠予总裁莫斌的是“乘风破浪正此时”，给营销副总裁程光煜的是：“在远方”。这一年，碧桂园完成了年初内部定下的“尖叫”目标，业绩突破3千亿元。而在两年前的2014年，是碧桂园以火箭速度冲入“千亿”房企阵营后的第一年。这一年杨国强59岁。杨国强有时会开玩笑地对高管说，感觉自己活到59岁突然开窍了。外界并不知道碧桂园为这两个“窗口期”做了多长时间的准备，但迈过千亿门槛之后，碧桂园似乎突然蜕变了。这个带着浓厚家族企业气息的广东开发商，从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入手，一步步搭建起合伙人机制、海外博士“储备军”；到2016年末，碧桂园顺利迈入三千亿房企阵营的同时，还在海外投资、产业小镇领域发出强音。这让人差点忘了，碧桂园过去一直信奉“踏踏实实建房子”的传统开发模式，对于“郊区大盘”模式的坚持甚至到了某种固执的地步。是什么让这家企业突然“开了窍”？带着这个疑问，在网易房产新年峰会上，我们专访了碧桂园副总裁、首席新闻官朱剑敏，半小时的对话让听者收获甚多。这是一次极具信息量的交流，涵盖碧桂园近年发生的转变、未来的发展目标等核心话题。“今年，我们还会有尖叫目标。”采访结束，电梯间里，朱剑敏给记者留下这句话。谈拿地：首个小镇最快4月动工“一天新拿一块地？恐怕我们没到这种激情澎湃的程度”网易房产：碧桂园2016年几乎保持着每天拿一块地的节奏，是否说明碧桂园对明年的市场非常看好？今年会继续保持这种拿地策略和速度吗？朱剑敏：碧桂园2016年的土地投资策略其实比其他房企更稳健。从拿地成本看，除了极少数地块有所谓“地王”效应之外，其他新增土地基本符合碧桂园长期的土地拓展大方向。而且2016年以收购和合作项目居多。说碧桂园一天新增一个项目是比较准确的，如果说一天新拿一块地？恐怕我们没到这种激情澎湃的程度。2017年碧桂园的土地投资策略，还是3个方向，第一是在“稳健”的大方向上，在一二三四五线城市继续进行土地拓展，毫无疑问；第二个大方向，也是明年更多的方向是科技小镇。目前我们在深圳周边的惠州、东莞已经签下4个科技小镇战略合作框架，预计最快的会是惠州潼湖创新小镇，快的话2017年4月动工。产城融合、产业地产是我们围绕一线城市进行的第二种土地投资方向；第三个方向，我们会继续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倡导，继续在海外尤其“一带一路”寻找经济增长向好、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土地投资拓展。我们在马来西亚已落地5个项目；在印尼的雅加达跟巴厘岛也基本完成土地投资，其中巴厘岛进展较快；同时在印度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3个城市，也会进行适当的土地拓展。另外针对国内一线城市，到2016年年底，我们在深圳的土地储备货值大概达到1500亿元。我们在深圳周边及北京周边等都加大了土地储备，还有长三角、大郑州区域，都在按照碧桂园固有的发展模式进行非常稳健、审慎的土地投资。网易房产：深圳这1500亿货值是已经到手的吗？朱剑敏：对，基本上。深圳很多是城中村、旧改项目，目前可预见的土地货值差不多在1500亿元左右，应该两到三年内会体现出来。网易房产：这是指深圳周边还是深圳市内？朱剑敏：深圳市内，不包括东莞、惠州等临深地区。其实在东莞、惠州的土地我们也有一些长期获取的渠道。谈产业：小镇是一个平台“以后房地产业肯定不是以单一住宅为主要发展方向”网易房产：碧桂园说过要在深圳周边落地10座科技小镇，计划进行得如何？朱剑敏：目前想用三到五年吧。每个小镇的规模、产业定位不尽相同。例如潼湖项目，更多是跟思科做智慧、创新小镇，其他小镇可能会有其他的产业配套。集团正在积极地跟国际知名的主题公园公司进行合作谈判，例如法国的CDA（注：法国阿尔卑斯集团，世界最大的滑雪场管理集团）等产业运营、上下游产业链全覆盖的大型企业和产业机构协会。各级政府未来对产业园区、特色小镇的规划，会更多把文旅服务业相关的配套产业汇聚在一起。碧桂园愿意搭建平台，让更多优质的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围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周边的溢出效应，给以往生活品质、创业品质得不到很好满足的这部分客户，搭建一个宜创、宜业、宜居、宜游的产业科技小镇平台。网易房产：在碧桂园的规划中，未来产城融合的投资占多大比例？朱剑敏：集团对产业地产的投资比例确实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但碧桂园是真真正正要做产业地产。坦率讲，未来两到三年，我们根本不指望产业地产给集团带来多大收益，我们更多的是看好未来。以后房地产业肯定不是以单一住宅为主要发展方向。做这种产城融合的新城，是为了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好地配合各个地方政府的提前预判，顺势而为、趁势而上，这也是将来碧桂园发展产城融合战略的基本原则。网易房产：小镇兴起、产业地产风靡，是否企业为了迎合政府倡导而提出的某种概念？朱剑敏：对碧桂园来说，科技小镇也是在摸索。碧桂园从创办至今一直是中国十强房企里唯一一家覆盖房地产所有上下游产业链的一家企业。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未来城市发展、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我们会进行更多跨界资源的整合。科技小镇是一个平台。碧桂园在这个平台里唯一的、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创造很好的居住办公等环境。正因为我们具备城市运营、资源整合、资金金融等优质资源的调配和服务能力，才去进行科技小镇的探索。我们会先在潼湖做出一个碧桂园科技小镇的样板来。第一期示范区可能会包括会展、旅游、高端论坛，甚至举办全世界最好的科技产品、消费力产品的新品发布，我们更愿意营造这种氛围。网易房产：搭建好平台之后，总是要从中寻找赢利点的，碧桂园是否看中了其中的新兴产业链？朱剑敏：对！在新兴科技领域，如果有好的项目团队愿意进来，我们可以免费提供办公场所，甚至金融服务，谈合作再考虑是股权合作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等，肯定是合作共赢。谈转型：挖掘社区价值甚至很快会研究建一所专科医院网易房产：到2020年，碧桂园会是一家怎样的企业？朱剑敏：碧桂园从创办第一天就不仅仅是一家房地产企业。碧桂园从来没有多元化，但一直围绕客户和业主的全生命周期做服务。从最早的教育，到现在成立健康医疗事业部积极探索社区诊所，甚至很快会在某个领域开始研究建专科医院，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业主全生命健康周期的服务。包括刚才提到的科技小镇，其盈利模式除了科技项目孵化之外，我们还可以给入驻的企业、高精尖人才提供综合的教育、医疗、公寓、物业等服务，我们愿意去探索产业地产、产城融合战略在新时代的诠释和解读。再如森林城市，2016年在国内广告投放量很大，我们是为了先聚中国内地的人气；通过大半年的人气聚集，有时候售楼现场一天有1千多位中国客户来到现场，很快在12月6日就有36家来自全球的、以中国为主的多行业企业签约进驻森林城市，包括建筑、智慧城市、医疗等企业，这种国际产能合作的签约仪式我们准备每半年搞一次；等产业聚集之后，森林城市2017年开始将主推国际市场，现在在CNN已经投放了品牌广告，等中东地区的IEC营销展厅建好后，会利用半岛电视台在整个中东地区做推广，汇聚全球人气；2020年的迪拜世博会，森林城市受邀参展。我们想在马来西亚打造一个由中国企业搭建的平台，做一座国际产能合作新城。虽然现在有很多做产业地产的房地产商，但真正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很多。碧桂园是愿意去做的。碧桂园在国外有森林城市，在国内有科技小镇，我们愿意探索产城融合在未来的发展模式。网易房产：长远来看，这些新产业是否都考虑到资本市场去？朱剑敏：其实目前也没有。碧桂园一直很务实，一般是光做不说、只做不说、做的永远比说的多得多。就像我们做项目一样，原则是做一个成一个。新业务的拓展，前期基本是一些比较小而精的团队在操作。目前比较成熟的是物业，正在IPO排队，可能未来教育、酒店都有机会。对碧桂园来说，未来始终坚持房地产主业，这些相关业务都是为了不断挖掘和提升社区价值。虽然物业下一步想进入资本市场，但杨主席一直反复强调，质量和服务是碧桂园的生命线，我们不会因为物业到资本市场去表现而牺牲物业本身应有的服务质量。物业上市不是目的，而是更好提升服务质量跟水平的手段，是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其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方式。谈发展：窗口期到了“懂政治、会经营、善沟通、重效率”网易房产：碧桂园招聘了数百名博士，这些博士安排去了那些岗位？做房地产开发为何需要这么多研究型的高级人才？朱剑敏：碧桂园的“未来领袖”计划从2013年开始实施，截止到2016年12月下旬已经超过400位博士。目前绝大多数博士的研究领域跟建筑行业相关，包括土木、建筑、结构、城市规划等。博士们在碧桂园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机会。主席和总裁身边基本每3个月或每半年就有博士轮岗，基本是手把手教；其次下到各区域、总部各职能中心的博士也基本由中心总、项目总、区域总裁亲自带。杨主席对博士在碧桂园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关切。尤其在集团上3千亿、在海外发展步伐加快之后，杨主席对博士们寄予厚望。2017年一年我们就会在海外招200个博士。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现在的区域总裁胡国韬，就是“未来领袖”计划的一名博士；现在森林城市的首席运营官林恭博是清华博士，首席战略官于润泽是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只要这些博士很好地融入碧桂园的文化和企业发展之中，他们在给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能够很快实现个人价值。2015年人社部给碧桂园颁发了博士后工作站；2016年11月总裁批准成立碧桂园研究院，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发挥博士、发挥集团上上下下同事们的作用，围绕碧桂园的发展进行政策、法律法规、产业的综合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落地。碧桂园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将来都会落户科技小镇，服务于产城融合的大战略发展方向。网易房产：这一阶段相当于碧桂园的分水岭。碧桂园从过去涵盖全产业链的传统做法，转型成现在的碧桂园，步子迈得特别大。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老板的心态是怎么转变的？对于私人企业来讲，公司战略和文化就是老板的战略和文化，这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从他招这么多博士开始的。杨主席在两三年前都说过要扎扎实实盖房子，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企业发生剧变？投资上千亿不是小数目，可以说是跟国家战略紧紧绑定在一起了。这中间有什么具体的事件、诱因，影响到他对企业整个大战略的判断？朱剑敏：杨主席最近有时跟高管开玩笑，说活到59岁突然比以前更开窍了。这是一句戏言。他更多想给高管和所有同事提的是，碧桂园人应该要懂政治、会经营、善于与人沟通、善于计算效率。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以杨国强先生一路走来的经历，碧桂园作为一家传统的以房地产为主业的集团，之所以在不同的房地产发展周期都必然或偶然地踩准周期，得益于莫总讲的——好老板、好机制、好平台和好团队。主席这一年反复讲，碧桂园如今的能力、水平、资金、人才都到了厚积薄发的时期。碧桂园日发年报时公开的业绩目标是1680亿，内部很多人觉得到两千二、三就差不多了。但是杨主席四、五月份给负责营销的副总裁程光煜博士写了一幅书法——“在远方”，给莫总写了幅书法叫“乘风破浪正此时”。他应该是很敏锐预判了这一轮房地产经济周期，对碧桂园而言正像是当年（规模）从四百亿到一千亿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更多得益于杨主席对国家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大方向的敏锐把握。其次就是得益于这一两年碧桂园在内部推行的事业合伙人价值双享机制，以及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精品质、低成本、高周转的发展策略。这是方方面面的。包括刚才讲到的团队建设、大量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不同层次人才的储备和不断提升。突破三千亿之后，杨主席和莫总在2016年12月的高管会上提出，碧桂园在未来追求的依然是“有质量的速度”和“有质量的发展”。若憧憬未来，碧桂园的、2019，按照现在质量的速度发展下去，相信离我们给自己设定的“全球最具竞争力企业”目标会越来越近。
本文来源：网易房产
责任编辑：李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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