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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语和英语
匈奴语和古英语有诸多相同的地方，在形态上两者都有名词变格后缀-n（匈奴为-m）；都有形容词变格后缀-an；都有-ly（匈奴为“-犁”。即熐蠡和谷蠡王中的“蠡”，撑犁中的“犁”）后缀。另外，匈奴语还有地名后缀“-遁”。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下注说：“…匈奴谓之于遁…旧曰于阗，讹也”，匈奴谓之“于遁”的遁dun是地名后缀，这个地名后缀就是凯尔特人的地名后缀-don，并且与英语的town和汉语的屯tun同源。
在词汇上除了day=“撑犁”，sky=祁之外，匈奴语和英语还有若干词汇存在对应。最令人惊奇的对应是日勒与英语rule的对应。王莽改日勒为勒治，查阅《现代英汉汉英词典》，“治”所对应的英语单词是rule，正可音译为日勒（金尼阁记音jělě），这让人以为日勒对译的是一个英语词。显然，王莽知道“日勒”的意思是“治”，所以才改为勒治。汉代居延边防军包括归降汉朝的匈奴骑兵，由张掖属国都尉统辖，治所设在汉代日勒县泽索谷。rule‘统治，治理’正是张掖属国都尉治所要发挥的功用；日勒一词与英语rule在音义上很好地对应。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匈奴语中有日耳曼成分或因素。匈奴语（即夏语）可视为是日耳曼-凯尔特语的一种。
熐m&ng，又读m&；蠡li；熐蠡可写作mili，词根为mi（熐之m&ng是mi缀加名词变格词尾-ng），-li即英语的-ly；它与英语的milk‘奶；乳’从读音上、意义上都接近。这个mi很可能与汉语的奶同源。嬭，奴蟹切（泥母蟹韵）；嬭从爾，爾，兒氏切（日母纸韵）。汉语中mi存在向ni（日母、泥母、娘母）之音转，如金日磾的日读为mī。《方言》：“聶、食、墨，日也。吴谓之食，或谓之聶；东越谓之墨；青齐兗冀之间谓之日；日其通语也。”
聶，尼辄切（娘母葉韵），与明母的墨存在音转。祢1、nǐ奴礼切，上，荠韵，泥。2、mǐ；存在ni、mi音转。mi是可以音转为ni的，而汉语存在i＞ai音转，ni可音转为nai奶。汉语中的mi音节有“奶”义的最有力证据是方言，在成都话、重庆话中“吃mīmī”就是吃奶，mī即是奶也。匈奴语*mili的意思是“奶的”，引申为干酪。
熐m&ng《集韵》《类篇》忙经切，音冥；又读m&《集韵》莫狄切，音觅。熐没有独立的意义，只和蠡组成一个单词“熐蠡”。《文选&杨雄〈长杨赋〉》：“驱橐驼，烧熐蠡”吕向注：“熐蠡，聚落也。”但李善注《长杨赋》说：“张晏曰：熐蠡，干酪母，烧之以坏其养生之具也。”《汉书》八七下杨雄传长杨赋作[火鼏]蠡。[火鼏]，莫狄切，切音觅。《康熙字典》将出自同一文章的同一个译音字分化为两个词：[火鼏]蠡，干酪；熐蠡，匈奴聚落也。[火鼏]蠡的干酪义还可从后人的诗中得到佐证，如宋司马光温国公集九酪羹诗：“～烦同取，勺药助烹煎”。熐没有独立的意义，而读音有两个，显然这是个音译字。其读音的变化是因为它所本的语言即匈奴语存在语音上的交替。这种语音交替其实就是古英语中名词缀加-n（在匈奴语中为缀加-m）的格变。毫无异议地，这个-m尾是匈奴语的一种后缀。由于缀加-m后，其意义不变，因此-m是匈奴语的名词变格词尾。
白鸟库吉将“服匿（缶）”与满语but&n，蒙古语butun、butung，日本语potogi及patangi比较。这个“服匿（缶）”自然也可和英语的pot[pt]比较；英语之pot与汉语的缶、釜和钵同源。《史记&匈奴传》注曰：“匈奴名冢曰逗落。”可拟为*tolu，其中的“落”大约是和“部落”中的“落”一样是一个后缀，或许就是-ly，或许其意义与“匈奴”的“奴”字一样；英语tomb[tum]‘坟，墓’在to后面缀加了-m（由于-mb之中的b不发声），两者都有词根to，可能与汉语的“凸”同出一源。但英语的tomb与汉语的“冢”同源，应源自“洞”。《汉书&匈奴传》：“[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应劭注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匙也。”
留犁，汉时拟音是*liuli，英语ladle[leidl]‘长柄勺子’，留犁即ladle。
匈奴语即夏语
《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由于夏禹所建之国叫夏后（即现代人所称的夏），匈奴是夏之正宗后裔。因此，匈奴语可以称为夏语。
夏在读音上和Ger相近。华、夏，日语皆为ka，上古汉语为*ka或*ga，这个读音和Galli‘高卢’之Gal，German‘日耳曼’之Ger（“矛”古英语gar，其他日耳曼语大多是ger，日耳曼语中存在a、e交替）在读音上很接近。
匈奴人和日耳曼人的相似
日耳曼人和匈奴在人种和风俗上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种相同，均是金发碧眼之种族；均是皮服之人，均以畜产为食；均以攻战为事；匈奴和斯维比人一样在脑后绾髻；斯维比人的临时棚舍类似匈奴的穹庐；都有奴隶等等。
一、日耳曼人和匈奴种族相同，都是长大白皙、金发长鼻种族。
日尔曼人的典型特征是金发碧眼、高大白皙：“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而体格则完全一样：他们都有着凶暴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高大的身躯”（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4节）这种特征一再被古典作家提及并使日耳曼成为金发碧眼种族的代名词。
匈奴也是黄发长鼻。戎昱《苦哉行》说“匈奴为先锋，长鼻黄发拳”东汉画像砖“胡汉交战图”上的胡人皆是长鼻、戴圆锥尖帽（浑脱帽即浑人的凸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年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村北发现的K140号墓被后来的学者认定为匈奴墓葬，其中“两件长方形透雕饰出土时压在墓主人的腰下两侧。……中间有二人，高鼻、长发。两人互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腰牌上的匈奴人是高鼻，其披发在后颈处绾髻。在蒙古共和国诺颜山苏珠克图谷口外中部墓葬群北端的第25号墓葬中出土的“匈奴人像刺绣画”，画中人物眼睛巨大，目光锐利，瞳孔用蓝线绣成，表明匈奴人是蓝眼睛；匈奴的兰氏或许正是出自其眼睛的兰色。
匈奴首领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与刘聪是堂兄弟，少孤被刘渊收养，并在洛阳住过。在洛阳时“坐事当诛，亡匿朝鲜”，后来“遇赦而归”，回来后“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晋书&刘曜载记》）。在公元328年（晋成帝咸和三年）羯胡首领石勒准备与匈奴首领刘曜作战之前石勒拜访天竺人佛图澄：“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晋书&佛图澄传》）皙指皮肤白。汉文史籍对黠戛斯这样的白色人种正是使用的白晢。匈奴首领刘曜长大白晢，表明匈奴为白色人种。这个记载中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这里明确记载“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是羯语并且有解释：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此仆谷当即莫贺咄Bagatur；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如果羯是月氏成立，那么羯语就是月氏语即吐火罗语，上面语词应在吐火罗语中找到。这些语词应是对羯即月氏的一种检验。第二，佛图澄的占卜方式特别。
史书中还提到匈奴容仪瓖伟、容仪机鉴。如赫连勃勃
“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凤仪。（姚）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使者告诉刘裕“勃勃容仪瓖伟，英武绝人”，刘裕听后感慨地说：“吾所不如也！”（以上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又如刘元海“泰始（公元265-274年）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晋书&刘元海载记》）
匈奴人身材高大，以金日磾为例，《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每汉里一般等于今0.828华里（414米），但多少尺为1华里呢？现在的1尺为1/3米，现代1尺的3&500=1500倍为1华里，在尺与华里的换算关系不变（1华里等于150丈）的前提下，1汉代尺=414/米，八尺二寸应是8.2&414&米。2.26米的身高堪与姚明相比，即使在现代也属于巨人级。这样的身高当是长狄。赫连勃勃身长八尺五寸比金日磾还要高，真正长狄也。即使没有人称匈奴为长狄，这样的身高使人不得不将其划入长狄之列。
二、日耳曼人和匈奴都是皮服之人，都以畜产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凯撒称：“苏威皮族Suebi是所有日尔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都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打猎。……而且他们还让自己养成一种习惯，即那怕在最寒冷的地方，除了兽皮之外，什么东西也不穿，同时又因兽皮的稀少，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身体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面。”（《高卢战记》卷四1）日耳曼“男男女女同样都在河中洗澡，身上掩遮的同样只是一片兽革或一块鹿皮遮布，身体的大部分都听其裸露在外面。”（《高卢战记》卷六21）“他们对农耕不怎么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高卢战记》卷六22）斯特拉波说：“斯维比人是最大的一个民族，因为它分布在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大片地区……与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食用的都是牲畜之所出”塔西佗也说：“在衣服方面，他们都披上一件外衣，用钩子束紧着，要是没有钩子，则用荆棘代替。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衣服，终日围在火炉边。最阔气的人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另穿一件内衣……他们也穿野兽的皮……他们选择某一些动物，将它们的皮剥下来，并且还把从远洋外海得来的一些动物的花斑皮和这些兽皮杂编在一起。妇女们的服装和男子们是一样的，不过她们经常穿一种亚麻布的衣服，缀以紫色的边，而它的上部并不放宽使成为袖子；因此她们的胳臂、肩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面。”（《日尔曼尼亚志》第17节）“他们的饮食非常简单，就是一些野果、野味和乳酪。他们既无烹调之术，也不求美味可口，只是为了充饥果腹而已”
（《日尔曼尼亚志》第23节）
司马迁称匈奴：“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毡裘。”中行说对汉使说：“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中行说说于老上单于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于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以上均出自《史记&匈奴列传》）
《汉书&晁错传》称匈奴：“饮酪衣皮毛”。宣帝时成书而记录昭帝时事的《盐铁论》说匈奴人：“旃带为衣”（《盐铁论&武功》）“衣皮蒙毛，食肉饮血”（《盐铁论&备胡》）
日耳曼人和匈奴人饮食、穿着习惯相同。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都只有几个自然神祇。
凯撒称日尔曼人：“他们没有祭司替他们主持宗教仪式，对祭祀也不热心。他们视作神灵的，只有那些他们能直接看到的，或者能够明明白白从它们的职能取得帮助的，即：日神、火神、月神等等，至于其余的，他们全不知道，甚至连名字都没听到过。”（《高卢战记》卷六21）
匈奴“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史记&匈奴列传》）《史记索隐》引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淮南子&要略》曰“操舍开塞，各有龙忌。”高诱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单于所拜的主要是日、月，也就是日神和月神。匈奴人在其木椁墓中放置饰有日月的金片，亦表明匈奴人崇拜日月，故把饰有日月的金片钉在死者头部附近。
四、日耳曼人和匈奴对月都有一种特别的迷信。
匈奴“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史记&匈奴列传》）日耳曼人“会议的日期是固定的，或在新月初上的时候，或在月盈的时候；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个时候处理事务最吉利了；但若有紧急事务则不在此例。”（《日耳曼尼亚志》第11节）“如果在新月出来以前作战，神意不会让日耳曼人得胜。”（《高卢战记》卷一51）
五、日耳曼人和匈奴都视白马为神物。
日耳曼人“在他们献给神祇的丛林中饲养着一些白马，这些白马不从事普通的工作；它们被系在一辆神车之上，由祭司、国王或酋帅伴随着，他们倾听着这些白马的嘶鸣和鼻息之声。不仅对于他们的君民们，就是对于祭司而言，也没有比这种占卜的方法更可信的了。”（《日尔曼尼亚志》第10节）《汉书&匈奴传》称匈奴盟誓用白马：“（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白马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灵，意味着神灵见证了匈奴和汉的盟誓，“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将“受天不祥”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白马大概是献给太阳神的，希罗多德称Massagetae：“他们在诸神之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历史》Ⅰ，216）。
六、以攻战为事：
凯撒称日耳曼人“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高卢战记》卷六21）
《史记&匈奴传》：“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
七、习惯以劫掠为生：
凯撒称日耳曼人是“在战争和掳掠生活中成长的人”（《高卢战记》卷六35）“抢劫事件如果是在各国自己的疆界以外做的，就不以为耻。他们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训练青年们，使他们免于懒惰。”（《高卢战记》卷六23）塔西佗也说：“这些恩典的财源都是从战争和劫掠中得来的。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日尔曼尼亚志》第14节）“维内狄Veneti人大体上是接近萨尔马泰人Sarmatae的；他们游荡于掊契尼人和芬尼人Fenni人之间的山林中，以劫掠为生。”（《日尔曼尼亚志》第46节）
匈奴则以盗窃为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
《史记&主父偃列传》：“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
八、毋城郭，不常处：
《史记》、《汉书》之《匈奴传》皆谓匈奴“逐水草而居，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书&晁错传》：“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李斯谏曰：‘……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
《盐铁论&武功》：“匈奴无城郭之守，沟池之固”《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也自称是“[生]长于平野牛马之城”。
塔西佗称：“大家知道，日尔曼人中，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就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
（《日尔曼尼亚志》第16节）恺撒说：“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对于这种做法，他们列举了许多理由：怕他们养成习惯，从而作战的热情转移到务农上去；……”（《高卢战记》卷六22）“苏威皮族Suebi是所有日尔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高卢战记》卷四1）
匈奴和日耳曼人一样没有城郭、不在一个地方常处。
九、居室（建筑）上的相似：织柳为室。
《后汉书&耿夔传》记公元109年，汉兵在常山、中山[今冀北一带]击败南单于，“获穹庐、车千余两”。《汉书&匈奴传》言“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为“温偶駼王所居地也”，“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史记》一一○《匈奴传》：“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匈奴以穹庐为家。颜师古注云：“穹庐，旃帐也。”穹庐是以“毡为墙”的，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自作歌曰：“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汉书&西域传》）。穹庐，《辞源》释为氈帐，《辞海》“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但匈奴穹庐并不全都是旃帐，如《盐铁论&武功》说：“匈奴……织柳为室”这表明王公贵族以“毡为墙”，普通民众则织柳为墙。匈奴不仅有穹庐，而且还有瓯脱。《史记&匈奴传》云：“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其瓯脱注：“韦昭曰：界上屯守处。索隐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汉人。又纂文曰：瓯脱，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瓯脱王，瓯音一侯反，脱音同活反。正义按：境上斥堠之室为瓯脱也。”瓯脱多半是以土为墙的。
斯特拉波记载的“斯维比”[Suebi或Suevi]人住着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斯维比人是最大的一个民族，因为它分布在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大片地区……这片地方的百姓的共同特征是都易于迁徙，他们物质极度匮乏，而且不知耕作积蓄；住着极为简陋的临时棚舍，今日不愁明天的事情；与游牧民族一样，他们食用的都是牲畜之所出，还效仿着游牧民族用车辆载着家私，驱赶牧群四方漫游，哪里好就到那里去。”）。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不会使用石头和瓦：“一切营造均用原木，不另加工，……有些房屋涂上一层亮油油的粘土，倒有点像壁画似的。”（《日尔曼尼亚志》第16节）
日尔曼人的临时棚舍或房屋是什么样式的，斯特拉波和塔西陀都没有交代。现代词源学者指出日耳曼语的墙最初是指枝条编制的涂泥的墙壁。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有些房屋涂上一层亮油油的粘土”是篱笆泥墙的很好注脚。篱笆涂上粘土可堵住小孔，使房屋更加保暖。“织柳为室”的匈奴一定也是这样做的墙。这样的墙壁在现代中国的农村依然存在。在我的儿童时代，成都平原上一些农舍的墙仍然是由篾条编成的笆涂上泥巴做成的，我父亲的老家中就有这样的房子（将粘土和剪成拇指长的谷草踩绒糊在竹蔑编成的笆上，外表再抹上一层石灰）。德语Wand‘墙’与Winden‘编绕’的过去式wand完全相同、是同一个词，曾令词源学者迷惑不已。“德语Wand[vant]专指室内的壁，并不是厚厚的石墙；后者是Maner[mawer]，系拉丁语借词。德语词从语音上看来好象是动词‘缠绕’[英语to
wind]的派生词，德语动词winden[过去式wand]，但是词源学者对于这些意义的联系曾经感到茫然失措，直到后来，麦林格尔Meringer指出派生名词最初必然是指枝条编制的涂泥的墙壁。同样，原始日尔曼语*[wajjus]‘墙壁’，哥特语waddjus，古北欧语veggr，古英语Wāg，现在认为起源于当‘缠绕，编织’讲的动词的派生。我们看到学者们利用语义的和考古的资料的联系，企图揭示史前情况。”（布龙菲尔德《语言论》P529）我不赞同布龙菲尔德的解释；我以为德语Wand的墙壁义在前，缠绕义在后；由墙壁是编制、缠绕成的而引申出缠绕义。一般而言，名词在前，动词在后。没有“称”这种器物（名词），那有称chēng这种动作？由于枝条编制的壁不再时兴，过去存在的联系纽带已被剪断，人们从现在的墙壁上根本看不出过去曾经存在过的那种联系了。古英语Wāg，现代英语wall，其最初意义应是指枝条编制的并涂上泥的篱笆。笆bā伯加切（帮母麻韵）、傍下切（并母马韵）：有刺竹篱。笆篱：编竹为垣，即篱笆。藩fān甫烦切（帮母元韵）：篱笆；遮蔽；用篱笆围起来；屏障。垣yu&n雨元切（于母元韵）：矮墙。汉语之笆、藩、垣和英语之wall存在对应。但垣、院、园、丸、豌、碗似乎都与圆有关，wall或许是指圆形围墙；若然，wall将与wheel相关。但ball‘球；球状物’，
bowl‘碗，钵bo’，pea‘豌豆’分明是b、p辅音打头的。壁b&（北激切，帮母锡韵）：墙壁、军垒、陡峭如墙的山崖、面、边；王力锡部在先秦和汉代的拟音都是-ek（或可改为*-el或*er），帮母锡韵的壁上古音为*bek，与古英语Wāg正相对应；汉语之“壁”和古英语Wāg同源。围可能出自壁。围，w&i雨非切（于母微韵）、于贵切（于母未韵），包围、周围、圈；围子，圈子。虽然于母与见纽关系密切，但于母字并不是全部来自见纽。平圆形玉器“璧”（必益切，帮母昔韵）暗示着最初的壁是圆形的。
英语中“绕，缠绕，卷绕”义的wind出自bind[baind]（bound[baund]）“捆；绑；包扎”。在“捆；绑；包扎”中都有“绕，缠绕，卷绕”的动作，是完全可以作这种引申的。另外在语音上也不存在问题，这是典型的b-＞w-音转。编biān卑连切（帮母仙韵）、布玄切（帮母先韵）。并b&ng畀政切（帮母劲韵）：兼并；合一，具备（并bīng古州名。豳、并与bi或密或韦有关吗？）。英语bind与汉语并、编同源。
1972年，彼德&雷诺德在英格兰汉普郡布泽尔古代农场研究中心仿制出凯尔特人在多塞特的梅登城堡中出土的圆形茅屋。这种“圆形小茅屋”即“庐”（room）的墙壁正是缠绕在立柱上的涂上粗灰泥的篱笆。粗灰泥的成分包括黏土、石灰、土、稻草和动物的毛发。房顶是用一捆一捆的稻草从屋檐开始，呈圆形成捆地铺在屋顶。每一个草圈都覆盖着下面一圈，形成防雨的顶棚（《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P135-139）。中国农村的草房也是从屋檐开始，一捆一捆地叠压在下面的稻草上直到房顶。凯尔特人的建筑与中国的建筑如出一辙。古日尔曼人的房子大约正是这种梅登城堡式房屋。这种梅登城堡式房屋即是庐，它与草原民族的穹庐极其相似，两者有着共同的起源。
穹庐原本就是庐的一种，穹不过是一个修饰词而已，穹庐即高庐、隆起如弓的庐。穹qiōng又音kōng去宫切（溪母东韵）：㈠物状隆起曰穹。㈡高，大㈢深㈣天。穹，从穴从弓，似乎表明它最初是指地穴之覆的隆起，后来则指穷人居住的地穴。《说文解字》：“穹，窮也，从穴弓身”。穹亦作弓，如穹閭亦作弓閭，《史记&天官书》：“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閭”索隐：“鄒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盖谓以氈为閭，崇穹然。”
穹即弓形，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拱形。拱形就是弓形，拱亦出自弓（《现代英汉汉英词典》将“拱”对译成英语的hump[hmp]‘1、[骆驼的]隆肉；[人背上的]畸形峰瘤.2.[山]驼峰；圆丘’。hump很可能与汉语的弓、穹、拱同源）。“穹庐”这个单词中，穹是作修饰作用的形容词，庐是名词、是中心词；穹庐即是隆起的庐、高庐、大庐。高卢或许正是出自高庐，因为凯尔特人也建造高庐，凯耳特领主邸宅地基直径达42英尺。溪母东韵是可以音转为xiōng（匈）的，溪母自己就音转为xī，lu与nu在汉语的许多方言中是相混的，匈奴或可视为是穹庐之异译（匈奴的意思可能是弓族），英语之room则可以视为是汉语戎之来源。
庐l&力居切（来母鱼韵）①房屋。《诗&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庐”指田中小屋。庐舍：简陋的小屋。《周礼&天官&宫正》：“大丧，则授庐舍。”注：“庐，倚庐也。舍，堊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庐，疏者贱者居堊室。”《汉书&食货志上》：“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注：“庐，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则去。”后泛指一般房屋。庐帐：帐篷。帐幕做的房子。类似蒙古包。《后汉书&西域传》“蒲类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
“庐”又音转为“楼”和部落、群落、院落之“落”。
穹庐亦可解释成弓庐：向上拱起如弓（即∩字形）之庐。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蒙古包。穹庐即现代的蒙古包，一般为圆形，其伞形顶犹如一支弓。穹即弓是用来形容蒙古包的伞形顶的。穹庐也是庐，属于庐类，是庐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古代之庐很可能是圆形的。中心词“庐”应有圆义。
穹隆（穹窿）的意义“物状中高而周下垂”是由中高周下垂的穹庐引申出来的。颜师古说：“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穹隆即穹庐也。隆（窿）乃庐之音转（庐缀加-m），“隆”即是“庐”也。而隆正好和英语之room相对应。这表明英语之room就是汉语之庐。汉语之庐和英语之room是同源词。
汉语lu音节有圆形之义，如颅，直接出自“轱辘”的第二个音节。由“轱辘”（轮），而使lu音节具有圆形之义。头颅是圆形的，形状似（车）轮，因此以“轱辘”之“辘”引指头颅并写作“颅”（即希伯来语的rosh‘头’）。古汉语的庐，很可能也是圆形屋。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称：“
象宫室外部轮廓形，据半坡村仰韶房屋遗址复原，乃在圆形基址上建墙，墙上覆圆锥形屋顶，屋顶中开有通窗孔，下有门，此种建筑外露部分较少，因而深密，故《说文》云：‘宀，交覆深屋也。象形。’介为具有两坡顶之简易棚舍，为临时寄居之处，因其外露部分较多，故名为庐。故介形近而其初当有别，卜辞皆混用不复区别，合体字中或简化为∧形”
和介的区别在于有檐：无檐，介有檐。无檐之象蒙古包和帐篷的截面。有檐之介和（即庐）无檐之的基址大约都是圆形，两者的主要区别可能是建筑材料上的。交覆深屋之宀就是穹庐。宀没有屋檐，密封的好，因而有密义，汉语之密出自宀，宀即密也（密缀加an即为宀）。宀mi&n武延切（微母僊韵），这个读音或许与英语ball有关。最值得关注的是仰韶文化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夏文化，而匈奴又是夏后，半坡村仰韶房屋遗址的圆形基址所代表的应是夏族之宀和匈奴之穹庐。仰韶遗址的圆形柱基和凯尔特人的圆形柱基如出一辙。凯尔特-日耳曼人和夏族具有相同的建筑：庐；他们的分离是在庐出现之后。庐这种建筑是由凯尔特-日耳曼人带到欧洲的。英语的skull[skl]‘头盖骨’也出自“轱辘”。rook‘国际象棋的车’＜中古法语roc＜阿拉伯语rukh＜波斯语rukh‘castle城堡’。波斯语之rukh与英语之room、汉语之庐是同源词，最初指一种类似现代蒙古包的圆形庐舍。rukh颠倒就是khru，读音与“轱辘”很接近；rukh亦可能直接出自“轱辘”之“辘”，本来就可引申出“车”。rukh的“城堡”义应是在“庐”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宀可引申出宫，庐（rukh）亦可引申为“城堡”。古代日耳曼人、古代中国人和古代波斯人都不曾以车为家，但英语的room，汉语的“庐”，波斯语的rukh仍同源自“轱辘”；这大概是因为它们的横截面皆是圆形因此象车轮之故。对以车为家的民族如斯基太人来说，车就是家，家就是车。蒙古语称家为格尔，汉语“家”变“各”，北方诸如杨各庄等的出现是与蒙古语的渗入有关的。蒙古语的“格尔”，汉语的“家”在读音上是来自ger人的。
在中国的史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北方少数民族居所依旧保持着史前状态的记载。如《后汉书&东夷传》说：“挹娄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北史&勿吉传》说：“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形似冢”；《金史&世纪一》说：“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之以土。”《旧唐书&北狄传》说：“靺鞨……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其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这些记载正是周人祖先古公亶父陶復陶穴的真实写照陶復陶穴或许就是掏穴套覆。《诗&大雅&緜》：“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说文》：“穴，土室也。从宀八声。凡穴之属皆从穴。”）令人奇怪的是家的读音，家从宀从豕，读音理应是豕（近室），然而其读音却是jiā。《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声”，但甲骨文、金文、篆文从未有从豭的。家之所以读jiā，大约是因为jiā人养豕并将豕养在宀中。《说文》：“室，實也。从宀从至。所止也。”孔颖达曰：“宫室通名。因其四面穹隆曰宫，因其财物充实曰室。室之言实也。”四面穹隆的宫显然就是穹庐；宫即庐也。《释名》也说：“宫，宆也。室见垣上宆隆然也。”宆即穹，因此穹亦宫也。宫是会意字，穹是形声字，表达的是同一事物。
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轮射”装置的造型是一个巨大的“工”字形，为汉代的烽燧守器，嵌砌在坞墙上。这个“工”的上下为平行、等长的长条方木；由三根等长竖着的方木连接，中间的方木开有长方形孔（空的本义是指这个孔。空本身就带有工，空和孔的读音也相近。《说文》：“空，竅也。从穴工声。”竅即窍，《辞源》对竅的解释“㈠孔，洞。㈡指耳目口鼻等器官之孔。㈢贯通。”竅就是孔），这个孔足够供向下瞄准用，但左右瞄准、射击受到限制；长方形孔中有一个能够上下滑动的方块，大概是为了架箭或弩之用。此即“工事”之“工”。这种装置是汉语“工”字之所依，是“工”字的实物原型。“工”嵌在宀中，并在上面开一个圆形射击孔（便于左右射击）或在宀顶上开一个天窗，就成为室。室其实就是镶嵌有“工”的宀，它是一种防御工事（二战时的碉堡仍是穹隆状，并在四周开有射击孔，只是建筑材料变成了钢筋水泥）。《左传&哀公十一年》：“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群室与兵车相对，“室”为防御工事可见一斑。当时正值齐人伐鲁，齐人处于进攻态势，鲁人处于防守状态，兵车是流动性极强的进攻性装置，室为固定的防御性建筑；兵车对于坚固的防御工事无可奈何，相反，从防御工事中发射的弓矢是对拉兵车的战马和兵车上的战士的极大威胁，因此，冉求说：“一室敌车优矣”。“未有家室”可解释为：宀中既无“豕”，宀之壁也无“工”；既无生产（养豕）之家，又无防御之室。“未有家室”是指没有固定的防御和生产之所，实际上是指没有城镇，这表明早期周人和匈奴、日耳曼人一样：毋城郭，不常处。家是指宀中有豕，室是指宀的壁上镶嵌“工”，都是指家中的东西，由此家室发展成家什、家俬、家具。
宫的最初义是室而不是宫殿。《说文》：“宫，室也。”《仪礼&士昏礼》：母戒女曰：夙夜无违宫事。古者贵贱所居皆得称宫，至秦始定为至尊所居之称。陆德明《释文》：“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
《周礼&内宰&六宫》注：“妇人称寝曰宫。宫者隐蔽之。”《说文》：“宫，室也。从宀，躳省声。凡宫之属皆从宫。”宫亦室也。宫中之吕要么表示上下两个射击孔；要么上面之口表示天窗，下面之口表示射击孔。宫和室都是带有射击孔的宀，是防御工事，因此宫室的连用产生“工事”，最初的“工事”就是宫室。“交覆深室”之宀大概是堡（垒）。“男有室，女有家”就是男子有用工（弓）（守卫、防卫）之所，女子有养豕之所。宫室就是工事。俗语称第二次入狱为“二进宫”，将监狱比喻为宫，取意于两者的戒备森严，这也表明“宫”原本就是防御工事。波斯语rukh的城堡义同样源自以rukh为防御工事。rukh与宫室极可能是相同的建筑（防御工事）。古英语loc‘围墙’、古弗里斯兰语lok‘锁，城堡’、古高德语loh（中古高德语loch）‘锁，围墙，洞，孔’与波斯语rukh‘城堡’是同源词。汉语的宫也有围墙义。《礼&丧服&大记》：“君为庐宫之”疏：“谓庐次以帷障之，如宫墙。”《尔雅&释山》：“大山宫，小山霍”注：“宫谓围绕之。《礼记》曰君为庐宫是也。”疏：“宫，犹围绕也，谓小山在中，大山在外围绕之，山形若此者名霍。”
宫gōng居戎切（见母东韵），为“轱辘”之轱缀加-m而来。可资比较的是英语的home。[新英]home‘家；[美]住宅’，中古英语hom、ham，来自于古英语hām‘住宅，房子，宅基地，房产’，同源词有：古弗里斯兰语hām、hēm，古撒克逊语hēm。hom和room是同源词：上古英语中的“轱辘”都缀加-m，成为gom和rom，在g→h后音变为hom。上古汉语的“庐”则未加-m尾。汉语的“轱辘”缀加-m尾生成的是“穹隆”。汉语的宫、庐、穹隆和英语的home、room均是同源词，因其横截面为圆形而被称为“轱辘”。躳gōng居戎切（见母东韵），躬本字，《说文》：“躳，身也。从身从吕；躳，或从弓”，躳之弯曲义来自穹庐（即宫）的弯曲。仜，匣母东韵，《说文&人部》：“仜，大腹也。”，因为大肚子隆起似宫的弯曲。与此同源的是[ORI]womb。中古英语wombe、wambe，来自于古英语wamb，womb；对比弗里斯兰语wamme、womme，古撒克逊语和哥特语wamba，古高德语wamba，古北欧语v&mb，这些词基本含义是“肚子”或“大肚子”。古爱尔兰语camb、camm，盖尔语cam，弯曲的；威尔士语cam‘弯的’；康瓦尔语camma、gamma，弯曲。
最初的建筑形式是“舍”。舍是半地穴建筑：下面的口即凹口代表的是地穴，上面部分则是地穴的覆（盖）。覆（形如倒着的釜）的上面最初盖的是泥土，以后演变成由柱子支撑的盖子。地穴的四壁就是室的四壁。以后四壁升到地面上，并以土墙（相当于地穴的四壁）、糊泥篱笆、石墙、砖、或别的什么材料为围。现代帐篷是以帆布为围。古代穹庐大约是以毛旜或皮或蘧蒢（q&ch&古代指用竹子或苇子编的粗席）为围的（《辽史》云：“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但不居毡帐，平时结树枝为庐舍”《新唐书&北狄列传&室韦》称室韦：“蘧蒢为室，度水则束薪为桴，或以皮为舟。……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则载而行。”）。“舍”的上部（覆）发展为屋脊和屋檐。上古由独木支撑的覆，在四壁上升到地面后由若干柱子支撑，这些柱子通常是按圆形或长方形排列。家、室的四壁已升到地面之上。舍应是庐、穹庐、草房、砖瓦房的最初原型。
庐就是英语的room。两者都出自象声词“轱辘”的第二个音节，只是英语用ro（或ru）、汉语用lu来转写“辘”声，同时英语在用“辘”引指庐时缀加了-m尾。room还可音译成汉语的“戎”。古时西戎的居所很可能是庐，并因其居所叫room而被称为“戎”。戎r&ng，金尼阁记音j&m，金尼阁之j即现代普通话之r，戎之读音rum与英语room[rum]‘房间；室’的读音完全相同。
罗马很可能也是出自room（即“戎”）。季羡林在《大唐西域记》P942注一中称：“拂懔国：指东罗马。中古波斯语及粟特语作From，Hrum，Hrom，Porum，均系罗马（Rum）一字之讹音。《隋书裴矩传》及《铁勒传》称为拂菻。《新唐书》、《旧唐书》均沿用此字”
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也“使用Hroom来称呼罗马帝国，但是有时也使用Rūm或者是Rome”Rūm或Rum可以视为是room[rum]。从考古材料看，在公元前8世纪巴拉丁山上仅有些茅棚。在罗马诸山的铁器文化遗址中，约从公元前8世纪起出现一些拉丁姆地区的典型文物，如茅屋形骨灰罐之类，这是拉丁人来到罗马的物证。这些拉丁人的茅屋大概也叫作rum。罗马因这些拉丁人的茅屋而被（伊达鲁里亚人）称作rum（即Ruma）。村社、聚落是可以成为地名甚至国家名的，如蓝摩国。蓝摩国：梵文Rāma（grāmā），巴利文Rāma（gāma）；而grāma、gāma的意义正是“村社、聚落”（《大唐西域记》P526）。蓝摩这个名字和罗马是很接近的，或许两者都源自room。
汉语“笼隆垄窿陇”皆与room有关。笼l&ng卢红切（来母东韵）、力钟切（来母钟韵）以竹片编织之器。笼与room（庐）相似，因而可以互相指代，是同源词。陇lǒng力踵切（来母腫韵），作为“丘垄、田埂”义的陇通“垄”。垄l&ng力踵切（来母腫韵），作为“坟墓”和“田地分界的土堆”的“垄”形似room，因此被人用room引申指“垄”。隆l&ng力中切（来母东韵）：㈠高。㈥使成长。《汉书&王莽传》：“臣莽夙夜养育隆就孺子”注：“隆，长也，成就之使其长大也。”起初，我以为长义之隆可能来自龙，因为龙身修长。其实，“隆”自身就有“长”义。隆的第一义是高；通常上下曰高、在平面上曰长；一般说身高&&，但也有说身长&&的，高亦长也。本义为“高”（即长）的“隆”与英语long‘长’是同源词，这个隆是出自英语long的；但作为“隆起”义的“隆”则出自room，由room的“中高而周下垂”而引申出“隆起”义。汉语房子的房音出自旁pang，似与棚peng相关。或可将其上古音拟为*proom，这样就与英语的room系连上了。
《书&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陆德明《释文》引马融注：“卑曰垣，高曰墉。”墉yōng餘封切（喻母鍾韵）。《诗&大雅&既醉》：“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毛传：“融，长也”这里的融即是戎，并由戎人的高大，引申出长义。这个融亦可看成是英语的long。墉、隆、融或许出自room，由room的高引申出高义。戎或许亦出自‘long长’，犹如狄出自deep‘深’一般。
塔西佗以有无固定栖身之所作为日尔曼人与萨尔马泰人的主要区别（《日尔曼尼亚志》第46节：“维内狄Veneti人大体上是接近萨尔马泰人Sarmatae的；他们游荡于掊契尼人和芬尼人Fenni人之间的山林中，以劫掠为生。然而，他们却应当属于日尔曼人：因为他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这些都和萨尔马泰人完全相反，因为萨尔马泰人经常是以马背或车辆为家的。”），我们仍可沿用塔西佗的这一区别而将有固定栖身之所的日耳曼人（居棚舍）、匈奴（居穹庐）与以车为家的萨马尔泰人、斯基泰人（希罗多德《历史》卷四46“他们的家就在车上”）、Huns人（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他们Huns就生活在车上；在车上，他们的妻子为他们缝制丑陋的衣服；在车上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同居，生孩子，把他们抚养到成年。”）区别开来。如果塔西佗的区分可靠有用，那么我们可以断言Huns绝不是匈奴。
十、都使用地窖。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他们还喜欢在地下掘窖，窖上复以一层粪土，作为冬天藏物之用，因为地窖里可以杀寒。同时，当敌人来到的时候，地面上的东西纵被蹂躏，埋在地下的窖藏或不致为敌人所发现，或者就因为敌人懒得搜寻而可幸免。”（《日尔曼尼亚志》第16节）
匈奴也使用地窖。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称匈奴人储藏谷物的方法是把谷物装在一个下部有孔的大型陶器里，然后放进地下室或放在一个专用的房间内。
十一、都有奴隶阶层的存在。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的奴隶：“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们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儿女来负担。……他们也往往杀死奴隶……杀死奴隶不受处罚”（《日尔曼尼亚志》第25节）日耳曼人好赌：“他们对输赢冒险极了，甚至当赌本输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缚着去拍卖”（《日尔曼尼亚志》第24节）“他们（日尔曼人）先进入厄勃隆尼斯人的境内，捉住许多四散奔逃的人，并捕获大批牲口，这正是蛮族十分贪图的东西。”（《高卢战记》卷六35）捉住这些四散奔逃的人当是为了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奴隶或将他们作为奴隶出卖。
《史记&匈奴传》称匈奴：“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三国志&魏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西戎传》曰：“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赀或可通‘资’，这样匈奴就以奴婢为‘资’。另外，苏武被当成匈奴的奴隶安置在北海牧羊。
十二、使用的武器相近，都擅长马上作战。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他们没有剑和长矛，都使用一种短矛，他们称这种短矛为‘夫拉矛framea’，它带有一个狭而尖的铁头，非常轻便，因此，不论在短兵交接或长距离交战时，这种武器都能适用。骑兵的装备就是一支夫拉矛和一面盾牌；步兵除此以外还有一束可供投掷的标枪。步兵每人带着不少的标枪，赤裸着，或顶多披上一件轻便的外衣，将标枪投掷得极远极远。”（《日尔曼尼亚志》第6节）
《史记&匈奴传》称匈奴：“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鋋ch&n市连切，禅母仙韵；y&n以然切，喻母仙韵；《集韵》《韵会》时连切，音单。《说文》：小矛也。《扬子方言》：“五湖之间谓矛为鋋”《汉书&晁错传》：“此矛鋋之地也”注：“师古曰：‘鋋，铁把短矛也’”“集解”引韦昭曰：“鋋，形似矛，铁柄。”“索隐”引《埤苍》云：“鋋，小矛铁矜”小矛铁矜，一种铁把短矛。但是铁在古代相当珍贵，古匈奴人不可能奢侈到以铁作矛柄，一定是以铁作矛头。作为短矛的夫拉矛就是小矛铁矜的鋋。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塑像中倒地的匈奴右手刺向马左前腿后面肋部的正是短矛。《史记》提及的匈奴兵器中没有剑。东汉画像砖上的“胡汉交战图”中的胡人挥舞的是环首刀而不是剑，也表明匈奴没有剑。虽然塔西佗的《日尔曼尼亚志》和凯撒的《高卢战记》都未提到日耳曼人的武器中有弓箭；但《高卢战记》卷一46提到日耳曼人的骑兵向凯撒投射矢石：“阿里奥维司都斯的骑兵，正在走近那土墩，朝我们靠拢，并向我军投射矢石。”似乎表明日耳曼人也使用弓矢。
弓矢则是匈奴主要的、首要的武器，并且成为匈奴的特征，被称为“引弓之民”。匈奴之匈可视为是弓的音转，奴-nu相当于-na意为族，匈奴可释为弓族。《史记&匈奴传》：“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日耳曼人同样擅长于马上作战。凯撒说：“日尔曼人练习有素的战术是这样的：他们大约用六千骑兵，配备了同样数量的极敏捷、极勇敢的步兵，这些步兵都是骑兵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各人挑一个，从全部军队中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跟他们配合在一起，骑兵撤退时就退向他们那边去，如果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他们也很迅速的冲向前接应，有人受重伤从马上跌下来，他们便立在他四周团团围住保护他，如果需要前进得更远或撤退得更迅速时，他们的速度也练得非常之快，只要攀着马鬃，就可以随同骑兵一起进退。”（《高卢战记》卷一48）凯撒最看重的是日耳曼人的骑兵，凯撒曾不惜将罗马军团指挥官、罗马骑士以及留用老兵的马都拿出来配置给日耳曼骑兵，并用这些日耳曼骑兵来对付维钦及托列克斯的高卢骑兵（《高卢战记》卷七65-70）。
十三、对战死者尸体的重视：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在搏斗正酣、胜负未分的时候，他们也要将战死者的尸体运回。”（《日尔曼尼亚志》第6节）
《史记&匈奴传》则称匈奴：“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十四、都以畜群为主要财富：
塔西佗称：“这儿的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日尔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乃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
（《日尔曼尼亚志》第5节）
游牧民族的主要财富就是畜群。畜群同样是匈奴人所钟爱的财富。
十五、都有以敌人首领的头颅为饮器的记载。
公元566年伦巴第人彻底战胜格皮德人，伦巴第国王阿尔伯因Alboin亲手斩下格皮德国王库尼蒙德的首级，取出头盖骨，将其做成镀金的饮酒器。
《史记&大宛列传》：“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这个月氏王头为以后的单于保存起来，在重要的集会或盟约的时候就用这个头饮酒。《汉书匈奴传》：“（韩）昌、（张）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共饮血盟”以白马之血在月氏王头内与酒混合，然后饮之。
十六、都喜欢在自己的领土外围有一圈弃地来作为自己安全的藩屏。
凯撒称日耳曼人“就国家而论，他们认为如果能让自己的领土外围有一圈愈大愈好的土地荒芜着，是一件极可赞扬的事情，这表明有许多国家抵挡不住他们的威力。据说苏威皮人的边境，有一面大约有六百罗里的土地，是断绝人烟的。”（《高卢战记》卷四3）
《史记&匈奴传》云：“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
但日耳曼人和匈奴也有重要不同之处：
一、葬俗不同：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是火葬：“在他们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化他的遗体（火葬），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他们认为雕饰费事而又笨重的墓碑会成为死者难受的负担。”（《日尔曼尼亚志》第27节）近代考古发现，在塔西佗较熟悉的莱茵河下流地区曾发现过许多骨灰，埋葬处的明器较少，葬礼是简单的。但在日尔曼尼亚其他地域所发现的坟墓中，其在公元以前者即已不是火葬坟而是尸葬坟，不过明器较简陋；至于公元一世纪以后者，明器也逐渐讲究起来，其中发现许多由罗马进口之铜器、玻璃瓶及少数银器。
《史记&匈奴传》称匈奴：“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既然有棺槨，匈奴的丧葬应是土葬。
二、婚姻习俗不同。
塔西佗称日耳曼人“他们大概是野蛮人中唯一以一个妻子为满足的一种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就将她的头发剃光，剥去衣服，当着她的亲戚将她赶出家门，穿行全村将她苔打一遍。”“她们只能有一个丈夫，……”
（《日尔曼尼亚志》第19节）
《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匈奴住穹庐，其父子同穹庐而卧的习俗与早期秦人相同。这多半与生产力低下，穹庐少有关。女人无法在草原上单独生存，妻后母、妻已死兄弟的媳妇，其实也是使她们有所依靠。
狄、屠各和狗
如果我们将匈奴语当作古日耳曼语，匈奴语的一些单词将得到释解。如“屠各”可视为英语的dog‘狗’，“谷蠡王”之“谷蠡”可视为英语之glory[glri]‘光荣，荣誉’。
《晋书》卷97《匈奴传》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黑狼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匈奴语的“屠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无人知道。我以为“屠各”即英语dog‘狗’之音译。北狄与狗有深深的关联，自视为狗的后裔。如中国古代有犬戎；如“狄”从犬。狄，从犬从火；犬表义：狗种；狗的后代（《说文》称：“赤狄，本犬种。”）火表音，火的古音是*go（与伯希和所拟“于”之古音*go相同）正是上古汉语狗的读音。go即狄也，狄即狗也。狄的古音表明，狄的含义是狗。“胡”则出自吐火罗语的ku‘狗’（爱尔兰语为cu），“胡犬代马”就是证明。“匈奴”之中“奴”即-na意为“族”，“匈”则是吐火罗语的“狗”缀加-m后（焉耆语为ku/kom，龟兹语为ku/kwem，斜线后面的拼写可视为是“ku”的变格形式）的音译。“匈奴”即是“狗族”（猃狁皆从犬）。Huns则可视为英语Hund‘猎犬’（事实上英语的hund暗示出这种猎犬出自hun族即浑氏hundi。这个hun就是昆、胡、匈奴。这种猎犬就是汉语中的“猃”—也就是“猃狁”之“猃”—在古代极有名气的长嘴猎犬）。“秦”则出自阿拉伯—波斯语的chiens‘狗’（阿拉伯—波斯语称中国为Chine），“秦”也狗也，秦出自犬戎。居延/呼衍、呼延、胡衍、胡掖（《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除了上引《晋书》云匹孤之妻、寿阗之母为胡掖氏外，《元和姓纂》卷三胡掖氏条云：“秃发思复鞬娶胡掖氏，生乌孤。”胡掖氏即呼延氏。从语音上来说，胡与呼皆是hu，而掖与延存在音转：“延yan”可视为是“掖ye”缀加后缀-n。）“居”为吐火罗语之ku‘狗’，“呼”、“胡”皆是ku‘狗’之音转，“延”为粟特男子名的后缀-y'n（此即阿维斯陀经的yana-/yāna-，古波斯语的yāna-）（耶拿）（-掖/延清楚表明它们确实是古波斯语之yāna-），意为“礼物”，兼有“荣典”“庇护”。居延就是“狗的庇护”“狗的礼物”“狗赐予的”。“狗的礼物”意指“狗崽”“狗种”。《沙州都督府图经》载有石城镇将康拂躭延，“拂躭延”被还原为prtam-yān意为“第一件礼物”寓有“头胎仔”之意。另外，可将延、衍看成来自汉语，有延伸、延续、衍生、繁衍之意思。居延就是：狗的延续、狗衍生的、狗繁衍的，也就是狗种。“狗在祆教教义里是神圣的”，在胡人心中是神圣的，因此呼延即狗的礼物—狗崽（仔）、狗的后代、狗种—就有神种、神的后代之意。阿揽延即阿揽神的礼物：阿兰（神）的后代。与此类似，张掖就是张延：长弓之种、长弓的后代、长弓所庇护的。胡即狗，匈奴即狗族，匈奴中的贵种被称为dog‘狗’“屠各”便是很自然的了。“屠各”是匈奴自己的称呼，“胡”和“匈奴”是使用吐火罗语言的人对匈奴的称呼，“狄”则是中原对“匈奴”的称呼，其意义都是“狗”或“狗族”。哥特Goths即Goti的意思也是狗族：Go即古汉语的狗/狄，-ti即古汉语的“氏”。
英语dog‘狗’颠倒过来念就是god‘神，上帝’，表明两者存在密切关系。大约狗在古日耳曼人中也是神圣的。现代英语狗的读音dog，与希腊语、爱尔兰语等相差甚远。英语的狗dog相当奇怪，居然不是g/k声母，似乎与印欧语系的其他语言有不同来源。我以为上古日耳曼语的狗与上古汉语一样都是go；God的原意是：狗的；狗氏；狗帝。由于狗是神圣的，因此原本表示狗的god就具有了神圣之意，发展成了专表神的专有名词，于是就把这个词颠倒过来表示原来的本义狗。在god专指神和上帝之后，英语才用dog去指狗。狗亦神也。黄耇就是黄狗就是黄god：黄色上帝即黄帝。
屠各即dog‘狗’，独孤则“大狗”也。独d&徒谷切（定母屋韵），屋在王力“先秦音系”中的拟音为[k]、“汉代音系”“魏晋南北朝音系”“隋—中唐音系”中的拟音为[ok]，独*dok、*dhok对译的也是dog；孤则是孤家寡人之“孤”，有“单”“一”之义，“独孤”意为“大狗”。姚薇元发表在1947年4月《中国杂志》第1卷第2期上的《独孤即屠各考》已经证明独孤即屠各。这表明汉语分别以“屠各”和“独”音译dog‘狗’。
单于可作“大狗”解。“单”即孤人、寡人之孤、寡，“单”就是一；“单”脱落尾音-n后就是大。伯希和将于的上古音拟为*go，“单于”就是“单go”“大go（狗）”即现代人所说的“一哥”“大哥”。“单于”就是大狗也。“哥”其实出自“狗”。至于单于之“单”音chan，则是因为匈奴语的“单”的读音是市连切（禅母仙韵）。另外，“单”还有时战切的sh&n和常演切，两者皆是禅母。“单于”还可视为与英语single（singly）‘唯一的；单一的；一个的’同源：single[sil]可分解为sin-g-le，其中后缀-le即是-ly表示“……的”，词根为sin-g，考虑到sing‘唱；歌唱’的过去式为sang，sin-g可写成san-g，这与“单于”的古音*shan-go相当接近。（《汉书》卷94上《匈奴传》称：“单于者广大之貌也”）
冒顿亦可解释为“大狗”。白鸟库吉云：“《汉书&匈奴传》注‘宋祁曰，冒音墨，顿音毒，无别训。姚令威云，仆阅《董仲舒传》，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马迁传》亦音莫克反’。则冒顿当时之音为bok-dok，夏德氏考定为突厥及蒙古语之bagatur。余辈毋宁谓为蒙古语bogdo之对音，即神圣之义。漠北鞑靼人称清帝为Bogdo
khan，人之所知也。”（《东洋学报》3卷189页）冒顿/墨毒所对应的匈奴原音可拟为*makdog。墨即貊、靺、漠，可视为梵语之mahā‘大’（即有mak→mahā‘大’）。毒d&徒沃切（定母沃韵），沃在王力“先秦音系”中的拟音为[ok]、“汉代音系”中的拟音为[k]，毒*dk、*dhk对译的也是dog‘狗’。墨毒就是大狗。由于胡人自认为是狗种，狗被当为祖先、祖神，狗在胡人眼里是神圣的，大狗之墨毒自然有神圣之义。蒙古语大概借用了匈奴语，并在借用中发生了音转。在白鸟氏看来bok=bog，尾音-k与尾音-g可交替；因此dok=dog（英语之狗），冒顿*bok-dok即是*bog-dog，此即英语的Big
Dog。这个大狗不是一般的大狗，或是指亚述大猎犬/藏獒，因而
“冒顿”有“凶猛”义，由此“冒顿”可引申出“勇士”“猛士”，这便是突厥语之baghatur（夏德《鞑靼千年史》9页写作baghdur）（bagh或相当于薄佉罗/大月氏之薄，即博大之博）。美国的理查德&康尼夫将富人和big
dog联在一起，著有一本名叫《Big
Dog富人的物种起源》的书。我不知道理查德&康尼夫或英语将大狗和富人连在一起的理据是什么。如若Big
Dog真的就是单于，那么Big
Dog与富人的联系就类似于英文rich‘富有的’与凯尔特语rix、拉丁文rex（勒克斯）、梵文rajah的联系。rix、rex、rajah的意思都是君王；君王都是富有的，因此“君王”具有了“富有”义。Big
dog就是单于，单于当然是富人，于是Big dog就成了富人的同义词。
谷蠡与glory[glri]‘光荣，荣誉’
《汉书&匈奴传》中匈奴“谷蠡王”有时又作“鹿蠡王”
唐以前的历代注家均注“谷”音为“鹿”。这两个译音可能都是简译。全译或许应作谷鹿蠡王。三国时期吴国有谷鹿州。谷鹿蠡之谷鹿即“轱辘”也，-蠡即英语的-ly（其实谷蠡可以视为是“轱辘”或gara。蠡有四个音：lǐ、l&、l&；lu&《集韵》卢戈切。来母戈韵的蠡可视为是-ra之音译）。谷鹿蠡王可释为‘轮王’即‘太阳王’（以轮喻太阳。轮代表太阳，这在古代是很普遍的，故有太阳轮之说）。谷鹿蠡的读音可拟为*karali，其中kara为梵语的“光明”，-li即英语的-ly，意为“光明的”。“光明之王”亦“太阳王”也。谷鹿蠡从读音上更接近英语的glory[glri]‘光荣，荣誉’，谷鹿蠡王可释为“光荣之王”。若将glory中的-ry、glare中的-re视同英语之-ly，那么glory的词根就是glo-即“轱辘”也。以“轱辘”（即轮）喻太阳，由太阳引申出“光辉”；由光辉义生出“光荣，荣誉”。glory通过元音变化成为glare[gl]，意义随之改变为“闪耀；闪光”。glo-缀加-ss尾，成为gloss[gls]意义变成“光泽；光彩”。glad‘高兴的’来自古英语glaed‘明亮的、高兴的、愉快的’，初始意义应是“明亮的”。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艳阳高照，天高气爽，人的心情就好。因此，太阳可以引申出‘明亮的、高兴的、愉快的’。“轮”还可转指“寺院”，如古代龟兹-焉耆语cakir（梵语cakra）原义为“轮”，转义是“寺院”。大概是这些地方的“寺院”建筑或标志和“轮”有关的缘故。
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谷”的上古声母是复辅音gl-；果真如此，谷蠡就是*gloli或*gluli，将直接和英语的glory对应，谷蠡王就是光荣之王。但比较英语的corn‘谷子’＜拉丁cornū，汉语中“谷”音鹿的卢谷切读音似与拉丁语的第二个音节有关。汉语的“谷”与拉丁语的cornū很可能是同源词：汉语以入声字对-r，以谷的又音鹿对应nu。这个-nu是个后缀，与匈奴之“奴”的意义一样，是表示部族的后缀（即-na）。水稻起源于中国，“谷子”或“谷鹿”的读音应是从中国传入其他语言的。或许存在一个叫“谷”的民族向其他地方传播水稻。从读音上看cor即gor即ger也，这不啻是说日耳曼人是水稻的传播者。这个推论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既没有文献记载，又没有考古学材料能够证实这点。唯一的线索是：周人自称后稷之后（《史记&周本纪》：“不zhu&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豳的现代读音为bīn，若把-n视为名词变格后缀，豳的词根读音就是bi即韦也，豳字带双豕与豕有关，豳很可能是豕韦），稽胡“亦知种田”，姬、稽即Ge也，都是Ger人；这些日耳曼人似乎拥有水稻种子。
头曼与Torman
冒顿单于之父是头曼单于。Hirth氏认为头曼是突厥语tuman‘万’之音译。汉语万之古音也是man；突厥语的tuman和汉语的万有某种关联。
印度发现的嚈哒钱币上的一个嚈哒王叫头罗曼Torman。此Torman或即头曼。Torman可解释为Tor人。Tor或即族名Turk，或是日耳曼人所崇拜的多纳神。多纳神Donas又名多尔神Tor，相当于罗马的赫尔丘力士。日耳曼人的战神狄尔Tyr（又名狄武Tiu）和多尔神Tor是同源词。
“榖”与grain、corn、rice
按《康熙字典》，“谷”字有以下读音：“《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古禄切，音穀（谷）”；“又，《广韵》：余蜀切，《集韵》、《韵会》：俞玉切，音欲”；“《广韵》、《集韵》、《韵会》：卢谷切，音鹿”。各ge，洛luo。似乎确实存在复辅音gl-或gr-；或许这是一个卷舌的g，就如西班牙语中的卷舌音一样。可资比较的是英语grain[grein][总称]‘谷类；谷物。粒；子粒；颗粒。纹；纹理’，grain正是复辅音gr-。唐代以后，虽然有一些西藏书籍，如一三二七年的西藏史（即Rgyalrabs）称吐谷浑为Thu-lu-hun。这显然是因袭汉文史籍对吐谷浑的称呼。‘吐谷浑’是一个译词，而且是译音词，‘谷’对应的原音应是glu或gru。‘谷’为‘欲’音可能是汉语自身的音转（‘浴’从‘谷’得声。从‘吐谷浑’中‘谷’的读音‘欲’，以及‘谷’音gu，‘欲浴峪裕谷’音yu，反映了汉语的g→j的音转），而不一定是原音发生了音转。吐谷浑之谷其实是突厥语吾尔gur‘姓’的读音。吐谷浑是拓跋魏先祖之兄（阿干），浑当即昆也；鲜卑拓跋魏自己对拓跋的解释是“土后”，吐即土也；吐谷浑意为土姓之昆，这和吴自称句吴（哥gu、哥胡）、攻吴（兄胡、大胡）以表明他们是姬姓（即guti）之长相同。吐谷浑又称土浑亦表明谷是可有可无的族名后缀。吐蕃意为土番，其自称Bod可能源自拓跋之跋；印度人对他们的称呼中的Bhota、Bhauta或Bauta中的ta可能才是真正的族名。伊斯兰作者们从九世纪所称的T&bbet、Tibbat，以及同一时期的突厥文和粟特文献之T&-p&t，皆是汉语秃发*Tuppat、拓跋*Tubbat之对音。而汉语秃发、拓跋所对译的原音是*Takpūr，其中的pūr为波斯语（萨珊Sashan意为Sa氏地）的‘儿子’可译为“后（代）”。吐谷浑（秃发氏）、拓跋、吐蕃皆是上古时代甲骨文中位于中国西北方的土方之后。英语之Tibet源自伊斯兰作者们的T&bbet、Tibbat。唐古特之古特可能也是gur之音转，唐古特大概意为唐姓。突厥语以Tab对译唐Tam或许并不是突厥语缺失-m之故。突厥语之Tab可能暗喻着唐朝李氏出自Tab（拓跋、*Taba大巴）。唐朝皇后出自鲜卑族分明表明唐朝李氏出自鲜卑。伊朗的大不里士Tabriz就是萨尔贡二世在公元前714年攻占的乌拉尔图的塔乌里Tawri即古代的塔乌里斯Tawris镇。大不里士Tabriz的词根也是唐Tab。伊朗在很早的年代就有陶Taw（即唐Tab）人了。可以认为唐朝李氏就是Tabri人；其中Tab即Taba大巴，ri即类，Tabri就是大类。Tabri之Tab变成了朝代名之唐，Tabri之ri则变成了唐朝皇室的姓氏李。谷与gur的对应表明汉语谷的读音可能就是gur。英语
gorge[gʤ]‘咽喉；峡谷’之gor当即汉语的谷。
比较rice[rais]‘稻；稻（大）米；米饭’，可知grain之rai应是ri，可将grain改写为grin，其中的-n可视为是名词变格词尾，因此grain的词根是gri。这个词根正是鬲，音变后成为Galli。rice和grain/gri-n是同源词，rice可改写为ceri，并且-ri可视为是-ly‘…的’，ceri即‘ce的’，c再音变为G就是Geri‘Ge的’。cere-s‘谷神星’、ce&re&al‘谷类；谷物’表明rice确实出自cere。cere&al中的词根为cere，-al为儿化尾，作用或相当于阿拉伯语中前置的Al（定冠词）。但是很难相信Getae（即Geti‘Ge氏’）人是水稻的传播者，因为希罗多德《历史》Ⅰ，216称“他们（Massagetae）不播种任何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活”。或许Massagetae的生活状态与Getae的生活状态并不完全一致。Getae或许确实是水稻的携带者和传播者。马其顿Ma-ce-don-ia和色雷斯Thra-ce的词根都是Ce（Scythia的词根则是cy），Getae人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尚生活在色雷斯（Ⅳ，3“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伊人、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上方的人。”），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词根Ce表明了它们和Getae人密切相关。其实Mace（-donia，地名后缀。可资比较的是Isse-dones的-dones和凯尔特人地名后缀-don；Celti即ceti/geti/getae）可能就是Massage（-tae，即-ti‘氏’）。谷类cere中的-re显然可解作类，cere的原意当是姬类，cere之省cer即German的词根Ger。谷类cere当出自Ger人（German）。
日耳曼人是要种植谷物的。凯撒《高卢战记》称：“苏威皮族Suebi是所有日尔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他们中间没有私有的、划开的土地，也不允许停留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他们不大吃粮食，生活大部分都依靠乳类和家畜，特别着重打猎。”（P79）凯撒又称日耳曼人：“他们对农耕不怎么热心，他们的食物中间，绝大部分是乳，酪和肉类，也没有一个人私人拥有数量明确、疆界分明的土地，官员和首领们每年都把他们认为大小适当、地点合宜的田地，分配给集居一起的氏族和亲属，一年之后，又强迫他们迁到别处去。”（P143）从凯撒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日耳曼人要吃粮食，但粮食不是主食；日耳曼人的主食是乳、酪和肉类。日耳曼人也要耕种土地，但是他们对农耕不热心，而且尚未定居下来。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5节：“这儿的禽畜繁殖，但多半不甚肥硕。……日尔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乃是他们所钟爱的唯一财富。”15节：“按照他们国内的习俗，每人自愿地将自己的牛群或谷物的一部分献给酋帅”23节：“……他们的饮料是用大麦和其他谷类酿造的，发酵以后，和酒颇为类似。……他们的饮食非常简单，就是一些野果、野味和乳酪。”日耳曼人种植的谷物中有大麦；至于“其他谷类”，塔西佗并没有说明；我们不知道日耳曼人是否也种植水稻。25节：“至于一般的奴隶，不像我们的奴隶这样被分派以各种不同的家务，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像我们对待佃农一样，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儿女来负担。”26节：“他们每年都耕种新地，但他们的土地还是绰有余裕因为他们并不致力于种植果园、圈划草场和灌溉菜圃……他们所求于土地者惟有谷物一种。”塔西佗关于日耳曼人“每年都耕种新地”的记载和凯撒关于日耳曼人不在一个地方居住一年以上的记载是吻合的。日耳曼人既不种植蔬菜、也不栽种果树，日耳曼人只播种谷物。难以想像，在气候寒冷的日耳曼尼亚，日耳曼人会种植水稻；日耳曼人似乎不可能是水稻的携带者和传播者。不过欧洲的气候和环境并非不适宜种植水稻，只要有水稻种子和水，欧洲的夏天同样可以种植和收获水稻。如果真是日耳曼人将水稻带入欧洲的，那将意味着日耳曼人确实出自中国西部，并且是携带着水稻种子离开中国西部的。
匈奴和东胡也要种植黍穄一类的谷物，如《汉书》载：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秋，匈奴“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师古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后汉书》卷90《乌桓传》：“其土地宜穄及东墙，东墙似逢草，实如穄子，至十月而熟”但汉语史籍中从未有匈奴、东胡种植水稻的记载。
英语corn‘谷子’＜拉丁cornū，而nū相当于-na、-ni，为族名后缀（即匈奴之奴），如此cornū就是cor人，谷子即水稻rice[rais]是cor人传播到欧洲的。Cor即是Ger人，或celti人，或getae/gothi。历史记载中亦存在cor-人。唐代龟兹人礼言所著《梵语杂名》中，于阗“矫引栗多二合曩Korttana”其中kor-是词根，-ttana即-stana是地名后缀（-ttana＞-stana＞-stan‘住所，居地’），cornū与Korttana的词根相同，cornū或是指于阗。但我们并没有文献、也没有实物能够证明水稻是由某个民族传播到欧洲的。
corn‘谷子’也可能出自gore，源于“谷子”与gar矛头的相似。corn‘谷子’＜拉丁cornū中的cor与中古英语gore‘矛头状的小三角地’接近，且谷子的形状极似gara矛头。汉语的“榖”很可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得名的。名称的相同既可能是同源的，也可能是后来印欧语对汉语的借用。现代英语之horn‘角；角状物’与中古gore‘矛头状的小三角地’是有关联的，horn中的-n是名词变格词尾，其词根hor出自gar‘矛’，是由gar矛头尖锐的小三角引申出来的。汉语的角也出自gara。角ju&古岳切（见母觉韵）、l&卢谷切（来母屋韵）。古英语gar‘矛’，古英语gāra、中古英语gare、gore‘矛头状的小三角地’。即汉语的‘角落’、‘旮旯’。四川话中的落之读音是lo？，正是来母屋韵之“角”的读音。“角落”就是“角角头”（角念g&恶，g&）。角的来母又音并不表明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gl-或gr-，而是因为角出自gāra/gore。汉语的“榖”、“谷子”和英语的corn、grain是同源的。汉语见母屋韵的“榖”正可对应cor。
corn‘谷子’和rice[rais]‘稻；稻（大）米；米饭’是同源词。这证明rice即ceri也。Ceri即“ce的”。Ce即Ge：姬、稽；Ge正是Getai‘月氏’的词根，月氏即是姬氏。Ce亦Ci（Cina‘中国’之Ci）也，Cina可释为Gena：姬族或奚族；奚族（“黄头奚儿”）即姬族也。Cina相当于Getae。ceri可释为“Ci的”、“Cina的”（“中国的”）。犹如Cina转指瓷器一样，ceri即rice专指（出自中国的）水稻。
rice之-ce亦可视为swanky‘虚张声势，浮夸’、booky‘装书生气’的ky（相当于汉语的‘其’），而ri-正与稻的古称秜l&相对应（英语之rite[rait]‘仪式；典礼’和汉语的礼、仪式也是同源词）。秜，《集韵》《韵会》女夷切，音尼；又《广韵》力脂切、《集韵》良脂切；又《集韵》尼质切。《说文&禾部》：“稻今季落，来季自生谓之秜。从禾尼声。”《淮南子&泰族训》：“离先稻熟”“离”即“秜”之音近假借。秜之女夷切、力脂切读音都可和ri相对应，而尼质切的秜或可和rik相对应（王力的上古质韵为iet，或应改为ik）。秜可能出自rice。rice若与秜是同源词，那将表明日耳曼人很早就拥有秜（即稻）的种子和名称了，也意味着确实是日耳曼人将水稻从亚洲东部带入欧洲的。
孤涂、孤屠和古英语guma
匈奴谓子为孤涂，又曰孤屠。《汉书》卷94上《匈奴传》云：“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Tunguse语族中之Capogir语、Yakuzk语谓子曰h&tta，Mangaseya语h&ttan，Burguzin语曰gut&，此等皆可与匈奴语之孤涂（孤屠）对照。南部塞语-gula‘子孙；后代’、和田塞语-kula‘子孙；后代’同样可以与匈奴语之孤涂（孤屠）对照。Turk语ogli‘子’与南部塞语-gula‘子孙；后代’关系密切。南部塞语-gula‘子孙；后代’经换位等音变而成为Turk语ogli‘子’。匈奴语之孤涂（孤屠）经音变而成为古英语guma。
古英语guma意为男子。布龙菲尔德称：“古英语bryd-guma‘新郎’被bride-groom替换了，原因是guma‘男子’这个词陈旧了。”（《语言论》P523）汉语民m&n在越南语中读d&n，汉语的m-变成了越南语的d-；古英语guma中的m发生类似音变成为*guda；*guda即孤涂（孤屠）也。古英语guma‘男子’与匈奴语孤涂（孤屠）关系密切。古英语guma‘男子’演变成匈奴语孤涂（孤屠）‘儿子’。
韩语谓子为atal，此词为汉语爹的反用；它类似于Gur在Turk语中变作“母亲；姓”。爹为羌人呼父，汉语的爹出自羌语。在哥特语翻译的圣经片段里，‘父亲’（英语father）一词只出现了一回，在其它章节里被['atta]替代了；哥特人给匈奴王起的绰号阿提拉Attila为['atta]的指小词，在哥特语中意为‘小父亲’。该词源于埃兰语阿达adda/atar‘父亲’。埃兰语adda/atar‘父亲’在羌语中作爹，在哥特语中作['atta]，在俄语中作[o'tets]，在突厥语中作ata。西方牧羊人——羌人——语言中的埃兰语词汇表明羌人中含有埃兰人成分。韩语的atal‘子’当是埃兰语atar‘父’的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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