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的论述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的论述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剥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剥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这样一种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来评价剥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中存在的剥削行为，只要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的政策不仅是允许存在的，而且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中图分类号] F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4
&&&&如何认识剥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教学中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当讲清楚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剥削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层次的谴责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92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引导大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剥削产生的根源、作用及其消灭的规律，从而正确地对待人剥削人的现象。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剥削呢？首先，应该明确，剥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历史现象。原始社会是不存在剥削的，因为当时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人们劳动获得的产品只能满足自己维持生命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最低需要，不可能提供任何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等于迫使劳动者死亡。产生剥削的基本条件是，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人们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们已经有可能生产出剩余产品。没有剩余产品，就不可能有剥削。但不能说，只要存在剩余产品就必然存在剥削。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8页）的程度，也就是说达到全体成员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都可以得到充分满足的程度，就有可能根除剥削。可见，生产力既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剩余产品）而又没有达到高度发展，是剥削得以出现的条件。
&&&&剥削是生产力一定水平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经济关系。从表面上看，剥削仿佛是一种贫富差异现象，有人得到的收入多，有人得到的收入少，收入多的人剥削了收入少的人。其实不然。毫无疑问，剥削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但贫富差距不一定意味着存在剥削关系，关键要看财富是怎样获得的。个体劳动者靠自己的劳动使生活富裕起来，是勤劳致富，不能说是剥削了收入低的；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数量多、质量好的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也会导致收入的差距，甚至较大的差别，这也不能说是剥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剥削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这样一种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他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所生产的产品。这种经济关系赖以产生的前提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间接方式。人们知道，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的过程，因而也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直接结合，即劳动者本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使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例如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产资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厂等进行劳动的同等的权利"（《列宁全集》第20卷，第139页）。这里，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在更高层次上又直接结合在一起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直接结合在一起，任何人不能利用生产资料所有权去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排除了剥削的可能。另一种方式是间接结合，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处于相分离的状态，社会分成两极，一极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另一极是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以不同方式役使劳动者才能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才能进行生产。这种必须以生产资料所有者作为中介的结合方式，使得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优势地位，他有可能依仗生产资料所有权迫使劳动者为他提供剩余产品；劳动者则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而处于劣势地位，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提供剩余产品。可见，在由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引起的间接结合方式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已经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它还转化成为吸收别人劳动的手段，因而不再是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劳动者了。这就形成了剥削关系。
&&&&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结合的间接方式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造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的状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剥削这种经济关系是与私有制共存亡的（应该指出，个体经济例如小农经济、小手工业等，虽然也是私有制，但没有剥削关系。然而在任何社会里，个体经济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总是从属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的，因此，在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时，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人类历史表明，原始公社瓦解后，财富积聚和集中在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私有制出现了，人类社会才产生剥削现象。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是产生剥削的根源，因而可以说只要存在私有制，剥削就是不可避免的。剥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恩格斯曾高度概括了历史上几种剥削关系，他指出："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的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6页）这几种剥削关系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则是由私有制的不同形式所决定的。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现象才会最终消失。
&&&&可见，剥削，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产品的经济现象，反映的是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条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由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间接结合方式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教学中必须明确指出，剥削是一种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政治安排"。有人提出，只要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双方在法治基础上彼此妥协、合作，通过互相同意尊重了对方的权利，也就在消除了压迫的同时也消除了剥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要在市场上实现等价交换，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其实，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同，在资本主义的市场上，资本家和工人在下述条件下是"自由、平等"的，资本家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也"自愿"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双方在"法治基础上彼此妥协、合作"，也"互相尊重了对方的权利"。然后一旦这种买卖完成，进入生产领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劳动力就由他支配了，他迫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不仅创造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创造出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市场上的"自由平等"、"妥协合作"、"尊重权利"，掩盖不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这一剥削的实质。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安排"，都会产生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资本家的万贯家财是从哪儿来的。
&&&&既然剥削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们就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来评价剥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上述，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不同的剥削形式，有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等几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同的剥削形式反映了在不同私有制形式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不同的经济关系，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取决于它们与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适应程度。当某种剥削形式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要求，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它就处于上升阶段；反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它不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阻碍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羁绊，它就必然灭亡。马克思主义总是联系具体历史条件来分析剥削的，而不是抽象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因而，我们必须从某种剥削形式是促进还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评判它的功过，而不能带着思想感情的色彩仅仅以道德观念作为评判标准。
&&&&原始公社瓦解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对奴隶进行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对于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应当给予鞭鞑和声讨。然而这样来评价奴隶制显然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在奴隶制取代原始公社的那个历史条件下，这种剥削形式尽管是十分残酷的，但它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历史的进步。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剩余产品极为稀少，只有残酷地剥削奴隶，才使得少数奴隶主有可能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在当时，这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科学文化昌盛的必要条件。所以，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奴隶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24页）。他甚至认为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同上，第524页）。当然，奴隶制的历史作用是有限的、短暂的，对奴隶进行残酷剥削的制度使得奴隶毫无积极性，他们用故意毁坏生产工具、大批逃亡以及大规模奴隶起义等方式进行反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剥削制度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就不可避免。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对待剥削呢？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关系的原理出发，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对于封建制度下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应该彻底否定，因为它已完全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窒息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我们通过土地改革已经根除了这种剥削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剥削形式，则需要作具体分析。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符合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要求，生产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从整体上以及发展趋势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正是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其道理也在这里。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我们是在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因而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总的来说，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又极不平衡，既有高度社会化的、采用先进技术的大生产，又有分散的、使用原始工具的经济。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也要求有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这种情况决定了除了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外，还需要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对发展国民经济、满足人民的多种需要具有积极作用。适应客观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的要求，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只要存在以私有制为基础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和经营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关系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这种剥削形式对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必要的，应该予以保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中存在的剥削行为，只要它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的政策不仅是允许存在的，而且要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教学中讲到如何对待剥削时，必须注意从理论上讲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必须把剥削本身与剥削的历史作用区分开来。上面讲过，剥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只要有私有制，在此基础上，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产品，剥削就客观地存在了。外部环境的不同，只能影响剥削的表现、剥削的程度，但改变不了剥削这一事实本身。不能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是剥削，他到中国来投资，同样是在私有制基础上雇佣工人、榨取剩余价值，却不是剥削了。这是说不通的。但是，客观条件的差异会使得同一种剥削形式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在世界范围内，就整体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的话，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环境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关系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既不能因为我们最终要消灭剥削就否定目前资本主义剥削仍存在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因为剥削还有积极作用就不敢讲是剥削。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剥削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上存在剥削这种经济关系，就承认有剥削；客观上剥削形式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就充分肯定这种作用。当然在宣传工作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在目前大力引进外资、鼓励民间投资的情况下，多宣传一些"三资"企业、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少宣传一些剥削的本质，这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理论上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否认存在剥削关系这一事实。
&&&&第二，必须正确处理理论与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它的内容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因而是客观的真理。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当时当地具体实际，考虑到革命和建设的客观需要制订出来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理论是稳定的，它反映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政策是可变的，它要根据客观条件和斗争需要及时进行调整。体现在剥削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包括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的理论是对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这是不能动摇的。但对待剥削的政策，则需要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某种剥削形式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就应该采取保护、支持、发展的政策；如果它不利于发展经济、不利于增强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政策上就应该予以限制、甚至消灭。理论的稳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是统一的，不能因为要调整政策就否定基本原理。
第三，必须把握好最高纲领与现实纲领的关系。我们的最高纲领与现实纲领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这一点。共产主义社会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推进。恩格斯在回答"能不能一起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现财产公有制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段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9页）对于剥削，我们也应该这样认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消灭剥削的，但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还需要保留和利用某种剥削形式。现实纲领是为实现最高纲领服务的，但不等于最高纲领。制订现实纲领，仅仅从抽象的理论、未来的最终目标出发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当前的具体实际，考虑怎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不可能成为朝着实现最高纲领迈进的一步。现实纲领又不能脱离最高纲领，离开最终奋斗目标的纲领是毫无意义的。今天我们保护剥削关系是为了将来彻底消灭剥削关系，而不是使剥削永恒化。利用剥削，发展生产力，为最终消灭剥削创造条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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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中央党校怎么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黑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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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蒙童 于
22:30 编辑
必须重视中央党校教授反党现象
一批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聚集在中央党校
问题是像王长江这样的人，在中央党校不是个别的，而是一批人，处理谁?需要从根本上改组党校，把它从西方经济学、民主社会主义的窝子改变成马克思主义阵地，谈何容易。
最近，由于王长江在地方党校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课引起了网上热烈议论。许多人对中央党校迟迟不愿处理王长江表示很不理解：一个如此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的人，却在中央党校长期担任党建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令人匪夷所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关心中央党校一些著名教授反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王长江事件发生后，我把过去写的一些批判中央党校教授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可以看到，问题真是触目惊心。散见各处，显不出来，集中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一批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授聚集在中央党校，而且都担任了领导职务，受到了重用。我们就是靠这样一批反马克思主义教授来培训高级干部。长此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怎么能够坚持呢?
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现提拔为副校长)，公开主张经济人假设、私有产权永恒是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这是是经济学的精髓。他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经中央领导人批评后，他仍坚持这种观点，不肯改变，但他得到党校内部大力支持。据说，提拔副校长时，民意测验结果，他为第一位候选人。可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窝子，一批人都持新自由主义观点。
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说什么革命党转换成执政党，应该改变思维方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过时了，应该树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融合的观念;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过时了，应该树立阶级调和的思想。他还主张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否定毛泽东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次网上揭露他的问题时，周为民还上书，要求保护王长江。可见，他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在党校是大有市场的。
哲学部主任韩庆祥(现提拔为副教育长)，提倡什么从主导一元走向多样和谐，要求放弃主导一元：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为主体，政治领域抛弃共产党的领导，思想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公开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所以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他是主张更换指导思想的。
教研部主任王怀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与民主社会主义并列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连党校的人都说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幼稚错误，然而他却被评为一级教授，长期担任科社部主任。
马列部主任周为民，主张苏马非马，说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斯大林篡改过了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他说，马列部的任务是正本清源，批判苏马，寻找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从根本上反对我们党建党以来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
国际部的教授左凤荣，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攻击中央一再肯定的《居安思危》电视片是左。
我接触到的材料有限，但汇集起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批人(而且是教学骨干、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央党校的学风问题：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据网上报道，有个单位历来请中央党校教授去讲课，讲课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反马克思主义、不反毛泽东的，以致当他听到有一位党校教授讲课时没有反毛泽东，激动得上去握手表示敬意，赞扬他是中央党校教授中唯一一个不反毛泽东的人。可见中央党校在人们心目中的的形象是什么!
问题出在培训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身上，这就不能不引起重视。
有人追问，为什么不处理王长江?问题是像王长江这样的人，在中央党校不是个别的，而是一批人，处理谁?需要从根本上改组党校，把它从西方经济学、民主社会主义的窝子改变成马克思主义阵地，谈何容易。
需要研究的是，中央党校怎么演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窝子的?怎么防止出现中央党校现象?
中央党校现象是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失误的集中反映。
---它是长期以来淡化理想、信念，不问姓社姓资的结果，是实用主义泛滥的产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新形势下，有人曲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认为从此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不再需要讲什么理想信念了，管它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王怀超公开说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打粮食，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都行。他们反对讲理想、信念，认为那是讲空话、说大话，不如干点实事，公开提倡实用主义。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言论，听起来十分超脱，相当迷惑人。这种思想反映到理论上，就是一些理论家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管不管用，不想坚持了。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什么怪论都出来了。
---它是长期以来脱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抽象地鼓吹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结果。
胡耀邦就是这样干的，他当中央党校校长，把这套思想传染给一批骨干教师了。他们把解放思想理解为使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理论创新理解为挑马克思、毛泽东的错，纠正马克思主义的错。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我们党强调要解放思想，提倡理论创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人往往抽象地讲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忽视解放思想、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进行。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等)---遭到批判的现象，不读马列、不懂马列、却使劲批判马列成为一种时髦。怀疑、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标榜为创新。用轻浮的口吻调侃马克思主义、换取听众廉价的掌声成为课堂上追逐的时尚。在一片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声浪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否定、曲解了。
---它是长期把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固定化的结果。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什么领域都把左当作主要危险，不怕右，只怕左，右了还嫌左，往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左来批判。造成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泛滥却不认为是问题。
邓小平提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断是有条件的，他是针对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领域存在的情况提出来的。我们不能脱离具体条件到处搬用这个论断。谈到政治思想领域，邓小平多次提出，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
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主要是防止左的影响下，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右的观点，甚至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都不愿进行批评，相反，往往当作正面东西来看待，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危险。这种氛围，使得一批人陷入了错误观点的陷阱里了。
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反倾向斗争。世界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主要错误倾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学说几乎成为主流，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等等思潮，十分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还在重复着左是主要危险，显然不符合实际。
从实际出发，着重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
当务之急是要在中央党校认真贯彻党校姓党的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长期说些违反党中央精神的话的教授，不宜在党校工作，应该调离党校;散布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言论的人，是党员的，应该受到党纪处分，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根本扭转党校的反马克思主义氛围。没有严格的纪律，党校是办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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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童锐评：十八大以来力行拨乱反正，十九大之后就该正本清源了。所以说，整顿乃至改组现在的中央党校，清除胡耀邦的历史影响，使之成为培养真正马列主义者的阵地，弘扬毛泽东思想的真谛，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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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中央党校教授反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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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应该得到重视
为什么腐败分子这么多
看看他们都是中央党校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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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尉, 积分 3866,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4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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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校, 积分 3348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6515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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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杜绝不了产生腐败的根源。
不能继续打酱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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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杜绝不了产生腐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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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哦，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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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东京的《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文章
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
周新城批判中央党校六位反马教授的七篇文章之一
（2004年）
在6月6日《文汇报》上，有一篇谈论经济学的奇文《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值得大家一读。本来，著名经济学家谈论经济学的文章多如牛毛，什么奇谈怪论都有，可以见怪不怪了，然而这篇奇文出笼的时间，地点、条件，使得它非常值得注意。首先是作者的身份，作者是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而中央党校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地方；其次是这篇文章的用途，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级干部班上的讲稿，这就是说，他把这篇文章里讲的经济学原理灌输给了省部级干部，要这些干部按照他的思路去处理经济问题，因而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第三是时间，这篇文章是在中央下发《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3号文件）以后不久发表的，因而它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它是在贯彻3号文件。这一点也很重要。
这篇文章比较长，好在作者自己作了一个提要，简明扼要。我们全文引一下这个提要：现代经济学里真正基本的、管用的理论，我认为就是三个假定，三个原理。这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与此大致对应，便是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这六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却是经济学的结晶。用个时髦词语，是精髓。一般人和经济学大师的差别，说到底，就在于会不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熟练程度如何？推断功力如何？...当然，作者不是一般人，能够提炼出经济学的结晶、精髓的人无疑是大师，因而不仅会使用这些假定和原理，而且熟练得很，推断功力强大得很。
详细分析这篇文章，不是本文的任务，我们只想就他提出的三个假定作一点分析：
应该看到，作者的假定不是可能是这样，而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一种经济学中不应有争议的公理，用作者的话来说，两百多年，它反复经过实践检验，颠扑不破。一切结论都应该从这三个假定中推断出来。好比勾股弦定理，是研究几何学的人一致公认的定理，无需论证，由它可以推论出其它结论，并可以作为判断其它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所以，这三个假定是否正确，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它错了，作者的整个经济学就站不住脚了。我们来看一看，作者的三个假定是什么货色，他想给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作者的三个假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假定：经济人假定。什么叫经济人假定？作者说，经济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已主义者，说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这种假定，从亚当·斯密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重复着，似乎是颠扑不破的了。亚当·斯密研究经济学时，就是以人的利已主义为出发点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们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只受个人利已主义的支配。个人彼此之间需要互相提供帮助和交往，但这种互相交往只是为了自己获取个人利益。每个人都按照利已心去追求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一种共同利益。他把自私自利当作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现象，每一个人生来俱有的本性，一切经济范畴都从人的利已主义本性中去寻求解释。所以，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就是从这种人的本性中演绎出来的。自斯密以降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也就是作者所说的现代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人的自私本性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当作分析一切经济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作者不过是拾人牙慧，把这一条作为经济学的精髓，连同人为财死这样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一起，一古脑儿推销给社会主义中国的高级干部。
应该指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在实践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的、全人类共同的人的本性，存在的只是具体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阶级性。自私是一种观念形态、一种思想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自私、利已主义不是天生的，不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具有的本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自私，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极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决定了人们毫无自私自利的思想，一切劳动成果，人们都会自觉地在整个部落中平均分配。这一点早已为许多原始部落的调查报告所证实。原始社会瓦解后，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剥削阶级有可能利用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就是说产生了剥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自私自利、利已主义的思想。大家知道，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几千年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劳动人民。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思想的普遍化是私有制长期统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不可改变的本性。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必然会逐步摆脱自私自利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束缚，树立起与公有制相适应的大公无私的观念。可见，人并不是天生就是自私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自私观念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失。自私的人，即理性经济人，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作者把自私当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一切经济问题，实际上只是简单地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哲学上讲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
从实践上看，资产阶级学者从来都是利用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命题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说远一点，李嘉图就是以此反驳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按新原则改造社会的方案的。李嘉图在给自己的朋友格隆的一封信中以提问的形式表述了这一点：如果人们的发奋努力的动力是社会利益而不是他们的私人利益，这种社会用原来那么多的人能比已往任何时候生产出更多的东西？难道说，几百年的经验不是证明恰恰相反吗？李嘉图正是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作为亘古的真理来批判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再说最近的一件事情。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张五常在北京狂妄地宣称，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他从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断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张五常也是把人的自私本性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的。这清楚地说明，作者当作经济学精髓的东西，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恰好是资产阶级学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这种状况不由使我们想起了1983年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他说：离开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来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抽象地谈论人的本性，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他提出：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42、45页）作为向高级干部灌输经济学知识的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读了这一段话不知有何感想！
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假定，作者认为争议不大。其实不然，这两个假定也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我们简单作一些分析。
第二个假定是资源稀缺的假定。这一假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对的。资源是不是稀缺的，取决于资源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资源的供给超过需求，资源就不是稀缺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大量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生产资料闲置，那时资源是过剩的。顺便提一下，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把资源是稀缺的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前提的是英国经济学罗宾斯。他在1932年提出这一假定时，恰逢世界资本主义发生最大的经济危机之际，因而这一假定当时就遭到了他的许多同行的嘲笑，说它生不逢时。今天作者又把它搬了出来，作为无庸置疑的真理推销给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岂不更加可笑！
在资源的需求超过供给的时候，经济学就要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问题。然而经济学对待资源配置，并不是把它作为物的运动进行研究，而是要透过物的运动研究它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所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制度，不需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他们不仅不去揭露资本家是如何无偿地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相反竭力掩盖这种剥削关系，因而他们的研究仅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和经营当事人的观念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只讨论抽象的作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抛开生产关系去研究资源配置的一些技术性、操作性问题，因而研究的出发点是资源的稀缺性。这种做法是符合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辩护性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是物与物的关系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要探究一下在物的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经济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资源配置决不仅仅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具体分配办法，不同社会制度下资源配置的性质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不一样。资源配置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能撇开具体生产方式抽象地研究资源配置，必须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研究特定生产方式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前提。这就不是资源稀缺的假定所能演绎出来的。作者在谈论第二个假定时，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泥坑。
作者提出的第三个假设，即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更是值得研究。作者认为，保护个人产权的假定，主要是基于效率的原因。据说，保护个人财产实在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不保护个人财产，社会就不能进步，经济就不能发展。
谈到保护个人财产，应该区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个人凭借劳动得来的生活资料，毫无疑问是应该保护的，不允许别人随便拿。这一点是生活常识，无需学习深奥的经济学精髓就人人懂得的。但对于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则需要作历史的具体分析。因为个人之所以占有生产资料，是要利用这些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要知道，生产资料的消费就是生产。而要进行生产，就要把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结合起来，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同劳动者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所有制关系。人类社会历史上存在过不同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即不同的私有制形式。有奴隶主私有制、地主私有制、资产阶级私有制，也有劳动者个体私有制。对这些不同形式的私有制，我们应该放到具体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看它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据此来确定我们的态度。随着作为人类社会最后一种私有制形式---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确立和发展，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这时，私有制的丧钟就敲响了。正是依据社会发展的这一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全世界共产党人为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理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推进。譬如，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和个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着积极作用，因而在政策上还需要予以保护和鼓励。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消灭私有制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动摇的。应该看到，我们是根据生产力落后这一具体国情，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存在，支持并鼓励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发展的，而不是抽象地、无条件地赞扬私有制。我们决不是主张私有制永远存在下去，决不是主张私有制万岁，而是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为最终彻底消灭私有制创造条件。忘记了这一点，就忘记了根本。
作者不区分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笼统地讲保护个人产权，实际上是要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作者要说的是，保护私有制是经济学的不容置疑的假定，即公理，经济学的全部结论都要从私有制的存在推断出来，一切经济决策都要有利于私有制，否则就是错误的。这样赤裸裸地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居然出自共产党员之口，而且要灌输给党的高级干部，岂不是荒诞可笑吗？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
作者提出保护个人产权这一假定，所讲的理由只有一个，即私有制才有效率。这个理由与第一个假定是一脉相通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人为财死，那么消灭了私有制，人就没有积极性了，没有动力了，当然就没有效率了。这也是某些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甚深的经济学家反对公有制、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根据。其实，这是一种美化私有制、为私有制辩护的资产阶级理论。所有资产阶级学者都竭力鼓吹个人产权制度是唯一有效率的制度，把这一条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不言而渝的信条，似乎无需论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专门批判了这个信条。早在19世纪中叶有人就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据此反对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反驳道：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已观念使你们把自已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已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9页）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利己观念来观察问题，当然只能得出个人产权才有效率的结论，而永远不会理解、也不愿理解公有制的发展动力。对于一个普通工人来说，在公有制基础上当家作主、相互之间建立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与私有制条件下的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相比，其积极性、主动性显然要高得多。这正是公有制的优越性所在。这一点也是囿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作者所无法理解的。
作者说，保护个人财产，社会才能进步，经济才能发展。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说法。他忘记了私有制是历史的暂时现象，而不是永恒的。某种私有制形式，当它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当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障碍。在当今历史的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体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已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绊脚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并不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有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积极作用只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显示出来。如果没有公有制为主体，没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为主导，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那就必然使得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就会出现生产无政府状态，而且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会越来越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不稳的状态。
很明显，作者的三个假设不过是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主要是庸俗经济家）的理论，而不是什么创新，这一点，作者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列举西方经济学中萨伊、凯恩斯、弗里德曼三大流派的理论，说他们观点不同，但运用的基本理论，却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立论的条件和背景。他是把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共同的基本理论概括为三大假设的。毫无疑问，西方经济学是应该认真研究的，应该学习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的立场、它的价值观，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决不能照搬。作者的三个假设恰好就是照搬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直接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许由于心虚，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又说：应用这些原理时，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怎样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他虚晃一枪，再也不说了。其实，他是无法回答的。他提出的基本理论即三个假设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非此即彼：如果他的三个假设是对的，就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彻底推翻他的三个假定。要想把他的三个假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那是任谁也做不到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难矣哉！
应该看到，出现这样露骨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近20年来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洋迷信泛滥的结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两种教条主义、两种迷信，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当时具体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当作固定不变的教条，搬到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今天来。持这种教条主义的人，不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而是以某个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为依据来判断是非对错。经过多年的斗争，尤其是经过邓小平同志反复进行艰苦的思想工作，这种教条主义在理论战线和经济改革实践中的影响已经日渐式微，这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也是党和人民创新精神的伟大胜利。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奉为圭臬。在经济学领域，这种迷信突出地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上。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最为流行的方法是，把新自由主义各个流派诸如新制度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等，当作分析的前提和逻辑框架以及判断对错的标准。仿佛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学说就是真理，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有人称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主张把它搬过来作为指导思想，甚至主张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这种迷信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洋教条主义，虽然理论工作者中早有质疑，党的领导人也有所告诫，但是至今末曾引起思想理论界应有的反响。对西方经济学不仅缺少应有的抵制和批判，正相反，洋迷信盛行一时，在经济理论中、尤其是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的影响力还不断上升。破除洋迷信，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认真的鉴别，在学习和借鉴其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的同时，认清其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服务的本质，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划清界限，把我们的思想从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已是当务之急。《文汇报》6月6日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闹革命是靠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业中，我们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成功。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这是一个大原则。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让西方经济学占领讲坛，让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占据指导地位，我国改革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全盘西化的威胁就会向我们逼近，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出现这种情景，我们就犯下了历史性错误。而这种情景是可能出现的，并非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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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此文发表以后，我曾给学校科研处写了一封信，说明原委。
内容如下：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日在《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文章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中最庸俗的观点，作为驾驭经济的指导思想，甚至公然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经济行为的总结，揭示的是一个浅白而又深刻的经济学原理。把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由于这篇文章是他在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稿，影响很大，所以有的老同志看了很生气，提出要写文章予以批评。
我写了一篇题为《向高级干部灌输什么样的经济学？》，批评王东京的观点。此文发表在《中华魂》2004年第9期上。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日，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陆建平同志把我找去，给我看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大意如下。邹家华批示：这篇文章很好，观点正确，要求听过王东京报告的人都看一看。李长春批示：应该组织一系列文章批评王东京的观点，批评文章应从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刘云山批示：要认真落实李长春的指示。吉炳轩也对理论局提出了具体要求。
理论局陆局长说，已经布置了几篇文章，如，《北京日报》发了一篇采访高鸿业的文章，社科院将在《经济日报》上发一篇文章，《文汇报》上也将发一篇文章。他要我在已发表的文章基础上，按照中央领导的意见，重新改写成一篇正面阐述的东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说，这一篇是这系列文章中的最主要的一篇，并同我商量了标题以及基本内容。我按照理论局的意见，改写了一下，由他们改定稿。最后，在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标题改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我通报上述批评王东京观点的经过，是想说明中央领导人的一些动向，了解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抓些什么问题。我想，这也许对学校工作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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