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解决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方案问题的方案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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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综合建设方案
系统建设背景随着我国国民体质监测事业的开展,国民体质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和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了解居民体质健康状况,制定健康促进计划的重要依据。我国已建立了众多基层体质监测站点,实现体质测试数据采集的自动化、动态化合实现数据的综合利用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我公司在长期从事体质测试事业的实践中,提出了适合各地情况的“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综合建设方案”,可以充分满足各地体质监测事业现代化的需求。系统建设目标建设全功能的、现代化的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拥有人体形态、成份、机能、素质等各方面的测试和评估手段。 建设居民体质健康数据管理系统。包括数据库和专用统计、分析系统,实现监测、检测数据传输和统计分析的自动化、智能化,对全体居民体质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监控。 建设居民体质健康网及健康数据查询系统 。 成为宣传国民体质健康标准的平台,市民了解本地区、个人体质状况的窗口。支持在线统计数据查询、在线测试结果评估等。&上述目标实现后,将实现居民体质健康动态采集、分析、数据发布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信息化,建成国内最先进的国民体质信息平台。独有五大解决方案: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建设方案:包括中心的平面布局、设备配置、测试大厅布置、测试流程、机房设置、工作流程等。体质监测数据采集方案:一整套利用网络解决数据上报和核查的方案和软件。国民体质监测门户网站建设方案:模块化的网站栏目、体质数据的自动发布、详尽的统计图表、测试站信息查询功能、个人历史记录等;并有在线测试功能。体质测试站点配置方案:为体质测试站点提供各种器材的配置要求和软件设置,并有参考性管理制度。体质监测车配置方案:包括设备配置要求、整车改装方案、器材选型建议等,轻松打造流动测试车。我公司承建过国家级、省市级多个国民体质监测项目,具有完善的软硬件设备和丰富的集成经验,竭诚为体育插上科技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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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民体质测试 及时了解群众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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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国民体质中心工作人员和中体科技有限公司为主的专业国民体质测试人员,给到场的200余名群众进行了国民体质抽样监测。
原标题:开展国民体质测试 及时了解群众健康状况为了及时了解广大群众体质的现状和变化规律,为健身运动提供科学依据,12月7日,场口镇在体艺馆开展国民体质测试活动。杭州市国民体质中心工作人员和中体科技有限公司为主的专业国民体质测试人员,给到场的200余名群众进行了国民体质抽样监测。在这次测试活动上,分为成年人和老年人两个年龄段,成年人组是指20—49周岁,老年组是指50—69周岁。测试项目主要包括身体形态、生理机能和身体素质三个部分,具体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握力等。据了解,从初步测试结果来看,场口镇镇整体国民体质水平良好,后期将对体质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更好地掌握全镇国民体质现状和变化规律,为进一步提高全镇人民体质水平提供客观依据。钱旭群 王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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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潇 实习记者 冯韶文     2000年的国民体质监测有两个“最”,即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覆盖人群最广。监测结果出来后,媒体形容,这是“中国国民体质大透底”。到2005年,有了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5年间发生了什么?如果以2000年的统计结果为基数100,那么到2005年,国民身体形态综合指数为99.14,国民身体机能综合指数为90.35,国民身体素质综合指数为103.43,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素质正在爬升——男性可以做更多的俯卧撑了;我们的身材有点走样——衣带渐紧,小腹渐凸;我们的身体机能有所下降——肺活量、血压等数据不容乐观。     而根据2008年初中国卫生部公布的消息,中国居民期望寿命(它的计算方法是: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在各年龄段的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个的寿命结束。用这批人的平均寿命来假设一代人的平均寿命即为平均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岁。     好消息 更会俯卧撑了     身体素质是一个全国“普涨”的指标。     体育总局群体司综合处处长杨光宇介绍,人的体质从国际上公认的标准看有5个方面,分别是形态、机能、素质、心理和应急能力,“但是后两项监测的可操作性还不够,因此报告并未纳入。”     浙江省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副主任安平则给了一个直观的标准:对普通人来说,一个判断体质的简单办法,就是看你能做多少个俯卧撑。     国民体质监测报告说,俯卧撑反映的是肌肉耐力情况,从2000年到2005年,国人身体素质水平明显提高,20-39岁年龄段的成年人提高幅度最大。这从各地中青年男性做俯卧撑能力的提高中可见一斑,不过在“普涨”之中亦可看出“东西差异”,以平均水平论,一个20-24岁的“北京人”,一分钟可做俯卧撑26.2个,同年龄的“上海人”,则可做27.9个,但是到了西部,“贵州人”就只能做24.6个。     坏消息 腰粗了     2005年成年男性肥胖率为9.3%,超重率则高达33.2%——而2000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6%和31.9%。体育总局《中国国民体质监测与鉴定研究》专家周琴璐说,“超重(而不肥胖)的人数比肥胖的人数多,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预备’着胖起来。”     和2000年前相比,中国成年男性的体重、胸围、腰围明显增长,臀围则无变化,“这意味着都胖在肚子上了,这就比较危险。”参与了这次监测的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张一民说。     彭博新闻社7月8日援引美国《保健事务》的一份报告称,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人的腰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增长都快。这份报告还提供了更早的数据:2000年与1989年相比,中国女性肥胖者人数翻了一番,男性肥胖者人数则是当时的3倍。“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3.25亿人,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后还可能增加一倍,这种变化可能对中国的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报告如此预测。     至于腰围多少为宜,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惠莲给出了一个数字:根据我国的情况,男性腰围最好不要大于90厘米,女性不大于80厘米,换算成国人熟悉的单位,男同胞买裤子超过2尺7,女同胞买裤子超过2尺4,就得自己掂量掂量了。     70后、80后、90后     1985年,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等部门在28个省区联合开展了《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此后,于1995年、2000年、2005年又进行了相同规模和内容的调研。     根据过往4次调研,可以大致描绘出一个典型的“70后”、“80后”,和部分“90后”在中小学时期的身体变化:“80后”男生要比“70后”男生高3厘米,重3.8公斤,“90后”男生则又比“80后”男生高1.9厘米,重3.6公斤;“80后”女生比“70后”女生胸围增长1.6厘米,而“90后”女生比“80后”女生胸围又增长1.3厘米。     这其中,身高增长“前快后慢”,到“90后”一代速度已经明显放慢,体重增长则“前慢后快”,到“90后”一代,重量和围度生长的高峰仍将继续。     在机能、素质方面,同样是学生时代,“80后”比“70后”的爆发力和速度明显提高,而耐力则有所下降;“90后”则在机能和素质方面呈现全面下降,耐力下降尤甚,部分年龄段甚至退回到了“70后”当年的水准。     某种程度上,“70后”、“80后”受益于营养不良时代的结束,迅速地高大、健壮起来,也迅速参与制造了“身材走样,机能下降”这个新闻点,而他们之后的“90后”,则在洋快餐和“魔兽”的轰炸中艰难突围,或者发肥。     吃得多了,动得少了     受访专家常常用8个字概括国人体质变化的原因,即“吃得多了,动得少了”。     2002年,城市居民每人每日油脂消费量由1992年的37克增加到44克,脂肪供能比达到35%,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油水多了,意味着谷物吃得少了,这你从日常经验中也可以感觉到,咱们平时在外面吃馆子,很多时候不就是到最后不吃米饭了。”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何宇纳说。     油过量,盐也超标,传统中国菜讲究盐味,到2002年,国人人均每日摄盐量为12克,两倍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量。     过量的油盐在体内运行,增大了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发生率,也增加了高血压的患病风险。2002年,18.8%的成年中国人患高血压,总人数预计超过1.6亿,比1991年增加了7000多万人,并且“城乡差距已不明显”。血脂异常率也达到了18.6%,此外,还有3.9%的人血胆固醇边缘升高。     周琴璐用“静坐为主”来描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第二次国民体质检测报告》庞杂的表格中,她提醒我们重点关注25-39岁年龄段的体质状况,“尤其是25-29岁年龄组的,他们大学刚毕业,从学校到办公室,身体机能下滑得最厉害。”     群众体育现状的最新数据,按体育总局的规划,我们要到今年10月份左右才可以看到,但在2000年,我国16岁以上的城乡居民中,有65%的人在这一年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     以年龄段划分,体育人口(每周参加体育活动不低于3次,每次活动时间30分钟以上)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特点,36-45岁和26-35岁成为国人中最为“静态”的两个群体。2000年的统计表明,体育人口各种慢性病的发病率低于非体育人口7.1个百分点,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只有非体育人口的12%,职业病的发病率只有非体育人口的17%,肥胖的发生率低于非体育人口1.5个百分点。而有身体疲劳、体力衰退感觉的人,体育人口比非体育人口要少一半。     2000年,中国人最喜欢的体育锻炼项目依次是健身健美操、武术、秧歌、交谊舞、广播操、羽毛球、气功、门球。2005年北京市的调查显示,排名前几位的项目已经变成了跑步、游泳、步行、球类、登山、健美力量练习,气功与武术相加,也只能敬陪末座,甚至不敌“其他”。“更多人可能是需要看得见的减肥或者其他效果,转向了强度更高的有氧运动。”北京市体科所所长吴向军分析。     天空灰了,肺叶黑了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何诺书     肺癌的死亡率已居所有癌症之首,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至少要延续20至30年       从医20多年的郑劲平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医生们渐渐在临床手术中发现病患的肺部颜色有异,他只记得,当他还是实习医师时就已经在手术中看到过所谓的“黑肺”,那起码是10年前的事了。“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年纪越大肺部变色的情况会越明显,”郑劲平这样描述现代人肺部形态的变化趋势。     郑劲平现在是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主任医师,也是呼研所举办的全国肺功能学习班的项目负责人。他指着一组模拟图片解释说:“正常的肺泡像一个个相互间有联系的气球,发生病变后会慢慢破裂,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气球。”图片上正常的肺泡像一粒粒新鲜嫩红的荔枝,而病变的肺泡则像腐败发黑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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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保障的肺     事实上,在中国,每10万人就有35人患有肺癌,目前肺癌的死亡率已居所有癌症之首,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趋势至少还要延续20至30年,到2025年,我国每年死于肺癌的患者将接近100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显著上升,并出现年轻化的趋向,而即使是专业医生,对青年型肺癌的重视也不够。     武汉市第十一医院曾对30例40岁以下肺癌患者的诊疗情况进行调查,发现25例误诊,误诊率达83%。     2006年6月,正是这样的误诊夺走了樊南方原本拥有的幸福和健康。     樊南方是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在被误诊为肺结核8个月后,再次检查时,癌细胞已经扩散。今年3月,这位曾获“荆楚漂亮妈妈”称号的年轻女性,最终因肺癌告别人世。在生命最后的两年中,她没有选择起诉,因为她清楚医生的错误“代表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体,一个流水线”。     像樊南方这样不幸的个案还有很多,据资料显示,肺癌的早期诊断率只有30%左右,也就是说大概70%的患者被确诊时已经是晚期,极有可能在确诊后一到两年内死亡。目前医学界正在发现和研究各种方法来提高早期诊断率和5年生存率,但这些研究分散且进展缓慢,要投入临床治疗更是需要长期的实验,而对病患来说最缺乏的也正是时间。     如果说“癌症”或“肿瘤”还能引起人们的畏惧和惊恐的话,逐渐夺走人们呼吸能力的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则可以说几乎没有得到民众的关注。早在2000年,慢阻肺就已经在中国人致死原因排行中位列第四,每分钟有2.5人因此病死亡,并且有关数据在近几年中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而在农村,慢阻肺始终位于死亡原因排行的首位,每十个死者中就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是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同肺癌一样,慢阻肺也很难在早期被诊断出来,只有在肺功能检查中才能发现肺部的病变。可以说,肺功能检查对于发现慢阻肺或其他肺部疾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郑劲平针对肺功能检查的普及情况做过一些调查,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肺功能检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被逐步普及,到1990年代初医院开始划分等级,要求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要能够开展肺功能检查,此时肺功能检查的发展达到高峰。但调查发现到1990年代中后期,一些医院因为缺乏认识、疏于培训,导致仪器荒废,不能及时提供检查服务。郑劲平主持的学习班专门开设了有关肺功能检查技术的培训,希望可以在中国重新普及这项技术,“在一些发达国家,肺功能检查就像做心电图、X光一样普遍,即使家庭医生也能开展这方面的检查。”     如果香烟不存在     周立是泸州市的一名律师,从19岁开始抽烟,每天4包,今年49岁的他30年来一共抽了4万多包烟。去年他开始发现身体有点不对劲,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肺部出现大片阴影。医生告诉他:“肿瘤已经像水泥一样把大血管紧紧包裹起来了。”最后只能通过“切肺挖心”的非常规手术把他从死神手里解救出来。     但并不是每个烟民都像周立那么幸运。中国每年约有100万人因吸烟而死亡,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200万;在世界范围内,至今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超过1亿。     中国有3.5亿烟民,占全世界烟民的1/3,即使你不抽烟,在你身边的10个人中,也至少有3个是烟民。此外,我国还有至少5.4亿的被动吸烟者,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或儿童。     吸烟是肺癌和慢阻肺的最主要诱因,87%的肺癌是由吸烟(包括被动吸烟)引起的,男性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是不吸烟者的8至20倍。近年一组跨国调查资料显示,如果活到75岁,吸烟能使肺癌的发病风险增加10到15倍。即使吸烟者没有患上肺癌或慢阻肺,其肺功能系统也会被烟雾渐渐腐蚀,长期受慢性炎症的折磨,另外还有吸烟者会同时患上肺功能和心血管疾病。     如果香烟不存在,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幻想,相信即使是烟民也有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愿望。但当烟草关乎国家税收的大问题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得多。在控烟力量和烟草行业的每次争辩中,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吸烟有害健康,控烟影响经济。”既处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内,又处于对庞大税利依赖中的政府,在保障国民健康和保证国家收入之间多少有点左右为难。       
    与普通人相比,老罗们更容易患上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和糖尿病。科研报告指出,肥胖是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体重每增加1公斤,患病的危险至少增加5%。肥胖是各种疾病发生的温床,即使老罗们足够幸运躲过糖尿病,还有骨关节病、脂肪肝、胆石症、痛风等多个病魔穷追不舍。     怎么样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过胖?国际上有个适用于成年人的“体质指数”测量方法,操作简易。将你的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得出来的数值就是体质指数。     假设老罗的身高1.7米,体重85公斤,那么计算得出,他的体质指数是85/1.72 =29.4 。根据中国拟定的肥胖标准,体质指数在18.5~24之间为标准体重,超过24的人超重,如果超过28,那可不妙,意味着你已经进入了肥胖人群行列。     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今天,肥胖已从个别性事件上升到群体性事件。     我国每隔10年会对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做出调查。2002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超重和肥胖人数分别为2亿和6000多万。比起农村,城市的超重率与肥胖率更是飞速上涨。我国超重和肥胖发生率已经达到24.2%,比10年前翻了一番,换句话说,几乎每4个中国人,就有1个超重或者肥胖。     “中国的超重人口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多。”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惠莲说。     美国的《保健事务》杂志7月8号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同样让人忧虑。该报告的作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肥胖症中心主任波普金,他指出:中国肥胖人口达3.25亿人!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后还可能增加一倍。报告中还提到,中国人的腰围增长速度是世界之最。     这个“世界之最”不值得欢喜。     “腰带越长,寿命越短”,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的报告称,腰围每增加1英寸,患癌症的风险就增加了8倍,过长的腰带已经成为勒住健康的夺命绳。所以,目前老罗最大的心愿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当肥胖成为世界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已经从医学领域蔓延到经济领域。人们开始计算,肥胖究竟会占用多少成本。《今日美国》曾经根据一项新研究报道:员工肥胖,会导致企业在医疗费用和旷工损失方面额外支出,1000名员工左右规模的公司,每年要为此花费约28.5万美元。     肥胖正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肥胖要从妈妈肚子里抓起     虽说,“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但肯定是一口一口吃出来的。     要控制体重,首先要学会控制饮食。每天应该吃多少才算食不过量?这问题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近年来,中国营养学会推出“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就对成年人每天的奶制品、谷类、果蔬的摄入量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倡导一种合理的饮食结构。     为将减肥革命坚持到底,有人坚决不进食。这是种错误的减肥方式,停止对人体必要的营养素的摄取,容易得神经性厌食症,得不偿失。朱惠莲指出,“快速的节食减肥,会伤及人体的组织器官。脂肪的转化过程中也会产生有害代谢物,如丙酮酸,对身体造成伤害。”减肥贵在坚持,无法速战速决,应该打一场持久战。     减肥不仅是成年人的事情,小胖墩数量的增加同样值得重视。有关专家在国内11个主要城市调研了80000名儿童,结果发现在1996年到2006年间,肥胖儿童的数量增长了156%。与此同时,超重儿童的数量也增加了52%。如不加以控制,按照这种趋势,中国肥胖儿童数量很快就要“赶英超美”。     “解决肥胖问题不仅要从儿童抓起,还要从妈妈的肚子里抓起,”朱惠莲指出,目前有些母亲存在误区,认为出生婴儿越胖越好,于是在怀孕期间大吃特吃,希望生个“大胖小子”,其实这并不好。孕前体重正常的孕妇,孕期体重增加的宜适值为12公斤,婴儿的正常出生体重在3~3.5公斤为宜。     另外,她还提到一点,母乳喂养时间越久,孩子以后的肥胖发生率越低。     减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不少人认为,减肥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中华医学会的李光伟教授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减肥应该成为国家的事,“对付肥胖,就应该像对待艾滋病、癌症、枪支管制一样重视!”     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你会发现,不少国家正在把肥胖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减肥并非只是你一个人的“战争”。     假如老罗生活在美国,他可以申请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减肥用的医疗费,这是美国政府去年9月做出的帮助国民减肥的规定之一。在不久以后,他进任何一家餐馆的时候,会发现所有菜单后面都标明食品所含的热量,提醒他要抵制美食的诱惑。     假如老罗生活在日本,他和他的员工每年必须接受地方政府的体检。不幸的是,他的“将军肚”超过了日本政府立法规定的90厘米,所以他所在的企业要受到政府的经济处罚。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老罗不得不减肥。     假如老罗生活在德国,哪一天他突然想减肥了,可以直接到他家附近的任何一个健身中心参加减肥项目,而且一分不花,因为政府替他买单。如果他坚持下来,减肥成功,那么他还可以获得公司内部的现金奖励。     但老罗是在中国,他跟大部分人一样,虽然意识到了肥胖的风险与危害,但对此的警惕不足。政府相关部门还要做更多的努力,大力倡导合理的膳食和鼓励运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减肥。     减肥尚未成功,老罗仍需努力     
  像感冒一样的抑郁症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也好治       坐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病床上的韩仁(化名)说话时一直都面带微笑,语言不乏幽默感。他的颈动脉处的皮肤有两道发红的伤痕,不深。这是他几天前在家中用菜刀抹的,菜刀不够锋利。韩仁是河北某县医院的副院长,从医多年,深知刀锋从颈动脉处切下去,能以最快的速度了结自己。他是病了,抑郁症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作。这一次,他想到了——死。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该院的抑郁症科主任邸晓兰已经见过无数在施行自杀行为之后被送到这里的抑郁症病人。     北京地区2003年通过对9000人进行的抑郁症调查表明,社区15岁以上人群终身患病率为6.87%,调查时的患病率为3.31%, 以此推算,北京地区现患人数可达30万。其中令人惊心的数字是,这些抑郁症病人自杀死亡的比例达到了15%。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达3000万。到2020年,就疾病负担(GBD)而言,抑郁症将成为中国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目则超过两亿。因抑郁症的各种消耗,全世界每年损失2%-5%的产值。全球处方量最多的10种药品中,抗抑郁药占了3种。     被忽视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中国是被长期忽视的。邸晓兰1983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之后进入精神病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工作。在那个时候,精神病医院被叫做精神分裂症医院,医生被叫做奋乃静医生。“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奋乃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邸晓兰当时感到稍许失落,觉得这样的诊断也太简单了,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1985年,邸晓兰到北京友谊医院进修神经内科。在那里,许多来看病的人有睡不好、烦躁、精神不集中等等症状,常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现在看来,许多都应是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神经疾病。”     即便是今天,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人们大都选择到综合医院看病,去精神病院看病会被认为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令邸晓兰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一位女士多次去友谊医院看病,说她睡不着、头疼、眼睛发花。医生给她做了多次检查,但每次检查结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此女士还是坚持来医院,说,我身体不舒服怎么会没有问题呢?邸晓兰在一旁听着,觉得这大概是精神疾病的问题,就说了一句,要不到安定医院看看病去?邸晓兰的话刚一出口,这个女的就急了,一拍桌子就说,你说我是精神病,你说我是疯子?“她非得让我和她见院长去,说我侮辱她,差点弄出医疗纠纷。”     这位女士患的其实是抑郁症,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但很多人会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然后进一步等同于疯子。     在很长的年代里,许多人都没意识到心情不好是个病。很多人认为心情不好是意志不够坚定。“曾经还有一说,认为情绪低落是思想不红,带有政治色彩。”邸晓兰回忆,“文革”时,精神病院的病人出操的时候都得亢奋地喊口号:我们都是分裂症,天天都吃奋乃静。     
  颈椎病:向年轻人进军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海     颈椎病通常被认为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多发病,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和它结缘       容易被误诊的疾病     一名52岁的男子,双下肢麻木,不知道什么原因,医院后来诊断为末梢神经炎,可按神经炎症治疗,但治疗后症状没有减轻反而逐渐加重。后来发现,此病例为误诊,病根子在颈椎上,诊断时查体不严,没有做肌电图和颈部CT或MRI检查。     这一案例被山东威海市颈椎病研究所李光强医生等人收录在误诊病例库中,他们专门研究了该所1997年3月至2002年3月的37例脊髓型颈椎病误诊病例,文章发表在2002年第12期的《中国误诊学》杂志上。     类似对颈椎病的误诊现象较为普遍,北京凯诺脊椎健康研究所脊椎矫形专家董安立也曾接触过多起这样的病例。他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个16岁的女孩,因为颈椎问题引起背部疼痛,她妈妈带她去看了5家医院,有3家诊断为心理障碍。结果最后,通过脊椎矫正治好了疾病。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一提起颈椎病就想到脖子痛,认为颈椎病是颈肩部的局部病症,而事实并非如此。74岁的颈椎病老专家潘之清说,“有颈肩臂痛者多是轻型颈椎病,而严重的颈椎病(如椎动脉型、脊髓型和大部分交感型)多无明显的颈肩痛,甚至颈肩部毫无感觉症状,突出的表现为运动麻痹,常因下肢瘫、头昏、头晕、耳鸣等就医。”     颈椎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处在脊柱的关键位置,颈椎病变会引起颈肩部肌肉紧张,产生疼痛症状,而且颈椎是调节内脏、血管和腺体功能的植物神经的必经之路。     潘之清的研究表明,颈椎病与人类的多数慢性病有关。如,颈椎病是血压异常、冠心痛、心律失常、脑缺血性疾病、中老年眩晕的病因之一;颈椎病为猝倒症之首因;颈椎痛是神经衰弱的重要病因。     在颈椎病专家看来,多种原因都可能引发颈椎病,如椎间盘病变、椎体及其附属结构病变、椎管狭窄及血管因素与化学环境改变等等。     此外,颈椎本身处于整个脊柱的最上端,整个脊椎结构的病变同样可能会影响到颈椎,而颈椎也同样会出现“上梁不正下梁歪”,影响到胸椎、腰椎等,并引起其他肢体部位的病变。因此,治疗颈椎病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症状出在颈椎,但治疗的重点却非颈椎,可能是胸椎或腰椎等部位。     
  医生诊断颈椎病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看临床症状,二是看影像学是否显示颈椎间盘或椎关节发生退行性改变。如果两者都符合,一般可确诊为颈椎病。     向年轻人进军     据统计,中国颈椎病患者已达5000 万人左右,且每年新增颈椎病患者约100 万人。50岁左右的人群中大约有25%的人患过或正患颈椎病,到了60 岁,患此病者高达50%。     卫生部北京医院医生李晶曾对500例颈椎病患者的日常活动(易诱发颈椎病症状出现的动作)及伸、屈颈时所出现的颈椎病症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患者睡眠姿势、枕头的高度等与颈椎病的发病有密切关系。     年龄被认为是颈椎病发病的关键因素。颈椎病被认为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多发病。有关研究表明,颈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在20~25岁即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发病率逐渐增加,到55 岁左右为高峰。此后由于颈椎活动的减少等原因,发病率反而有所降低。     但是,颈椎病的发病年龄日益提前,并呈现增多的趋势。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陈香仙教授对2100名中学生的颈椎健康状况调查研究显示,有824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颈椎病症状,占总抽检人数的39.24%。她认为,长时间的伏案学习、用电脑、背负沉重的书包、不用或使用低枕头等因素,是导致中学生颈椎病发生的重要因素。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院的裴仁和2002年在《中国中医骨伤》撰文指出,30岁以下的颈椎病患者约占总患者人数11.1%左右。浙江医院骨科医生姚宝祥、朱加德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们对该科室年就诊患者进行分析,发现30岁以下的病例有47例,占总数的12%。     职业和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颈椎病老专家潘之清说:“长时间从事固定姿势的人群,如IT 业工作者、设计师、职业经理人、文字工作者以及司机。患者年龄在20~50 岁之间,文化层次中等偏高,性别比例并无明显差别。其总体特点是:城市比农村多,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出生时的损伤是颈椎发病的主要原因。南京军区解放军第83医院骨科主任徐栋华曾撰文指出,“胎儿出生时绝大多数是头先露。继续分娩的过程中,最大的关卡是胎儿肩部。为了协助娩出双肩,助产人员常将胎儿颈部前屈、后伸或左右扭动。要知道,胎儿颈部十分娇嫩,由此很可能造成颈部肌肉、韧带和颈椎间盘损伤。若缺乏经验或者操作粗暴,更可能引起新生儿颈椎脱位。有统计资料显示,80%的婴儿的枕寰关节和寰枢关节在出生时处于半脱位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新生儿出生后第一声啼哭,是为了肺部开张,开始自主呼吸。但此后如果仍然啼哭不止,很可能是因为颈椎受伤引起疼痛。”     增加运动被认为是防治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但运动过度也同样会造成颈椎损伤,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经常会受伤。1984年为我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体操金牌的马艳红,退役后专门发起成立“马艳红·奥康优秀退役运动员脊椎矫正康复计划”,帮助优秀退役运动员进行脊椎矫正康复治疗。     治疗方法     颈椎病引起的相关疾病复杂,治疗也同样显得混乱。“身体哪个部位有症状就去哪个科室。”大多数颈椎病,即颈肩臂痛的治疗在医院的骨科。     回顾医学界对颈椎病认识的历史,在中国不过几十年。1980年主编了中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医学专著《颈椎病》的潘之清教授回忆说,他上世纪50年代学医8年,但从未看到或听到“颈椎病”病名。上世纪60年代,他在山东医附院任神经科医生时,几乎所有的脊髓型和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都被误诊为运动神经元疾病、神经衰弱或美尼尔氏病。这也是他终身研究颈椎病的原因。     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舍曼正统脊椎矫正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董安立教授2000年在北京开办了自己的脊椎矫正诊所。他一直倡导建立医学上的脊椎科,有人问他,“如果要建立脊椎科,你觉得脊椎科应当占什么地位呢?”他说,“脊椎在人体中占什么地位,脊椎就占什么地位。”     在美国,对脊椎及颈椎疾病的治疗方法也存在争议。董所运用的脊椎矫正法在中国被认为是引进西方的治疗方法,而在美国却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自然疗法。     有关数据表明,在国内,95%以上的颈椎病依靠非手术的综合治疗。牵引、理疗、针灸、推拿按摩等都被广泛采用。这些治疗手法的采用,不少机构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片面夸大自己所掌握手法的疗效,如有些机构宣传称推拿按摩就可以治疗所有的颈椎病。但事实并非如此。     牵引、理疗、针灸、推拿按摩都有不同的针对性,如牵引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力学疗法,就是给脊柱加载(施加压力),使其相对应变化(相对伸长),拉开椎体间的距离,以减轻椎间盘压力,缓解神经根、脊髓和血管等受压,调整颈椎与周围神经、血管、肌肉间的关系。     对推拿按摩来说,卫生部北京医院疼痛诊疗中心何浪医生指出,“操作人员应经严格训练,操作手法不应千篇一律,操作次数以每个疗程不超过5 次为宜,不可长期接受推拿按摩。”     手术治疗一般被认为是出现明确的手术指征,经非手术治疗无效者才采用。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手术治疗,如果不配合术前、术后康复护理指导,都很难取得最佳治疗效果。     相对于各种治疗手法来说,日常生活的预防和保养就显得更为迫切,尤其是对长期伏案的工作人员。这些方法包括,不要过长时间固定一个坐姿不动,隔一小时就要站起来活动活动;选择一个适合自己颈椎的生理曲度枕头等等。     董安立教授提倡,我们应当像爱护牙齿一样,爱护颈椎。     
  运动和保健自己能做自己的主  可是现在的食品真是让人担心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自己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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